国际关系研究论文

新京报快讯（记者 陈沁涵）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学教席，今年国际关系学迎来学科的百年诞辰。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7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英国、美国、丹麦、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国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如何评价百年国际关系研究，反思百年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并展望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路径。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现场。图/国际关系学院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韦春江致辞说，近段时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发达国家面临经济衰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秩序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变化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观点各异。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巴里·布赞表示，国际关系学研究从核心和外围的分化走向日益增强的一体化，这样的趋势需要持续下去。日本京都大学中西宽教授就日本国际关系研究发表演讲称，在日本，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弥补政策智库相对薄弱的环节，减少政策考量和学术研究间的障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则提出，应该把国际关系学视为一门艺术，可以研究色彩、心理、情感、个性，注重创造力，使这门学科更加生机勃勃。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关注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发展、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诸多方面。与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非主流理论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安全研究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趋势与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评估与展望”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新京报记者 陈沁涵 见习编辑 丁天 校对 李世辉

1955年，我国创办外交学院。图为外交学院沙河校区一角。图片来源：外交学院网站■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从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再到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日渐成熟。■我国学者积极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学者正在为理解和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也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国际关系发生积极变化。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也从跟随学习逐步走向自主创新，日益发展壮大。积累丰硕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亟须建立专门机构研究对外关系、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创办外交学院，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苏、美、日和欧洲主要国家进行研究，60年代又建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评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并开始对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进行研究。我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理论出发，探讨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等议题，推出了一系列服务国际政治和外交需要的对策性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释和应对的问题愈发庞杂。国际关系学界开始翻译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经典著作，并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经过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具备了初步学科意识和基本理论阵地，学者们开始提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倡议。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格局的变革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这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动力，出现了不少运用多元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不少学者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实际情况摆进去，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知识和理论积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本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理论自信和创新勇气日益增强，对外来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式吸收借鉴，对本国重大外交实践经验进行概括提炼和理论升华，形成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力图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西方话语的束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成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命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学科自觉、学术自觉显著增强。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相互促进回顾和总结我国国际关系研究70年发展历程，成绩显而易见：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到理论范式，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与各个时期的世界局势、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何研判国际局势、评估我国对外战略、把握我国国际地位与作用，都是具有高度理论性与现实性的议题。学者们广泛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有益成果，积极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理论发展与解决问题相互促进，推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不断推进，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智力支持。坚持中国视角、总结中国经验是理论创新的基础。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更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学者们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努力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概念、新表述，不断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推动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和议题较为单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从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再到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日渐成熟。在交流互鉴中，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迷失方向，而是有效鉴别西方理论的局限和不足，积极吸收我国外交实践经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逐步形成既服务大国外交需要又与国际学术界开放对话的良好局面。以充分自觉自信开辟研究新路径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功力还不足，学术原创能力总体还不强；国际化、高水平、专业化人才比较缺乏，专业培养教育体系依然不够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创新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今时代深化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重大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往往是在回答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形成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演变，个别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导致全球治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面对世界秩序重大变迁和全球治理的新挑战，面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我国学者正在努力为理解和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理论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需要摒弃学科发展中的封闭保守观念，在回应、解答问题中提出真知灼见，这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特别要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思想新实践的研究阐释，不断总结新经验、提炼新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对理论创新极为重要。要树立学术共同体意识，加强核心团队建设，打造学科发展高地，完善包括学术队伍、学术协会、学术评价机制等在内的学科建设机制。在引导研究者提升专业理论素养、拓展前沿理论视野的同时，注重培养多面手，让他们掌握多学科知识，善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验、当代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范式相结合，克服言必称西方的倾向，防止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阐释国际现实和中国实践，从而开辟我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创新的新路径。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发展充满期待，我国学者更应树立充分的理论自信和学术自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长期的外交实践经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我国学者要坚持科学方法论，增强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探索形成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规范术语、原则规律和内在逻辑，构建符合国际关系发展本质的理论体系，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和理性交流中展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独特魅力。（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教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来源:人民日报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学科。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而恢复重建，经过40年发展，取得了优异成绩，积累了丰硕成果。近年来，伴随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我国与世界的互动逐渐加深，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学界立足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大实践和经验，积极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学术支撑。回顾4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学科发展经验，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对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层次和质量、更好发挥其对外交实践的智力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取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那时起，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恢复重建继而快速发展阶段。40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长足进步，并为推动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作出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4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推进，多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陆续出版，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先后有了汉译本，主题多样、数量可观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置了多个国际关系教材项目并取得预期成果。梳理辨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随后大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的汉译本陆续出版。伴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的引进，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对其进行了细致梳理、深入解读、认真辨析。目前，中国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的演进状况和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国际关系研究主题日趋丰富。一方面，传统议题研究推陈出新，如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角度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新议题不断涌现，如全球治理、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研究受到关注。由此，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日益深刻，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把握更加准确。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多元多样特点，既有对传统人文方法的沿袭，也有对大数据等新方法的尝试。方法意识不断强化、方法运用能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整体进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能否形成符合学术界公认标准的理论流派，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40年来，中国学者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方面持续发力，并不断取得新进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日益增强，逐渐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着力打破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学者垄断的局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顺应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新理论的期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力图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来研究阐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突破，逐渐开创了学科发展新局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学术机构和学科点是学科发展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仅有少数几所高校设有国际政治系，还有少量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和学科点很不健全。改革开放后，一批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一些高校陆续设立国际政治及相关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得到更为显著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使得相关学术机构的建设迎来高潮。目前，中国设置国际政治本科及外交学、国际事务等相近专业的高校有近百所，国际问题类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学术机构和学科点建设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和人才保障。积累宝贵经验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40年的发展可以看到，成绩来之不易，既是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4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4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发展大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展现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人民立场，并在开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过程中始终站稳立场、体现特色。从中国与世界交往实践中获得发展动力。国际关系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它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关系实践活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的长足进步，既与国际关系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有关，更是由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特别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推动的。可以说，国际关系深刻复杂变化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全面对外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内部理论需求，形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引进和借鉴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本来的、外来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归纳世界发展演变规律的智慧、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法。4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外交思想、国际政治思想等，并对其进行理论化建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同时，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经历了引进、学习、吸收、批判借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强化、专业性不断得到提升。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这要靠一批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的学者来共同努力创造。正是由于几代学者的接力奋斗，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得到了发展完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指引下，潜心研究、共同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才智。开拓发展空间当今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相对于深刻变化的现实，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还不够强。再比如，对国际关系中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研究不够，对当今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梳理出历史脉络，没能说清前因后果。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深入发展，应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回答我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增强主体性。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应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在系统总结既有经验基础上，秉持包容发展理念，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努力将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观察和理解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和思想理论创新成果纳入学科体系。积极参与和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不断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通过多种方式增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自主性，多产出具有原创性和世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彰显专业性。在信息化时代，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比如，研究主体更为多元，在专业研究中原有的信息和理论优势不再充分等等。对此，应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学科方向和专业课程设置、教材体系建设、学术平台打造等多个方面作出改进和努力，彰显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性、学术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是学科发展、学术进步的永恒主题。应聚焦国际关系演化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着力打造易为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学术界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作者：王存刚 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学术辑刊， 每年2—3辑。本辑刊旨在为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设有专题研究、二战史研究、中外关系研究、美国外交研究、宣传与公共外交史 法国与冷战、研究生论坛、档案文献、学术动态、书评等栏目，欢迎学界同行赐稿。相关信息如下：1.研究性论文要以一手档案为基础，具有原创性且未曾发表，欢迎选题新颖、运用多边档案的长篇研究。其中，研究生论坛中刊发博硕士及本科生的优秀论文。本辑刊尤其愿意刊发能反映学界动态的研究综述、书评书讯、专题书目等内容的稿件，也欢迎以某个专题内容为核心整理的档案资料汇编。2.注释体例，请以《历史研究》的格式为准，来稿并请附上论文英文标题、中文摘要和关键词3.编辑部将组织同行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尽快通知作者。4.来稿一经录用，请勿再投他处。5.录用并出版的作品，将略致薄酬，并赠样书2册，刊发后稿件版权归《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辑刊所有。6.来稿请投《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编辑部，邮箱：guojiguanxijk@163.com。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文：赵怀普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权力是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人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形象，却会感受和体验到它的存在。在权力所及的诸多领域，货币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受关注程度极高，人们对它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深刻。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货币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中极其重要，同时货币对于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也至关重要。具体来说，货币的重要性不仅源于其在交易、定价、储备方面的市场属性，更源于它的信用属性——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可以获得铸币税，通过货币调控可以参与并影响真实的经济生活、完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也是一种权力杠杆。而当这种杠杆被无限延长，从国内进入国际，权力也随即被放大到货币流通域所能覆盖的区域，除了获得上述种种益处，货币发行国还能通过主动运用权力，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由此货币权力就有了国际权力属性，成为各国争夺的一种国际性权力。谁能发行国际关键货币，将货币流通域铺展到全世界，谁就能获得海量的国际铸币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拥有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根据本国需求自由调整货币政策，甚至能在必要的时候，以汇率或者清算体系作为制裁手段，兵不血刃地贯彻国家意志，达到政治目的，以上种种，正是国家间货币博弈的动力。权力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也历来是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货币权力多现于经济学研究，但是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本源上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货币权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基于其首创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揭示了货币权力的本质与来源。简言之，货币权力来源于它所负载的劳动价值，而货币是劳动价值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货币是“信用符号”，其“信用”的基础在于能够确保它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否则无“信用”可言。在主权货币时代，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以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主权作为信用基础，而这种主权信用的基础仍然是社会劳动价值。在当代，一个国家建立它的主权货币权力体系，关键是使主权货币成为社会交易体系中唯一的交易手段。而在不存在超国家主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要想建立其国际货币权力体系，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确保其货币所含价值稳定以及货币规模巨大，以此吸引其他国家用其产品的劳动价值给该货币“充值”；二是确保国际贸易对其货币的需求，使其他国家不得不用其劳动产品中的价值来给该货币“充值”。二战后美国构建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拥有的巨大规模的美元，建立了以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因美元大量超发，导致美元信用体系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此后，美元从“金本位货币”转变为“主权货币”，由美国行使国家主权来控制货币发行量。为了继续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和世界主要产油国签订秘密协议以确保以石油为代表的最重要的国际性大宗商品交易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当然，美元霸权是以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保障的。总之，国际性的货币权力体系需要国际性货币，于是出现了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美元霸权由此产生。伴随着货币的资本化和货币权力体系的全球扩张，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资本支配全球经济、获取剩余价值的巨大权力体系，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与贸易体系。维护美元霸权已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成为决定美国各种政治经济甚至外交决策的基点。只要哪个国家阻碍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支配，美国必然动用其政治军事权力强行干预，以确保美元霸权不断扩张。由此可见，由资本支配的货币权力体系的跨国扩张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版图的巨变。这同时也表明，货币权力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逐步扩展到时代性更强、包含的内容更广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乃至全球治理等范畴。一言以蔽之，币权竞争不仅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与更替，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领域对货币权力的研究，兴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美元本位制建立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式金融自由化的兴起、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引发了又一轮研究热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学界和业界人士纷纷开始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失衡严重、金融危机频发是否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相关？继而引发了美元霸权相关讨论，国内学者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也从这个阶段开始集中出现。从货币权力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相关问题的提出与热议同美元本位制体系的诞生和演进关系密切，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开创性地建立了“华尔街—华盛顿”循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先后奠定了美元“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货币”和“唯一信用本位货币”的特殊地位，重塑了“中心国家”提供美元和美债、“外围国家”提供产能和资源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货币权力的杠杆前所未有地放大。可以说，美元本位制为研究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提供了绝佳样本。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对货币权力的研究渐成体系，覆盖了货币权力的来源、表现、兴衰规律等方方面面，亦就相关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甚少有从货币权力的角度，全面追踪美元本位制从诞生到步入危机的过程，并梳理危机逐步深入的表征、探寻危机传导的动力、剖析危机成因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值得欣喜的是，叶冰博士的这本《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应该说，从货币权力视角研究美元本位制危机这一课题是有相当难度的，对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能力要求较高。叶冰博士虽然非国际关系研究科班出身，但是她有许多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她还有扎实的外语基础，且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极强，这给她收集研读和有效使用外文资料、及时捕捉国外前沿学术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书外文资料丰富、引用数据较为权威和新颖盖得益于此。她的另一个突出优势是具有十余年金融从业经验，长期的金融工作实践包括经常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的经历等，有助于开阔其视野并加深对货币权力的运作及其影响的理解。这个优势对于其在研究中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有帮助。叶冰博士的这本著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构建与更替，总结出若干规律性的见解，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研究著作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向多领域延伸、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亟待改革的当下，将货币权力作为一个影响国际关系的变量，在国际关系视野下探究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给大国博弈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产生的影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美元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不仅对国际金融和大国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影响着美国自身的经济运行状况。在由货币权力与美元本位制构成的总体研究框架下，此书以“危机”为主题很好地契合了“权力”这一视角，毕竟权力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课题。作者在认同“美元霸权”仍存这一国际社会中较普遍的共识的基础上，对美元本位制的危机进行了概念界定，继而从币权竞争和历史演进的视角，分析了导致美元本位制危机的内在缺陷和外部原因。一句话，对美元本位制危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其次，此书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在书中做了充分深入的文献综述研究，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搭建了较为全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兴替框架，对国际货币权力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与诠释，对货币国际化的选择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规律做了归纳总结。还有，更值得称许的是在实证研究方面，书中包括了大量史料并以货币权力兴替为线索，佐以翔实的现实数据，穿引了二战以来美元本位制崛起、兴盛、步入危机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完整深入客观地剖析了美元本位制的平衡性、稳定性与持续性等关键问题，由于作者具有多年金融从业经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的角度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的来看，全书框架结构合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掌握比较到位，引用数据较为权威和新颖，论证具有逻辑性，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正确，有独到的理论见解，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总之，此书是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的好书。相信这本书会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的思想启迪、研究设计提供参考和助力，而作者深入浅出的阐述也为金融从业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思考方法和分析逻辑，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该书的出版是叶冰博士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累积的知识与能力的初步展现，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对其取得这一成绩甚感欣慰。当前国际社会及学术界对美国的美元政策及美元本位制的前景十分关注，希望叶冰博士继续探索下去，努力在货币权力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叶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5来源：中国道路研究出版中心

新京报快讯（记者 陈沁涵）“首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发布会于24日在国际关系学院举行，该活动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在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度十大热点的评选过程是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通过自我审视这一学科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的脉络，同时向世界传递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做的研究工作。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发布会现场。图源：国际关系学院在发布会现场，两家主办机构共同发布了评选出的“2018年度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包括：“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世界政治”的理论创新；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作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阶段；当前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其未来；英国“脱欧”及其对欧盟与中国的影响：“印太”战略及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反思与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新议题。据了解，本次“十大热点”评选的标准是选取本年度所有内地以及部分港澳台学术期刊上的国际关系论文，经过本学科同行推荐和评审等程序，选择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十个热点问题，并形成一种常设机制，评估本学科动态、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十大热点”发布后，国际关系领域从事不同议题研究的专家就热点进行解读。“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热点中的热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事务研究项目主任、校长讲席教授郝雨凡说，中国应该力求与美国可控竞争、和平竞争，竞而有序、竞中求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正毅表示，过去4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涉及“中国认识、融入、参与、影响世界”。中国意识到仅使用“硬实力”是不够的，但对“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逐步形成了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以处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复杂难题和艰巨挑战。另外，英国“脱欧”也是备受瞩目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张海洋评析称，设计怎样的政治容器，才能够承载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保护的双重目标，这不仅是英国和欧盟的当务之急，也是深度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所有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为发布会致辞。图源：国际关系学院就本次“十大热点”评选，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进行了总结。他表示，评选过程非常复杂，评选结果并不能说是权威性的，而更多是参考性的。“十大热点”体现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变化，这也是该学科的“迷人”之处。新京报记者 陈沁涵 编辑 樊一婧校对 刘军

在国际关系领域，“地位”（status）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关系学术界再一次兴起了研究国家国际地位的潮流。美国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蒲晓宇最近对此领域关注颇多，并且有相关著作付梓，他的学术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学理论中有关国家总是追求更高地位的假说，蒲晓宇从“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的视角出发，对国家与其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及国家对外界有关其国际地位看法的调控等进行了研究。为了进一步了解其最新研究成果，带着相关问题，本报记者对蒲晓宇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地位信号”的含义。蒲晓宇：在国际关系领域，“地位信号”指的是一国政府或领导人运用一些行为或言辞，传递这个国家希望获得或已经获得特定国际地位的若干信息。地位信号的释放旨在改变或维持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对相关国家国际地位的看法。地位信号这个概念本身源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人们很多日常行为都可能带有展示自身地位的特征。人们购买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实际上，从日常使用功能的角度来看，奢侈品跟一般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它们昂贵的价格就具有地位象征的意义。我把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地位信号的研究借鉴到国际关系领域，探索国家的地位信号释放规律。《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为何要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地位信号？地位信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何种作用和意义？蒲晓宇：首先，关注地位信号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丰富对国家行为动机的研究。比如，常规的理论认为国际紧张局势往往源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但国家对地位的追求也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和冲突。相对于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国际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地位困境。其次，关注地位信号可以丰富国际关系信号传导理论的研究。现有国际关系的信号传导研究常常集中于危机谈判过程中对国家意图的研究。地位信号的研究不同于这些常规信号传导模式，它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与角色，带有更长期的特征。再次，关注地位信号可以丰富国际政治领域对国际地位的研究。我们看到，最近十多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掀起了对国际地位研究的新热潮。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关于“地位争取”（status seeking）的，这就预先假定了国家一定想要更高的地位。而我强调的地位信号研究并不假定国家一定要追求更高地位，有的时候国家可能想要的是维持现有地位，而有些时候国家则可能担心自身地位有些过高。《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看来，更高的地位是否必然是崛起国追求的目标？蒲晓宇：总体来说，国际关系领域现有研究中的大部分都自动假定国家追求更高的地位，在这个假定下，崛起国与守成大国可能因为对国际地位的争夺而产生激烈冲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崛起国也不一定总是要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比如，中国有时强调自己是新兴大国，有时又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种现象并非单独在中国身上体现，印度和巴西有时也强调自身国际地位的多面性。简单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一国的国际地位越高，其面临的风险就可能越大；第二，一国的国际地位越高，其国际责任可能越多；第三，新兴大国有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地位，可以在国际舞台巩固和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说，崛起中的大国并不总是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其发出的地位信号是否一定要彼此相符，这种相符或者不相符的背后有何动机和利弊？蒲晓宇：我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国家发出的地位信号与实际地位最好大体相符，这样有利于国家内外政策的推行和施展。但现实中常常出现国家发出的地位信号与实际地位不相符的情况。一方面，国际地位本身有主观成分，也有相对客观的成分，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看而不是本国如何看自己，这就可能导致不同认知。比如，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一些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就形成了两者关于国际地位认知的差别。另一方面，与地位信号相关的信息本身可能非常复杂，比如说中国经济总量是很大的，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鉴于此，判断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中国内部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在国际上更是如此。国家发出地位信号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和国际不同的观众，这样进一步加剧地位认知的偏差。总之，国家发出的地位信号与其实际地位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有趣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上述理论，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前景？蒲晓宇：我认为，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竞争因素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场零和游戏。在中美关系中，不仅仅有竞争因素，也有合作因素，两国关系并不总是零和博弈。在国际上，一些分析人士常倾向于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潜力。进一步说，以一个大国崛起和另一个大国衰落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只要中国和美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二者都可以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尽管美国是一个富有的超级大国，但它仍然需要面对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健和政府支出方面的长期挑战。当前及未来，国内改革和经济增长将决定中美各自的长期发展轨迹。即使在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只有提高自身实力，而不是公开对抗，才是未来中美应当选择的前进道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本报记者 安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情感被界定为一种强烈的感觉或“有别于理性和知识的本能感觉”，在以往经常被视为非理性或原始本能的产物。然而当代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证实，人类大脑在做决定时，认知与情感往往同时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这一发现意味着，强烈的情感，诸如愤怒、恐惧、希望或厌恶等也同样塑造人们的选择结果。事实上，“通过研究情感会有助于我们澄清人们的行为动机，搞清楚是什么激发了人们的行动以及哪些要素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因此，作为决策过程中与理性相互作用的要素，情感不应被简单地略过。受到上述研究成果推动，一场广泛的“情感转向”运动已经波及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在国际关系领域，近年来一批学者也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弗兰克·科斯蒂格里奥拉指出，乔治·凯南对苏联的复杂情感在冷战之初加剧了美苏关系的恶化；威廉·里奥格兰德也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古巴革命政权决定采取所谓“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政策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言论的极大反感，使美国当权者先入为主地判断其无法与古巴新政权和平共处；另一位学者芭芭拉·凯丝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但他也有“好发脾气、嫉妒心强和自我怀疑”的另一面。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的行为给基辛格造成的强烈“背叛感”，成为推动美苏对抗升级的催化剂。近年来，学者们还从情感视角对一战前夕英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在经历1914年8月2日英国内阁激烈争论后，不列颠一改以往消极对待巴尔干争端的做法，最终做出参战的重大决定。究其原因，已有研究要么将其视为英国决策层将英法协约付诸实践的产物，要么认为它反映出英国像一个世纪前对抗拿破仑欧洲霸权野心那样，为反对德国称霸欧洲图谋而战。在相关探讨中，情感因素虽也被提及，但影响完全被局限于大众情绪层面。然而，一旦涉及决策者本身，相关论著无一不是以理性决策的调子来定位英国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仔细解读相关文献，我们会注意到强烈的情感渗透其间：在战争危机临近之时，一方面，英国政府连日召开会议磋商对策无果，决策层身心疲惫，政府因承受巨大内外压力几乎完全分裂：主战派代表人物海军大臣丘吉尔变得既“好斗”又“不负责任”，使其提前动员了皇家海军；“不干涉”派首领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则显得摇摆不定和易怒；而赞成和平主义路线的一批官员因担心英国卷入欧战而时时流露出悲观、绝望情绪，甚至为此打算辞职；即使是其他留任内阁阁员，也因对英国（可能做出）的参战决定持怀疑态度而惴惴不安。失眠、消化不良、过度焦虑等症状几乎成为困扰大多数政府要员的“流行病”，人人都因能否避免战争前景而备受煎熬。另一方面，面对危局，包括首相阿思奎斯、外交大臣格雷在内的英国核心领导成员表现出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首相阿思奎斯在内阁会议上不动声色，以低调默许的方式批准了丘吉尔动员皇家海军；面对劳合·乔治等人的反战抗议时，首相只是耐心聆听，“一语不发”，不予置评；在英政府内部为参战与否进行激烈辩论之时，首相主持的休憩活动仍能照常举行，他从容不迫与泰然处之的态度造就了某种“令人愉悦的氛围”。整个危机期间，首相阿思奎斯的个人魅力——沉着、耐心、灵活与高情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时成为其同胞所称道的“国家财富”。与阿思奎斯相仿，外交大臣格雷的冷静和责任感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同僚回忆，作为持续承受重压的英国外交部掌舵人，一直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态度而著称的格雷在对待事态发展时表现得异常老练、冷静。人们注意到，危机虽使格雷“看起来比一个月前似乎衰老了十年”，但他仍能做到举重若轻、安之若素——不仅始终衣着朴素得体，甚至有时还会在内阁激烈争论间歇抽出一个小时到动物园观察鸟类，从而向外界展现出一位国务活动家良好的修养与情绪自控能力。究其原因，也许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提及的那样，“战事临近虽令人紧张，然人在其位便应履行职责”。对于那些因政见不和而可能辞职的阁僚，阿思奎斯与格雷往往诉诸公共责任、荣誉与忠诚等大力加以挽留。考虑到依靠海上贸易立国的英国对履行契约极为敏感，加之“荣誉、在情感上强烈地诉诸忠诚与勇气，以及对懦夫和背叛行为的谴责与抨击是1914年那个男性主宰的政治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阿思奎斯等人通过在情感上强调“捍卫不列颠荣誉的必要性”，取得了“干涉派”和“不干涉派”政府成员的认同，并因此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减小了因分歧、官员辞职对政府决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最终，在阿思奎斯与格雷等人的感召下，仅有两位内阁成员退出政府，而其他大臣选择了与国家共度时艰。应该说，情感纽带所造就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政治氛围，但仅此仍无法确保政府成员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史料表明，直至7月29日、30日英国内阁对参战问题进行假设性讨论时，许多官员仍认为，根据英法协约，英国虽对法国承担义务，但它也不应进一步做出参战承诺；在讨论英国对确保其中立负有条约责任的比利时之际，决策层亦因此事“关乎英国国运”，而就是否履约问题争执不下。外交部出于职业与情感偏好而对履行条约持强烈支持态度与财政部、工党以及和平主义人士“真诚”的不干涉呼吁既令政府其他成员为之动容，也让有干涉倾向的阿思奎斯等人左右为难，踌躇不决。然而，8月2日德国悍然入侵比利时表现出它对英国利益和敏感心理的全然蔑视。对此，即便是“不干涉派”的大臣和议员们也不得不谴责德国的挑衅行为。一贯冷静的格雷义愤填膺，认定德国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谴责“柏林罪责难逃”。此后德国的提议——如英国战时保持中立，德国将放弃兼并法国的欧洲领土并在战后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更令英国政府上下怒不可遏，因为这意味着德国正在以让对手名誉扫地为代价，要求不列颠在事实上承认其入侵比利时目的之正当性。此时此刻，履行对比利时的义务对英国而言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法问题，而是与德国侵略行径所激发的巨大愤慨和被羞辱情绪密切相关。对于英国的决策层而言，这种感觉正如首相阿思奎斯所言，“一旦履行神圣的国际义务进入到（国务活动家的）私人领域，它将不但是一项国际法义务，而且还是任何有自尊的人都不能放弃的荣誉”。几天后，格雷在议会演讲时虽提到英国应该将决策建立在权衡利害而非感情用事的基础上，但德国的行为给英国政治精英带来的深切绝望感、幻灭感已在事实上为后者的抉择铺平了道路。最终，履行条约义务的要求和道义上的义愤共同促成了英国对德宣战。当然，情感要素也不应被过度夸大。回溯一战前夕英国参战的决策历程，也许诉诸情感与理性的共同作用来解释其原因更为稳妥，但西方学者根据史料，却得出以下看法，即相较于理性，强烈的情感与情绪反弹才是将英国拉入战端的最大推手。在国际关系中，情感与理性都是客观现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二者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可能会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或组合形式体现出来。而决策往往是决策者在某种情感的作用下，将其在所处文化（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等）中被期望做的事理性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情感转向”的实质其实是关注“对复杂人性探讨”，它对于深化现有传统国际史研究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情感研究丰富了对事物的理解，但也极有可能歪曲事物变动的本质。（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16日第1908期 作者：梁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品格。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有新作为、大作为，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出新路径，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思想指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当遵循“返本、对话、实践、创新”八字原则。返本：回归经典著作这里的“本”，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开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唯有返本，才有可能“开新”。没有扎实、厚重的经典根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难以做到“开新”，甚至很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即使侥幸没有走到邪路上去，其研究深度、广度也肯定不理想，毕竟根深才能叶茂。尽管温故未必能知新，但“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而狂妄终究是会出问题的。要具备扎实、厚重的经典根基，除了沉下心来细读经典，别无他途。对于为何要读经典、如何读经典，恩格斯有过精辟论述。1894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写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对照恩格斯的这个要求，再看看当下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经典功夫不到家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不要说系统地研读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有关重要文献，就是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甚至是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重要文献是否认真地通读过，都是存疑的。这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文献使用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较为熟悉的学者，也可以进行“文本重读”“常读常新”。对话：高质量学术交流互鉴学术对话通常包括学术争论和学术评论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人们围绕某一议题、以求得真知为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后者是指学术成果发表前后所实施的评论行为。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学术对话，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学术对话，并视其为发展和完善理论的重要途径。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那些以批判为题目的著述，其实就是学术对话的一种指称。我们这里所说的对话，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与海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的对话。目前这方面的对话还只是个别、偶然发生的，而非大规模、经常性的。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没真正走出去。二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研究专家的对话。目前这方面的对话也不多，远的不说，仅从2019年国内三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活动而言，即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百年：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的对话”与清华大学举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浏览一下上述活动的分议题，就可见一斑。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领域专家的对话，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的对话。毕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实事求是地讲，从研究深度看，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前述几个领域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实践：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与一切社会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有抓住真问题、大问题，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做出真学问、大学问，产生大影响。而真问题、大问题只能来源于实践，包括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外交实践。在新时代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样，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扎扎实实地开展实证研究，进而将其上升到形而上层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写道：“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文本研究当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但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变成一种纯粹书斋里的学问，把研究活动变成寻章摘句。那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将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丧失学术吸引力、道义感召力和现实指导力。创新：填补能力赤字关于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国内学术界已经说的很多了，但做的仍显不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也许并不缺少情怀，在很多时候也不缺少勇气，而是实实在在地缺少能力，存在严重的能力赤字。究其原因，确实有天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是理论天才，这是任何正直的思想理论史家都承认的，但也有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问题。扪心自问，研究者们在日常研究工作中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专注、刻苦和严谨。1851年，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期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对于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的严谨，终生并肩战斗的恩格斯是亲眼目睹，并且钦佩不已的。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写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列宁不仅在政治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思想，也在学术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精神。比如，他在正式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经典著作之前，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前期工作。他对148本书和49种期刊中的232篇论文做了摘录，加了许多批注和评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整理。他所做的读书摘录、札记、短评和表格有20本，后来印成了厚达40多个印张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精神，很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真学习、积极效仿。没有这种精神，进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不可能取得实实在在进步的。（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原标题：返本、对话、实践、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正确路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存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