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刊物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研究在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学界的学术生产能力——借用迈克尔·巴迈特和雷蒙德·杜瓦尔的术语，就是“生产性权力”，即在由意义构成的体系中对于主体性的社会性分化的生产——也在增强（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2005, p. 43）。中国学者开始自觉进行理论创新，尝试构筑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框架，以突破现有理论在面对世界政治全新变化时所出现的解释力不足。通过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学者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道路上取得了明显成绩。　构建中国学派之意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仅仅着眼于引进和推介国外理论，并套用它们解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就难免会面临“水土不足”的尴尬情境。世界政治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具有“多重复合世界”的特征，其中的运作规则和制度也不是由单一国家或少数具有相似立场的国家所支配。事实上，它由在文化和政治上具有不同模式的部分组成，但在其中各个地区、各个层次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全球、地区和本地层次的治理相互重叠在一起（Amitav Acharya, 2018, p. 30）。在这样一个具有多样性的世界当中，每一个地区都需要拥有能够反映出自身施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活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以西方大国为核心，并没有体现出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施动性。或者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非西方世界看作是国际关系的“客体”而非“主体”（Amitav Acharya, 2018, p. 19）。在这些理论中，非西方国家改造世界的作用被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它们只是被西方国家所“塑造”、“建构”或“社会化”的对象，只需接受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支撑国际社会得以存在的各种观念和规范。事实上，国际社会中的观念和规范都拥有具体的发源环境。施动性则意味着这些观念和规范，能够符合处于各种不同或独特环境的其他行为体需求。或者说，它们需要在一种全球秩序中适用于所有行为体所处的环境（Amitav Acharya, 2018, pp. 20-21）。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国际社会中的规范和制度并不仅仅起源于西方国家，来自非西方世界的规范，特别是那些涉及发展、安全和生态等问题的规则已经得到世界各国广泛接受，被联合国等机构采纳为相关领域行动的核心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反映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声音、经验和知识。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项宏大工程，包括承认多元普遍主义、反思现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从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国家和地区汲取新知识、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关注非西方国家构建全球秩序的施动性等要素（Amitav Acharya, 2014, p. 647）。在当代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中，由于非西方国家知识建构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对于世界政治本质、运行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也被长期排斥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将非西方话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就是要研究国际关系中那些“被压迫的知识”,它要求深入探究对于现实世界的替代性解释，并且表明这些解释被一种不同于支配性的实质性话语所推动（Jennifer Milliken, 1999, p. 243）。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而言，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重大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来讲，西方理论往往从静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政治，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不断循环而非进步式发展的过程。罗伯特·吉尔平对此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就是从均衡状态过渡到不均衡状态，最终再通过体系内霸权战争的方式回归均衡状态的循环往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均衡状态——即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体系的变化会带来同改变体系的预期成本相符合的额外收益的状态——才是稳定的（Robert Gilpin,1981,p.11）。当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化，从而使强国预期能够从改变现状中获得足够收益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强国便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体系的稳定状态以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从而推动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同时，这种静态观还表现在大部分西方学者观点中。自从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1919年国际关系学刚刚诞生时，它主要关注当时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其理论渊源则根植于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传统。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无论在规模还是意识形态上，尽管前现代政治组成单位都不同于国家这一现代国际关系的组成要素，但其行为模式都是相同的。在任何时代，维护和改善安全都是政治单位的首要目标，因而无论是在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制当中，政治单位都展现出自助的行为模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受种族、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影响，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权力的追求始终支配了不同群体间关系（Ken Booth，2019, p. 360）。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问题始终是国家生存和安全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技术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对人权越来越多的关注等，从而使一些人认为将会出现由不同国家或民族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共同体。但是同百年前相比，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秩序与安全、权力与约束、自由与和平等（William Bain, 2019, p. 132）。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西方学者并不完全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也认为有很多不可被改变的因素妨碍和阻止了国际关系的进步性变革。其次，从现实角度来看，西方经验的局限性还限制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理解国际现实的视野，使后者在思维模式上不自觉地向前者看齐，进而限制了非西方国家探寻国际问题的解决之道。以中外学术界关于中美两国是否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为例，这一概念本是西方学者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塑造的。根据这一“历史定律”，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守成国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小型的外交事件也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Graham Allison, 2017, p. 29）。在现有学术争论中，中国学者往往会被不自觉地带入到西方理论所预设的话语体系当中，也就是通过列举各种论据、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来论证中美两国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却没有从根本上解构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事实上，基于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人并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定律”，更不认为崛起国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人而言，“修昔底德陷阱”本就是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概念，并不是客观存在于世界政治当中的现实。但由于中国学者往往在思维上已经预先接受这一概念的存在，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稳定性，而是将它作为既定事实来分析，探讨中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中外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从侧面表明，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背景知识，因而有必要消解这种霸权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才能为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营造更友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国关理论发展之现状“理论总是为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目标服务的”（Robert Cox, 1981, p. 128）。没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向世界展现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善意图，从理论高度阐释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以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在共生理论、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三个领域对现有国关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改进，而这三个领域也被称作是当今中国学派的三大理论创新（郭树勇，2017，第19页）。当然，构筑本土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受到中国所面临的客观国际环境变化、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国际关系学发展等因素影响，经历了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涉及到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建立中国学派成为学术界的理论自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将国家意识融入到理论创新当中等要素（郭树勇，2017，第20—21页）。作为理论形成的最后阶段，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本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经验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突出了理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同西方学术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处于理论建设的上升期。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在对宏观理论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一步的创新会变得艰巨。此时学者们有三种选择：一是转向对于具体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为此，部分西方学者转向对于以“分析折中主义”为特征的中观理论——即为解释一组具体经验现象所构筑起来的具体理论，而非一种通则性的解释模式——的研究（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2013，第19页）。这种理论不是对事实的纯粹叙述，而是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解释事实背后的因果机制。二是在一个理论体系内部构筑出不同的“支系”。例如，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但在21世纪之后则进入瓶颈期。因此，学者们转向在原有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分支，如实用建构主义（Peter M. Haas and Ernst B. Haas, 2002）、现实建构主义（J. Samuel Barkin, 2003）、社群建构主义（Lars-Erik Cederman and Christopher Daase, 2003）、后建构主义（Janice Bially Mattern, 2005）和常识建构主义（Ted Hopf, 2013）等。三是对经典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以发掘出先前在经典理论和经典著作中被忽视的东西。一个例子是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开始重新解读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等人的思想，着重阐述先前研究中所忽视的某些内容（Chris Brown, 2012；Milan Babik, 2013；David Polansky, 2016；Kavi Joseph Abraham, 2017；Jonathan Joseph and Milja Kuiki, 2018；Keith Smith, 2019；Tom Lundborg, 2019；Stefano Guzzini, 2020）。同国外已经进入成熟期和瓶颈期的理论研究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仍然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理论创新与进步。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中国学派应避之流弊尽管在构筑本土理论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学术界为构建中国学派所付出之努力，而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则或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更上一层楼。第一，在研究中要明确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差异，不可将理论研究简单地同诠释政策混为一谈。就学术研究而言，除了少数政策建议，绝大部分内容当归属理论研究范畴。在理论研究中，应当着眼于更加宏观和长期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些具体的对外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就要“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专心于构筑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说理论研究需要立足于更加深刻和根本性的问题，而非一时一刻之事。例如，在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世界政治“变局”的内在机理和动力为何，“变局”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在这一深刻大变局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的变化等等，应当是学术研究关注的问题。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当避免西方已经走过的某些弯路，或者说并非一定要在研究上效仿西方。例如，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唯方法论”或“唯定量分析”的困境。观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如《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论文都会使用定量方法。某些北欧国家的研究则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关注话语等非物质性因素在塑造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北欧国际关系研究旗舰刊物《合作与冲突》（Cooperation and Conflict）中，涉及语言、话语、修辞等问题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以上二者皆有局限性。对于前者而言，学者们往往过于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抽象性，而研究结论则过于简单，存在着使用复杂方法验证一个简单命题的倾向。对于后者而言，过于侧重话语等非物质性因素使得研究偏“虚”，形而上色彩过重，同现实世界契合程度不高，难以分析和解决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模仿西方的倾向，因此在构筑本土理论体系时如何对西方研究成果取长补短，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如何在研究中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关系到中国学派发展的前景。在构筑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是重要的知识来源。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既涌现出大量经典的、至今仍具有较大启迪意义的优秀思想，也出现了一些思想糟粕。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学者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也要避免简单地用西方理论框架为中国传统思想“贴标签”，如将老子看作现实主义者，将孟子看作自由主义者（Peter M. Kristensen and Ras T. Nielsen, 2013, p. 27）。从本质上讲，这种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仍然是西方式的。要构筑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跳出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洋精彩推荐：政府传播转型的调适与创新谁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提升教育智库的循证研究能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期刊索引的SCI、SSCI、EI、ISTP、ISSHP……都是什么意思？目前，在国际科学界与学术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ISI旗下的SCI、SSCI、EI和ISTP等重要检索期刊所收录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1、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I）2、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CI)3、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SCI)4、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A&HCI)5、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TP)6、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SHP)7、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EI)8、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SCI)9、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CD)一：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I）ISI的发展简况：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是国际知名的科技信息研究与服务机构。1958年，ISI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借款500美元创办了ISI，Current Contents（CC）ofChemical，Pharmaco-Medical&Life Sciences是当时的唯一产品，它每期有32页，包括了200种期刊。1960年，ISI引进了Current Abstracts of Chemistry and Index Chemicus，并于当年正式成立公司。1992年，ISI被ThomsonBusiness Information收购。ISI成立50多年来，先后推出了SCI、SSCI、ISTP、A&HCI和ISSHP等许多著名的学术研究检索工具和数据库。ISI的领域涉及22000种期刊、3100万件专利、60000个会议录、5500专业网站、5000本学术专著、200万化学结构、230多个学科的深度索引，以及100年的科学引文索引。目前，ISI的主要产品有两类，一是平面索引产品；二是网络产品。ISI的平面产品（5种）：1：《科学引文数据库》（SCI） 2：《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3：《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 4：《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 5：《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ISSHP）ISI的网络产品（2种）1：1997年，ISI创办了ISI Web of Science，并开始通过因特网提供在线访问。ISI Webof Science。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引文数据库，包括ISI的三大引文数据库，即ISI-SCI、ISI-SSCI和ISI-AHCI，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200多个学科的8，600种经过评估的学术期刊，每个数据库都是每周更新的。它可让用户在这些的跨学科的海量著录信息中进行引文检索和引证分析。用户可以同时从多个不同学科和不同内容的数据库中得到相应的检索结果，而且在检中的文献中还提供了该文献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访问路径，据此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这些参考文献，直至追根溯源并了解全貌。这种独特的引文方法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WebofScience可以在网络环境下直接使用，并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2：ISI最新开发的信息产品解决方案被称为ISI Web of Knowledge（http：//isiknowledge.com/），它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企业、政府和非赢利组织开展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持。WebofKnowledge将跨学科的（以及细化的）论文著录、评估和分析工具、信息管理工具等集成在一起，是一个基于互联网（WWW）所建立的新一代学术信息资源整合体系。ISI的辅助产品（2种）此外，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也以影响因子方面的研究而著称。ISI开发的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ISI基本科学指标）收集和分析SCI、SSCI中所收录的10多年来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中出版的研究文献及其参考文献（引文），运用引文分析等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按照不同分类提供相关数据，并展开分析和排序。ISI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有助于确定关键的科学发现，评估研究绩效，掌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动向，了解各个研究领域中最依靠的国家、研究机构、科学家、论文和期刊，确定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产出与影响。2001年，ISI还创立了ISI Highly Cited.comSM（这是一个介绍世界最有影响、被引次数最多的科学家的网站），引入了ISI科学基本指标（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SM），为衡量科学趋势和为国家、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公司期刊的表。现排名提供了有力的评价工具。目前，ISI的首席执行官（CEO）是MikeTansey。二：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CI)SCI简介：《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出版的一种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也是当前世界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CI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录范围是当年国际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现出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SCI创建于1961年，其创始人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所长Eugene Garfield（1925-09-15）。它主要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利用它，可以检索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农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自1945年以来重要的学术成果信息。SCI还被国内外学术界当做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和进行学术排名的重要依据。目前，SCI的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和光盘版及联机数据库，现在还发行了互联网上Web版数据库。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目前，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SCI将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6650余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其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指报道这些成果的文献大量地被其它文献引用。即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SCI以《期刊目次》(Current Content，简称CC)作为数据源，目前，自然科学数据库有五千多种期刊，其中生命科学辑收录1350种；工程与计算机技术辑收录1030种；临床医学辑收990种；农业、生物环境科学辑收录950种；物理、化学和地球科学辑收录900种期刊。各种版本收录范围不尽相同。这其中，含有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4500种；扩展版收录期刊6650余种。SCI每年收集论文数达六七十万条。SCI的索引形式：SCI主要摘录科技期刊和专利。被选用的期刊上所刊载的每篇文献，包括论文（无代号）、摘要（A）、评论（B）、编辑部文章（E）、通讯（L）、会议资料（M）、专利（P）、评论和书目（R）都逐一加以摘录。尤其把每篇文献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一一认真著录，并按照一定格式编排起来。在论文索引方面，它是以来源索引为基础，另配有四种引证索引（即作者引证索引、专利引证索引、主副事物引证索引及机构引证索引）。SCI的索引方式有4种。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按第一作者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用于检索作者发表的论文;期刊源索引（Source Index）按每篇论文的完整文题排列，用于检索论文主要内容;主题词索引（Permuterm Subject Index）通过标题词汇或主题词查找某学科、某专业方向涉及文献，光盘版已通过SCI’sKey Words Plus追溯出现在论文所引参考文献中的单词、词组与短句，扩充了印刷版的容量;机构索引（Corporate Index）按地域、字母顺序排列，检索每篇论文的所属机构，或某机构用于统计所发表的论文，也可用光盘版与在线版方便地查找此索引三：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SCI)SSCI简介：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它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据ISI网站200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SSCI全文收录1876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现收录有中国大陆的期刊3种，台湾的期刊7种SSCI最早创刊于1969年，收录数据从1956年至今，是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数据覆盖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公共卫生等社会科学领域。SSCI收录期刊1979种，覆盖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公共卫生等社会科学领域。SSCI与SCISCI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英文缩写，从功能上说是一种学术论文检索工具和数据库，从内容上说是以收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论文为主。SSCI从功能上说也是—种学术论文检索工具和数据库，只不过它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英文缩写，从内容上说是以收录社会科学的论文为主。近几年来，在国内大学论文排名、研究基金申请、个人职称晋升等竞争中，SCI论文数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依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几乎言必称SCI。国内许多大学都提出了下世纪初把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拥有较多的SCI论文数，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SSCI却在国内受到冷遇，很少有人提及。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不仅应当拥有较多的SCI论文数，还应当拥有较多的SSCI论文数，尤其对于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如此。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SSCI覆盖的学科范围。SSCI覆盖的领域包括：人类学，区域研究，商业，商业金融，传播学，犯罪学与刑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与教育研究，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机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老人病学和老人学，健康政策与服务，历史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史，工业关系与劳工，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语言与语言学，法学，管理，法医学，护理学；哲学，规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生物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数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公共管理，大众健康，康复，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生物医学，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社会科学-数学方法，社会工作，社会学，恶习，运输，城市研究，女性研究等。无疑，这些学科的研究水平对于衡量—个国家的研究水平是极其重要的；对—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更至关重要。四：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A&HCI)A&HCI即《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它是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它与SCI和SSCI一起共同构成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三大核心数据库，其特点也是收录引文文献，目前收录1300种国际权威的期刊作为文献源。1976年，ISI创办了A&HCI，它收录数据从1975年至今据ISI网站最新公布数据显示：A&HCI收录期刊文献数据覆盖了语言与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与神学、古典研究、历史、考古、艺术、建筑、表演艺术等社会科学领域，计9大学术领域共28个学科。A&HCI收录的期刊绝大部分为美国和欧洲的顶级学术期刊，较少收录亚洲等地区的学术期刊，收录期刊亦以英文期刊为主。中文期刊中，目前收入A&HCI有《亚洲艺术》、《中国史研究》和《当代中国思潮》等几种，港台地区仅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被收录。我国学术界对SCI、SSCI都比较熟悉，但是对A&HCI似乎还缺乏了解，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学科分类同西方的学科分类有所不同。西方的学科共分自然科学（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艺术与人文学科（Arts and Humanities）三大类，而在我国，学科只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艺术与人文学科被包括在社会科学内。五：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TP)ISTP，即《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Technical Proceedings，简称ISTP），它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网络数据库Web of Science Proceedings中两个数据库（ISTP和ISSHP）之一。ISTP创刊于1978年，它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主要收录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科技会议文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的会议文献，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ISTP所收录的数据包括生命科学、农业、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从1990-2003年间，ISTP和ISSHP（后文将要讲到ISSHP）共收录了60，000个会议的近300万篇论文的信息。ISTP收录论文的多少与科技人员参加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多少或提交、发表论文的多少有关。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占被收录论文总数的64.44%。六：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SHP)ISSHP，即《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 Proceedings，简称ISSHP），它于1979年由ISI创办，其数据涵盖了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的会议文献。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文学、历史学、公共卫生等领域。七：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EI)EI，即《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简称EI），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也是目前世界著名的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创刊于1884年，最初由美国工程情报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编辑出版发行，它主要收录工程技术领域的科技期刊和会议论文，其所收录文献的范围几乎覆盖工程技术各个领域的数据，涉及到材料工程、地质、电工、电子、通信、动力、核技术、化学、工业工程、环境、机械工程、计算机和数据处理、交通运输、金属工艺、控制工程、矿冶、能源、材料科学、农业、食品技术、汽车工程、生物工程、石油、食品、数理、水利、土木工程、医学、仪表、应用物理、宇航、照明、光学技术和自动控制等学科领域。目前，EI选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5个语种的工程技术类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和图书等出版物。EI数据库每年新增约50万条文摘索引信息，分别来自5100种工程期刊、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其中大约22%为会议文献，90%文献的语种为英文。EI每月出版1期，每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年报道文献量16万余条。每期EI均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EI的出版形式有印刷版、电子版及缩微胶片。EI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和权威性强等特点。1992年，EI公司开始收录中国期刊，并于1998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八：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SCI)CSSCI的由来与发展：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CSSCI），它是南京大学1997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研制的一种中文社会科学研究信息检索的产品。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专门从事CSSCI的研究与开发工作。2000年，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完成，并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2001年，在教育部指导下，成立了由17所著名高校科学研究与管理专家组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CSSCI被列为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攻关项目，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将CSSCI列为国家重大研究课题。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8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现已开发的CSSCI收录了1998以来的数据，其来源文献54万余篇，引文文献320余万篇。该项目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的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指标。CSSCI的主要形式：CSSCI是我国社会科学重要文献引文统计信息查询与评价的主要工具，它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登载的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来源期刊文献的各类重要数据及其相互逻辑关联的统计与分析为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提供科学、客观、公正的第一手资料。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800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CSSCI的遴选程序是：按照近3年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对所有学术性社科期刊分学科进行排序；按照“高进低出”的原则确定各学科预选来源期刊；预选来源期刊提交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年度来源期刊。CSSCI提供的信息检索途径有：（1）来源文献检索。它包括篇名、作者、作者所在地区及机构、刊名、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学位类别、基金类别及项目、期刊年代卷期等。（2）被引文献的检索。它包括被引文献、作者、篇名、刊名、出版年代、被引文献细节等。(3)优化检索.包括精确检索、模糊检索、逻辑检索、二次检索等。不同途径的检索结果按发文信息或被引信息分析统计，并支持文本信息下载。CSSCI的收录期刊：CSSCI收录期刊采取两年一次动态调整的方式：2001年度，首次列入来源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2003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调整为418种；2006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调整为493种；2008~2009年度，所收录的来源期刊为528种，此外还列出了扩展版的来源期刊152种，以及来源集刊86种。九：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CD)CSCD，即《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它属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创办的我国学术期刊全文检索与评价数据库，是我国知识信息生产、传播、应用和期刊评价、管理的现代化运作平台，以光盘和网络等形式向国内外读者提供动态知识服务，并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进行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为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期刊管理部门提供数据。CSCD收入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近千种，其中核心库来源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为378种，已积累了从1989年至今的论文记录近100万条，引文记录近400万条。CSCD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CSCD除提供文献检索功能外，其派生出来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数据库等产品，也成为我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的强大工具。CSCD具有建库历史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范、检索方式多样、完整、方便等特点，自提交使用以来，深受用户好评，被誉为“中国的SCI”。CSCD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共遴选了1048种期刊。其中，英文刊40种，中文期刊1008种；核心库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378种。。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

马云入选的《外交政策》刊物，是全球顶尖的的国际关系杂志，其对马云的评价也极高：真正能改变社会的人很少，但马云是其中之一。他创办的阿里巴巴，让一代中国人触达国内和国际市场，推动中国快速增长。引领供应链创新，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居于领导地位。让一整代人把握电子商务的机遇，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马云获评“过去十年十大思想者”并且马云是排名最高的企业家，仅次于德国总理和奥巴马。看来这次马云不仅在国内被人熟知，要再一次踏上国际舞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马云带领他的阿里巴巴一路走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帮助数不尽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把生意做到互联网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作。并以自身经历，演讲，等激励着当代青年奋发努力。马云不仅如此马云乡村教师计划，环保，蚂蚁森林等都体现着其公益精神。诚然，马云受之影响全球的10大人物值得高兴

摘 要：本期《国外社会科学》出刊之际，正值新中国70华诞。立足新时代，观照70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面临怎样的挑战？有着哪些机遇？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前所未有的关注、赞赏和质疑，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在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此，本刊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魏海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唐洲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三位专家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回答。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关键词：新时代; 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1：立足新时代，观照70年，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海外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试图解开中国迅速发展之谜的中国研究成为热点。请您谈谈70年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魏海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广泛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外交、军事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以文献研究、区域性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方法熔于一炉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群体上，表现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从过去集中在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扩展到非洲、拉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上，表现为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逐渐突破学术范畴，对所在国决策机构、决策者的影响显著增强。上述这些变化，为我们以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开放胸襟博采众长，为反观时代、把握世情、认清自己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的视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的中国观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影响海外中国学研究者，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正确认知中国带来了重要机遇。第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如何认识中国、解读中国成为世界性话题。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可以说，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世界关注。《财富》杂志执行总编苏尔说过，目前全世界最有深远意义、最具社会影响的新闻都发生在中国。这为我们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良好契机。第二，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十九大所确立的发展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正努力打造除“中国经济”之外的“中国创造”“中国智慧”等众多名片，这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第三，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深入思考当前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时代对外交往的新理念、新举措，体现出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搭建了重要平台。唐洲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讲中国道路，意大利很多党派的学者自发前来听会，会场上同声传译的耳机不够，他们就一层层围在同声传译的玻璃房周围侧耳倾听，场面令人感动。那天，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中央的一位学者对我讲：“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话，那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则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遇了严峻挑战。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我们倍受鼓舞，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的话，使我想到小平同志曾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就始终站得住”。从小平同志当年说这话到现在，不到30年的发展，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世界各国的政府、智库机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力。他们研究的领域也逐步从原来传统汉学研究、文化研究，逐步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大批学者，特别是很多具有中国教育背景的华人学者的加入，大大拓宽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前，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连续多年特别是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对世界扶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了70%。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已经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全球。中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经济增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力量，还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原因，这也为我们以高度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崭新机遇。在这个国际背景下，开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跟踪研判国外研究动态，进行相应的跟进、分析、再研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海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张树华：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绵延数千年。多少年来，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与魅力，吸引着域外学者的目光，引得许多境外饱学之士孜孜探究：在东方，中国研究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中国研究走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专业，也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科学事业也日新月异，与境外同行的开放与交流程度日益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纵览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这六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外延扩大。由经典的以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为主体的传统汉学，焕发新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海洋、环境、农村等当代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二是中国研究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由传统的欧洲、美国到东亚地区，北起斯德哥尔摩，经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再到红海沿岸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南非共和国，甚至是西半球的阿根廷，都有当地中国学学者活跃的身影。三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从过去单纯的区域性研究变成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地位也在攀升，不少中国学家成为区域性、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带头人。另外，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大牌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在论述中常常以中国为例展开逻辑论证。四是中国研究的问题性、思想性不断增强。从过去的学院派考据式研究，开始转向更具现实性、对策性的智库研究。五是中国研究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出书斋、课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应用领域。六是中国学的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国际汉学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的参与性、主动性越来越高。问题2：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力量格局深度调整，发展引擎迅速东移，“往东走”“向东看”成为一股风潮。有海外学者、媒体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其他国家很大的启迪和裨益，值得学习和借鉴，但也有一些以西方文明中心自居者因传统优越感逐渐丧失而借中国发泄哀怨，甚至企图以新的抹黑攻势来遏制中国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更好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魏海生：在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影响力方面，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任重而道远。就中国学者而言，一是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学者同海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已充分证明其理论及实践价值不亚于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道路、制度，而更具优越性及独特性。作为中国话语的传播者，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够在对外交流中做到“以我为主”，坚守自身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及概念。二是勤练“内功”。中国学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学术修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推出面向国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使中国故事的讲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气、更有自信。在国际交往中还要注意把政治表达和学术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某种立场分歧带来的简单化的论争逻辑。三是“知己”之后还要“知彼”。要全面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动向、重点和有关学者的研究专长、方法与主要观点，有针对性地就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主动设置研讨议题，展开对话交流，及时解疑释惑，寻求共识。就中国智库而言，一是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和热点回应能力。一方面，智库要围绕我国外宣重要议题和热点敏感问题等主动研究策划议题，有力有效开展引导。另一方面，智库要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上及时发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做一些有深度的独家报道和专业分析，发挥好政府声音的有益补充角色。二是积极推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充分发挥智库了解国内、面向国际的优势，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种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这里我要专门讲一下，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是要充分利用该院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文献编辑研究、经典著作编译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加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文献、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打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编译与传播系统性工作。三是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要深化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通过积极组织国际交流活动，有效参加国际论坛、研讨会，与外方相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在国际高端学术刊物上、有影响力的学术网站上发表研究成果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四是重视全球性共同性问题的研究。要在关注国内研究、服务决策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把握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比如生态保护、扶贫减贫等，结合我国经验向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建议和帮助，成为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唐洲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前所未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有些不同声音。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读、误解，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抹黑丑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成为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代使命。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襟，保持学术定力，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宣传理念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海外学者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丰富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手段，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国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和研究，积极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提高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担当起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央的智库和地方智库之间要加强协作、深化研究，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了解中国，特别是更好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回答好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我们地方智库要立足自身学科优势，扩大与中央智库单位的交流合作，把基础理论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结合起来，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促进党的理论学理化，用科学的理论阐释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各种理论困惑和问题，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鲜活的时代范例，做到用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掌握话语权。张树华：2017年底，伴随着党的第十九大的召开，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国的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封面重磅文章，惊叹“中国成功”“中国赢了”。欧美媒体竞相对“十九大胜利召开下的中国”进行了高密集度的报道，它们眼中的“中国谜题”正在以“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赢了”等舆论评价和叙事方式渐续展开。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打出“中国，强国崛起”的醒目汉字。德语世界老牌政论性杂志《明镜周刊》以“醒来!”为封面文章标题，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进行了多方位评述。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赢了”，认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有更好的应对能力。《明镜》周刊则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军备和科学发展程度使其迅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这种发展态势是西方国家经历冷战争夺领袖地位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一时间，西方传统强势话语媒体对中国舆论腔调出现强烈的“反差”：由此前的“蔑视、无视、敌视”转为“惊叹、认可、尊敬”。经济资料显示，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生产并占有了70%的GDP，这种状况延续了200多年。但从2001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总量的贡献超过50%，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近60%，而发达经济体已经退到40%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来，与世界经济天平的变化相呼应，世界政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局。与此相呼应，近年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精英表现出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西方政治的强烈反思或激烈批评。近些年我们看到了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学术思想和逻辑观点的嬗变。而另一位顽固的、西方民主及民主化浪潮的“旗手”拉里·戴蒙德也惊呼，民主在逆转，民主国家在缩减，一些国家的民主岌岌可危，西方自由民主质量下降。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民主》杂志主编认为，自1999年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趋快，尤其从2006年开始，民主的衰退变得越发显著，与此同时，全球权力架构因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出击而发生重要变化。此外，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面对近年来西方政治的种种乱象，2014年以来，《金融时报》连续刊文称，“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呼吁做空“全球民主”。近期，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这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鲜活的反面素材和绝佳的历史机遇。看来，西方传统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与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受到冲击，西式政治学、经济学教材可能需要重新改写。而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将“期待”的目光转向中国。西方对华舆论前所未有的大反转凸显了世界政治潮流的浪卷翻涌，也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回首20多年前，冷战结束，西方政治精英以“历史即将终结”的狂妄论调将西方民主升华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标杆与模板，对中国进行大肆围堵，不断挤占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这艘巨轮动力十足，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国际魅力成为世界政治潮流转向与新时代开启的强大动力。日出东方，中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成就冲击着西方的认知，挑战了独尊一统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法国媒体《世界报》认为，中国的成就极具有象征意义，甚至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方的政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在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时任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凯利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包括凯利在内的西方政要和舆论精英指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好和模仿中国模式，这是国际上过去几十年历史上不可想象的现象。可见，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使得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冷战后30年来世界政治进程的反转、中西政治图景的强烈反差给人以深刻启示。以新时代、新思想等关键词为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成果和思想成果，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问题3：尽管从国家实力和对世界的贡献来讲，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还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愈讲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中国学者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引导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魏海生：一是要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都在互相了解与彼此参照中把握自身位置，寻求发展策略和寻求多边交流合作。中国学者应加强国际上涉华舆情信息跟踪、收集和研判，深入研究国外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学者的相关成果，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观察视角、思维向度的观察者对当下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以及中国在当今推动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二是要增进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交流。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传话人”，转述世界对中国的评价看法;他们是“倾听者”，聆听中国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他们是“传播者”，把中国的声音传给世界。在开展海外中国研究的过程中，要用好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具有的这“三重身份”，增进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世界上讲述中国、促进中国与各国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作用。三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学术探讨的方式形成更多共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来自不同国度、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背景，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中国学者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他们的互动交流，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过程和对话机制，展开多种形式的项目课题合作研究，把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理解讲述给他们，改变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增进他们的理解认同，形成相互间更多共识。四要借助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声音”在相关国家进行“本土转换”。人际传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介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主体。中国学者要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置于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中，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建立起话语上的共同点、情感上的共鸣点，通过相互举办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以及资助访学等方式，推动“中国声音”沿着学术交流的轨迹在相关国家传播，让外国人讲中国事，增强中国声音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唐洲雁：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宣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对外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如何说服人，如何打动人，是我们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我认为自信和真诚是取得理解认同的两把钥匙。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经过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产物。我在对外宣讲中就遇到很多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遇到了在西方理论和知识框架内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中国事务，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经常性失灵。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历史与实践，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术风格，努力创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还有一点就是真诚。由于我们和海外学者在立场、倾向、态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对方的认同，除了讲清楚学术理论和逻辑，还需要真诚交流，形成共鸣与共情。在交流中要善于联系实际阐释理论，针对问题解疑释惑，用客观的事实说服人，用鲜活的事例打动人，用丰富的情怀感染人，用过硬的道理影响人，把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于中国故事，使人听有所思，思有所得。张树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保守主义、民粹思潮蔓延，某些大国的凌霸排外等“恶政”不断。我们正经历着国际政治经济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大转折时期。人类社会又一次处于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去 21世纪国际社会能否避免和远离战争、冲突、恐惧、仇恨、分裂、贫困、饥饿、混乱，迎接和平、安宁、安全、和谐、开放、包容、共享、安宁、美丽的新世界？在世界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像波涛汹涌、漆黑茫茫的大海上的指路明灯，为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宏大，立意深远，恰逢其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世界梦”，是未来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描绘的宏伟蓝图和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远智慧和博大胸怀。世界向何处去？排外还是合作，对抗还是共赢？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方案需要面对世界性问题。而如何让中国方案更好地为世界不同的国家接受，这就需要中国智慧。我们认为，讲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不应过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认同，必须善于提“真问题”，也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正在面对、亟待解决的不同问题来提出相应的可借鉴方案。打个比方，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基本操作系统，非洲国家可以来下载并安装“如何扶贫”的APP，东欧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发适合本地实际的“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企业和市场关系”的APP，等等。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活力。2017年以来，世界舆情出现了大逆转、大反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方媒体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一方面，这体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光谱、政治图景日益混乱，政治和知识精英充满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模式引起国际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提供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把握策略，一方面要坚持内外有别、张弛有度，另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一国一策、一语一策。那么，如何对外讲好改革开放？过去40年来，一项项改革政策和实际成功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洪流，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丰富并改写着数百年来西方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正成为国际上政治类经济类教材的经典案例。最近我在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几个国家，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发现，多年来苦苦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充满特别的期待。但据这些国外同行反映，在中方专家参加并发言的会议上，他们听到的多是宏大叙事或一家独白，觉得中方发言和讲解缺乏针对性，不解渴。也难怪，中国一些专家千篇一律，不分国别和场合，往往“一稿打天下”，习惯了大话空话，只能自说自话，讲讲中国宏观政策、经济总量以及40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却很少能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因地制宜地与对方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区域或行业发展的具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级的“改革大师”，配得起国际上最高的褒奖。近年来，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致敬中国改革。与此同时，一些境外专家经常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中国改革开放也很成功，但中国很大，又与他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他们不知从何入手，从哪些领域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进而有针对性地用于诊疗自己的国度。一句话，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座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他们看不清，也没弄懂，想借鉴学习中国经验却不知从哪里下手。改革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和领域，理论界、学术界设立跨学科、跨专业的“改革学”可谓正当其时、正当其用。国际上不少国家历史上都曾有过打着各种旗号的“改革、革新、变革”等。当代中国的改革以其宏大雄伟场景和改天换地的效应在世界“改革史”中独树一帜。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伟大的哲学宝藏，也是千万个实操施策和行动指南。近年来，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不乏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而要对外讲好中国改革开放，前提是科学和辩证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描述中国发展和改革经验，要坚持辩证法，不能错置时空和语境，将国内流行的“官宣式”照搬出去，通篇宏大叙事而缺乏规则性和实操性。也不能过于笼统而失去针对性，把我们还在探索的东西当作经验给人家。例如，白俄罗斯需要了解和借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企业自主权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非洲朋友则想学习借鉴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20年脱贫致富的治理经验。俄罗斯经济学界提出，迫切希望研究中国企业为何善于创新并实现技术突破，而俄罗斯企业却陷入了资源依赖不能自拔。这些都需要我们给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对外宣介中国40年改革开放，要内外有别;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从细处着眼;既要从宏观层面讲明党的领导、基本制度、基本路线等中国特色制度文化本源，也要从中观层次介绍诸如区域协调、产业发展等内容，更要善于讲解特区发展、乡镇企业、技术创新、创业经营的微观案例。尤其尽量多介绍那些鲜活生动的中观层次和微观层面的改革开放案例。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既需要有大写意，也需要工笔画。推进改革开放难，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真经验也不容易。对外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也要科学而精准，最好一国一例、量身定制。就像手机有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中国学术界要善于基于不同操作系统，多开发一些适应性和适用性强的APP，供有兴趣、有意愿的境外客户下载和使用。问题4：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观点，中国学者该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魏海生：第一，提高对于海外学者有关错误阐释和话语陷阱的甄别能力。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借由新媒体迅速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要及时厘清那些内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思维的错误论调的危害。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对于海外学者和民众的困惑与疑虑，要及时回应，以理服人;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诘难，则要精准回击，正本清源。第二，大力推介中华文化，巩固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基础。利用好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馆、中国图书中心等海外文化交流传播平台，进一步做好“感知中国”“文化中国”等综合文化活动品牌。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因子，着力说明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第三，秉持平等和尊重，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三个“超越”是新时代我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亮底色。中华文明向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留得清气满乾坤”的自信与定力，并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唐洲雁：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中国成功经验对其本国的借鉴和启示。比如有学者在交流中表示，建议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直接复制中国经验。这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客观地阐释我们的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法和体系，同时，也要关注海外学术前沿，有思考、有分析、有应对，以学立身，以理服人。比如，旨在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在未来有可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强制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吸收，从而上升为一种共同经验。张树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多样共存超越文明单一优越。201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国际会议上，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劳尔指出了当前西班牙中国研究的问题。他说，西班牙大学的中国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舱”，大学之间、大学与智库之间交流甚少。研究内容上，虽然主题呈现多元化，但仍过度集中在中国崛起等主流话题。西班牙学术界缺乏能力来打破有关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诸如过去的异国情调、遥远而奇异的中国形象、由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等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西方一些中国研究是一种片段式的、割裂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并在我国学术界率先开创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将“海外中国研究”纳入“登峰计划·优势学科”，目的是搭建合作平台，构建中外文化互学、文明互鉴学术共同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学术交流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影响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密切跟踪国际舆情变化，总结经验，对于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增强软实力具有重要意 义。但是，文化“走出去”要认清世界形势。文化“走出去”不是建桥修路那样照着图纸就能完成的简单工程或技术活儿，而是类似播种耕作一样，需要风调雨顺和满足各种条件才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近些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这是对外文化传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外部因素。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逆全球化、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这些因素都给国际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带来重大影响。当此世界变局之时，如何判断和把握当前国际舆论态势或变化？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新的认知概念，即世界政治正进入“后国际形象”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传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美好形象仍然重要，但更要敢于以直接而显见的方式迎接信息战、舆论战甚至混合战。如此一来，对外文化传播就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前些年“韩流”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但近来随着中韩关系因“萨德”入韩等问题趋于紧张，“韩流”好像冷却了下来。这说明，国家形象和文化工程等在国家利益碰撞和政治冲突面前，往往碎得“一地鸡毛”。这也警醒我们，需要升级版的对外传播方案。今后在确定2.0版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塑造的实施路径时，首先要从国际格局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高度予以认识，分清轻重缓急，厘清文化传播与国家总体战略、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政治价值观是软实力建设的“道”。不少人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习惯从地理区隔、人文、种族等角度着眼。但无数事实表明，对外文化传播以及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上，实质拼的还是政治价值和政治自信。如果说文化传播是打太极，政治价值的碰撞则是短兵相接。像约瑟夫·奈一样的西方政治谋士从不讳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差别，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根主线。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一张嘴就说它是所谓“自由社会”“民主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则是“独裁国家”，如此等等，借以长期霸占国际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价值”“中国理念”。正因如此，提炼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及其相关的制度、模式、政策规则、标准等，对于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极为重要。这是根本上的“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都只是“术”。强调“道”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说“术”不重要。在明确政治价值观这个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的“道”之后，“术”的安排将决定这项工作的成效甚至成败。第一，审时度势，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理好防御和进攻的关系。目前，一些国家保守主义、排外思潮盛行，在民粹思潮和“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要确定适当的策略参与国际舆论斗争。有时突出正面宣传，以防御为主，传出中国的意见、主张和判断。有时则要转被动防御为有力反击，甚至是主动出击，攻其软肋，动摇并将对方拉下神坛，进而占领一席之地和道义制高点。第二，敢于与强手过招，才能赢得关注、赢得话语权和影响力。20多年间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获得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不是一味“示好、示弱”。因为西方不尊重弱者，更蔑视怯懦者、犹豫者、失败者。国际舆论较量由不得安分守己、相安无事、自我表白、自言自语，要么攻城略地，要么甘心偏安一隅。第三，要重新规划对外宣传的路线图。面对西方世界竖起的意识形态堡垒和思想铁幕，要学会避其敌意和锋芒，眼光不只集中在纽约时代广场或维也纳金色大厅。不妨顺势而为、另辟蹊径，就像中国革命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把重点放在周边和亚非拉等广大地区，做好东盟、俄罗斯和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工作，创出一片新天地。第四，维护国际公理、主张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霸权和“双重标准”。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结束，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超越联合国，甚至践踏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垄断权力，拉帮结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每当此时，需要有国家站出来，公开反击美国的霸权行为，形成反美霸权、维护国际公理的大合唱。借此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塑造不畏强权、主持国际公理和正义的国家形象。第五，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公共产品，才是提高“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正道。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复与软实力的兴衰中可以得到启示：要尊重别国，尊重对手、特别是像中国、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追求软实力，绝不是一味地追求话语霸权，也不是一味地炫耀文化文明的优越性，更不是傲慢地对外输出价值观，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才是国际社会沟通民心、合作共赢、进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正道。(作者： 魏海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唐洲雁，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9月28日，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主办的“新时代英文刊现状、困境及发展路径”研讨会于北京召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现代国际关系》主编王文峰、《现代国际关系（英文刊）》执行主编赵金富、《中国国家问题研究》执行主编姜志达、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编孙学峰、《中国国际战略季刊》执行主编张哲馨、Asian Journal of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编辑部主任钮松等参与会议。会议就新时代如何提升刊物质量、扩大国际国内影响力、推进英文刊大数据发展、提高我国英文刊国际化程度等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据了解，中国目前有548种英文学术期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文社科英文学术刊物获得极大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国英文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也相应提高。但在国际范围内，我国的英文刊发展仍然落后于一些国家，如何提升人文社科英文学术期刊的规模和水准是值得各界关注的问题。姜志达认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社科期刊“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为“走出去”的社科期刊提供了重要议题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较为缺乏，很多学术议题和研究体系一直由西方掌握，许多研究只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吸收，而具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化的对话能力欠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思想和学术领域逐渐改变了西方垄断的局面。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中国学者和学术期刊掌握着合作理念的倡导权和合作机制的创建权，学术研究有了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议题，并以此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学术刊物的国际话语权。对于任何期刊来讲，稿源及稿件的质量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据张哲馨介绍，目前中国英文刊的稿件大多来源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投稿较少。因英文水平所限，部分国内学者文章的英文表达不够规范，或直接用中文写成，期刊编辑再进行修改或找专业人员翻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提高英文刊稿件质量，要提高稿件的翻译水平，才能更好地表达文章思想、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此外，与会专家还就期刊定位、智库建设、国际化程度等问题进行讨论。（光明融媒记者 李睿宸）

2021考研初试已然结束2022考研又要拉开序幕此刻，相信不少点开此文的2022年考研早鸟们已经在忙碌地搜集考研专业课信息和资料。因为，你们知道，一份优质、靠谱的考研 资 料，就像一位良师益友，能真诚地陪伴我们走过一年的漫漫征途，帮我们提高复习效率，少走弯路，最终把我们指往成功上岸的方向。但实际上，由于咱们选择的专业是自主命题，不是全国统考，专业课 资 料就比较小众，许多都是往年考研上岸的学长学姐“熄火相传”，有些资料可能是杂乱无章、结构混乱的，有些可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不完整的，有些可能是N年了没更新的、教材更换了的，有些可能是手写、字迹模糊的、没有排版的，等等。Wilson当年备考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些问题。总之，我们容易遇到各种质量良莠不齐的专业课资料，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坑里，劳神！费时！还伤财那么，一份靠谱的初试 专 业 课 资 料该是什么样呢？Wilson先不给答案，请小伙伴们点开下面这份资料的试读， 自己去寻找答案！ 诶，先别急着告诉我，继续听我王婆卖瓜Wilson的初试专业课资料一、覆该范围625政治学原理：适合人大国关、马院考研810国际类综合（国际关系理论、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史）：适合人大国政、国关、外交、国政经考研二、资料构成1、 政治学原理2、国际关系理论3、国际关系史4、当代中国外交三、资料特色整理资料的初衷就是攻克考试和提高效率，而不是用几百页A4纸把所有复习内容都堆上去。因此，这份资料就是围绕考试真题，压缩复习内容，把火力集中在考试重点上，成为复习过程中的有力工具。考点精炼考点精炼是专业课资料的核心和主体，一方面是根据历年真题整理出“考点”，另一方面对书本繁杂的内容进行删减与扩充而谓之“精炼”。考点明确，内容精简，排版清晰，结构完整。（考点精炼截图，点击放大）真题归纳为什么大家在复习过程中很看重历年真题？真题的作用是什么？如何把真题用好？其实，我们用真题无非是希望通过了解过去来判断未来，了解过去的考试重点、考试偏好、考题风格，来为复习提供指导方向，而考点归纳就是把历年真题进行了归纳整理。（真题归纳截图，点击放大）记忆脑图625和810考试的背诵内容非常多，研友们背诵阶段的负担非常重，如何利用高效的工具进行记忆呢？脑图就是不二选择，把考点知识框架形象化、体系化、简练化，将背诵火力集中。（脑图截图，点击放大）扫 码 阅读考点精炼根据教材的参考论文，结合章节与考点的重要性，嵌入配套论文二 维 码，V 、X扫描一键阅读相关论文（无需保存到网盘，不用担心链接 屏 蔽），极大地方便了基础复习阶段拓展知识面，非常实用。（扫 、码 阅读示例）四、资料排版印刷...有图有真相...目录清晰...排版整洁......印刷美观五、增值服务全套（625+810）附赠增值服务——人大国关考研期刊推送，包括《国际政治》《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政治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以及其他不定期整理的专题论文刊物，对于人大国关考研复习大有裨益，电子版推送持续更新。六、资 料 口碑Wilson只会自卖自夸？？？来听听研友们吹的彩虹屁听完Wilson的安利小伙伴们是否心动了呢

理论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后得出的具有思想高度和逻辑性的一般性规律。因此，世界只有一个，而理论则数不胜数。自20世纪初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问”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层出不穷。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和用途，国内外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能帮助学者从复杂多变、捉摸不定的国际形势中看清事态的本质，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正确的建议。在他们看来，不懂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无怪乎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希望一切来稿要有理论水平，学校也要求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必须有理论创新。但也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既未能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也无法对叙利亚内政、中东局势以及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等“热点”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是无用的或至少是用处有限。甚至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仅仅是学者自娱自乐的“玩物”，无法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很少懂得国际关系理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从不查阅理论书籍。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上述看法都是片面的。确实，国际关系理论源自国际事务的现实，既是学者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也是其认识世界的一种学理工具。就此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用途是不容低估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战争与和平的本质;现实主义理论能使我们懂得为什么美国历届政府都愿意将军费开支维系在很高的水平上;孤立主义理论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单边主义行为而排斥多边主义体系;依附论能使我们看清南北关系的本质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构主义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要通过推动人文交流等手段来实现民心相通。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学者为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具有更强的所谓“理论性”而钻进书堆，或故弄玄虚地造出一些远离现实的术语，或牵强附会地用那些不知所云的概念来解释严酷的现实问题。其结果是，越是使人看不懂的文字，越是被视为具有理论深度的科研成果，越容易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此外，理论可被分为有用的理论和无用的理论，学以致用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旨。换言之，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的理论不是有用的理论，不能为决策者提供思路的理论也不是有用的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用这一问题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构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国关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小有名气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曾说过，大国必然会费心思考全球事务，其他国家会非常关注大国的思想家在思考什么，大国会做什么。他认为，因为英国统治世界数百年，美国曾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美英学术界及美国学者推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毋庸置疑，就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学者的数量而言，中国堪称世界第一。但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这一欠缺或许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例如，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情面子影响下，中国学者相互之间的学术争鸣和交锋缺乏力度，因而很难迸发出思想火花;又如，在久治不愈的学术“浮夸风”的阴影下，中国学者攀登理论高峰的动力得不到强化;再如，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汉语发表的，在国际学术界很难被多多益善的读者知晓。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征途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学者也必须急起直追，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为帮助青年师生提升选题能力，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2020年10月25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举行“非洲研究期刊编审与学者座谈会”，特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詹世明，《国际论坛》编辑部副主任、《区域与全球发展》编辑部主任张颖，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春，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沈晓雷等编审、专家参加座谈。非洲研究院、中非商学院等相关师生70余人参加座谈会。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举行“非洲研究期刊编审与学者座谈会”非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珩教授非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珩教授对远道而来参加此次座谈会的编审、学者表示感谢。她指出，非洲研究院的学术成长之路离不开广大期刊、学术同行的一路支持。非洲研究院自2007年建院以来，在刘鸿武院长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咨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比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中非合作在实践领域深入合作，专业的非洲研究人才明显不足，急需培养后备人才。王珩希望，各方加强交流与合作，为培养人才形成合力，争取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中非合作提供更多、更有力的学术支撑与智慧支持。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春张春研究员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坚持中国导向、战略导向与政策导向的基本原则，自觉将学术研究置于历史与未来的长时段中加以检视，着眼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加强预测性、前瞻性研究。张春指出，中西不同的文化与语境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表现为，具体的或特定的议题与话语，具有不同的指向与含义。比如，中国语境下的“改革”与“稳定”，在西方学术语境下，相对应的则是“治理”与“安全”。因此，他认为，提升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关键在于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转换，理论创新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通用话语，让中国学术、中国故事、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詹世明詹世明主任指出，随着国内期刊自身评价体系的改革，对学术论文发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学术论文发表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是国内学术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优质稿源仍是稀缺品。他表示《西亚非洲》长期关注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鼓励青年学者注重“内功”修炼，凝练学术方向，做好学术规划，开展持续深入的学术研究。最后，詹世明结合《西亚非洲》办刊40年的坚持与改革，认为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更多的国际视野；更多的他者视角；更多中国立场的表达”。《国际论坛》编辑部副主任《区域与全球发展》编辑部主任张颖张颖主任表示国际关系是一门显学，相关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热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着力提升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以及预测性、精准性。张颖认为，学术自由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术规范，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不能放松。最后，结合《国际论坛》与《区域与全球发展》两份刊物的编审工作，张颖对学术论文的选题方向、资料检索、撰写与投稿提出了若干实用性建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沈晓雷沈晓雷副研究员分享了自己从事非洲研究的学术经历，认为读书笔记在学术起步阶段对于个人学术积累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回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自己撰写读书笔记的过程，表示围绕一个学术话题，展开大体量的文献阅读，进而撰写读书笔记，让自己较快地掌握了该话题领域已被探索的领域，发现尚未被探索的领域以及自己有能力探索的领域，进而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切入点。非洲研究院《非洲研究》主编李鹏涛非洲研究院《非洲研究》主编李鹏涛研究员表示，关注当下，坚持问题导向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即便是历史研究，也需要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从历史中汲取涵养，有助于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提出。《中国-南非人文交流发展报告》主编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中国-南非人文交流发展报告》主编徐薇副研究员鼓励年轻学子从“积跬步”开始，从一篇研究综述到一篇田野笔记到一篇学术论文，从“模仿”到“有所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不失为学术研究可复制的路径。在交流互动环节，就如何选定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发表难等普遍性问题，与会人员纷纷发表看法，普遍认为论文撰写质量是核心竞争力，要提高论文发表成功率，还要加强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刊物做深入分析，熟悉目标刊物的选题领域、叙述方式，努力让学术论文贴合目标刊物要求。《非洲地区发展报告》主编李雪冬博士非洲研究院东非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非洲地区发展报告》主编李雪冬博士主持座谈会。座谈前，詹世明主任一行还参观了非洲博物馆和非洲研究院成果展厅。【来源：非洲研究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东博社/记者 黎敏）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无疑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又一里程碑。总体来看，RCEP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10+1"自贸协定，并纳入了多个现代化议题，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当我们从庆祝RCEP签署的热烈氛围中走出，未来如何真正实现RCEP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其中的挑战，似乎更值得我们思考。近期，东博社记者就RCEP建设及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等相关问题，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先武进行了专访。这位曾经做过财经记者的教授，从经济学等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的独特视角。从贸易转移到贸易创造毫无疑问，RCEP与所有现行的自贸协定一样，在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给世界释放多边主义利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郑先武认为，评价一个自贸协定是否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量，一个是贸易转移，另一个是贸易创造。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先武"所谓贸易转移，其实就是通过双方合作，你的产品卖到我这，我的产品卖到你那，让一个国家的优势产品变得更具优势，劣势产品有可能更加劣势，最后在比较优势下，产品脱颖而出。但贸易转移有一定的弊端，简单来说，它就如同财富从一个兜里装进另一兜里，总体财富并没有增加，长期来看，这并不是最佳的发展模式，而且会让贸易双方形成较大的竞争。"郑先武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常见的模式，但不一定是RCEP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要追求的模式。"RCEP的签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郑先武指出，RCEP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应该关注贸易创造，也就是通过合作，让双方各有所得，并培育出优秀的企业。而如何实现贸易创造呢？需要发展科技，完善制度、企业管理等。而从经济学视角来探讨如何实现贸易创造，郑先武指出，各方需要有一定的经济互补性。"如果合作的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很强、链条很长，彼此都需要对方的产品，那么在贸易转移的同时，也会有贸易创造，双方就没有明显的竞争性。"郑先武认为，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还不够明显，但RCEP的签署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引入后，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合作，实现贸易创造。因为这些发达国家与中国—东盟有非常强的经济互补性。"所以，对于RCEP未来的发展，我们在关注它大体量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考量微观层面是贸易转移更多，还是贸易创造更多。"郑先武说。科技创新，提升经济互补性尽管实际中经济的运行是复杂多变的，但郑先武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规律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比如，RCEP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基本离不开创造更好的经济互补性。而如何提升经济互补性？我们要将打造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调整为打造规模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告诉我们，很大程度上比较优势已经算不上优势，别人不生产的东西你生产，本身附加值低还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那么真正的优势是什么呢？"郑先武进一步阐释道，"是规模优势，这个'规模'不是简单的规模大，而是以科技为支撑的规模优势，甚至是垄断优势。"中国在5G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在5G、高铁、北斗导航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产业优势日益凸显，而这离不开近年来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在中国"十四五"规划中，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被摆在了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和新兴产业，中国—东盟可以进一步培育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导航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提升经济互补性的过程中，郑先武还指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外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企业要更新企业制度和理念。"不做大杂烩的比较优势，而要做'两个一'，即唯一，不做别人都做的事；专一，一旦选择就脚踏实地地推进，不要急功近利。有了这'两个一'，慢慢就会成为第一。"郑先武说，"RCEP的签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既显示出中国有强烈的意愿在周边地区做一些引领；也显示出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够搁置争议，在经济领域真正开展合作。而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合作，将对包含东盟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打通次区域合作的"毛细血管"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当前世界各国都无法无视的国际局势，在两个大国间，中国与日本、东盟的关系，美国与日本、东盟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2020年9月，湄公河5国外交部长、东盟秘书长、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共同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中国与湄公河5国共建澜湄合作机制之后，美国这一举措的意图不言而喻。挑战之下，澜湄合作未来的发展更需要智慧和实效。而此前，澜湄合作已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通道"）实现了对接。对此，郑先武认为，澜湄合作有一定的地理指向性，与"陆海新通道"对接的话，能够实现横向的整合。"'陆海新通道'向南延伸，涵盖一些澜湄流域之外的国家，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这样的话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相应的互补。"郑先武说，其次，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关注的重点议题和合作领域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如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政治安全，在优先合作领域里涵盖水资源、农业和减贫等，而"陆海新通道"更强调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注重功能性的一些合作。两者对接有利于资源的互通有无，合作成果更接地气。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澜湄合作还是'陆海新通道'，他们都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是最微观的合作领域，如果它们能相互衔接、打通这些血管，那么宏观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更为顺利。"郑先武还表示，两者的对接，短期内会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就中长期而言，它会拉动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中国长三角地区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可以积极对接但因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郑先武认为，本地区未来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必一味追求世界500强、国际一流企业的高大上，也可以着眼国内，尤其是利用好中国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契机，积极与长三角等内生动力强劲的地区进行对接，探寻合作新的机会。而一个充满市场活力，具有内生动力的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自然会得到更多东盟国家的真诚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