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发表

【环球时报记者 葛文博】当地时间3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的演讲。过去半年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球。王毅说，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射出复杂的世界图景，既有像中欧这样同舟共济、携手合作的暖流，也有甩锅推责、单边霸凌的逆流。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甚至将特定国家污名化，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反而严重侵蚀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王毅强调，中国的复兴，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让中华文明重归人类发展进步的潮头，开启中国与世界开放交融的新纪元。一些人称中国的复兴是为了改变甚至征服世界，这是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无知。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从来没有侵略的基因。王毅表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惠及了全世界。王毅说，面临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提出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更多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以自身复苏带动世界共同复苏，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共同发展。在演讲中，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构建更加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王毅指出，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灾疫面前，人类再次面临进步还是倒退、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的关键抉择。中欧理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任的态度，从中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共同抵制煽动仇恨和对抗的逆流，坚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首先，我们要坚决维护和平发展，共同反对分裂世界。中方反对任何“新冷战”的图谋，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剥夺中国人民以及各国人民追求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权利。第二，我们要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共同反对单边霸凌。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站在多边主义一边，倡导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视欧盟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愿与欧方共同维护多边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捍卫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第三，我们要继续拓展互利合作，共同反对隔绝脱钩。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早已水乳交融，寻求与中国脱钩，就是与发展的机遇脱钩，就是与最具活力的大市场脱钩。中欧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应坚守自由贸易，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推动疫后全球发展繁荣发挥关键作用。第四，我们要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共同反对以邻为壑。中欧应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典范，共同强化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共同反对本国优先、损人利己的行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45周年。王毅说，45年来，中欧关系发展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45年来，中欧关系发展带给我们的重要经验是，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增进信任，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建设性沟通妥处分歧，通过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表示，中国始终重视欧盟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抗击疫情和共谋疫后复苏的关键时刻，中欧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按下对话合作的“重启键”，充分发挥“双引擎”作用，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注入强大推动力，努力从四个方面建设伙伴关系。一是构建抗疫伙伴关系。中方愿加快建设便利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货物往来的“绿色通道”，助力欧盟经济复苏。二是强化投资伙伴关系，年内达成一项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尽快开展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尽早达成《中欧合作2025战略规划》。三是打造绿色和数字伙伴关系。四是深化多边合作伙伴关系。王毅表示，当前，维护和平发展、推动世界进步的历史性重任落在中欧两大力量的肩上。我们衷心期待中欧这对世界级的关系行稳致远，迈向更高水平，为不稳定的世界增加更多稳定因素，为人类社会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月10日，“南开国际关系论坛—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新时代、新发展与新议程”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办。会议围绕国际和地区秩序演进、大变局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美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等议题进行广泛讨论。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出席会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主持开幕式。王新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国际社会中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研究需要用中国话语、中国理论来构建知识体系，以理论化成果为国家和政府服务。杨光斌指出，每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公共产品是由那个时代最强大国家所提供的。中国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方法论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基因的熏陶，历史是我们文明的基因，历史本身就是我们方法论的知识来源。开幕式后举行了主旨演讲。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韩召颖主持。张树华以“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为主题，指出了国际社会“东升西降”的变局，认为政治学需要通过研究做出政治和价值判断。他强调，政治学研究需要自立自强、强调原创性，承认主权性、时代性、民族性、思想性。杨光斌在“世界政治研究·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技术、资本和思潮”这三种力量把世界联系起来。政治思潮引发国际制度变迁，并由此塑造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无论是国际关系研究还是比较政治研究，都要加强对地区国别的研究。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教授做了题为“协和和新协和：从19实际的‘欧洲协和’到21世纪的‘全球协和’”的大会发言。他从无政府状态、全球化或相互依存的管理等概念以及制度化作为理论出发点，提出19世纪的欧洲协和是全球协和的起源，是“百年和平”的主要原因，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和全球治理需要借助协和理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导致全球治理停止或休克，这表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惯性和行为传统失势，以联合国、WTO、WHO代表的全球治理组织失常。大国关系的动荡不稳、地区秩序的变动不定、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失序持续可以视为是全球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变革与动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教授在“疫情下国际格局的变化与特征”的大会发言中谈道，疫情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化进程，但发展方向依然不明朗。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为中国外交提出了新思考。中国外交如何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如何从维护国家利益和顺应民意之间进行平衡以及如何处理好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关系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副院长鞠海龙教授以“拜登上台后南海地区形式浅析”为主题，提出拜登政府重启对华南海高压政策有主观可能性，有相对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菲律宾和越南对华政策和南海政策是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契机。一旦美国重启南海议题，中美关系可能再度探底，中美关系的对峙有可能导致非常不利的局面。《当代亚太》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在“大国互动视角下的中国周边秩序”的主题发言中表示，周边地区通常是历史上陆地崛起大国的战略重心和地缘崛起的依托带。中国在周边地区需要处理多层次的大国国际关系，以多样化的周边大国关系为分析视角，有助于中国在周边采取差异化的策略。论坛还设置了分组会议。各专家学者围绕“百年国际变局下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演进与重构”“百年变局下的竞争与合作”“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前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方案”“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议程与举措”等议题深入交流。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交流，对推动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探索与争鸣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20余家单位近60位专家学者参加。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的全球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冲击。这次疫情产生了深远、全面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影响，世界既有的发展迹象或加快或出现转折，新的征象也会迅速显现，成为百年大变局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嬗变与坚持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疫情暴发以来，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全球化优化了各国资源配置，深化了国际分工，提升了人类福利，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但非议全球化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声浪突起。这次疫情暴露出全球化的脆弱性，使一些人站到对全球化疑虑、彷徨甚至反对的一边。全球化面临节奏的调整与形式的嬗变。首先，全球产业链的调整难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停工、物流受阻突然造成产业链的断裂，漫长的产业链使处于链条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因为一个零部件生产环节的断供出现整体停摆局面。未来，尽量缩短产业链或使产业链围绕国家周边地区进行就近配置的现象势必显现出来。其次，部分企业向本土回归。疫情暴露了很多国家产业制造体系的短板，不只限于医疗领域。本届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美国海外企业回归，以振兴实体经济，摆脱过度对外依赖，也有不言而喻的“去中国化”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后，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回归的政策力度会加大。一些国家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会同步鼓励重建或振兴医疗等关系民生健康的低端、低利润企业，从而保证所谓的“经济主权”或“制造业独立”。再次，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出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安全因素考虑，在一个威胁多元、利益不一、规则分歧突出的世界，追求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的优先目标，虽然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不会停息。美国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出发，为减少对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金融上的依赖，会加大实施脱钩或半脱钩的政策力度，并带动组成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经济伙伴体系。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会更加受到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政策优惠，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将出现变轨。冷战结束后，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到全球竞争与合作大潮之中，都在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在未来，对全球化的参与，各国会更加重视卷入的步调与方式的选择，更加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面对公私企业并重。一是社会与市场协调。需要扬弃市场过度的逐利性，兼容社会发展的平衡，兼顾多数人对基本生活维系的诉求，并形成相应的政策配套。二是竞争公平。在未来全球化发展浪潮中，竞争需要有更加宽容、更为公平的环境。发达国家将更多诉求公平贸易，不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让利，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安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所谓公平，具有自私本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强调规则的公平，强调对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的纠偏。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依据实力的成长，增大对规则重塑的影响力，以寻求建立稍稍有利的竞争规则。规则重构若要形成新的全球共识，需要发达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心态，否则只能是拆分现有制度框架，或者另起炉灶、分道扬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三是正常对待公私企业。西方国家总认为国有企业享受政府政策、税收和采购等便利，西方私营企业难以匹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不时出台政策来打压、限制竞争对手公营企业的投资。中国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放弃公营企业，正如美西方尽管有不少公营企业，也不会放弃私营企业一样。这些企业都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形态构成，需要世人正视现实，正常对待，差别对待甚至歧视、打压就无法重构未来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无助于提升全球企业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后，包括医疗等公营企业在很多国家会受到鼓励和支持。疫情后时代，全球化步伐不会停息。世界总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会有所调整，但永久性地改变不可能。人们可能因疫情一时退回一隅，但不可能永远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气候变化等种种全球性巨型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接触、互联网金融以及全球远程同步视频技术的发展等，都会扩展并深化人类交往的范围与空间。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更新的契机。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率先走出疫情防控艰难困境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节奏，对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与医护人员的支持，彰显了一个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其他地方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与支持。中国因疫情面临的困难依然突出，对全球化因疫情遭遇的冲击心中有数，护链、补链与建链的任务十分艰巨，非一时可以完成。在努力畅通国内社会、产业和商业循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与国际社会展开深入的抗疫情、保经济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内涵也会因疫情而深化和扩大，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与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抓手。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中国的作为将为一个健康、安全、和谐有序的全球化增添全新的动力。《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8日 12版）

特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赵怀普 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权力是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人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形象，却会感受和体验到它的存在。在权力所及的诸多领域，货币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受关注程度极高，人们对它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深刻。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货币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中极其重要，同时货币对于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也至关重要。具体来说，货币的重要性不仅源于其在交易、定价、储备方面的市场属性，更源于它的信用属性——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可以获得铸币税，通过货币调控可以参与并影响真实的经济生活、完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也是一种权力杠杆。而当这种杠杆被无限延长，从国内进入国际，权力也随即被放大到货币流通域所能覆盖的区域，除了获得上述种种益处，货币发行国还能通过主动运用权力，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由此货币权力就有了国际权力属性，成为各国争夺的一种国际性权力。谁能发行国际关键货币，将货币流通域铺展到全世界，谁就能获得海量的国际铸币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拥有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根据本国需求自由调整货币政策，甚至能在必要的时候，以汇率或者清算体系作为制裁手段，兵不血刃地贯彻国家意志，达到政治目的，以上种种，正是国家间货币博弈的动力。权力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也历来是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货币权力多现于经济学研究，但是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本源上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货币权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基于其首创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揭示了货币权力的本质与来源。简言之，货币权力来源于它所负载的劳动价值，而货币是劳动价值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货币是“信用符号”，其“信用”的基础在于能够确保它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否则无“信用”可言。在主权货币时代，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以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主权作为信用基础，而这种主权信用的基础仍然是社会劳动价值。在当代，一个国家建立它的主权货币权力体系，关键是使主权货币成为社会交易体系中唯一的交易手段。而在不存在超国家主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要想建立其国际货币权力体系，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确保其货币所含价值稳定以及货币规模巨大，以此吸引其他国家用其产品的劳动价值给该货币“充值”；二是确保国际贸易对其货币的需求，使其他国家不得不用其劳动产品中的价值来给该货币“充值”。二战后美国构建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拥有的巨大规模的美元，建立了以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因美元大量超发，导致美元信用体系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此后，美元从“金本位货币”转变为“主权货币”，由美国行使国家主权来控制货币发行量。为了继续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和世界主要产油国签订秘密协议以确保以石油为代表的最重要的国际性大宗商品交易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当然，美元霸权是以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保障的。总之，国际性的货币权力体系需要国际性货币，于是出现了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美元霸权由此产生。伴随着货币的资本化和货币权力体系的全球扩张，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资本支配全球经济、获取剩余价值的巨大权力体系，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与贸易体系。维护美元霸权已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成为决定美国各种政治经济甚至外交决策的基点。只要哪个国家阻碍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支配，美国必然动用其政治军事权力强行干预，以确保美元霸权不断扩张。由此可见，由资本支配的货币权力体系的跨国扩张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版图的巨变。这同时也表明，货币权力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逐步扩展到时代性更强、包含的内容更广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乃至全球治理等范畴。一言以蔽之，币权竞争不仅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与更替，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领域对货币权力的研究，兴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美元本位制建立的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美式金融自由化的兴起、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引发了又一轮研究热潮。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学界和业界人士纷纷开始反思：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全球失衡严重、金融危机频发是否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相关？继而引发了美元霸权相关讨论，国内学者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也从这个阶段开始集中出现。从货币权力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相关问题的提出与热议同美元本位制体系的诞生和演进关系密切，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开创性地建立了“华尔街—华盛顿”循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先后奠定了美元“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货币”和“唯一信用本位货币”的特殊地位，重塑了“中心国家”提供美元和美债、“外围国家”提供产能和资源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货币权力的杠杆前所未有地放大。可以说，美元本位制为研究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提供了绝佳样本。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对货币权力的研究渐成体系，覆盖了货币权力的来源、表现、兴衰规律等方方面面，亦就相关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甚少有从货币权力的角度，全面追踪美元本位制从诞生到步入危机的过程，并梳理危机逐步深入的表征、探寻危机传导的动力、剖析危机成因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值得欣喜的是，叶冰博士的这本《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应该说，从货币权力视角研究美元本位制危机这一课题是有相当难度的，对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能力要求较高。叶冰博士虽然非国际关系研究科班出身，但是她有许多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她还有扎实的外语基础，且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极强，这给她收集研读和有效使用外文资料、及时捕捉国外前沿学术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书外文资料丰富、引用数据较为权威和新颖盖得益于此。她的另一个突出优势是具有十余年金融从业经验，长期的金融工作实践包括经常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的经历等，有助于开阔其视野并加深对货币权力的运作及其影响的理解。这个优势对于其在研究中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有帮助。叶冰博士的这本著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构建与更替，总结出若干规律性的见解，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研究著作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向多领域延伸、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亟待改革的当下，将货币权力作为一个影响国际关系的变量，在国际关系视野下探究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给大国博弈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产生的影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美元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不仅对国际金融和大国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影响着美国自身的经济运行状况。在由货币权力与美元本位制构成的总体研究框架下，此书以“危机”为主题很好地契合了“权力”这一视角，毕竟权力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课题。作者在认同“美元霸权”仍存这一国际社会中较普遍的共识的基础上，对美元本位制的危机进行了概念界定，继而从币权竞争和历史演进的视角，分析了导致美元本位制危机的内在缺陷和外部原因。一句话，对美元本位制危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其次，此书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在书中做了充分深入的文献综述研究，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搭建了较为全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兴替框架，对国际货币权力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与诠释，对货币国际化的选择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规律做了归纳总结。还有，更值得称许的是在实证研究方面，书中包括了大量史料并以货币权力兴替为线索，佐以翔实的现实数据，穿引了二战以来美元本位制崛起、兴盛、步入危机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完整深入客观地剖析了美元本位制的平衡性、稳定性与持续性等关键问题，由于作者具有多年金融从业经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的角度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的来看，全书框架结构合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掌握比较到位，引用数据较为权威和新颖，论证具有逻辑性，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正确，有独到的理论见解，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总之，此书是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的好书。相信这本书会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的思想启迪、研究设计提供参考和助力，而作者深入浅出的阐述也为金融从业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思考方法和分析逻辑，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该书的出版是叶冰博士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累积的知识与能力的初步展现，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对其取得这一成绩甚感欣慰。当前国际社会及学术界对美国的美元政策及美元本位制的前景十分关注，希望叶冰博士继续探索下去，努力在货币权力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叶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5来源：新华号 中信出版

7月23日下午，国际司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组织召开“俄罗斯形势及中俄关系发展”视频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冯仲平副院长主持，国际司潘江副司长作总结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相关专家作了主题发言，并围绕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发展形势、巩固加强中俄务实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发布。　黄钰钦　摄中新网北京4月15日电 (张蔚然 黄钰钦)在中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新书发布会4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丛书试图以一种通俗而不失学术、鲜活而不失严肃的方式，让读者走进国家安全这个既神秘高端又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在拓展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提升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记者在会上获悉，丛书共六册，分别是《地理与国家安全》《历史与国家安全》《文化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大国兴衰与国家安全》《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发布。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致辞。　张蔚然 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当天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以推出系列丛书的方式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特殊意义。丛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同时超越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透过历史、地理、文化等视域，从大国兴衰、百年变局等高度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去年赶上新冠疫情突发，所以我们临时增加了一本，就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袁鹏特别介绍说。他在丛书总序中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最初提出到不断完善，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被重视到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安全发展理念被要求贯穿到中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十个坚持”系统集成，自成体系......凡此意味着，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逐步形成，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集中体现。这也就意味着，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只是国家安全职能部门的工作指引，而应成为从事各项工作的党政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中国人民的必修课。出席当天新书发布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历史时期，中国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能力空前增强，同时国际上干扰中国发展的动作也不断增多。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的历史时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提供了根本的遵循。谈及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区别，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在发言中强调，面对当前各种各样的挑战，传统的理念和方法已经难以全面认识国家安全、指导国家安全。因此，战略研究要超越过去习惯的思维，要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进一步表示，回顾过去六年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的演变过程，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外部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聚集。在外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凸显国家安全的基本功能，在国家发展改革过程中更显紧迫。国家安全观作为严肃的学术话题，如何“破圈”成为通俗易懂的读物，既是系列丛书的特点，又为实际编纂提出了挑战。丛书各分册主编在推介时普遍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从历史、地理、文化诸角度看国家安全，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初步的探索，既有国家安全主题的严肃性、政论性，又兼顾可读性、知识性。具体而言，以案例为切入点是系列丛书一大亮点。《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主编张力介绍说，《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在编纂过程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既包括黑死病、瘟疫、新冠疫情等公众最关注的例子，也涵盖抗生素、基因编辑、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可能对全球生物安全造成危害的典型案例。《文化与国家安全》主编牛新春同样指出，系列丛书不是理论性著作，也不是政论性著作，而是通过案例来讲道理，在此基础上生动展现人类文化的百花园里如何上演一幕又一幕文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历史剧。(完)

都说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走向成功。正如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世界史班本科生陶潇宇所言：“相信累和苦终将带来喜与甜。”和诸多学子一样，他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终不负少年游，陶潇宇用四年的奋斗与拼搏为大学本科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如今已保研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启新阶段的学习之旅。本科期间综合测评、学业成绩专业第一，主持国创一项，发表期刊论文一篇，曾获赵俪生奖学金、兰州大学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学生标兵、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学生会干部、校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闪光的履历见证着陶潇宇四年来的成长。如果把大学四年比作像一列行驶远方的未知列车，那么他就是在这样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到达了新的站点。回望来时路，学生工作、学术科研、兴趣爱好是构成陶潇宇大学生活的主要部分。他刚入学就加入了学校的达尔文协会，并随队参加了一次兴隆山的徒步露营，在社团活动中感受团队协作的魅力；同时他还乐于为同学们服务，在大二的时候，陶潇宇作为体育部部长组织了一次校级规模的篮球赛，面临着几十支参赛队伍的场次安排、分数统计、场地清理、处理比赛突发事件以及几十名裁判的经费发放等诸多事物，早上6点起晚上12点睡成为了他那段时间的常态。现在回想起来，陶潇宇认为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做好时间规划，以避免二者发生冲突。作为历史专业的学习者，陶潇宇对自己的主攻方向有着清晰地认识，他在“兴趣+发展前景”的两方面考量下，选择了世界当代史作为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是他较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的国创、“赵俪生奖学金”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而国际关系的研究无法与世界史分割，这促使了他选择了世界史专业；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考虑了各专业的保研、考研、就业情况的差别，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专业大类学习后的最优选择。即便是专业第一的“学霸”，但陶潇宇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论文写作的烦恼和障碍。每当逻辑思路陷入混乱，文章思路断裂，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唱歌、健身、玩魔方等兴趣爱好都成为了他自我调节的“利器”。他说：“压力大的时候跑到阳台嗨嗨歌，跑到健身房撸撸铁还是十分减压的。”四年匆匆，鸿雁来去，如今新一届的学子面临着毕业，奔赴未来。陶潇宇也即将要启航再出发，踏上全新的学习之旅。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能够继续脚踏实地，再创佳绩！素材来源兰州大学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参议员梅嫩德斯等人4月8日抛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宣称，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与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的对华战略相比，这一法案是企图使美中关系朝着彻底的竞争和完全对抗方向发展。这一动向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美国和国际上许多清醒的政治人士和学者劝告美国应更多关注和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8日感慨国内政治分裂严重，让美国失去了在新能源等方面的未来竞争机会。她谈到自己此前访华时与一位中国市长谈起美国新能源计划，后者一句“慢慢来”让她感到“扎心”。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外交学者马凯硕撰文称，当年特朗普企图用贸易战来削弱中国，然而统计数字表明这没有任何作用。他警告称，“如果拜登政府继续走特朗普对抗中国的老路，美国将走向灾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有关人士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有关消极法案。“全面与中国对抗”“美国参议院推出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加强与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美国之音”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8日推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一新法案经过与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里施的协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首度共同推出的与北京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法案。报道称，这份法案的重点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有力量“在国家和国际力量的所有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该法案计划14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并进行表决。“全面与中国对抗”，西方媒体立即对这一法案做出这样的解读。美国彭博社称，美国参议院推动的反华政策正在成形。这份长达283页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以“保护和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当天，梅嫩德斯在声明中宣称：“我非常自豪地宣布这一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这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实现印太战略，使美国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我们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共同致力于最终解决‘美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里施也发表声明称，该法案包含了一个“强大而可行的”计划，这将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摆出与中国竞争的姿态的重要一步”。路透社称，该法案包括了同中国的经济竞争，并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等“普世价值方面进行投资”。法案宣称要授权采取广泛的“人权和公民社会措施”，包括“支持香港的民主”，对所谓“新疆强迫劳役，强制绝育”等侵权行为实施制裁。在军事上，法案强调“优先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标”，必须确保联邦预算与对华竞争战略“相匹配”。法案建议，在2022至2026财年期间向印太地区提供总计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援助资金，同期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和相关项目提供总计4.5亿美元的资金。韩国《国民日报》称，美国参议院这一法案不仅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准备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继续对华施压，这必将引发中方的强烈反应。该法案的内容包括了特朗普时期各种对华施压手段，如果说以前特朗普政府的措施具有随意性，那么现在美国国会显然想把这些措施法制化。会压缩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灵活空间？对于美国参议院推出的涉华新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有关议员提出的相关法案表示坚决反对，中方在中美关系以及经贸、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愿重申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拜登在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有对华强硬一面但也不断释放出一些合作信号。拜登在国内很明显是一个弱势总统，在推进国内的各项议程中需要国会的合作和帮助。他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希望将拜登对华政策朝着彻底的竞争和对抗方向发展。这种内部压力将极大压缩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灵活空间，使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竞争和对抗要素越来越多，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趋势“十分危险”。美国参议院抛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强化与中国全面竞争和对抗，令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感到兴奋。亲绿的《自由时报》9日称，美国这一法案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关键一环”，要求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不应对美国与台湾官员互动设限。台“外交部”发言人称：“感谢美国国会议员近年不断采取友台作为。台将持续关注此案进展……稳健深化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萧衡钟9日在“中时新闻网”撰文称，过去美国一直沿用对台“战略模糊”，美国是在不承认“台湾独立”的情况下为台湾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文章称，现在美国政府想继续扩大特朗普时期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但这样的政策变化很可能会激怒大陆。“国际政治是现实的，夹在美中之间的台湾该如何自处，不可不慎”。赵立坚表示，美方有关议员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走特朗普老路，美将走向灾难“拜登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的前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到底是对是错？”新加坡外交学者马凯硕在《全球亚洲》季刊上撰文称，眼下华盛顿一边倒的共识是：即便特朗普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错了，他在对华问题上也是对的。但现实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地位，却并未对中国造成实际伤害。文章称，美国决策者应反思下面这些重要的数字：2009年，中国市场规模为1.8万亿美元，而美国为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到了2019年，中国的市场规模为6万亿美元，是原先的3倍多，而美国的市场规模仅5.5万亿美元。“如果拜登政府继续走特朗普对抗中国的老路，美国将走向灾难”。美国兰德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与盟国伙伴能否有效合作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报告称，现在多数国家把经济发展置于安全担忧之上，它们也并不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同盟关系是脆弱的。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8日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撰文抱怨称，“要想当美国的盟友仍然很难”。拜登一上台就热情地与加拿大总理通电话，但转眼就取消了与加利益攸关的油管项目。美国至今保留着对欧洲盟友加征的钢铝产品关税，还威胁就“北溪-2”天然气管道对德国进行制裁。香港《南华早报》7日称，在澳大利亚近来为了美国屡屡触怒中国后，澳出口到中国的煤炭从去年10月起被中国拒收，美国煤炭业却在过去5个月里抢占了澳空出的商机。一名分析人士气愤地称：“澳大利亚的损失成就了美国的获利”。美国国内一些清醒的人士都看到，疫情已经造成57万多人死亡，国内政治分裂，种族矛盾不断以及基础设施破败，美国更需要先治理国内问题。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8日在白宫推介拜登基建计划的记者会上称，清洁能源对美国是巨大机遇，中国正积极进军，且“乐见美国停滞不前”。她谈到自己此前访华时与中国一位市长谈话中的“扎心”经历。当时，中国市长与她谈论新能源时问道：“你觉得美国何时才会制定一份清洁能源战略？”格兰霍姆称：“我不知道，美国政治分裂太严重了。在国会很难取得共识。”中国市长听完后笑着说：“慢慢来！”对此，格兰霍姆称：“中国把美国这种被动视作机会”。李海东表示，实际上，美国内部也有反思，一方面这种全面战略竞争会把中美关系推到很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跟中国战略竞争无法解决美国国内和全球的很多现实的问题，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快速复苏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他说，中美这种竞争未来结局最后还是要看中国是不是能持续发展自己和稳步增强实力，最终达成主要基于实力的平衡态势。只有这样，美国才会最终坐下来，平等地与中方去谈双方关心的事情。【环球时报记者 萧达 青木 陶短房 张婷鸽 张天行 陈康 王伟 柳玉鹏】阅读更多内容请参见今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或下载登录新版“环球TIME”客户端。

2019年7月2-3日，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英国、美国、丹麦、印度、日本、中国等国的近100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在2019年迎来学科的百年诞辰。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关注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发展、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诸多方面，并以不同的理论流派、多样的研究视角以及丰富的议题领域，推动着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议题在这一百年中的巨大变革。因此，如何评价百年国际关系研究，反思百年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展望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路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义不容辞的任务与使命。因此，为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审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学术基础，作为一所以国际问题研究为特色的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实有必要承担起这一重要责任。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巴里·布赞教授、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第一副校长钦塔玛尼·马哈帕查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中西宽教授在会议现场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各国学者围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非主流理论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安全研究及其进展、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趋势与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评估与展望等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会议还进行了两场理论对话，与会学者就“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及其路径”两个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当前，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尤其是世界权力中心正在转移、经济全球化面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挑战、中美关系遭遇巨大挫折的时候，需要各国的诚意与善意、包容和合作、建设性改革方能应对。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积极地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并努力地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