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研究院

据山东大学官网消息，11月12日上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青岛校区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彦通，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出席会议并致辞。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副校长兼青岛校区校长韩圣浩分别主持工作会议及座谈会。会上，张彦通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体现了全党意志，反映了人民意愿，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阐述。国务院参事室和山东大学共建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责无旁贷，大有可为，应当动员各方面力量致力于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政策等方面提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共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郭新立指出，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一主题召开座谈会暨研究院第一次工作会议，既是落实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这一重要政治任务的具体举措，也是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作为高端智库平台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要抓紧学习，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要抓紧研究，深入开展国家治理方面的学术研究；要抓紧行动，深度发挥国家治理研究院的智库作用。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要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积极探寻新时代新型智库建设之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把智库作用发挥到新的高度、新的深度，力争建设成为实践经验的总结主体、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主体。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徐一帆，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韶兴等在座谈会作了重点发言。在随后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汇报了关于国家治理研究院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的初步设想，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青岛校区副校长曹现强汇报了国家治理研究院2020年工作设想。国务院参事室、山东大学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上述消息还介绍称，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由国务院参事室和山东大学共建，为山东大学直属科研机构，按照“小核心、大外围”的原则，整合校内外资源围绕中央战略需求开展研究，服务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将发挥国务院参事室与山东大学双方优势，力争建设成为出思想、出智慧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端智库平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山大贡献。此次会议是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挂牌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山东大学官网）

原标题：聚焦 |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2018年中国数字政府论坛”并发布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IGS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今天201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2018年中国数字政府论坛——政务服务与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明理楼召开。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国税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广东省、湖南省、四川省、佛山市、西安市未央区等嘉宾分享了各自创新实践，周宏仁、汪玉凯、米加宁、苏国锋、黄璜、张楠等专家学者围绕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未来政府创新、政务公开与政府网站建设、政府数据共享开放与治理、“放管服”改革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主题进行交流。在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了《2018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与评估结果如下：一、评估指标与结果本次评估指标体系从内容、展现、保障和应用四个维度，设置了7个一级指标：信息公开、政策解读、政务服务、互动交流、展现设计、监督管理和传播应用。另外，为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创新，推进政府网站集约化、智能化、实用化、规范化建设，评估过程中开展了优秀案例征集工作，根据各地各部门政府网站主办单位推荐报送案例的质量给予适当加分。具体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如下图所示。部委网站前十名：1.商务部，2.税务总局，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4.工业和信息化部，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6.生态环境部，7.交通运输部，8.教育部，9.海关总署，10.国家发展改革委。直辖市政府门户网站，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列前2名。省（自治区、兵团）政府门户网站前十名：1.广东，2.四川，3.贵州，4.湖南，5.海南，6.湖北，7.江西，8.福建，9.浙江，10.江苏。副省级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前十名：1.深圳，2.青岛，3.成都，4.济南，5.南京，6.西安，7.广州，8.宁波，9.厦门，10.哈尔滨。省会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前十名：1.成都，2.长沙，3.济南，4.南京，5.西安，6.广州，7.贵阳，8.南昌，9.哈尔滨，10.武汉。其他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前二十名：1.佛山，2.苏州，3.郴州，4.宿迁，5.凉山，6.惠州，7.无锡，8.威海，9.六安，10.鄂尔多斯，11.东莞，12.中山，13.六盘水，14.珠海，15.十堰，16.马鞍山，17.鹰潭，18.湘潭，19.衡阳，20.柳州。试点区县政府门户网站前十名：1.佛山禅城区，2.北京西城区，3.上海浦东新区，4.金华义乌区，5.深圳罗湖区，6.嘉兴嘉善县，7.西安未央区，8.北京海淀区，9.南京建邺区，10.成都新津县。二、2018年政府网站建设的亮点和突出问题此次评估发现的政府网站建设亮点和突出问题如下：（一）建设亮点1.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落实。与2017年同期相比，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国办政府网站抽查合格率为100%的地区占比分别提高了31.4%和25%。95%的政府网站加挂“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及时办理网民监督。2.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率和覆盖率稳步提升。84%的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覆盖，比2017年提高30个百分点。3.服务功能不断优化。89%的网站提供的站内搜索能查找到已发布的服务事项资源，91%的网站提供办事结果状态查询，91%的网站办事指南能够与政策文件、表格样表、在线咨询、结果公示、常见问题等资源关联。4.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信息公开整体表现较好。本次评估的区县级网站近90%来自全国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地区，区县级网站“信息公开”各分项指标表现较好，“基本信息公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目录”三项指标平均得分指数位居首位。5.政府网站向移动端延伸融合。移动服务渠道建设比例超过70%，54%的政务微信和68%的移动适配版同时提供公开类和服务类信息，为政务服务的“指尖办”创造了条件，66%的政务微信信息更新及时，比2017年提升6.5个百分点。（二）突出问题1.政策解读比例低。2018政策解读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政策解读”指标得分指数仅为0.61，与2017年相比，副省级和省会、地市级得分指数出现下滑。43.1%的网站对“政府发”、“政府办发”等重点政策文件的解读比例不足50%。2.反馈及时性和答问库建设能力有待提升。仅有53%的网站能在15个工作内反馈咨询答复，比2017年下降2个百分点。整理常见问题形成答问库的网站仅47%，57%的常见问题未进行分类，不方便公众查找使用。3.网页标签设置和规范性水平较低。73%的网站未设置站点标签，超过60%的网站未设置栏目标签、页面标签。已设置网页标签的网站中，40%的标签未能按照政府网站发展指引要求规范设置。4.网站传播应用能力普遍不足。“传播应用”是明显短板，得分指数比其他指标低40%以上。政府网站年平均页面浏览量不足140万次。已使用网站的用户发表的评价中，53%的评价认为网站实用性不高，61%的认为网站易用性较差。三、建议措施（一）加强规范化管理，夯实底线基础。加强域名标识管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域名管理的通知》和《政府网站发展指引》要求，管理和使用政府网站域名，加挂网站管理相关标识；明确落实保障责任，确保网站内容正常更新；提升网站内容完整性，确保办事指南要素完整性，及时答复反馈咨询信件。（二）推动集约化整合，实现互联融通。按照“职能-业务-资源标准-落实责任”的工作路径，明确和规范各部门的信息资源保障任务；以用户需求为纽带组织和调用资源，提高服务的精细化、高效化程度；制定数据分类、格式和接口规范，推动政府网站与各部门业务系统无缝对接；建好集约化平台，提高平台共性功能的易用性，加强平台安全防护，满足个性化建设需求。（三）构建一体化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提升信息类服务的效率，推动信息数据资源的科学合理、动态调用，支持用户高效率地获取已汇聚的海量信息数据；提升行政审批类服务的易用性，细化办事指南内容，扩展延伸发布审查细则，以“整体服务”的理念整合服务资源提供场景式集成服务；提升互联网+监管类资源的展示度，发布执法处罚规则，做好综合执法监管工作的信息公开，加强信用监管；提升政务新媒体的融合度，推动政府网站服务资源向“两微一端”延伸，探索通过数据开放推动培育第三方应用开发。（四）丰富实用化功能，改善用户体验。优化搜索功能，支持错别字自动纠正、关键词关联推荐、关键词模糊搜索等；探索个性化服务,基于用户画像、行为分析、智能身份鉴别等技术实现精准推送；构建政府网站常见问题知识库，基于智能互动技术实现在线实时咨询问答；采用图表图解、音频视频、动漫等多元化方式丰富政策解读展现形式；简化设计风格，减少栏目访问层级，合理增加辅助性提示性信息。（五）探索智慧化应用，辅助决策监督。汇聚各部门、各渠道数据资源，应用大数据技术动态分析政府各部门在信息公开及时性、办事服务效率、互动回应质量、政策解读效果的具体表现，推动政府网站绩效管理。同时，基于网站用户行为分析和口碑评价数据，有针对性的改善网站在栏目设置、内容呈现、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推动网站服务管理能力持续优化。

中新网12月12日电 12月11日下午，雅居乐宣布向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捐资人民币 3000万元，用于支持该研究院开展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科研活动，推动国家级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据了解，截止目前，雅居乐在兴教助学、扶贫济困和可持续发展等众多领域的公益慈善捐款已经累计超过人民币17亿元。捐赠仪式合影留念雅居乐控股公司副总裁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岳元在致辞中说，雅居乐自1992年成立以来，以“同理心”为待人处事的第一原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陈卓林曾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今天千亿级的企业家，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因此要感恩国家，回馈社会；此次能够捐赠清华这样一所国内顶尖学府，为国家人才教育和科技创新贡献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是雅居乐的荣幸，也是他本人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们相信，未来，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精英人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首先代表清华大学向雅居乐此次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向波涛表示，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全国高校中首批以“国家治理”为研究方向的专业智库，研究院自2014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培养输送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人才，尤其是在我国国家治理水平不断走向成熟的当下，研究院此次与雅居乐的合作可谓适逢其时；未来，研究院将用好这笔善款，在将自身建设成为一流智库的同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建议和理论依据。据了解，此次捐赠的3000万元将设立“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基金--雅居乐专项”。该专项主要用于支持研究院开展国家治理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的课题及案例研究，以及社会调研；并将定期组织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开展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有关的项目合作或其它相关活动；同时还将作为奖学金，用来培养国家治理和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人才等。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公管学院、社科学院和金融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的跨学科校级科研机构。该研究院主要研究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致力于培养一流的国家治理人才，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一流智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支持教育事业，关心国家未来，源自雅居乐的企业使命感，也源自雅居乐创始人陈卓林先生曾作为一名教师所怀的“兴教为国”之心。早在2007年，雅居乐就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十所高校设立了“雅居乐地产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成绩优异的寒门学子。为了更好地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2008年，“陈卓林伉俪教育基金会”在雅居乐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宣告成立。一年后，“雅居乐教育基金会”、“中山大学—雅居乐慈善发展基金”等相继成立。多年来，雅居乐与各地教育机构及高校的基础建设、奖教奖学合作项目逐步推进，在兴教助学领域先后捐资超过人民币8亿元，为全国许多地方和机构的各类人才培养及引进提供了鼎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如何理解“历史性”这一概念，如何把握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进行了专访，听他为我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意识。嘉宾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国道路——思想前提、价值意蕴与方法论反思》等。主讲教育部大学视频公开课“哲学导论”，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首席专家。上图为欧阳康（右一）在斯洛文尼亚国际学术会上发言。对于新时代的定位，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发展与拓展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理解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欧阳康：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根本上来讲，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时代性发展作为现实依据得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出这一重大判断，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思想自觉和时代自觉。那么，什么叫“历史方位”？历史方位指的是我们今天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居于哪一个阶段。历史方位的判定，是历史经验和历史自觉的有机整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不断确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到哪里了，我们该走向何方……重视历史方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清晰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历史意识可以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特点。它是人类自觉探寻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积极表现。新时代是我们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迎来的。对于新时代的定位，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发展与拓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前提就是要不断汲取历史经验，把历史经验变成现实的和未来的财富。此外，确定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时代意识，即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丰富时代内涵的认识。首先，从中华民族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极为光明的前景。其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中国道路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最后十年经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与曲折。从那以来，尽管有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宣布社会主义的终结，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一枝独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再次，中国道路展示出特殊的世界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全面发展，绽放出灿烂的光彩，这不仅解决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为那些既想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等重要词汇，我们该如何理解“历史性”这个概念？欧阳康：用“历史性”这个概念来描述新时代是非常恰当的。首先，它表明了一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尊重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条件和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讲实事求是，这个“实事”首先是历史的事实。我们70年的巨大成就和巨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70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离开了“历史性”，我们就没有资格来谈变革与成就。其次，它坚持了一种历史比较的科学方法。怎么样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的变革所具有的意义？答案就是要放到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进程中，放到世界整个发展局面中进行一个量化比较。此外，它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的判断。因为我们的成就与变革，不仅是对过去的，也是对未来的。它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更加丰厚的经济基础。比如我们的GDP在过去几十年来快速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提高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也提升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地位。记者：您能否从“四个自信”的角度谈谈我们能够取得这样历史性成就的原因？欧阳康：“四个自信”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历史性成就的内在组成部分。道路自信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基础之上的。7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是由传统社会主义自觉转变和成功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开拓了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包含三个重要要素，一是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的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中华民族的道路，扎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土壤。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就是把这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大地上成功整合了起来，既有历史传承又有时代创造，既有国际借鉴也有中国特色，既有实践探索也有理论创新，展示出独特的道路优势。理论自信来源于探索中国道路进程中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它的力量，根本上是由于我们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有三个重要的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化，其次是西方文化与思想中的先进部分，最后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度自信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70年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制度，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7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坚持立国之本，但并没有陷入保守与僵化，1978年以来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具体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们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运行体制机制。文化自信是在当代中华文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得以树立和彰显的，也是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有优越性呢？因为中国优秀文化是历史上最为悠久，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现在我们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它时代化，获得新的时代的内容，服务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其次，我们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当代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实践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融入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还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自觉运用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未来意识来部署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记者：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背后有着怎样的内在发展规律或者发展逻辑？欧阳康：我觉得这一战略安排的背后，至少蕴含着以下四个规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我们要确保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大道上。二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我们要在新时代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我们要推进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共同发展道路。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科学执政、服务人民等的有机统一。这样一个战略安排，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点是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又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开拓前进直到全面深化改革。所谓一张蓝图绘到底，首先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绘制出新中国发展蓝图，很多东西今天仍然很有意义。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在不断探索和创新，比如说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三步走”。首先是解决温饱，然后小康，然后来搞现代化，应该说这样一个“三步走”的前两步的目标，经过40年的努力，我们提前达到了。第二点是人类文明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70年历程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还是学习西方，跟在他们后边儿走。第二个阶段是同行，我们尽可能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教育，等等，努力缩短与他们的距离，甚至跟他们同步进行。而第三个阶段是创新引领，现在能够学习的都已经学到了，学不到的他们也不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的东西，用中国智慧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第三点是阶段性发展与总体性目标的内在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关于未来30年的战略谋划，把未来30年分为两个阶段。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自觉运用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未来意识来部署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第四点是局部性发展与全局性发展的有机整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且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既有宏观战略，也有实施的途径和措施。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取得了党的建设新成就。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欧阳康：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宣布自己没有人民利益以外的任何特殊利益。因为没有私利，所以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真正大刀阔斧地推进自我革命，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做到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出现错误，就坚决去改。可以说，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最根本动力。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有科学的指导思想、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要求，帮助我们不断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改造自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建设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向历史学习，进行历史的反思，善于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非常坚强、全面而有力的组织体系，且不断地保持在组织上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目前已超过9000万。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的党员，需要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压实各级党组织抓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同时，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不断激发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抓管党治党的内在动力。同时，通过改革考核机制，让能者上、庸者下，激发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积极性。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尤其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一定会极大提升党的生机活力。（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王雅婧）

西溪湿地花朝美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中国之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制度成就与历史经验，体现为一种现实的治理状态和治理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和基本表达。而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而言，“中国之治”不仅仅是对中国治理“实然”状态的描述，而且是一种对未来中国治理“应然”状态的价值期待与追求。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之治”不但需要在框架、步骤、技术上有顶层设计，更需要在价值层面上筑牢制度伦理的基础。“中国之治”何以需要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是指制度本身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简而言之就是指制度的“善”的规定性，由此区分出“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对此，在理论上存在目的论与权利论两种基本立场，前者以功利主义为代表，后者以自由主义契约论为代表。功利主义认为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是“善”的，主要是看它是否有效，是否能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福利，其缺陷在于以功效本身规定制度的“善”，从而使制度沦为一种纯粹计算意义的工具或技术。自由主义契约论则注重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且把自由权利作为判断制度是否为“善”的基本依据，由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高于一切，它难免造成事实上的个人权利优先的价值取向。“中国之治”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有机统一，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制度演进的普遍规律，也始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无论显现效果，还是对未来的期许，都是趋向于“善”的。从制度的构成来看，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一般制度与特殊制度之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其显著优势也就是整体性优势，从更高层面上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的制度伦理精神：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民本精神；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法治精神；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改革创新精神；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国家主权安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天下大同”精神等。正是这些伦理精神，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善”。当然，当下“中国之治”在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上还存在“短板”与“弱项”，亟须通过伦理道德的优化来推动制度的优化。“中国之治”需要何种制度伦理制度伦理不仅要解决制度的价值属性问题，还必须解决伦理道德与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即什么样的治理需要怎样的制度伦理来支撑。如果说制度的“善”是制度伦理的内在性要求，那么制度需要何种“善”是制度伦理的适应性要求，因为“善”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中国之治”要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模式，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使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高度统一起来，需要以正义与和谐为核心的制度伦理。正义的制度，就是权利与义务具有均等性。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从其现实性讲是对社会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结构性安排。如果这种安排是科学的、合理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同时，正如制度有价值（实质）与技术（形式）两个层面一样，正义也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程序）之分，当我们区分制度之善与制度之恶时，一定是实质（价值）意义的，而非形式上的；当我们说要完善制度时，一定是要将权利与义务的结构性关系调整到相对较好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某种制度具有优势，一定是其在本质上体现了正义性。正因为正义性在制度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所以往往都会以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并且要求“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从法律层面为制度正义性提供保障。和谐侧重社会公民、阶层（群体）主体间应该平等地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和谐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谐的制度强调主客体间、主体间的平等、互利，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具体实践中就体现为各种关系的协调配合，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是对他者权利的尊重与肯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化解矛盾、消除争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社会各阶层、不同角色均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一体化生存；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则是消解“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良方，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证。如果说正义是基于个体权利与义务保障的制度性诉求，那么和谐则是基于人类整体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安排，二者是“好”制度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中国之治”的制度伦理基础。“中国之治”如何筑牢制度伦理基础可以从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两个角度来筑牢制度伦理的基础，具体就是要强化国家之德、治者之德和公民之德。国家是公共权力的承载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既是治理的主体（政府），同时也是治理的对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是两种最重要的伦理实体，其社会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家”的放大，“国之本在家”，故“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伦理治理构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本色，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中，国家是“伦理理念”的最高体现，因为它不但可以实现人的自由，还能使“个人利益普遍化”，进而达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伦理秩序。可见，国家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实体，伦理道德是考量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一定的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以利于人民，这是“中国之治”的最高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全面而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种政治担当和政治本色就是最牢靠的政治伦理自觉。治理主体的道德定力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各级党委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制度执行力的有效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化国家治理的伦理基座和治理主体的道德定力。现代国家治理还依赖于公民的道德水平。公民美德是公民履行共同体义务必不可少的能力美德，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体所应具备的政治和公共美德，能够使个体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与凝聚，形成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中国之治”始终离不开公民美德的支撑，特别是公民的正义感、爱国情和参与力尤为重要。正义感是指公民捍卫自身权益、恪守公民责任、自觉维护他人正当权益；爱国情是指任何公民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并与国家具有政治同一性；参与力的主要意义在于监督公共权力运行，避免公共权力被滥用，从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刘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王振民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和核心内容，是建立健全、发展完善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和体制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我们要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任何时候都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王振民指出，上世纪80年代在构思“一国两制”、起草制定基本法时，邓小平先生就反复讲，“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进一步提出“爱国者治港”，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爱国者治港”是习近平主席在对“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20多年来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升华，上升到“根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一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行动指导意义。他说，这些年“港独”激进势力冒起，他们不仅在街头频繁发起暴力抗争，而且利用香港目前一些制度的空间和漏洞，以“揽炒”香港为目的，大批进入香港地方治理架构，大有取代爱国者在香港政权当中主体地位之势。这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挑战“一国”原则底线。如果在回归祖国50年不变的中期，治港者开始主要由这些人组成，爱国者大批退出，今后香港由这些人主导，那就等于香港再次丢失，我们收回香港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香港也将失去应有的明天。因此，“爱国者治港”首先是国家主权、安全问题，1997年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收回了香港，当然要由国家信任的爱国者治理香港，这完全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王振民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国策和制度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的核心内涵、前提条件和应有之义，不是今天突然提出来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以来就一以贯之，从未动摇。没有“爱国者治港”，就没有“一国两制”。很难想象一批根本不爱这个国家、甚至憎恨这个国家、反对“一国两制”的人如何能够理解、执行“一国两制”。他表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和两个首席法官中国国籍的要求，对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宣誓、效忠等方面的规定，都是“爱国者治港”的具体体现和法律化。去年制定的香港国安法也有相应的要求。他指出，强调“爱国者治港”，就是要诚心诚意接受香港已经永久回归祖国的事实，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就是要尊重、承认国家主体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会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也不要试图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就是要尊重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承认、接受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就是要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为骄傲和荣耀，坚定地与祖国站在一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自觉助力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不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王振民说，“爱国者治理”是任何政治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世界各国各地都有这样的要求，不是我们独创的。我们看到美国等各国的选举，候选人都是比谁更爱国。如果不爱国，就没有任何胜选乃至参选的可能。他表示，香港这些年出现很多令人吃惊的事情。很多对香港没有任何积极贡献、仅仅靠打着“港独”分裂旗帜的人顺利当选，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极不正常。参选人不是比谁更爱国爱港，谁对香港的贡献大，谁有更好治理香港的良策，而是比谁更“独”、更极端、更有破坏性。这批根本不接受国家和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人选上议员，其目的是要废除这个宪制秩序，“揽炒”香港，根本不是为了香港好。这说明香港目前的一些制度机制有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大安全隐患。有些规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不适应世情、国情特别是港情的发展变化，需要与时俱进，以更好体现“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来源：新华社

欧阳康教授。长江日报-长江网7月23日讯 “武汉战疫，树立了‘关闭离汉通道’、千万人口大排查和全民核酸检测三大样板，非常了不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在参加长江日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院长访谈”首期特别篇时，高度评价武汉战疫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他表示：武汉应有信心再打造两个样板，一是强大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样板，二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样板。经济要率先快速、高质量发展起来。 近日，多家第三方机构发布行业数据排名，武汉从营商环境到人才吸引力，再到城市活力恢复，均位于全国前列。从抗疫到抗洪的上半年武汉交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看，未来可期。【来源：长江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2 月 11 日下午，雅居乐宣布向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捐资人民币 3000 万元，用于支持该研究院开展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科研活动，推动国家级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据了解，截止目前，雅居乐在兴教助学、扶贫济困和可持续发展等众多领域的公益慈善捐款已经累计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 捐赠仪式合影留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王振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以及雅居乐控股公司副总裁兼雅居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岳元，雅居乐旗下卓雅教育集团副总裁兼卓雅教育公司总经理聂晓静，雅居乐控股公司品牌部总经理兼雅居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周骁勇，雅居乐地产集团北京区域总裁龚莉等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现场雅居乐控股公司副总裁兼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岳元在致辞中说，雅居乐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以“同理心”为待人处事的第一原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陈卓林曾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今天千亿级的企业家，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因此要感恩国家，回馈社会；此次能够捐赠清华这样一所国内顶尖学府，为国家人才教育和科技创新贡献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是雅居乐的荣幸，也是他本人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们相信，未来，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精英人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首先代表清华大学向雅居乐此次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向波涛表示，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全国高校中首批以“国家治理”为研究方向的专业智库，研究院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培养输送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人才，尤其是在我国国家治理水平不断走向成熟的当下，研究院此次与雅居乐的合作可谓适逢其时；未来，研究院将用好这笔善款，在将自身建设成为一流智库的同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建议和理论依据。△清华大学向雅居乐赠送纪念品据了解，此次捐赠的 3000 万元将设立“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基金--雅居乐专项”。该专项主要用于支持研究院开展国家治理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的课题及案例研究，以及社会调研；并将定期组织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开展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有关的项目合作或其它相关活动；同时还将作为奖学金，用来培养国家治理和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人才等。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公管学院、社科学院和金融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的跨学科校级科研机构。该研究院主要研究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致力于培养一流的国家治理人才，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级一流智库，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支持教育事业，关心国家未来，源自雅居乐的企业使命感，也源自雅居乐创始人陈卓林先生曾作为一名教师所怀的“兴教为国”之心。早在 2007 年，雅居乐就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十所高校设立了“雅居乐地产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成绩优异的寒门学子。为了更好地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2008 年，“陈卓林伉俪教育基金会”在雅居乐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宣告成立。一年后，“雅居乐教育基金会”、“中山大学—雅居乐慈善发展基金”等相继成立。多年来，雅居乐与各地教育机构及高校的基础建设、奖教奖学合作项目逐步推进，在兴教助学领域先后捐资超过人民币 8 亿元，为全国许多地方和机构的各类人才培养及引进提供了鼎力支持。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

长江日报-长江网讯（记者杨荣峰 汪洋）“武汉城市留言板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各方面的良性健康互动，引导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塑造出一批具有城市主人翁精神、关心城市公共利益的新人。”1月11日晚，《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2019年度报告》发布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欧阳康点评。欧阳康说，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作为武汉市网上群众工作部受理办理群众诉求的平台，以“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为宗旨，成为武汉市委市政府走网上群众路线的创新实践，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政府部门看到市民，真实所需所想所盼留言总量65万条，其中2019年留言量达32万条。看到报告中这组数据，欧阳康表示，不到3年时间，城市留言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市民踊跃参与，令人刮目相看。他认为，城市留言板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是因其实现了市民、政府、媒体这三方面的有机融合。市民通过城市留言板提出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问题，政府各职能部门实时接单、实时办理、直接回应，媒体积极跟进问题，推动问题解决。三方面良性健康互动，推进了社会善治。欧阳康说，一个成熟的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诉求都能通畅地表达出来，存在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解决，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疏导与化解，社会能够在社会各界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努力中不断进步，武汉城市留言板正是在这个方面发挥出非常积极的功能，值得称赞。“小区”“建设”“规划”，《年度报告》发布了2019年度热词。对此，欧阳康认为，能让政府部门看到当前市民的真实所需、所想、所盼，知道人心所在、大势所趋，更好地明确工作方向与重点，推进善政。欧阳康现场点评《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2019年度报告》 记者肖僖 摄帮助市民提升自我认识，参与社会治理欧阳康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武汉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这种矛盾，缩小市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既需要努力谋求快速和高质量发展，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到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来。欧阳康认为，对65万条市民留言做一次清晰的梳理、分析，既可以看出市民心中的武汉党政机关形象，激励各级干部更加奋发有为，也可以清晰勾勒武汉网民形象，帮助武汉市民提升自我认识。帮助他们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搭建良性互动平台塑造城市新人如何把武汉市民动员起来，真正变成城市的主人翁？欧阳康认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各种主体的自觉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当然，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不同主体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公职人员如何更好地倾听民情民意，用好公权力，确保公信力；普通市民如何自觉有效融入社会发展，多出“金点子”，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媒体人士不仅反映现实，也要抑恶扬善，引领文明进步。欧阳康认为，城市留言板搭建了各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引导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塑造出一批具有城市主人翁精神、关心城市公共利益的新人，他们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在武汉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打上一个又一个深刻的烙印，与城市共生共荣。欧阳康说，城市发展，不仅要看有多少科技创新，还要看城市的文明程度是不是在不断提升。这个过程中，党委政府及各方面、各层次的社会组织都有共同的责任，把握时代的机会，迎接现实的挑战，更好地走向未来。网民心声>>>继续建言献策，为武汉发展贡献力量在城市治理中市民应是什么角色？如何履行城市主人翁的职责？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体现个人价值？11日晚，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多位网民，他们纷纷畅谈自己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想法。网民“饭盒袋”是一名高中生 曾多次在城市留言板留言对公交出行提出建议。他说，城市留言板非常有用，让市民能够参与城市治理，是发挥民智推进民生的一个好的平台和途径。在城市留言板中，市民找到了参与城市治理的成就感，这对培养市民城市主人翁精神有积极意义。网民“金色土地”认为 除了经济建设，城市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更能体现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市民对武汉的认同感。认同感提升了，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也就更高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留言板起到了一个纽带作用。网民“Alan我心如雷1983”表示 武汉市通过城市留言板平台，拉近了政府部门和市民之间的距离，让更多市民了解职能部门运转的机理，引导网民们积极建言，为武汉建设新一线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网民“鲸鱼”说 城市留言板让市民在城市治理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市民从原来的信息的受众，变成了建言者，市民与政府部门互动既能得到回应，其事情又件件得到落实，这让市民体会到了的自身的价值感。网民“桂加国”是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早起侠” 留言跟评，传播正能量，如痴如醉。他说，城市留言板是我们市民的传声阵地，它说出了武汉市民之话，也让政府部门想武汉市民之所想。年度“金点子”网民杨家瑞感慨 提出在2020年2月2日开放婚姻登记的建议，就是因为想跟女友在这个极其“对称”的日子领证，没想到武汉市民政局竟然直接同意了，“这就是城市留言板的魅力”。城市留言板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努力搭建一座连心桥，不仅可论发展大事，也能细究民生琐碎小事，这体现了武汉市政府的包容广博之胸怀，这让他对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愿景更有信心。留言建议武汉扩大禁鸣区的“金点子”网友郭炳坤表示 “这个平台非常好。”城市留言板的一次次回应，是对他积极建言的最大鼓励。对广大市民而言，城市留言板提供了建言献策的大舞台，对自己而言，城市留言板将他和城市联系得更紧，他今后还会继续建言献策，为武汉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金点子”网友徐双龙建议 武汉地铁全线延迟收班获武汉地铁集团采纳。他说，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感到很开心，城市进步有自己一份，他也深感荣幸。在武汉城市留言板的努力下，各级办理部门越来越重视市民的心声，能够把合理的建议纳入议程，最后落到实处，这也让他很有获得感，也为今后不懈地为城市出谋划策坚定了信心。（记者杨荣峰 刘海锋 刘慧）【编辑：朱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