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承认博士吗

上周，在网络上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的一段演讲视频。视频中，江小涓教授提到了关于“博士生延毕将影响个人信用和贷款额度”的话题，引发了不少学生和网友的议论。内容如下:关于“博士生延毕”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的的议论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以往各种议论的重点经常都是：博士生延毕的原因、正确应对延毕的措施等问题，就算有话题议论到延毕的后果，也只是谈及对个人学业方面的影响，但是这次清华大学江小涓博士的发言则指出了博士生延毕所可能要承担的社会性后果。其实从近几年的网络大数据来看，国内博士生延毕现象已经趋近常态化。而导致大多数博士生延毕的主要因素也无非就是“自身科研能力，论文选题和导师”。近几年，网络上一直流行这样一句话“读博难，在中国读博更难”。为什么说在中国读博士更难呢？一是基数大根据相关教育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91.7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约80.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超过10万人。较1949年招生242人，招生人数增长3789倍。二是压力大在国内，博士生想要获得博士学位需要承受多重压力，比如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研究文章或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除了这些学业指标性，还要承认因繁重的课业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等。三是就业难虽然国内各行业的高学历层次人才岗位一直空缺很大，但不少博士生毕业后仍然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歧视链”无处不在，求职者如果仅拥有国内普通高校的博士学习经历，既没有顶尖大学背书，又没有海外访学经历，那么在求职时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不公的待遇，让辛苦的读博时光无法绽放最耀眼的光彩。所以从综合的角度来看，选择在国内攻读博士不仅困难，而且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近几年，不少在学历提升方面有需求的人都将目光转向了海外留学。亚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与成就有目共睹。在众多国家中，菲律宾以其纯美式教育体系和优秀的英语学习环境，迅速成为亚洲留学热门地。菲律宾不仅延续了美式的教育模式而且拥有融合中西方文化的丰富教育资源。让学生身处亚洲也能感受到国际前沿的教育理念。在菲律宾综合排行第一的菲律宾大学更是一所国际百年名校，其博士培养模式不同于国内，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习氛围和过程也相当自由。甚至对于报读学生没有硬性的雅思/托福能力要求，对中国学子十分友好。选择留学菲律宾大学不仅能轻松、成功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可以以海归身份回国享受各种福利政策~相比国内简直不要太美好~你心动了吗？

学历重要吗？想必答案不言而喻。学历太低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怎么办？面对各种各样的学习途径我们难免会选择困难甚至有些人还不清楚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提升学历今天蓉妹儿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图片来源于网络目前学历提升的方式有四种：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国家开放大学自学考试没有入学门槛，由考生自主选择主考院校和专业，“宽进严出”，自己复习，所有科目合格，就可以申请毕业。适合人群：学习基础和考试基础好，对学员能力和时间要求高。成人高考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经报考学院录取接受函授或业余形式学习，严进宽出，正规学历。适合人群：有一定的学习基础，不急于取得毕业证书，但想轻松获证的人员。图片来源于网络网络教育每年两次入学考试，采用网络视频形式授课。学习时间自由灵活，宽进严出。适合人群：工作忙、没时间、不方便到校上课的学员，比较适合在职从业人。国家开放大学免试入学，采用网上教学和面授辅导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适合人群：适合工作忙、没时间的在职人员。图片来源于网络国家承认的学历又有哪几种呢？1、普通高等学历普通高等学历又被称为“统招全日制学历”，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学制专科3年，本科4-5年，继续深造还有研究生、博士。2、自学考试学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创立，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经过系统的学习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学位英语考核达到规定成绩，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可申请授予成人学士学位，并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3、开放大学学历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学制2.5年。图片来源于网络4、成人高考学历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简称成人高考，是我国成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毕业生以进入更高层次学历教育的入学考试，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教育，已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学制大多为2.5年。考生参加全国招生统一考试，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组织录取。设立之初，是为解决在岗人员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问题，参加者多为成年人，是国家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5、网络教育学历远程教育，在教育部已出台的一些文件中，也称现代远程教育为网络教育，是成人教育学历中的一种。招生对象不受年龄和先前学历限制，学习时间地点不限，灵活自由，毕业难度较低，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士提升学历的首选。图片来源于网络上面的这些学历都是被国家认可且能在学信网查询！！！并且能持这些学历参加各类资格证考试、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考试，另外求职、晋升、评职称也都被认可！！！除此之外都是不被国家认可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哦！图片来源于网络更多问题欢迎私信蓉城管家我们为您排忧解难（本文部分公开信息收集自中国教育在线）

菲律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家。一提到菲律宾就会让人想到“硬核总统”杜特尔。一提到菲律宾就会让人想到宿务岛、长滩岛、马尼拉等世界闻名的风景名胜。现在留学已经成了人们提升学历的主要渠道之一，亚洲留学也成了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留学方式之一，特别是菲律宾。有号称”亚洲留学第一国”之称。超低的学费、高质量的美式教育、无英语门槛等多种优势成为了大部分留学生的首选。可是依然还是会有很多人疑惑，去菲律宾留学读硕士，博士教育部会认可吗？有传闻说教育部不认可菲律宾博士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只要是教育部承认院校的名单都会在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能够查找到。只要是涉外监管网上有的学校，不管是菲律宾本科学历还是菲律宾硕士学历、亦或者菲律宾博士学历都是被教育部承认的。如果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没有这个院校的名单，可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院校的学历很有可能教育部是不认可的。所以准备到国外留学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哦~

相信不少学生都听过这样的话：“高中读书又苦又累是正常的，熬过去就好了，等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有你玩的时间！”因此，一旦进入到大学，有的学生就开始放飞自我，考试的时候求老师“手下留情”，混个及格万事大吉。但日前，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清考”制度将被取消，高校也将严把毕业出口关。基于这种现实，很多人都建议，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在高等教育上搞“宽进严出”。目前，也已经有不少高校相继爆出清退本科生、硕士生的新闻。似乎大学生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过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部分人就打起了留学的主义，国内大学不好混，混个国外的文凭。12天短期培训拿博士学位？太荒唐据韩国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年，来韩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共计3636人，相比2013年的1906人几乎翻了一倍，而且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硕士文凭的中国大学教师。因此，有媒体断言，韩国大学就快沦为中国的“学历工厂”。语言不通，能到韩国读博？资讯韩国方面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得知，由于留学入学门槛较低，连与教授正常沟通或者听课都困难，根本无法保障以短期培训形式来韩国攻读博士课程的留学生的学习质量。去年一所地方大学被查出招来的中国读博的留学生，12天就能修完一学期的课程，这样的文凭还能让人相信吗？急功近利读博，当心文凭成一张废纸！有需求就有市场。目前国内正在推动“双一流”政策，国内不少高校都致力于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博士学位”自然成了部分大学教师的目标。反观韩国，大学数量多达190多所，但学生生源却在逐年减少，导致一些地方城市的大学陷入招生困难、财政收入少的困局。瞄准这一局面的留学中介就应运而生，他们去韩国找到某大学的研究生院招生处，表示能够一次性输送超过10名留学生生源，但希望能够针对中国留学生专门开设短期培训课程，“韩国大学沦为学历工厂”的现象就出现了。但另据正在韩国延世大学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王某表示，这种“博士速成”学位在韩国首都圈内的大学很少出现，如果有的话大多是地方某些大学跟多内一些机构成立的速成项目，但通过这种途径拿到的博士学位，在中国办理博士认证很难通过！当下，确实不少企事业单位“唯文凭至上”，导致这类急功近利的负面事件出现。然而，不管是大学生，还是高校教师，比起一纸文凭，真凭实学更为重要。另外，我们的社会也应该重新定义一下“人才”，改善人才评定机制，否则，除了韩国，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国家沦为“中国学历工厂”！

博士在就读期间会有什么补助？博士一年的收入能有多少？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这所学校名气还可以，不过博士生的收入实在是不敢恭维——走的是教育部最低标准。在施一公等先生的推动下，李克强总理的关心下，博士生的收入比以前好，教育部名人规定部属高校博士生的一年的补助为15000元，这也是教育部的最低标准。在这个最低标准下，各个高校博士生的收入就要看每个大学的情况了。人民大学文科博士生一个月1500元，一年发十个月，一年就是最低标准15000元。北京大学财大气粗，文科博士生一个月据说有好几千。另外，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月收入都比人大高，一些非部属高校如北京市管的院校的博士生收入比较高，如首都师范大学。这都是国家发的补助，其实博士生除了给老师干活挣劳务费，还有很多兼职可以供选择。据我所知，在北京每年四五月份时候是高三的补习高峰期，高三的价格大概是一个小时一百多一些。一些出版公司、公号等也会有一些兼职（写稿、或者校对等），只要你时间足够且不偷懒，挣钱的方式很多。另外，不得不说一下，文科和理工科的博士收入差别是很大的。笔者认识一位西南地区某985高校就读理科的博士生，他们是国家、学校、实验室和导师四方面都发给补助，一个月少则三千，多则近五千，不过理工科的博士生非常累，自由时间少。

普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电视大学、网络教育都是国家考试制度，只是教育形式不同而已。作为国家考试制度，它由国家建立，由政府考试机构代表国家行使考试权，按照国家规定的目标和标准，面向考生实施严格的国家考试。其考试结果是国家承认、官方网站可查询的，所取得的毕业证书在学信网可查询，是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这些学历虽然学习的形式不同，取得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可以深造:专科升本科、考研究生、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可以出国、求职、晋升、提薪等。其考试结果是国家承认、官方网站可查询的，所取得的毕业证书在学信网可查询，是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这些学历虽然学习的形式不同，取得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可以深造:专科升本科、考研究生、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可以出国、求职、晋升、提薪等。但是，社会的认可度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在你持学历求职时，人事科长肯定不会同等对待不同层次的学历，一般都会将学历的含金量分为等级。含金量最高的是统招学历，然后依次是自学考试、远程教育 、成人高考、电大。同属于第二学历，其实没有含金量高低之分。各个层次的毕业证书也是不同的，统招学历上有"普通高等教育"字样，自考证书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字样，成教学历有"成人教育"字样，远程(网络)教育有"远程教育"字样，电大学历有"中央电大"或省级电大字样。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很多人总是口口声声说学历不重要，但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学历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因此而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人数不胜数，人们在硕士、博士等学位上的竞争愈发激烈。但随着人们对学历的越来越看重，在这个时代学历造假、速成的也是比比皆是，着实是让人不齿。而大洋彼岸的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博士可以速成的国家，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不仅可以速成还可以得个留学镀金的美名。而这个国家博士速成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只需要17万元的学费加上2-3万的中介费就能在这个国家搞定一个博士学位，并且说出去还能说是名牌大学的呢。或许有人觉得这20万是一笔巨额资金了，但是这对比起那些熬夜苦读艰苦学习而考到博士的人来说，就可以说是极度的不公平了，这样的学术不正之风是万万不能助长的，是应该遭到唾弃的。那么在这里的某些学校读博士究竟有多么速成呢？在付完钱录取之后学校就会安排上课，最快12天就完成一个学期的课程，也有比较长的也就是4个月的课程，这么算下来几十天的时间就把人家几年的书都读完了。而这样的超速度学习这些博士是不是真的学到技能，有没有水分想必就不言而喻了吧。讽刺的是这条产业链，还颇受我国各个高校的在职老师们的喜欢。光是2018年的前十个月内就有150多名我国大学教师在当地的某些学校攻读博士，其中不乏一些教授专门来“镀金”，而回国之后他们就是拥有超高学历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消息传出之后一度让这所学校名声变坏了不少，但实际上这所大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发达国家留学博士的身份虽然诱人，但这样的博士产业链真的应该唾弃。其实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与我国有着各种各样的渊源，很多文化都源于中国，但是到了现代韩方却开始认为很多文化始于韩国，着实是让人觉得有些嫌弃。有趣的是，现代却是这里的文化影响了我国的年轻人，一直到各种限韩令的发布才有所收敛，着实是让人觉得有些唏嘘。但唏嘘归唏嘘，但这里的娱乐文化却也的确是走在了一个比较靠前的水平，备受年轻人喜欢。而且因为其娱乐文化，导致当地的风景也让更多人喜欢，就比如有个叫做石窟庵的地方，一度有很多我国游客前往参观，位于韩国清城的吐含山上，有745米的海拔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其国内典型的石窟寺庙，佛教文化还是比较深厚的，其主室内的佛像最有看点，并且因为海拔较高这里的日出颇为有名，不少人特意清晨前来。整体看上去与咱们国家古代建筑非常相似。不得不说这个国家真的很难让人有好感，尽管其风景很美妙，但不管是之前的冬奥，还是后来自己垃圾处理不过来怪中国不受洋垃圾的事件，亦或者一出现雾霾就说是我国污染的说辞，种种事件着实是对这里好感全无，不知道你们觉得呢？

对于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熟悉，但名誉博士学位是个什么样的性质学位和来由呢？名誉博士是经过国家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授予某一领域做出突出成就贡献的个人一种荣誉称号。 我国的名誉博士学位，一般也按我国对应的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授予。获得这个称号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到学校进修，也无需发表文章论文之类，只要这所大学承认你达到他们的条件就行，但它仍然离我们普通人很远，因为你要有突出成就和贡献才行，因为其条件不低，这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荣誉博士学位并非是中国独创的特产，也是从国外借鉴发展而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在西方，据最早的记录，牛津大学颁发给里昂内尔斯潘伍德维尔的名誉博士是比较早的记录。在我国1920年，北京大学授予法国教授班乐为和儒班为荣誉博士，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荣誉学位授予仪式。博士头衔曾经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是一个人学业至高无上的水平的证明，但名誉博士其意义重点在于“名誉”，而非“博士”,不具备有实质的学位。由于名誉博士学位的颁发，并没有规定获得者的最高学历，因此即便是未毕业的小学人士也有可以授予名誉博士。因此“名誉博士”曾被一些大学用来换取企业或个人赞助其学校经费的一种手段。胡适是当年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于美国的博士，其第一个博士学位是他苦读专研多年，在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据说足足花了12年时间，可见含金量就很高。而在随后多年里，又一共拿到了三十五个被授予的名誉博士，以至于胡适本人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得来的，十三个都是白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