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来源：南方日报南方日报讯（记者/冉小平）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下称“北师大”）在珠海校区举行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成立仪式。这一新学院主要在珠海校区建设，并将在我国率先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设置了“交叉学科”学科门类。“国家安全学”是“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北师大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主要在珠海校区建设，主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组建学科专职教师队伍。根据计划，北师大“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系统科学与工程”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学科方向。目前，北师大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以前期已成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研究院作为新学院支撑智库建设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核心依托。新学院下设若干研究中心，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点领域和重大战略进行布局，遵循“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路径，学科教师专兼结合，支撑国家安全和应急管理领域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新学院旨在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忧患意识、责任担当的国家安全人才、应急管理人才、社会治理人才、教育改革人才。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纵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从横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四个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误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治理主体不甚清楚自己的治理边界，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治理是这四个概念的结合点，因此本文拟从国家治理入手对四个概念进行辨析。理解国家治理的三个维度国家治理在广义上涵盖对国家一切事务的治理，等同于治国理政。广义的国家治理同时涵盖了纵向、横向、时间、空间等四个维度。在纵向上，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以及组织、个体层面的治理；在横向上，涵盖政府、市场、社会等领域的治理。在空间范围上，涉及东中西等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县的协调与管理；在时间维度上，涉及从宏观上制定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当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基层治理同时出现时，国家治理主要指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承担跨区域协调治理的职能。全国性公共产品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货币、法治环境、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公共服务等，这类公共产品为公民人人均等享有，且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同时，由于区域之间是平级关系，跨区域治理或区域协调发展往往需要高层级政府计划、指挥、协调、控制，这也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当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同时出现时，这里的“国家”指“state”，即政治联盟或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不是民族国家“nation”，后者是广义的国家，包含了社会。国家治理主要指政党治理、政府治理、政社关系等三个层面。国家与社会划界而治，同时国家在社会失灵时发挥元治理作用。地方治理的承上启下功能我国“地方政府”所指称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对中央来说，省以下的政府都是地方政府。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以下还存在基层政府。故此，学术界通常把确定基层政府范围作为确定地方政府范围的前提。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基层政府指乡镇一级政府，由此地方政府是指省市县三级政府；也有学者将县级政府归入基层政府，由此地方政府指省市两级政府。笔者认为，确定何谓地方政府，判断标准应为这一主体的主要职能定位。省级政府的职能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市县均衡、协调发展；监督指导考核下级政府贯彻落实工作情况等。市级政府的职责是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极辐射腹地的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立法法作出修改，规定所有设区的市均具有立法权，进一步加强了设区的市在辖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的能力。经过对省市年度部门职能工作目标内容分析，其关键词涉及“贯彻落实”“统筹协调”“全面”“加强、强化、加快、促进、推动、深化”“监督、指导、考核”等。由此可知，省市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承上启下、统筹地方协调发展。省市政府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对组织，即向上、向下处理政府间关系，它们几乎不直接面向市场和社会主体提供具体服务。基于此，将省市两级政府界定为地方政府更为合适。基层治理直接面向民众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将乡镇政府界定为基层政府是惯例，将县级政府界定为基层政府、将县级以下社会界定为基层社会，除了前述法定职能，还有以下理由。其一，根据宪法第107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由此可知，县级政府是职能部门设置最完整的最为基层的政府，是直面群众协调处理基层重大事项、重大问题的“一线指挥”。其二，城市街道是县(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如果将基层政府局限于乡镇一级，在城市街道则没有对应的一级政府。同时，目前很多乡镇职能部门推行垂直管理改革，特别是在乡财县管之后，乡镇一级政府财政自主权和资源配置能力被大大削弱。乡镇政府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政府，其主体责任本应是社会治理，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少地方乡镇政府职能逐渐从原来管理基层社会变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近年来，为强化乡镇一级政府(含街道)的社会治理能力，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北京“街道吹哨、部门报道”、浙江“四个平台”下沉等。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能力”“推动街道党(工)委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当全面取消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工作任务，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先在中心城区实行，再逐步推开”。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乡镇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作用，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大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乡镇成为为农服务的龙头”。可见，改革趋势已经很明显，即逐步弱化甚至取消街道、乡镇招商引资职能，强化其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的职能。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两层内涵，即社会治理体制和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当社会治理意指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时，在大部分时候，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是重合的，即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因此，具体社会事务治理主要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概念约等于基层治理概念。治理层级越高，治理目标应越侧重于公平性、合法性；治理层级越低，治理目标应越侧重于社会效率。因此，国家治理强调人人均等享有公共产品，以及实现地方治理、区域治理之间的协调，这决定了国家治理主要致力于提供统一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层社会治理要兼顾国家治理的统一性，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地方性”，即必须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治理模式。正因如此，在具体社会事务治理中，要放权让基层自行探索，而不能武断地直接“设计”，以实现基层社会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作者：郁建兴，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1月23日，一场名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的高端论坛在成都举行。现场，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表示，成都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创新，在全国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特色之路。这个特色之路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契合，“成都的实践经验，可以通过理论凝练为具有全国推广价值的成都模板。”成都夜景在张翼看来，成都在治理体系中的重大创新，在于市级和区级建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也适时改革了乡镇街道的职能，设立党建引领之下的“5+X”模式，将党群、社区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作为面向人民群众核心的工作职责，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特色的社会治理的实际体系，为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物质载体。成都推出了一系列治理规划，包括时间表、路线图等，创新了成都特色的制度体系，“在中西部地区，在快速城镇化的城市，在快速老龄化的城市，这种创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在张翼看来，这些创新是成都拓展与延伸了社区服务，将社区发展与社会治理结合在一起，在发展中聚焦人民群众之所需，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解决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充分问题，形成社会政策的支持体系，解决人民在教育、就业、保障、健康等方面的难题，持续不断提升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既符合历史又符合当前，还关注未来，形成了全成都市一盘棋的治理模式。”在张翼看来，成都另一个值得推广的特色，是形成了社区层面的民主协商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调动社区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达到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治理成果的目的，“成都的治理共同体建设之路，也能使治理区域日常化、专业化、精细化、法治化；还能够奖励治理成本，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形成依靠人民群众治理的现代治理格局。”此外，张翼还提及成都治理模式的科技支撑。成都伴随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断创新模式，将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服务密切结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成果，解决社区生活和管理中的操心事、烦心事、忧心事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图源 视觉中国编辑 刘宇鹏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将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北京师范大学供图中新网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高凯)14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成立暨国家安全全民教育与学科建设高峰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当日宣布成立，该学院成立后将在我国率先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率先以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为核心培养交叉领域人才。据介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21年1月新设置了“交叉学科”学科门类。“国家安全学”是“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成立后，将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组建学科专职教师队伍，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将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北京师范大学供图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当日指出，面向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新要求，面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要坚持好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好国家安全，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能力担当的国家安全人才、应急管理人才、社会治理人才和教育改革人才。他介绍，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教育部教材局指导下，牵头研制了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及知识图谱，近期出版教育指导纲要解读一书，帮助全国大中小学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全面、准确地领会国家安全各领域的核心要义。这次成立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将率先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进行“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率先以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为核心进行交叉领域人才培养，同时承担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师资培养。该学院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已有的多学科优势，率先布局交叉学科门类，开展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系统科学与工程、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国家安全教育等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推进国家安全应急管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地发挥好北师大多学科优势，通过充分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兴特色的学科增长点，着力研究解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有助于深化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据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实施“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主要在珠海校区建设，主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组建学科专职教师队伍。“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系统科学与工程”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学科方向。新学院依托校级层面已经设立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研究院，作为学院支撑智库建设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核心依托。学院下设若干研究中心，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点领域和重大战略进行布局，立足“政治为本、理工为法”的思路，遵循“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路径，学科教师专兼结合，支撑国家安全和应急管理领域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据悉，当天，北师大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将为澳门中小学教师进行《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培训。(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斌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标志着市域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确“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活动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市域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关键层级，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与基层相比，市域具备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调动一切治理因素的天然优势，化解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的能力更加明显，但治理对象复杂多样、治理风险严峻重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认真推进，才能更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更好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一、构建多元主体群策群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群策群力参与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政、社会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因此，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集中发挥党政、社会和群众的治理智慧，持续保持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共谋治理的优良传统，理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成功破解市域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痼疾和难题。尤其是，既要充分发挥党领导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全地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又要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统筹兼顾不同阶层群体的多样性、差异化诉求，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积极参加服务社会、防控风险、化解纠纷等工作，激活社会治理的基层细胞，健全党建统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实现党政、社会和群众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形成解决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难题的强大合力。二、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下干部群众社会治理智慧的结晶，不仅被誉为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也发展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因此，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贯彻于社会治理全过程，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打造具有市域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挥区、镇、村三级联动作用，特别是在乡镇构建起“一个中心（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统筹+多部门（司法、人社、法庭、社区民警中队）驻点联合+村居基层预防”的大调解格局和“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链条解决”的工作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覆盖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办加速建设综治中心，以延安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一线工作法”助推平安创建，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优化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在乡镇一级实现便民服务、矛盾化解有机融合，着力实现群众办事、解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这些实践均是巩固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典型，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有效路径。三、立足市域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要立足市域，因地制宜，体现优势，探索形成贴合各地治理实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支撑。这是由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也是与全国各地差异明显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相匹配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强化顶层设计，通盘考虑，提出明确的方向和任务，也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尊重地方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目前，浙江省诸暨市推进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建设，强化“线上”与“线下”密切互动，凸显大数据优势，形成以“平台”为核心的市镇联动、部门联动、政社联动、全市一体的共治共建模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实施“1133”牧区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一个实战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一套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打造驻村工作、人民调解、政法服务三支基层工作团队，探索社会治理信息化、综合服务流动化、固定场所集中化工作模式，实现了服务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工作作风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改善了党风、政风和民风，形成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牧区样本”。这些符合地方实际的经验，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力推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总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发展与创新相结合，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繁荣稳定与人民安居乐业。（本文系“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成果）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冯芸 马涛4月20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应邀作“当前国家安全形势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王国生、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报告会。报告会上，袁鹏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十个坚持’”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总体形势，深刻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十个坚持”作了深入讲解。与会同志认为，报告站位“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对国家安全形势的认识清醒准确，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透彻深刻，为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大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强化风险意识，坚持系统思维，增强斗争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快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正厅级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报告会。编辑：彭长香

8月12日下午，中共广州市南沙区委政法委员会、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公安局举办了“网上身份认证与社会治理”研讨会，这是“新警务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的第二专场。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信息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公安实战部门的10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进行了线上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田华伟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研讨主题，从南沙“微警”平台“可信身份认证”的应用，拓展到网络安全的治理、大数据应用的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参鉴。据了解，南沙“微警平台”通过贯彻公安部“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体系的理念，以网上身份认证为核心，搭载“认证、支付、服务”三大主要功能，建立于2016年，发展于2018年，壮大于2019年。目前，“微警平台”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的基础性支撑平台，已经对接国家移民局、“粤省事”等近400个政府部门与公共服务机构，截至2020年8月，已累计服务群众2.9亿人，处理身份认证请求近15亿人次。同时，“微警平台”围绕便民服务与社会治理推出多项信息化办事服务，其中，税务智慧认证和“网证通”人员出入管控、“真你”反网络欺诈小程序于2019年分别入选广东省自贸区第六批和第四批制度创新经验。“专家意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卞建林：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司法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重要特征。应用大数据来处理司法方面的各个问题，公安走在了司法机关的前列，实务部门走在了研究人员的前列。大数据的应用对于公安来说会淡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界限，使得我们一些传统的认识，一些先前的法律规定在高科技大数据面前会受到冲击。希望我们实务部门的同志，同时与实务部门关系紧密的专家学者，一方面要研究技术、研究高科技大数据在司法实践的应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应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制度建设，完善大数据应用的相关程序。广东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总队政委陈虎军：当前，“可信身份认证服务平台”已成为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的基础性支撑平台，在广东省“放管服”改革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今年以来，通过优化人像算法，扩容数据库，增强硬件基础等措施，全省各地市相继上线必须经过实名实人认证的“粤康码”、“穗康码”等各类应用，充分发挥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撑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刚：南沙“微警务”是南沙区分局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公安业务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警务工作新模式，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和借鉴价值。中国国家信息安全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傅毅明：我国网络可信身份管理建设虽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一是在网络空间身份管理等方面，制定、颁布并施行了多项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标准，为网络身份管理以及可信身份服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法定身份管理所具有的良好资源基础，确立居民身份证为证明我国公民身份的法定身份证件，金融、电信、医疗、教育、交通、电子商务等行得以广泛应用，为我国居民的网络可信身份管理奠定了合法、可信、实用的坚实基础。公安部二十二局副处长国伟静：“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网上身份认证是打通“互联网+政务服务”关键环节。而在现阶段网上身份认证的发展与变革要着眼内生动力，夯实政府机关内部基础信息化建设；注重顶层设计，支撑网上身份认证的有序推进；鼓励探索实践，推动各地网上身份认证不断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上，网上身份认证要着眼于在统一、权威、高效上深入推进。在统一认证源的基础上，形成多渠道融合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中共中央党校处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相怀：目前，应该将网络空间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整体战略，运用互联网技术增强国家治理的协同性，进而加强互联网舆论引导，推进网络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一种适用于以网络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治理机制，成为网络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辉：广州南沙微警认证服务平台的作为先期试点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及公众评价，其建设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体现为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立足点；表现为治理理念创新和治理方式创新的创新点。依此，广州南沙微警认证服务在警务服务理念和警务服务技术方面具有较强推广价值。广州市公安局科技通信处副处长苏伟杰：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公安局创新建设“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集成了微警认证、微警支付和微警警务服务三大核心功能，在公民的网络身份认证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微警认证面临的“认证体系监管、技术路线竞争、政策法律支持、社会治理与公众服务提升”等四个方面的挑战，需从推动社会事务管理的创新、认证体系监管研究、政策扶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公安局副局长魏勇：可信身份认证作为解决网络身份实名的技术手段，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对维护网络安全有重要意义。通过探讨可信身份认证与安全的关系，分析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可信身份的安全体系，解决网络与现实社会的现实安全问题。提出网络空间产生了网络安全问题，安全基于可信，可信增进安全，让安全可信，应是可信身份认证实践部门应持续关注并加以提升的问题。广州市公安局户政管理支队政委郑伟平：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为中心，广州户政部门在推动“互联网+户政服务”方面作出了各方面的探索及尝试。通过应用南沙微警“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技术解决“面见办理”办理问题,用“互联网+”的思维和理念推动户政服务模式创新。但是，也要理智地看到，网上可信身份认证体系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仍存在一些我们不能回避的缺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法规政策的不断完善网上可信身份认证机制，必然将为建立互联网信用体系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基础保障。编辑丨小开

城市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城市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过程中所存在的短板与不足。10月30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了“第十六届沪津深三城论坛”。来自三地与会代表就如何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问题进行务实性研讨。一、如何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疫情检验了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并积累了经验。如何加强和做好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与会专家提出相关建议和看法。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提升超大城市发展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中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是超大城市群，提升大湾区治理能力，应将“韧性城市”理念融入大湾区建设，建设全产业链的大都市圈与健康湾区，打造超级智慧城市群。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大湾区在应急能力、社会治理和经济韧性等“三个能力建设”方面经受住了考验，但也存在着亟待完善之处。郭万达建议，第一，加强应急能力建设，营造安全城市。应加快建设智慧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加强公卫立法建设与公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第二，夯实社区为主的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扩大政府采购物业管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重大安全事件防控，强化心理服务网络建设；第三，加强经济韧性建设，推动经济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应推动产业多元化，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设，加大新基建投资，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指出，应正视疫情对城市发展和治理带来的挑战。疫情蔓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已对世界经济形成全方位的影响。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和市场的聚集地，医疗防御体系和市场经济秩序在这场突发事件中遭受的冲击尤为强烈。这也暴露出经济逆全球化以及传统治理模式对城市现代化体系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作用日益明显，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特大型城市群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担负着双重目标，既要实现疫情冲击后的经济恢复转型发展，又要推动经济现代化转型发展，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疫情这场特殊的战役中所显露出的重大问题及挑战是后疫情时代政府和学者需要直面的重要课题。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寿义认为，此次疫情暴露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结构性矛盾，是新时代优化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现实起点。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对中国城市治理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也是对国家城市治理体系和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场重大考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把城市风险治理摆在突出位置。着重提高预警、预测、预防各类风险的能 力，全面创新城市公共治理体系机制，是今后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城市治理提出哪些新要求？随着大规模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大城市逐渐步入风险高发期，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城市风险，成为摆在各大城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以深圳在处置疫情过程中如何依法依规公开发布信息为案例。他认为，深圳在疫情信息发布方面做到了从有限范围预警到全面确定性信息发布四个阶段，一是积极获取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启动不明信息肺炎应对机制；二是进行操作性预警和明晰的要求；三是开展溯源性预警，围绕首例疑似展开范围更加广泛的流行病调查工作；四是依法上报等待最终确诊的同时，也展开了全面应对疫情工作方案部署。在此过程中，深圳比较好地把握了预警信息与有限范围之间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引导公众逐步深化对新冠疫情认识的作法值得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唐杰指出，社会实践如何准确全面灵活运用既有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看，也需要随着社会实践而不断深化细化。未来，如何将有关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体系表达的原则性和普遍性转为更加具体、专业化、可操作性的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的规则应是相关立法与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杨雄以上海为案例，重点指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将有助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面对城市日益突出的行车难、停车难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应立足依法管理和规范管理，多重并举来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位。目前，上海“交通大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应重视交通整治过程中所出现的顽固性、反复性、长期性等问题。杨雄建议：一是严格规范执法，做到“刚性严整”与“柔性管理”相结合；二是优化交通标识，提升辨识度和引导准确性；三是合理路权分配，提高“礼让行人”通行效率；四是探索正向激励，筹备建立违法记分制度；五是数据汇总融合，定期发布便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重点强调，应在疫情防控中逐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他指出，此次疫情防控对天津的社会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加速整合与形成、群防群治机制化取得新经验、科技技术治理取得新进展、公众参与治理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丰富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内涵。张宝义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为此，应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创新社会治理方法，如进一步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充分吸纳发挥社会各方面资源，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增强抵御风险挑战冲击的能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则重点围绕城市公共安全及应对之策发表看法。她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如城市高密度发展所带来的城市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承载力，以及基础设施承载力等问题。更需要注意的是，大城市普遍存在公共安全风险预防机制流于形式、缺乏实效的问题，也普遍存在风险管理体制的碎片化与缺乏协调等挑战。王梅建议，一是提升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安全能级标准；二是优化应急救援资源配置方案，按照快速响应的原则分区域、分层次进行应急力量布局；三是增强各类公共安全应急预案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及时控制事态发展，最大程度降低危害后果。四是推动城市智慧化建设，通过提高城市公共安全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以更好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认为，此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人口大量聚集且流动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二是“市-区-街道-社区”的多层级城市管理模式降低了疫情防控的效率；三是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抗疫过程中存在着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现象；四是片面强调“属地责任”而淡化“主管责任”；五是街道和社区的法定职能、资源调度、人才配置等与承担的抗疫责任和负担不匹配；六是城市之间疫情联合研判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陈文建议，深圳应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建立健全扁平化的现代城市治理体制，切实加强对社区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并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同时建设好公共安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培育公共安全专业型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德米针对疫情防控与非常态治理能力提升进行分析。他指出，非常态治理指在紧急状态下可实施特定的制度和特殊的管制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此外，启动紧急状态需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突发的、不可预见和不确定；直接威胁或影响人们的生命或生活；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必须立即响应，常态运行难以应对。目前对非常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决策体系和决策能力建设。朱德米建议：首先应该推进城市全灾种风险评估；二是对影响重大的关键性风险启动专项规划和应急预案编制；三是尝试启用科学顾问制度；四是推进干部应急决策，即执行能力培训；五是开展社会信息公开法制化方面的研究。三、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将如何重塑？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加快了重构的步伐。如何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如何加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水平开展攻关？南方科技大学思政中心教授、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社科院原院长乐正认为，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如何更好推进“双链”的融合至关重要。他强调，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既是中国经济减少对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的应变之需，也是进一步激活国内市场，强化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支撑作用的长久需要。乐正指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时局下，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双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圳是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双链聚合”形成优势的城市。在“十四五”的发展中，深圳突破的重点应该集中在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两大领域的双链融合发展。通过特区立法，探索建立数字资产的新型产权制度，率先建立中国数字资产交易所，制定场内交易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定价机制和监管模式。利用深圳的技术、市场、规划和财政优势，创建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社区、社保、安全在内的超大城市智慧型公共服务和治理系统。上海社会科学院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蕴懿认为，在全球产业布局和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如何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她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各国将加紧对供应源进行控制，本土化趋势明显。对于非战略性产业，也将会更多基于成本和效益考虑进行多元化布局。疫后产业的竞争将由单个产业的竞争、产业链的竞争演进至产业生态的竞争，价值链以制造为中心正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对此，汤蕴懿建议：一是发挥城市群优势；二是完善政策法规等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三是增加中小企业进入智能制造产业链的连通性；四是鼓励中国企业主动布局产业链，在双循环中实现双向打通。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刘玉海强调，疫情下中国既面临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挑战，也迎来产业链再造的新机遇。他认为，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会阻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从而对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构成挑战，特定行业面临着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如果中国企业能攻克技术难关、延长生产链，实现关键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则可以化危为机，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占领制高点。刘玉海建议：一是把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发展的主线；二是加快自主创新研发，加强自主可控能力建设；三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产业链和创新链；四是防风险、补短板，筑牢中国产业链。深圳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则认为，应进一步发挥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中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他以深圳为案例指出，深圳目前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但从侧面也说明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深圳创新链上一块较大的“短板”。其中，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顶尖人才匮乏，评价激励制度亟待完善，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他认为，未来，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如何一体化思考和布局，基础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将成为关键问题。刘忠朴建议：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二是完善大科学计划管理机制和优化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制；三是开展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试点；四是推进外籍人才签证便利化；五是建设重大科技装置集群及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重点围绕全球产业链格局调整下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发表看法。近年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目的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经贸格局，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显示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愿，这给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疫情蔓延背景下，受政治和安全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关国家会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全球产业链布局将呈现“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曹钟雄建议，应从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提升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链技术更加自主可控，以及产业链社会基础更加包容等角度，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产业集群、大企业和公共投资的积极作用。依托国内市场需求，提升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瞄准产业链短板和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生产研发，筑牢中国产业链的基础，以更好地应对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余典范认为，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中国应力避“断链”与“脱钩”。他指出，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也面临若干挑战。一方面，疫情可能使部分产业链的外迁步伐加快；另一方面，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风险。此次疫情也凸显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较低，如产业基础尚在低水平徘徊、关键环节缺失导致产业链先进性和自主性亟需提高、制造与服务未能形成相互融合促进的格局。余典范建议：一是建立产业链常态化应急协同相应机制；二是鼓励企业多措并举在相关产业链中通过并购、战略合作、交叉专利授权等方式嵌入核心环节，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三是强化经贸国际合作，以经济“勾住”科技，以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四是积极推进国内外双循环的“节点”链接建设，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刘炳春则指出，智能制造产业的竞争离不开高质量资本和人才的竞争。受疫情影响，全球权威机构纷纷预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会下滑，中国制造业的传统出口市场将出现萎缩。此外，全球智能制造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中国相关人才资源并不能充分满足国内智能制造产业的需求，这将影响智能制造的长远发展。目前，在利好政策推动的背景之下，中国制造业研发支出、基础技术投入加大，但在先进制造水平和智能化技术应用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未来需要明晰的规划发展路径。刘炳春建议，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智能制造产业资本和人才。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让中国成为环境友好的投资地；另一方面，改善国际人才吸引政策，打造全球高尖端人才聚集高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资源平衡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辛华就后疫情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发表看法。他指出，在全球疫情蔓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既面临产业链外迁与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等挑战，也面临在欧美产业链脱钩的影响，中国可发挥供需两端优势，重塑制造业优势机遇。同时，也应辩证看待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自身优势与劣势，如全球制造的中国权重与快速更新迭代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以及成本上升、对上游关键技术环节路径依赖以及基础研究薄弱，难以支撑形成具有长期竞争优势产业的劣势。辛华建议，一是应依托基本生产要素优势，巩固全球制造中国权重优势；二是利用中国市场规模优势，加快发展技术，特别是市场技术更新迭代快，以5G为龙头的新技术新产业；三是依托举国体制优势，前瞻布局与个人健康密切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四是基于需求端新变化，着力促进制造业与新业态新模式融合与衔接；五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开放结构与扩大开放。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王艳梅重点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下深圳的应对之策发表了看法。她强调，中美贸易摩擦与国际疫情给全球产业格局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其中，深圳产业链供应链也面临着前沿技术来源切断、国际供应链隔离、产业转移或替代、国际市场萎缩内部传导等风险。在正确看待外部风险挑战的同时，深圳也应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所存在的不足，例如产业链的关键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高端芯片长期依赖进口、外资总部型机构吸引力较弱、产业结构稳定性不足等。王艳梅建议：一是构建深圳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机制；二是建立深圳市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应急体系；三是做好战略储备、分散采购、国产替代；四是突破主导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瓶颈；五是培育一批高竞争力强势核心链主企业；六是打造高韧性区域性现代产业链集群；七是培育强化深圳产业的国内市场需求链。天津师范大学自由经济区研究所所长孟广文以海南自贸港为案例，指出应突出制度创新，建设好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安排的主要特点之一。为更好地实现制度集成创新，海南接下来还需要考虑和解决诸多问题。首先是如何吸引境外有实力的企业或资本；二是如何把握“放得开”与“管得住”的关系；三是如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四是如何把握设立法定管理机构和体制创新的关系；五是如何总结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孟广文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应遵循一些普遍性模式和做法，包括赋予海南较高的法律与政治地位、确立综合型自由贸易港新模式、发展服务贸易为主的多业态组合、制定要素便利自由的制度体系和简单明了的政策法规，以及做好自由与开放的风险防控等问题。

图片说明：1月18日至19日，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满博摄影图片说明：1月18日至19日，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满博摄影■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人民警察队伍的关心厚爱和对政法公安事业的殷切期望，是对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莫大鼓舞和激励鞭策，为我们做好今年公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必须坚持建设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公安铁军。这“六个必须”，是我们在今后公安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要全力以赴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确保各项重大活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现代警务体系，切实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努力锻造“四个铁一般”过硬公安队伍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18日至19日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国公安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网上网下两个战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线，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推进教育整顿、锻造公安铁军为保证，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赵克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去年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充分体现了对人民警察队伍的关心厚爱和对政法公安事业的殷切期望，是对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莫大鼓舞和激励鞭策，为我们做好今年公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做好今年政法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要紧密结合公安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激发全警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精神，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激励鞭策转化为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的强大力量，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和重托。赵克志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公安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旗并发表重要训词，极大地激发了全警铸警魂、守初心、担使命的奋进动力。一年来，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公安机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重要进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赢得决定性胜利，突出违法犯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警务体制改革基本实现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变革，执法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队伍纪律作风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和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了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赵克志强调，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必须坚持建设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公安铁军。这“六个必须”，是我们在今后公安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赵克志在深入分析了今年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形势后指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有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优势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有长期斗争实践积累的经验能力和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我们树牢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做好今年工作，推动安全稳定局势持续向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贡献。赵克志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确保各项重大活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把防范政治安全风险置于首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捣乱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治藏方略，深入推进反恐怖反分裂斗争。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积极推动落实属地责任、主管责任和基层社会治理措施，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着力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着力解决公安信访突出问题，全力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要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深化推进缉枪治爆等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境赌博等跨国跨境犯罪，深入开展“猎狐”“昆仑”“净边”和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走私、涉疫苗、侵犯知识产权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落实社会面治安防控措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扎实做好各项重大活动安保警卫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公共安全隐患治理，狠抓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加强铁路、民航、港航、地铁公交等安全防范和监所安全管理，严防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和网络安全事件。要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在移民出入境、治安户政、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研究推出更多“放管服”改革举措，努力以更高质量的管理、更高水平的服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赵克志要求，要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现代警务体系，切实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着眼整体效能，稳妥推进市县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推进完善行业公安管理体制调整相关配套政策，强化情报信息的先导性、引领性作用，加强各级公安机关情报研判预警、合成作战平台建设，健全完善“情报、指挥、勤务、舆情”一体化运行机制，推动警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要深化科技创新，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推动大数据建设应用实现新跨越。要强化法治思维，持之以恒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深化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加快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和规范异地办案协作有关规定，坚决整治逐利性执法和不作为、乱作为、滥作为等突出问题，推动法治公安建设迈出新步伐。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和判断执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准确把握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社会心态，准确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努力实现执法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树牢强基导向，不断加强和改进以派出所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工作，积极推动基层警务理念变革、警务流程再造和警务模式调整，因地制宜探索完善基层警务运行机制和勤务组织模式，加快构建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基层基础建设水平得到新提升。要大力弘扬漳州110“人民的保护神”精神，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不断提升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赵克志强调，要深入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努力锻造“四个铁一般”过硬公安队伍。要狠抓政治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不断强化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高度自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分级分批开展政治轮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民警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着力夯实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要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加强巡视巡察，深化政治督察，坚决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人和事，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狠抓问题整改，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加快制定修订各项纪律规定和条例条令，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决打好铁腕治警、正风肃纪攻坚战。要狠抓实战练兵，突出实战实训实效，着力提高应对复杂情况、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深化推进招录培养机制改革，推动制定特殊专业人才待遇政策，修订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继续大力推动辅警管理地方立法，推动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度，扎实抓好民警依法履职免责和容错纠错办法落实，依法严厉打击暴力袭警行为，坚决维护民警执法权益。要大力宣传表彰先进典型，弘扬英模精神，引导全警积极投身安保维稳实战，充分展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王小洪出席会议并作了会议总结，部党委委员孙新阳、杜航伟、许甘露、刘钊、林锐、冯延、陈思源出席会议。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北京、内蒙古、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西藏、甘肃、新疆10个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作了会议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公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