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杂志

通讯员 廖开顺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以其独特的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吸引世界目光，近年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走近和了解侗族。说起侗族文化研究，不得不提到《鼓楼》杂志主编、侗族文化学者石佳能。这位从偏远侗寨走出的侗族子弟，现在已是侗学“大咖”。赤脚求学，立志终身研究侗族文化石佳能，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偏远的独坡侗寨。当年在通道县城读书时，与所有侗族子弟一样，穿一双布鞋或者打着赤脚，背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大米和腌菜，跋山涉水，从偏远的侗寨步行近130里到学校，周末又从县里步行回家。1982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40万人，石佳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的石佳能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笔名叫侗川、萧川。从留校工作开始，他就将侗族文化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传承家乡民族文化。石佳能的侗族研究从中南民族学院求学起步，至今三十五年，学术成果累累。他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当年不到20岁。在留校工作的六年中，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很有影响的侗族研究论文。1988年，石佳能首先在学术界提出侗族“补拉文化”是侗族社会文化的基石的观点，对侗族“补拉”组织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侗族文化的发生作用进行深入论述，连续发表5篇有关侗族“补拉”文化的论文，这是他对侗族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无论在母校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石佳能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至今，他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约100余万字，出版专著、编著或主编书籍16部。主编《鼓楼》十载，打造“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2008年1月创刊的《鼓楼》杂志，是湖南省侗学研究会会刊，至今办刊10周年。石佳能是创刊发起人，一直兼任主编。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鼓楼》杂志就像侗族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侗学研究和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鼓楼》是湖南省内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每年出版正刊6期，每期的文字15万至20万字，还有相应的图片，工作量不小。内刊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主编、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石佳能一人兼任。“内刊”标准名称叫做“刊型内部资料”。省级刊型或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和办证，它们都不叫“期刊”和“报纸”，但可以定期编印，在内部交流使用，不可以印刷广告。获得省级内刊准印证就可以“创刊”，新闻出版部门聘请资深专家担任内刊审读员。审读员对每期刊物写出审读报告，既有定性的评价，更有定量分析和评判。其中微观的审读，要在每一篇文章中找出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字词、标点等，这就像绣花工夫一样细致。对于内刊的出错率，也有严格的比例规定。凡是未达到内刊管理规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严重的则停刊整顿或撤销准印证。然而，在如此严格监管下，《鼓楼》以优秀的办刊质量，多次受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表彰。早在2010年10月29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印的《报刊审读与管理》中，《鼓楼》就被重点推介，认为《鼓楼》“定位准确，特色鲜明”。10年间，《鼓楼》有7年被省社科联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会刊”“最佳会刊”。其中，2017年全省评出三家“最佳会刊”，《鼓楼》是其中之一。《鼓楼》已经被学术界誉为“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成为全国侗学界及境外和国外研究侗学的必读刊物。10年间，《鼓楼》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其中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有各级领导，也有各县（市、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作者。10年间，出版正刊60期，以及数期增刊。发表的研讨文章达到4000多篇，超过1亿字。侗族赤子回报桑梓，25载家乡情1992年6月，石佳能作为高层次优秀人才，被引进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1月调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科长。2004年8月至今在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石佳能为家乡服务已经25年。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2008年首倡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牵头制定《规划纲要》。此举得到全国侗学界大力支持，湘、黔、桂三省区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文化部申报“三省坡保护区”。石佳能担任《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首席专家。10年间，他为建立这一实验区奔走呼号，邀请和陪同专家调研，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参加相关会议，申请研究课题等。近几年，石佳能还参与其他专家主持的有关侗族文化和服务地方的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其中“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若干思考”论文参加了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并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是全国市州唯一获奖者。纪念《鼓楼》创刊十周年，也是《鼓楼》主编石佳能从事侗学研究三十五周年，回家乡为民族和地方服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侗族赤子石佳能为人极其朴实而踏实，人生却出彩而精彩。

海龙囤，贵州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安静且神秘。明代文献中，有“土司无城”的记载，并认为土司治下的播州无城。城墙是“城”的重要元素，以海龙囤为代表的山地营垒普遍带有高大的城墙，它们能称为城吗？海龙囤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谁人所建？其性质从早到晚有何变化？本期讲座，长期主持海龙囤遗址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的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先生将为您一一解答。敬请期待！－时间－2020年12月6日（周日）9:30—12:10－主题－土司无城：海龙囤再认识——考古专题系列讲座（二十一）主讲人：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10-2017），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2017-2020），2020年3月起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3种，在《考古》《文物》《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40余万字。海龙囤的发掘成果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2016）等奖项；研究成果曾两获贵州社科成果二等奖；2016年5月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爵奖”（青年学者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项。为贵州省“四个一批人才”（2011），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2018）。为配合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群集聚，现每期讲座仅面向社会征集听众100名，先报先得！烦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佩戴口罩，准时到达、测量体温、扫码进场、隔空就座，谢谢！－报名方式－1.微信报名：用户在微信搜索“孔学堂”，或手动输入微信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讲座报名”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名）；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行现场报名； 3.市民报名咨询电话：0851-83617687 4.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0851-84726170－报名时间－12月1日——12月4日（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6:30）－地点－明德厅－温馨提示－1.为更好地做好公益讲座的组织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请各位听众配合做好讲座报名工作，务必报名后参与，便于我们及时掌握人数。长期报名参与的听众，我们将不定期地馈赠溪山踏歌行系列音乐会门票。2.报名成功的听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及时在微信后台取消报名(格式为姓名+取消+讲座日期，如张三+取消+10月20日)。3.讲座结束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3126902790@qq.com)，优秀的文章我们将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和官网进行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听众交流QQ群进行讨论，群号为：159532784。来源孔学堂编辑陈瑞校检向禹编审李屹

可能是最近一有闲暇就涂抹一下太兴山的缘故，以至于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又想起了她。太兴山位于秦岭山脉七十二峪口库峪之内，初冬时节与众师友初登此山，有感于秦岭深处之秀美雄浑是以前不曾见到的。山内寺观时有出现，但是大多无住寺僧侣山房紧闭，在登至南天门处看有摩崖所书“终南第一关”朱红大字，转至楼阁后面，边上有一栅栏门虚掩时有犬吠之声，推门进入所见别有洞天像武当山的金鼎，环望四周三面环山正北方长安城依稀可见，好一出风水宝地，回头忽见背后巨石之上端坐一盘腿打坐之人，面向东方迎着朝阳，莫非这就是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为了不打扰别人的清修随即转身退去。沿着山路继续前行虽都精疲力竭，但是最让人有征服之感还是爬过近乎90°的天梯。爬上天梯看到一处寺观建筑群处，在这深山中也算宏伟别有洞天了但是山房紧闭无人。时间关系，计划在登至后山拐角一关卡处返回，怎奈路遇山风大作，在这关卡处肆无忌惮的咆哮着几乎能把人吹倒，顶着狂风向南望去可见青山无尽奇秀苍润险绝，本想往西再登几步多看些风景，由于时间关系和山风的不友好只能随即返回。原计划下周再来爬完没余下的山，走完没有有过的路，看看没有见过的风景，怎奈小雪时节，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如约而至，计划也就随机而停了！至此闲暇之余笔墨涂抹此处所见小画数幅，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可能此山要留做下一年来看了！也许过几日就可以了！也许最终登顶以后感觉又索然无味了呢！也许以后以会以秦岭为母题画出更多的画呢！也许的也许！！！庚子冬月于长安城南补拙斋南山泛舟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南山南100x55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一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二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三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四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五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六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七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一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二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三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四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杨锋生于陕西西安，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现为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高研班结业，国家级项目课题组成员，省级项目课题主持人，西安中国画院特聘画家，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连环画插画与绘本人才智库研究员。学术论文30余曾发表于《美术观察》、《艺术百家》、《贵州民族研究》等国内权威核心期刊杂志，并出版著作教材两部。2018年论文《互联网＋时代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新阐释》入选“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入会资格（最高奖）2018年作品《虹桥》入选，“翰墨青州2018全国中国画展”；2016年作品《老树》入选“2016年甘肃省美术写生展”一等奖；2016年作品《清风吹桐枝》入选“2016河南省廉政文化建设展” 二等奖2014年作品《依然的暖风》入选“河南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2014年作品《广厦千万间》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街景人行道》入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中国画展”优秀奖；2014年作品《山里人家》入选“河南省第十九届美术新人新作展”；2012年作品《写意山水》入选“喜迎十八大全国全国九省地方师范院校美术作品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红绿灯》入选“河南省第十四届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2016年作品《莲生之1，2》入选，“2016德中艺术设计主题联展”；2014年作品《城南的微风》入选“河南省第二十届美术新人新作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夏日的微风》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假日太行》入选“河南省高校美术教师太行山写生作品展”：2016年作品《南山南》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7年作品《夏季的风》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2010年作品《家在青山秀水间》入选“河南省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2016年作品《广厦千万间之城南》入选，“河南省第六届青年美术作品展”；2016年作品《清风日正午》入选，“河南省第七届中国人物画作品展”：2013年作品《太行春色》入选“河南省第十八届美术新人新作展”优秀奖；2016年作品《游走之三》入选“河南省第十五届中国画艺术展”：2017年作品《立春》入展，“河南省第七届优秀青年美术作品展：2017年作品《广厦千万家系列之城南》入选，“2017中原画风.河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览”；2017年作品《家园系列》入选“2017甘肃省美术写生作品展”；2017年作品《婺源写生》入选“第三届陕西美术写生作品展览”；2018年作品《山里人家》入选“2018甘肃省美术写生作品展；27.2019年作品《晴空》入选“河南省十三届美术作品展”；28.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系列》、《庚子春.暂停》入选“’致敬.守望’2020西安美术馆主题艺术作品展”；2020年作品《广厦千万间》、《存.在》入选“墨记—2020全国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2020年作品《清风过山岗》入选“青春.青山西安青年画家笔下的大秦岭美术作品展”；2020年作品《戏剧系列》、《都市系列》入选“法国中国之春新年画展”；2020年作品《幻境》入选“风.物.忆—当代水墨全国巡展，兰州、西安、沈阳、长春、上海（担任学术主持）；2020年作品《桃花系列》入选“上海长宁区，2020春日和畅绘画作品系列展”；2020年作品《月圆》入选“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美术家协会在行动（二十五）”；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入选“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美术家协会在行动（二十）”；2020年作品《月圆》入选“武汉西安：心手相握共抗疫情”两地主题美术作品网络联展”；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系列二》入选“长宁图书馆’春回疫去，静待安好’艺术系列展”；2019年作品《幻境之二、三》入选“界限之外—全国水墨邀请展”；2019年作品《足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华人华侨爱国故事青年绘本创作人才培养项目成果展”；2020年论文《建设主题山水画与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入选“全国美术高峰论坛.重庆”；

7月24日至26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议题举行了1场主论坛发言和2场专题研讨，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和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血红小说及相关作品等话题论道亮剑、竞相发言，以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大数据产业堪称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最新形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建设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大有可为。大数据产业在给网络传媒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可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方面大显身手。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独特的一脉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1990年代末产生，历经萌芽、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效应。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培育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还传承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草根文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指出此次论坛是全国首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讨会，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基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他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强调了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醒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研究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题材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在网络文学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网络作家在创作中应当树立一体多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客观地、历史地眼光书写文学，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倾向，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扶持力度，争取尽快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短板补上。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闭幕式总结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和网络文学同步联动发展起来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经从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色和网络文学的民族阵营，成为中国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构成中国网络文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已打造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精神家园，是文学新秀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网络写手多，知名作家有待成长;作品丰富，但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稀缺，批评成果薄弱等不足。这表明，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评论，都还处于蓄势待发的创生期和成长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干部辅导处处长欧阳文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兴杰教授等分别就网络文学的“贵州模式”、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产业IP开发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先生、《贵州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周真刚先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袁星洁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教授等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议人，出席了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此次论坛是该基地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贺予飞 张若玉)[责编:李婷婷]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由花溪区图书馆主办，青岩镇图书分馆协办、百无一用书店承办的公益讲座开讲。此次活动是 " 书香 · 花溪之书香青岩 " 阅读推广活动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本场讲座由荣获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中国考古学大会 " 金爵奖 " 的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为大家讲述了贵州岩洞葬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贵州地处中国喀斯特最集中的西南片区的中心，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就了贵州 " 溶洞之乡 " 的美称，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与人文相融合造就了特殊而神秘的洞葬文化。洞葬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在第七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中，贵州将洞葬文化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在当天的讲座现场，李飞馆长讲到：作为长江与珠江水系分水岭的贵州，也是悬棺葬与岩洞葬的分野之地。虽都葬在崖上，但岩洞葬一般使用硕大的天然溶洞放置棺木，不加掩埋，少则数具，多达数百具，因此又称 " 洞棺葬 "。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珠江上游的黔桂山地，花溪高坡、孟关一带即有分布。李飞馆长对历史上曾经是有哪些族群使用了 " 洞棺葬 " 这种特殊葬俗？其时空如何分布？有何寓意？等问题进行逐一讲解，为大家揭开了穿越千年的葬俗鲜为人知的秘密。对于这次承办 " 书香 · 花溪之书香青岩 " 阅读推广活动系列活动，百无一用书店掌门人胡丽亚女士说：" 书店空间希望給到行色匆匆的人们一方净土，让累了的人们可以休息驻足，让孤独的人有一个文化志趣的交流场，可以安享属于个人的阅读，也可以进行艺术的体验，这样的青岩古镇才是是丰满的，值得惦记的。百无一用将持续进行推行公益文化和艺术的沙龙，希望大家关注 "李飞馆长人物简介：1976 年 8 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研究馆员。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 3 种，在《考古》《文物》《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民族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 30 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 40 余万字。海龙囤的发掘成果荣膺 2012 年度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2016）等奖项；研究成果曾两获贵州社科成果二等奖；2016 年 5 月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 金爵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项。贵阳晚报 +/ZAKER 贵阳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再忠 摄影 郑宇潇编辑 周欢 / 编审 李枫 / 签发 黄震【来源：ZAKER贵阳】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摘要：在世界中心语的挤压、科学共同体与学究式研究的垄断下，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以下简称传统科技）与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要弘扬、建构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必须结束只承认科学共同体（以下简称科共体）、学究式研究不承认民间科学研究成果的怪异局面，彻底摆脱中华文化为霸权文化的附庸地位，对释义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予以重新定音。关键词：中华 科技 思想文化 失语 定音文化本身就是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来再指导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而并非象现在这样脱节，仿佛成为众人眼中的玩物。它本身并不复杂也不神秘。是历史以来人为的压制到人为的误导最后变成了惯性的迷失。于是科学成了神话，科学成了迷信。强调运用母语与本土方法研究中国学术，绝不是向后看，绝不是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才是当今真正的中国学术话语，绝不是主张回到古代。主要是因为很多学者主张“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超越西方，超越中国古代”。可以想一想，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最大的弊病----走不出西方的学术范式，走不出它的言说方式，走不出西方思想文化的阴影，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它就像藩篱一样禁锢了我们”。超越西方，超越中国古代就必须在精通西方，精通古代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面对被异化了的中国学术体系，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真正读懂，甚至在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知识时南辕北辙。如此的蒙昧，又如何能超越？！中医、天文、地理等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学科所经历的怪诞三部曲：第一步，翻译西学著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和术语；第二步，又用变成西学概念的词汇来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知识；第三步：再用西学外语词汇把所谓的中国传统学术知识介绍给外国人。而作为这些翻译者自身，则大多数不并真正精通中国传统学术知识。故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混乱以难以抗拒之势，在近现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迅猛扩展。非常糟糕地是，导致了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大多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因而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并把科学话语引入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这是应该的，事实上也是受到欢迎的。”长江学者高玉先生如是说。高先生怎么就不清楚，中华文明的伦理、医学、天文、地理等所有学科，是融为一体的！亦即伦理离不开医学；医学离不开天文；天文离不开地理！是怪诞三部曲导致了“传统话语或传统知识作为完整的体系在现实使用中不复存在了”，学术界才会误认为“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我们并不反对西方话语，只是反对西方话语的“中心主义”，我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只是反对学习西方时失去了自我。”（高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高玉先生强调的这一点相当正确，但是，却因为接下来的“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之错误认识，而必定失掉自我！须知，话语非常发达，且形成完备体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是建构在非常发达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科学基础之上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领先学科，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保留学科。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谱，认清这个谱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原来无法了解到的东西。运用母语与本土研究方法，将领先学科与保留学科融会贯通，使面目全非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与中医学返本归真。才能打破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使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得以真正的超越。高玉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最大的弊病在于我们走不出西方的学术范式，走不出它的言说方式，也可以说是走不出西方思想文化的阴影。话语体系决定了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它就像藩篱一样禁锢了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版30卷集中国科学技术史、启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近来兴起的读经热、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重建等等，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然而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夸夸其谈，隔靴搔痒，并不十分尽如人意。由于科共体和学究式“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产业，远离（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统学术界的天下，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涉猎范围太过狭窄了。“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而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应该仅限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这些被现代学术分类方法，类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积淀，类分为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历史积淀，应该而且必须包容其中。否则，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起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会残缺不全、形同虚设、没有根基的。重建起来的现代学术话语也是残缺不全、不能自立、自主、自尊、自强、自信、自足的。五四时期，面对两种自足的话语体系，我们无法协调，对于如何整合两者，似乎感到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最终采取的方式是简单的选择，即放弃传统话语而改换西方话语。当然，中国现代学术话语虽然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话语，但它与西方话语又有差别，它是翻译体的，即中国化的西方话语，能够言说中国现象和中国经验。但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事实上没有容纳中国传统话语，中国传统的术语、概念等，不再以体系的方式，而只能以因素的方式消融在现代话语之中。理论上，向西方学习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应该比西方更具有优越性，因为我们实际上站在更高的高度，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学习过来，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然而，在以西方现代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共体垄断与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学究式研究的唯唯诺诺、难置可否，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要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熔铸出符合国情，代表时代方向的具有科学性、穿透性和实实在在教化功能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对研究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语言重新定音，是很难达到预期实效的。一、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尤其应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首先应该看到，不能认可中华民族有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是阻碍重新定音的绊脚石。学术界普遍认为，“我们称之自豪的博大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1]所谓精英文化，是包括古代的诸子百家和近现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先驱与五四运动、现当代研究传统文化的各科学人所做的学问；所谓典籍文化，“最高深的当推我国先贤著作《老子》”[2]及《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所谓民间文化，则包括民间的小说、故事、戏剧、剪纸、年画、刺绣、竹编、雕塑，等等，等等。在笔者看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这两个部分，应该只能算作中华文化的一半。那麽另一半是什么呢？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中国的精英和典籍文化、民间文化，其内容细究起来，都离不开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制约与熏陶。如羲学、易学所阐发的天地阴阳；《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传统戏剧中的天地神灵；《西游记》中的二十八宿天兵天将；《红楼梦》中的女娲炼石补天，将石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其中的“十二丈”、“二十四丈”、三万六千五百块零一块，都可以在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天文历法的诸如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一年365日中找到它们的底本。在属于自然科学的天文学领域，中国的赤道坐标系有别于希腊的“黄道”、埃及的“地平”这两种坐标系，“希腊天文学是'黄道、角度、真实、周年’；而中国天文学是'赤道、时间、平均、周日’。”[3]由此而产生了西方与中国在学术研究方法中的中国重整体、重平均；西方重个体，重精确的不同。重整体、重平均塑造了东方人的特殊性，重个体，重精确塑造了西方人的特殊性。各民族的文化、信仰、习俗、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认知，无不体现出各民族的特殊性。中国民间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化，其根源正在于中国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然而“惟有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应该说是六千五百年）而不衰，至今仍然生机勃勃。”[4]绵延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化，是由阴阳五行八卦图示与陶文、甲骨文、汉字等象形文字为载体，没有断然割开地一脉相承留传至今。就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而言，天文学是传统文化各门学科的领先学科，中医学则是在其他国家的医学都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现代医学相抗衡、相媲美甚至相超越的学科，这两大学科的独特性则能从根本上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天文学中制订出来的历法二十四节气、干支四柱与中医学的诊断、治疗、用药、针灸、养生等息息相通，难道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吗？试想这其中哪一样不与人们现时生活息息相关？谁又能说这属于自然科学的两大学科及其他如农学、建筑学、手工艺学等能够游弋于传统文化之外呢？只不过“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思想”的观念，在相当一部分学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学术界很难意识到要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发掘、抢救、整理与保护，很难意识到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无庸置疑地应该包容在传统文化之中罢了。二、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近现代以来，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5]，很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语言人权，中国的学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从“之乎者也“的古代文字，转换到接近口语再加上由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名词组成的白话文字，白话文字成了近现代学术界的主要用语。由于“每一代人使用的语言都与上一代人略有不同。有时是在无意之间，有时是有意而为之（Stross,1975）。”[6]“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输出经济的同时，也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他们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号，日益蚕食着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并借着现代技术的揭蔽神话而铲除各个地域性堡垒，使之强行或不由自主地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作着无根的漂浮。”[7]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霸权主义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传统科技思想文化在被“纳入”技术“座架”的过程中，脱离了自己的根基而整体性地失语了。在纯学术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学人用现代汉语修辞方法和现代科学名词术语，释义古代汉语和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知识，如将有极限的“天地”与没有极限的“宇宙”混而为一；将老子的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释义为“万物背面为阴，正面为阳”，而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则是：万物依靠阴抚育阳，依靠阳支撑阴（有另文分析）；又如将动态的“阴阳五行”（四时五行）释义为固体的五种元素，等等。要知道，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中的“天地”、“日月”、“气候”、“气象”、“气”等术语，在很多语境中与现代科学是名称相同，实际内涵并不相同。古人所认定的“天地”是鸡卵形状，“地面之上皆为天”是指地的球体与环绕球体的天气；“日月”除了指太阳月亮、时日之外还指干支所纪的日月；气候指“气象、节令的变化”及“自然的景色、现象。”梁书·徐勉傳·答客喩：“僕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宋·范仲淹·范文正集·七·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岳阳楼之大观也。”即气象主要指春夏秋冬天地之气运行规律和漫无边际的气的漂浮游荡。古人所讲的“气”，涵概面相当广，包括现代人所认知的空气、引力、辐射、风化等多方面内容，气象即是指这些内容的现象；气候则是指由这些现象导致的万物变化规律。现代人所解释的气候是指：“一定地区里经过多年观察所得到的概括性的气象情况。它与气流、纬度、拔海高度、地形等有关。”即气候主要是指某一地区的气候特征。气象的含义也比较专一，主要指“大气的状态和现象，例如刮风、闪电、打雷、下雪等。”用现代汉语与现代科学的名词术语，来认知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知识，常常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进而将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连根拔掉。尤其是学术界似乎有一种媚外软骨病，即想方设法将对传统文化成果的定性向西方科学靠拢。比如对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二十四节气历法、十干（用来纪一年分十个月）、十二支（用来纪一年分十二个月）历法性质的认定，明明这些历法出自古代中国的赤道坐标系，却偏偏给他们定性为黄道二十四节（太阳历）、地平十二支[8]。这种将传统科技文化连根拔掉的治学方法，让人很难相信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版的30卷集中国科学技术史没有“作着无根的漂浮”。因为这些成果很难说完全摆脱了中学西化、中学西范的研究方法与语言桎梏，故而很难说是收效显著。读经热在这种语言环境下，能否读得懂就更难说得清楚了。三、“科共体”与“失语”所谓的“科共体”，实质上就是指使用西方近、现代科学范式进行研究的群体[9]。如主要由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这些群体（李约瑟先生的研究所等除外）很难认可中国古代有科学，更不屑对博大精深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一头雾水”，根本不懂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不能与西方人进行交流，而是“麻辣鸡丝”（《如此包装》小品中赵丽荣被包装后的名字）式的语言包装，使掌握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学人，根本无法与“科共体”平起平坐地进行交流。“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压迫一百多年，我们渴望在世界上作为平等的一种文化和他们对话。一百多年来，哪里存在什么文化的平等交流！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就是单流。先是西欧的流过来，后是东欧的流过来，再后是美国的流过来，一直流到现在。”[10]一些学者对流过来的知识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将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累累硕果当作垃圾乱抛乱扔。就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发掘、抢救、整理与保护而言，作为“科共体”，只有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少数机构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多数机构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还成了毁灭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无形杀手。自1915年正式成立最早的科共体之一----中国科学社以来，这些科共体对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抢救与保护，所起的作用是促进还是促退就令人无法恭维了。仅举七十年前国民党政府取缔中医的风波为例，“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11]尤其是当代，接受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灌输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及一些专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在接触到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相关知识时，他们会说：“古人讲的'气’与质子、分子、原子是什么关系？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连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懂，能算科学吗？”在接触到中医“人体气血运行规律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相一致”时，他们会讥讽地说：“人体与地球能有什么关系？”更为可笑的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连阴历、阳历都分不清楚，可见我们的科共体与学究式的专家学人，与“失语”是何等的默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取缔中医的遗风中吹成的中医研究所的中医研究员们，时至今日，仍在煞有介事地用西化了的观念对中医学进行着致命的攻击：“中医药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诊疗方法，是其葆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而其完整而封闭的理论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诊疗方法又成为其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首先，从理论上看，中医理论以自然哲学理论阴阳五行为骨架，脏象学说就是建立在脏腑阴阳配合、五脏间相生相克基础上的生理病理学。尽管阴阳五行确可反映事物内部相反相成的矛盾法则、五行学说可以反映事物间相互资生和制约的辩证关系，但这只能是从事物的总体原则上把握事物的性质，而不能详细周密地反映人身的脏腑实况。况且人身内脏不仅只有五脏六腑；脏腑间、脏与脏间的关系也非五行生克所尽赅，故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不足。”[12]全然不知中医的发展缓慢，完全是由于他们对中医学术理论的根----传统科技思想阴阳五行准确含义的无知，进而“滥砍滥挖”所造成的。坚持用本土方法、用母语研究发掘出来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成果，因为与科共体所推崇的现代科学体系不同，不被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机构所认可，所以也被他们无法认可。在他们看来，进行民间科学（专指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研究的群体，是在科共体之外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有些人的理论庞大无比，从宇宙起源到阴阳五行，从饮食起居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包，已无法归入具体学科。”[13]可叹的是，这些学人连最基本的古文常识：“天地”是有极限的，“宇宙”是没有极限的都不清楚，如何又能清楚宇宙起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连传统文化是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都不知道，难怪会徒劳地将这些知识，用仅有几百年科技史的西学分类方法予以类分。这些学人既忘祖，又不数典，更不懂典，甚至连“科学”一词的准确内涵都不一定能弄清楚，只不过刚刚走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的地步，就去帮霸权学术摇旗呐喊：民间科学技术研究群体的“'学术论文’（1）新名词极多，且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体系没有多少关系；（2）逻辑混乱，不知所云”。他们称坚持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发掘与保护的人为“民间科学爱好者”，认为“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顶多属于'科学向度的伪科学’，或者都柏林院士所说的赝科学。”[14]其实这些学者只不过是因为喝多了洋墨水，无法再喝进土墨汁，尽管说的是中国话却不大懂中国话，尤其是不懂古代的中国话，所以才会认为民间科学研究论著的“新名词极多”；因为不了解传统文化是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与西方用孤立的、静止的、条块分割、一叶障目的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割开来的体系大相径庭，所以认为民间科学研究论著，“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这种观念和持这种观念的学人，在学术界占居着主流和主宰地位，故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发掘、抢救、整理出来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成果扼杀在胚胎之中。也正如这些学者所说：“如果我们把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别产生归结为其个人原因，则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大规模出现必有其社会原因，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15]只不过其社会问题不是这些学者所说的，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知识背景及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而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与无穷魅力，不会被强行的霸权学术所扼杀。坚持抢救与保护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民间科学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强权霸气，不畏冷嘲热讽，坚信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一定会重放异彩，而与坚持用西方现代科技窃取、取代、丑化、践踏传统科技的科共体进行反窃取、反取代、反丑化、反践踏的积极抗争。这些所谓的“社会问题”，只有在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予以重新定音后，才能分辨出谁是谁非而得到真正的解决。四、学究式与“失语”正如白庚胜先生所说：我们过去对文化的认识是什么？用汉字记载在文献里的东西是文化，十三经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但是，老百姓的语言、信仰、风俗一直都不是文化。文化人并不是指懂得怎么过节、怎么酿酒的人，而是指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掌握文字知识、而是以吃这碗饭作为职业的人。这把文化理解得越来越窄，让文化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产业，远离自然科学。那种学究式的、以“穷首皓发，索章摘句”来充文化人的人，其实有的已经不再关心文化的存在，只关心学而优则仕，削尖脑袋去夺取权利和地位，甚至为了权利、地位而肆意诋毁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纠正过去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还原到生活当中，还原回与民众生存的质量有关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16]。用汉字记载在文献里的东西是文化，十三经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老百姓的语言、信仰、风俗是文化，过节、酿酒都是文化，那我们的民间科学就更是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很难说已经在世界中心语的话语圈，和中国学术界争得了合法地位，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17]。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而教出来的，虽然是在保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度中生长，但却是使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学术界的传统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人物、朝代、事件、史料堆砌。介绍生动有趣、多姿多彩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论著少之又少，且枯燥乏味，甚至只剩下缺血少肉的骨架、骷髅。一些学人论述传统文化，不论是相同观点还是对立观点，其论点、论据多是大同小异。而且常是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东方古代学问的概念和框架，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象中药的当归、熟地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一样，用西方人的理念来组合、来判断[1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引用文献时，多是从《尚书》、《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史籍中各自摘出同一种意思的一段，不仅容易断章取义，而且非常有利于剽窃抄袭。还有一些学人只满足于自圆其说，执一孔之见，为了证实自己的某一论点正确，尽可以随意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拿来，得出的结论根本经不起检验与推敲。那些不痛不痒的“山上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大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山上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之类你嚼了我嚼他又嚼的“馒头”，尽管连篇累牍，却没有多少新意。别说每天应付外语、计算机等学科考试的学生不愿意看，就是我们这些与古文字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中年人有时也看得味同嚼蜡。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历史学专家，死抱着“疑古论”不肯放手，坚决不把地下出土实物与地上文献的记载密切结合，让出土实物只能被观赏、被炫耀，不能成为证实文献记载真实可信的物证。令人十分痛心的是，“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面对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一些研究国故的精英声称：“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19]原因是这些学人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探讨。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是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19]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有“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节。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20]这些学人虽然也承认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文化，但是却不太了解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医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古代中国天文学与西医、西方古代天文学同属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象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在各国之间可以不分彼此。作为权威性的学者，竟然也会不加考证地听信运用中学西范方法，削足适履出来的对传统科技成果的荒谬评价。这些文化精英不是对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可见霸权学术对现今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之深、之广。不注重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研究传统文化的结论竟是如此的存在漏洞！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根源处出的问题需要从根源处着手才能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误读，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与恶意践踏！到现在，她的内容体系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她的精神价值何在已经不得而知了！现在的中国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美希腊，言必美罗马，言必美希伯莱。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之深且细，已经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他们视西方文化为己之家珍。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宝物而弥足珍贵者也。），而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则一团雾水，不甚了了，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国文化的刻意歪曲之意了。……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进而'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亦不复存在了！”[21]这些学者所说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那种学究式的、以“穷首皓发，索章摘句”来充文化人的人，已经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雾水先生”的“盛名”，他们身在中国，心在西方，做出来的学问，“竟然比翻译过来的洋人文章还欧化，本来挺明白的一句话，非要颠来倒去七拐八弯说得让人弄不明白。----可是现今不少报刊编辑还特别欣赏和推崇动辄数千字的'博士体’文章----”[22]真正有价值的民间研究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文章却被他们毫不手软地打入冷宫。一些学人只知道世界上有生物、化学、物理，用他们推崇的中学西范闭门造车，去迎合霸权学术“科共体”的认可，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中华传统科学，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创建的中医、古代中国天文学等瑰丽国宝。他们对真正原汁原味儿的传统文化接触甚少，似乎并不关心文化的优劣，只关心要学位，要权利、要金钱、要地位，只要得到这些能供自己享受物质生活的利益，肆意诋毁中华文化也在所不惜。而学术界对这类人好象还宠爱有加，处处为其大开绿灯。“当今人们的'灵魂败坏’的程度又更甚于前三个世纪。一方面是贪欲、攫夺欲、征服欲在'知识爆炸’刺激下的急剧扩张，一方面是灵魂得已自持的良知的愈益隐没，这是今日所谓人类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由所在。文化危机也是生存危机，但危而及于生存的不是物帛的匮乏，而是心魄的掠夺。”[23]应该说文化危机是以人的物质贪欲为中心，人的物质贪欲包括无限度地挥霍地球资源，而无限度地挥霍地球资源同样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同样会导致物帛的匮乏。“中国当代文化危机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24]“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突出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仅仅有知识而欠缺文化。从而导致“传统文化如何由学术资源生成为具有言说当下能力的思想资源。在当下语境中，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制衡作用在转型中，日益失效而导致价值平面化，实际上是意义世界的失效及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致使现实世界无序化及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历史感和责任感，……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使本来复杂的语境愈发纷纭莫测。……在当今语境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学者不能把民族文化纳入西方轨道，也不能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找出一条切合中国现实的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之途……事实上没有价值理念支持的民族文化诉求，极易沦为全球文化中的附属性、工具性的存在，使文化的内向度萎缩，失去文化的稳定性，导致文明灾难的发生。”[25]可见学究式研究的价值虚空、学用错位与对文化认识的不完整，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失语。五、重新定音，任重而道远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文化的整体性失语，有历史也有现当代的因素。频繁的社会动荡、朝代更替导致具有七千年以上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化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当代的霸权学术垄断、歧视、蚕食，使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失语”实在是在所难免。科共体、学究式对“失语”则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健康的人体，依靠科共体、学究式重构起来的中华文化只能是半身不遂的人体----半生不熟。整体性地重新定音是实现中国现时的创造性转化文化之途的必经之路。然而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科共体、学究式群体，已经严重丧失了发掘、抢救、整理与重建传统文化的功能，也严重丧失了重新定音的功力。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当前，东方、西方都无法躲避地必须面对人类文化危机。西方优等种族文化无法解除这种危机，能够解除危机的法宝蕴藏在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可喜的是赛义德、斯皮瓦克、路易莎·马飞等学者引领了反对霸权学术、呼吁保留多民族语种与多元文化、发现东方、重新认识东方的世界学术潮流。这一潮流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支配的大势所趋，无论是霸权学术还是科共体，抑或学究式都无法阻挡。作为具有悠久人类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如果不跟上这一潮流，则上对不起先人，下愧对子孙，然而最对不起的却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身心灵深处只有自己才能心知肚明的良知。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文化的整体性重新定音，无论是科共体、学究式还是民间科学家、爱好者、保存者，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地加入其中。应该象启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那样，启动传统科技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程。作为国家科研机构与管理部门，首先要改变旧观念，正视东、西方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存在的无法弥合的差异，重视被科共体、学究式排挤在外的传统科技文化研究成果，改革旧的科研体制，减少对实效虚幻的科研课题支付劳民伤财的资金，尽最大可能地将科研经费用在真正有价值、有实效的科研成果上。尤其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科技文化，应该予以最大限度地发掘、搜集、抢救、整理与保护。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允许民间科学研究者走入评定机构，且赋予他们与科共体、学究式的学人平起平坐、畅所欲言的申辩权利。综合各相关学科知识来推敲、验证民间科学研究成果的真实性、科学性。惟其如此，才能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保存下来的传统科技文化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知道，“有其事必有其理”，传统文化的辉煌，离开严谨、精深、博大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身居科共体、学究式中的知识“文化人”应该脱胎换骨，走进生活，走进民众，走进产业，走进自然科学，真正关心文化的存在，对无论是保留在典籍还是保留在民间的传统科技文化成果进行实实在在的发掘、搜集、抢救、研究和整理。不要只关心学而优则仕，削尖脑袋去夺取权利和地位，不要为了权利、地位、为了得到霸权学术的残渣剩饭而肆意诋毁我们的传统文化。应该尽快纠正过去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还原到生活当中，还原回与民众生存的质量有关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要知道，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没有优秀中华文化的重构，即使得到霸权学术的认可，作为附庸藩属[26]式的科共体、学究式的知识“文化人”也是很难挺起腰杆做学问的。所谓民间科学家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困、耐得住苦行僧生活，只不过是“内行人”所说的外行话，是持专谋一己私利价值观念的“文化人”根本不懂中华传统文化真谛，而自身处于思想文化危机之中的哀叹。不驱除病态价值观念则永远无法深入到先哲们的那美妙绝伦的思想境界，无法发现先哲们那敏锐的观察力、那睿智的思想力，更享受不到与先哲们那精练的金口玉言进行交流时所获得的身心愉悦与无穷乐趣。希望笔者的一番“异端邪说”，能够警醒致力于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学人，时时刻刻不忘华人歌手张明敏先生激起全世界华人共鸣的《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下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如何，无论何时，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重新定音，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中国人，是曾经领先世界文明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就不会轻视自己，轻视自己的祖国，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要我们立志做不愧对祖先，不愧对后人，不愧对自己良知的中国人，就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被霸权学术改变了音韵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定出经得起史实、经得起事实、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之音。参考文献[1]；[10]；[16]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建设的思想准备·高有鹏主持《“中国民间文抢救与保护”》 笔谈.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3.1-15[2]《老子》与《选对池塘钓大鱼》.《中华读书报》2004.3.10.18版；[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一九四四——一九八四）·沈阳：辽宁科技社，1986：464[4]史继忠·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M]·贵州民族研究·2002.4.21-28[5]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第八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路易莎·马飞·濒危语言 濒危知识[M]·社会科学杂志（国际中文版）·2003。3：109-115[7]；[25]范玉刚·“中国形象”：定位于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诉求阐释[M]·[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1期：23-27[8]张宁·试论十二支的赤道属性[M]·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期[9]施若谷·“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M]· 自然科学史研究· 京·199901：1～6[11]；[18]张鸣．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M]．读书．2002．6：136-142[12] 宋正海、李勇锋主持中·国科技传统的缺陷笔谈·王树芬（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中医理·论的先天不足[M]·[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科学技术哲学·1998年第8期[13]；[14]；[15]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M]·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7期[17]叶世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学术月刊·2002年10期，P85-91[19]任继俞·瞻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M]·2002年12期·新华文摘，P25页[20]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M]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3期P5[21]中评网：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22]耿法·闲话“博士体”·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7日[23]黄克剑·学术自觉与学人境界·东南学术·2002年5期[24]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26]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6期：11-注：这篇文章，是笔者在2004年，就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建设的思想准备·高有鹏主持《“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 笔谈.所谈到的问题写就的。曾在“世纪中国”，360图书馆，人民网天涯等网站发表。前期【净毒立言】推荐项：1、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毒言推荐：陈大漓）2、中国古代相比西方，缺乏科学精神（毒言推荐：陈大漓）3、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统治（毒言推荐：王岩林）4、封建地主、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所有制和有地主阶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等（毒言推荐：王岩林）5、中国古代钦天监、司天监系统的观象授时，是巫师们的封建迷信活动（毒言推荐：慈天元、韦宁）6、农民起义导致了古代的改朝换代，反抗与推翻统治阶级的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毒言推荐：王岩林）7、中国人没有信仰，华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思想混乱和腐败问题的根源是丧失信仰（毒言推荐：慈天元 王岩林）8、基督教的经典译作《圣经》（推荐理由：佛经、道经、儒经皆没有自推为“圣经”。 圣贤之道，没有宣鬼神为'圣教'之理。 建议：改译作《耶经》或《神经》。立言人：慈天元）9、士人，是大道中华的文明之心。（立言人：王岩林）10、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是政党组织条件下的一代新士人。（立言人：爱爱）11、电磁波学说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毒言推荐：程奉献忠 立言：不存在电磁波；不存在作为基本力的强、弱作用力；不存在所谓的时空弯曲、宇宙学红移等；建立在电磁波基础上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12、全面重建与高扬中华士人文明话语，是夺回自身历史解释权至为关键的一步。（毒言推荐：王岩林）13、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毒言推荐：慈天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自有一套根本关联着自然、大道的整生罗緝（立言人：薛英俊）14、对中国史前研究证明，不是简单的“石器时代”；而应是金属时代之前，先后有一个“木石前盟”复合工具时代和火技术陶器时代（净毒立言人：陈明远、金岷彬）15、冠之以“爱智慧”名的哲学名不副实，未能爱全部的智慧，更没有卯定于道的大智慧（净毒立言人：王岩林）16、西方所标榜的“市民社会”，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体现。（净毒立言人：爱爱）17、道，是中国人一统知行的最大成就；道之统系，让中华文明始终能够知行统一地合于大道（立言人：王岩林）欢迎同样感受到毒话语之痛、有为大道中华立言意愿的五湖四海朋友，积极加入或赐稿《净毒立言》、《科玄与道》、《文字文明》、《大道中华》四大专栏，让我们一同去搅动中华之道当代话语的时代风云吧！【开设了一个“构建中国新时代话语”投票区。欢迎投票。在此谢过。】

摘编自杂志文章《新时代下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状况调研》，原文刊于《现代商贸工业》（国内统一刊号：CN42-1687/T；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3198）2019年7期。【本文为全文】【作者简介】1、杨晓琼 阚佳 胡龙凤，乐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级会计学专业学生；2、薛军，男，汉族，乐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摘要】本文基于大量的实际调查数据，阐述了凉山州彝族包办婚姻的现状。并通过对经济、教育、交通等各方面因素对彝族包办婚姻进行了原因分析。同时揭示了包办婚姻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弊端，最后对如何改善少数民族婚姻观念提出了改进建议。【关键词】婚姻包办；社会影响；建议；1研究意义目前，包办婚姻在当今社会依然不被认可，它体现的是不健康且消极的婚恋观。当代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而包办婚姻则体现的是父母过多的干涉子女的婚姻问题，青年人过分的依赖父母，到了适婚年龄仍然不能够解决自己的婚姻和恋爱问题，包办婚姻不但不利于婚姻幸福，也会使年轻人丧失了一次很宝贵的成长机会，同时，由于包办婚姻而产生了很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并严重影响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彝族包办婚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彝族传统的包办婚姻的由来及演变2.1一夫一妻在凉山彝族的传统婚姻中，一夫一妻是一种社会婚姻状态，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是现代社会中男女双方通过自由恋爱为基础，而是父母、主子按照严格的婚配条件和通婚范围进行选择婚配，大部分是买卖婚姻。作为这种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的补充形式,一夫多妻的婚姻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婚姻形态中一个突出现象。2.2父母包办婚姻彝族人一般在年少时会由父母选择等级地位相当的家庭给孩子订婚，这是一种风俗也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彝族青年在未婚的时候可以自由恋爱，但是最后结婚的时候必须是之前父母订婚的对象，如果这些自由恋爱的彝族青年不听从父母的安排甚至是逃婚，就会受到整个家族嘲笑，情况严重的还会受到家族的制裁。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等级内婚、民族内婚等基本婚姻原则，是保障家长制和族权的办法。2.3民族内婚彝族人之前由于战争的原因，后有族规禁止彝族人与外族通婚。以前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彝族实施压迫政策，导致彝族与其他名族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再加上彝族人历代生活在深山上，将自己的民族与外族隔离开，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是十分的落后。致使彝族人形成了盲目的排他意识。在改革前，彝族人若是同外族通婚就会被处死或者是被家族除名。2.4等级内婚在改革前凉山彝族族内有四大等级之分；最高等级是统治者吐司、血统高贵的黑彝族、依附前两个等级生活的白彝族、等级最低的就是一无所有并且没有人生自由的奴隶。有等级之分就有血统之分，从凉山彝族发展史看,严格的等级内婚制,是出于维护血统纯洁性的需要。凉山彝族长期劫掠其他民族为奴,为了维护本民族的血统高贵、纯洁,规定了只允许在彝族内部通婚,并且只在同一等级之间通婚的制度。3新时代下彝族婚姻状况3.1彝族地区聘礼越来越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聘金礼金很少，聘礼都在五六百，礼金是在二三十元，有的甚至用牛，猪，羊等牲畜作为聘礼。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不断发展，聘金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水平越高，聘礼就越高，有的没有上过学的女孩儿的聘礼都达到了十万，所以有很多家庭为了娶媳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3.2彝族女性地位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在社会的地位依然低于男性，特别是在彝族，性别歧视更加的严重。在彝族地区，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的消费品，包办婚姻使彝族女性丧失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目前，彝族女性在婚姻中受到了各方面不平等的待遇，她们的生活被限制，特别是丈夫和孩子对她们的束缚，彝族文化性别的塑造一直被男性所主导，所以女性成为彝族男性塑造的对象。3.3 彝族男青年婚姻困境问题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趋于频繁,大多数彝族女孩子收到外界信息已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过程中她们也结识了外族人,并与他们恋爱和结婚，使得当地的男青年找对象困难，导致一些地区的青年男女没有达到适婚年龄就结婚的现象不断增多，农村地区彝族青年的婚姻困境问题明显。3.4孩子教育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很多彝族家庭解决不了温饱，由于不是本地人，又没当地户口，甚至很多人都是黑户，他们普遍享受不到居住地的惠民政策，当地政府也只能每年给予救济，可是这些彝族家庭至少三四个孩子，而且越穷越生，很多孩子由于营养不良身高和当地孩子差一大截，并且绝大多数适龄儿童都没上学，并且好像有相当部分孩子的家长也是文盲。4 彝族青年对包办婚姻的看法对于彝族包办婚姻当地的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有赞同也有反对的意见，从上图的数据可以看出彝族青年和中年就包办婚姻持反对态度，中老年群体大多持中立意见，他们的观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些认为封建社会彝族包办婚姻流传至今肯定有它的道理，婚姻当中门当户对是很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两个人的家庭背景悬殊太大，两人可能在三观上产生和大的分歧，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共度后半生，会全方面的考虑对方的条件。但大多数彝族青年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家庭背景，经济基础以及两人的三观在爱情面前根本不算什么，真正的爱情里一方是可以体贴理解和包容另一方，经济基础和家庭背景并不是决定幸福的唯一标准，所以他们认为彝族包办婚姻是一种很不尊重婚姻的行为。5包办婚姻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包办婚姻分为族内通婚制，等级内婚制，无论是哪个类别都对国家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5.1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彝族的这两种婚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有相同类别的才可以结婚，也许处于同一个等级或者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和生活品味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但长时间下来整个民族或者等级内的人就会停滞不前，不与其它的文化冲击就得不到创新，民族之间文化以及思想的碰撞，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弘扬民族文化。如果各个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文化，这不仅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帮助，也利于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更好。5.2 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消费力，而居民收入直接影响了消费水平的高低，不管是族内通婚还是等级内婚都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相反处于不同地区的两个人结婚可以使一方带动另一方的经济，除了聘礼之外，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文化带给这个民族，一方能做到将外界的文化带进这个民族，也能将这个民族的文传递出去。真正只有做到双方不断接受对方的文化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6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包办婚姻的观念的建议少数民族包办婚姻的主体是青年，他们的婚姻观念关乎整个民族婚姻文化演变的发展，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从少数民族的青年入手。6.1重视彝族子女的九年义务教育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教育，需要国家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支持力度，义务教育是每一个适龄儿童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最终的目的是提升每一个人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同时也是提升每个人的综合素质，教育是对人内与外的二次蜕变。而凉山地区很多孩子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甚至连学校的大门都从未踏入，很多是由于家庭的负担和管教不严从而导致辍学或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这种现象不仅从生活上让孩子脱离了与外界的人和事物接触，也从思想上束缚了孩子发展。这其实就是间接的拉开了山区孩子和城镇孩子的差距，让孩子只能生活在偏远而落后的山区，这就会让孩子更服从于父母的一切安排，从而加深了婚姻包办。孩子的教育不仅需要家庭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虽然国务院印发了很多关于义务教育的相关法律，但是在偏远的凉山地区却没有很好的落实到。因此本地的政府应加强对义务教育的落实、对于家庭叫你贫的孩子和特殊的孩子给予温暖的关怀。义务教育即有权利也有义务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谁违反这个义务，谁就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家长没有尽到责任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家长要承担责任法律责任；学校不接受适龄儿童、少年上学，学校要承担责任;政府不提供相应的条件，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只有家庭、学校、政府三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的提升或是打破彝族孩子的上学率，只有政府和家长的相辅相成才会给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井底的孩子也能像小鸟一样飞翔。这就会间接的让孩子摆脱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让孩子能够拥有独立的思想，让新一代的彝族儿女有自我选择、自我把握婚姻的权利。6.2加大普法力度 杜绝看不见未来的低龄化婚姻在凉山很多偏远山区，未达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而被父母安排结婚的孩子数不胜数。这种变相的婚姻包办使很多孩子都还没有和另一半接触，就被父母要求包办婚姻，这不仅没有得到婚姻的保障，同时也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产生此种事情主要是父母对于儿女婚姻的轻视，也有地方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监督不到位，导致了很多彝族孩子在未达到结婚年龄就被要求结婚。鉴于此中情况第一要让父母知道早婚早孕会带来的一系列危害：第一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第二年龄较小不能很好的处理家庭矛盾，第三早婚早孕对于为达到适婚年龄的女孩子而言会让母体更加的危险。因此对于本地的政府和相关的职能部门要大力做好《婚姻法》的宣传，让父母和孩子都同时知道早婚早孕的危害。当地乡政府、所属村委会、民政部门、派出所如果发现早婚此情况，应尽职尽责立刻派出工作小组对双方家庭进行批评教育，将以此事为契机，深入全镇各村，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教育未成年人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反对陈规陋习，提倡文明新风尚。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长的陪伴和教导，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是责无旁贷。但最主要的是教育的方法，因此家长也必须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让孩子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和爱情观。对于政府和妇联而言，应加大力度做好《婚姻法》的宣传，让家长和孩子都具有法律的意识，各村委会如果发现此问题应尽快上报或立即干预早婚的现象，做到预宣传、预疏导、早发现、早解决。从最根本上解除掉早婚早育而导致的婚姻包办，给新一代的彝族儿女一片婚姻自由的蓝天。6.3全力支持婚嫁彩礼改革天价聘礼对于凉山州彝族人而言，即使不能承受这高额的彩礼，但还越来越严重。凉山彝族的聘礼是根据女孩子学历来定彩礼，例如一个女大学生彩礼的起价为30万元，虽然很多家庭不能承受这笔巨款，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了这种趋势，有些家庭甚至为了彩礼贷民间高利贷，或变卖家里的固定资产。大多数的彝族人认为高额彩礼是风俗，应该得到发扬、得到支持，男方拿不出称心的彩礼则表明没有能力，父母也会为了彩礼而放弃女孩的婚姻。一边是高额彩礼，一边是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幸福，最终家庭较贫的所有男方无一例外选择了服从，从而拆散了两个年轻人对于婚姻的把控权。产生高额的聘礼主要是由：其一、父母对于幸福婚姻的错误认识，彝族的父母认为男方不能提供高额聘礼，表明没有能力给女儿提供幸福的婚姻，即使得到女儿的认可也会把两个年轻人拆散掉。其二、高额的聘礼才能抹平父母给女孩子的教育和抚养费用，如果收支不平那也会拒绝两个年轻人看好的婚姻。这种高额的聘礼对于经济一般的家庭而言，和婚姻包办并无二至。面对高额的彩礼只能与幸福的婚姻擦肩而过，最终只能按父母的安排而进行包办婚姻。鉴于此中情况，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之规定，由相关部门出台文件，对收取婚嫁彩礼的上限作出明确规定;其二，发动国家公职人员、农村党员带头参与改革，象征性收取彩礼或不收取彩礼;其三，加强对各家族中德高望重长者的宣传，加强对农村群众的宣传，一步步转变大家的思想观念，逐步取消收取婚嫁彩礼的习俗。参考文献：[1]谷光路,毛平,张禧.当代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08):182-184.[2]曲比阿果.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之间的调适及社会影响——以凉山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为例 [3]茶刘英.改革开放以来彝族婚姻家庭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07):71-74.[4]陈六一.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20年成长历程略谈[J].师道,2016(07):53-55.[5]张倩. 现代社会新“包办婚姻”的伦理批判[D].西南政法大学,2014.[6]刘钊.“复辟”!包办婚姻卷土重来[J].祝你幸福(午后),2013(01):24-27.[7]徐冰. 新包办婚姻[N]. 南方周末,2011-12-08(D27).[8]李飞龙. 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婚姻与家庭研究（1950-1985）[D].中共中央党校,2010.[9]葛象贤.“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J].瞭望,1981(02):15.[10].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12):67-75.

本文乃作者翟姚说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根据1992年实施的国家服装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服装号型》，女子A体型在总量中覆盖率最高。也就是女子的胸围与腰围之差数一般在12~16cm的范围。虽然，都柳江流域的女子体型明显比清水江流域的矮、瘦，但为了便于研究，并考虑到贵州苗族女子体型的总特点，本书在处理人体与服装关系的分析时，主要以160/84A女子体型进行比较，身高为160cm，胸围为84cm，腰围为68cm，臀围为90cm。研究分析中所指的半腰围，是腰围的一半，为34cm。苗族女装的着装一般遵循由下至上，由后至前的顺序原则。穿着要遵循一定的次序，否则就会影响外观效果，或是无法穿着。着装顺序分为两种，一种是把衣服下摆束在下装里，另一种是衣服下摆露在外面。第一种着装顺序为绑腿、上衣、腰带、百褶裙、后围腰、飘带裙、前围腰。苗族女装的着装第二种顺序为绑腿、百褶裙、后围腰、飘带裙、前围腰、上衣、腰带、外套。一般来说，第二种着装方式的较多，说明如下：第一，先穿绑腿。苗族盛装穿着繁琐，并且一旦穿着起来，就不能随意弯腰。而穿绑腿是要弯腰穿的，因此要先穿绑腿。绑腿的着装方法有布条缠绕式、布片缠裹式、腿套穿着式。后两种方法一般还会绕上花织绑带，带子上垂着流苏。第二，穿百褶裙，清水江流域与都柳江流域的百褶裙结构大小并不一样，穿法与穿着效果、造型作用都是不一样的。但二者的共同点就是百褶裙为着装的第二步，是穿在里面的。苗族盛装第三，穿后围腰，再穿飘带裙，最后穿前围腰。这三者的腰围都是半腰围，穿着方式都是用绑带系于腰上，然后垂于人体后臀或腹部。后围腰一般简单朴素，而前围腰两侧-般有精美的刺绣，并且绑带是花织带。要先穿后围腰和飘带裙，就是为了避免把前围腰的花式盖住，并且避免在人体正面腰部出现绑带的带结，显得不雅。飘带裙一般有精美的图案花纹，应穿在后围腰的外面。第四，穿上衣，再束腰带，最后穿外套。外套一般比上衣长，穿法也不尽相同。如六合式是披着的，而百鸟衣则是穿着的。以上是一般的顺序说明。事实上，每种服装类型因为服装的结构、形制不一样，又都有各自的着装特点。六合式服饰小编介绍服装结构及着装方式，主要以穿着顺序来描述。苗族是生息繁衍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其服饰色彩绚丽、纹饰形象生动、款式丰富、工艺精湛，而且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学者都被苗族服饰所吸引，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现代科学越发展，其学科分支就越细。服装结构学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偏向自然科学的独立学科，为现代服装结构设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服装结构研究包括了服装结构及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原理，它既需要对现代服装的结构进行研究，也需要对传统民族服饰的结构进行研究，而现有的苗族服饰研究成果无法满足这门新兴学科发展的需要。服装结构因此，本书要从服装结构学的角度，并结合民族学、美学的理论，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传统服装的服装结构及着装规律进行分析，从而研究二者对服装艺术形态的造型作用。苗族服饰绚丽独特，种类繁多。苗族服饰的研究成果与苗族服饰一样丰富，不计其数。本书只能对这些成果进行分类举例，无法全部列出。描述苗族服饰的典籍是从西汉的《淮南子》开始，接着是《后汉书●南蛮传》、《 搜神记》、《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南蛮传》、《老学庵笔记》、《方舆胜览》等对苗族服饰有所描述。明、清时期对苗族服饰的记载文献更多了，包括《贵州图经新志》、《黔 书》、《续黔书》、《 黔记》、《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红苗归流图》、《皇清职贡图》、《苗蛮图册》、 《番苗图册》等。番苗图册《皇清职贡图》、《苗蛮图册》、《番苗图册》这几本图册被称为“百苗图”。20世纪80年代以来，“苗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我国对苗族服饰的现代研究成果更是丰硕，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服饰文化的综合类着作中常有关于苗族服饰的描述。比如，1984 年梅立崇的《少数民族服饰》、1986 年王世辅的《中国民族服饰》、1994年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1994年韦荣惠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1999年杨源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等。除此以外，还有对苗族服饰进行专门论述的着作、论文。这些专着专论大致可分为文字描述和图文并茂两种类型。文字描述类专着以文字描述为主，辅以少量图片展示。根据描述方式，又可将其分为文化探讨型专着和叙述记录型专着。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探讨型专着探讨了苗族服饰的历史变迁、支系分类、制作、文化内涵、纹样的含义阐释、精神特性、审美、社会关系、与现代人类文化的关系等等。叙述记录型专着以记事叙述的方式来描述苗族服饰的民俗民风、调查收集、制作、穿着、文化现象等。文字描述类专着有1994年龙光茂的《中国苗族服饰文化》、1996 年李廷贵的《苗族历史与文化》、1997年杨鹃国的《苗族服饰一符号与象征》、1998年杨正文的《苗族服饰文化》、2003 年杨正文的《鸟纹羽衣一苗族服饰及制作技艺考察》等。此外，《中国工艺美术》、《民间文艺季刊》、《装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贵州民 族研究》、《贵州文史丛刊》、《 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民族论坛》、《 贵州社会科学》、《民俗研究》、《 民族画报》等期刊杂志上，从不同角度对苗族服饰进行分析论述的专论更是不计其数，大致可分为综合性研究、区域性研究、银饰研究、刺绣研究、蜡染研究、图案研究、梳饰习俗等。参考资料《中国服饰》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多个语种、多个文种、多种方言，“书同文、语同音”历来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周代的“雅言”、汉代的“通语”、明清的“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以及新中国推广的“普通话”，无一不是对通用语言的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田学军，2019）。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迫切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不断向更高水平和质量发展。充分认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推广和使用通用性高、凝聚力强的语言，有利于提高社会交际效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王敏，2020）。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语言能力是人们生产生活所必备的基本能力。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人数最多、通行度最高。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扩展交际范围、提高交际效率和质量，有利于提升学习能力、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有利于获取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方面信息，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语言环境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全国仍有近三分之一省区市普通话普及率低于80.72%的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刘朋建，2020），“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仅为61.56%，成为影响和制约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促进生产生活各要素顺畅流通，更好地引进现代化发展理念、先进生产技术和文明生活方式，更好地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语言相通增进心灵沟通。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消除民族间、地区间的语言交际障碍，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尊重、理解和包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建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做好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王晨，2020）。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普及水平和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为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普及水平和质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向更高水平和质量发展。坚持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王晨，2020）。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宪法依据。2000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各省区市也先后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实施。目前，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制度体系，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要坚持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广泛宣传、阐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着力加强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宣传，提高各族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治意识和自觉意识，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说普通话、用规范汉字的良好风尚。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平衡协调发展。目前全国仍有近五分之一人口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近半人口未达到“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水平测试三级）的水平（刘朋建，2020），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人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存在明显的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推动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短板地区和重点人群，加大推广普及力度，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区域、城乡平衡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普及程度，全面提高普及质量。要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师资培训和学习资源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扩大优质资源供给，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少年儿童、中小学和幼儿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提升应用水平提供精准有效服务。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充分发挥学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渠道作用，坚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大力加强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普通话教育教学，让各族少年儿童在语言学习关键期学会普通话。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水平，坚持把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作为教师上岗基本条件，加强教师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中小幼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学技能，深入研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质量效率。加强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普通话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普及水平和质量，意义重大，使命光荣。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往开来、开拓创新，谱写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新篇章，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参考文献：[1]戴庆厦.“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理论与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2017，（2）.[2]全哲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情况及建议[N].人民政协报，2018-10-16.[3]田学军.谱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新篇章[N].光明日报，2019-09-17.[4]王敏.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N].光明日报，2020-10-17.（作者王敏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文斐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12期）作者：王敏 常文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