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刊物

通讯员 廖开顺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以其独特的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吸引世界目光，近年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走近和了解侗族。说起侗族文化研究，不得不提到《鼓楼》杂志主编、侗族文化学者石佳能。这位从偏远侗寨走出的侗族子弟，现在已是侗学“大咖”。赤脚求学，立志终身研究侗族文化石佳能，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偏远的独坡侗寨。当年在通道县城读书时，与所有侗族子弟一样，穿一双布鞋或者打着赤脚，背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大米和腌菜，跋山涉水，从偏远的侗寨步行近130里到学校，周末又从县里步行回家。1982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40万人，石佳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的石佳能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笔名叫侗川、萧川。从留校工作开始，他就将侗族文化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传承家乡民族文化。石佳能的侗族研究从中南民族学院求学起步，至今三十五年，学术成果累累。他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当年不到20岁。在留校工作的六年中，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很有影响的侗族研究论文。1988年，石佳能首先在学术界提出侗族“补拉文化”是侗族社会文化的基石的观点，对侗族“补拉”组织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侗族文化的发生作用进行深入论述，连续发表5篇有关侗族“补拉”文化的论文，这是他对侗族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无论在母校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石佳能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至今，他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约100余万字，出版专著、编著或主编书籍16部。主编《鼓楼》十载，打造“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2008年1月创刊的《鼓楼》杂志，是湖南省侗学研究会会刊，至今办刊10周年。石佳能是创刊发起人，一直兼任主编。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鼓楼》杂志就像侗族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侗学研究和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鼓楼》是湖南省内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每年出版正刊6期，每期的文字15万至20万字，还有相应的图片，工作量不小。内刊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主编、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石佳能一人兼任。“内刊”标准名称叫做“刊型内部资料”。省级刊型或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和办证，它们都不叫“期刊”和“报纸”，但可以定期编印，在内部交流使用，不可以印刷广告。获得省级内刊准印证就可以“创刊”，新闻出版部门聘请资深专家担任内刊审读员。审读员对每期刊物写出审读报告，既有定性的评价，更有定量分析和评判。其中微观的审读，要在每一篇文章中找出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字词、标点等，这就像绣花工夫一样细致。对于内刊的出错率，也有严格的比例规定。凡是未达到内刊管理规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严重的则停刊整顿或撤销准印证。然而，在如此严格监管下，《鼓楼》以优秀的办刊质量，多次受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表彰。早在2010年10月29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印的《报刊审读与管理》中，《鼓楼》就被重点推介，认为《鼓楼》“定位准确，特色鲜明”。10年间，《鼓楼》有7年被省社科联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会刊”“最佳会刊”。其中，2017年全省评出三家“最佳会刊”，《鼓楼》是其中之一。《鼓楼》已经被学术界誉为“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成为全国侗学界及境外和国外研究侗学的必读刊物。10年间，《鼓楼》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其中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有各级领导，也有各县（市、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作者。10年间，出版正刊60期，以及数期增刊。发表的研讨文章达到4000多篇，超过1亿字。侗族赤子回报桑梓，25载家乡情1992年6月，石佳能作为高层次优秀人才，被引进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1月调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科长。2004年8月至今在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石佳能为家乡服务已经25年。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2008年首倡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牵头制定《规划纲要》。此举得到全国侗学界大力支持，湘、黔、桂三省区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文化部申报“三省坡保护区”。石佳能担任《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首席专家。10年间，他为建立这一实验区奔走呼号，邀请和陪同专家调研，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参加相关会议，申请研究课题等。近几年，石佳能还参与其他专家主持的有关侗族文化和服务地方的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其中“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若干思考”论文参加了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并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是全国市州唯一获奖者。纪念《鼓楼》创刊十周年，也是《鼓楼》主编石佳能从事侗学研究三十五周年，回家乡为民族和地方服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侗族赤子石佳能为人极其朴实而踏实，人生却出彩而精彩。

刘邦一 《江边》油画（1980年）邦一兄，我称他为前辈，因为他是贵州美术界名宿，关于贵州现当代美术的初始，是绕不过他的。很多人都对我说起当年刘邦一家那个阁楼，现在功成名就的众多贵州美术大家，都或多或少与那个传说中风云际会的地方有关。七十年代中期，贵阳一伙画画的年轻人。刘邦一 七十年代创作的风景油画当年北京西单墙“贵阳六青年画展”是应该写进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事件，邦一兄即是那6个传奇人物的主将之一。而那时我刚读大二，还不很清楚什么叫艺术、更没想过艺术与地域文化、与现代艺术、与个人情怀、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而那时和那时之前，这些都在邦一兄他们的视野里并以行动参悟其中了。他和他们那一拨贵州美术的先觉先醒者，开创了包括后来的“贵州美术现象”和起点很高的一个新贵州美术时代，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追赶那个高度。刘邦一 《平塘县城》油画（1976年）刘邦一 《东山丫口》油画（1973年）刘邦一 《老贵阳东门》油画（1975年）邦一兄，又是一个不一般的豁达的人。以他丰富的阅历和不凡的资历以及个人能力，他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处世方式，但他从不在圈里以大哥大、老前辈的姿态示人，反而他帮朋友极热心、关照年轻人极真诚，承诺做的事情极认真，从不争名逐利、从无任何非分要求，尤其是他能包容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各种各样的肤浅和浮燥，乐观对事对人、知己知足知乐，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一派轻松快乐祥和。我认为，这是他体验了艺术和人生的丰富与复杂后，修炼成的一个艺术家的简单纯真，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初心，而豁达只是表象之一。刘邦一 《吻》油画 （1987年）刘邦一 《山果果》油画 （1995年）值邦一兄个人油画作品展览开幕之际，我在这里表达祝贺之意！感谢刘老师们老一辈艺术家当年对贵州美术开创性的贡献！刘邦一《 自画像》油画 （2017年）在京出差不能亲自到现场祝贺十分抱歉，祝福他艺术不老身心永远年轻！2018.5.10于北京“觅色浪怀”一一刘邦一油画展（2018.5.11-18）在贵阳市美木馆举办。刘邦一男，汉族，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工艺学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雕塑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油画及工艺美术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美展并多次获奖及发表，并有六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专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绘制油画《黄果树瀑布》。论文二十余篇在《中国工艺美术》、《美术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年会》、《贵州民族研究》、《陶瓷科学与艺术》等刊物发表。谌宏微：1961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祖籍贵州织金。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77级。现为贵州省美协主席、贵州美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美术师、省管专家；受聘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导，贵州画院学术委员；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 ｜运营编辑：伊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3月25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20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名单，鲁大限额推荐的张炜文学研究院姜岚、 体育学院尹海立和文学院李海英3位教授全部荣获“山东省教学名师”称号。姜岚，鲁东大学万松浦书院、张炜文学研究院、胶东文化研究院院长，鲁东大学文学博物馆馆长，教授、文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书面语转写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东库核心专家，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理事，山东省演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女性人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烟台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等。是鲁东大 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教育部辞书中心、山东省“十五”“十一五”强化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及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山东省“现代汉语”教学团队、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骨干成员，是鲁东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负责人、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兴趣涉及汉语言、汉语方言、汉语研究、教师口语、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主讲“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语言调查专题研 究”“普通话测评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要素（语音）”“教师口语艺术”“播音发声”“语言学方法论”“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 ”等课程多年。是国家一流课程“教师口语艺术”课程负责人以及省一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首批 应用型名校工程建设课程负责人。2019年首位执笔撰写的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主编的教材《普通话与教师口语艺术》2020年 被评为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多年来，在《社会科学战线》《高教探索》《贵州民族研究》《东岳论丛》等核心期刊及国内重要刊物等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并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厅市级科研项目30多项，出版专著5部，主编教材3部，参编教材5本，参与出版工具书15部。先后获得各级各类奖励和荣誉40 多项，其中，1998年被授予 “山东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授予“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授予“烟台市百名义 工”，2015年被授予鲁东大学“教学名师”、山东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2018获山东省第八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被授予鲁东大学最美教师；2020年被评为山东省教学名师。尹海立，男，1972年生人，山东金乡人，博士、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兼任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常务委员 ，中国武术协会常务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科研委员会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术散打国家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 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国和国际性健身气功比赛中，历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总裁判长。1996年始就职于鲁东大学体育学院，2014年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受山东省委统战部选调，在烟台经济 技术开发区教育体育局挂职副局长。主讲的《传统体育养生学》为鲁东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18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0余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传统体育养生方法导论》教材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武术 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行动机制研究》（2017-2019）；主持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项:《基于山东省全民健身中健身气功服 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2009-2011）与《城市社区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与组织效能研究》（2015-201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 般项目1项：《项目虚设与文化缺失：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2012-2014）、国家武术研究院重点项目1项：《免费义务教育体 制下武术馆校经营及发展模式研究》（2008-2010）。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专著《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2012）；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2017）和《武术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集体行动机制研究》（2020）。第一位次获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等。2011年获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工作“百名先进个人”，2012年获中国武术协会“先进工作者”，鲁东大学 “中国武术协会一级单位会员”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考评点”“中国健身气功科研基地”“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等科研平台负责人。李海英，1970年生，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鲁东大学“言语矫治与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治疗 师；中国社会语言学等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学会语言障碍专委会常委，“语言治疗师职业能力发展学组”成员，中国言语听觉康复科 学与ICF应用研究院“言语康复技能认证”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 方向为现代汉语、社会语言学和儿童语言康复等。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2项、省社科等其他课题多项，发表论著40篇（部），曾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一等奖等奖项。多次在年终考 评和教学创优中被评为“优秀”，获 “鲁东大学十大‘优秀班主任’”“鲁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2020年所负责的《言语治疗 》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18年指导学生参加“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国赛金奖。连续多年指导学生获得“创青春”“挑 战杯”和“互联网+”山东省金奖、特等奖。自1994年进入鲁东大学文学院，26年来，李海英老师始终孜孜以求、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克尽所能地去追求做一个更好的大学老师，言传 身教、不敢稍有懈怠，惟愿不负高处的星空和深处的灵魂。本次省级教学名师评选，旨在培育和选拔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教育理念先进、专业知识扎实、育人效果显著、学术成就突出、勇于改革创新 的教学名师，带动全省广大高校教师践行“四个相统一”，争做“四有”好老师，建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为全省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师资保障。截至目前，鲁东大学已有省级教学名师16人、校级教学名师39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把一流师资培育作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教学名师的引领示范和激励带动效应，共同建设良好的教风学风，打造一流课程，构建高水平团队，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学术著作。全书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三篇。上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根基、形成、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深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物质变换思想、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展望。中篇深入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背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贡献与局限，着重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理论哲学基础的阐释、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构想。下篇介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发展历程、思想来源、基本建构和重大贡献，深入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发展理念的创新、公正思想的发展，进而阐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人类文明意义。目录作者简介王传发，博士，教授，现任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项。出版有《县级民族区域自治运行研究》等著作。在《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曾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陈学明，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和译著30余部，其中，《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论文300余篇，1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刘邦一（左）王六一（右 ） 1979年8月底，我天天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与中外观众一起在露天观看＂贵阳五青年画展＂中刘邦一的作品，为中外观众充当翻译和解说员。2018年5月我从京返筑，到贵阳美术馆参加＂刘邦一油画展＂开幕式。从左到右 刘邦一、王六、尹光中、向光、刘建一、曹琼德物换星移，四十年一晃而过，我们当年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下子都过了花甲之年。言为心声，我认为这一画展名＂觅色浪怀＂真取得好，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邦一兄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与浪漫的艺术情怀。刘邦一 《盛典》油画邦一五岁即能画马，小时在我们的山城被誉为神童。不论是在中小学读书，下乡当知青，还是在工厂干活，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作画。令人称奇的是他一门四兄弟，大哥定一、二哥建一、老三邦一都擅长丹青，其国画、油画、版画，无论是写意、风景、人物等皆有佳作不断湧现。他们三兄弟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就与贵阳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们，到户外写生，在家中探讨画艺，自办展览。这些对艺术抱有宗教般虔诚与热枕的青年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与相比于他们年长的一批艺术家形成了中国美术界的贵州现象。邦一更作为＂贵阳五青年画展＂中的一员，无形中掀开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重要的一页。刘邦一 《黔灵公园》油画我认为，刘邦一的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自觉地接受俄罗斯、苏联绘画的影响，还吸收了点彩派、印象主义等艺术。在他的作品中，有像由人民大众之躯构成的《纪念碑》这样宏大叙事，具有史诗般意义的扛鼎之作，有充满了诗意般抒情、优美动人的风景油画······。我在这次展览中，又见到了当年他在京展出的几幅油画风景作品，如《黔灵公园》、巜老贵阳邮电大楼》等，真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油然而起一种亲切、怀旧之情。这些用纯真、美好之心创作的作品，渗透着对自然的热爱，充满了乡情，亲情。它们不仅唤起了我们对故土的眷恋与热爱，还为我们城市，我们的国家留下了鲜明的历史记忆。刘邦一 《老贵阳邮电大楼》油画邦一兄和我在八十年代初在大专院校毕业后，改变了我们当工人的命运。他从四川美院分配到贵州省美术工艺研究所，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而晋升为所长，成为当时最年青的处级文化官员。我则因略通外语，一度在贵州省外事办对外友协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我曾带西德、美国文化艺术家到他位于市中心延安路上的所里参观访问，进行文化交流。我发现邦一在工艺美术研究所，有更多的机会深入考查与研究贵州丰富的少数民族艺术，经他过手和收藏的苗绣、腊染、服饰、牙舟陶等充满浓郁民间气息的艺术品，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在这次画展中所展出的布面油画《盛典》、《生命》堪称这方面的力作，而他将中西艺术打通的《传统．时尚》，更显示他的作品超越地域性，具有国际和前卫艺术的风格与特点。刘邦一 《生命》油画刘邦一 《传统．时尚》油画我后来得知邦一离开了工艺美术研究所，折腾了一阵后到贵州民族大学艺术系当上了教授，我则从国外回来不久后，到京工作。我们各忙各的，联系并不很多。但我不时从章丽丽姐那儿，得知他的一些消息。近年来，我因在贵州举办国际动漫和展会，有机会返回贵阳。承蒙章姐、琼德兄邀请，有好几次在河滨公园茶馆与邦一兄把盏共饮。邦一兄的酒品与他的人品一样，豪放而不失温柔，率真而无城府。酒到兴头上，他那双小眼睛变得更加炯炯有神，听他讲叙的一些逸事趣闻，使我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快乐。微信的便捷，更使我从邦一兄在所＂晒出＂的新旧作品中，大致寻觅到他的艺术旅程。刘邦一 《清风和畅》国画邦一兄这十几年，特别是在他退休后，更有时间和精力从事他酷爱的艺术。画画于他就是一种生活。他到江浙地区采风，上陕西老家寻根，赴海外游学，丰富的人生经历更加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厚的积淀，我从他热衷收藏汉罐与陶俑这是些中国上千年的艺术品中，捕捉到邦一的艺术心迹。他这位以油画起家，擅长陶艺的艺术家，与老一辈创作西洋油画的大师林凤眠、刘海栗、吳大羽等一样，在中老年后，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他开始画国画，不时写一些谈艺录、打油诗之类的短文。这些亦庄亦谐的文字与他所画的人物、花鸟画相映成趣，别开生面，耐人寻味。刘邦一 《梅竹依旧迎春风》国画邦一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作画，决非是为了应景、宣传。他画画已达到随心所欲之境，他自由地遨翔在艺术的天空。画展开幕式结束后，在由贵阳美术馆馆长李双俊统筹，曹琼德兄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在听了若干位艺术家、评论家对他画作的评论后，以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自己平生之所好为“艺术、老酒和美女”。听此言，观其画，我更加感到邦一真有趣，邦一的作品真好玩。“觅色浪怀”一一刘邦一油画展（2018.5.11-18）在贵阳市美木馆举办。刘邦一：男，汉族，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工艺学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雕塑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油画及工艺美术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美展并多次获奖及发表，并有六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专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绘制油画《黄果树瀑布》。论文二十余篇在《中国工艺美术》、《美术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年会》、《贵州民族研究》、《陶瓷科学与艺术》等刊物发表。王六一：国际多媒体文化协会秘书长、亚太动漫协会秘书长、中国荔波国际儿童动漫节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客座教授、三辰出版社总编辑，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国际版权业务及动画产业与会展的策划和经营。（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 ｜运营编辑：伊文）

引言贫困问题一直被国家以及政策层高度重视。1986年起, 国家成立专门减贫工作机构, 其后经历了大规模扶贫、攻坚扶贫等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减贫工作, 中国的扶贫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效, 剩下的基本都是“硬骨头”。粗放式扶贫具有成本高、效率低下、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等弊端, 过去的减贫工作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环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 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新机制、新策略。精准扶贫是基于中国扶贫实践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和新模式, 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特点、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有效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确准理、精准考核。精准扶贫实施以来, 每年超过1000万人脱离贫困, 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精准扶贫已成为更为科学、有效、切合当前实际的减贫方式。精准扶贫提出以来, 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可行性和难点等基本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同时对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等精准扶贫路径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此外, 也有学者基于扶贫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然而, 由于精准扶贫提出的时间较短, 目前尚未有学者基于Cite Space软件对精准扶贫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知识图谱为基础的可视化分析是挖掘特定研究领域的有效手段, 能够直观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本文旨在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 以2014年—2017年CSSCI数据库收录的有关精准扶贫的文献为样本量, 对精准扶贫研究的文献量、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共被引、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 从多维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 以期为更加深入开展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CSSCI) 。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遵循了文献计量学的规律, 其收录的刊物及论文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 已被众多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包库使用, 并作为各个地区和机构的学术、学科评价的重要依据。CSSCI在当前社会科学学术界中权威性和认可度较高, 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查询的重要工具。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主题在CSSCI中进行检索, 通过筛选共检索出394篇CSSCI论文 (含扩展版) , 该394篇论文构成本文研究的文献样本。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Cite Space软件对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进行定量分析。Cite Space[1]是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基于JAVA平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 Space自问世后便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 其间Cite Space又经历了数个版本的更新与完善, 目前已被各学者应用到各领域的研究中。通过Cite Space能够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共被引网络分析、关键词等不同节点类型的共现分析, 通过聚类视图和时区视图可以绘制出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前沿。因此本文通过Cite Space对当前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可视化分析, 有助于对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进行宏观把握, 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二、研究现状分析(一) 文献量分析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特定时期的研究情况, 如图1所示。从2014年精准扶贫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来, 国内关于精准扶贫研究的发文量逐渐呈上升趋势, 2015年开始, 精准扶贫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期, 文献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形成了精准扶贫的研究热潮。分析发现, 该领域研究的发文量与我国推行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息息相关。2013年习总书记在调研扶贫攻坚工作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 精准扶贫开始被学术界关注。2015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 学术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 故从2015年开始, 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猛增。可以看出, 在中央政策导向下, 精准扶贫的研究受到政府的政策影响较大。图1 精准扶贫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 下载原图(二) 涉及学科与来源期刊情况如图2所示, 394篇文献总共涉及到10个学科, 其中涉及的主要学科有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民族学等, 经济学占了一半以上为58.4%, 其次是社会学, 再次是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可以得知, 精准扶贫研究文献涉及的主要是文科领域, 偏向经济与管理科学。图2 精准扶贫研究涉及学科分布 下载原图选取精准扶贫载文量排名前10的主要来源期刊见表1, 其载文量均在7篇以上。由四川省农业经济学会主办的期刊《农村经济》在精准扶贫研究方面载文量最多达28篇, 其次是西南民族大学 (人文社科版) 18篇, 再次是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贵州社会科学》17篇和贵州民族研究院主办的《贵州民族研究》13篇。可以看出, 精准扶贫研究主要来源期刊的所在地大部分是中西部地区, 如四川、贵州等, 说明精准扶贫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此外, 期刊所在地也有北京、江苏等地, 说明不仅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省份和城市也比较重视精准扶贫的研究。表1 精准扶贫研究排名前十的来源期刊 下载原表(三) 作者和机构情况1. 作者情况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从表2可以看到, 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庄天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左停发文量都是6篇, 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汪三贵为5篇, 然后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小云、李博和许汉泽、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的曾维忠均是4篇。以CSSCI数据库的文献样本来看, 精准扶贫有关研究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有14位学者, 说明我国精准扶贫高质量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 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表2 精准扶贫研究排名前十的发文作者 下载原表利用Cite Space软件对作者进行共现分析, 得到图3的作者合作图谱。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 节点字体大小代表中心性, 连接边表示合作性。结果显示, 网络节点数量为48, 连线数量为24, 网络密度为0.0213, 其中的大部分主要作者都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的有以庄天慧为中心、以李小云、许汉泽为中心的、以汪三贵为中心的、以左停为中心的科研团队。图3 精准扶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下载原图2. 机构情况考察研究精准扶贫的机构情况如表3所示, 自2014年以来, 中国农业大学总共发文13篇, 以左停、李小云、许汉泽等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科研成果十分显著, 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和上海图书馆。研究精准扶贫的机构主要以农业经济高校和研究所为主。对机构进行共现分析, 发现其合作连线几乎没有, 所以精准扶贫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表3 精准扶贫研究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下载原表三、知识基础分析(一) 作者共被引分析设置Top N=30, Top N%=20, 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 得到如图4。精准扶贫研究领域被引较多的作者是汪三贵、左停和李小云。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的汪三贵学者长期从事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 对精准扶贫进行过深入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左停学者和李小云学者也是长期从事农村发展政策研究, 在精准扶贫研究领域发表过多篇高水平文章。此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的有关研究对我国精准扶贫研究也有着深远影响。图4 精准扶贫研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 下载原图(二) 期刊共被引改变节点类型为“Cited Journal”, 其他操作不变得到运行结果如图5所示。高被引期刊主要来源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在高影响力刊物中, 被引频次大于30的学术期刊有:《贵州社会科学》《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中国行政管理》《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 高影响力刊物作为传播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 也将精准扶贫研究领域拓展开来。图5 精准扶贫研究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下载原图(三) 文献共被引分析利用Cite Space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 中心性代表文献重要程度。表4列出了数据样本中精准扶贫的高被引文献, 图6显示了文献共被引网络, 进一步查阅可以得知,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汪三贵的《论中国的精准扶贫》一文被引次数最多达到56次, 此文较早较为深入探讨精准扶贫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认识也较为权威。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学者左停的《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一文被引次数达到45次, 此文主要从中央—地方关系、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成本”这三种不同的视角探究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中心度达到0.32, 说明对后续精准扶贫研究的影响较为深远。表4 精准扶贫研究排名前十的高被引论文 下载原表图6 精准扶贫研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 下载原图在上述基础上, 对论文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 计算得到的Molarity Q=0.7785, Mean Sihouette=0.4656<0.5, 说明相关文献的知识聚类特征不明显, 精准扶贫的研究领域的专注度有待加强。四、研究前沿分析(一) 研究主题识别通过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大小可以了解我国精准扶贫研究的研究主题, 在394篇CSSCI数据库样本文献中, 统计出现频次排序前20的关键词如表5, 主要的有“精准扶贫”、“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多维贫困”、“精准识别”、“贫困”、“教育精准扶贫”等。除了“精准扶贫”这个关键词, 其他6个关键词都代表了精准扶贫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中, “精准脱贫”中心性达到0.67, 说明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研究主题。可以看出, 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代表区域、热点环节、主要路径等方面。表5 精准扶贫研究关键词和中心性统计情况下载原表表5 精准扶贫研究关键词和中心性统计情况 下载原表(二) 研究热点辨识:关键词聚类分析考察精准扶贫研究热点, 设置Top N=30, Top N%=20得到图5, 共包含104个关键词, 138条边, 网络密度为0.0258。在此基础上, 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11个聚类标签, 见图7。该图以精准扶贫为核心, 向多个方向发散, 主要包括多维贫困、精准识别、扶贫开发、教育精准扶贫、文化精准扶贫、贫困治理、基层治理、小额信贷、帮扶措施。本文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和知识图谱的分析, 对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进行存量总结、归纳整理, 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 以理顺精准扶贫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图7 精准扶贫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下载原图1. 精准扶贫的内涵界定基于不同的视角, 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的内涵定义颇为不同。从理论层面来看, 精准扶贫要从战略层面、原则层面和理念层面来指导整个公共政策体系, 并且达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的目标[2];从效用层面来看, 精准扶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切入点[3], 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也是可持续脱贫的根本性手段, 精准扶贫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和市场的带动性作用, 强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形成扶贫开发合力[4]。总之,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 精准扶贫的内涵仍在不断扩充和延伸, 目前从政策文本的定位来看, 其定义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精准考核的治贫方式。2. 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精准扶贫是基于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总结和贫困问题的总体特征逐渐形成的精准扶贫政策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扶真贫、真扶贫”, 牢牢把握“精准”二字, 找准“穷根”, 坚持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 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项内容。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精准识别是指识别主体运用一定的方法和范式对贫困客体进行精准瞄准的过程, 具体来讲是指通过申请评议、公告公示、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 将贫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5]。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必要条件的支持是政府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6], 只有精准识别出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 明晰贫困原因和脱贫需求, 才能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识别作为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 学者们从基层治理、福利认证、逻辑冲突等视角进行探究, 认为精准识别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分类机制、扶贫资源的配置、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基层民主程度[7]等方面。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核心。精准帮扶是指针对识别出来的贫困对象, 分析其致贫原因, 认定责任人和制定帮扶措施, 集中力量予以扶持。精准帮扶包括四个维度, 首先是项目安排精准, 扶贫项目是精准扶贫主要方式之一。安排好因地制宜、适需对路的精准扶贫项目是精准帮扶的重要部分。其次是资金使用精准, 扶贫资金自上而下的下拨机制会形成多元化权利资源, 从而导致寻租行为造成目标偏离[8]。第三是措施到户精准。以往扶贫实践中容易发生精准捕获[9][10], 如扶贫资源配置不合理、“扶富不扶贫”等现象发生。措施到户能够通过瞄准以精英捕获为代表的扶贫资源分配、传递和使用来增强扶贫成效。第四是因村派人精准。精准帮扶中配套实施的驻村干部制度, 特别是结合“第一书记”扶贫制度[11], 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提高扶贫效率。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精准管理是指对扶贫对象、扶贫资金和帮扶主体进行全面监测和动态管理, 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精准管理包括三个维度。首先是贫困群众信息管理。建立以贫困群众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系统, 实施动态管理[12]。其次是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建立包括扶贫资金信息、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公开制度, 保证精准扶贫各个环节在阳光下进行。最后是扶贫事权管理。一方面, 中央做好扶贫开发顶层设计, 利用“中央—地方—村庄”层级结构, 加强中央二次监督, 减少扶贫资源传递层级, 弱化代理人角色[13]。另一方面,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权责。各级政府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环境, 市场配置加快贫困地区生产要素集聚。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保障。精准考核是指针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脱贫成效, 建立贫困人口脱贫退出和返贫再入机制、贫困县考核与退出机制, 量化考核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目前对于精准考核的顶层设计, 形成以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程序的整体布局和以第三方评估为特点的上下联动考核体系[14]。有学者从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责任体系、监督考核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也有学者从具体操作层面, 提出要关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入、群众满意度、考核评估的频次等[15]。3. 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 国家顶层设计强调要根据不同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开始围绕不同行业的精准扶贫实现路径进行研究, 主要体现在金融、教育、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文化精准扶贫是改造贫困文化、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16]。它能使贫困群众具备内生发展动力, 从而实现内源发展和外部扶持结合的可持续发展[17]。文化精准扶贫要注意从资源、环境、与人、经济的关系去把握关键路径[18], 同时完善协同公众参与机制, 引入大数据构建文化精准扶贫云平台。此外, 还有学者探究了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 图书馆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引导、传播、积累、激励和保护等功能, 开展图书馆事业将推动文化资源的精准化传播和针对化服务。教育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推进的基础和保障, 能够给贫困地区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智力保障。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了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教育精准扶贫能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 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并最终摆脱贫困[19];不同的教育水平会使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产生较大差异, 且对家庭贫困产生影响[20]。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也越发深入, 梳理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 主要是制度建设等内部原因和多元主体扶贫协作边界不清、社会参与乏力等外部原因[21], 加大教育事业资本投入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有效解决推进困境。此外, 在总结各类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精准扶贫, 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22]。金融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最优模式选择和关键实现路径之一, 对满足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23]。金融精准扶贫要打好“组合拳”, 因地制宜的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 借鉴和探索适宜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按照金融精准扶贫的主体划分, 主要包括政府主导模式、金融机构主导模式、产业金融扶贫模式、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电商平台+金融”扶贫模式、国际金融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模式、社会扶贫组织金融扶贫模式等[24]。同时,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是立足我国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形式。普惠金融背景下的金融精准扶贫可以从金融机构、信贷产品、降低成本、农业保险、央行支农、金融服务等路径进行[25], 并且通过建立金融联动机制实现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26]。旅游精准扶贫作为“造血式”扶贫, 以其市场优势和产业集聚的带动作用, 成为实施精准扶贫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学术界主要聚焦于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实践模式、效应评估等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阐述了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基于扶贫体系的角度, 旅游精准扶贫功能、主要内容和扶贫主体共同构成旅游精准扶贫系统并有效运行[27];基于动力驱动的视角, 贫困人口利益诉求的理性行为及扶贫主体的驱动是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并通过分享、匹配、学习等方式实现旅游脱贫[28];基于社会保障视角, “以旅游换保障”, 从乡村旅游经济功能转变为社会功能。探究不同地区的模式选择并总结其实践经验, 基于地区类型精准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邻里互助型、景区帮扶型等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并且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29]、模糊综合评价法[30]、DEA法[31]、产业链跟踪法[32]等方法评估旅游扶贫效率。4. 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价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 注重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精准扶贫效益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与创新路径[33]。对于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价, 主要从不同精准扶贫模式的扶贫效果、影响因素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社会保障扶贫模式下, 城市和农村低保瞄准效果差异较大[34], 而且按照不同评估标准, 农村内部的低保瞄准效果也有较大差异[35]。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效果有限, 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精神依赖改善提升没有显著效果[36]。总体来看, 不同精准扶模式的评价体系不同, 评价效果也具有较大差异。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效果评价的核心影响因素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与因村派人精准[37];也有学者认为目前针对性满足受众需求的扶贫供给成为阻滞扶贫效益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亟需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38]。(三) 研究前沿辨识图8 精准扶贫研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下载原图在Cite Space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Timzone”, 并对节点适当调节, 得到精准扶贫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8。可以将时区图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2014-2015年为精准扶贫研究的初始阶段, 2015-2016年为精准扶贫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2016-2017年为精准扶贫研究的常态发展阶段。经过这几个阶段的理论完善和政策落实, 精准扶贫从理论构建到实际操作都已较为成熟。2014-2015年为研究的初始阶段。2013年末,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深刻揭示了扶贫工作的科学规律和精辟阐述了扶贫攻坚的基本途径。2014年初, 中央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这意味着精准扶贫的理念开始进入全国性、机制化探索阶段[39]。从精准扶贫理念的来看, 把贫困的概念延伸到多维贫困, 强调精准识别的精准性。从精准扶贫区域来看, 扶贫区域逐渐精准到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5-2016年为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11月, 中央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至此, 精准扶贫上升到我国基本方略。对精准扶贫的研究也进入到全面发展时期。从图谱中可以看到, 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多维贫困、精准识别、扶贫政策是主要的关键词。在继续对民族地区、多维贫困等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外, 把握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的精准性也开始大量的研究。此外, 学者们也在积极的探索精准扶贫的模式, 主要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文化精准扶贫、社会救助式扶贫等模式, 各地区开始出台并落实具体的精准扶贫政策。2016-2017年为研究的常态发展阶段。随着对精准扶贫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的不断深入, 精准扶贫发展开始进入常态发展阶段。从图谱可以看出, 关键词相对减少, 其中教育精准扶贫、普惠金融等关键词越来越突显出来。这阶段精准扶贫强调同扶智相结合, 教育精准扶贫逐渐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此外, 在大数据和信息化背景下, 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与精准扶贫理念、方式、机制等方面的耦合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五、结论与展望本文基于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以CSSCI精准扶贫文献为样本数据, 分析了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知识基础、研究前沿等内容, 得出如下结论:(一) 自精准扶贫从政策层提出以来, 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近年来研究兴趣浓厚, 研究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涉及学科繁多, 但总体偏人文社科社会治理领域。研究主体以高校科研人员为主, 庄天慧、左停、汪三贵等学者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且主要发表在经济与管理科学刊物上。(二) 通过共被引文献路径信息发现一些对精准扶贫研究有长远影响的重要文献, 这些文献构成了精准扶贫研究的知识基础, 如汪三贵、左停、葛志军等人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贵州社会科学》《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对精准扶贫领域关注较多, 刊载较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但共被引文献聚类特征不明显, 精准扶贫研究的专注度有待提高。(三)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 精准扶贫主要研究内容归纳为内涵界定、运行机制、实现路径和效果评价四个方面。精准扶贫的内涵及外延仍在不断扩充和延伸, 其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项内容。落实到精准扶贫具体实现路径上, 研究集中在文化、教育、金融、旅游等行业的精准扶贫。并从关键词时区视图发现, 随着国家政策对精准扶贫越来越重视, 精准扶贫的研究也愈发深入, 大数据、信息化等新型视角也正在被引入精准扶贫的研究领域。【作者：陈升，唐云，何增华】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古至今，中国学者对新疆(古称西域)地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为明代以前。这时期的主要地名文献有《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突厥语大词典》等。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地名专著，主要是一些以游记、考察为主的具有地名文献意义的地理著作。第二个时期，清代。清代是历史上新疆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18世纪中叶，在新疆开展的地图测绘为地名研究提供了基础，以后又随着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发展而促进地名的研究。而新疆的史地研究又是随着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刺激起来。当时我国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边疆问题的重要和研究西北史地的紧迫感。”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大了，资料来源也扩大了，已开始注意外文资料。这对于考证地名，鉴别真伪等方面远远超过前人。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旧的，像前人一样只是从历史的记载中排比资料。许多人没来过新疆.又不懂少数民族语，因而花费大量笔墨仍不得要领。这时期出现了多种地名专著。第三个时期，民国年间。这期间冯承钧、岑仲勉等先生在新疆地名的研究上用功为甚，成果较丰。冯先生重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并有《西域地名》专著刊布。岑仲勉先生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语音对音法:把汉字地名进行古音还原，与相应时期的民族语地名的读音进行对比的方法)研究新疆地名，比前人进了一大步。加上自本世纪初起外国的考察及地下考古发掘，又使新疆地名研究为之一新。第四个时期，建国后至今。主要成就在地名标准化和地名的综合考证上。尤其是近年来开始对新疆地名作系统研究，刊布了许多有关新疆地名的理论文章和专著，并开始了新疆地名学史的研究。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和介入新疆地名的研究。一、第一个时期——明代之前我国古代记述新疆地名的著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最早的为《穆天子传》。战国时代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已提到塔里木河、开都河(敦薨之水)、罗布泊(泑泽)、天山(敦薨之山)、昆仑山、帕米尔(舂山)等。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这是有信史可考的我国古代对中亚第一次地理考察，获得了有关中亚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其意义非常重大。著名学者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赛的见闻来写的。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基本上反映了通西域以后西汉一代对中亚的地理认识，其记载内容比《史记·大宛列传》丰富的多。首先，它记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北面的大山指天山，南面的大山指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中央的河指塔里木河，出葱岭山的河即叶尔羌河，出于阗的河即今和田河，此两河相汇合，然后流于塔里木河，蒲昌海即罗布泊。它特别提到葱岭(即帕米尔)，这一地名一直沿用到清代。晋代有关新疆地名的文献有法显撰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游历天竺记》)，清代丁谦有对此书的考释《晋释法显佛国地理考证》。还有道安撰的《西域志》，有郭璞注的6卷本《穆天子传》和《穆天子传注释地》(6卷)，清代丁谦对此书也作了地理考释《穆天子传地理考证》(6卷)。唐初，经战乱之后，无力经营西域，是时西突厥强盛，控制西域，中西交通受阻。当时玄奘不畏艰险，决意西行，经中亚到印度，又由中亚返回。通过他的亲身考察，对中亚、新疆的地理认识有所发展，大大超过前代。这些认识主要反映在《大唐西域记》中，此书凡12卷，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采取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的体例，将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都作了概括的记载。由于书中对山川、城镇方位，风土人情、语言宗教等方面记述得翔实准确，致使后人在进行考古发掘和比定地名时往往依赖它为指针。在地名释意方面也多有新意，如玄奘记载葱岭的得名有二点，其一是:“地多出葱”，与《西河旧事》解释相仿；其二是“山崖葱翠”，这点是新增加的，为前者所无。玄奘不仅记载葱岭得名的缘由，而且还提出葱岭的地域范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另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汉文音译地名时，往往指责以前的汉译名“讹”也。这是由于他贯于用梵文去对照早先的汉译名，而那些汉名却并不都是直接从梵文译出，而是从某种“胡语”译出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记述了从播密川(帕米尔)到龟兹(库车)一段区域。《钢和泰杂卷》原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卷是925年用藏文和于闻文写的。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是该卷第10一24行地名表，表中列举了50来个地名。这些地名的大部分逐渐被人们解读，并找到了相应的汉名。这个地名表可能是于阗不断派出的使节们的行程记录，它记载了从于阗的媲摩城经沙、甘、凉等州到朔方，由伊、西二州到庭州及庭州以西的沿途地名。这份地名表是用于阗文书写的，这更有助于我们探讨许多汉文、回鹘文地名的语源。如元代才出现在汉文文献中的地名乌鲁木齐、吐鲁番，在本卷分别记作yirrumcina和tturpaana。五代时期张匡邺、高(平)居海于938年一942年出使于阗，高居海留下了名为《于阗国行程记》(或称《居海记》)的记录，该记录见于《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还有《迦湿弥罗行记》，它记录了沿途城镇、山川、桥梁、集市、寺庙的名称和分布。宋代有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塞语文书《西天路竟》，此书首尾完整，记载了从东京开封出发，经灵、甘、沙等州，过龟兹、于阗、疏勒、迪温弥罗等国到印度的行程。只介绍地名和相距时日，记下了一些国家的异称和交通路线。黄盛璋先生刊布了这个卷子的图版和录文，并作了注释(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这时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该书共分3卷，收有中亚新疆地名约百条，第1卷约收70条，第三卷约收30条。其中对山川、城镇、村落等名称和方位、语源等都详加叙述。本书所附的圆形地图是流传至今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中亚舆图。此书是研究中亚新疆历史地名所必须参考的。例如，关于“桃花石”，《词典》写道:“桃花石—摩秦国名。此国和秦相距4个月的路程。实际上秦有三个：1)上秦在东是桃花石；2)中秦为契丹；3)下秦为八尔罕。而八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现今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又桃花石)也用于汗的称号。‘桃花石汗’意为‘国家古老而又伟大的汗’”。“桃花石”意为“强有力”，曾是建立我国北魏(386年一534年)王朝的一个操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拓跋的名字。喀拉汗王朝在中国西部建立以后，大汗所上尊号中经常出现“桃花石汗”字样。汗国分为东西两部。这一称号也经常见于东、西两大部大汗的全称之中。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自认是秦人，即中国人。从《词典》对“秦”所作的释文，我们可以看到，《词典》在处理秦/摩秦的译名时把整体的秦译为宋、契丹和喀什噶尔；而中国就是由此三者组成的整体。看来，摩秦译为宋，狭义之秦译为契丹，这才更加切合当时的实际。《词典》在解释塔里木河时说：“注入湖泊和沙漠的支流。在回鹘边界上的库车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叫‘乌斯米·塔里木’，那儿流淌的一条河也叫‘塔里木’。‘乌斯米塔里木’是从伊斯兰流往回鹘汗国的一条大河。此河在此注入沙漠”。这一解释说明当地居民都了解塔里木河是流入湖泊的，中亚河流还有消失于沙漠之中的特性，“塔尔”一词通常表示“传播、移动、发布、消失”之意，现代乌孜别克语中“塔尔莫克”一词就表示“急流、支脉”，这可供参考。元代新疆地名文献多为游记性质。这时出现了许多蒙古语地名，有的是不同语种地名并存，有的原有地名被蒙古语地名取代。这时的主要文献有耶律楚才的《西游录》，清代丁谦写了《元耶律楚才西游录地理考证》，有邱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等。明代文献较少，主要有陈诚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记》，收入地名约百条。二、第二个时期——清代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传入我国，加之康熙年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地图测绘有了长足的进步。地图测绘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地名的研究，特别是边疆地名的研究。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许多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研究边疆地名的重要性。清政府这时也顺应了这一形势的发展，组织了大批有识之士进行地名研究。他们怀着振兴民族，安边护国的责任感，深入边塞山川，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因而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这时期产生了大批的以“图说”“图志”为名的论著；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此时的图说、图志作为地名研究的一种格式，已摆脱了仅为图作注的拘限。另一个特点是对正史中的地理志进行考证，主要是地名的考证。这时期的地名研究主要重在地名方位、地名沿革及语源等方面的研究，标志我国新疆地名研究趋向成熟。但这时期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历史文献中排比资料，注重方位和沿革的研究，而在语源的考证上多有不周之处，其原因在于许多学者不懂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又没有把当时的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引人地名研究，尤其是没有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也没有任何突破，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清代与地名有关的文献不下200余种，为我们今天研究新疆地名打下了基础。徐松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他曾辑《宋会要稿》和编纂《全唐文》，但最主要的成果还是西北史地。他不仅著述了不少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如《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等，而且还倡导西北史地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一时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蔚然成风。徐松有关新疆地名的著作以《西域水道记》最为著名。他通过实地考察，积累了不少的资料，遂于道光元年 (1821年)撰写《西域水道记》。该书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例，创造性的采用以湖泊来划分新疆的水系，这是由于新疆的河流除额尔齐斯河以外，都属内陆水系，受水体是内陆湖的缘故。《西域水道记》把当时全新疆划分为罗布淖尔(罗布泊)、哈拉淖尔(哈拉湖)、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额林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艾比湖)、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赛喇木淖尔(赛里木湖)、特穆尔图淖尔(伊赛克湖)、阿拉克图古勒淖尔(阿拉湖)、噶勒扎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宰桑淖尔(斋桑泊)等十一个湖区；并提纲挈领地描述上述各湖区所受之水道，旁及流域之交通、物产、城邑的兴废、民族的分布，均有详细描述。傅恒等著的24卷本《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属于地名辞典性质的工具书，该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编成，共24卷。内容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的地名、山名、水名及各部落统治者人名。每个名称都用满、汉、蒙、藏、托式、维吾尔6种文字标明，并注有汉字“三合切音”。用汉文注释语源、含义、地方沿革等。由于刘统勋在随同上述测量队伍进行测量时将沿途地名加以考证纂录，为该书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西域同文志》从当地一些民族语言的角度，对当时中亚新疆一些地方的地名进行考证，对中亚地名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该书作者不懂民族语，该书对于地名的语源解释多有错漏，采用需慎重。丁谦对正史西域传、突厥传、回鹘传等进行地理考证，专著不下10余种，主要是考证今地，也有语源含义的考证。48卷本的《皇舆西域图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对新疆的地名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李光廷著有《汉西域图考》，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睡要略》，张穆的《西域释地序》，沈尧的《西北地名杂考》，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两册)、松筠的《新疆识略》，王树楠的《新疆山脉图志》《新疆图志》，宋伯鲁的《新疆建置志》，齐召南的《西域诸水编》等都是新疆地名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三、第三个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关于新疆地名的研究成就，重在翻译介绍国外的地名研究成果和地名考证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外国冒险家潜入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掠夺，于是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开始对新疆史地、语文、文化的研究，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古地名的考证。冯承钧、张星良、向达等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论著。冯先生主要翻译的论著有《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9编)主要收集介绍了近代法国汉学家一些代表人物，如沙碗、烈维、伯希和、司马帛洛等有关西域南海方面的著作，共79篇。其中1、2、5、7编主要是关于新疆中亚的地名考证。特别是1932年冯先生出版了他编著的地名工具书《西域地名》，收词700余条，后增补到900余条。该书注重地名的拉丁拼写、地名沿革和方位的考证，也有叙述地名的语别含义。对于同一地名在不同时期及文献的不同称呼，力求一一列出，可为当时的代表之作。岑仲勉先生在西北史地和新疆地名的研究上可谓成绩卓著。1921年发表史地学成果《课余读书记》，之后又发表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他把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地名研究，把我国西域地名研究引向深入。其代表作为《中外史地考证》(两册)和《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两册)。这是他在30年代到50年代末写成的。前者收有60余篇。其中对古地名的还原、交通路线的探索及史事的论证，多有创获，虽也间有可商之处，但均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后者对《西域传》中地名和里距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校勘与考释，指出了前人研究的错误和不周之处。当然书中的考证也颇有可商之处，特别是作者不太熟悉古代西域语言，对音研究多有问题。自本世纪20年代起，黄文弼先生率中国考古队先后4次去新疆考查，发表了大量的专著，1981年又整理出版了他的《西北史地论丛》，这对我们研究新疆地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期间还有向达翻译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杨炼翻译藤田丰八的《西北古地研究》，王古鲁翻译白鸟库吉的《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两辑)，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种刊物。如关于唐代的有冠田的《唐代西域州县考》，日本岩佐精一郎的《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玄奘西行迹图》，松田寿男的《天山北路唐代州县之研究》。关于疆界方面的有刘熙的《新疆疆界变迁考略》。关于建置沿革的文章有梁启超的《西疆建置沿革考)。地名专论的有贾树模的《新疆地名沿革表》和《新疆地名释文》，金祖孟的《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于泽润的《西域地名今释》和《汉以来中国于西域兵威使节商人高僧经历之道路地名今释》，陈力等的《新疆地名学与地名释义文录》。关于研究汉代的文章有李思遏的《汉西域三十六国考》，张奎森的《汉书西域传地理今释》。另外还有郭庆龙的《西域诸国考略》，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四、第四个时期——建国后至1991年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地名。1953年更改了一批含义不妥的地名，如把迪化恢复为乌鲁木齐，镇西县改为巴里坤县，巩哈县改称倪利克县(1954年又改为尼勒克县)，1954年把宁西县改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了便于群众使用而简化汉字，如1959年把婼羌县改为若羌县，和阗县改为和田县。经国务院批准，1977年把苏联命名的“胜利峰”改为托木尔峰，1979年还把莫诺马哈峰、罗斯塔格和鲁斯克依山三个地名改为布喀达坂峰、乔喀塔格和喀什塔什山。（一）新疆进行了第一次地名普查1978年在新疆进行了第一次地名预普查，解决了如下问题：(1)清除了有损于我国主权的外来强加给我的地名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2)更改了文革时期以各种“新词”和数字命名的公社、大队、农场、牧场名称，初步实现了行政单位与驻地名称的统一；(3)进行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标准化和维吾尔语地名拼写和转写的规范化，从而克服了长期以来新疆在地名方面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译，音译不准，地名重复等混乱现象。在此基础上，新疆地名委员会与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合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录》(甲乙两种本)，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第一次提供了较详细的标准地名资料。地名录中所提供的汉语拼音字母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标准形式，提供给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作为国际使用的标准。这次普查的不足之处在于，这次普查只限于公社和大队，而对农牧场、村庄牧点未调查；对地名语别、含义、由来、历史沿革等未深入研究；《地名录》中还存在不少错漏现象，大部分边界地名未深入调查；对蒙、哈、柯、锡伯等民族语地名未进行本民族文字的书写规范化。1983年在全疆又进行了第一次地名普查，不同程度地纠正了以上的不足。1991年又进行了地名补查，编辑出版了近60余种各市县的地名图志，对各主要语种的地名都作了规范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新疆卷》也在编辑当中。自1981年以来新疆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了内部刊物《新疆地名通讯》，后来改为《新疆地名》(季刊)。回顾十几年来新疆的地名工作和研究，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无论从参加的人数、政府的重视、普查研究的范围、现实意义等方面也是前代所不及的。（二）地名研究成果建国后在地名考证、建置方位、语源含义、地名标准化、地名工具书、古文献中的地名考证、地名更名、地名理论、地名要籍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1)关于地名考证的有苏北海的《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刘迎胜的《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第1辑，孟凡人的《别失八里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l期，耿世民、张广达的《唆里迷考》载(历史研究)1980年2期，刘义棠的《回鹘西迁居地考》载《维吾尔研究)，李恺的《汉“乌即”城考》载《喀什噶尔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l期，薛宗正的《唐轮台名实核正》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4期，纪大椿的《六城、七城、八城一塔里木盆地周缘各城总称考略》载《新疆地名通讯》第5期，田卫疆的《喀什噶尔的历史变迁》载《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牛汝辰、牛汝极的《疏勒名称试辨》载《地名知识》1986年4期，《察合台文历史文献〈热夏提王传〉(片段)注释一兼论阿克苏地名的来源及含意》载《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4期，牛汝辰的《塔里木盆地地名考》载《民族团结》1986年6期等。(2)关于建置方位考证的文章有薛宗正的《唐蒲类沽名稽址》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2期，钱伯泉的《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同上刊，1982年l期)和《唐轮台位置续考》(同上刊1984年4期)，于维诚的《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殷晴的《湮埋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扜弥故地考索》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1期。(3)关于古文献中地名研究的论著有季羡林等注释校勘和《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黄盛璋的《〈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2期，《和田塞语文书〈使河西记〉地理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创刊号，依布拉音穆提义的《与新疆地名有关的古代语言一〈唐古特游记〉中的新疆地名》载《新疆地名通讯》第2期1982年，牛汝辰、牛汝极的《〈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中亚地名研究》载《西北史地》1987年2期、《〈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地名译释》载《西北史地》1990年2期，王范之《〈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载《文史哲》1963年6期等。　(4)关于地名由来和语别含义的考证文章有谷包的《为什么清朝将西域改称新疆》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1期，李之勤的《新疆一名的由来》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牛汝辰《新疆地名中“喀拉”一词辨析》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4期，赵相如《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名称的由来及涵义》载《民族团结》1987年4期等。　　(5)关于地名标准化的论著有国家测绘局发布，杜祥明、牛汝辰制定的《维吾尔语地名译音规则》(测绘出版社，1985年)，《哈萨克语地名译音规则》(测绘出版社，1990年)，《柯尔克孜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测绘出版社，1992年)，新疆民政厅和新疆地名委员会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划地名资料》(1987年)，牛汝辰的《新疆地名的汉字译写》和《参加昆仑西测区地名调绘的体会》载《测绘科技动态)1991年6期等。(6)关于地名志书和工具书有冯承钧编、陆梭岭增订的《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史兵的《西域地名译注》(喀什师院图书馆，1981年)，已出版的地名图志有《喀什地区地名图志》《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等59种。　　(7)关于帕米尔的文章有黄盛璋的《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2期，苏北海的《强加在帕米尔地区的俄英帝国主义地名考》载《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2期。　　(8)关于地名要籍介绍的有牛汝辰的《〈突厥语大词典〉的地理学价值》载《辞书研究》1985年1期，张广达的《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书和参考书》和《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载《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3/4期和84年1/2期，王治来的《十世纪波斯古地理书一世界境域志》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4期，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载《历史地理》1981年，牛汝辰译的《有价值的中亚地名文献》载《西北史地》1985年3期，牛汝辰的《古代新疆地名书目索引》载《新疆地名通讯》1986年3期等。　　(9)关于地名学理论的文章有于维诚的《试论新疆地名命名的几个规律》载《地名知识》1983年6期，杨利普的《新疆地名的一般规律》载《新疆地理》1983年1期，《新疆地名研究的深远意义》载《新疆地名通讯》第1期1981年，牛汝辰的《新疆地名的语言考察》载《民族研究》1992年2期，《新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综述》载《地名知识》1986年3期，《中国民族语地名的多元文化背景》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4期，《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对发展语言学的意义》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3期，《清代中国边疆地名研究综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1期，以及《新疆地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新疆师大学报》1987年1期，田卫疆的《简述伯希和氏对于和田地名的研究》载《和田师专学报》1983年6期，牛汝极的《新疆地名与文化》载《地名知识》1990年1期，李之勤的《记新疆各县的命名、改名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1985年，徐伯夫的《新疆历史地名的一些问题》载《新疆地名通讯》1982年2期，《清朝以来新疆地名的变迁》(同上刊三期)，艾来提·铁木尔的《从喀什三乡地名看南疆绿洲经济的特点》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6期，牛汝辰的《喀什民族手工业对地名的影响》载《地名知识》1992年1期等。　原文刊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6期.

3月25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20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名单，鲁大限额推荐的张炜文学研究院姜岚、 体育学院尹海立和文学院李海英3位教授全部荣获“山东省教学名师”称号。姜岚，鲁东大学万松浦书院、张炜文学研究院、胶东文化研究院院长，鲁东大学文学博物馆馆长，教授、文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书面语转写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东库核心专家，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理事，山东省演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女性人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烟台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等。是鲁东大 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教育部辞书中心、山东省“十五”“十一五”强化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及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山东省“现代汉语”教学团队、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骨干成员，是鲁东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负责人、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兴趣涉及汉语言、汉语方言、汉语研究、教师口语、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主讲“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语言调查专题研 究”“普通话测评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要素（语音）”“教师口语艺术”“播音发声”“语言学方法论”“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 ”等课程多年。是国家一流课程“教师口语艺术”课程负责人以及省一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首批 应用型名校工程建设课程负责人。2019年首位执笔撰写的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主编的教材《普通话与教师口语艺术》2020年 被评为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多年来，在《社会科学战线》《高教探索》《贵州民族研究》《东岳论丛》等核心期刊及国内重要刊物等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并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厅市级科研项目30多项，出版专著5部，主编教材3部，参编教材5本，参与出版工具书15部。先后获得各级各类奖励和荣誉40 多项，其中，1998年被授予 “山东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授予“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授予“烟台市百名义 工”，2015年被授予鲁东大学“教学名师”、山东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2018获山东省第八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被授予鲁东大学最美教师；2020年被评为山东省教学名师。尹海立，男，1972年生人，山东金乡人，博士、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兼任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常务委员 ，中国武术协会常务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科研委员会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术散打国家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 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国和国际性健身气功比赛中，历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总裁判长。1996年始就职于鲁东大学体育学院，2014年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受山东省委统战部选调，在烟台经济 技术开发区教育体育局挂职副局长。主讲的《传统体育养生学》为鲁东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18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0余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传统体育养生方法导论》教材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武术 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行动机制研究》（2017-2019）；主持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项:《基于山东省全民健身中健身气功服 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2009-2011）与《城市社区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与组织效能研究》（2015-201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 般项目1项：《项目虚设与文化缺失：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2012-2014）、国家武术研究院重点项目1项：《免费义务教育体 制下武术馆校经营及发展模式研究》（2008-2010）。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专著《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2012）；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2017）和《武术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集体行动机制研究》（2020）。第一位次获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等。2011年获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工作“百名先进个人”，2012年获中国武术协会“先进工作者”，鲁东大学 “中国武术协会一级单位会员”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考评点”“中国健身气功科研基地”“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等科研平台负责人。李海英，1970年生，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鲁东大学“言语矫治与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治疗 师；中国社会语言学等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学会语言障碍专委会常委，“语言治疗师职业能力发展学组”成员，中国言语听觉康复科 学与ICF应用研究院“言语康复技能认证”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 方向为现代汉语、社会语言学和儿童语言康复等。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2项、省社科等其他课题多项，发表论著40篇（部），曾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一等奖等奖项。多次在年终考 评和教学创优中被评为“优秀”，获 “鲁东大学十大‘优秀班主任’”“鲁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2020年所负责的《言语治疗 》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18年指导学生参加“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国赛金奖。连续多年指导学生获得“创青春”“挑 战杯”和“互联网+”山东省金奖、特等奖。自1994年进入鲁东大学文学院，26年来，李海英老师始终孜孜以求、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克尽所能地去追求做一个更好的大学老师，言传 身教、不敢稍有懈怠，惟愿不负高处的星空和深处的灵魂。本次省级教学名师评选，旨在培育和选拔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教育理念先进、专业知识扎实、育人效果显著、学术成就突出、勇于改革创新 的教学名师，带动全省广大高校教师践行“四个相统一”，争做“四有”好老师，建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为全省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师资保障。截至目前，鲁东大学已有省级教学名师16人、校级教学名师39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把一流师资培育作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教学名师的引领示范和激励带动效应，共同建设良好的教风学风，打造一流课程，构建高水平团队，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3月25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20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名单，鲁大限额推荐的张炜文学研究院姜岚、 体育学院尹海立和文学院李海英3位教授全部荣获“山东省教学名师”称号。姜岚，鲁东大学万松浦书院、张炜文学研究院、胶东文化研究院院长，鲁东大学文学博物馆馆长，教授、文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书面语转写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东库核心专家，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理事，山东省演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等教育人才研究会女性人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烟台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等。是鲁东大 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教育部辞书中心、山东省“十五”“十一五”强化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及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山东省“现代汉语”教学团队、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骨干成员，是鲁东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负责人、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兴趣涉及汉语言、汉语方言、汉语研究、教师口语、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主讲“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语言调查专题研 究”“普通话测评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要素（语音）”“教师口语艺术”“播音发声”“语言学方法论”“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 ”等课程多年。是国家一流课程“教师口语艺术”课程负责人以及省一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山东省首批 应用型名校工程建设课程负责人。2019年首位执笔撰写的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主编的教材《普通话与教师口语艺术》2020年 被评为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多年来，在《社会科学战线》《高教探索》《贵州民族研究》《东岳论丛》等核心期刊及国内重要刊物等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并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厅市级科研项目30多项，出版专著5部，主编教材3部，参编教材5本，参与出版工具书15部。先后获得各级各类奖励和荣誉40 多项，其中，1998年被授予 “山东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授予“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授予“烟台市百名义 工”，2015年被授予鲁东大学“教学名师”、山东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2018获山东省第八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被授予鲁东大学最美教师；2020年被评为山东省教学名师。尹海立，男，1972年生人，山东金乡人，博士、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兼任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常务委员 ，中国武术协会常务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科研委员会委员，国家武术研究院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术散打国家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 级裁判员、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国和国际性健身气功比赛中，历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总裁判长。1996年始就职于鲁东大学体育学院，2014年任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受山东省委统战部选调，在烟台经济 技术开发区教育体育局挂职副局长。主讲的《传统体育养生学》为鲁东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18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20余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传统体育养生方法导论》教材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武术 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行动机制研究》（2017-2019）；主持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项:《基于山东省全民健身中健身气功服 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2009-2011）与《城市社区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与组织效能研究》（2015-201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 般项目1项：《项目虚设与文化缺失：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2012-2014）、国家武术研究院重点项目1项：《免费义务教育体 制下武术馆校经营及发展模式研究》（2008-2010）。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专著《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2012）；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2017）和《武术社团参与社区健康促进的集体行动机制研究》（2020）。第一位次获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等。2011年获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工作“百名先进个人”，2012年获中国武术协会“先进工作者”，鲁东大学 “中国武术协会一级单位会员”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考评点”“中国健身气功科研基地”“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等科研平台负责人。李海英，1970年生，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鲁东大学“言语矫治与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治疗 师；中国社会语言学等学会会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学会语言障碍专委会常委，“语言治疗师职业能力发展学组”成员，中国言语听觉康复科 学与ICF应用研究院“言语康复技能认证”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 方向为现代汉语、社会语言学和儿童语言康复等。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2项、省社科等其他课题多项，发表论著40篇（部），曾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一等奖等奖项。多次在年终考 评和教学创优中被评为“优秀”，获 “鲁东大学十大‘优秀班主任’”“鲁东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2020年所负责的《言语治疗 》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18年指导学生参加“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国赛金奖。连续多年指导学生获得“创青春”“挑 战杯”和“互联网+”山东省金奖、特等奖。自1994年进入鲁东大学文学院，26年来，李海英老师始终孜孜以求、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克尽所能地去追求做一个更好的大学老师，言传 身教、不敢稍有懈怠，惟愿不负高处的星空和深处的灵魂。本次省级教学名师评选，旨在培育和选拔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教育理念先进、专业知识扎实、育人效果显著、学术成就突出、勇于改革创新 的教学名师，带动全省广大高校教师践行“四个相统一”，争做“四有”好老师，建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为全省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师资保障。截至目前，鲁东大学已有省级教学名师16人、校级教学名师39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把一流师资培育作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教学名师的引领示范和激励带动效应，共同建设良好的教风学风，打造一流课程，构建高水平团队，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