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发表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父卖子休，子卖父丢；高坡滚石，永不回头。如有反悔，罚黄金二两，白水牛两头。”这是发现于贵州省锦屏县的、清代康熙末年撰立的一份民间契约上的一首“誓愿歌”。中国古代契约精神，在这首“誓愿歌”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但支撑这首“誓愿歌”的是其背后的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近二十年来，贵州东南部崛起了一门显学“文书学”。其数量之巨、价值之大、影响之广，足以使其并列于故宫档案和徽州文书之后。一时间，学界著述累累，成果斐然。贵州东南部文书，成为中国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清代文书之一，被称为与故宫明清档案、徽州文书比肩的“中国三大文书”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柯大卫（David Faure）认为“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抢救和保护。”并断言“完全有基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学界，特别是学院派专家学者纷纷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其影响出乎意料，从“黔学中的一门显学”一跃而成一门可与主流文化对话，亦可走向世界的“大学问”。原本藏于民间的、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废纸”，一下子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于是，围绕“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此起彼伏。甚至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等，不一而足。尴尬的是：一方面，“锦屏文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获得了地方立法保护。一方面，贵州省学界主流和锦屏周边县并不认同“锦屏文书”一名。文书“名”之乱象，引发各方“暗自较劲”、“各显神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不相让。如果说，昔日“废纸”成其为人人争着保护、研究的“香饽饽”，是一件文化幸事。那么，文献之“名”，成为人人争抢的“唐僧肉”，可就不是一件文化“幸事”了。与其让文书“命名”乱象继续，倒不如揭开这层“遮羞布”，让其在空气中“晒晒”太阳。贵州省档案局认为“‘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既然系学术问题，是可以在学术领域加以探讨的。以县级行政区划肢解“文书”是否符合科学精神？2010年2月，锦屏文书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贵州东南部“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中，除“锦屏文书”外，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以县级行政区划命名的学术成果。按此逻辑，如果“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成立，那么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岂不是也要划分为若干个“文书”名称？命名同一文献，“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不符合科学精神。既无成功先例可循，亦无可靠理论支撑。一块精美明净的镜子，摔成几部分，有伤大雅。一个可以走向世界的品牌，冠以多个名字，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与其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争名夺利上，还不如集中优势资源用在保护、研究和成果转化上。民间档案文献史料，是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文书”属于全社会、全人类，她需要一个让世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故宫文献，如徽州文书，如敦煌文书，响当当立于世。以一条河命名“文书”是否合乎文献常识？目前，“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和省州有关学术、档案机构的“宣传”，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以“清水江文书”为名。但“锦屏文书”却是获得黔东南州地方立法“认可”的。2018年12月29日，人民网刊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一文，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2018年8月30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8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锦屏文书（以下简称“文书”），是指黔东南自治州境内以锦屏为代表的清水江、都柳江和氵舞阳河流域的苗、侗等各族人民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形成，反映林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民俗文化、社会变化的历史记录。包括：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权属纠纷诉讼、调解裁决文书，家庭收支登记簿册，乡村民俗文化记录，官府文件，村规民约，族谱等。”但，多年来，省内部分主流学术机构似乎并未认同“锦屏文书”这一名称。2013年4月27日下午，“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勉学堂”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清水江文书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史工程课题，以及省部级课题多项。2018年1月20日，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凯里学院主办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凯里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复旦大学教授朱荫贵认为“清水江流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原汁原味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全景的第一手地方文献资料，即便将其置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观察，也是极为罕见的学术文化大事，可说是继甲骨文、汉晋竹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强调“清水江文书是极为珍贵的世界记忆文化遗产”。中国社科院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风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了解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的重要资料”。凯里学院李斌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文化积累价值、民族学价值、人类学价值、社会学价值，是研究清水江地区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史、法制史、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官民关系、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珍稀文献”。按照上述学术交流活动，贵州学界主流提倡的是“清水江文书”，而非“锦屏文书”。如此说，不在清水江流域的“岑巩文书”等，又该置于何处？按此逻辑，贵州学界主流是否又应该再命名一个“氵舞阳河文书”？进而推之，湖南境内的部分文书，又该如何命名？如果学界认为在黔东南地区发现的“文书”是同一个体系，那么，就不应该出现两个名称。且河流的名字，不是行政区划地名。“清水江文书”之命名，与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不符。以河流流域命名，似乎有“以范围命名”之嫌，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需不需要尊重以首发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二十一世纪初，学界普遍认为，贵州东南部的“文书”，最初系学者杨友赓等于上个世纪首次发现于锦屏县文斗村。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说法“据目前研究可知，……；1953年天柱本地学者龚其昌第一次私人收集和整理了清水江文书；1959年锦屏县有关政府部门第一次将清水江文书收入档案馆保存；1960年贵州大学历史系在清水江地区进行历史调查，收集有包括文书和碑刻在内的重要资料。此间，贵州民族研究所在国家民委组织下也进行了苗族和侗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八九十年代以后，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开始增加，……。”笔者以为，所谓“最早发现地”，当以“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为标准。最早发现而不公之于众，算不算“最早发现”，有待商榷。目前研究可知，最早公开出版且有相当篇幅介绍“文书”的书籍为《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省编辑组编，杨有赓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杨有赓发表的论文有《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行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88，8）、《文斗苗族地区的明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姜氏族谱>剖析》（贵州民族研究，1989，4）、《明清王朝在黔采“皇木”史略》（贵州文史丛刊，1989，3）杨有赓“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将文书公之于众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因此，严格来说，“文书”的首发地应为文斗村。如按照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文书”应命名为“文斗文书”。后来为什么以“锦屏文书”命名，不得而知。是不是非得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命名？笔者似乎还没找到可靠的学术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锦屏文书”命名，受到了周边同级行政建制的多县的“集体抵制”，一些机构、院校，以及部分学者的“轻慢”。2015年1月16日，贵州省档案局在回复《中国档案名录锦屏文书不得恣意篡改》地方领导留言中，有这样一段原话：经了解，“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国家档案局、贵州省档案局没有行文更改“锦屏文书”的名称，“锦屏文书”仍然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中根据不同需要，适时采用称谓，但不会影响“锦屏文书”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需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文书名称？梁启超曾有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此语未免有些“偏激”之嫌。然而却也道出了缺少普通民众生活内容的“正史”之弊端和软肋。因而，可补“正史之缺”的民间档案文献史料得到了时下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学界对历史研究观念的转变，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研究的升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贵州东南部发现的大量“文书”势必成为一门热门学问。毋庸置疑，随着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热，“文书”将会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知名度、影响力甚至旅游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可触摸和揣进口袋的“利益”。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篇锦屏学者针对文书命名的情况反映和呼吁见诸媒体或相关平台，如《贵州省编纂丛书改动原始馆藏档号，涉嫌触犯国法》、《档案人希望恢复“锦屏文书”遗产名录称谓》等。我们也看到有关学术机构对此“不屑一顾”和“我行我素”。但民间文献是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不是哪一县、哪一机构、哪一个人的私有资产。把文书变成“一堆散沙”，能走多远？令人堪忧。一个统一的、为各方接受的、符合命名惯例和原则的名称，对推动提升一门学问的整体研究水平，打造一个足以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何时休？从目前的结果看，似乎地方立法、行政命令，依然未能终结“文书”命名之乱象。“文书”命名之乱象，有来自学术机构的“面子”坚守和学者的文献观点坚持，有来自各地方的利益考量，有来自传媒的人云亦云，以及方方面面因素的掣肘。正所谓：穷时兄弟同吃一锅饭，一旦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兄弟间准得打破头。小时候，在乡村老家，看到村人常常为了一棵树、一块地、一片林，或者一渠水、一块坟地，而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长大后，走出山门，才发现山外居然还有一个比“文斗寨”大得多的世界，精彩得多的世界。于是，我开始思考：老是在“文斗寨”为一木一坟而争个头破血流，打个你死我活，实可悲至极矣！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另外一片天地去谋生活，拓展生存空间，而后实现家乡情怀。因为，“文斗寨”不是我肢解了就可以揣进口袋带进泥土里去的。我不知道这种逻辑运用到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上是否贴切和合适。但把文书肢而解之，或者强制让各方接受一个“难以接受”的名称。于“文书”不利，于文化无益。目前，“文书”的研究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或者说从基础研究向对比研究过度的阶段。此时不解决统一命名的问题，则会给今后的研究走向带来“后患无穷”。笔者以为，如果坚持“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文斗文书”；如果坚持“以发现范围命名”之规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黔东南文书”或“湘黔文书”。是应该求之大同，力求多数接受，达成普遍共识？还是应该遵循民间档案文献史料“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抑或任之乱象继续？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对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的收藏、保护、研究、交流、展陈、传播，国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之进行规范。关于命名，古今中外，学术界亦有一定惯例和原则可循。“唐僧肉”虽好，但不可分而食之，亦不可私而食之。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需要大智慧，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亦需要摒弃成见，放下面子，以及利益和学术观点上的一己之私。学术界应该对此进行开放而理性的大讨论。（作者为黔东南州科学决策学会会长）来源：黔新网

导语：我们从哪里来？在数十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如何从共同的祖先逐渐演化成为不同的族群？这一直以来都是有意思的问题。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汉语、藏语、羌语、缅甸语等400多种东亚语言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有关学者历时两年多，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揭示汉藏语系约6000年前最早分化于中国北方。12021年2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张虎勤教授带领的生物信息人类学团队与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及哈佛医学院David Reich教授展开深度合作联合全球43家单位85名共同作者在《自然》（Nature）期刊在线发表文章《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研究人员利用古DNA数据检验了东亚地区农业和语言共扩散理论证实了汉藏同源等结论《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336-2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青藏高原自40000-30000年前就被现代人占领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出现才有证据表明永久占领其实先前学者的有关研究从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方面也证实了汉藏同源这一发现考古学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各种考古遗址的发掘都显示出青藏高原地区的细石器与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细石器（图源：百度百科）语言学藏语的所有基础词汇比如说1-10的数字、身体的部位和汉语是有同源关系的汉藏语系包含了457种语言是世界第二大语系内部主要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又包含了彝语、缅甸语、藏语曼尼普尔语、羌语、嘉绒语等藏缅语族分布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和原来的矮黑人融合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族的祖先由于华夏族在渭河流域发明了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华夏族从渭河流域发展到了黄河下游秦汉时期又大规模进入了长江流域发展成为了汉族遗传学考古学证实的该地区农业扩张时间也得到了Y染色体证据的支持即汉藏民族之间的一个共享单倍型群（Oα-F5）起源于公元前3800年左右的一个男性祖先黄种人的Y染色体为O滇缅地区是黄种人的分化地区留在东南亚和进入中国东南地区的为沿海支进入云南深入内陆地区的为内陆支Y染色体分别是O1和O2东亚地区的民族迁徙线路中外科学家通过遗传Y染色体的测定大约 6000 至 10000年前（新石器中期）藏缅语系的祖先从黄河中上游向南迁移其中一部分进入云南、西藏南部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现在当地汉藏语系人群的祖先而其中另一部分在与中亚人群混合后则成为现代藏族人的祖先重构东亚人群遗传形成史a、 根据祖先的比例，为从假设的沿海扩张（绿色）、内陆南部扩张（红色）或内陆北部扩张（蓝色）和种群中衍生出来的血统着色。虚线表示混合。灰色圆圈表示抽样总体，白色圆圈表示未抽样的假设节点。b、 模型拟合中使用的东亚个体的位置和日期（颜色表示大多数祖先来源）在艰苦而漫长的迁徙岁月里因生息繁衍的地理环境不同才出现语言、体貌和风俗上的差异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水岭藏族祖先在今青藏高原、甘肃陕西、宁夏、新疆这一广袤地域上与当地部族和东迁的中亚人群混合经过数千年的杂居、渗透融合后才繁衍出今之藏族人群那些一往认为藏族是土生土长在西藏高原上的学术观点是很难以成立的它与现代科学发现的新材料、新论证是相违背的2时间拨回到13年前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事后查明这天，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24468.789万元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 在拉萨市，一名右手持铁链的不法分子在焚烧中国国旗，另一名不法分子手持长刀。新华社发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在拉萨市，处置打砸抢烧事件的武警用盾牌抵挡不法分子投掷的石块。新华社发这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这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是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作为藏传佛教界人士要主动适应新的时代找好自己的定位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服务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绝不能成为拖后腿的角色”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指出西藏社会发生转变藏传佛教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审议各项决议和报告草案。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参加讨论。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摄班禅说藏传佛教的初衷和追求是祖国兴、人民好、众生安班禅曾将中国的五大宗教比作五根手指受访时再次谈到“只有团结汇聚成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促进各宗教各民族彼此和衷共济和睦共处、和谐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去年，班禅先后去往西藏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的25个县区33座寺院举行佛事活动及社会调研他介绍，一路走来亲眼看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农牧区脱贫攻坚中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几句话能很好描绘新旧西藏农牧区百姓生活的对比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反华势力借西藏和藏传佛教议题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治藏方略去年，美国通过了涉藏法案系统性干预中国西藏事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截图对此外交部回应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过去60多年来，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变化。当前，西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宗教和睦佛事和顺，文化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正在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也越来越理解支持中国的涉藏政策。涉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敦促美方客观看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境外的反华势力他们关注的绝不是西藏人民他们关心的也绝不是藏传佛教他们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团体关心的是自己的团体利益而真正关爱西藏人民关心藏传佛教的是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班禅强调他们将中国的涉藏及宗教事务炒作成国际热点话题再转化为其所用的政治筹码这种情况，只要是心智健全立场客观的人都能看清楚他表示，无论外部干扰有多大都不会丝毫影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和恒心参考文献：[1]黄成龙.新中国汉藏语研究70年[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6):69-73.[2]张民权.汉藏同源假说与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汉藏同源的谱系关系及其研究方法讨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5):10-17.[3]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J].汉字文化,2009(06):5-9.[4]任树民.汉藏同根同源历史踪迹溯源考[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02):22-26.[5]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J].民族语文,1989(01):56-77+6.[6]Wang, CC., Yeh, HY., Popov, A.N. et al.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Nature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336-2[7]Hofreiter M, et al. Ancient DNA. Nat Rev Genet,2001, 2:353-359.[8]Nielsen R, et al.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through genomics. Nature. 2017, 541(7637):302-310.[9]Robbeets, M. & Savelyev, A. The Oxford Guide to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Oxford Univ. Press, 2020).[10]Shi H, et al. Y 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 2008, 6:45.[11]中国政府网、中新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北京日报来源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编辑：谢永利流程编辑 邰绍峰

中宏网北京3月23日电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具有管长远、管根本的作用”，“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指示精神，《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隆重推出“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由宋才发教授主持并评点专栏文章。该专栏首篇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宋才发教授、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强教授的学术论文《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论文强调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着力从制度建设上为乡村振兴探索“农业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引发媒体及社会各界热议，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良好的社会影响。论文第一作者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宋才发 宋强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制度具有管长远、管根本的作用，“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关键在于推进乡村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改变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偏向公共政策，以乡村振兴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走出一条“农业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一、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一）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制度供给。乡村振兴是促使千百年来贫穷落后村庄发生巨变的伟大事业，它需要国家提供保障性制度，包括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基本经营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土地是人们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源，耕地是亿万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地少人多”“耕地资源”奇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土地制度是我国广大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性的制度，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释放乡村发展能量的钥匙。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遏制乱占滥用耕地的违法行为，是把13亿多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根本保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施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农民“吃饱了肚子”，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小户经营”，限制了农地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当下必须顺应城乡互动新格局快速发展的需要，构建城乡资源与资本优化组合与合作制度，通过改革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打开乡村的封闭性。尤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农村土地应有的价值和优化配置，提高农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生产率。在当下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几乎是“吃什么都没有安全感”，吃鱼没有鱼味、吃肉没有肉味、吃鸡蛋没有蛋味、吃青菜有浓重的农约味。食品安全的真正源头，在农副产品供给的来源地。为确保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一定要从乡村的田头地间抓起。地方政府对完善土地执法监管机制、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农产品”负有主体责任。政府要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体系，完善特色农产品产地保护制度、品牌标识保护制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二）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建立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三权分置”的实质是遵循“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思路，按照“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价值取向稳步向前推进的。依法对农民承包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而且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一项重要创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规定，“三权分置”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突破两条底线：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权利。现阶段关于农村土地政策“放宽搞活”的基本趋向，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由原来限定在本村集体农户之间进行，扩大到本县范围内农户之间进行，鼓励零乱分散的地块向“种粮能手”集中，以利于农地耕作、播种、管理和收获的各个环节实行机械化。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途径，弄清家底、盘活资产、清晰产权关系、落实权责责任，实现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2019年1月1日起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离民法“可自由处分”的“用益物权”的差距有较大的缩小，但是农民承包地互换和转让的自由度并不很高。农民宅基地是具有农村集体“成员权”资格的居民，经过批准无偿从集体土地中，获得一块用于农户建造住宅的土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在本质上，负载着宪法保障的农民“居者有其屋”的基本权利。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与生俱来就享有集体“成员权”的合法资格，每个农户根据家庭人口多少的实际情况，向村集体申请修建家庭住宅的一块宅基地，实实在在的具有集体“福利性质”。譬如法律规定，农民有权依据“一户一宅”“一宅一地”原则，长期无偿使用合法取得的一块宅基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承包地抑或宅基地的时候，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对被征地农户实行经济补偿。按照农民宅基地“无偿取得”制度设计的基点，集体成员对宅基地具有占有、使用权能，但是法律还没有赋予其处分和收益权能。对农民宅基地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尊重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所有权实现方式，突出和彰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权”，依法保障农户“住有所居”。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集体组织”是由一个个“单一农民”共同资格凝聚而成的，农民对集体土地享有“最终所有权”，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他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民个人抑或家庭对于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的权利，在本质上就是《物权法》中规定的“自物权”。必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做实“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为权能充分、内容实在的“用益物权”，促使“经营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三）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在乡村治理大概念中的“乡政村治”概念，是对我国政权结构以及乡村治理结构的学理性表达，比较准确地概括和表达了立法对乡村的基本定位。现行的“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宪法》第111条把“村民委员会”定性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政府介入村级治理的主要立法，在该法的第4条和第5条，明确规定了农村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确立了“乡政”与“村治”的基本关系。即是说，对于乡以下的“村”级组织，主要是采取“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以及“乡政村治”的转型，“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乡政介入疲软，在乡村治理中政府缺乏抓手；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尤其是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组织与基层政权和村民之间，呈现出“循环弱化”现象；农村出现整体性衰败，农村“空心化”侵蚀了国家基层权威等。在实施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引导千百年来习惯了单门独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农民群体，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必须按照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制度作支撑。当下必须结合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总抓手”和“关键点”，也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它可以借用国家权力作用，采取强干预方式直接进入农村，激发农村恢复自治能力，推动各类资源发挥最佳效率。要通过科学立法引领和规范村级治理，把国家在农村工作中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凡能够转化为法律的就转化为法律条款，能够转化为党内法规的就转化为党内规范；在《乡村振兴法》还没有出台之前，地方可以先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推动村级治理法治化进程。当下尤其要通过各个层级的立法实践活动，完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以及特殊贫困群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2019年5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在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同时，要进一步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这同样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村民自治重要作用，创新工作措施和方法，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遏制陈规陋习，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二、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关于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在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被删除掉了，1982年颁布的宪法以及后来的所有“宪法修正案”，没有再列入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条款。从科学和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缺失公民“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的制度安排是不完善的，这种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抑或人的权利也是不完整的。在“一五”规划建设时期，确实有大量青年农民涌入城市，在当时城市管理制度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状况的出现给城市就业和粮食供应造成了紧张局面。新中国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情况，后来被政府定性为“盲目流动人口”，在每隔几年就对城市人口清理一次的“清理”中，这些“盲流人口”陆续被国家“紧缩城市人口政策”清理回农村。1958年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制度”，建起了一套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城乡区别对待”的社会制度。自此几乎全国所有城市大门对农民实行关闭，城市与乡村自此也就形成相互隔绝的“两个板块”。尽管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都实行“农村支援城市”政策，但是农民却失去了“城市权利”，被无情地排斥在工业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大门之外。这些年来人们经常说，1978年至1998年这个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是农民群体离开家园参与城市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时期，农村非农就业人数由3150万人增长到8906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由3298万人增长到10623万人，这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突破、大变革。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坚如磐石的“户籍制度”并没有被打破，农民拼命“撞城”但没有真正“入城”，农民始终只是在“城门外”开展自发工业化和城镇化。少数“被城镇化”和“被赶上楼”的农民，由于城市“门槛太高”，加之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基本上与农民无缘，这些农民在城市里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多数人在超过劳动年龄后又“知趣”地荣归故里。对于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只不过是这场轰轰烈烈城市化的“过客”，“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是他们城市权利的人为障碍。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要以市场配置农地资源为突破口，彻底清除“要素下乡”的各种制度性障碍。现在城里的各种要素之所以呈现出“下乡难”“不下乡”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农地的权能不清晰、不明确，农地“资源”无法抑或难于变为“资本”，因之也就难于同各种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乡村的农地资源是乡村振兴最为宝贵的资源，应当通过农地确权促使农地资源变为资产，为农地市场的优化配置创造条件；要通过依法赋予农民农地资源、宅基地的市场配置价格能力，形成农地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置换的市场交易条件和权能，从制度改革上推动农民的农地资产变为农地资本，最终实现乡村农地资源“资产化”后的“资本化”。这种依法解决农民农地价值增值问题的做法，其效应是比单纯国家资金投入更为有效的举措。　（二）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在影响和制约乡村发展的诸多要素中，现行的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为支持农民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鼓励农民群众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因地制宜地创办了一批“乡镇企业”，农村建设用地量基本适应了农地改革释放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1992年国家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政策发生改变，但到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前，国家始终为乡村“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留有一条合法通道。1998年出台的《土地管理法》，不仅沿袭了“征地公共利益”原则、“城乡分治”和“按照原用途补偿”原则，而且规定“农地转用”一律实行“土地征收”制度，“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这种“土地二元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事实上成了乡村振兴土地资金来源的巨大障碍。譬如，阻碍了直接从集体土地“因用途改变而产生巨额增值”中获取资本，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非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农民承包地的法律制度安排滞后于农地流转的实践需求。1999年国家出台新的“农村用地政策”，规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所有建设用地，必须严格限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范围”之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实质上是“一手托两家”，一方面以“公共利益需要”的名义，低价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到自己的手里；另一方面又把征收来的农地高价出售给土地开发商，城市政府就成了独家供应土地者，致使“乡村用地权力关闭”“城市用地渠道畅通”。实事求是地说，乡村长期发展滞后甚至出现衰落，新时代仍然存在乡村产业狭窄化、城乡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的现实状况，与这套二元土地制度规定脱不了关系。在这种二元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的权利被剥夺，农民在乡村发展机会受阻，最终导致乡村失去最基本的发展权。千百年来形成的、贫瘠的“乡村空间”，是根本无法与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实现平等发展权的。当下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问题，既有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问题，也有因农业转型而出现的新问题。农民除了进城打工收入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土地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制度保障不完善、实现不充分，这些年农村土地增值收益部分，真正用于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的不多，农村建设性用地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重城轻乡”的倾向。以至于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破解农村自己的地‘不能用、用不好’困局的时候了。”只有改革并完善乡村土地配置制度，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权利平等，才能促进“城乡一体发展”，实现“乡村整体复兴”的夙愿。　（三）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宅基地制度是中国农村的基础性制度，宅基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乡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在保障农民住有所居、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但是宅基地制度仍然是制约农民发展的瓶颈，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只有在实现市场化的合法交易情况下，才能实现农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化。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宪法》及相关法律就明确规定，农村土地除了国有部分之外，其余所有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国家对乡村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农民“集体成员权”是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捆绑在一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施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举措，尤其是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权，确实给农民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无论他们外出进程务工，还是继续在家务农，有了村集体承包给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农民那颗悬着的心就踏实了，也换来了国家在乡村的长期稳定。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是农民的“财产权”，但同时又是《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与此相适应且密不可分的“宅基地”制度，可以说是目前农村最落后的一种制度安排。农村“宅基地”制度经历了同“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相类似变迁，农民群众对“宅基地”制度是又爱又恨，乡村的衰落与无序，不能说与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滞后没有直接关系。（1）宅基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依据“成员权”农户可以从集体无偿获得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同时依法拥有宅基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但是农民宅基地不允许出租、转让和买卖，尽管农户的房屋可以出租和转让，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残缺不全（房地不可分割），事实上农民房屋所有权的权能也就难于实现。（2）宅基地在本质上是农民集体“成员权”的一种福利，因为申请和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条件，就是申请者必须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权，有了这个“资格权”，农户就可以“无期限”的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尽管法律还没有赋予宅基地出租、转让和买卖的权利，但是当下农民宅基地进入市场交易已经不是例外现象，这种自发进入市场交易的做法，确实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了直接冲突。（3）宅基地无序扩张和房屋私搭乱建不利于乡村振兴，也加大了乡村治理成本和未来更新的难度。尤其是随着推进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村集体不可能永远这样“无偿分配”宅基地，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数农民群众已经不顾法律约束，在自己承包的农地上兴建房屋，处于管理失控状态的“宅基地”，不仅危及到国家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成本，而且有可能成为制约农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瓶颈。　三、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一）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衡量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看是否达到和实现空间的活业、活人与活村。“活业”是基础、“活人”是关键，“活村”则是乡村振兴的最终归宿。新时代乡村振兴不是对原来意义上“乡土中国”的重构，而是要实现城乡互动情势下的“乡村整体复兴”。必须通过政府有组织、有目的的规划安排，通过提供乡村振兴用地保障的途径，促成新型城乡要素流动与再配置，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老人群体养老保障、对特困群体实施精准脱贫，形成乡村与城市互动的人流和资本流，扭转乃至改变乡村在衰落而未消亡的现实状态，实现乡村“整体复兴”的振兴目标。要成功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整体复兴”，迫切需要做到“有序推进”“规划先行”，必须突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引领作用。规划先行的价值在于政府能够统筹安排各类资源，尽快补齐乡村振兴的短板，突出重点、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中央农办等5部委在联合发布的《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文件）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编制实施，要将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确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确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对一时还看不准的村庄暂时不做分类，留出足够的观察和论证时间。有条件的村可以结合实际单独编制村庄规划，实现村庄建设有规划、有目标、“一张图纸干到底”，确保村庄建设的质量水平不降低。山水林田湖草原本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中，特色产业布局和村庄发展要尊重规划方案，尊重农民真实意愿，体现地方优势和农村特色。要以多样化为美，既突出地方特色，又藴含时代特征和文化底藴，避免出现“千村一面”的局面，始终保留村庄特有的民居风貌、乡土文化和农业景观。尤其要通过城乡建设规划的科学实施，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平台，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探索新路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当下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依法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管制”，保障“乡村建设发展”的法规依据；是各级地方政府统一安排和调剂各类乡村建设用地数量，统一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时序的法治手段。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安排配置，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官员“拍脑袋”说了算。因而呈现出严重的“耕地碎片化”“村庄建设无序化”的混乱格局；村庄周边杂乱零细的“边角地”“插花地”和“四荒地”，基本上处于无人管辖的无序状态；农民承包的耕地粮食产出率低效化，“厕所包围村庄”的自然环境、乡村整体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相当严重。为此，在实施和落实“十三五”规划期间，乡村整治和乡村建设发展规划，需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调整布局。各级领导在思想观念上，要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规意识；在建设用地规划上，要对乡村振兴所需各类用地进行统筹调配，因地制宜地编制适合乡村土地利用的具体规划，引导乡村形成村庄集约紧凑、生态环境优美、农田集中连片的新型田园景观。要花大力气改革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改变乡村生产生活要素配置制度，尤其要改革土地配置方式、保障乡村发展空间，实现城乡平等发展权，在继续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同时，逐渐向城市市民开放乡村权利；要进一步夯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建设用地基础，充分考虑到现实乡村地域辽阔、布局分散的特殊情况和实际特点，优先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地项目。在不超过5%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的范围内，要给地方政府留有一定的建设用地弹性空间，便于统筹解决必要的分散单独选址的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要在坚持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鼓励农村土地复合利用、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严厉禁止以设施建设用地之名行非农建设之实。要设立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标示牌，加强土地执法监察和土地督察，自觉接受当地群众对土地利用规划的监督，促进各类设施建设用地布局合理、形成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崭新格局，加快推进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二）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两大土地制度改革。为了顺应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城乡互动”新阶段的快速到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基本服务供给方式改革，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土地制度支撑：（1）推行农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依法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维护乡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完善乡村土地征收制度，规范乡村土地征收程序、缩小土地征收范围，健全“程序规范、补偿合理”的土地补偿机制。（3）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实行“同权同价、收益共享、流转顺畅”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农地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4）改革完善农民宅基地制度，建立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出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通过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方式，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流转，依法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2018年“中央1号文件”还提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可融资性”，允许土地承包方以自己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受让方以自己通过流转获得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担保。2019年5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要“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要坚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方向，衔接好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产业规划，着力完善交易规则，创新运行模式，健全服务监管，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提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在“十三五”期间，要在保障农民“户有所居”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农民宅基地“无偿分配”制度，逐渐实施集体成员宅基地“有偿获得”制度，对农户超过当地政府规定面积的宅基地，要严格实行有偿使用抑或收回制度；要适度放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奠定基础，推动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对长期处于闲置和低效利用状态的宅基地，要引导农户自愿退出和有序流转；要落实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逐渐建立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依法转让”制度，尝试以宅基地财产权交换福利分配权，增加农民群众宅基地合法性财产收入；要逐渐把农民宅基地管理制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范围，通过“集体成员资格权”保障制度和宅基地“跨区域使用”制度，控制和锁定新建村庄宅基地总量，促进原有村庄适度集聚和集约式用地，提升乡村建设性用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制度支撑。国家立法机关要及时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涉农法律，明确农民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能，依法明晰农户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边界，夯实农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的产权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能否征地的基本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征地必须属于公共利益需要、给予的补偿标准明确、安置方式适当。建议废除《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明确国家征地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减少经营性建设使用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国家征收的唯一方式转变土地用途的情形，使得政府不再是唯一建设用地的提供主体，解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社会资本对集体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的法律限制。同时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征地必须遵守和执行法定程序，对被征地的农民真实地提供“多元保障”措施。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权能，通过立法途径在保障农户居住权的同时，通过赋权扩能的方式兑现宅基地的财产权。要依法明晰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只是指农户的居住权，还要包括宅基地的经营权，明确“宅基地经营权”可以转让。建议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宅基地的抵押担保权，农户对宅基地的退出机制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要依法审理农村耕地保护纠纷案件，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依法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落实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依法保护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序流转。尤其要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法定权利，依法调处农民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纠纷，保护农民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合法流转。对那些违法违规买卖宅基地、违反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管制规定，在农民宅基地上建设楼堂馆所和私人别墅的行为，各级法院一律做出“依法认定无效”的判决。（三）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乡村振兴须臾离不开政府资金投入。但是现行的国家土地征收制度，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因“用途改变”增值部分对乡村振兴的资金贡献率，即是说现行政策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权利的设置，不利于各类主体通过实现土地权获取乡村发展资金。政府应当怎样向乡村投资才能解决问题呢？既不能把乡村振兴单纯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不谈“资金需求”和“资金来源”；也不能继续凭“长官意志”搞“拍脑袋”的行政行为，像过去搞“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那样，由政府盲目地、大规模地“砸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行，这是总结过去“新农村建设”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就提出要“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的要求，这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成功实施的资金投入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真落实中央政府关于乡村振兴资金投入保障的要求，建立健全资金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我国现行投融资机制在乡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政府投入力度有限、投融资渠道不多、投融资环境不佳，导致金融服务“三农”成为“短板”，乡村发展长期处于贷款难、贷款贵、保险弱、风险大、担保少、呆坏账多的状况。政府要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投入保障，就必须克服过去那种仅仅“抓示范试点”，始终铺不开、落实不下去的做法，尽快实现从单纯“抓试点”“抓局部”到“全面铺开”转变，不能再搞“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那一套。在健全和完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方面，起码要抓好如下几件事：（1）改变现行的以财政平衡编制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方式，一定要按照实际需要编制财政支持计划。（2）组建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体系，稳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3）建立基金、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有效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4）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政策制度体系，大力发展符合适度规模经营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与服务。要打破过去那种由一两个部门抑或机构，把住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试点的垄断行为。政府不仅要引导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开展公平竞争，而且要依法规范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尽快形成以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的、有社会资本参与的多种所有制金融体系，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借鉴村民基金会的经验，广泛开展集资、放贷和保险等金融业务，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足够资金支持。　（四）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要抓紧制定处于基础地位的《乡村振兴法》，依法确立“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的法律地位，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明确自治、法治与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推动各级政府社会治理重心向乡村转移。尤其要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为基本方式，推行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最终形成以地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扎实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2019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尽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到2022年初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35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趋于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依法实现农村与城市居民“同命同价”。法治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地方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要加强乡村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规范地方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发挥公正司法在良好社会风尚形成中的引领作用。要科学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来处理乡村的民事纠纷，我国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就曾使用“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词汇表达相关立法精神。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首次使用“公序良俗”原则，分别体现在《民法总则》第8条、第10条和第143条之中，第153条第2款还明确规定，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刑事处罚是一种专门适用于犯罪分子的特殊制裁方式，体现国家政权对犯罪分子实施一定利益和权利的剥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里，它不仅能够起到改造罪犯分子、警醒他人的独特作用，而且能够起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定要用好用活“刑事治安制裁”手段，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社会稳定秩序。凡有违反刑罚抑或治安管理处罚规定行为的人，必须依法予以严厉的刑罚制裁，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要严格规范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宪法法律权威，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提供法治保障。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要的制度保障。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2018年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保护村民自治权利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作用，审慎把握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之间的边界，促进和完善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构建以党委领导、村民委员会为主导、村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通过调研组在乡村深入调研发现，当下村民委员会组织和村民自治工作，确实存在着如下几个现实问题：（1）村级领导体制不顺，村级组织关系难协调。（2）基层党组织建设弱化，基层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职能混淆不清。（3）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工作指导缺失，村委会承担了基层政府过多的行政事务。（4）村民自治组织呈现空心化倾向，村民自治干部基础弱化，削弱了村民及村委会的自制能力。（5）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不完善，村民自治的奖惩、救济制度缺失。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要厘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准确把握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寓德治于法治、用法治促德治，促使道德与法律在乡村治理中相得益彰。必须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依法保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农户和各类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依法惩治破坏农村经济秩序犯罪，加大对涉及“三农非法集资”犯罪打击力度，依法惩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维护农村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依法严惩各类造成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的犯罪行为，依法审理法定机关提起的乡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筑牢乡村生态环境安全司法保护屏障；依法惩治农村各类社会安全犯罪，妥善审理因婚姻财产纠纷、土地权属纠纷、征地拆迁纠纷、邻里乡间纠纷等引起的刑事案件，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防范农村各类犯罪，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维护农村地区社会安全稳定；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农村各类黑恶势力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增强农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廖开顺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以其独特的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吸引世界目光，近年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走近和了解侗族。说起侗族文化研究，不得不提到《鼓楼》杂志主编、侗族文化学者石佳能。这位从偏远侗寨走出的侗族子弟，现在已是侗学“大咖”。赤脚求学，立志终身研究侗族文化石佳能，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偏远的独坡侗寨。当年在通道县城读书时，与所有侗族子弟一样，穿一双布鞋或者打着赤脚，背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大米和腌菜，跋山涉水，从偏远的侗寨步行近130里到学校，周末又从县里步行回家。1982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40万人，石佳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的石佳能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笔名叫侗川、萧川。从留校工作开始，他就将侗族文化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传承家乡民族文化。石佳能的侗族研究从中南民族学院求学起步，至今三十五年，学术成果累累。他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当年不到20岁。在留校工作的六年中，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很有影响的侗族研究论文。1988年，石佳能首先在学术界提出侗族“补拉文化”是侗族社会文化的基石的观点，对侗族“补拉”组织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侗族文化的发生作用进行深入论述，连续发表5篇有关侗族“补拉”文化的论文，这是他对侗族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无论在母校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石佳能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至今，他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约100余万字，出版专著、编著或主编书籍16部。主编《鼓楼》十载，打造“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2008年1月创刊的《鼓楼》杂志，是湖南省侗学研究会会刊，至今办刊10周年。石佳能是创刊发起人，一直兼任主编。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鼓楼》杂志就像侗族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侗学研究和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鼓楼》是湖南省内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每年出版正刊6期，每期的文字15万至20万字，还有相应的图片，工作量不小。内刊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主编、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石佳能一人兼任。“内刊”标准名称叫做“刊型内部资料”。省级刊型或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和办证，它们都不叫“期刊”和“报纸”，但可以定期编印，在内部交流使用，不可以印刷广告。获得省级内刊准印证就可以“创刊”，新闻出版部门聘请资深专家担任内刊审读员。审读员对每期刊物写出审读报告，既有定性的评价，更有定量分析和评判。其中微观的审读，要在每一篇文章中找出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字词、标点等，这就像绣花工夫一样细致。对于内刊的出错率，也有严格的比例规定。凡是未达到内刊管理规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严重的则停刊整顿或撤销准印证。然而，在如此严格监管下，《鼓楼》以优秀的办刊质量，多次受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表彰。早在2010年10月29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印的《报刊审读与管理》中，《鼓楼》就被重点推介，认为《鼓楼》“定位准确，特色鲜明”。10年间，《鼓楼》有7年被省社科联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会刊”“最佳会刊”。其中，2017年全省评出三家“最佳会刊”，《鼓楼》是其中之一。《鼓楼》已经被学术界誉为“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成为全国侗学界及境外和国外研究侗学的必读刊物。10年间，《鼓楼》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其中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有各级领导，也有各县（市、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作者。10年间，出版正刊60期，以及数期增刊。发表的研讨文章达到4000多篇，超过1亿字。侗族赤子回报桑梓，25载家乡情1992年6月，石佳能作为高层次优秀人才，被引进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1月调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科长。2004年8月至今在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石佳能为家乡服务已经25年。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2008年首倡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牵头制定《规划纲要》。此举得到全国侗学界大力支持，湘、黔、桂三省区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文化部申报“三省坡保护区”。石佳能担任《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首席专家。10年间，他为建立这一实验区奔走呼号，邀请和陪同专家调研，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参加相关会议，申请研究课题等。近几年，石佳能还参与其他专家主持的有关侗族文化和服务地方的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其中“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若干思考”论文参加了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并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是全国市州唯一获奖者。纪念《鼓楼》创刊十周年，也是《鼓楼》主编石佳能从事侗学研究三十五周年，回家乡为民族和地方服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侗族赤子石佳能为人极其朴实而踏实，人生却出彩而精彩。

海龙囤，贵州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安静且神秘。明代文献中，有“土司无城”的记载，并认为土司治下的播州无城。城墙是“城”的重要元素，以海龙囤为代表的山地营垒普遍带有高大的城墙，它们能称为城吗？海龙囤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谁人所建？其性质从早到晚有何变化？本期讲座，长期主持海龙囤遗址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的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先生将为您一一解答。敬请期待！－时间－2020年12月6日（周日）9:30—12:10－主题－土司无城：海龙囤再认识——考古专题系列讲座（二十一）主讲人：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10-2017），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2017-2020），2020年3月起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3种，在《考古》《文物》《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40余万字。海龙囤的发掘成果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2016）等奖项；研究成果曾两获贵州社科成果二等奖；2016年5月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爵奖”（青年学者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项。为贵州省“四个一批人才”（2011），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2018）。为配合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群集聚，现每期讲座仅面向社会征集听众100名，先报先得！烦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佩戴口罩，准时到达、测量体温、扫码进场、隔空就座，谢谢！－报名方式－1.微信报名：用户在微信搜索“孔学堂”，或手动输入微信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讲座报名”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名）；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进行现场报名； 3.市民报名咨询电话：0851-83617687 4.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0851-84726170－报名时间－12月1日——12月4日（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6:30）－地点－明德厅－温馨提示－1.为更好地做好公益讲座的组织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请各位听众配合做好讲座报名工作，务必报名后参与，便于我们及时掌握人数。长期报名参与的听众，我们将不定期地馈赠溪山踏歌行系列音乐会门票。2.报名成功的听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请及时在微信后台取消报名(格式为姓名+取消+讲座日期，如张三+取消+10月20日)。3.讲座结束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见解发送至孔学堂邮箱(3126902790@qq.com)，优秀的文章我们将在孔学堂微信公众号和官网进行刊登，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听众交流QQ群进行讨论，群号为：159532784。来源孔学堂编辑陈瑞校检向禹编审李屹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由花溪区图书馆主办，青岩镇图书分馆协办、百无一用书店承办的公益讲座开讲。此次活动是 " 书香 · 花溪之书香青岩 " 阅读推广活动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本场讲座由荣获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中国考古学大会 " 金爵奖 " 的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为大家讲述了贵州岩洞葬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贵州地处中国喀斯特最集中的西南片区的中心，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就了贵州 " 溶洞之乡 " 的美称，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与人文相融合造就了特殊而神秘的洞葬文化。洞葬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在第七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中，贵州将洞葬文化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在当天的讲座现场，李飞馆长讲到：作为长江与珠江水系分水岭的贵州，也是悬棺葬与岩洞葬的分野之地。虽都葬在崖上，但岩洞葬一般使用硕大的天然溶洞放置棺木，不加掩埋，少则数具，多达数百具，因此又称 " 洞棺葬 "。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珠江上游的黔桂山地，花溪高坡、孟关一带即有分布。李飞馆长对历史上曾经是有哪些族群使用了 " 洞棺葬 " 这种特殊葬俗？其时空如何分布？有何寓意？等问题进行逐一讲解，为大家揭开了穿越千年的葬俗鲜为人知的秘密。对于这次承办 " 书香 · 花溪之书香青岩 " 阅读推广活动系列活动，百无一用书店掌门人胡丽亚女士说：" 书店空间希望給到行色匆匆的人们一方净土，让累了的人们可以休息驻足，让孤独的人有一个文化志趣的交流场，可以安享属于个人的阅读，也可以进行艺术的体验，这样的青岩古镇才是是丰满的，值得惦记的。百无一用将持续进行推行公益文化和艺术的沙龙，希望大家关注 "李飞馆长人物简介：1976 年 8 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研究馆员。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 3 种，在《考古》《文物》《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民族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 30 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 40 余万字。海龙囤的发掘成果荣膺 2012 年度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2016）等奖项；研究成果曾两获贵州社科成果二等奖；2016 年 5 月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 金爵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项。贵阳晚报 +/ZAKER 贵阳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再忠 摄影 郑宇潇编辑 周欢 / 编审 李枫 / 签发 黄震【来源：ZAKER贵阳】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刘邦一 《江边》油画（1980年）邦一兄，我称他为前辈，因为他是贵州美术界名宿，关于贵州现当代美术的初始，是绕不过他的。很多人都对我说起当年刘邦一家那个阁楼，现在功成名就的众多贵州美术大家，都或多或少与那个传说中风云际会的地方有关。七十年代中期，贵阳一伙画画的年轻人。刘邦一 七十年代创作的风景油画当年北京西单墙“贵阳六青年画展”是应该写进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事件，邦一兄即是那6个传奇人物的主将之一。而那时我刚读大二，还不很清楚什么叫艺术、更没想过艺术与地域文化、与现代艺术、与个人情怀、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而那时和那时之前，这些都在邦一兄他们的视野里并以行动参悟其中了。他和他们那一拨贵州美术的先觉先醒者，开创了包括后来的“贵州美术现象”和起点很高的一个新贵州美术时代，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追赶那个高度。刘邦一 《平塘县城》油画（1976年）刘邦一 《东山丫口》油画（1973年）刘邦一 《老贵阳东门》油画（1975年）邦一兄，又是一个不一般的豁达的人。以他丰富的阅历和不凡的资历以及个人能力，他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处世方式，但他从不在圈里以大哥大、老前辈的姿态示人，反而他帮朋友极热心、关照年轻人极真诚，承诺做的事情极认真，从不争名逐利、从无任何非分要求，尤其是他能包容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各种各样的肤浅和浮燥，乐观对事对人、知己知足知乐，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一派轻松快乐祥和。我认为，这是他体验了艺术和人生的丰富与复杂后，修炼成的一个艺术家的简单纯真，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初心，而豁达只是表象之一。刘邦一 《吻》油画 （1987年）刘邦一 《山果果》油画 （1995年）值邦一兄个人油画作品展览开幕之际，我在这里表达祝贺之意！感谢刘老师们老一辈艺术家当年对贵州美术开创性的贡献！刘邦一《 自画像》油画 （2017年）在京出差不能亲自到现场祝贺十分抱歉，祝福他艺术不老身心永远年轻！2018.5.10于北京“觅色浪怀”一一刘邦一油画展（2018.5.11-18）在贵阳市美木馆举办。刘邦一男，汉族，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工艺学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雕塑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油画及工艺美术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美展并多次获奖及发表，并有六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专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绘制油画《黄果树瀑布》。论文二十余篇在《中国工艺美术》、《美术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年会》、《贵州民族研究》、《陶瓷科学与艺术》等刊物发表。谌宏微：1961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祖籍贵州织金。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77级。现为贵州省美协主席、贵州美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美术师、省管专家；受聘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导，贵州画院学术委员；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 ｜运营编辑：伊文）

可能是最近一有闲暇就涂抹一下太兴山的缘故，以至于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又想起了她。太兴山位于秦岭山脉七十二峪口库峪之内，初冬时节与众师友初登此山，有感于秦岭深处之秀美雄浑是以前不曾见到的。山内寺观时有出现，但是大多无住寺僧侣山房紧闭，在登至南天门处看有摩崖所书“终南第一关”朱红大字，转至楼阁后面，边上有一栅栏门虚掩时有犬吠之声，推门进入所见别有洞天像武当山的金鼎，环望四周三面环山正北方长安城依稀可见，好一出风水宝地，回头忽见背后巨石之上端坐一盘腿打坐之人，面向东方迎着朝阳，莫非这就是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为了不打扰别人的清修随即转身退去。沿着山路继续前行虽都精疲力竭，但是最让人有征服之感还是爬过近乎90°的天梯。爬上天梯看到一处寺观建筑群处，在这深山中也算宏伟别有洞天了但是山房紧闭无人。时间关系，计划在登至后山拐角一关卡处返回，怎奈路遇山风大作，在这关卡处肆无忌惮的咆哮着几乎能把人吹倒，顶着狂风向南望去可见青山无尽奇秀苍润险绝，本想往西再登几步多看些风景，由于时间关系和山风的不友好只能随即返回。原计划下周再来爬完没余下的山，走完没有有过的路，看看没有见过的风景，怎奈小雪时节，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如约而至，计划也就随机而停了！至此闲暇之余笔墨涂抹此处所见小画数幅，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可能此山要留做下一年来看了！也许过几日就可以了！也许最终登顶以后感觉又索然无味了呢！也许以后以会以秦岭为母题画出更多的画呢！也许的也许！！！庚子冬月于长安城南补拙斋南山泛舟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南山南100x55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一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二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三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四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五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六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太兴山系列之七 70x46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一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二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三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小峪口之四 60x45cm 纸本水墨 2020杨锋生于陕西西安，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现为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高研班结业，国家级项目课题组成员，省级项目课题主持人，西安中国画院特聘画家，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连环画插画与绘本人才智库研究员。学术论文30余曾发表于《美术观察》、《艺术百家》、《贵州民族研究》等国内权威核心期刊杂志，并出版著作教材两部。2018年论文《互联网＋时代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新阐释》入选“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入会资格（最高奖）2018年作品《虹桥》入选，“翰墨青州2018全国中国画展”；2016年作品《老树》入选“2016年甘肃省美术写生展”一等奖；2016年作品《清风吹桐枝》入选“2016河南省廉政文化建设展” 二等奖2014年作品《依然的暖风》入选“河南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2014年作品《广厦千万间》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街景人行道》入选“河南省第十三届中国画展”优秀奖；2014年作品《山里人家》入选“河南省第十九届美术新人新作展”；2012年作品《写意山水》入选“喜迎十八大全国全国九省地方师范院校美术作品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红绿灯》入选“河南省第十四届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2016年作品《莲生之1，2》入选，“2016德中艺术设计主题联展”；2014年作品《城南的微风》入选“河南省第二十届美术新人新作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夏日的微风》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5年作品《假日太行》入选“河南省高校美术教师太行山写生作品展”：2016年作品《南山南》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优秀奖；2017年作品《夏季的风》入选“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2010年作品《家在青山秀水间》入选“河南省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2016年作品《广厦千万间之城南》入选，“河南省第六届青年美术作品展”；2016年作品《清风日正午》入选，“河南省第七届中国人物画作品展”：2013年作品《太行春色》入选“河南省第十八届美术新人新作展”优秀奖；2016年作品《游走之三》入选“河南省第十五届中国画艺术展”：2017年作品《立春》入展，“河南省第七届优秀青年美术作品展：2017年作品《广厦千万家系列之城南》入选，“2017中原画风.河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览”；2017年作品《家园系列》入选“2017甘肃省美术写生作品展”；2017年作品《婺源写生》入选“第三届陕西美术写生作品展览”；2018年作品《山里人家》入选“2018甘肃省美术写生作品展；27.2019年作品《晴空》入选“河南省十三届美术作品展”；28.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系列》、《庚子春.暂停》入选“’致敬.守望’2020西安美术馆主题艺术作品展”；2020年作品《广厦千万间》、《存.在》入选“墨记—2020全国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2020年作品《清风过山岗》入选“青春.青山西安青年画家笔下的大秦岭美术作品展”；2020年作品《戏剧系列》、《都市系列》入选“法国中国之春新年画展”；2020年作品《幻境》入选“风.物.忆—当代水墨全国巡展，兰州、西安、沈阳、长春、上海（担任学术主持）；2020年作品《桃花系列》入选“上海长宁区，2020春日和畅绘画作品系列展”；2020年作品《月圆》入选“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美术家协会在行动（二十五）”；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入选“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河南美术家协会在行动（二十）”；2020年作品《月圆》入选“武汉西安：心手相握共抗疫情”两地主题美术作品网络联展”；2020年作品《庚子春造像系列二》入选“长宁图书馆’春回疫去，静待安好’艺术系列展”；2019年作品《幻境之二、三》入选“界限之外—全国水墨邀请展”；2019年作品《足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华人华侨爱国故事青年绘本创作人才培养项目成果展”；2020年论文《建设主题山水画与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入选“全国美术高峰论坛.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