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编辑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父卖子休，子卖父丢；高坡滚石，永不回头。如有反悔，罚黄金二两，白水牛两头。”这是发现于贵州省锦屏县的、清代康熙末年撰立的一份民间契约上的一首“誓愿歌”。中国古代契约精神，在这首“誓愿歌”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但支撑这首“誓愿歌”的是其背后的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近二十年来，贵州东南部崛起了一门显学“文书学”。其数量之巨、价值之大、影响之广，足以使其并列于故宫档案和徽州文书之后。一时间，学界著述累累，成果斐然。贵州东南部文书，成为中国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清代文书之一，被称为与故宫明清档案、徽州文书比肩的“中国三大文书”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柯大卫（David Faure）认为“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抢救和保护。”并断言“完全有基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学界，特别是学院派专家学者纷纷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其影响出乎意料，从“黔学中的一门显学”一跃而成一门可与主流文化对话，亦可走向世界的“大学问”。原本藏于民间的、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废纸”，一下子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于是，围绕“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此起彼伏。甚至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等，不一而足。尴尬的是：一方面，“锦屏文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获得了地方立法保护。一方面，贵州省学界主流和锦屏周边县并不认同“锦屏文书”一名。文书“名”之乱象，引发各方“暗自较劲”、“各显神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不相让。如果说，昔日“废纸”成其为人人争着保护、研究的“香饽饽”，是一件文化幸事。那么，文献之“名”，成为人人争抢的“唐僧肉”，可就不是一件文化“幸事”了。与其让文书“命名”乱象继续，倒不如揭开这层“遮羞布”，让其在空气中“晒晒”太阳。贵州省档案局认为“‘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既然系学术问题，是可以在学术领域加以探讨的。以县级行政区划肢解“文书”是否符合科学精神？2010年2月，锦屏文书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贵州东南部“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中，除“锦屏文书”外，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以县级行政区划命名的学术成果。按此逻辑，如果“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成立，那么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岂不是也要划分为若干个“文书”名称？命名同一文献，“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不符合科学精神。既无成功先例可循，亦无可靠理论支撑。一块精美明净的镜子，摔成几部分，有伤大雅。一个可以走向世界的品牌，冠以多个名字，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与其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争名夺利上，还不如集中优势资源用在保护、研究和成果转化上。民间档案文献史料，是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文书”属于全社会、全人类，她需要一个让世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故宫文献，如徽州文书，如敦煌文书，响当当立于世。以一条河命名“文书”是否合乎文献常识？目前，“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和省州有关学术、档案机构的“宣传”，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以“清水江文书”为名。但“锦屏文书”却是获得黔东南州地方立法“认可”的。2018年12月29日，人民网刊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一文，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2018年8月30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8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锦屏文书（以下简称“文书”），是指黔东南自治州境内以锦屏为代表的清水江、都柳江和氵舞阳河流域的苗、侗等各族人民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形成，反映林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民俗文化、社会变化的历史记录。包括：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权属纠纷诉讼、调解裁决文书，家庭收支登记簿册，乡村民俗文化记录，官府文件，村规民约，族谱等。”但，多年来，省内部分主流学术机构似乎并未认同“锦屏文书”这一名称。2013年4月27日下午，“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勉学堂”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清水江文书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史工程课题，以及省部级课题多项。2018年1月20日，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凯里学院主办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凯里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复旦大学教授朱荫贵认为“清水江流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原汁原味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全景的第一手地方文献资料，即便将其置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观察，也是极为罕见的学术文化大事，可说是继甲骨文、汉晋竹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强调“清水江文书是极为珍贵的世界记忆文化遗产”。中国社科院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风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了解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的重要资料”。凯里学院李斌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文化积累价值、民族学价值、人类学价值、社会学价值，是研究清水江地区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史、法制史、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官民关系、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珍稀文献”。按照上述学术交流活动，贵州学界主流提倡的是“清水江文书”，而非“锦屏文书”。如此说，不在清水江流域的“岑巩文书”等，又该置于何处？按此逻辑，贵州学界主流是否又应该再命名一个“氵舞阳河文书”？进而推之，湖南境内的部分文书，又该如何命名？如果学界认为在黔东南地区发现的“文书”是同一个体系，那么，就不应该出现两个名称。且河流的名字，不是行政区划地名。“清水江文书”之命名，与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不符。以河流流域命名，似乎有“以范围命名”之嫌，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需不需要尊重以首发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二十一世纪初，学界普遍认为，贵州东南部的“文书”，最初系学者杨友赓等于上个世纪首次发现于锦屏县文斗村。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说法“据目前研究可知，……；1953年天柱本地学者龚其昌第一次私人收集和整理了清水江文书；1959年锦屏县有关政府部门第一次将清水江文书收入档案馆保存；1960年贵州大学历史系在清水江地区进行历史调查，收集有包括文书和碑刻在内的重要资料。此间，贵州民族研究所在国家民委组织下也进行了苗族和侗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八九十年代以后，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开始增加，……。”笔者以为，所谓“最早发现地”，当以“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为标准。最早发现而不公之于众，算不算“最早发现”，有待商榷。目前研究可知，最早公开出版且有相当篇幅介绍“文书”的书籍为《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省编辑组编，杨有赓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杨有赓发表的论文有《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行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88，8）、《文斗苗族地区的明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姜氏族谱>剖析》（贵州民族研究，1989，4）、《明清王朝在黔采“皇木”史略》（贵州文史丛刊，1989，3）杨有赓“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将文书公之于众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因此，严格来说，“文书”的首发地应为文斗村。如按照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文书”应命名为“文斗文书”。后来为什么以“锦屏文书”命名，不得而知。是不是非得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命名？笔者似乎还没找到可靠的学术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锦屏文书”命名，受到了周边同级行政建制的多县的“集体抵制”，一些机构、院校，以及部分学者的“轻慢”。2015年1月16日，贵州省档案局在回复《中国档案名录锦屏文书不得恣意篡改》地方领导留言中，有这样一段原话：经了解，“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国家档案局、贵州省档案局没有行文更改“锦屏文书”的名称，“锦屏文书”仍然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中根据不同需要，适时采用称谓，但不会影响“锦屏文书”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需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文书名称？梁启超曾有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此语未免有些“偏激”之嫌。然而却也道出了缺少普通民众生活内容的“正史”之弊端和软肋。因而，可补“正史之缺”的民间档案文献史料得到了时下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学界对历史研究观念的转变，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研究的升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贵州东南部发现的大量“文书”势必成为一门热门学问。毋庸置疑，随着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热，“文书”将会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知名度、影响力甚至旅游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可触摸和揣进口袋的“利益”。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篇锦屏学者针对文书命名的情况反映和呼吁见诸媒体或相关平台，如《贵州省编纂丛书改动原始馆藏档号，涉嫌触犯国法》、《档案人希望恢复“锦屏文书”遗产名录称谓》等。我们也看到有关学术机构对此“不屑一顾”和“我行我素”。但民间文献是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不是哪一县、哪一机构、哪一个人的私有资产。把文书变成“一堆散沙”，能走多远？令人堪忧。一个统一的、为各方接受的、符合命名惯例和原则的名称，对推动提升一门学问的整体研究水平，打造一个足以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何时休？从目前的结果看，似乎地方立法、行政命令，依然未能终结“文书”命名之乱象。“文书”命名之乱象，有来自学术机构的“面子”坚守和学者的文献观点坚持，有来自各地方的利益考量，有来自传媒的人云亦云，以及方方面面因素的掣肘。正所谓：穷时兄弟同吃一锅饭，一旦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兄弟间准得打破头。小时候，在乡村老家，看到村人常常为了一棵树、一块地、一片林，或者一渠水、一块坟地，而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长大后，走出山门，才发现山外居然还有一个比“文斗寨”大得多的世界，精彩得多的世界。于是，我开始思考：老是在“文斗寨”为一木一坟而争个头破血流，打个你死我活，实可悲至极矣！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另外一片天地去谋生活，拓展生存空间，而后实现家乡情怀。因为，“文斗寨”不是我肢解了就可以揣进口袋带进泥土里去的。我不知道这种逻辑运用到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上是否贴切和合适。但把文书肢而解之，或者强制让各方接受一个“难以接受”的名称。于“文书”不利，于文化无益。目前，“文书”的研究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或者说从基础研究向对比研究过度的阶段。此时不解决统一命名的问题，则会给今后的研究走向带来“后患无穷”。笔者以为，如果坚持“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文斗文书”；如果坚持“以发现范围命名”之规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黔东南文书”或“湘黔文书”。是应该求之大同，力求多数接受，达成普遍共识？还是应该遵循民间档案文献史料“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抑或任之乱象继续？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对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的收藏、保护、研究、交流、展陈、传播，国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之进行规范。关于命名，古今中外，学术界亦有一定惯例和原则可循。“唐僧肉”虽好，但不可分而食之，亦不可私而食之。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需要大智慧，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亦需要摒弃成见，放下面子，以及利益和学术观点上的一己之私。学术界应该对此进行开放而理性的大讨论。（作者为黔东南州科学决策学会会长）来源：黔新网

被誉为“文化千岛”的贵州，因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而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节庆，如苗族的姊妹节、四月八、花山节、牯藏节，侗族的萨玛节、赶社、播种节、斗牛节，水族的端节、卯节，仡佬族的吃新节、敬雀节、祭山节，土家族的牛王节、五月节、赶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众多的传统节庆交织成一部明快雄奇的交响诗，穿越历史，激荡时空，成为贵州人最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千节贵州描绘民族文化多彩画卷“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小节天天有，大节三六九”是对贵州传统节日最为生动的写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民族共1400余个传统节日，形成了从正月到腊月都有节庆的文化盛况。在贵州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中，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土家族、彝族、毛南族等都保存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格局。展现深厚的悠久民族文化，回应古老的祖先崇拜，呼应民族宗教的古老神秘，亮出绝美手工的服饰文化，表达浓重仪式的歌舞文化，展示独特味美的饮食文化，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基本特征、功能，也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群众怀念祖先、纪念英雄的日子。这一天，他们载歌载舞，以表示对先祖的景仰和崇敬。贵阳、惠水、龙里等地的苗家人，每年都要在“四月八”这天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而布依族的“四月八”，则是“牛王”的生日，因而把这一天定为“牛王节”。端节是水族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每年农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期间的“亥日”是水家人过“端”的日子，四乡八寨的亲友都到过“端”的寨子去做客饮酒，欢庆丰收。由于每个寨子轮流过端，因此这个节日历时3个多月，直至农历大年来临前结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节日”。盛行于清水江流域苗族聚居区的姊妹节，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节日期间，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行歌互答，开展文娱活动。如果有外地朋友路过，正好赶上了，主人会很热情地给他敬酒献歌，同时赠送五彩米饭，以表示美好的祝福。每到节日，传统的民族服饰，独特的节日饮食，古朴的音乐舞蹈，虔诚的祖宗祭祀，神秘的地戏表演，几乎都会集中呈现。这些民族传统节日，堪称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览会，体现了文化传统节日的多元性、丰富性及其相对完好传承的文化形态。过一次节日，相当于举办和参与一次“非遗”展示。节日内容千丝万缕，文化心态一目了然。在各种节日里，娱乐活动与体育竞技结合，几乎是一道必选题。节日期间，活动丰富，项目繁多，对歌、跳笙、吹箫、吹笛、唱戏、射弩、赛马、斗牛、拉鼓、踢毽、登山、划船、尝新、讨花带、讨树秧、射背牌、跳地戏、敲铜鼓、荡秋千、爬刀梯、打花鼓、抢花炮、吃相思、抬“官人”、游百病等等，可谓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展现出各族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节日是流淌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副院长、《贵州民族研究》主编颜勇认为，传统节日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是凸显民族心理的“文化诉求”。贵州省民宗委副主任吴建民认为，民族节日是民族认同的条形码，更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少数民族节日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和承诺。政府引导保护民族节日活态传承贵州省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非常重视。从20世纪八十年代起，贵州省民族工作部门组织开展对全省民族节庆的摸底调查工作，编辑了《贵州少数民族节庆一览》资料。1988年，还在黄平县建立了以弘扬各民族节日文化为己任的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博物馆，贵州境内的苗、布依、侗、彝、水、瑶、回、仡佬、壮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文物1200余件，以及一批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收藏于其中。开馆后，“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应邀至西安、北京、深圳、广州、无锡、南通等地展出，随展的节日歌舞、服饰表演队的队员，还应邀到美国参加美、苏、中、日4国艺术节，好评如潮。2009年，该馆被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为第二批免费开放博物馆，并作为我国第一个民族节日文化博物馆，被收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志》之中。通过博物馆这个载体，有效地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与内涵，又使多样的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得到延续和传承。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将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纳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为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提供了法治保障。2006年，贵州省民委组织专家完成了贵州姊妹节、四月八、花山节、苗年、六月六、萨玛节、端节等族传统节庆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研究，对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同时录制《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推介》光碟对外宣传和推介。2012年，贵州省科教办、贵州省民委联合开展“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研究，其研究成果汇成《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一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节庆文化，2011年，“少数民族节庆扶持推进计划”就被列入《贵州省“十二五”民族事业发展十大推进计划》，宣传打造40个有规模、有特色、有影响的少数民族节庆，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节庆传统文化。部分地方还将民族节日列为法定节假日，从而扩大民族节日参与范围，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少数民族节庆扶持推进计划”执行以来，省民委重点扶持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近200个。省民委分别于2012年在黔东南榕江县召开侗族“萨玛节”、2013年在安顺市西秀区召开仡佬族“吃新节”、2014年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召开布依族“六月六”观摩座谈会等，查看计划执行情况，总结经验。2014年，贵州省出台《多彩贵州·侗族大歌传承保护发展行动计划》，将传承保护侗族大歌事宜上升到举全省之力的层面，同时要求制定鼓励措施，恢复一批侗族民间传统节日。同年，来自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等部门的40多名专家、学者汇集黄平县，通过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就如何保护与合理利用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资源，达成《贵州民族节日文化黄平共识》。“传统节日是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整体概貌的最好平台，在民族节庆活态传承中需要结合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在保护过程中做到引导不干预，还节于民。”民族文化专家、贵阳学院教授周国茂认为，保护和传承好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有序开发与合理利用好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以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为基本认同，面向现代发展回归传统，寻找发展源动力的真实诉求，是当下需要做的一件大事。文旅结合节庆文化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近年来，贵州经济飞速发展，天翻地覆的交通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涌到贵州，参与体验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入黔旅游，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神奇之旅”。据统计，2016年贵州省共接待游客5.3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027.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2%、43.1%，实现“井喷式”增长。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丰富原生鲜活的节庆文化。显然，民族传统节日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主题。昔日深藏闺中，而今灿烂呈现，文旅结合时代给贵州民族传统节日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舞台。一个转身，节庆文化资源迅速化为旅游资源，发展景象欣欣向荣。有着苗年节、牯藏节、吃新节、爬坡节等众多传统节日的雷山县，是我省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富矿”。近年来，雷山县坚持先行先试，在着力推动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上做足文章，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路径，成为中外游客体验民族文化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一边是大力发展旅游，一边是做好苗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近年来，雷山县先后成立中国苗族文化雷山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西江苗族博物馆、雷山银饰刺绣创意中心、雷山银饰刺绣博物馆、苏雷合作文化交流中心等机构，先后出版《雷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成果。修建郎德民俗文化博物馆和部分家庭博物馆，以节庆为引领的苗族文化得到了充分挖掘、保护和展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牯藏节，以其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活动繁多而备受推崇。西江景区出台《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18%设立民族文化保护和奖励基金，增强了群众参与景区建设管理的积极性和文化保护传承的自觉性。在安顺西秀、天龙屯堡地区，每年春节初五都要举行盛大的迎财神活动。据介绍，屯堡人的先祖在明朝初年由东部而来，征战云南，最后屯兵驻守黔中，600年来始终保持迎财神的习惯。因为年年举行，所以迎财神活动演变成了“财神节”。尽管是大年，但每到“财神节”，省内外游客仍蜂拥屯堡，参与体验“迎财神”。贵州传统节庆文化集中展现了贵州文化的原生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承载贵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传承、创新和发展繁荣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弘扬，成为文旅结合的题中之意。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认为，“节庆活动的传承发展，是非遗传承发展重中之重。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改变，民间节庆等受到文化标准化、旅游业、移民的威胁。”他说，旅游开发尽管可以起到延续文化遗产文脉，但应追求和保护贵州各类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唯一性。内容来源：天眼新闻文：赵相康

刘邦一 《江边》油画（1980年）邦一兄，我称他为前辈，因为他是贵州美术界名宿，关于贵州现当代美术的初始，是绕不过他的。很多人都对我说起当年刘邦一家那个阁楼，现在功成名就的众多贵州美术大家，都或多或少与那个传说中风云际会的地方有关。七十年代中期，贵阳一伙画画的年轻人。刘邦一 七十年代创作的风景油画当年北京西单墙“贵阳六青年画展”是应该写进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事件，邦一兄即是那6个传奇人物的主将之一。而那时我刚读大二，还不很清楚什么叫艺术、更没想过艺术与地域文化、与现代艺术、与个人情怀、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而那时和那时之前，这些都在邦一兄他们的视野里并以行动参悟其中了。他和他们那一拨贵州美术的先觉先醒者，开创了包括后来的“贵州美术现象”和起点很高的一个新贵州美术时代，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追赶那个高度。刘邦一 《平塘县城》油画（1976年）刘邦一 《东山丫口》油画（1973年）刘邦一 《老贵阳东门》油画（1975年）邦一兄，又是一个不一般的豁达的人。以他丰富的阅历和不凡的资历以及个人能力，他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处世方式，但他从不在圈里以大哥大、老前辈的姿态示人，反而他帮朋友极热心、关照年轻人极真诚，承诺做的事情极认真，从不争名逐利、从无任何非分要求，尤其是他能包容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各种各样的肤浅和浮燥，乐观对事对人、知己知足知乐，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一派轻松快乐祥和。我认为，这是他体验了艺术和人生的丰富与复杂后，修炼成的一个艺术家的简单纯真，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初心，而豁达只是表象之一。刘邦一 《吻》油画 （1987年）刘邦一 《山果果》油画 （1995年）值邦一兄个人油画作品展览开幕之际，我在这里表达祝贺之意！感谢刘老师们老一辈艺术家当年对贵州美术开创性的贡献！刘邦一《 自画像》油画 （2017年）在京出差不能亲自到现场祝贺十分抱歉，祝福他艺术不老身心永远年轻！2018.5.10于北京“觅色浪怀”一一刘邦一油画展（2018.5.11-18）在贵阳市美木馆举办。刘邦一男，汉族，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工艺学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雕塑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油画及工艺美术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美展并多次获奖及发表，并有六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专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绘制油画《黄果树瀑布》。论文二十余篇在《中国工艺美术》、《美术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年会》、《贵州民族研究》、《陶瓷科学与艺术》等刊物发表。谌宏微：1961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祖籍贵州织金。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77级。现为贵州省美协主席、贵州美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美术师、省管专家；受聘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导，贵州画院学术委员；为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 ｜运营编辑：伊文）

通讯员 廖开顺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以其独特的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吸引世界目光，近年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走近和了解侗族。说起侗族文化研究，不得不提到《鼓楼》杂志主编、侗族文化学者石佳能。这位从偏远侗寨走出的侗族子弟，现在已是侗学“大咖”。赤脚求学，立志终身研究侗族文化石佳能，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偏远的独坡侗寨。当年在通道县城读书时，与所有侗族子弟一样，穿一双布鞋或者打着赤脚，背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大米和腌菜，跋山涉水，从偏远的侗寨步行近130里到学校，周末又从县里步行回家。1982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40万人，石佳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的石佳能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笔名叫侗川、萧川。从留校工作开始，他就将侗族文化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传承家乡民族文化。石佳能的侗族研究从中南民族学院求学起步，至今三十五年，学术成果累累。他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当年不到20岁。在留校工作的六年中，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很有影响的侗族研究论文。1988年，石佳能首先在学术界提出侗族“补拉文化”是侗族社会文化的基石的观点，对侗族“补拉”组织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侗族文化的发生作用进行深入论述，连续发表5篇有关侗族“补拉”文化的论文，这是他对侗族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无论在母校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石佳能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至今，他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约100余万字，出版专著、编著或主编书籍16部。主编《鼓楼》十载，打造“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2008年1月创刊的《鼓楼》杂志，是湖南省侗学研究会会刊，至今办刊10周年。石佳能是创刊发起人，一直兼任主编。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鼓楼》杂志就像侗族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侗学研究和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鼓楼》是湖南省内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每年出版正刊6期，每期的文字15万至20万字，还有相应的图片，工作量不小。内刊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主编、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石佳能一人兼任。“内刊”标准名称叫做“刊型内部资料”。省级刊型或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和办证，它们都不叫“期刊”和“报纸”，但可以定期编印，在内部交流使用，不可以印刷广告。获得省级内刊准印证就可以“创刊”，新闻出版部门聘请资深专家担任内刊审读员。审读员对每期刊物写出审读报告，既有定性的评价，更有定量分析和评判。其中微观的审读，要在每一篇文章中找出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字词、标点等，这就像绣花工夫一样细致。对于内刊的出错率，也有严格的比例规定。凡是未达到内刊管理规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严重的则停刊整顿或撤销准印证。然而，在如此严格监管下，《鼓楼》以优秀的办刊质量，多次受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表彰。早在2010年10月29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印的《报刊审读与管理》中，《鼓楼》就被重点推介，认为《鼓楼》“定位准确，特色鲜明”。10年间，《鼓楼》有7年被省社科联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会刊”“最佳会刊”。其中，2017年全省评出三家“最佳会刊”，《鼓楼》是其中之一。《鼓楼》已经被学术界誉为“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成为全国侗学界及境外和国外研究侗学的必读刊物。10年间，《鼓楼》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其中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有各级领导，也有各县（市、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作者。10年间，出版正刊60期，以及数期增刊。发表的研讨文章达到4000多篇，超过1亿字。侗族赤子回报桑梓，25载家乡情1992年6月，石佳能作为高层次优秀人才，被引进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1月调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科长。2004年8月至今在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石佳能为家乡服务已经25年。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2008年首倡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牵头制定《规划纲要》。此举得到全国侗学界大力支持，湘、黔、桂三省区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文化部申报“三省坡保护区”。石佳能担任《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首席专家。10年间，他为建立这一实验区奔走呼号，邀请和陪同专家调研，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参加相关会议，申请研究课题等。近几年，石佳能还参与其他专家主持的有关侗族文化和服务地方的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其中“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若干思考”论文参加了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并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是全国市州唯一获奖者。纪念《鼓楼》创刊十周年，也是《鼓楼》主编石佳能从事侗学研究三十五周年，回家乡为民族和地方服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侗族赤子石佳能为人极其朴实而踏实，人生却出彩而精彩。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7月24日至26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议题举行了1场主论坛发言和2场专题研讨，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和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血红小说及相关作品等话题论道亮剑、竞相发言，以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大数据产业堪称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最新形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建设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大有可为。大数据产业在给网络传媒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可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方面大显身手。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独特的一脉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1990年代末产生，历经萌芽、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效应。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培育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还传承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草根文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指出此次论坛是全国首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讨会，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基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他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强调了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醒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研究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题材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在网络文学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网络作家在创作中应当树立一体多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客观地、历史地眼光书写文学，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倾向，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扶持力度，争取尽快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短板补上。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闭幕式总结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和网络文学同步联动发展起来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经从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色和网络文学的民族阵营，成为中国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构成中国网络文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已打造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精神家园，是文学新秀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网络写手多，知名作家有待成长;作品丰富，但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稀缺，批评成果薄弱等不足。这表明，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评论，都还处于蓄势待发的创生期和成长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干部辅导处处长欧阳文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兴杰教授等分别就网络文学的“贵州模式”、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产业IP开发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先生、《贵州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周真刚先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袁星洁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教授等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议人，出席了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此次论坛是该基地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贺予飞 张若玉)[责编:李婷婷]

摘要：在世界中心语的挤压、科学共同体与学究式研究的垄断下，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以下简称传统科技）与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要弘扬、建构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必须结束只承认科学共同体（以下简称科共体）、学究式研究不承认民间科学研究成果的怪异局面，彻底摆脱中华文化为霸权文化的附庸地位，对释义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予以重新定音。关键词：中华 科技 思想文化 失语 定音文化本身就是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来再指导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而并非象现在这样脱节，仿佛成为众人眼中的玩物。它本身并不复杂也不神秘。是历史以来人为的压制到人为的误导最后变成了惯性的迷失。于是科学成了神话，科学成了迷信。强调运用母语与本土方法研究中国学术，绝不是向后看，绝不是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才是当今真正的中国学术话语，绝不是主张回到古代。主要是因为很多学者主张“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超越西方，超越中国古代”。可以想一想，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最大的弊病----走不出西方的学术范式，走不出它的言说方式，走不出西方思想文化的阴影，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它就像藩篱一样禁锢了我们”。超越西方，超越中国古代就必须在精通西方，精通古代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面对被异化了的中国学术体系，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真正读懂，甚至在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知识时南辕北辙。如此的蒙昧，又如何能超越？！中医、天文、地理等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学科所经历的怪诞三部曲：第一步，翻译西学著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和术语；第二步，又用变成西学概念的词汇来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知识；第三步：再用西学外语词汇把所谓的中国传统学术知识介绍给外国人。而作为这些翻译者自身，则大多数不并真正精通中国传统学术知识。故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混乱以难以抗拒之势，在近现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迅猛扩展。非常糟糕地是，导致了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大多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因而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并把科学话语引入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这是应该的，事实上也是受到欢迎的。”长江学者高玉先生如是说。高先生怎么就不清楚，中华文明的伦理、医学、天文、地理等所有学科，是融为一体的！亦即伦理离不开医学；医学离不开天文；天文离不开地理！是怪诞三部曲导致了“传统话语或传统知识作为完整的体系在现实使用中不复存在了”，学术界才会误认为“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我们并不反对西方话语，只是反对西方话语的“中心主义”，我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只是反对学习西方时失去了自我。”（高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高玉先生强调的这一点相当正确，但是，却因为接下来的“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之错误认识，而必定失掉自我！须知，话语非常发达，且形成完备体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是建构在非常发达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科学基础之上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领先学科，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保留学科。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谱，认清这个谱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原来无法了解到的东西。运用母语与本土研究方法，将领先学科与保留学科融会贯通，使面目全非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与中医学返本归真。才能打破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使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得以真正的超越。高玉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最大的弊病在于我们走不出西方的学术范式，走不出它的言说方式，也可以说是走不出西方思想文化的阴影。话语体系决定了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它就像藩篱一样禁锢了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版30卷集中国科学技术史、启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近来兴起的读经热、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重建等等，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然而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夸夸其谈，隔靴搔痒，并不十分尽如人意。由于科共体和学究式“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产业，远离（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统学术界的天下，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涉猎范围太过狭窄了。“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而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应该仅限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这些被现代学术分类方法，类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积淀，类分为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历史积淀，应该而且必须包容其中。否则，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起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会残缺不全、形同虚设、没有根基的。重建起来的现代学术话语也是残缺不全、不能自立、自主、自尊、自强、自信、自足的。五四时期，面对两种自足的话语体系，我们无法协调，对于如何整合两者，似乎感到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最终采取的方式是简单的选择，即放弃传统话语而改换西方话语。当然，中国现代学术话语虽然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话语，但它与西方话语又有差别，它是翻译体的，即中国化的西方话语，能够言说中国现象和中国经验。但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事实上没有容纳中国传统话语，中国传统的术语、概念等，不再以体系的方式，而只能以因素的方式消融在现代话语之中。理论上，向西方学习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应该比西方更具有优越性，因为我们实际上站在更高的高度，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学习过来，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然而，在以西方现代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共体垄断与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学究式研究的唯唯诺诺、难置可否，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要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熔铸出符合国情，代表时代方向的具有科学性、穿透性和实实在在教化功能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对研究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语言重新定音，是很难达到预期实效的。一、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尤其应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首先应该看到，不能认可中华民族有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是阻碍重新定音的绊脚石。学术界普遍认为，“我们称之自豪的博大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1]所谓精英文化，是包括古代的诸子百家和近现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先驱与五四运动、现当代研究传统文化的各科学人所做的学问；所谓典籍文化，“最高深的当推我国先贤著作《老子》”[2]及《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所谓民间文化，则包括民间的小说、故事、戏剧、剪纸、年画、刺绣、竹编、雕塑，等等，等等。在笔者看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这两个部分，应该只能算作中华文化的一半。那麽另一半是什么呢？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中国的精英和典籍文化、民间文化，其内容细究起来，都离不开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制约与熏陶。如羲学、易学所阐发的天地阴阳；《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传统戏剧中的天地神灵；《西游记》中的二十八宿天兵天将；《红楼梦》中的女娲炼石补天，将石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其中的“十二丈”、“二十四丈”、三万六千五百块零一块，都可以在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天文历法的诸如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一年365日中找到它们的底本。在属于自然科学的天文学领域，中国的赤道坐标系有别于希腊的“黄道”、埃及的“地平”这两种坐标系，“希腊天文学是'黄道、角度、真实、周年’；而中国天文学是'赤道、时间、平均、周日’。”[3]由此而产生了西方与中国在学术研究方法中的中国重整体、重平均；西方重个体，重精确的不同。重整体、重平均塑造了东方人的特殊性，重个体，重精确塑造了西方人的特殊性。各民族的文化、信仰、习俗、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认知，无不体现出各民族的特殊性。中国民间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化，其根源正在于中国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然而“惟有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应该说是六千五百年）而不衰，至今仍然生机勃勃。”[4]绵延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化，是由阴阳五行八卦图示与陶文、甲骨文、汉字等象形文字为载体，没有断然割开地一脉相承留传至今。就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而言，天文学是传统文化各门学科的领先学科，中医学则是在其他国家的医学都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现代医学相抗衡、相媲美甚至相超越的学科，这两大学科的独特性则能从根本上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天文学中制订出来的历法二十四节气、干支四柱与中医学的诊断、治疗、用药、针灸、养生等息息相通，难道这些不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吗？试想这其中哪一样不与人们现时生活息息相关？谁又能说这属于自然科学的两大学科及其他如农学、建筑学、手工艺学等能够游弋于传统文化之外呢？只不过“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思想”的观念，在相当一部分学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学术界很难意识到要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发掘、抢救、整理与保护，很难意识到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无庸置疑地应该包容在传统文化之中罢了。二、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整体性地失语了近现代以来，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5]，很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语言人权，中国的学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从“之乎者也“的古代文字，转换到接近口语再加上由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名词组成的白话文字，白话文字成了近现代学术界的主要用语。由于“每一代人使用的语言都与上一代人略有不同。有时是在无意之间，有时是有意而为之（Stross,1975）。”[6]“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输出经济的同时，也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他们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号，日益蚕食着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并借着现代技术的揭蔽神话而铲除各个地域性堡垒，使之强行或不由自主地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作着无根的漂浮。”[7]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霸权主义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传统科技思想文化在被“纳入”技术“座架”的过程中，脱离了自己的根基而整体性地失语了。在纯学术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学人用现代汉语修辞方法和现代科学名词术语，释义古代汉语和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知识，如将有极限的“天地”与没有极限的“宇宙”混而为一；将老子的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释义为“万物背面为阴，正面为阳”，而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则是：万物依靠阴抚育阳，依靠阳支撑阴（有另文分析）；又如将动态的“阴阳五行”（四时五行）释义为固体的五种元素，等等。要知道，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中的“天地”、“日月”、“气候”、“气象”、“气”等术语，在很多语境中与现代科学是名称相同，实际内涵并不相同。古人所认定的“天地”是鸡卵形状，“地面之上皆为天”是指地的球体与环绕球体的天气；“日月”除了指太阳月亮、时日之外还指干支所纪的日月；气候指“气象、节令的变化”及“自然的景色、现象。”梁书·徐勉傳·答客喩：“僕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宋·范仲淹·范文正集·七·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岳阳楼之大观也。”即气象主要指春夏秋冬天地之气运行规律和漫无边际的气的漂浮游荡。古人所讲的“气”，涵概面相当广，包括现代人所认知的空气、引力、辐射、风化等多方面内容，气象即是指这些内容的现象；气候则是指由这些现象导致的万物变化规律。现代人所解释的气候是指：“一定地区里经过多年观察所得到的概括性的气象情况。它与气流、纬度、拔海高度、地形等有关。”即气候主要是指某一地区的气候特征。气象的含义也比较专一，主要指“大气的状态和现象，例如刮风、闪电、打雷、下雪等。”用现代汉语与现代科学的名词术语，来认知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知识，常常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进而将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连根拔掉。尤其是学术界似乎有一种媚外软骨病，即想方设法将对传统文化成果的定性向西方科学靠拢。比如对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二十四节气历法、十干（用来纪一年分十个月）、十二支（用来纪一年分十二个月）历法性质的认定，明明这些历法出自古代中国的赤道坐标系，却偏偏给他们定性为黄道二十四节（太阳历）、地平十二支[8]。这种将传统科技文化连根拔掉的治学方法，让人很难相信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版的30卷集中国科学技术史没有“作着无根的漂浮”。因为这些成果很难说完全摆脱了中学西化、中学西范的研究方法与语言桎梏，故而很难说是收效显著。读经热在这种语言环境下，能否读得懂就更难说得清楚了。三、“科共体”与“失语”所谓的“科共体”，实质上就是指使用西方近、现代科学范式进行研究的群体[9]。如主要由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这些群体（李约瑟先生的研究所等除外）很难认可中国古代有科学，更不屑对博大精深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一头雾水”，根本不懂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不能与西方人进行交流，而是“麻辣鸡丝”（《如此包装》小品中赵丽荣被包装后的名字）式的语言包装，使掌握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学人，根本无法与“科共体”平起平坐地进行交流。“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压迫一百多年，我们渴望在世界上作为平等的一种文化和他们对话。一百多年来，哪里存在什么文化的平等交流！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就是单流。先是西欧的流过来，后是东欧的流过来，再后是美国的流过来，一直流到现在。”[10]一些学者对流过来的知识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将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累累硕果当作垃圾乱抛乱扔。就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发掘、抢救、整理与保护而言，作为“科共体”，只有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少数机构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多数机构不仅无能为力，甚至还成了毁灭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无形杀手。自1915年正式成立最早的科共体之一----中国科学社以来，这些科共体对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抢救与保护，所起的作用是促进还是促退就令人无法恭维了。仅举七十年前国民党政府取缔中医的风波为例，“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11]尤其是当代，接受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灌输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及一些专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在接触到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相关知识时，他们会说：“古人讲的'气’与质子、分子、原子是什么关系？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连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懂，能算科学吗？”在接触到中医“人体气血运行规律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相一致”时，他们会讥讽地说：“人体与地球能有什么关系？”更为可笑的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连阴历、阳历都分不清楚，可见我们的科共体与学究式的专家学人，与“失语”是何等的默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取缔中医的遗风中吹成的中医研究所的中医研究员们，时至今日，仍在煞有介事地用西化了的观念对中医学进行着致命的攻击：“中医药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诊疗方法，是其葆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而其完整而封闭的理论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诊疗方法又成为其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首先，从理论上看，中医理论以自然哲学理论阴阳五行为骨架，脏象学说就是建立在脏腑阴阳配合、五脏间相生相克基础上的生理病理学。尽管阴阳五行确可反映事物内部相反相成的矛盾法则、五行学说可以反映事物间相互资生和制约的辩证关系，但这只能是从事物的总体原则上把握事物的性质，而不能详细周密地反映人身的脏腑实况。况且人身内脏不仅只有五脏六腑；脏腑间、脏与脏间的关系也非五行生克所尽赅，故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不足。”[12]全然不知中医的发展缓慢，完全是由于他们对中医学术理论的根----传统科技思想阴阳五行准确含义的无知，进而“滥砍滥挖”所造成的。坚持用本土方法、用母语研究发掘出来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成果，因为与科共体所推崇的现代科学体系不同，不被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机构所认可，所以也被他们无法认可。在他们看来，进行民间科学（专指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研究的群体，是在科共体之外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有些人的理论庞大无比，从宇宙起源到阴阳五行，从饮食起居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包，已无法归入具体学科。”[13]可叹的是，这些学人连最基本的古文常识：“天地”是有极限的，“宇宙”是没有极限的都不清楚，如何又能清楚宇宙起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连传统文化是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都不知道，难怪会徒劳地将这些知识，用仅有几百年科技史的西学分类方法予以类分。这些学人既忘祖，又不数典，更不懂典，甚至连“科学”一词的准确内涵都不一定能弄清楚，只不过刚刚走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的地步，就去帮霸权学术摇旗呐喊：民间科学技术研究群体的“'学术论文’（1）新名词极多，且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体系没有多少关系；（2）逻辑混乱，不知所云”。他们称坚持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进行发掘与保护的人为“民间科学爱好者”，认为“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顶多属于'科学向度的伪科学’，或者都柏林院士所说的赝科学。”[14]其实这些学者只不过是因为喝多了洋墨水，无法再喝进土墨汁，尽管说的是中国话却不大懂中国话，尤其是不懂古代的中国话，所以才会认为民间科学研究论著的“新名词极多”；因为不了解传统文化是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与西方用孤立的、静止的、条块分割、一叶障目的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割开来的体系大相径庭，所以认为民间科学研究论著，“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这种观念和持这种观念的学人，在学术界占居着主流和主宰地位，故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发掘、抢救、整理出来的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成果扼杀在胚胎之中。也正如这些学者所说：“如果我们把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别产生归结为其个人原因，则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大规模出现必有其社会原因，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15]只不过其社会问题不是这些学者所说的，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知识背景及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而是传统科技思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与无穷魅力，不会被强行的霸权学术所扼杀。坚持抢救与保护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民间科学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强权霸气，不畏冷嘲热讽，坚信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一定会重放异彩，而与坚持用西方现代科技窃取、取代、丑化、践踏传统科技的科共体进行反窃取、反取代、反丑化、反践踏的积极抗争。这些所谓的“社会问题”，只有在对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予以重新定音后，才能分辨出谁是谁非而得到真正的解决。四、学究式与“失语”正如白庚胜先生所说：我们过去对文化的认识是什么？用汉字记载在文献里的东西是文化，十三经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但是，老百姓的语言、信仰、风俗一直都不是文化。文化人并不是指懂得怎么过节、怎么酿酒的人，而是指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掌握文字知识、而是以吃这碗饭作为职业的人。这把文化理解得越来越窄，让文化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产业，远离自然科学。那种学究式的、以“穷首皓发，索章摘句”来充文化人的人，其实有的已经不再关心文化的存在，只关心学而优则仕，削尖脑袋去夺取权利和地位，甚至为了权利、地位而肆意诋毁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纠正过去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还原到生活当中，还原回与民众生存的质量有关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16]。用汉字记载在文献里的东西是文化，十三经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老百姓的语言、信仰、风俗是文化，过节、酿酒都是文化，那我们的民间科学就更是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很难说已经在世界中心语的话语圈，和中国学术界争得了合法地位，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17]。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而教出来的，虽然是在保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度中生长，但却是使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学术界的传统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人物、朝代、事件、史料堆砌。介绍生动有趣、多姿多彩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论著少之又少，且枯燥乏味，甚至只剩下缺血少肉的骨架、骷髅。一些学人论述传统文化，不论是相同观点还是对立观点，其论点、论据多是大同小异。而且常是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东方古代学问的概念和框架，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象中药的当归、熟地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一样，用西方人的理念来组合、来判断[1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引用文献时，多是从《尚书》、《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史籍中各自摘出同一种意思的一段，不仅容易断章取义，而且非常有利于剽窃抄袭。还有一些学人只满足于自圆其说，执一孔之见，为了证实自己的某一论点正确，尽可以随意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拿来，得出的结论根本经不起检验与推敲。那些不痛不痒的“山上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大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山上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之类你嚼了我嚼他又嚼的“馒头”，尽管连篇累牍，却没有多少新意。别说每天应付外语、计算机等学科考试的学生不愿意看，就是我们这些与古文字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中年人有时也看得味同嚼蜡。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历史学专家，死抱着“疑古论”不肯放手，坚决不把地下出土实物与地上文献的记载密切结合，让出土实物只能被观赏、被炫耀，不能成为证实文献记载真实可信的物证。令人十分痛心的是，“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面对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一些研究国故的精英声称：“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19]原因是这些学人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探讨。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是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19]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有“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节。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20]这些学人虽然也承认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文化，但是却不太了解传统科技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医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古代中国天文学与西医、西方古代天文学同属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象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在各国之间可以不分彼此。作为权威性的学者，竟然也会不加考证地听信运用中学西范方法，削足适履出来的对传统科技成果的荒谬评价。这些文化精英不是对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可见霸权学术对现今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之深、之广。不注重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研究传统文化的结论竟是如此的存在漏洞！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根源处出的问题需要从根源处着手才能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误读，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与恶意践踏！到现在，她的内容体系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她的精神价值何在已经不得而知了！现在的中国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美希腊，言必美罗马，言必美希伯莱。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之深且细，已经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他们视西方文化为己之家珍。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宝物而弥足珍贵者也。），而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则一团雾水，不甚了了，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国文化的刻意歪曲之意了。……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进而'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亦不复存在了！”[21]这些学者所说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那种学究式的、以“穷首皓发，索章摘句”来充文化人的人，已经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雾水先生”的“盛名”，他们身在中国，心在西方，做出来的学问，“竟然比翻译过来的洋人文章还欧化，本来挺明白的一句话，非要颠来倒去七拐八弯说得让人弄不明白。----可是现今不少报刊编辑还特别欣赏和推崇动辄数千字的'博士体’文章----”[22]真正有价值的民间研究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文章却被他们毫不手软地打入冷宫。一些学人只知道世界上有生物、化学、物理，用他们推崇的中学西范闭门造车，去迎合霸权学术“科共体”的认可，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中华传统科学，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创建的中医、古代中国天文学等瑰丽国宝。他们对真正原汁原味儿的传统文化接触甚少，似乎并不关心文化的优劣，只关心要学位，要权利、要金钱、要地位，只要得到这些能供自己享受物质生活的利益，肆意诋毁中华文化也在所不惜。而学术界对这类人好象还宠爱有加，处处为其大开绿灯。“当今人们的'灵魂败坏’的程度又更甚于前三个世纪。一方面是贪欲、攫夺欲、征服欲在'知识爆炸’刺激下的急剧扩张，一方面是灵魂得已自持的良知的愈益隐没，这是今日所谓人类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由所在。文化危机也是生存危机，但危而及于生存的不是物帛的匮乏，而是心魄的掠夺。”[23]应该说文化危机是以人的物质贪欲为中心，人的物质贪欲包括无限度地挥霍地球资源，而无限度地挥霍地球资源同样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同样会导致物帛的匮乏。“中国当代文化危机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24]“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突出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仅仅有知识而欠缺文化。从而导致“传统文化如何由学术资源生成为具有言说当下能力的思想资源。在当下语境中，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制衡作用在转型中，日益失效而导致价值平面化，实际上是意义世界的失效及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致使现实世界无序化及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历史感和责任感，……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使本来复杂的语境愈发纷纭莫测。……在当今语境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学者不能把民族文化纳入西方轨道，也不能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找出一条切合中国现实的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之途……事实上没有价值理念支持的民族文化诉求，极易沦为全球文化中的附属性、工具性的存在，使文化的内向度萎缩，失去文化的稳定性，导致文明灾难的发生。”[25]可见学究式研究的价值虚空、学用错位与对文化认识的不完整，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失语。五、重新定音，任重而道远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文化的整体性失语，有历史也有现当代的因素。频繁的社会动荡、朝代更替导致具有七千年以上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化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当代的霸权学术垄断、歧视、蚕食，使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失语”实在是在所难免。科共体、学究式对“失语”则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健康的人体，依靠科共体、学究式重构起来的中华文化只能是半身不遂的人体----半生不熟。整体性地重新定音是实现中国现时的创造性转化文化之途的必经之路。然而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科共体、学究式群体，已经严重丧失了发掘、抢救、整理与重建传统文化的功能，也严重丧失了重新定音的功力。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当前，东方、西方都无法躲避地必须面对人类文化危机。西方优等种族文化无法解除这种危机，能够解除危机的法宝蕴藏在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可喜的是赛义德、斯皮瓦克、路易莎·马飞等学者引领了反对霸权学术、呼吁保留多民族语种与多元文化、发现东方、重新认识东方的世界学术潮流。这一潮流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支配的大势所趋，无论是霸权学术还是科共体，抑或学究式都无法阻挡。作为具有悠久人类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如果不跟上这一潮流，则上对不起先人，下愧对子孙，然而最对不起的却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身心灵深处只有自己才能心知肚明的良知。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科技文化的整体性重新定音，无论是科共体、学究式还是民间科学家、爱好者、保存者，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地加入其中。应该象启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那样，启动传统科技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程。作为国家科研机构与管理部门，首先要改变旧观念，正视东、西方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存在的无法弥合的差异，重视被科共体、学究式排挤在外的传统科技文化研究成果，改革旧的科研体制，减少对实效虚幻的科研课题支付劳民伤财的资金，尽最大可能地将科研经费用在真正有价值、有实效的科研成果上。尤其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科技文化，应该予以最大限度地发掘、搜集、抢救、整理与保护。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允许民间科学研究者走入评定机构，且赋予他们与科共体、学究式的学人平起平坐、畅所欲言的申辩权利。综合各相关学科知识来推敲、验证民间科学研究成果的真实性、科学性。惟其如此，才能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保存下来的传统科技文化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知道，“有其事必有其理”，传统文化的辉煌，离开严谨、精深、博大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身居科共体、学究式中的知识“文化人”应该脱胎换骨，走进生活，走进民众，走进产业，走进自然科学，真正关心文化的存在，对无论是保留在典籍还是保留在民间的传统科技文化成果进行实实在在的发掘、搜集、抢救、研究和整理。不要只关心学而优则仕，削尖脑袋去夺取权利和地位，不要为了权利、地位、为了得到霸权学术的残渣剩饭而肆意诋毁我们的传统文化。应该尽快纠正过去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还原到生活当中，还原回与民众生存的质量有关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要知道，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没有优秀中华文化的重构，即使得到霸权学术的认可，作为附庸藩属[26]式的科共体、学究式的知识“文化人”也是很难挺起腰杆做学问的。所谓民间科学家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困、耐得住苦行僧生活，只不过是“内行人”所说的外行话，是持专谋一己私利价值观念的“文化人”根本不懂中华传统文化真谛，而自身处于思想文化危机之中的哀叹。不驱除病态价值观念则永远无法深入到先哲们的那美妙绝伦的思想境界，无法发现先哲们那敏锐的观察力、那睿智的思想力，更享受不到与先哲们那精练的金口玉言进行交流时所获得的身心愉悦与无穷乐趣。希望笔者的一番“异端邪说”，能够警醒致力于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学人，时时刻刻不忘华人歌手张明敏先生激起全世界华人共鸣的《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下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如何，无论何时，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重新定音，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中国人，是曾经领先世界文明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就不会轻视自己，轻视自己的祖国，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要我们立志做不愧对祖先，不愧对后人，不愧对自己良知的中国人，就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被霸权学术改变了音韵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定出经得起史实、经得起事实、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之音。参考文献[1]；[10]；[16]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建设的思想准备·高有鹏主持《“中国民间文抢救与保护”》 笔谈.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3.1-15[2]《老子》与《选对池塘钓大鱼》.《中华读书报》2004.3.10.18版；[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一九四四——一九八四）·沈阳：辽宁科技社，1986：464[4]史继忠·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M]·贵州民族研究·2002.4.21-28[5]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第八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路易莎·马飞·濒危语言 濒危知识[M]·社会科学杂志（国际中文版）·2003。3：109-115[7]；[25]范玉刚·“中国形象”：定位于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诉求阐释[M]·[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1期：23-27[8]张宁·试论十二支的赤道属性[M]·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期[9]施若谷·“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M]· 自然科学史研究· 京·199901：1～6[11]；[18]张鸣．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M]．读书．2002．6：136-142[12] 宋正海、李勇锋主持中·国科技传统的缺陷笔谈·王树芬（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中医理·论的先天不足[M]·[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科学技术哲学·1998年第8期[13]；[14]；[15]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M]·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7期[17]叶世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学术月刊·2002年10期，P85-91[19]任继俞·瞻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M]·2002年12期·新华文摘，P25页[20]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M]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3期P5[21]中评网：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22]耿法·闲话“博士体”·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7日[23]黄克剑·学术自觉与学人境界·东南学术·2002年5期[24]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26]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6期：11-注：这篇文章，是笔者在2004年，就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建设的思想准备·高有鹏主持《“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 笔谈.所谈到的问题写就的。曾在“世纪中国”，360图书馆，人民网天涯等网站发表。前期【净毒立言】推荐项：1、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毒言推荐：陈大漓）2、中国古代相比西方，缺乏科学精神（毒言推荐：陈大漓）3、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统治（毒言推荐：王岩林）4、封建地主、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所有制和有地主阶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等（毒言推荐：王岩林）5、中国古代钦天监、司天监系统的观象授时，是巫师们的封建迷信活动（毒言推荐：慈天元、韦宁）6、农民起义导致了古代的改朝换代，反抗与推翻统治阶级的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毒言推荐：王岩林）7、中国人没有信仰，华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思想混乱和腐败问题的根源是丧失信仰（毒言推荐：慈天元 王岩林）8、基督教的经典译作《圣经》（推荐理由：佛经、道经、儒经皆没有自推为“圣经”。 圣贤之道，没有宣鬼神为'圣教'之理。 建议：改译作《耶经》或《神经》。立言人：慈天元）9、士人，是大道中华的文明之心。（立言人：王岩林）10、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是政党组织条件下的一代新士人。（立言人：爱爱）11、电磁波学说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毒言推荐：程奉献忠 立言：不存在电磁波；不存在作为基本力的强、弱作用力；不存在所谓的时空弯曲、宇宙学红移等；建立在电磁波基础上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12、全面重建与高扬中华士人文明话语，是夺回自身历史解释权至为关键的一步。（毒言推荐：王岩林）13、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毒言推荐：慈天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自有一套根本关联着自然、大道的整生罗緝（立言人：薛英俊）14、对中国史前研究证明，不是简单的“石器时代”；而应是金属时代之前，先后有一个“木石前盟”复合工具时代和火技术陶器时代（净毒立言人：陈明远、金岷彬）15、冠之以“爱智慧”名的哲学名不副实，未能爱全部的智慧，更没有卯定于道的大智慧（净毒立言人：王岩林）16、西方所标榜的“市民社会”，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体现。（净毒立言人：爱爱）17、道，是中国人一统知行的最大成就；道之统系，让中华文明始终能够知行统一地合于大道（立言人：王岩林）欢迎同样感受到毒话语之痛、有为大道中华立言意愿的五湖四海朋友，积极加入或赐稿《净毒立言》、《科玄与道》、《文字文明》、《大道中华》四大专栏，让我们一同去搅动中华之道当代话语的时代风云吧！【开设了一个“构建中国新时代话语”投票区。欢迎投票。在此谢过。】

刘邦一（左）王六一（右 ） 1979年8月底，我天天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与中外观众一起在露天观看＂贵阳五青年画展＂中刘邦一的作品，为中外观众充当翻译和解说员。2018年5月我从京返筑，到贵阳美术馆参加＂刘邦一油画展＂开幕式。从左到右 刘邦一、王六、尹光中、向光、刘建一、曹琼德物换星移，四十年一晃而过，我们当年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下子都过了花甲之年。言为心声，我认为这一画展名＂觅色浪怀＂真取得好，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邦一兄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与浪漫的艺术情怀。刘邦一 《盛典》油画邦一五岁即能画马，小时在我们的山城被誉为神童。不论是在中小学读书，下乡当知青，还是在工厂干活，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作画。令人称奇的是他一门四兄弟，大哥定一、二哥建一、老三邦一都擅长丹青，其国画、油画、版画，无论是写意、风景、人物等皆有佳作不断湧现。他们三兄弟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就与贵阳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们，到户外写生，在家中探讨画艺，自办展览。这些对艺术抱有宗教般虔诚与热枕的青年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与相比于他们年长的一批艺术家形成了中国美术界的贵州现象。邦一更作为＂贵阳五青年画展＂中的一员，无形中掀开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重要的一页。刘邦一 《黔灵公园》油画我认为，刘邦一的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自觉地接受俄罗斯、苏联绘画的影响，还吸收了点彩派、印象主义等艺术。在他的作品中，有像由人民大众之躯构成的《纪念碑》这样宏大叙事，具有史诗般意义的扛鼎之作，有充满了诗意般抒情、优美动人的风景油画······。我在这次展览中，又见到了当年他在京展出的几幅油画风景作品，如《黔灵公园》、巜老贵阳邮电大楼》等，真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油然而起一种亲切、怀旧之情。这些用纯真、美好之心创作的作品，渗透着对自然的热爱，充满了乡情，亲情。它们不仅唤起了我们对故土的眷恋与热爱，还为我们城市，我们的国家留下了鲜明的历史记忆。刘邦一 《老贵阳邮电大楼》油画邦一兄和我在八十年代初在大专院校毕业后，改变了我们当工人的命运。他从四川美院分配到贵州省美术工艺研究所，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而晋升为所长，成为当时最年青的处级文化官员。我则因略通外语，一度在贵州省外事办对外友协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我曾带西德、美国文化艺术家到他位于市中心延安路上的所里参观访问，进行文化交流。我发现邦一在工艺美术研究所，有更多的机会深入考查与研究贵州丰富的少数民族艺术，经他过手和收藏的苗绣、腊染、服饰、牙舟陶等充满浓郁民间气息的艺术品，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在这次画展中所展出的布面油画《盛典》、《生命》堪称这方面的力作，而他将中西艺术打通的《传统．时尚》，更显示他的作品超越地域性，具有国际和前卫艺术的风格与特点。刘邦一 《生命》油画刘邦一 《传统．时尚》油画我后来得知邦一离开了工艺美术研究所，折腾了一阵后到贵州民族大学艺术系当上了教授，我则从国外回来不久后，到京工作。我们各忙各的，联系并不很多。但我不时从章丽丽姐那儿，得知他的一些消息。近年来，我因在贵州举办国际动漫和展会，有机会返回贵阳。承蒙章姐、琼德兄邀请，有好几次在河滨公园茶馆与邦一兄把盏共饮。邦一兄的酒品与他的人品一样，豪放而不失温柔，率真而无城府。酒到兴头上，他那双小眼睛变得更加炯炯有神，听他讲叙的一些逸事趣闻，使我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快乐。微信的便捷，更使我从邦一兄在所＂晒出＂的新旧作品中，大致寻觅到他的艺术旅程。刘邦一 《清风和畅》国画邦一兄这十几年，特别是在他退休后，更有时间和精力从事他酷爱的艺术。画画于他就是一种生活。他到江浙地区采风，上陕西老家寻根，赴海外游学，丰富的人生经历更加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厚的积淀，我从他热衷收藏汉罐与陶俑这是些中国上千年的艺术品中，捕捉到邦一的艺术心迹。他这位以油画起家，擅长陶艺的艺术家，与老一辈创作西洋油画的大师林凤眠、刘海栗、吳大羽等一样，在中老年后，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他开始画国画，不时写一些谈艺录、打油诗之类的短文。这些亦庄亦谐的文字与他所画的人物、花鸟画相映成趣，别开生面，耐人寻味。刘邦一 《梅竹依旧迎春风》国画邦一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作画，决非是为了应景、宣传。他画画已达到随心所欲之境，他自由地遨翔在艺术的天空。画展开幕式结束后，在由贵阳美术馆馆长李双俊统筹，曹琼德兄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在听了若干位艺术家、评论家对他画作的评论后，以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自己平生之所好为“艺术、老酒和美女”。听此言，观其画，我更加感到邦一真有趣，邦一的作品真好玩。“觅色浪怀”一一刘邦一油画展（2018.5.11-18）在贵阳市美木馆举办。刘邦一：男，汉族，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工艺学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雕塑家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油画及工艺美术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美展并多次获奖及发表，并有六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专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绘制油画《黄果树瀑布》。论文二十余篇在《中国工艺美术》、《美术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中国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年会》、《贵州民族研究》、《陶瓷科学与艺术》等刊物发表。王六一：国际多媒体文化协会秘书长、亚太动漫协会秘书长、中国荔波国际儿童动漫节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客座教授、三辰出版社总编辑，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国际版权业务及动画产业与会展的策划和经营。（独家授权来源：“经受今生”平台 ｜运营编辑：伊文）

导语：我们从哪里来？在数十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如何从共同的祖先逐渐演化成为不同的族群？这一直以来都是有意思的问题。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汉语、藏语、羌语、缅甸语等400多种东亚语言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有关学者历时两年多，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揭示汉藏语系约6000年前最早分化于中国北方。12021年2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张虎勤教授带领的生物信息人类学团队与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及哈佛医学院David Reich教授展开深度合作联合全球43家单位85名共同作者在《自然》（Nature）期刊在线发表文章《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研究人员利用古DNA数据检验了东亚地区农业和语言共扩散理论证实了汉藏同源等结论《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336-2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青藏高原自40000-30000年前就被现代人占领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出现才有证据表明永久占领其实先前学者的有关研究从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方面也证实了汉藏同源这一发现考古学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各种考古遗址的发掘都显示出青藏高原地区的细石器与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细石器（图源：百度百科）语言学藏语的所有基础词汇比如说1-10的数字、身体的部位和汉语是有同源关系的汉藏语系包含了457种语言是世界第二大语系内部主要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又包含了彝语、缅甸语、藏语曼尼普尔语、羌语、嘉绒语等藏缅语族分布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和原来的矮黑人融合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族的祖先由于华夏族在渭河流域发明了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华夏族从渭河流域发展到了黄河下游秦汉时期又大规模进入了长江流域发展成为了汉族遗传学考古学证实的该地区农业扩张时间也得到了Y染色体证据的支持即汉藏民族之间的一个共享单倍型群（Oα-F5）起源于公元前3800年左右的一个男性祖先黄种人的Y染色体为O滇缅地区是黄种人的分化地区留在东南亚和进入中国东南地区的为沿海支进入云南深入内陆地区的为内陆支Y染色体分别是O1和O2东亚地区的民族迁徙线路中外科学家通过遗传Y染色体的测定大约 6000 至 10000年前（新石器中期）藏缅语系的祖先从黄河中上游向南迁移其中一部分进入云南、西藏南部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现在当地汉藏语系人群的祖先而其中另一部分在与中亚人群混合后则成为现代藏族人的祖先重构东亚人群遗传形成史a、 根据祖先的比例，为从假设的沿海扩张（绿色）、内陆南部扩张（红色）或内陆北部扩张（蓝色）和种群中衍生出来的血统着色。虚线表示混合。灰色圆圈表示抽样总体，白色圆圈表示未抽样的假设节点。b、 模型拟合中使用的东亚个体的位置和日期（颜色表示大多数祖先来源）在艰苦而漫长的迁徙岁月里因生息繁衍的地理环境不同才出现语言、体貌和风俗上的差异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水岭藏族祖先在今青藏高原、甘肃陕西、宁夏、新疆这一广袤地域上与当地部族和东迁的中亚人群混合经过数千年的杂居、渗透融合后才繁衍出今之藏族人群那些一往认为藏族是土生土长在西藏高原上的学术观点是很难以成立的它与现代科学发现的新材料、新论证是相违背的2时间拨回到13年前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事后查明这天，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24468.789万元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 在拉萨市，一名右手持铁链的不法分子在焚烧中国国旗，另一名不法分子手持长刀。新华社发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在拉萨市，处置打砸抢烧事件的武警用盾牌抵挡不法分子投掷的石块。新华社发这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这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是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作为藏传佛教界人士要主动适应新的时代找好自己的定位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服务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绝不能成为拖后腿的角色”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指出西藏社会发生转变藏传佛教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审议各项决议和报告草案。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参加讨论。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摄班禅说藏传佛教的初衷和追求是祖国兴、人民好、众生安班禅曾将中国的五大宗教比作五根手指受访时再次谈到“只有团结汇聚成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促进各宗教各民族彼此和衷共济和睦共处、和谐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去年，班禅先后去往西藏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的25个县区33座寺院举行佛事活动及社会调研他介绍，一路走来亲眼看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农牧区脱贫攻坚中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几句话能很好描绘新旧西藏农牧区百姓生活的对比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反华势力借西藏和藏传佛教议题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治藏方略去年，美国通过了涉藏法案系统性干预中国西藏事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截图对此外交部回应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过去60多年来，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变化。当前，西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宗教和睦佛事和顺，文化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正在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也越来越理解支持中国的涉藏政策。涉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敦促美方客观看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境外的反华势力他们关注的绝不是西藏人民他们关心的也绝不是藏传佛教他们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团体关心的是自己的团体利益而真正关爱西藏人民关心藏传佛教的是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班禅强调他们将中国的涉藏及宗教事务炒作成国际热点话题再转化为其所用的政治筹码这种情况，只要是心智健全立场客观的人都能看清楚他表示，无论外部干扰有多大都不会丝毫影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和恒心参考文献：[1]黄成龙.新中国汉藏语研究70年[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6):69-73.[2]张民权.汉藏同源假说与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汉藏同源的谱系关系及其研究方法讨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5):10-17.[3]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J].汉字文化,2009(06):5-9.[4]任树民.汉藏同根同源历史踪迹溯源考[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02):22-26.[5]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J].民族语文,1989(01):56-77+6.[6]Wang, CC., Yeh, HY., Popov, A.N. et al.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Nature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336-2[7]Hofreiter M, et al. Ancient DNA. Nat Rev Genet,2001, 2:353-359.[8]Nielsen R, et al.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through genomics. Nature. 2017, 541(7637):302-310.[9]Robbeets, M. & Savelyev, A. The Oxford Guide to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Oxford Univ. Press, 2020).[10]Shi H, et al. Y 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 2008, 6:45.[11]中国政府网、中新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北京日报来源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编辑：谢永利流程编辑 邰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