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研究所

2020年桂林市戏剧创作春季改稿笔会成功召开为繁荣我市戏剧创作，培养戏剧创作队伍，推出更多戏剧精品，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桂林市群众艺术馆（市艺术研究所）承办的“2020年桂林市戏剧创作春季改稿笔会”于6月29日至30日在我市临桂大酒店隆重举行。以下是视频：01:01本次笔会收到来自自治区创作中心、市艺术研究所以及永福、荔浦、临桂、平乐、资源、阳朔、恭城等各县（区）的作品24件，30余位作者参加了此次改稿会。会议邀请了国家一级编剧唐建华副馆（所）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志梧、国家一级导演刘夏生、国家二级编剧易玉林等业内知名专家，对作品进行了现场点评，并对作品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戏剧创作改稿笔会为我市重要品牌文化活动，每年举办春、秋两期，为我市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已为桂林市戏剧创作剧本库孵化优秀作品30余部，其中，多部作品呈现在区内外舞台，展现了我市良好的戏剧发展面貌。摄影：郑智敏文稿来源：广西桂林市群众艺术馆 作者 周丹其他资讯请点击以下标题阅读：—— E N D ——

桂林，简称桂，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国际旅游胜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著名景点漓江、象鼻山、东西巷、靖江王城、芦笛景区、七星景区、会仙湿地等。桂林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认定命名的万年智慧圣地，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旅游兴于南宋，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美誉。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桂林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全国第四，仅次于京沪镐。桂林接待过国外元首与政要近200位。桂林是连接西南、华南、中南最便捷国际旅游综合交通枢纽和3小时区域性国际航线--3小时可达亚洲主要城市。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门户城市之一、“一带一路”和黔粤湘桂交界重要联接点。桂林北接湖南、贵州，西南面连柳州，东邻贺州，属山地丘陵地区，为典型喀斯特岩溶地貌，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亿万年风化浸蚀，形成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

电力运行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随着疫情阴霾逐渐散去，广西桂林本地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用电负荷呈现增长势头。电能表、互感器作为电能量贸易结算的依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本控制。近日，桂林市计量测试研究所技术人员急企业之所急，克服远途跋涉和现场作业环境艰险的困难，深入到乡村为某公司使用的三相组合互感器（计量箱）进行现场计量检定服务。技术人员对三相组合互感器（计量箱）进行计量检定技术人员对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能表进行计量检定技术人员对多功能电力仪表进行计量检定同期，应企业的要求，桂林市计量所需紧急对该企业送检的一批电能表进行检定，其中有多块多功能电力仪表接口特殊，每块表需要通过复杂的接线方式进行检定，耗时较长。为了缩短检定时间，使企业能及时安装使用。该所技术人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时完成了这批计量器具的检定，确保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桂林生活网讯--桂林日报(记者 陈静)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3万多年的人居史。根据对桂林史前文化遗址的调查，桂林市辖行政区一共发现史前遗址169处，成为全国在中心城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今年10月，桂林又有两处史前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位于临桂区的大岩遗址和位于雁山区的父子岩遗址。近日，记者走访了这两项史前遗址的申报单位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听文物专家讲述了两处史前遗址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父子岩遗址全景照桂林地区因其典型的喀斯特峰林峰丛地貌而于2014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丛状山峰遍布，这些石山多有第三纪以来经流水溶蚀而成的山洞，这些天然形成的山洞就成为了早期人类的栖居之所。据文物专家介绍，大岩遗址发现的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遗存，该遗址发现了岭南最原始的陶器;父子岩遗址发现的则是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历史遗存，进一步填补了在甑皮岩遗址之后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大岩遗址：发现岭南地区最原始陶器大岩遗址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二塘村委小太平村下岩门山北麓，发现于1999年。该遗址与甑皮岩遗址分别位于万福路的两头，距离桂林市政府所在的创业大厦只有3公里，是一处史前洞穴文化遗址。考古人员介绍，大岩遗址由A、B两洞组成。A洞位于东侧，B洞位于西侧，两洞洞口相邻，均朝向正北。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A洞，洞内及洞口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现存总面积约300平方米。2000年大岩遗址发掘现场2000年和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A洞进行了两次主动发掘，发掘面积合计92平方米。“该遗址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碎片为主。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是3件估计制作年代距今为12000年左右的古老陶器碎片。”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海介绍，这3件陶器的器形简单，制作时加砂较多，选用的火候低，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代表显得尤为珍贵。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制作技艺相对成熟的圜底陶器，年代距今10000多年。其中，一些陶器内外都有绳子的纹路，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11000年前，是桂林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标本。周海告诉记者，该地层变化相当复杂，自然堆积层次最多达33层。考古人员在发掘中获得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和自然遗物，除了陶片外还包括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依地层迭压关系及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自下而上大致可分为八个时期。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到了秦汉时期。该遗址年代跨度如此之长，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极为少见，在广西洞穴遗址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周海透露，对大岩遗址的考古发掘背后还有一番不易：依照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我市考古工作者所采取的考古发掘方式绝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等而进行的抢救式发掘。“这些原始陶器得以‘重见天日’，主要是因为桂林城市空间的拓展、国家相关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新文物保护政策的出台。依靠大遗址一系列保护、展示、利用的恰当模式，我们提出主动发掘申请，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回忆起第一次到大岩遗址的情景，周海感慨：“当时万福路还没修，大岩遗址周边连人都看不到，四处野草丛生。”挖掘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考虑：如果这处遗址大范围发掘并取得了重大发现，保还是不保、怎么保、从哪里找经费投入?最终，在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墓葬10座、用火遗迹10余处后，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暂停了对大岩遗址的发掘。然而，大岩遗址的“神秘面纱”已撩开一角，确实不应该一直沉睡在洞穴中。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初步发现，大岩遗址是目前桂林市发现人类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洞穴遗址。古人类从距今1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10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大岩遗址中堆积形成的文化层2.3米厚，保存了丰富的地层关系及文化遗物。这些遗存为后人了解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那一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岩遗址的考古发现让周海和同事们收获了太多的惊喜。首先，以实物填补了桂北地区陶器起源的空白点。在早前的报道中，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珍说，桂林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洞穴遗址大致分为甑皮岩、大岩、庙岩等3个聚落群，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岭南众多史前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桂林也因此被考古界认定为中国最重要的陶器起源地之一。大岩遗址出土的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11000年前的陶片，使桂林陶器发展的序列得以补充完整。其次，通过对大岩洞穴功能区划分的了解，也解答了甑皮岩遗址研究过程中一些没能解决的谜团。甑皮岩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政策上不允许研究人员继续大范围开挖。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研究人员很难了解生活在甑皮岩中的古人类使用洞穴时怎样对空间进行布局。“洞穴中哪些地方有什么专门用途?”研究人员只能借鉴同类型遗址的考古研究结果或史料进行解答。2000年，大岩遗址的西侧发现了古人类的墓葬区，但没有找到生活区。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些用火的痕迹，却没有找到灰坑(即古人类开挖后用于丢废品、垃圾的坑)以及灶台等生活遗存。结合两次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同一时期的文化层中，既找到了墓葬所在地，也找到了生活痕迹，用最直接的考古证据印证了古人类“生死同穴”的情况。周海说，大岩遗址此次之所以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益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桂北古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并填补了以往研究不足而留下来的文化缺环。通过对该遗址的科研可以揭示桂北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面貌，并将首次揭示桂北地区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直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展示了古代文化与古代文明。种种迹象表明，大岩遗址将成为桂北古文化的一个标尺，考古界认为，其学术研究价值非常重大。 父子岩遗址出土的第三期玉器父子岩：填补桂林史前至商周历史空白位于桂林市雁山区奇峰镇附近相思江与漓江交汇处的父子岩遗址，是一处近年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由洞穴遗址、山脚遗址、山顶遗址、坡地遗址组成。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类是以一点为中心、多点分散居住的。考古人员在山脚和坡地遗址，在铁铲深挖、竹帚轻拂下，房基、墓葬、灰坑、柱洞、排水沟等遗迹慢慢显露出来，同时出土了穿孔石钺、玉管、玉镯、凹刃石锛、石斧、石镞、纺轮、敞口罐等遗物。这些发现让考古专家振奋不已——— 父子岩的文化遗迹现象之丰富、遗物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填补了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是研究桂林该时期文化面貌的唯一材料。2017年，父子岩遗址群考古研究成果公布，表明桂林人自5000年前开始就已经在漓江边建房而居了。父子岩遗址的挖掘也进一步填补了在甑皮岩遗址之后桂林史前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在挖掘研究中，考古学家推测，父子岩文明很可能最终孕育了桂林文明。也就是说，这些5000年前在父子岩生活的人类或许是桂林人真正的“老祖宗”。据全程参与挖掘的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军介绍，2006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漓江流域进行专题调查时首次发现了父子岩遗址(洞穴、岩厦堆积)，随后在2013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父子岩遗址首次被登记在册。不过，一年之后，父子岩遗址的挖掘才开始。韦军说：“只有对遗址进行初步研判，才能确定谁最有资质进行考古发掘，这也是本着对遗址科学负责的态度。”当时，桂林市组织了全国部分著名考古专家以及本地考古学者对遗迹进行辨识，初步断定遗迹的年代在7000—5000年前。据周海介绍，从距今7000多年前开始，湘西地区的“高庙文化”开始越过越城岭向漓江流域扩张，原来居住在漓江流域的“甑皮岩人”逐渐向南退却，并最终渡过西江迁徙到广西南部和东南亚半岛北部，引发了当地的新石器文化。7000年前甑皮岩人走了，此后桂林的文化如何延续，一直以来都是考古界的空白。而父子岩遗址的发现，恰恰填补了甑皮岩遗址之后的历史。经过这一番初步调研后，最终确定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四家单位的专家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父子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谓惊喜连连，其价值远超预期。”周海介绍，考古发掘从父子岩遗址的山脚区域开始，其间又发现了父子岩遗址的台地堆积、山脚堆积。随着越来越多历史遗迹和遗物的出土，大家意识到，父子岩遗址的价值很可能远远超过当初预想。在挖掘小小的一块区域内，考古人员就有重大发现。大家普遍认为，父子岩遗址主要包括了洞穴、岩厦、山脚、坡地和岩山五种类型，并且五种类型也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一定历史断代的。据考证，父子岩遗址各类型堆积之间，洞穴类型时代较早，约等同于甑皮岩遗址时期;坡地类型比洞穴类型稍晚，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岩厦、山脚类型与岩山类型基本处于同一时间段，比坡地类型稍晚，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间。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坡地类型处于岩厦、山脚、岩山三种类型之间，其文化内涵有一定的顺承关系。相比甑皮岩遗址的洞穴类型，父子岩的发现大大丰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父子岩人”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周海说，由于遗址价值远超预期，考古人员有意放慢了对父子岩遗址的挖掘脚步，在2年多的考古发掘中，发掘面积仅为268平方米，发掘最深处距地表210厘米。发现了包括陶片、石器、骨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尤其是房基、墓葬、灰坑、排水冲沟、火烧土等遗迹的发现，进一步反映出当时父子岩人的生活场景。”周海告诉记者。周海向记者展示了当年的考古发掘图片，在父子岩山脚下的一块已平整过的泥地上，有数个圆形小坑。周海说，专家测量间距后得出结论，这几个小坑就是“父子岩人”用于支撑房顶的底柱，而它距今至少有5000年了。“尽管此次还未出土相关房屋构成的其他要件，但仅凭这几个小坑就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先民建造房屋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该房基也是考古界首次在漓江边发现的人类房屋遗迹。“也就是说，桂林人自5000年前开始，就已经在漓江边建房而居了。”周海说，“父子岩人”在房屋里生活的痕迹能很轻易地从遗迹中看到“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我们在灰坑里发现了不少陶器、算珠形纺轮等，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或者制作陶器，还会织布缝制衣物了。”不仅如此，考古学家在房基的另一处还发现了火烧土，这是人类使用火种的证据。这说明“父子岩人”会生火取暖和做饭。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5000年前的“父子岩人”生活还很“考究”。考古学家在房基周围发现了排水冲沟，这说明先人在建房时已经考虑到房屋排水等功能了。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父子岩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如穿孔石钺、玉管、玉镯等，还有制作玉器的先进工具，如凹刃石锛、石斧、石镞等。“在国内其他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玉器早已有发现，但在桂林还是首次发现。这些玉器也许是桂林与外地文化交流的结果，也许‘父子岩人’本就是携带外地文化的入侵者。这些都值得我们日后进行探究。而凹刃石锛是用来生产玉器的工具，在此前桂林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过。这也说明到了父子岩的历史时期，桂林的人类已经开始生产玉器了，说明这里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比甑皮岩人时期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周海说。其中穿孔石钺的出土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不小的疑团。据考古史料记载，穿孔石钺是一种精美的礼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地位极高的人物才能拥有它。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只有酋长一级的人物才可能佩戴。也就是说，父子岩极有可能是古代的一个部落生活的地方。“加之这里地形特殊，处于山坳之中，便于隐藏，又临水边，交通方便，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私密性、安全性都很利于部落长期驻扎。因此，‘父子岩人’很可能在这里一生活就是上千年。”尽管依据目前发掘的情况还不足以判定“父子岩人”是外来入侵者还是“甑皮岩人”的后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父子岩人”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肯定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桂林古人了。这也引发了专家们的猜想：这批“父子岩人”很可能最终孕育了桂林文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之后，早已与当地土著人类有了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成为桂林的主人。而随着这支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部落文明也逐渐渗透到当地，成为桂林文明的火种，最后孕育成为日后的桂林文明。”周海说。近年来，桂林本地考古部门对大岩、螺蛳岩、新岩、父子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补充、完善对早、中期遗址的认识，填补了距今7000年到先秦时期的文化空白。目前，已在桂林市6个城区发现史前遗址89处，通过考古发掘，已构建起桂林史前文化发展的框架和序列，确立了桂林史前文化发展的标尺，为推进“考古中国——— 华南史前考古”国家级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如今，桂林已建立以甑皮岩遗址为主体，涵盖大岩、父子岩等遗址群的国家重大遗址保护项目——— 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岩、父子岩遗址的发掘，让古人类在桂林洞穴的聚居情况露出“冰山一角”。如果有朝一日，包括甑皮岩、大岩、父子岩等在内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得到合理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桂林必将增加一扇展示灿烂文化的窗口，“世界旅游城”的建设也将获得新的文化支撑。(本版配图由桂林甑皮岩遗址公园提供)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桂林不仅山水风光、人文景观令人神往，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也令人迷恋。桂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汉、壮、苗、瑶、侗、回、京、彝、水、满等多个民族和谐相处，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民族文化构成了桂林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特征。淳朴的民风、独特的地域文化，诸如农耕、游牧、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筑、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壮族服饰桂林市聚居的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保持着古朴、奇特、多彩的民俗风情，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达努节，苗族芦笙节、拉鼓节，侗族花炮节、冬节对中外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虽共同生活在华夏民族的文化气氛中，却都保持着自身的风俗，包括服饰，食物，节日，宗教信仰，甚至语言文字。苗族服饰另外，桂林还是具有万年历史的人类智慧圣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具有三处万年古陶遗址（甑皮岩、大岩、庙岩）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甑皮岩发现的"陶雏器"填补世界陶器起源空白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学术机构誉桂林为“万年智慧圣地”。甑皮岩遗址除此之外，桂林还有以下几种的文化特色：1、桂林渔鼓桂林渔鼓俗称道情，是桂林市的地方传统说唱艺术。宋朝由北方传入桂林，结合桂林方言特点而形成，在叙事的作品当中经常使用，声情并茂，十分感人。传统渔鼓演唱形式简单，一人“打单筒”，自敲自唱。现今则较灵活多样，有二人或多人的“走唱”，以唱为主，表演为辅。桂林渔鼓2、桂剧桂剧是发源于桂林，流行于桂北广大城乡的地方剧种之一。是广西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桂剧唱腔，以弹腔为主体，兼有高腔、昆腔、吹腔和杂腔小调。桂剧伴奏乐队，分文、武两场。桂剧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表演质朴细腻，唱腔委婉动人。桂剧3、广西文场广西文场简称文场，又称文玩子、小曲等。是流行于广西桂北官话地区传统清唱艺术，尤其是桂林、柳州、荔浦等地最为盛行。是广西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响的传统曲艺形式。文场音乐委婉缠绵，柔和抒情，二文场音乐分为：大调、小调、码头调、过场音乐等四个部分。4、彩调剧彩调剧俗称调子、彩调、彩灯、哪嗬嗨等，属灯戏系统，源于广西桂林地区农村歌舞，说唱衍化而成的“对子调”。彩调剧约500种，从形式上看有独角戏、对子调、大调戏、三小戏、出头戏、对台戏等。彩调剧原是桂北地区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是广西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

明亡清兴的历史，可能很多读者都有所了解。然而可能很多读者所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也曾有西方军队参与。比如在1647年，就有来自澳门的三百名葡萄牙雇佣军参与了南明与清军之间的桂林之战。这场会战最终以南明的胜利而告终。国外有军事图书甚至专门为此战绘制了一副复原图。不过，此战也因此被以讹传讹，夸张成了葡萄牙三百佣兵放了无双，大败数万清国铁骑。那么这一战具体是怎么打的呢？那三百葡萄牙佣兵到底在战斗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呢？其实，这场战争的具体细节《瞿式耜集》、《明季南略》、《小腆纪传》，以及参与守城的耶稣会传教士瞿纱微的信函都有详细描述。▲《明季南略》南明绍武政权灭亡后，永历帝出逃广西，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顿，并随之展开防守，准备抵抗清军进攻。澳门的三百名葡萄牙雇佣军这时候在尼古拉费雷拉（此人其实是澳门华人，皈依天主教，时年25岁）的带领下，以瞿纱微为随军神父，跟着焦琏来到桂林。不久后，永历也于正月二十五日进入桂林。但很明显庞天寿并不认为这三百个葡萄牙人真的能以一当百，于是又带着三千人以及瞿纱微去湖广募兵。1647年三月十一日，李成栋部清军进攻桂林城。当时桂林并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也没多少援军赶到，于是这三百名葡萄牙佣兵被分配到城墙各处协助防守，但由于兵力空虚，还是被数十名清军骑兵突入文昌门。这下守军大哗，眼看局面要失控，所以瞿式耜大喊一声:“何敢尔？！”稳住局面，并派焦琏去堵上口子。《明季南略》中记载，焦琏“从数人，推弦、提兵，与大清兵接战，稍却之。”《小腆纪传》记载较为详细，称焦琏“琏袒背控弦、提刀，引骑兵开门出，直贯我营，冲王师为三；诸将白贵、白玉亦开城出，追奔数十里。”总的来说，就是焦琏在危急时刻，亲自带领部分精锐骑兵，成功将突入文昌门的数十名清军骑兵反杀，随后白贵、白玉等南明军赶来增援，并乘胜出城门接战，击退李成栋部攻城清军。这两本书都没提三百葡萄牙佣兵有啥表现，而不止这两本书，随军神父瞿纱微也没提。可见这三百葡萄牙雇佣兵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上面是三月份第一次桂林保卫战的记载，然后是第二次。清廷看到李成栋久攻桂林孤城不下，于是调遣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部清军数万人前来增援。南明永历朝廷也没闲着，到处拉援兵。在此情况下刘承胤派了三千援军来桂林。不过这三千援军还不如不来，他们到达桂林后就开始闹着要钱。瞿式耜只好搜遍全城库藏找了一万两银子，但刘承胤部并不满足，于是又全城捐钱，瞿式耜的夫人邵氏也掏了几百两出来。但毫无用处，这些人还是闹，并且跟焦琏的桂林兵产生纠纷，索性在五月十四日直接兵变抢掠而去，让桂林城更加空虚。▲瞿式耜五月二十五日，清军侦查到桂林兵变的消息，加上当时连续下暴雨，桂林城墙破损多处，于是清军全部数万大军猛攻桂林。瞿、焦二人表示与城共存亡，葡萄牙人也自愿跟随焦琏守城。于是瞿式耜命焦琏和各抚、按等人分门据守，但敌众我寡形势逐渐严峻。这时候据《瞿式耜集》记载，瞿式耜赶忙将以前庞天寿铸造的西洋大炮全部拉到城墙上补充损失力量，并在城头上开炮轰击，清军攻势暂缓。随后瞿式耜趁清军退却的机会打开城门派出主力追杀，大战自辰至午（早上7点到中午11点左右），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之后第二天南明军再次出城开战，焦琏率领精锐直冲清军阵营，并在激战之后将对阵清军击溃，而援军马之骥部也在江边布置火炮攻击清军，部分清军从栗木岭绕道小路来增援，也被马之骥击败，至此清军攻势瓦解，只好退兵解围。《明季南略》记载原文:“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兵侦兵变，积雨城坏；环攻桂城，吏士皆无人色。琏负创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马骑；寻出城战，奋勇击杀。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米蒸饭分哺之，士卒俱乐用命。明日，复出战，大清兵旋去。”《小腆纪传》记载原文“五月乙丑（二十五日），王师侦知城中兵变，猝薄城，环攻文昌门，吏士失色；式耜与琏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骑兵。大雨，王师稍却。琏乃开城山战，自辰至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蒸饭亲出分哺，将士益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复出战，琏奋刀直入冲阵；王师弃甲仗而奔。式耜先令援将马之骥隔江发大炮助声势，王师间道从栗木岭来者，之骥疾驰运槊提鞬，连毙三人；遂大北，我定南王孔有德望虞山树木疑为兵焉。”▲《小腆纪传》看到这就明白了，不管是《明季南略》还是《小腆纪传》乃至于《瞿式耜集》，都标明，桂林保卫战能够胜利不是因为什么三百葡萄牙佣兵战力强劲、力挫清军，而是靠城中的南明军队和援军的奋战。两次大战，葡萄牙雇佣军也没有什么出色表现。而黄一农翻译的传教士瞿纱微信函中记载：“二月初十日，在清军的进迫之下，朝议决定移跸湖广，庞天寿宣誓以死相从永历帝，Doctor Lucos（焦琏）则自愿留守……我亦陪同他……Doctor Lucas以两千名的援军不仅守住此城，并于元年三月和五月大败清军。”可以说，瞿纱微自己都不认为是三百葡萄牙佣兵保住了桂林，真正的功臣是焦琏以及那两千援军，可能这个援军里包括他们这三百人，然而并没有特别提出。计六奇在《明季南略》里评价桂林保卫战的胜利，总结为“式耜一手指挥，琏乃得底定。琏久将桂，得桂人心；式耜国士遇之，故独得琏死力。”整场战争中，跟西方人有关系的最大的功劳，估计就是暂缓清军攻势的西洋大炮了，不过那也是中国人庞天寿铸造的。总之，各位以后再看见说什么葡萄牙三百佣兵凭借先进军事技术吊打大清数万铁骑的，呵呵一笑就行了，毕竟当不得真。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黑云，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升空，飞往月球，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其成功发射，不仅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迎来收官之战，也是广西工业科技的一次重大展示，由桂林企业生产的磁保持继电器、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两大关键产品为此次任务提供重要支撑。长征五号火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均使用了公司生产的磁保持继电器，它起到点火控制、信号传输的关键作用。当天凌晨，桂林航天电子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员唐文辉在嫦娥五号成功发射后说，磁保持继电器专为切换11Vd.c.的高电压大电流负载设计，具备环境指标高、可靠性高等特点，充分确保火箭和探测器点火控制、信号传输的精确性，有效填补国内外同类型切换功能密封继电器空白。据悉，此次嫦娥五号的任务是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月球登陆采样探测器在月面采集完月壤后，再度升空离开月面，并在月球轨道上与轨道器进行无人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后返回地球。如果看不懂上面这段话，建议点开视频看看嫦娥五号真人模拟，看完整个思路都清晰了 ↓ ↓ ↓对接方式采用世界首创的抱爪式对接机构方案，从“太空之吻”变成“月轨相拥”。月球轨道相对于地球轨道有时延，时间走廊较小，对接要在21秒内完成，时效性和准确性要求非常高，需用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研发的新一代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为确保探测器与轨道器实现可靠对接，设计单位为它们配置一双交会对接的‘天眼’——光学成像敏感器，我们研制的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正是该设备的关键组件。三十四所工程师张昕说，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作为光学成像敏感器的关键组件，是首次在月球轨道构建组合体中使用，具有双波长激光输出特性，无论在无光环境还是强光环境下，均能为光学成像敏感器提供精确的目标指引。张昕介绍，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必须满足高抗损伤、高可靠性等要求。近年来，三十四所项目团队研发出新一代导航定位激光信息源，并进行充分的环境试验，达到预期效果。市工信局相关人士表示，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现代技术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突飞猛进发展，背后凝聚着广西航天人的努力。桂林优利特集团生产的URIT-30尿液分析仪、桂林星辰科技公司研发的“双电机消隙系统”等产品，均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来源：http://resource.cloudgx.cn/files/gxapp/News/202011/25/630915.html?_s=1606303911【来源：广西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广西是中国中南部的一个边界省份，历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是其实广西也是有经济发达的地方的，就比如位于位于中部的中心城市——柳州市，柳州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吧，柳州是广西中部的一个经济交通中心，在广西的地位和首府南宁不相上下，被人成为广西的双雄城市之一，超过了桂林，而且广西也就这两个城市能拿得出手了。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在经济上有很多发展的优势，所以经济在广西是第一位的，那作为双雄之一的柳州市不是首府，是靠什么发展经济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柳州是广西的工业城市，可以说是广西工业的代表了，在一定程度上说广西的工业基础起源与柳州也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在城市商业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一个城市的工业更能带来产值。而柳州的工业也是柳州能成为中心城市的关键，柳州的工业虽然和全国其他工业城市比起来是比较平庸的，但是在广西和西南地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工业重镇了。柳州的经济发展如何呢？2019年柳州的GDP达到了3128亿元，虽然在全国排名较低，但是不可否认柳州工业给广西带来的贡献，在2000年以前柳州的工业产品可以是遍布广西的。像电风扇，自行车、电饭锅等小家电是柳州很多年以前就有能力生产的，所以柳州的工业实力还是挺强的，只不过随着全国经济环境的改变，这些家电企业在跟全国范围的厂家竞争时遇到了不小的压力，很多小家电的品牌越来越少了，依稀还记得柳州之前还有个“双马”牌，但是现在已经难觅踪迹，这其实也是柳州工业发展受阻的一个缩影。除了小家电，柳州最出名的还是汽车了，就是那个号称“中国宝马”的宝骏汽车，就是诞生在这里，而它的前身就是有名的五菱汽车，很多人不明白柳州这个西部城市，为什么能生产汽车呢？这其实还是有一个小插曲的，当年柳州想生产家用汽车，但是生产资历其实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柳州居然用手工打造了一辆仿制日本的小车，后来拿去参赛，还得了名次，所以柳州才获得了上马小汽车的资质，才有了后面的发展。之后，柳州的汽车业蓬勃发展，使得柳州的经济很快走在了广西的前面，那时候很多外省的人都来到柳州寻求发展，这也是柳州最辉煌的时刻了。而柳州历经工业的飞速发展后，城市建设也得到很大的改变，柳州虽然是一座三线城市，但是城市建设在很多方面都是让人赞赏的，特色是柳州作为工业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堪称广西典范。而且，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柳州的市区多山多洞，风景有很多独特之处，所以很多人把柳州和桂林相比较，柳州也被人称为广西的第二个桂林，给了柳州很高的评价。

从东海之滨到青藏之巅，从南海之岛到北国边疆，他奔波于广袤的国土数十载，只为给遍地的岩石披上绿装；从峰林谷地到峰丛洼地，从天坑地缝到深潭溶洞，他沉迷于地下奇观，醉情于岩溶山水，为解开岩溶之谜，倾其所有，执迷不悔；从广袤平原到深切峡谷，从巍峨高山到宽阔海滨，他耕耘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只为当地的民众能笑逐颜开。冰冷的岩石，寂静的流水，幽深的洞穴，千万年的积淀，千万年的等待，他用一个地质学家独特的目光，采用地球系统科学的理念，以全球视野破译岩溶科学的地球密码，不断揭示岩溶形成、发育的客观规律，为解决岩溶区的资源环境问题不懈奋斗着。他就是——袁道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重庆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岩溶环境与石漠化治理研究所所长。从小怀揣报国情怀1933年8月，浙江诸暨，袁道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袁家是书香门第，文化旺族，袁道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袁哲上世纪初从浙江诸暨双桥农村来到上海，后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教育硕士，曾经先后担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是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创办人之一、著名的上海市育才中学校长（1946～1950），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语文教育学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许多大学博士生论文的重要研究课题。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之艰辛自然不必多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道先不得不中途退学，跟随姐姐袁善如和堂哥袁承根去湖南投靠其父亲，他们当时顶着敌人的炮火，一路逃难到了湖南。当时袁哲担任着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公民训育系主任，袁道先于是就顺势在国立师范学院附小重新开始上学。1944年，年仅12岁的袁道先又跟随其家人迁至近重庆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并于1944至1946年间就读于中央大学附中。据他回忆，当时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学习和生活十分艰险，常常是防空警报一响，他们就跑出教室，或是进入紧急防空洞避难，或是卧倒在田埂下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读书都很认真，和我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立志报国。”袁道先深情地说。袁道先接着说道：“那时的冬天，学校没有热水，然而就在学校的不远处有一处温泉，我们早上就跑到那里去洗漱，然后朗读英语，我的英语基础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没能阻止袁道先求学的欲望，青木关的青山绿水为他营造了不错的学习环境，甘甜的泉水和怡人的温泉为他的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崎岖的山路和田垄更是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质。谈及是如何与岩溶研究结缘的，他表示：“其实主要是受中学化学老师的影响，当时的化学老师韩金鉴，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他常常讲一些化学家的小故事，我从那时对化学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正是喜欢化学，后来才选择了研究岩溶的。”高中毕业后，袁道先响应国家号召，毅然选择了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南京大学地质系前身）地质矿床科就读，1952年毕业后到南京地质学校（2000年并入东南大学）任教。1953年3月调入地质部水文地质局，先后任黄河中游清水河队小组长（1953），三门峡队副分队长（1954），国务院西藏工程勘察队（1955-1957），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乌江队地质工程师（1957）。1958年后，他相继任山东、云南、广西和重庆等地水文地质队技术员、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1978年，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推动中国岩溶研究发展袁道先是我国第一位岩溶地质领域的院士。几十年来，他把地球系统科学引入岩溶学，提出岩溶动力学理论，先后为我国的水电建设、铁路工程地质工作和农田水利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他承担了三门峡坝址勘查，组织负责了拉萨第一座水电站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工的全部地质勘察工作，查勘了雅鲁藏布江和乌江沿线的水能资源。60～70年代，他在山东、云南、广西从事了水文地质调查和勘查研究工作，相继提出了岩溶地下水最基本的特征是含水介质不均匀性的概念，起草了有关规范规程，指导了岩溶地区的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同时，他还在成昆铁路金沙江以南200公里的线路上，勘察调查了几百个工点，查清地质隐患，有力地保证了成昆铁路顺利建成通车期间，他根据多年的研究撰写了《论岩溶水的不均匀性》论文在国内外进行了发表；主编的专著《岩溶地区供水水文地质工作方法》(1979年，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起草的《岩溶地区区域水文地质普查规程》已由原国家地质总局颁发试行，为岩溶地区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因地制宜抓住环境问题的关键，保证水文地质普查勘察工作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80年代中后期，袁道先在桂林典型岩溶峰丛洼地区建成了一个岩溶水文地质试验场，并先后开展了水动力场、温度场、化学场的系统研究，建立了包气带地下水运动机制、调蓄功能的数学模型，为我国南方岩溶地下水资源评价提出新的研究方法，该成果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此外，他系统总结了我国开放系统、半开放系统和半封闭系统岩溶发育的地球化学机制，并利用岩溶地球化学场及示踪技术验证了济南趵突泉的补给途径；把环境科学、地质学和岩溶学三大学科相结合，提出了岩溶环境学的理论，阐明了其特点、类型以及岩溶地区各种特有的环境地质问题的发生、发展、分布规律和防治对策。后来，受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委托，袁道先组织我国岩溶学术界进行了统一岩溶学术名词的工作，对国内外岩溶学方面近20年来的新认识、新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概括，主编出版了《岩溶学词典》（1988），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国家标准《岩溶地质名词术语》的编撰。该标准已由国家标准局颁发执行。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全球岩溶对比》（1998年英文版，荷兰VSP出版）和《中国岩溶学》（1991年英文版，1993年中文版），从全球角度阐明了中国岩溶的特色及其发育的地球化学机理。后者获原地矿部科技一等奖。90年代，袁道先受国家委派，先后多次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分别在多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期间，他先后出访了27个国家，对多个国家的地质现象进行了多次现场调查和测试，带回大量岩石标本和原始数据作进一步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其中，他通过全国11个点及日本1个点的溶蚀速度定位测试，得出了岩溶发育与气候、地质条件的定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题为《论峰林地形》的论文，对热带岩溶地貌的峰林、峰丛两个亚类的分布规律和各自的发育条件发表了自己新的见解。站在世界岩溶研究的前沿“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rrelation Programme，简称：IGCP）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于1972年共同创立的地质科学领域内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是UNESCO目前开展的5大科学计划之一，也是IUGS组织的最成功的科学计划。据袁道先介绍，“IGCP特别重视地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生物圈、岩石圈、水圈、气圈的共同演化过程，进一步以科学的新概念和新观点探索研究影响人类生存条件的事件与作用过程。近40年来，中国地质学家共同参加了百余项IGCP项目，先后愈千名中国地质学家参加了IGCP项目，是我国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计划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活动。”如何把地域优势转化为研究优势，是袁道先院士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20年来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从1990年起，他们就开始了与UNESCO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合作，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员。20多年来，他领导的国际工作组先后连续提出申请并主持实施了五个国际岩溶对比计划项目。这五个项目分别是IGCP 299“地质、气候、水文与岩溶形成”（1990—1994）、IGCP 379“岩溶作用与碳循环”（1995—1999）、IGCP 448“岩溶地质及其相关的生态系统全球对比”（2000—2004）、IGCP 513 “岩溶含水层与水资源全球研究”（2005-2009）和IGCP 598“环境变化与岩溶系统可持续性”（2011—2015）。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 299项目奖岩溶形态组合与岩溶形成环境条件建立对应关系，解决异质同相、同质异相这一令岩溶学者迷惘的问题，并提出地球系统科学的岩溶观，推动了现代岩溶学的发展。IGCP 379的执行，将岩溶学引入全球变化研究，一方面把岩溶作用与全球碳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CO2-H2O-CaCO3系统（岩溶动力系统）的定位观测，发现了全球最大的碳库——碳酸盐岩体在全球碳循环中仍甚活跃，首次估算了我国和全球因碳酸盐岩溶蚀回收大气CO2的量；另一方面，岩溶动力系统（KDS）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岩溶沉积物可以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高分辨率的环境变化信息，并利用洞穴石笋建立了我国南方第一个20万年来古气候变化模式。IGCP 448的执行，将岩溶地质过程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将现代岩溶学理论的研究应用于生产实践。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是传统岩溶地质研究向有机领域延伸，地质与生命科学相结合的方向为IGCP的未来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IGCP 513的执行，系统研究了极端气候条件下洪涝与干旱灾害频繁发生后岩溶水资源变化趋势，揭示了变化环境下岩溶流域水资源响应与调控机制，增加了国家水资源战略储备及应对极端气候能力，促进了岩溶动力学理论的发展。IGCP 598的执行，更是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专注于不同时间与空间尺度环境变化与岩溶系统的相互作用，研究地质生物过程和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农业活动等)对碳酸盐岩溶蚀作用的影响；研究岩溶含水层与水资源过程对不同气象与气候事件(如极端干旱与洪涝事件)的水文地质响应；利用岩溶扰动指数方法研究人类扰动对岩溶环境的影响，提取记录在岩溶水体、沉积物、石笋以及文化记载中不同时间尺度环境变化信息(指标)，并进行量化研究。袁道先认为，“一系列对比计划项目的相继开展，成功地把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引入现代岩溶学，既为国家岩溶学术界提供了共同解决最紧迫的岩溶资源环境问题的机会，而且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合作群体，用全球视野角度来研究岩溶，从而有利于推动国际和国内岩溶学科的发展。”让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落户中国进入21世纪，随着岩溶科学研究的深入，世界各国岩溶科学家普遍认为，“十分有必要建立一个岩溶方面的国际研究中心，从全球视野来研究岩溶科学，为当前岩溶地区最紧迫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岩溶是地质地貌特征之一，在全世界40个国家中都有分布，世界人口的1/6、约10亿人口生活在岩溶地区。中国是一个“岩溶大国”，面积达到344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1/3，而且岩溶类型发育齐全，呈现多种优势，中国岩溶形成了挺拔俊美的地表形态，多姿多彩的地下溶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全球少有的“天然岩溶档案馆”。“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设在中国，不仅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而且也会对世界岩溶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袁道先强调，“我国岩溶地区的环境非常脆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脆弱的岩溶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我国南方岩溶地区的石漠化问题，已经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部大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之一。”基于此，2003年11月，时任IGCP448项目主席的袁道先认为中国申请将这一研究中心落户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正式向UNESCO执行局提交了在桂林建立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申请书。2008年2月11日，对于袁道先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而又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国土资源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协议，正式将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挂牌落户到中国桂林，落户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这是袁道先的光荣，也是中国岩溶研究人的光荣。“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由联合国授权设立的地学研究中心，也是联合国设立的第一个以地质为中心的世界研究中心。这是我国地质学界的一件大事啊！”袁道先兴奋地说。然而，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已担任4届世界岩溶项目主席的袁道先却为之不懈奋斗了近20年。当问及其中的曲折经历时，袁道先却对此轻描淡写：“几个IGCP对比计划做下来后，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再加上桂林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理应成为世界岩溶学立典之地落户桂林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啊。”但他承认，在计划实施之初，部分国际知名专家对由中国来实施并不十分赞同，表示出了些许的怀疑。为了获得国外同行的认可，袁道先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岩溶专家，在中国进行了行程达6000多公里的实地考察。一路上袁道先的现身说法，专家们无不为他的学术思想所折服。岩溶世界洞洞相连，环环相扣，神秘莫测，使他乐此不疲。随着世界岩溶中心在中国桂林的成立，中国岩溶开始走向了世界。中心成立后，每年12月，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顶级专家学者们齐聚桂林，在那里讲学、培训。从以往只能前往他国学习到举办世界岩溶研究交流平台，其中的艰辛与欢愉，袁道先难以一一道来。但他对桂林的感激之情和喜爱之意却溢于言表：“就像穆斯林要去麦加城朝拜一样，岩溶研究人朝拜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桂林！”“世界岩溶研究中心的建立，为全世界的岩溶研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袁院士认为，“目前，在国土资源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启用了新的管理模式，联合了众多中外科学家，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岩溶地区出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寻找新的解决途径。”袁道先同时表示：“同时，世界岩溶中心将组织国际同行开展岩溶前沿科学问题的合作研究，基于最新的岩溶研究成果培养与训练研究生、工程师与科学家，建立世界岩溶基础数据库，并通过全球网络选派岩溶专家，为全球岩溶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提供科学技术咨询。，希望这个中心将来能为“21世纪议程”的实施，特别是为遍布世界的岩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钻溶洞是我人生的乐趣！” 袁道先坚定地说：“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背上岩溶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铁锤、罗盘、放大镜)和新三样(pH计、CO2检测仪、碱度计)，与年轻人一起爬山、钻洞，亲自掌握第一手野外数据。”此刻的袁道先，已从当年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依然在岩溶研究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他的步伐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稳健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