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研究哪些内容

史睿像 章静绘史睿博士供职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任中古史中心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古礼俗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专业研究之外，他还拥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始终密切关注近年来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共享等技术的发展，持续思考数字人文和现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近日结集出版的《春明卜邻集》一书，即收入若干相关文章，《上海书评》借此机会，请他与大家分享自己关于数字人文、文献学以及书籍史等方面的研究心得，以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春明卜邻集》，史睿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6月版，296页，68.00元数字人文是一个近年频繁见诸媒体的话题，也算是一个极具时代意味的名词，您刚出版的新书《春明卜邻集》中，有一组文章是针对数字人文的讨论，您如何理解这个命题？ 史睿：数字人文的研究，实际上是超越具体学科之上的思考，关注并思考人文学科现代转化过程中“索引”的作用与意义。当此媒介技术迭代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继承人类社会记录与管理经验、知识、智慧的方案，如何结合新旧媒体优势实现全部人类知识的安全、平滑地媒体转移，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类超越自身智力、体力和生命的局限，完成更伟大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怎样避免知识利维坦的霸权，维护人文共和体的延续。这让我想到《引得》丛书，是洪业先生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中国开办的引得编纂处耗时二十年编制的六十四种古籍索引，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意义重大。这关系到一个知识管理的关键词，就是学术检索。古代学者靠大量的背诵把知识储存在自己脑子里，但当知识数量过大，超过人的记忆能力时就很难处理与重组。这时就要依靠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将之有机规划组合。只有做了索引或者做了数据库以后，才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和记忆承受能力，实现对更多文献的掌握与处理。这个历程的开端就是当年在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法汉学研究所里开展的那些索引编纂事业，也是今天学术检索延续下去的必经之路。洪业先生像引得书影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彻底研究索引的原理和特性，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个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登科录）、职官年表，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分子生物模型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您在关注数字人文的同时，多年来也持续在进行文献学研究和文献学的理论思考，我们知道，去年3月，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曾邀请多名北京地区文献学界的青年学者，就文献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您发言的题目是《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请您谈谈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文献学研究这项工作？史睿：由《文献学青年谈》直接引发的一件事，就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发起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连载于公众号“书目文献”。这项活动向数十位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提出文献学理论的，得到参与者的热烈回应。这个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大家去思考文献学的理论问题，这比得到具体回答更有意义。《文献》2019年第3期当下，文献学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无论图书分类法还是学科分类表都没有“文献学”这个类名。名之不存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我们的学术实况：文献研究无处不在，各科均有，但是通性的文献学却虚无缥缈、不着痕迹。如你所提到的那篇发言中说到的，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然而目前文献学恰恰缺少这样的明晰定义与分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文献学也缺乏明确的共识。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学术界有文献研究，但没有通性的文献学。由于文献调查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所以因应各自学科需求的分科文献学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初就相应建立了。于是我们在图书分类表和科学分类表上看到很多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学文献学”，等等。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决定的，如果强行将这些子学科组合起来，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关键就在于，各科文献学并不存在超越各个所属学科属性的文献学概念体系和明晰的学科分野。目前国内的文献研究主要面向汉文印本典籍，非印刷文献如简帛文献、写本文献被归为出土文献，非书文献如历代公私文书等归入档案类，在收藏体系和教学体系中与印本文献分野清晰，相关研究往往排除在主流之外，汉文以外的文献更是研究不足，外国文献则极少涉及，以上类别在现有文献学教材之中也没有分量。从学科分野上看，因为文献研究需要关涉文字学、语言学，以及一般文化史知识，乃至溯及哲学义理，于是就又将这些通通纳入文献学领域，这是典型的学科对象和边界不清。从方法上看，以版本学为例，前辈学者赵万里先生开辟了版本学的科学体系，但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本人遭受迫害，学术也少有继承，反而是琉璃厂书贾式的版本学家成了主流，主导了观风望气的版本鉴定路子，仿佛没有一辈子的经验就不能靠近，将经验神秘化，变成无法归纳、不能传授的“功夫”。惟近年艾俊川、郭立暄、李开升等中青年学者突破旧式版本学习气，上承赵万里先生，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可传授的版本学知识体系。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从学科构造上看，传统文献研究陷入古书琐碎知识的积累，互相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通用性、体系性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严重不足，跨文化、跨文明的文献研究又处于边缘，与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结合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即使论及这些问题也多是空疏无当的，缺乏坚实的文献学论证。从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文献学不仅要为人文研究各领域提供处理文献的基础方法，也要为其他学科提供以文献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理路和学术启发，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文献研究多数只是文献研究者自己的事业，对于其他学科殊少方法论的贡献，这是文献学处于“学科鄙视链”末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以为，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它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记录知识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乃至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中有不少与谈者将文献学比作数学，既有工具性又有学科性，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比喻，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学在工具性之外有其自身意义，尤其以数论领域为其皇冠之珠，对比数学，目前我们的文献学恰恰缺少自身的理论构建。重新定义文献学，或云为文献学辩护，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摆脱前近代的泛滥无归的研究模式，转化为现代的有清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学科门类。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您提到，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我们尤其注意到“载体”一词，在数字技术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正身处一个文献载体迭代的历程当中，对此，您认为文献学正面临哪些问题，或者是说应给予哪些回应？史睿：文献是知识、文本和物质媒介和结合，关于思想、言说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先哲早有深刻的思辨，如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太阳之喻，中国哲人庄子的轮扁斫轮之说，很明显，思想大于言说，言说又大于文献，但是人事代谢，万载悠悠，古人的文献是我们认知自身思维与知识积累仅存的遗迹，我们需要从此着手以发掘全部知识和意义。这是文献学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的原因。我们目前处于文献载体转变的时代，有人号称纸本载体已经死亡，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媒体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人文学者一方面享受新媒体技术的便捷，另一方面又深刻忧虑知识传承的巨大断裂。2000年盛夏，国家图书馆有件喜庆大事——电子目录检索系统开通。当时紫竹厅东侧目录检索室里满满的目录卡片柜变成了“无用之物”，作为青年馆员，我曾奉命亲手把数十个卡片柜搬到偏僻的走廊里，废置不用。这是一件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行为艺术，是无知而傲慢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对于目录学基本功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的否定。今天，无论哪家图书馆都难觅目录卡片柜的踪影，馆方和用户都认为电子目录可以全面取代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短短二十年，目录体系已被MARC标准和库房架位管理代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能力也随之严重退化。面对剧烈快速的媒体更新，我不仅和书籍史大师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样担忧纸本书籍品种的大量丢失，更担忧的是，人类的知识管理方案与认知能力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的系统性断裂。图书馆目录卡片柜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预见多远的未来，我们倒是不用回顾太远，非常幸运地及身得见如此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由此可以预见，这次更彻底的知识载体迭代历程中，人类智慧必然丢失得更多更快，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醒。我也许不是合格的图书馆员，常怀杞人之忧；乐观的数字图书馆首席专家大概坐下都有千里良驹，不惧深渊在前。人类社会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得失之间的利弊需要仔细衡量。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之际，苏东坡曾对青年学子处于日传万纸的环境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状态浩叹不已，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电子媒体确实带来了文献获取的便利和平权，但是陷入信息海洋中的人类是否比以往吸收并传承了更多的知识，且因此生发出更高的智慧呢？从知识有序性的方面来看，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传统文献的体式以及由之构成的知识管理方案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处理文献有五六千年的经验，不能在新媒体取代旧媒体的时候通通放弃，反而应该积极将这些资源加以总结，结合电子媒体的优势，将之优先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管理体系。知识管理体系方面，中国书籍分类法的创立时代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大致同时。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曹魏时代（公元三世纪）发明的以类书总结知识的办法，特征是分类合理而精密，吸收经史子集各类文献的内容，基本知识粒度小，查询方便。在这一知识体系下，从释义扩展到相关语词、文句、篇章，可以进阶学习，实现规范控制，互相参见，根据主题可以生成各类专题汇编，极易实现知识重聚和创新，经史子集各类文献都能由类书转化，也能以类书形式管理，善莫大焉。类书开创了崭新的知识管理方式，打通了所有学科，使得人类能够快速简明地掌握全部知识的概观，并由此深入探索各个知识门类，实现知识重组和再创造。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具有明晰分类功能的传统典籍，例如各类正史、地志、政书、目录、谱录、字书、韵书等，而且从类书到上述各种分类编纂的传统典籍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类书是总纲，而其他典籍都是类书的子类。五代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即《春秋左传》的人名索引，具备现代索引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很早就有编纂单书索引或专题索引的做法，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宋刻本我们注意到，这两种新颖的知识管理形式都是与文献载体更新同步的，类书的出现与纸本代替简帛大致同时，索引的出现与印本代替写本大致同时，两者的叠加，使得此后的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文化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像我一开始就谈到的，索引增加了新的知识管理形式，是建立现代学术的基础。索引以有意义的关键词为单位，其知识粒度明显比书或者是篇章这样的粒度要细腻得多。有了索引，每个学者都可以共享编纂归纳的知识，每位用户都能超越个体的经验和能力获取更为详备的文献，做更多更精深的研究。所以研究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我们不仅要注意文献载体和技术的发展，更要重视知识管理体系的更新。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文献学应当发挥作用。刻本是宋代以降的主要文献形态，长期以来文献学研究形成了基于刻印本文献为主研究思路的路径依赖，您平时也涉及大量出土写本、碑铭石刻等文献，我们该如何看待媒材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方面的思考对于文献学研究的范式更新有何意义？史睿：文献类型无论早晚，存留多寡，都平等地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因为某种文献类型留存较多，就以偏概全，把此种文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当作通性文献学的一般范式。面对不同的文献载体，我们既要关注它的物质特性和相关工艺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文本内容的差异，文本跨媒体传播的原理，也要承认不同载体文献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留存的文本和痕迹来认知文献载体物质性与工艺过程的相关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再推进一步，直接从文献生产的物质性入手。例如写本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图片所见痕迹入手，现在需要从纸张、毛笔、写本文物，以及落笔于纸的书写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石刻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拓本图片开始，如今则可以将碑石取材、刻工下刀的制作过程作为研究起点。同理，印本书籍的载体研究也要向前推进到纸张和刻版/排印工艺过程的研究，以求破解仅凭印本痕迹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古籍版片写本研究、石刻研究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写本学、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写本文物、石刻文物和记录它们内容的再生文献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当下学者往往囿于专业领域，不能融会贯通，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正确的方法。面对写本文物和石刻文物，我们各自的专业背景既可能是提出问题、有所发明的利器，也能是遮蔽我们学术视野的障碍，这需要我们时刻自警。很想听您再深入讲一下“文献生产的物质性”问题，比如，您对中古写本的书法和当时的用纸、用墨、家具、坐姿乃至执笔法等之间的关系多有讨论，所以请您谈谈这重关系的探索相比此前相关研究来说具有哪些突破？ 史睿：书写是形成文献的前提，本应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但以往的书法研究仅以传世著名书家作品为中心，很少关注日常书写，也没有给我们研究文献提供太多帮助。反而是文字学家从俗字书写形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赵红《吐鲁番俗字典》等，是解读中古写本文献的利器；又有敦煌学家藤枝晃建立起最初的写本书法断代体系，石刻专家施安昌提出了依据字群递变规律进行写本书法断代的科学方法。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简牍、帛书、写本书迹大量出土，加之石刻书迹数量激增，使研究者有了观察不同时代、不同媒材、不同地域、不同主体的书写形态之可能。书法艺术必然从书写实践的土壤中产生，忽视书写的研究，势必将书法艺术从其土壤中剥离，很难抓住书法演变的内在原理，也难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书法样式的演变而言，古人很早就有所体察，他们将书法样式的变迁归纳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但是这种说法虚无缥缈，难以把握，更无法用作断代方法，只有从书写工具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影响上加以研究，才能变观风望气式的书法断代为有理可据的科学书法断代。我曾在书法史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书写工具及其工艺特性、书写姿态（包括执笔法、使笔法）、书写目的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意义，试图建立基于书体及风格、笔画、部件、字势分析的书法断代方法论，尝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写经的断代，并从佛教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解释写经书体的演变。北凉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旅顺博物馆藏北凉高昌写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九毛笔制作工艺对书体演变的影响，是此前书法史研究忽视的重要因素。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毛笔是将笔毛插入木质或竹质笔管制成，形式、功能都比较简单。东汉后期开始出现捆扎笔头的毛笔，使得毛笔腰力增强，聚锋效果明显，楷书的形成肇端于此时。魏晋时代出现了缠裹笔毛以形成内部笔柱、外加披毛的新笔，从开始的绢帛缠裹到南朝普遍使用的皮纸缠裹，缠纸笔由此定型。书写工具从战国西汉笔到魏晋以后的缠裹笔的变化与隶书向楷书过渡基本同期，因此，除了书写方便、动作简化的原因外，我们必须关注书写工具和书法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日本正仓院藏唐式缠纸笔笔头腰力较弱的战国西汉笔铺毫容易，书写古隶的波磔或今隶横画、捺画粗壮的收笔非常自然，竖画收笔向左下撇出，折笔平滑无肩，斜钩（或卧钩）则很难钩挑出尖，收笔与捺画圆润的捺脚并无二致，竖钩平出不钩起，撇画常有翻挑或粗壮的收笔，点画多作短横、短竖、短撇之形。缠裹笔笔头内有缠扎紧实的笔柱，腰力大有增强，聚锋效果明显，横画、竖画起笔收笔的自然停顿即形成楷书必备的要素“三过折”，折笔顿按有肩，斜钩、卧钩、竖钩的向上向内钩挑出尖变得简易，捺画藉助捆扎的笔毫自然出现平齐捺脚，撇画送笔出尖也是同理，点画则变为上尖下圆，如高峰坠石之态。至唐代中期，根据书写和字体需求，逐渐分化出不同的笔形。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曾将当时流行的唐笔及其制作工艺带回日本，据此制成狸毛笔，并进奉给天皇。我们在空海《奉献狸毛笔表》中看到笔分为四种类型，即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说明空海已经从大唐学得毛笔的制作技术（即简毛之法、缠纸之要）和使用保存之法（即染墨藏用），除了上述四种笔之外，还有尚未仿制的八分笔、小书笔、踏书笔、临书笔四种。空海《奉献狸毛笔表》记载以上多种毛笔类型，尤其是将不同笔形用于不同书体对应起来，表明唐代书家和笔工都已对笔形与书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认知。传空海书《狸毛笔奉献表》根据制笔大师李小平的研究，唐代中后期又出现不缠裹的有芯笔，即虽然笔芯与披毛毛质不同但不再缠裹的毛笔，这样的笔最初称为“散卓笔”，北宋以来的散卓笔包括中唐创制的有芯散卓笔，又包括新的无芯散卓笔。缠裹笔和散卓笔书写的字径有很大区别，缠裹笔基本职能写小字径的作品，而散卓笔，尤其无芯散卓笔则能够写出大字径的作品。对于展示性高的作品，中唐以前主要依靠模勒放大，宋代普遍使用散卓笔，尤其明清无芯散卓笔之后，大字径作品成为书法的主要形态。白谦慎的研究告诉我们，大字径的书法作品，例如室内匾额、中堂、条幅等形式，与明清厅堂建筑与家具最配合，也方便填充室内空间。基于不同的起居形态和作品要求，执笔法也有其变迁，缠裹笔的执笔法主要是三指单勾，这有大量的图像资料可以证明，也可以书写实践来验证。这与低家具时代的跪坐书写姿态相配合，如果是高家具坐姿书写或站立书写，中唐书家已经发展出多种执笔法，见于韩方明、空海、卢隽等人的记载和图示，五指双勾执笔法逐渐开始应用。不同的执笔法、使笔法也会造成不同的书法样式。媒材演变也是影响法书样式变迁的重要因素。西晋是纸张生产使用的新阶段，此时已经有了大量洁白平滑方正耐折的纸，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载体，而简牍则很少使用。潘吉星认为在西北地区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开始，纸已经在书写材料中占有压倒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川宁对于楼兰、吐鲁番出土魏晋墨迹的定量分析也支持这个结论（《西域出土晋代墨迹の书道史的研究》，二玄社，1991年；姚宇亮中译本《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潘吉星曾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纸张的科学检测和分析，推测施胶技术至迟起源于魏晋之际，今存年代最早的施胶纸是黄文弼所得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疏》。施胶工艺使得纸面光洁不洇墨，从此纸上墨迹较之无施胶工艺的纸张边缘更为清晰。楼兰出土文书此后施胶、涂布、入潢、砑光等工艺逐渐普及，纸变得更光滑适用，故笔毫的任何细微动作都能原样保留在纸上。唐代写书写经纸入潢、上蜡、砑光为基本加工手段，从纸色、光洁度上可以轻松分辨。晚唐雕版印刷书开始进入世俗文献复制领域，为了符合印刷的要求，传统为了书写的熟纸不再适用，半生熟的皮纸渐成时代主流。北宋中期，重要经史文献主要以印刷形式流传，印刷用纸需求量超过书写用纸，造纸业从制造书写用纸为主改变为生产印刷用纸为主，从此也开始发展出适应半生熟纸张的书法技法和书法样式。这种转变是以往法书研究和文献研究都缺乏认识的，最近国家图书馆杜伟生、易晓辉和复原唐代硬黄纸的造纸大师贡斌给我们带来了新成果。近些年，在中古书法史、书画收藏史乃至物质文化史等方面，您陆续撰写了多篇文章，这类问题讨论此前多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时段，而您则对中古时代相关具体问题做了深耕细作，这些选题自然与您的个人兴趣有关，但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则仰赖于个人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您能就此谈谈吗？史睿：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有实物流传的宋代以后作品入手，是为鉴别书画真伪服务的辅助之学。我现阶段的研究还很粗疏，也不系统，仅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书画鉴藏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试图将鉴藏的行为和趣味还原到它所在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从人际关系、地缘关系、文化身份、书画与文献的关系等角度解说书画鉴藏之学形成、演化的历史及其意义，力争做到内史（书法史、绘画史）与外史（文化史、政治史）的互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明嘉靖刻本从书画史、鉴藏史内部来看，中古士人审美与需求的变化是书法形式与画种形成的重要因素，作品、技法和理论往往同步发展。就以我的研究为例，张文规、彦远父子都有与当时新兴山水树石派画家共同创作的经历，与张家交往密切的宗室李勉、李约家族，赵郡李吉甫、李德裕家族，功臣段文昌、段成式家族等也对新兴画种的创作事业有所参与，而且与自身兴衰荣辱息息相关。书画藏品以购买、进献、宣索以及赏赐、盗窃、战乱散佚等方式流动，而终唐一代总的趋势是内府收藏渐渐流入私家，而私家的秘藏则随着权利、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化或组合。张彦远家族收藏的兴衰，恰似标定颜色的基因组，为我们清晰显示了唐代收藏史的脉络和变动。书画藏品也影响了鉴藏者的文化品位，改变了鉴藏者的生活空间，既可退回宅第中的书斋，独自从容玩阅，又可置于山亭园林，聚集友朋共同鉴赏，还可巡礼两京乃至外州寺观的难以移动壁画、壁书和碑版。以往书画史的论文一般难以进入历史学的权威期刊，主要是因为文化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本就是一个小类别，而书画史又是文化史领域的小类别，学者往往认为这样的主题无关史学宏旨，属于小道。而我在研究中则发现唐代书画史与当时所有重大主题几乎都有密切关联。著名鉴藏家的书画藏品甚至可说是政治史的晴雨指针。书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新生士族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再以河东张氏为例，其家本非范阳或其分支河东张氏，实为唐代的新兴士族。张嘉贞一系，或称范阳张氏，或称清河张氏，或与吴郡张氏认为同宗，更常见的是自我标榜为河东张氏。这说明张家的族姓认同其实是混乱和变动的。唐代标榜家世门阀的士族不外两件大事，一是婚，与累世士族联姻；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论，张嘉贞起家不过平乡县尉，若非受人举荐，又逢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才得以骤升监察御史，终至拜相，恐怕会与其父祖一样终身不离一尉。从士族清的标准来观察，张氏家族显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张嘉贞、张嘉佑、张延赏均有贪赃、纳贿的污点；张嘉贞、张延赏皆有干略，殊乏文采，至张弘靖渐有士族清通融会之风，收藏之外，音律、造园、类事、为文皆能。张彦远官品虽不及先祖，而刻意营造其家族塑造清简的士族文化形象，于珍爱的书画名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遗则靳固终身，俨然为一清闲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观之，书画固然是张彦远家族所酷爱，但其收藏行为，不妨视为张氏士族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而书画藏品则是张氏家族积累的文化资本。书画鉴藏史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生活史的一个侧面，值得持续关注。说到这里自然会让我想到您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与写作计划，——中古时代的书籍史。您如何理解现代学术背景下的中古书籍史研究，以及，这一研究与文献学、人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史睿：确如你所说，我的书画鉴藏史研究是中古时代写本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中古时代的书画从形态到内容，都可以归入广义的书籍史，而且资料比较集中，正是我入手研究中国中古写本书籍史的开端。研究文献内部规律者，属于文献学，以文献为中介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学问，则属于书籍史。两者有局部的交叉，需要互相支撑，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标各有不同。书籍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法国新文化史中重要主题。书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献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核心资料是书籍本身以及关于书籍的文献记录，最新研究开始关注非书文献和电子文献，从内容上看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发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编者、印制发行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看，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其最终关怀是较长时段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台大历史学系秦曼仪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对法国书籍史研究的理路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书籍史或书写文化史的研究与人文学术的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例如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等。在书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叉研究实践中，费弗尔的目标是总体史体系之下书籍反映的心态史，马尔坦的研究旨趣是提供书籍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诠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贺许（Daniel Roche）的书籍史研究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路径，以探求认识社会普遍的、集体的心态观念和文化史（《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41期，2008年）。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Livre《书籍百科辞典》其实，从传统书志学研究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典籍的目录、版本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路非常相似。对此，章学诚《校雠通义》有系统理论，清代学者有丰富的实践，以近代著名藏书楼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最为杰出，对于重要典籍版本体现的学术史问题皆有论列。即使最受诟病的鉴赏类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在著录朱熹《周易本义》也追溯了宋代易学史上复原古易的问题。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继承了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史结合的学术传统，追踪文本变形与学术思潮的关系，又辅以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史疑案，特色鲜明，贡献卓越。书籍史又可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资料可以用于研究，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到唐代刘知几《史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删节、摘选、评论等等要素在书籍编纂和阅读中的作用。这个时代的类书和总集、选集的编纂，更突出了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操作同一文献的具体案例，非常适合作为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课题。书籍史研究同样重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传统研究维度上叠加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维度，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激增。例如书籍版式、插图、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以写本书籍而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最早经注疏合一的《毛诗传笺及正义》产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栏方式，在不同区域并以不同字径、不同颜色的文字书写经文、传笺、正义和音义。这个时代，同类的版式，在书仪、历日等写本中同样存在，文本的构成与阅读的顺序及其意义权重显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时代各种批点评注印本的书籍，仍然延续了分栏、分区、分字号、分颜色的版式，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在写本背面书写注音、注释文字的音隐、义隐类书籍，也有敦煌文书作为实物证据，对于此类写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阅读史的维度，局面会大为不同。《毛诗传笺及正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书籍的副文本是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或者附加的个性文本，如标题、分节符号、作者名、题词、注解、校记等，对正文的接受起重要作用。在简帛时代、写本时代，副文本是书籍不同副本间的差异，刻本时代则是书籍不同品种间的差异。当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时，正文底本共性的延续，副文本差别的增加，为文本变形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探究这些丰富性也是书籍史的全新领域。如果加入身体史的维度，我们还能发现困扰白居易读书的飞蚊症是如何糟糕，而中亚传入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又是如何造福了唐代读者。当夜间照明是一种经济负担时，自然光时段的书写和阅读时光也变得十分宝贵，用雅正洛生咏或金陵音诵读经典所产生的力量能令乱臣贼子敛手，而域外僧人用本族语言记录的音译中古汉字佛经，俨然就是一位敦煌地区小沙弥所说的河西方言。以上案例说明，如果借镜那些西方书籍史的取径，回顾中国的书籍史，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而且有趣的话题。“凤凰枝文丛”，孟彦弘、朱玉麒主编，凤凰出版社2020年6月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本文整理自2020年12月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上海市重点创新团队“都市文化与文学”承办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讲谈会。主讲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与谈人有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建军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刘卫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王锡荣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叶诚生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讲谈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贺主持，以下内容经主讲人审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很荣幸然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个题目，是王贺老师给我出的，这个一若干、一重要，题目就很大了。接下来我谈的未必重要，只不过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向大家请教。首先简要地谈一下我的治学经历。我和王锡荣兄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从注释鲁迅著作开始走上现代文学学术研究道路的。我记得在北京参加鲁迅书信注释的时候，星期天休息，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一次我就去北京灯市口的中国书店去看旧书，偶尔发现一批研究鲁迅的著作，从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50年代初，大概有20本左右。当时因为我以前没有看到那么多比较集中的研究鲁迅的著作，所以我把这批书都买下来了，差不多花了将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一个月工资是36块钱。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批书是同一个主人的，这个主人在书上都签了名，甚至有买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某年某月在北京东安市场买下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赵燕声，他就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上今天叫“文献学”以前多叫“史料学”的一个先行者。近年来已经有人研究这位先行者。我这次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毛边本里面附了一张藏书票，这个藏书票的图案就是根据赵燕声在40年代后期跟女作家苏雪林、法国神父善秉仁三个人一起合作的一部大书《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封面图制作的，我想以此来表达我对现代文学文献学先驱的致敬和怀念。我不认识赵燕声，赵燕声很早就去世了。唐弢先生的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他。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他，已都发表过专门的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段经历是不是预示着我一生就要走上史料学或者文献学研究道路？好像是有一个预兆一样。由于研究鲁迅的工作性质所决定，为了要完成这个注释工作，就必然要跟各种原始材料打交道，要跑图书馆，查资料、查报纸、查杂志，跑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图书馆报库等等很多地方，泡在图书馆里。那时候不像今天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寻找，坐在家里、办公室里就可以漫游资料库，那时候必须一张报纸一张报纸去翻阅，我还记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料室查找各种稀见的旧报纸的经历。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了我对现代文学基本材料进行整理的这种兴趣和乐趣。我记得我和现在在青岛大学的刘增人先生合作，首先编过《鲁彦著译年表》，后来跟原在上海教育学院、后并入华东师大、现已退休的王自立先生合作编过《郁达夫研究资料》，其中就有《郁达夫著译年表》，还有《郁达夫简谱》，另外也合编过《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在此之后，我自己又编过几位比较重要的现代作家的创作年表，编过潘汉年的新文学创作年表，编过钱锺书1949年之前的集外文年表，编过梁实秋的1949年之前的著译年表，编过台静农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著作年表。如果说我是从文献学这个角度开始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么编纂这些作家创作年表的过程，对我是一个学术上的训练，或者说是锻炼。因为大家知道目录索引也是我们传统文献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年表都有这样那样的缺漏，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代作家的资料整理工作，虽然那么多年下来有一批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有很大的成绩和进展，但是事实上全集不全，资料收集不够完全，以致研究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者遗漏，都是很普遍的。当然，鲁迅作品的收集已经接近于零，再发现鲁迅本人作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我不敢说已经没有，可能还有一点空间。在鲁迅之外，其他的作家的资料建设，我以前称之为“文献保障体系”，研究一个作家，关于这个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建立到什么程度，还缺乏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问题。尽管今天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刚刚王贺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有一个就该是我们资料的搜集跟我们研究工作的拓展之间的矛盾，怎么更好的来加以正视和处理？在研究当中会碰到很多具体的疑难的问题，譬如说作家的笔名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往往会有很大的缺漏和争议。已经去世的钦鸿兄当年与徐迺翔先生合作编过《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很大的一部书，而说“作者”而不说“作家”，就很有意思。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遗漏也是相当明显，后来他有所增补，可是没有增补完，他本人就去世了。这项工作不只是一代学人，可能要几代学人共同完成。当我们对某一个作家的笔名没有基本掌握，我不敢说全部掌握，很可能有些笔名永远无法被我们发现，但在基本掌握之前，我们对这个作家的研究能够说是已经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吗？他有一部分作品我们还没有发现，这部分作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重视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在乃至在将来可能都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虽然涉及面不像现代文学那么大，但也不是没有。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文革”当中那些写作班，那些报纸上的笔名到底是哪些人写的，都搞清楚了吗？也没有，甚至是一笔糊涂账，那你怎么来进一步进行评论？诸如此类，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个人的兴趣后来就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以鲁迅为中心，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如周作人、郁达夫这些作家，或者说他的论敌，梁实秋、叶灵凤这些作家，这是一个我感兴趣的重点。第二个是1940年代的那些作家，当然以张爱玲为代表，还包括了比鲁迅晚一点的也跟鲁迅展开过论争的像施蛰存、邵洵美那些作家，大致上是这样一些作家。对这些作家的研究，我基本上也是做年表，收集他们的集外文，编纂他们的作品集、研究资料集，企图为这些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出版史、传播史上一些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譬如毛边本的出现，我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提倡毛边本，二三十年代一时盛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或者有什么样的文化机制，这是值得研究的。已经有人编过中国毛边本史话，但是毛边本的量相当之大，我想没有一个图书馆能够收集全，不仅是文学的，甚至其他文科领域都有毛边本，这种现象好像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的探讨。我写过一些文章，那也就是就毛边本论毛边本，怎么样把它跟整个文学生态、传播结合起来，这可能又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毛边本本来就是西方、日本传过来的，在上世纪上半叶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上半叶，50年代《诗刊》创刊就有毛边本，而且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把毛边本视为不为工农所需要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没想到当年鲁迅就是喜欢毛边本，诸如此类。我个人还比较关注作家的签名本，现代作家的签名本。签名本往往能够牵扯出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文化、文学的交流，以及这种关系和交流背后的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签名而已。我出了一本书《签名本丛考》，这本书的文章都没有收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里面，因为它自己成一个系统。我觉得签名本蛮有意思的，研究签名本这项工作我还在继续进行，有些签名本确实非常有意思，尤其是一个作家送给另一个作家的。今天我带来了几本，大家可以看一下，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我给大家看另一位上海作家也是钱锺书的老朋友柯灵送给钱锺书夫妇的《夜店》。这本书是柯灵捐出去的，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后来又并入上海图书馆，这本书怎么从图书馆流出来的，我也搞不清楚。钱锺书很好玩，别人送给他的很多书，他都处理掉了，不保存的。还有一本签名本，我关心的40年代作家的一本签名本。当时有一位女作家，名气当然没有张爱玲大，但是也比较有名的，叫施济美，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凤仪园》，她毛边签名送给作家沈寂先生。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部精装本，书脊上面是烫银的，精装本这个纸非常薄，我们称之为是圣经纸，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施济美把这本书用圣经纸印了少量，送给友人的。当时沈寂编杂志，施济美是作者，这是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一种友情的见证，可惜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沈寂先生已经去世了，否则我把这本书给他看，他肯定很感慨，这本书隔了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能够重新出现。还有一本也比较好玩的。我们大家知道京派作家有一位李广田，《画廊集》是他一本很重要的散文集。这本书是李广田送给康嗣群的。大家知道知道康嗣群编过（其实是施蛰存编，他出版）《文饭小品》，解放初曾经在平明出版社工作过。虽然他在现代文坛上不是很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也是一个作者，一个文化人，一个编辑，我们一看就知道原来他跟李广田也有过来往。这些书可能告诉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文坛的故实。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这本书——《抗战回忆录》。这本书是精装，书脊文字烫金，签名就更难得了，不是郭沫若签名，是出版这本书的群益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盛亚签名，签名内容特别有意思：“这本书共印十本，未发行。当一件纪念品远远的送给你。德芳 盛亚呈 北京1951年夏天。”德芳就是魏德芳，刘盛亚的夫人。大家看这本书的扉页上面，印了两个字“样本”，下面又印着“群益出版社出版1951”。但这本书没有版权页，1951年到底什么时候印的，大概是在1951年夏天之前吧。这本书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1951年想出版，但最后没有出版。据我所知，这个“样本”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两本，有一本在北京，但是没有签名，有刘盛亚签名的就是这本，天底下就这一本。这本书的出现，说明《郭沫若年谱长编》写该书是1949年出版的，这个说法就不能成立。下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1951年最后没有出版？为什么不出版？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后来出版了，60年代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改名为《洪波曲》，但里面有改动。原本还有一个附录，是冯乃超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删掉了，而且书中内容和后记都有修改。这样一个本子的出现，为我们从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难得的史料。所以我本人对签名本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话我会继续往下做，《签名本丛考》第二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见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特别的角度梳理文学史，关注一些以前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问题。文学史的书写有不同的角度。以前我和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合作，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还可以进一步来做。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有些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没有广告，或者说虽然有广告我们一时找不到，因为我们现在寻找资料往往是找作品、找集外文，关注广告不多。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由于数据库的出现，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找到很多广告，而这些广告往往会提供很多新的信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我的新书叫《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讲是“十讲”，是整套书里的一种，都是“十讲”，所以我必须也要有“十讲”，不能说“八讲”“六讲”，也不能说“十二讲”，所以凑个数，就是“十讲”，而且这个“十讲”只是我关心的十个方面，当然这十个方面我都做过一些尝试和探索。接下来我讲手稿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书里面是收了几篇关于作家手稿的讨论，我以前写过现代作家手稿的几篇文章，有作品的手稿，譬如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的手稿；也有书信的手稿，我原来就是注释鲁迅书信的，所以一直注意鲁迅书信手稿，新发现的鲁迅给郁达夫的书信的手稿；日记的手稿；还有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期的《日记》手稿的出现，虽然《胡适留学日记》早就出版过，但是手稿跟出版印刷本之间的差距很大。现在已经有研究者、博士生在专门研究这些手稿，有好几篇比较重量级的文章讨论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问题；还包括巴金《怀念萧珊》的初稿手稿。对于手稿研究，我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手稿学明天就要开会，就是讨论怎么样把现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予以更大的重视。因为从手稿到出版、到再版，可能这里面的关联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得那么简单，有很多问题可以重新提出来讨论：为什么会修改？是谁在修改？是作者本人修改还是编辑修改、出版社修改等等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往往会带出一大串新的问题来。巴金故居周立民先生给我编的《现代中文学刊》写了一篇补白，讨论爱罗先珂《幸福的船》译本中巴金所写的《序》，《巴金全集》第17卷所收的该文结尾处的几段话，就是这么几句话，还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这篇序的原始手稿，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怎么来处理？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从毛边本到手稿，到集外文，到社团、流派，到刊物，到文学活动，都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当然由于所见有限，能力有限，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尽量给予关注，予以处理。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近年以来大量的作家书信和日记的出现，对于我们的作家研究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刚刚董丽敏老师提到文献学的规范，从理论到方法，可能不是一个能够一步到位、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逐步地完善。古人对古籍整理有一整套完整的、比较成熟的方式方法，哪些可以适用到我们现当代文学的文献资料整理中，哪些又是需要调整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日记、书信的量可能也是巨大的，虽然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日记的作家并不多。鲁迅还缺了一年日记，周作人的日记相对比较完整，但是1934年以后的，除了1939、1949两年的已公布，更多的还没有公布，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很多重要的材料。其他作家的日记，朱自清的虽然已经公布，但是里面问题多多。这些我们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都是问题。很多没有公布的，条件成熟可以公布，包括郁达夫的日记，郁达夫还有很多日记没有公布。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公布以后我们可能对这个作家的看法会有一个新的，不说全新的，至少是部分新的认识。大量的日记、书信怎么来处理？我们编纂作家全集往往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书信搜集。一个作家一辈子写过多少信，往往数量相当可观，为什么写那么多信，有人甚至是把这些信当中某一部分作为创作来看待，如果这样的话，你对这些信熟视无睹，那就是说你放弃了对这部分创作的评论，是不是合适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只有电子邮件了，《现代中文学刊》今年第六期就专门刊登了一个“现当代作家书信研究”专辑，之所以推出这个专辑，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准备推出“现当代作家日记研究”专辑。所以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面对、处理，都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刚才董老师提到上海师大老一辈的现代文学学人，提到邵伯周、陈娟先生，我还想到史承钧先生，他还健在。提到邵伯周先生，我马上想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是茅盾研究专家，非常好的一个老人，许多前辈都已经离我们远去。昨天去世的孙逊先生，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讲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是必须面对的、认真面对的，20年代发现脂批甲戌本《红楼梦》，三十年代发现《金瓶梅》，给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他说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可能已经很难了，他认为这是古典小说研究文献学的一个瓶颈。如果把这个观点，搬到现代文学研究上面来讲，你现在要发现一个现代重要作家的重量级的作品，可能不容易了，一开始我就谈到，鲁迅你要发现新的（作品），容易吗？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他作家呢？王贺研究的是新感觉派，新感觉派作家有没有发掘的空间？可能这个问题要王贺来进一步实践、解决。再如张爱玲，再发现一部像《小团圆》这样的作品，可能已经不可能，但是在纪念她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还是找到了她翻译的《冰洋四杰》，虽然不全，不是在香港报纸上的全部连载，但也算是一个新的发现。实际上对某一个作家的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讲到张爱玲，前两天我还得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我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份《太太万岁》的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很有意思，了解张爱玲的肯定知道，关于电影《太太万岁》，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当时很多上海报纸包括《大公报》等都有刊登，牵扯到一些作家，如洪深等。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但是没想到这份说明书是解放以后的，解放以后还上演过张爱玲编剧的电影。看说明书，这个电影院叫“人民影戏院”，后面有剧情介绍，第一句话就很有意思：“故事发生在旧社会里”，这都是解放以后的话，然后有整个剧情的介绍，下面是“导演桑弧 编剧张爱玲”。这个电影不一定是在上海放映，我初步查了一下，上海找不到“人民影戏院”，应该是某个大城市的，还要进一步查考。这样的一个资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至少告诉我们一点：1949年以后还在上映张爱玲创作的电影。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1949年后张爱玲还在上海发表她的小说散文，但是她的电影竟然还在上演，日夜场连演，一整天连着放，很有趣。我曾经这样想过，我们现在已处于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整个文献保障体系跟以前应该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昨天我看到复旦大学陈尚君兄讨论互联网时代的古典文学文献研究的一篇文章，他说由于互联网、数据库，他《全唐诗》的整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现代文学领域里面，我们这个现代作家的数据库，整个一个时代的新文学作品的总汇，可以做吗？《全唐诗》的总汇他可以这样做。近代以来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白话作品大量出现，我们现在谁敢说哪个数据库能把所有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的作品一网打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吧？他可以编《全唐诗》，王贺能编现代文学全部小说？全部散文？全部新诗？这个太可怕了，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据库可能建立起来，也许可以，但目前还不现实。《全唐诗》《全宋词》都可以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处理好，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不要说现代文学的全部作品，就是某一个作家的数据库也不完全，鲁迅的数据库就那么完美了？很多网上下载的鲁迅文章错字很多。廖久明兄编“回忆郭沫若资料汇编”，准备出版一整套的书，但整个电子数据库呢？这些就够了？有没有重大的遗漏？我想都是问题。研究者又该怎么面对？明年有两个重要文学社团的纪念，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百年，一个是创造社一百年，这两个重要的文学社团的数据库在哪里？我没看到。在座的诸位是不是看到了？有没有人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重大项目多了去了，最基本的东西你做出来了没有？这都是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不是说我个人有兴趣我来做一个，需要一批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来做，这才也可能做好，更方便我们来利用。接下来你还要能够利用，怎么更好的来使用。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第二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你第一个都没有做好，怎么进行？所以说，现代文学文献学实际上有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实践包括怎么跟现代技术更好的结合。古典文学原来的基础就比较好，文献整理这套规范本来就很好，而且现在又走在前面，做的比较好，而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不说落后，也至少是滞后。哪怕你用一个小的入口切入，你做一个现代作家的旧体诗数据库，从鲁迅那代人下来，很多现代作家都写旧体诗，当代如聂绀弩等人，能不能做一个数据库？有人做吗？郭沫若50年代以后那些诗，他自己也认为写得不好的，但要做的话，无论好坏，也都得放进去。现在做民国旧体诗词数据库的，可能仍限于专写旧体诗词那批文人，新文学这个层面上是不是包括了？像沈祖棻，一身两任，词写得很好，新诗也很出色，两边都跨的，希望两边都要包括进去，更理想。而且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民国的南方这一带、京沪这一带、长江三角洲这一带，北方如大西北、东北等，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这些地区文人的旧体诗不得了，海量的资料。我的《十讲》里面，最后涉及到的两个问题属于交叉学科，一个是新文学跟音乐的关系，一个是新文学跟美术的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新文学跟美术，到当代都是这样，一直到今天，黄永玉先生既是大画家，又是大作家，九十多岁还在写长篇，不得了。很多美术家、画家本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也是一个作家。我们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往往忽略、忽视了，或者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学现象重视不够。当然我们会提到鲁迅的美术设计，他的封面设计，除了鲁迅之外呢？还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尤其是美术史、书籍装帧研究者在做这项工作，有一些新的材料会披露，但是总体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往往新文学作品的装帧设计理念跟作品当中所反映的作者追求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怎么对此进行研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音乐，现代文学和音乐的关系。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作品，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写到过音乐，或者说跟音乐有关，好像也没有人研究。搞音乐的不关心这些东西，我跟搞音乐史的专家也交流过，他们对这个兴趣不大，那我们搞文学的呢？为什么小说男女主人公会听贝多芬，作家的意图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有人研究。研究沈从文的，我想也应该了解一下，沈从文自诩“乡下人”，但实际上他对古典音乐很有兴趣，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对他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吗？他1940年代以后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当中，很多地方写到音乐，这当然与他的夫人张兆和的一个兄弟是搞音乐的有关系，但如果沈从文没有共鸣，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他未必会对音乐那么有兴趣。当然，上面讲的许多方面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好，我只不过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如现代文学跟所谓的旧文学、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通俗文学，但是把这些文学统统命名为“通俗文学”、“旧文学”合适吗？可能都有争议，未必合适，你的就是新的，人家就一定是旧的吗？他也同情劳动人民，他的白话可能写的比你更好，你的欧化的白话老百姓看都看不懂的，为什么就说人家是旧的？动不动就新的、旧的，有必要吗？新就一定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文献学上怎么来处理？新文学当中有一大批作家，都是从所谓的通俗文学、旧文学起家，像戴望舒、施蛰存、张天翼、叶圣陶等，也有相反的，从新文学走向旧文学的，如写武侠的宫白羽。我曾经想编一本《现代作家文言文作品集》，现代作家尤其是五四这一代，到1930年代初这一代，文言文都写得不错，像鲁迅、茅盾、叶圣陶、俞平伯、钱锺书，把他们这些文言文章收集起来，很好玩的。王统照母亲去世，他写了一篇祭文，非常漂亮，我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那个老板特别厉害，他说：陈老师，你看王统照的！我一看不得了，线装的、王统照母亲去世的祭文，我马上买下来了。跟王统照儿子联系，他说根本不知道祖母去世我爸爸还写过祭文，提供给他，正好还来得及补入《王统照全集》，这是很重要的史料。这批作家的旧学功底很深厚的，王统照这篇祭文就写得很有感情，对母亲深沉的爱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我们搞新文学研究的，往往不注意这方面，很少留意这方面。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作家的身上传统文化怎么体现？当然鲁迅当年讲过中国书最好不要读、少读，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应该好好读读，尤其他们这批人写的文言文章。当然1930年代以后，到1940年代的作家，这方面的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我们研究民国时期旧文学的，往往把新文学这批人排除在外，他们往往不会注意这些问题。我期待我们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条件下面，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从而为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文献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个档案的问题，也应该特别提出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如果能够更好的被利用，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一直带着他的一批学生在整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切入。其实搞史学、社会学的，对档案的利用很充分，我们以前好像觉得文学跟档案关系比较远，但是现在慢慢地发现，档案对文学研究同样有很大的帮助，与现代作家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档案，还需要系统的梳理和利用，当然这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出来，进行讨论，引起关注和重视。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谢谢陈老师精彩的报告！陈老师除了从一开始、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在北京的时候接触到赵燕声的那批资料开始，讨论到他这些年我觉得在传统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很重要的近现代文献研究的面向，比如说签名本和手稿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常规的文献资料如作家书信日记、档案资料等等的搜集和利用的问题。以档案资料为例，这些年有一些讨论，包括档案资料怎么样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结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当中也有一些应用，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献学的研究，对档案资料的关注还不是很够，可能这也和我们的研究习惯有关，我们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对资料的利用、处理、引用是有些任意的，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可能对资料的批判、“史料批判”有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比如同样一个关于某个观点或者是某个问题的一个资料，从它的可靠性的程度而言，可能这个档案的可靠性，要比作家作品、他的自我陈述、其他人对他的一些评论等等，可能更可靠一些。当然陈老师也谈到数据库的建设问题，因为我这几年也在做数字人文，特别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陈老师自己虽然不太用电脑，但是他对这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非常敏感，也一直特别鼓励支持我们，数据库对我们整个不仅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或者现代文学史、文献学的研究，对整个人文学术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便利，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当然现代文学的数据库海内外很多很多，但是专题性的数据库，比如说陈老师讲到的旧体诗词的数据库，包括比如说一个好的、完整的鲁迅研究数据库，可能都没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数据库也都没有。我们国家那么多重大项目选题很多都是史料整理和数据库建设，但是这些数据库建成了没有，另一方面建设了数据库之后能不能给我们用，是光盘版的还是在线的、联机的，另外怎么样设计这些数据库的功能，是不是开放，整体上提供了哪些资料，有哪些可以供我们做一些数据分析和挖掘，不只是说一个简单的信息查询等等，都还需要讨论和实践。陈老师刚也谈到新文学和旧文学、通俗文学，和音乐、美术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恐怕是很困难的。因为一方面要求我们对音乐史、美术史、艺术史研究有很好的把握，另一方面有了这个把握之后，才能更好的处理文学和音乐、美术的这样一个关联。陈老师举到了沈从文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学里面非常多。比如说新感觉派小说里面，写到、提到很多法国古典音乐，咏叹调等等，我其实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写到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是赶时髦，当然“趋时”是海派或者说整个新感觉派都有的一个特点，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音乐的修养、美术的修养，纯粹是“趋时”使然。当然叶灵凤的美术修养还是很高的，其他人未必很高，但是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文本当中，放进整个的叙事的脉络、抒情的脉络当中来，还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关联起来最终做一个新的诠释。我想这样一方面我们的资料整理工作可以给现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提供一批基础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许可以推陈出新，做一些新的研究出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专业课一 650中国古典文献学一、名词解释（5x6=30分）宋元学案 孔壁古文经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郭店楚简 叶音说 陆德明二、年代作者。（2x10=20分）廿二史考异 近思录 春秋集传纂例 汗简 诗谱 七经小传 书舶庸谭 广雅疏证 金石录 说郛三、将篆文改写成现代通行文字。（1x10=10分）大概有 宣、自、山等，我也不太会...四、简答题（四选三，每题20分，共60分）1、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的刊刻背景、字体、所刻经书、研究价值2、义疏体产生时代、特点、经学史意义3、何为宋体字？叶德辉为何说艺术操之于书坊刻书？4、文字学的训解古籍的意义五、材料题（标点6分，其他各小问都是8分，共30分）《尚书今古文疏证》德，乃降 选段标点并抄录划线句（引用左传原文及杜注、孔疏）1、此书作者，此段如何辨伪2、翻译伪古文的文本、左传的文本3、简述宋到清的尚书辨伪史870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一、名词解释（5x11=55分）正史 五代史记 汉学商兑 音学五书 校雠 二重证据法 抬写 古籍的重叠构成 粟特人 四声别义 察举二、谈谈你对四角号码的认识，并把下列汉字转换成四角号码。（10分）当时列了10个汉字，但实在不会转换，仅仅凭借一点印象谈了认识三、杜甫《蜀相》，标出平仄，分析平仄格式、特点。（15分）四、写出下列避讳字的时代，说明什么是避讳，避讳的方式，避讳的文献学意义，需要注意的问题。（35分）列出了10个讳字，记得有：民 弘 玄 楚 虎 懿 等等...五、材料题。（35分）《校雠通义·内篇二》 批驳焦竑误列《弟子职》选段1、标点并抄录2、说明此段反映的文献学问题。来源公众号：新祥旭北京考研

伦理学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活动中区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伦理学其实他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科，有很多很多就业方向，他的思辨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观察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对于律师来说是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能力，而且它还可以进行文案的编辑，因为他的所研究的这个专业是现在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学生有一定的文学水平，在这方面上是一个非常受欢迎，还可以从事策划，记者，等职业，我认为其实只要是能够跟人打交道的职业，他都非常适合。高校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湖北大学、黑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人类学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本专业学生兼修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四方面的课程，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方法技术的训练，注意提高研究技能以及进行应用研究的能力。同时，注意拓宽专业口径，增加交叉学科、实用性的课程以满足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人类学专业面广，知识更新迅速，学生兼通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属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就业途径宽，适应能力强。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能胜任民族、宗教、计划生育、文化、民政、旅游、宣传、政策研究等工作。毕业后可以去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共组织和私有机构担任行政、文秘和各项管理工作，主要以博物馆、民俗研究机构、考古方面为主。有的学生还能进入相关的媒体机构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进企业从事市场调查等。高校推荐：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古生物学古生物学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古生物学理论知识，能从事科研、教学、生产及管理等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通过4年学习，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和身心素质教育，初步掌握生物学、地质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了解当代生物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科技开发和行政管理能力；为有志于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学生提供良好的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基本技能训练。古生物学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或教辅人员;古生物及其它自然类博物馆、国家及省市自然保护区及地质公园的科研或管理人员;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化石管理人员;石油、煤炭及地质调查等部门的研究、实验人员等岗位。目前，我国古生物学科人才队伍严重萎缩，新老交替的人才断层问题特别严重，后备人才明显不足，很多地勘单位更是出现了“无人能做古生物工作”的尴尬局面。因此，培养和保持一支与国家建设、国际前沿研究相适应的高水平的古生物学专业人才队伍，更好地为地质找矿服务，已成为重要问题。另外，从事古生物方面地质工作的职工，收入也普遍偏低，这也是这方面人才不断流失的重要原因。高校推荐：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两年一招）沈阳师范大学河北地质大学古典文献学传统的文献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疏等内容，是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而在现代，除了传统的内容之外，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研究、考辨、编纂、译注及现代化传播等重要方面。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献学专业性强，研究内容较为冷僻，就业受到一定的限制。可以进入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文化产业等相关部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及教学工作。高校推荐：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旨在培养具有文物学、博物馆学与考古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创新精神，文物与博物馆实践能力、良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素养，能从事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博物馆和陈列展览馆、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收藏与经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文物学和博物馆学相关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具备进一步深造潜能的博物馆学专门人才。该专业可以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旅游部门、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的文物陈列与保护、博物馆管理和研究；公安、海关、商检、拍卖典当、珠宝行等文物鉴定、评估和保护。高校推荐：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米南竹，男，1964年生于书香门第，祖籍湖北，现定居北京。擅长：隶、楷、行、草、篆等书体，推陈出新，风格独韵。曾师从楚图南、赵朴初、刘炳森、欧阳中石等书坛泰斗。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家、文博系统研究员、书法客座教授。场景展示图艺术简介：北京复圣轩文化传媒签约书画名家中国国礼特供艺术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孔子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名人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大泽堂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名家中国海峡两岸书画家协会顾问场景展示图大事年表：曾先后荣获：世纪新星、文艺大师、特级书法大师等荣誉称号；2013年天安门城楼收藏一幅长3.65米、宽1.1米隶书作品《北国风光》，并入编《世界名人录》等多部大型辞书。华夏诗圣赞曰：南竹书法颂天下，翰墨千秋誉乾坤。场景展示图艺术成就：米南竹老师的艺术，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书画艺术传统，而且积极反映现代生活的真善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无论在题材的开拓或是艺术形式的表现上，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运用。场景展示图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打动心灵的，而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笔墨表现世间的真善美，弘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而不是简单地迎合市场，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人们需要的是高质量高水平有思想底蕴有传承的艺术作品。米南竹老师运用流畅的笔墨，巧妙的构思全心身的倾情创作，展现出他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和对书画艺术的独特理解；表达出其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考。场景展示图精美的书画作品是艺术家心灵的体现和文化底蕴的表露，是对生活和书画艺术美的理解和再现，也是对生活美感的探索和追求。纵观其书画作品：清雅而不浊俗，淡泊而不奢华，旷达而不促狭，平和而不偏激，拥有书画作品的静气、灵气，从而给人以亲切感、厚重感，引发观赏者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度思考、耐人寻味，往往有赏心悦目，荡气回肠之感。场景展示图其作品多次在中国各大美术馆展出，并参加中国美术馆合作主办的全国性书画邀请展，捐赠多幅作品赞助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近年来潜心研究书画创作，遍习百家，在作品中注入自已的哲学，文化思维，深得业内好评。场景展示图场景展示图【 复圣轩字画网 】北京复圣轩文化传媒

郭永秉（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郭永秉生于1980年，学生时代就爱“坐冷板凳”“钻故纸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古史课，他学得津津有味。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来复旦，对郭永秉来说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称心如意，从此以后他就在“冷门绝学”的坑里越钻越深。对郭永秉来说，做学问最叫人欢喜的，就是那份与师友切磋的“穷开心”。在甲骨文发现以前，传统的金石学是怎样的？古文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要对传统的金石学进行哪些改造？哪些传统的观念遭到了摒弃？郭永秉：因为我们很熟悉了，所以请允许我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先说明的是，我做这个“绝学传薪”的访谈人之一是很不够格的，我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很微小，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古文字学方面不是科班出身，并不具有代表性，说实话我的问学路数也与很多古文字学者不大一样。所以我确实没有资格代表古文字学这一个行当来发言，这决不是我谦虚。承蒙《上海书评》的美意，这里也只能是谈一些个人的体会而已，表述不妥的地方还是要请专家指正。你的这第一个问题就不好回答。我感觉金石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同一的面貌我也不敢说，应该有它的一个发展流变过程。虽然历史上对前代的金石文字（特别是金文）的研究在西汉甚至更早就有萌芽，但作为一个成规模有体系的“学”而言，大家都公认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需要有成批量的材料、成批量的学者和成批量的著录研究著作的出现，宋代之前没有这样的规模。内藤湖南说，宋代史料研究最发达的是金石之学。很多人都把金石学看成是宋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如从金石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有更广一些的价值。朱剑心的《金石学》概括金石学有“考订（证经、订史、补佚、考字）”“文章（渊源、体制、工拙）”“艺术（书、画、雕刻）”三个方面的价值，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侧重，但大致我觉得传统金石学的意义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朱剑心：《金石学》宋代金石研究也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考证，但宋人在史学方面对金石文字作出严谨考证的例子太多了，譬如傅斯年先生就说过，读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魏受禅碑对《后汉书》《三国志》魏受禅记录的考订，就知道北宋人史学分析到了这个地步才能有《唐书》《通鉴》这类著作，王国维则特揭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的石刻考订成绩加以表彰。清人当然在这方面更加推而广之，更加严密精深。史学和史料分析的进步，与金石学的展开、发达是互相促进的。但我们也不能说金石学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从宋人开始的金石研究理念也有突破纯史学、文献研究框架的地方。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的金石学，跟实用的关联极为明显，吕大临的《考古图》是另一个典型，不但著录带文字的青铜器，也著录没有文字的器物，器物在图像、铭文摹刻本及释文、考证之外，还附记得器地点、藏家，以及高、深、径、容等器物校量信息。当然不敢说，吕氏编纂时就有了类似现代考古学的理念，也许这些信息在他看来更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当时实用的礼乐制度建设的，但客观上他是注意到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好像除了器物重量信息之外，能想到的常规著录项，他基本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于同时代和很多后来的金石学家的。所以王国维说“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是很恰切的评价。吕大临：《考古图》过去的古文字学，自然是包含在金石学范畴内的，比如与《考古图》相配还有《考古图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编，有点类似于现在有些古文字著录著作后附的文字编。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传入的背景下，古文字学逐渐地从当中脱离出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已经有所谓“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的说法，把器物本身的研究跟文字研究分开来了。从大的趋势来说，古文字学成为现代学科，自然跟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发达及语言学对传统古文字研究的改造有关，不过我认为还是要充分估计一些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对古文字学的建立与转型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人，古文字学的成立或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比如孙诒让、王国维、唐兰这些学者，他们都是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从他们开始，一方面“穿凿纰谬”逐渐注意到应被避免，讲求研究的科学严密性和审慎性，另一方面，研究的视野开始放大，注重探索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这一点无论在古文字本身的考释方面还是利用古文字谈文史领域的其他问题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跳脱传统金石学传统面貌方面，应该认识到他们这些人所作的巨大贡献。比如举王国维的例子的话，关于古文的性质、时代的认定，应该承认他是在清人吴大澂等研究基础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但他基于此而对东周时代东西方文字系统的划分和籀文、古文分属不同系统的看法，却是清代金石学家看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楚的，这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对战国文字区系划分和文化、历史的认知模式。这个“东西土之别”的模式倒不是说它无懈可击、一定符合当时实际，但确实是一个框架性的解释和构建，对后来很多其他领域的认识和研究都是有影响的，就好比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很多著名命题一样的，你可以赞同或质疑它，但是绕不开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傅斯年讲的“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东西”本身的重要性。历史上金元统治者占领了多出铜器的中原、关中地区之后，金石学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学者没了研究的资料，必然走向衰竭，当然这种衰落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里不多说。我记得仇鹿鸣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古石刻研究如何超越传统金石学，他提到为什么石刻资料没有被王国维等人列入所谓的“四大发现”，他认为主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汉简这些材料那么重要、填补空白，用中古石刻文字做出的成果也没有甲骨、汉简研究那么突出而令人瞩目。古文字学能跳出传统金石研究的范式，拜材料所赐的因素应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清后期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或者新出土的战国玺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汉简，一波波地推动了古文字学的革命性升级。而与这些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恐怕还得数罗振玉、王国维，而以王氏贡献尤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的际遇，加上学术理念的变革，使得古文字学在晚清以来面貌一新。王国维古文字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有很大的发展和转型，名家辈出，这个不用我多讲。我这里想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释研究的逻辑性、科学性提升了一个境界，他的文章从不随随便便兴致所至，也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完全扬弃了文人气和书袋感，他强调要考释关键性的文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总感到他好像是彻底把古文字学跟传统金石学脱钩的一个人。有一个细节，以前金石古文字学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诗刻字，搜集拓片、施以题跋，但自朱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以下，这种风气除了岭南之外的古文字学者似乎就慢慢淡漠了（大概个别例外也有，如何琳仪先生），古文字学人收藏金石文物的风气也渐渐稀少、至少不上台面了；甚至你可以注意，像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这种古书底子那么好的人，他们后来连文言写作也都主动放弃了，朱先生更是从四十年代进入学界便以典范精确的白话写作，绝不沾染文言旧习，李先生、裘先生他们有没有文言写作的经验我都不知道。这当然有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文人传统逐渐断裂的大背景，但是就古文字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我个人觉得跟杰出学者引领的导向可能是有关系的，比如于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学生那样专门去学习白话写作，因为他本来确实不写白话文。学术语言的变革对现代古文字研究的重塑，好像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不排除当中可能促发了学术研究思维和范式的内在变化。而且你很难简单断定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向，一种剧烈的变革大概必然对旧传统带来全面涤荡，但也许以后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还会渐渐回来，这都不好说。我最近注意到，陈尚君先生从他的角度概括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面貌有：四部之学、繁体字的运用、文言文的写作、中国传统学说的种种表达手段和方法、学说的气象和通融以及传统学说所应该具有的当代科学精神等。所以新旧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及优劣，有的时候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的，都还可以在学术发展过程当中调整的。朱德熙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朱先生的影响最大，并且在战国文字及战国文字之外的领域作出很重要的发展和推进。朱先生、裘先生他们是语言学家，说他们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改造了古文字考释、型范了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大概是不为过的。李学勤先生则曾从他甲骨文分期、青铜器研究的得失，反复强调重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是不同于以往金石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切身的经验之谈。吸收相关学术方法来促进古文字研究进步的这些事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们常说建国后地不爱宝，郭店、马王堆、银雀山等地出土大量简帛文献，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文物市场出现的文献，它们对既知的古代书写系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冲击？郭永秉：从书写系统来讲的话，是提供了很多新知的。比如说，我们真正看到了秦简，也就是秦人的毛笔文字，上次裘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里面提到了他跟张政烺先生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打赌到底是秦简还是汉简的趣事，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当然有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秦简，不稀奇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大发现，而且它印证了文字学家对早期隶书的一些判断。裘锡圭第二是大量的战国时代楚地简册文字出现，彻底更新了对战国文字面貌的认识。早期的战国文字研究，对象无非是青铜器铭文、玺印货币陶器文字之类的特殊载体的文字，虽然研究成果很多，有的也很重要，但是跟楚简大量出土发表以后的战国文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新材料出现对于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推动。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等先生对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和铜器铭文等材料的考释工作，是在郭店简等书籍类简册问世之前完成的，这些高水平、严谨准确的工作为后来简册书籍的考释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九十年代包山简的考释研究当然也可包含在里面）。而且这些实用性的文字资料通常与传世文献不太能对读，所以能做到这样高的水平，今天回过去看仍然值得叹服。因此，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简材料经由裘锡圭先生审定公布，战国书籍的阅读和研究进入了学术视域，好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虽然后来学者对郭店简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商补，但这个工作可以说自晋代汲冢竹书整理之后，也是“千七百年来未有”的，这次大规模整理战国书籍的起点确实是相当之高的。楚地简册出土地域广泛，时代涵盖也比较宽，能让我们看到战国楚地文字书写系统的比较成体系的面貌，所以今天的战国文字研究者，如果不掌握战国简，可以说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太一生水》竹简局部，湖北省博物馆藏。第三像汉初、汉武帝前后、东汉的简册文字，也是在1970年代以来逐渐丰富认识的，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结合其他的文字资料，我们现在能谈得更加清楚了。汉字形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书体与结构不同步发展的现象，似乎是值得留意的，现在看起来汉字往往是书体外观容易变而字形结构比较顽固，比如八分的笔法、体势，从一些出土资料看，在西汉前期可能就已比较成熟，可是结构上还是得到昭帝宣帝以后才完成从古隶甚至小篆的蜕变。我们对字体的划分判断，到底是用前者还是以后者作为主要标准，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选择。汉代文字资料与中古以下的写本文字关系至为密切，我看中古段的一些学者谈中古文字的论著，往往好讲某某是俗字俗写，但其实如熟悉汉代文字，就会知道这不是什么俗字，就是本来写法的延续，有些字形也不需要那么繁琐的论证，揭源头即明。我很期望写本学研究不要人为地将简帛研究排斥在外、自设学科壁垒，无论从外在形制格式还是从内容文字而言，它们从学理上本来就应该合在一起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简帛材料中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吗？郭永秉：也许没有太多可以跟一般读者引起共鸣的有意思的故事分享，我们做的就是“穷开心”的事情。以前读裘先生回忆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提到他跟朱先生合写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合著文章考释战国文字的“官”，裘先生说是他们当时各自注意到了一些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发明印证的例子，所以最后合起来成文。人的阅读、认识总有盲区，独学无友就很难避免个人的局限性，所以学术上有诤友、畏友非常重要。这几年跟我的同事讨论学术问题、合写文章，好像就有类似的体会。尤其是前年邬可晶跟我合写考释战国玺印及楚简“原”字的那篇文章，从问题的发现到解决，就是两人各自注意到一些现象和文字形体，在微信讨论中直接撞出来的。我记得当时他提示给我三晋印中一个关键字形证据，说楚简里面的那些字是不是直接可以联系起来，我立刻就感到一个悬疑的问题解决了，所有资料都读通了，当时实在是兴奋，类似的经验其实还有不少。这种学术切磋讨论到发明过程中的乐趣，外人可能很难体会。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些决不起眼但还算认真的微小工作，除了裘先生当年对朱先生讲的“穷开心”之外，确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上博简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郭永秉：如果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感到在整理研究出土文献方面，裘锡圭先生在古典学重建中提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之间趋同、立异尺度的把握，还是需要再三体会。我们往往会被简单的相似误导，也往往会被表面性的差异误导，怎样努力把阅读初始那种直觉的兴奋、瞬间的联想沉淀下来，理性分析思考、多方设想可能性之后，再做合理结论，这可能是避免古文字和古典学研究单线思维、一元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这个访谈系列是叫“绝学传薪”，不过事实上现在从事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数，如果加上研究生在内的话，已经相当不少，尤其是比起满文、中亚死语言那些研究而言。若仔细分析一下的话，我们的认识水平、研究水准与研究人数相比，好像并不是正相关的，如果允许我直言不讳，我想大概要思考如何努力避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过快进入泡沫化、内卷化，真正提高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核心研究能力与水平，这可能才是这门学问真正避免“学绝”的关键，比起是不是要引入一些时髦的技术、新名词而言，这一点可能重要而切实得多。以前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医生朋友说，医学院校大量地培养了对于外科理论了如指掌的学生，但这些人去医院实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损伤的病人需要做最简单的清创缝合，这些学生往往都会笨手笨脚甚至束手无策。听起来有点不可想象，但我当时就非常有同感，我们现在培养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甚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好菜”是没用的，真正能实际做文本释读整理工作的人，会占多少比例？如果在基本的释读整理材料的能力和基本戒律上不注意对学生的培养训练，一定会制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究整体水准的提升。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工作是认字，但认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读懂文本、利用资料。这几十年来，随着资料电子化程度、检索能力的提升，随着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读出土文本乃至传世古籍的整体能力，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觉得是可以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读整理文本，最终是要靠人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的，因为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器看的，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科技手段的问题，而是如何去与古人真切对话的问题，恐怕不能因为趋赶时髦而忽视了对综合语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这方面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了，这跟我们培养学生、做研究、设立项目的导向是有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被材料、项目牵着鼻子走，技术化套路化的倾向太过于严重。还有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及成果，似乎还没有很认真地与其他学科对接共享，导致比如史学、哲学等领域研究者没有办法充分利用或者索性不用，这可能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另外，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态度问题，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不可避免与生俱来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刚刚提到的过于以出土资料为本位，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根底比较差，易走极端、偏离事实真相，眼界狭窄等等，这是需要反思、批评的。但是矫枉过正也容易偏失，比如特意摆出“预流”对立面的姿态，而非出于追求事实的态度来质疑、批驳和研究，这就往往导致失去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可悲的。跟古文字研究的硕果累累相比，上古音的研究好像进展十分有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郭永秉：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误解，上古音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的进展是很大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迭出，无论在声母还是韵母方面，现在的很多认识早已与王力先生为代表的音韵学家的古音系统有了很大不同，这已经是古文字研究者不应不认真面对的事实。这方面的情况不能缕述，而且我也不是专业从事者，没有资格多谈。我推荐感兴趣的人读一下最近张富海先生在《岭南学报》复刊第十期上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目是“谐声假借的原则及复杂性”，此文对声母韵母音近相谐的原则有明确的概括，也对不合原则的例外有解释，指出应当彻底摒弃双声假借、“一声之转”这类缺乏科学性的说法。复旦中文系的硕士生施瑞峰有一篇文章，好像也刚刚在《出土文献》上正式发表，他对古文字释读中错误使用非同时性谐声假借资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到的这些原则和前提，我认为都是比较重要的。《岭南学报》复刊学术会议之五“出土文献：语言·古史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张富海作题为“谐声假借的原则及复杂性”的报告。我感到目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对音韵学的新进展了解接受还很不够，甚至有不少人对之尚有若明若暗的拒斥心态，这种态度导致的流弊，就是讲谐声假借失去基本的尺度——也许是形声的错误分析认定，也许是一转再转、无所不通（比如某韵部的一个字可以被同时通转成另外三个不同韵部的字之类），也许是分析过于保守、失去合理解释的可能性。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这种傲慢、封闭心态一定是会起到阻碍作用的。古文字研究的科学客观性，应该敢于用古音研究的结论去检证，而不是消极回避，甚至视若无睹。西方汉学界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对出土文献性质的看法以及释读方法往往与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你怎么看待这些差异？郭永秉：西方学者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一些比较切近或者认同中国学者的看法及方法的，但确实相当大一部分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界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有比较大的分歧。歧见完全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才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学术传统那么不同的中国和西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在批评之前须认真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知道对方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出于站队式的捍卫心理。柯马丁举个例子，柯马丁先生从《诗经》异文的角度推测文本存在以记忆和口传形式传播的可能性，虽然我认为从他所举的异文的现象不足以说明口传的必然存在，但从《诗经》的诗歌形态本身来说，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安大简《诗经》虽然还没有完全发表，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和相关信息来看，《诗经》文本在战国到汉代间确实发生相当严重的、特异的歧变，有些看起来好像并非转抄复制中产生的问题，将对《诗经》文本的授受、传写过程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引发我们反思《诗经》授受中口传的重要性如何估计。但是，我想说的是柯马丁先生所设想的记忆和口传形式传播的可能性，能否推广到早期中国所有的文献的传播模式当中，恐怕就值得怀疑了，比如《书》《礼》及史类文献，恐怕与《诗》的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异文绝不是口传的一个灵丹妙药式的解释突破口。这些年古文字字词关系的研究非常深入，音同音近包括声旁相同的异文，很多只是当时个人用字习惯不同的偶然现象，比如金文同一篇中往往就有用字不同的现象，简帛中类似情况就更多了，在文本复制转抄过程当中产生与底本不同的用字是完全正常且有规律可寻的，决不能一概解释为是因为听写中发生的歧异。我们得承认抄手是有一定文化的（虽然可能有高低之别），在复制文本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因为默念誊抄而改变文字书写的情况出现，如作为读者身份所作的抄写，这种改变那就更容易发生。此外，上博简、清华简中的一些儒家文献、历史文献的文本，忠实、认真地进行复制的现象，确实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这个已有多位学者谈过。现在看到的很多战国文本，存在着保留底本地域和时代特色、与通常文字书写有别的重要现象，这更加说明中国古代典籍抄写复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不是通过口传能够解释的。所以很多问题可能需要具体分析，用统一的模式、尤其是使用具有西方认识背景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问题，大概会显示出很多明显的弊端。很多西方汉学家强调早期文献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你对西方的早期写本研究有没有涉猎？其中有无可以借鉴之处？郭永秉：很惭愧，这方面我了解不多，所知连皮毛都谈不上。但有余力的情况下，也读一些相关的译介论著，比如我们学校古籍所苏杰先生在中西古典学特别是校勘学的沟通方面做了巨大贡献，翻译了大量的论著，他自己也有相关著述，我没有全都读过，但是就我读过的部分而言受益很多。比如他翻译的《抄工与学者》是一本很好的书，我觉得值得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人看一看。我阅读的总体印象是感到，西方古典学（包括后来的《圣经》研究）有非常强大的文本批判鉴别传统，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古典学做这方面的工作，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其实可能远超过我们。西方人对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审核，研究其中的附益、伪窜，对文本的校勘，是一种出于理性传统的前赴后继的工作，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总结了很多规律，是很值得中国古典学去借鉴的。我们应该放弃因中国语言文字不曾断裂而产生的盲目自大心态，其实西方的古典教养和语言本身也没有完全断裂，这种优越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做出多少实在的成果能够与整个学界对话。《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与西方写本鉴别传统相比较，中国古典研究似乎在某些方面相对较弱。唐宋以前的古典学家对古典内容真伪的问题似乎主流是以“信”为主，司马迁做《史记》时，对传说时代的不经材料虽还略有审辨，但实际上还很不充分，一直到像欧阳修那样，直陈稷、契为帝喾高辛氏之子的说法在世系上完全错谬不可信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我们古代传统中的空谷足音；对文献的性质、时代的判定，也往往体现出崇古、附会倾向，似乎讲得越早越好，比较缺乏一种与文本歧变的自然潮流逆势对抗的批判精神；校勘家的工作也是以经学家对经学文本的整理为主，罕见西方的独立古典学者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校勘，校勘整理记录的科学系统性也有待重估。同样是经，甚至是宗教经典，读过巴特·埃尔曼的《错引耶稣》这本书就会知道，哪怕是《新约》这样神圣的经典，哪怕作为教徒的学者也是可以提出认真质疑的。这本书往往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学、中国写本的情况，是很有启发性的一部书。比如从文本错讹方面来说，我印象很深的是，《新约》希腊文本抄写过程中缩写符号的误读，因同一个单位的字结尾的跳读造成的错误，注记混入正文等，都与简牍帛书及传世古书里发生的那些错讹十分近似。有些规律和讨论可能也是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比如越能解释其他异文为何存在的就越可能是原文的原则，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抄写传统的差异以及识字率的估计，关于经文抄写受到口传事迹的影响的讨论等，这些东西如果能有同时深入掌握东西方古代写本的学者细加整理比较、总结归纳，阐发基于语言文字本身特性而引致的异同，一定是写本学上很有意义的成果。《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埃尔曼此书，也曾引发我的一些思考，譬如说，文本更动的“意图”是不是真的可以推测并坐实的？文本的无意更动和有意修改之间如果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我们究竟如何去评价与单纯技术性错误有区别的误读，以及抄工、阅读者对文本产生的影响？比如像《错引耶稣》所举的，KURIW（主）的缩写形式KW（有上划线）被抄写者认为是KAIRW（时间）的缩写，由“服事主”变成了“服事时间”，这显然是有阅读能力的抄写者在工作中具有创造性的变化。在文本流传确立的过程中，是这种并非出自学者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渐变比较重要，还是从信仰及宗派观点等立场出发的人为突变来得更重要呢？抄写者的疏忽之讹，是否一定更容易将文本改得简单易解而不是相反？……再结合我们自己的古典学文本，很多问题似乎就更值得思考了。我记得我们古籍所陈正宏先生曾经在一位法国的写本学者的讲座总结中提到，中国学者不应该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名目自限，文献学不分中外，应该要对世界上所有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大致意思如此，可能不是很精确），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但惭愧的是我没有努力去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今天也谈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十分抱歉耽误你和读者的时间了。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时刻5月9日讯（通讯员 夏金龙）5月11日（周五）上午九点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主讲岳麓书院邀访教授讲座，开讲“新时代古文献学的发展态势与研究前沿”，从八个方面介绍古文献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中，具有交叉综合特色的新方法，以拓展学科研究的新视野。【讲坛信息】主 题：新时代古文献学的发展态势与研究前沿时 间：2018年5月11日（周五）9:30—11:30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明伦堂（文庙大成殿后面）主讲人：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荣誉会长）主持人：龚抗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主办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单位：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岳麓书院历史系协办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周少川教授，广东省汕头市人，195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垣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历史文献研究》主编，现任常务理事、荣誉会长。担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完成多项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出版《古籍目录学》《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藏书与文化》《元代史学思想研究》《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中国典籍史》《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等专著，主编出版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3500万字。成果多次获国家出版奖、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奖项。【内容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古文献的整理研究产出许多重要成果。讲座将从代表性成果的评述中，分析学科发展的新态势，及其对今后学术的重要影响。同时，从八个方面介绍古文献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中，具有交叉综合特色的新方法，以拓展学科研究的新视野。【报名通道】岳麓书院邀访教授讲座第23期讲座报名二维码

专栏往期回顾可以翻看本“话题”上下篇青年学者说文献学——044敦煌研究院王东个人介绍王东，男，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201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现就职于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文献与西北民族史，在《文献》《中国藏学》《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偶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2000年至2004年，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当时开设有《历史文献学》这门课程，这是与文献学第一次亲密接触。因高考发挥不好，服从专业调剂到了历史学专业。最初，心理上对历史学还是有些抵触的，上课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无法回忆出当时学习的情形。在我的印象中，“文献学”就是过去老学究们带着厚厚的眼镜片，扎在故纸堆中逐字逐句研读的情景。进入硕士阶段，开设有历史文献学的课程，并且老师要求根据研究方向进行文献研读，因撰写论文的需要，强迫自己去研读相关文献，在文献中寻找对自己写作“有用”的只言片语，不知不觉竟然喜欢上了文献学，努力发掘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文献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我们从事历史相关问题研究最为重要的敲门砖，没有文献学的支撑，恐怕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之，对于文献学的学习与研究，贵在坚持。2.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十分有必要。我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但通过这几年给硕士生上课经历，体会最深的是，当下学生缺乏对文献学知识的基本认识，不知道怎么查找文献和怎样去利用文献，更缺乏对传统学术训练的敬畏，非常之“随性”。如果能够充分认识文献学的重要性，那么至少在阅读相关文献方面不会存在太多的障碍，更有利于解读和利用文献去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在与文献学有关联的专业课程设置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该专业基础课的设置。3.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从2010年博士入学一直到现在，我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出土文献（诸如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与西北民族历史文化，发表的文章基本都是围绕这个方面展开。恍如昨日，不经意间已过去了10年，但内心中依然保持着最初接触到影印版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候的那种兴奋，并且一直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继续研读学习。就此而言，我的研究方向更偏向历史文献学。至于谈治学心得嘛，我一直对学术心存敬畏，诚惶诚恐，认为自己尚属于刚入门的小学生，谈不上对治学有什么心得。我就简单谈一谈个人感受吧。尽管现在许多文献已经数字化，可以借助网络工具和大数据而很快得到自己想要查阅的文献资料，但毕竟古代文献典籍浩如烟海，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勇气和态度，否则无法真正体会到文献学之乐。对于文献学的研究，需要“大小”结合。所谓“大”，也就是说对一个问题的关注，要着眼于整个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谈到的学术史；所谓“小”，就是从细微处入手，当下学术研究，主要是从新材料、新问题和新方法三个方面着手，而对大家都熟知的文献已经被众多学者广泛研究使用，那么只能从新问题或者新方法的角度重新解读文献，辅助研究，努力寻找提炼文献背后“隐藏”的信息，可能会有意想不到收获。4.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对于“文献学”是基本工具还是学科的看法，我个人更倾向于“基本工具”。其他方面，前辈专家多有高论，我就不再赘言了。5.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我觉得“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博”，文献学看重多学科知识的积累，诸如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都要涉猎，同时对于传统文献学基础的培养也是必须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等方面。单单依靠课堂上的教授与学习是无法直观体验“文献学之乐”的，需要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践，参与到一些文献整理的课题中是最好的学术训练。我读博士时候，参与了冯培红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在不定期举办的读书班上大家在一起研读文献、辨析俗字等，通过参与项目，感觉研读文献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后来上班后申请的一些课题也基本是围绕整理文献展开的。通过参与课题的具体实践，进而将所学的文献学知识与理论消化吸收，不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状态。6.“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通常看，文献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一般，如果是博士毕业相对好一些，但就业并非只看自己所学的专业，更要结合自己的特长，因人而异。现在论文发表都比较难，评职称、项目考核等都需要发表论文，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加上一些刊物基本上不刊发学生或者副高职称以下的论文，论文发表更为困难。主要就业方向是高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7.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首先，我觉得民族宗教类文献在未来研究空间比较大，因为这一类文献关注的人相对较少，但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民族或者宗教相关问题的研究，而是民族交流、交融、互鉴等方面，更能延展对民族宗教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譬如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骰卜文本，而这些骰卜内容很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涉及卜占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那么我们通过骰卜内容可以了解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相关信息，不再局限于文本外在所展示出来的内容。敦煌文献ITJ738（2）骰卜文本（图版来自IDP网站）其次，地域性文献的不断涌现，补充了传统文献典籍中讹误、阙失等不足，诸如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循化厅司法档案等。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献所记录了同时代官方行政运行、民间生活等信息，更能直观地重现历史影像，属于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我们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求历史真相。再次，传统文献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互动优势逐渐凸显。文献的数字化趋势已经凸显，并给广大研究者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甚至可以通过特别设计的程序而为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文献资料，最为简洁的莫过于“字段”的筛选检索，以后甚至会出现以表达特定情感词汇的选择而去判定古人的内心世界。8.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张舜徽先生著《中国文献学》（有中州书画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多个版本）是我系统学习文献学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张先生多年来文献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对中国文献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基本框架，包括文献理论、文献研究、文献整理、文献学史诸多方面，循序渐进，从宏观到微观，结构严谨，条理清晰，非常适宜初学者的学习。张舜徽先生指出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文献进行整理，将校雠学等同于文献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通过文献整理工作为研究者们提供文献上的便利，文献学和史学是不可割裂的。因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离不开文献学方法理论的支撑。注：本文为书目文献公众号原创，转载请后台留言或发消息获取白名单。纸媒刊载，请直接联系作者。感谢王东老师授权发布。“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近几十年来，随着战国、秦汉简牍等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学界瞩目。今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古文字学专业被列入“强基计划”。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长期从事古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接替已故的李学勤先生主持清华简的整理，《上海书评》请他谈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概况和进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书影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近年来出土文献的重要发现及公布的情况。黄德宽：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凡是有文字的文物，都可以把它归到广义的出土文献这个领域。而裘锡圭先生就比较严格，他认为出土文献还是指那些书籍类的文献。现在一般用的是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只要是出土文物，有文字的，我们都叫出土文献。这些出土文献有的是从地下考古发现的，有的是藏在地面上的，比如说敦煌书卷，它就是藏在地面洞窟里的，是古代文献的再发现。从甲骨文发现以来，一百多年来不断有新的出土文献发现。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战国秦汉各类简牍材料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如湖北荆州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郭店楚简的重要性就在于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籍，这些古籍中有一些是大家都熟悉的，比如《老子》《缁衣》篇。由于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与传世文献对读，这就解决了很多楚文字考证中长期难以辨认的疑难字词，因而推进了古文字学和楚简研究的整体发展。可以说，郭店简的发现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楚文字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4年，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通过友人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战国楚简，也就是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批战国楚简全部都是书籍类文献，数量非常大。在这些文献里有一些是很著名的，比如涉及《诗经》的文献《孔子诗论》，还有《周易》《缁衣》篇以及见于郭店简的《性情论》等。除此之外，上博简大多数篇章都是新发现的没有流传于世的先秦文献。这些竹简书籍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文献的很多认识，极大地丰富了出土文献资料。继上博简之后，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2008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来的一批竹简。这批竹简的重要性，可以说甚至超过了前面这几批。清华简中有失传已久的《古文尚书》和《逸周书》，还有《楚居》《系年》这类史书以及《筮法》《算表》等术数类文献，绝大多数是没有传世的重要文献。清华简不仅内容重要，数量也比较多，有两千五百多枚，竹简保存较好，主要是整简。到2019年，清华简已经公布了九辑整理研究报告，今年要出第十辑整理报告，整理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一大半。2015年初，安徽大学又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材料，数量虽然不及清华简，但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突出。比如去年公布的第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是《诗经》最早的抄本。除上述之外，考古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不少，如河南新蔡简等，也是很重要的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古代核心经典文献《诗》《书》《礼》《易》，在这几批战国竹简中陆续发现，这是古代文献非常重大的收获。战国楚简的多批次发现，使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了解先秦时期的文献流传情况，探讨先秦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相关重要问题。从郭店简问世后，就有学者提出应通过这些出土文献材料重新反思一些古代学术史上的问题，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战国竹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要改写中国的学术史。除了战国简以外，秦汉简也有一些重要发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有名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发现了龙岗秦简、放马滩秦简、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等。2002年，在湖南湘西里耶发现的秦简，数量有三万八千多枚。2007年前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秦简，2009年北京大学也从海外抢救回来一批秦简和汉简。此外，敦煌悬泉置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等，都是数量巨大的古代简牍的重要发现，极大丰富了出土文献的内容。这些年来，在甲骨文方面也有新的一些发现，比如安阳殷墟、周原周公庙都有甲骨文出土，商周青铜器更是时有发现。总体上看，甲骨文发现的一百多年来，出土文献新发现越来越多，资料日益丰富，内容和数量都十分可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或者说现代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现在正好差不多过去了又有一百年，这一百年间，除了文献更为丰富以外，从学科的范式来说，会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黄德宽：我们都知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非常有名。二重证据法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他当时提出的背景；一个是利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成果、产生的学术影响。王国维先生有很强的学术敏锐性和观察力。1925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古史新证》，有感于近世的疑古之过，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认为地下新材料出现之后（当时主要是敦煌遗书、甲骨文，还有少量的青铜器），使纸上材料有一些错误可得到纠正，同时也可证明有些纸上材料是可靠的，古书中有些历史记载应该是实录。即便是那些百家不雅驯之言，有时也有它可靠的成分，表现了部分的事实。二重证据法提出来以后，影响深远，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是奉为圭臬的。王国维当时用甲骨文资料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又写了《续考》。他在文章里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录的可靠性，同时也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并且从甲骨文材料还发现像《山海经》这类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作品，也有部分史实的影子。一百年之后，我们看古代历史研究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确实能够证明他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今天的研究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没有发展？当然有，但总体精神我觉得没有根本变化。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时，能看到的地下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早期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近百年来，第一个变化是科学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新出出土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在材料的断代、系统整理和材料本身价值判断等方面，远远超过了王国维的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使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除了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文本对读以外，更引进了考古环境、伴随器物以及相关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大大丰富了二重证据法。第二个变化是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拓展和突破。如果说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只是从古史的角度印证史料的可信、可疑或错误，还是停留在历史资料辨析使用上，那么现在的研究领域就大大的拓宽了，目标也不完全相同了。现在已从微观的材料选择取舍、判定真伪，进而上升到对古史的建构；从一般性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历史，上升到通过对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系统研究，进而揭示整个古代历史文化演进的线索，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商代历史的研究上表现是最为明显的。我们知道商史研究过去没有太多的文献依据，主要是靠司马迁的《殷本纪》。现在不一样了，前几年出版的十卷本《商代史》，以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为基础，结合商代考古发现等多种资料，从商代社会与国家、经济与科技、社会生活与礼俗、宗教祭祀、战争与军制、地理与方国等各个方面，建构了全面系统的商代社会历史。第三个方面是出土文献学科的发展。如果说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初，是就文献文本的局部问题来进行研究，以确证文本的史料价值，那么现在已经从对材料的研究、考辨上升到对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整体研究，出土文献学科为重建先秦古典学术源流演进历史开展了许多深入的探索。前些年，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问题，重点讲的是学术思想的演变。先秦学术史以往是在前人研究和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来建构的，当今依据出土文献一手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校正过去对传世文献的一些误读和认识偏差，重新思考和建构先秦学术思想文化，特别是揭示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历史轨迹，促进文献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交叉融合，是出土文献学科的一个发展趋势。刚才您也提到了，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裘锡圭先生也讲了重建中国古典学，夏含夷也说中国古代文献需要不断重写，这些可能都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我们会有点好奇，以往根据传世文献建立的古代学术史的一些认识，在哪些方面可能会颠覆或修正，您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吗？黄德宽：目前学术界对这些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有人就认为根据出土文献资料，怎么就能重写中国学术史，怎么能重建中国古典学呢？认为这是过于突出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和地位。有些先生就不是很赞成，甚至批评还蛮尖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所谓的重写也好，重建也好，不是一种全盘的否定或全面的推翻、彻底的颠覆，只是一种校正、丰富和深化。比如说重建古史，就是对古史研究重新清理、校正基础上的重建工作。上个世纪前半叶疑古思潮和新史学的发展，可以说突破了长期以来传统史学建构起来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和史学框架。传统古史对三皇五帝的传说历史进行了整合，然后代代相传，由此构成上古史系统。这个系统很多先生都提出怀疑，比如顾颉刚先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傅斯年先生写的《夷夏东西说》等，影响都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更是全面影响了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方向。传统的史学观和史学框架可以说已经被颠覆了。2013年8月，李学勤先生参加美国达慕斯-清华“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随着地下新材料的大量发现和考古学的发展，用这些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检验和反思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学术史，提出重写学术史、重建古典学，以期对古史和古典文献获得更加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这是当代学者面临的时代机遇，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实际上，出土文献新发现为某些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也显得非常必要。如有名的道家经典《老子》，出土文献至少已发现了战国楚简、帛书和汉简的四种不同抄本。将这些不同时期的抄本与流传于世的《老子》进行对比，会发现不仅在文本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思想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和古典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老子》在传承过程中其文本经过了不断的再加工，不同时期的加工调整在出土文献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是古代文献流传中普遍发生的现象，这种变异既有有意识的改动，也有传承过程中不自觉发生的差错。参照出土文献资料，充分考虑文本变异因素，进而重新认识道家思想，探讨其形成和发展历史，并重新认识儒、道的关系，这都属于重写学术史和重建古典学的命题。因此，所谓“重写”，只是根据新材料，进一步地审视那个时代的文本和后来的发展变化，恢复不同时代文本的本来面貌，同时通过文本的变化，揭示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是一种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清华简刚入藏时，《上海书评》曾采访过李学勤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正式整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您能否具体谈谈整理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有哪些突破？黄德宽：清华简是一批重要的材料，2008年能入藏清华大学，是已故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学术史的重大贡献。在李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一年出一本整理研究报告，有人说这是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每一辑清华简整理研究报告的公布，都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震动，整理报告的水平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用李先生说的话说，清华简太重要了，每看到一批材料都吃不好、睡不好，完全处在一个兴奋状态。清华简数量是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竹简的整理编连难度大，字词的考释理解难，文献内容复杂解读更难，总之，面对的都是难题。好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李先生已经带出了一支整理研究团队，一批年轻学者在实践中不断成长。清华简照片李学勤先生与研究团队部分专家黄德宽教授主持清华简整理清华简整理研究在突破难点的同时，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对战国竹简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比如竹简的编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竹简的制作、埋藏过程留下一些线索可寻。如有些竹简在制作时，为了排序方便制作者会在简背刻一些划痕，整理时根据这些划痕就有利于确定竹简原来的排序；同一个竹筒剖开制作的简，其竹节和长度是一致的，这个线索也可以帮助将同一篇或同时制作的简拼合在一起；有些竹简埋藏地下时留下一些污迹信息，由此可以帮助判断埋藏状态，这些也可以利用来编连，等等。综合以上各种信息，结合竹简文字书写风格、内容来编排连缀，一般就能较好解决竹简编连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有的简按照划痕记号是应该编连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古人不一定完全遵循这种划痕记号，有时候会有错位发生。有的竹简书手当时自己给简编了号，按道理照号编排应该很准确了，但现在发现书手自己也有编错号的。一般来说，形制相同且为同一书手所抄的内容相关的简文应该编在一起，反之，就应该分开编连，作为不同的篇章看待。可是，我们在整理第九辑的时候，发现其中一篇简文和第八辑公布的《治邦之道》应该是同一篇。在整理研究第八辑《治邦之道》时，发现一些现象不好理解，不知如何处理恰当，比如有一支带有标记的简，就觉得放哪儿都不合适。在第九辑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时，发现一篇简文与第八辑这篇有问题的简文竟然是同一篇长文。但这篇长文却由两位抄手抄写，各人制作的竹简形制长短也不一样，原来我们按照常识分为两篇是不对的，二者应合为一篇。有了这一发现，前面遇见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例子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之前的“常识”，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竹简制作和抄写的认知，也典型地说明整理战国竹简的难度之大。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伪造的竹简，有一些出土文献公布以后，不太被认可，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我们很多文献是从香港的文物市场上抢救回来的，在这些竹简的鉴定、甄别方面，您觉得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黄德宽：对流传于世的简牍，我们要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关键是要做好科学的鉴定工作。近年来出土文献出的比较多，社会上有一些不法之徒就开始造假简，也有个别单位不慎买了假简，甚至把它公之于众了，这是很遗憾的事。一般说来，只要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技术检测和专家鉴定，对竹简真伪的辨别是完全有把握的。因为专家学者这些年来接触的简很多，只要综合研判简的形制、文字结构和文本内容，还是能看出假简的破绽的。现在也有一种现象，有些人既没有很好地深入这个领域，也没有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然后就说这些简都是假的，甚至写文章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批评性言论，这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出土文献是一座学术富矿，期待学术界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出土文献，我认为做中国古代研究的，特别是做先秦秦汉以前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果不使用甚或排斥出土文献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今年《出土文献》成为学术期刊。从2010年开始创办《出土文献》辑刊，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您能大致介绍一下刊物的发展历程吗？黄德宽：《出土文献》辑刊是2010年由李学勤先生创办的，同时由李先生担任主编。当时随着清华简研究的深入和出土文献的增多，创建一个专门发布这些研究成果的辑刊，有其现实必要性。我们知道，出土文献研究文章发表起来非常困难，因为造字、排版非常不容易，一般杂志都不是很感兴趣。辑刊创办以后，由于李先生的感召力，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支持，包括老一代和中青年学者在辑刊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从2010年到2019年共出版了十五辑。与此同时，大家感到出土文献领域还没有一本正式的学术期刊，经过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西书局的共同努力，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支持下，将辑刊改为期刊的申请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批准。期刊申请之所以能够最终获批，我想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列入实施“强基计划”的三个文科专业之一。这些都表明，《出土文献》的创刊是应运而生！《出土文献（一至十五辑）》《出土文献》创刊号这本期刊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西书局共同主办，清华团队负责学术把关，主要承担组稿、审稿等专业工作，中西书局团队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两家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期刊的编辑出版事务。这些年来，中西书局在出土文献出版方面异军突起，贡献卓著，出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在学术界创下了品牌和声誉。我们两家在清华简整理出版方面有多年合作，两个团队配合默契。现在又共同新创办了出土文献领域唯一一本学术期刊，并邀请了海内外有很高学术声誉的著名学者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出土文献》打造成在海内外有较高学术影响的一流学术交流平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