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0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议特地邀请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十四位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亲历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现场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持。他指出，从口述史的角度看，40年的跨度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而与会的各位学者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发表的评述或将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因此，今天我们站在40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发展契机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这一事件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又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总结道：“在此前的十年动乱中，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视为是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时间里开展的‘评红’、‘评水浒’和‘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古代文学之外，古代文学就是一片禁区。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个禁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复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各种专刊、丛刊的出现，高考的恢复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也持相似的观点：“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 ”他还认为：“身份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核心。”1980年的《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30年尤为突出的现象。她还讲到：“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化’的核心。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备受推重的西南联大、清华国学院，其研究生教育无论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新世纪以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特点：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和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也打破了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禁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认为，“文革”结束后，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曾经被视为研究禁区的明清禁毁小说和宫体诗等领域都重新开放。“旧时碰都不敢碰的《金瓶梅》，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它小说经典的地位。”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刘跃进从学科发展变化的角度总结了这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并推动中国文学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九十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回归文献、超越传统’的发展态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看来，“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集中于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以及部分经典作品。40年来，各时段中被忽略的各类文体开始得到关注；大量的中小作家现在已得到初步的研究；很多以前评价不足乃至偏颇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纠偏；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别集注释、总集编纂、版本研究、文献辑佚的成果空前丰富。各类文学作品也从题材、文体、审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宋前文学史领域中已经很难找到大片的没有开挖过的生荒地。”《唐代诗人丛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认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40年中形成了“研究格局的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择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传统学界因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学之影响，因而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40年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则唐宋之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均得到充分重视，而明清之诗文也得以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左东岭还认为，“早期学界那种坚决拒斥与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像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的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以上这些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从而成为一个可以期待做出更大贡献的学科领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选取了一个微观层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研究领域取的成就，她讲到：“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继《全元戏曲》隆重登场后，《全明戏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戏曲》正全面展开；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工程得以继续，如《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终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继续编纂过程中。不仅如此，戏曲目录学、戏曲文物学等文献发现和编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实的基础。”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待改善的方面在总结所取得的成就之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与会学者也十分关心目前研究中还需提高和改善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鹏认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还存在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不良现象与风气，譬如有意回避经典。“因为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求有渊博的学养，有很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加上历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继续发掘难度极大。人们有畏难情绪，这就造成了研究经典的成果较少。但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优秀新著。例如葛晓音先生在《杜诗艺术与辨体》中，认真深细地探讨杜甫古体、近体诗歌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原理，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把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同时，他还强调应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更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就是要求我们从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杜诗艺术与辨体》而对于如何抉发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晶认为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的阐释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这里所说的‘阐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释或校注之类，而是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以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建构的过程。对于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实现，没有阐释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阐释对于阐释主体的理论修养要求颇高，如果仅限于一般的训诂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有系统的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修养，同时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对古代文论的文献作出当代美学价值的阐释与建构。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为典型的阐释名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认为，现今仍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百年前，我们从西方借用了现代的‘文学’观念，用来阐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古代文学阐释体系，功不可没。但是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生般硬套，由于从西方借用来的这个‘文学’概念不完全对应古代文学的实际，用它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总有削足适履之感。它将一部分文体排斥在主流之外，如六朝以后的赋体文学；它将丰富的文化经典视为一般的‘文学作品’，消解了它那丰富的历史哲学等文化内容，如对所谓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阐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看来，还需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既要防止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证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论研究也不应该被弱化；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不应该受到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应该偏废。古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座品种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陈列馆，而应该是一片沟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一点仍旧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日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卞东波近期发表《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另一点是拓展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乐做预流者，值得肯定。2005年李铎、王毅在《文学遗产》发表谈文献电子检索的文章，10年后郑永晓的《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已经提出突破简单利用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和相关材料类聚的功能，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最后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的话作为结语：“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特点，分析其研究状况，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有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创新中积累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总结道，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努力创新研究方法，实现了学术空间转向。从单纯的注重时间转为时空并重，既注重学术研究中的时代特点，也注重地域特点。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廖群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古代文学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倾向，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学、二重证据法以外，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也都被广泛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研究成果。”廖群举例说，相关学科，比如文艺学、考古学等，也在理论建树和新材料发现等方面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此外，国家以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方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也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极大支持，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在解决古代文学疑难问题方面有所突破，正是当今古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英国和日本传入的，主要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现在使用的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也是西方的分类方法。诗、文、小说、戏曲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汉语概念，这些概念与西方概念未必完全等同。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概念体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可能以中国传统中的意义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是易用西方的概念重新编织中国文学的材料和传统。这两个问题几乎同时存在，应该特别予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比较好的机遇。曾大兴谈到，第一次机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古代文学的普及，一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除了研究，还做了大量普及工作，像《诗经选》《乐府诗选》《宋诗选注》等都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老一批学者发起编纂的。第二次机遇是改革开放让研究视角变得多样化，这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三次机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近年来，新的文献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徐建委表示，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追求的是正误、早晚、真伪等基本的知识性判断，而并没有在校勘之外缀合知识的碎片，发现那些埋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而这才应是当下文本研究所追寻的“猎物”。文本研究的新思维促成了文献学研究由知识型向理论型的转化。这就需要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方法论，重建研究的概念体系。只有在方法论更新之后，才能够重新定义符合中国本土文献情况的“文学”“作家”“作品”等基本概念，并重新界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甚至重新书写新概念体系下的文学史。另外，还可以推进中国古典研究与全球人文学科前沿研究相互融合，拓展全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置于全球古代文明研究的大舞台中，赋予古典研究以全新的当代价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表示，任何一个民族，在学会书写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口语时代，那个时候的文学唯凭口耳相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基于口头文学的再创造。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仍是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文体变革，都离不开民间文学的滋养，每一种新文体，最初都是兴起于民间。了解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不仅有利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还能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曾大兴建议，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实学传统，同时不断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同时，要进一步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和现实服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有文学创作，当然就要有指导创作的理论著作，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作者叫刘勰，他出身寒门。南北朝时期很讲究出身，门阀子弟无论优劣都能拥有优渥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寒门子弟缺少机会，努力也未必能够有好的前途。在这种背景下，刘勰想要成功，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就可想而知。生活上的挫折与坎坷让他发下宏愿，一定要写出一部光耀后人的著作。《文心雕龙》共评论200多位作家，详细阐述35种文体的特点，全书共10卷、50篇。书中第一部分是概述性质的总论。讲述文章的自然风采由内容决定，没有必要弄得天花乱坠，要质朴自然。刘勰在这一部分肯定了前人经典著作对后人的文学创作有示范效果、有指引作用。比如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可以使文风自然、情感真挚。《文心雕龙》中第二部分是讲述各种文体。其中涉及到各种文体的起源与发展，每种文体的代表作有哪些，对于这些代表作应该如何品鉴阅读。最后刘勰还给出一份学习心得体会，告诉世人各种文体之间的异同点。有关联、有对比，有作者的观点，这样的作品一经问世就被奉为文学鉴赏的宝典。当然了，《文心雕龙》的内容还不仅于此，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读者去翻阅。书中第三部分讲述文学创作的方法，就像一本教程，讲解分析是为了获得学习成果，而文学培训的成果就是写作。刘勰在这一部分讲得很详细，从构思开始，讲述风格的形成；由内容的取舍增删讲到了继承与创新。为了增加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刘勰还介绍了多种修辞手法，供大家学习使用。有了这么多详实的内容，《文心雕龙》越看越像是一部文学创作的宝典。刘勰在这部分中讲述了《风骨》、《通变》、《定势》、《声律》等内容，光看这些章节名就能想象到刘勰在编写过程中耗费了多少心血，统统都是“干货”。第四部分讲述的是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应该以批评为主，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作品。小到一篇文章，大到一部著作，都要本着统一的客观标准去评判，有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作品本身，也要作者的才情与人品。《文心雕龙》成书后风靡一时，受到了文人群体的高度赞赏，此后历代都有名家对这部作品进行注疏校对。《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部理论专著，就连古人读起来都有些困难，更别提脱离了文言文语境的现代人。如何学习领会这部专著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先从节选看起。先读一下《文心雕龙》中的经典篇章，节选的内容是精华中的精华，被反复提及论证的内容，从这方面入手容易获得收获，培养出阅读经典著作的成就感。在此给大家推荐一下《文心雕龙》中的经典篇章，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阅读一下。《辨骚》、《明诗》、《诠赋》这三篇内容讲述了三种文体，在《文心雕龙》中知名度很高，由局部到整体，不失为阅读古文经典的一个好办法。经典可以跨越时空而不朽，传统著作在现代依然具有生命力。很多经典著作在今天依旧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前列，成为家庭藏书的首选。看不懂不要紧，只要看总有一天会看懂的，这就是学习的过程，这也是了解传统文化的过程。拓展阅读初看觉得平淡，细看回味无穷，启功绘青绿山水《长松青峰》意匠经营，品味传统山水画中的精妙构图用艺术家的直觉描绘一曲生命赞歌，吴冠中绘《春林》以简胜繁，强调优雅明艳之美，张大千绘《果蔬册页》四帧

706中外文学史一，名词解释荒诞(美学: 荒诞--源于荒诞派戏剧 ，是指不合情理与不和谐，其形式是怪诞、变形，其内容是荒谬不真，使人产生荒诞感，是对人生的无意义的虚无性的审美感悟。)元白新乐府运动(袁行霈版本古代文学第三卷白居易)《在医院中》(现当代文学，丁玲作品)卢梭回归自然说(外国文学， 卢梭)二，简答题1，孟子的文艺思想(袁版古代文学第一 卷，先秦诸子， 孟子)2，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文艺学)3，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中对“小腿疼，吃不饱”的个人立场(现当代文学，赵树理)4，堂吉诃德的形象分析(外国文学， 堂吉诃德)三，论述题(四选一)1，结合中外文艺理论的发展。谈谈自己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看法。(往年真题原题)2，以《白鹿原》为中心，分析上世纪末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现当代文学，陈忠实《白鹿原》)3，一书而兼二体。一书指?二体指?一书与二体的关系，它们的文学影响。(袁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蒲松龄《聊斋志异》)4,给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的三段材料，摘自《诗的艺术》。$这三段材料分别体现了什么诗学主张。$象征主义有什么特点$波莱尔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象征主义有什么特点$波莱尔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808文学评论一，简答题1,席勒美育思想的主要理论和意义。2，“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意旨是什么。3，文革后，“归来诗人”的代表梁南作品《我不怨恨》中，体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什么心态。4，美学对照原则。二，论述题(四选一)1,“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分别指什么，对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2，给出一段材料，“内容:“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选自清刘大槐《论文偶记》)论述神与气的关系。3,给出一段材料，选自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开头“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多极....”自选角度，写一段文学评论。4,关于叙事人，给出一段材料，选自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客观论述叙事人的基本作用$为什么叙事人的声音是必要而有效的$非人格化叙述

四十多年来，黄霖先生一直勤奋耕耘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块园地上，不仅以其严谨和睿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近代文学与文论、文学史学与文学研究史研究等各个领域引领着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潮流，而且还在小说与小说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黄霖教授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之路时，先生曾戏言说是“两金起家”。所谓“两金”指的是“怪杰”金圣叹和“奇书”《金瓶梅》。以此为家底向小说文献与文本、小说理论等领域纵深开拓，成果丰硕。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黄霖先生曾郑重地说：“我搞小说批评，就是从系统整理材料入手的，在有关的作者、版本等问题方面做了一些实证性的工作。”[1]单就小说理论研究而言，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便是，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统筹兼顾，互相策应，彼此相济，这种学术追求成就了其体大思精的学术建树，达到了文献、文本、文论并举的研究境界。关于其小说作者、版本以及文本等问题的研究，笔者曾有专门评述，此不赘述。[2]当此时，正值《历代小说话》十五卷、洋洋四百三十六万三千字巨制盛大问世，笔者不揣浅陋，再就其小说理论研究谈一点感受。1、小说理论资料整理的铺展及学术性的注入黄霖先生治学向来重视资料的占有与积累，尤其是在小说理论资料的积累上广泛搜罗，择善而从，从杂论、序跋、评点、小说话等小说理论形态各个维度逐渐展开，几乎涉猎了小说理论批评形态的方方面面。《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先是推出了以荟萃小说序跋、杂论为主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000年重版），继而推出了以集纳史料、序跋和评点为主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初版，2005年新版），直至最近隆重推出话体小说理论资料丛编《历代小说话》十五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开始，黄霖先生就注意资料积累中的学术性的输入。该论著选不同于一般性的资料搜罗和编排之处是，它不仅荟萃了210种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回评、乃至诗歌，而且作了考原性的“注释”和见解性的“说明”，因而被学界誉为富有“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若稍加追溯便不难看出，黄霖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负责撰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理论部分时，就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小说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运用大量实实在在的资料，严密地考实了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近代文学批评史》可以说，《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编选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虽谓资料选编，但基于梳理和研究，内含着新见性、考辨性、学理性。后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黄霖先生对一些理论术语和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百忙之中，他让罗书华教授执笔继续开展这项研究，出版《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对历代小说序跋、杂论、小说话资料汇编校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术语的理论价值，并注重了评释的联缀性和系统性，为理论谱系的搭建奠定了基础。《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又是资料整理的铺垫和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金瓶梅》作者和版本的密切关注，就不会有高质量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诞生。我们知道，黄霖先生是新时期较早投入《金瓶梅》研究的学人之一，在《金瓶梅资料汇编》问世前前后后，他已经对《金瓶梅》这部奇书进行过多方面的纵深研究。从《〈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的发表，到1983年首倡《金瓶梅》作者为“屠隆说”（《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并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予以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再到《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年版）等考辨研究、校勘整理、辞典编撰系列著述问世，为《金瓶梅资料汇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资料汇编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约三百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其心血和功力渗透于字里行间，正如先生在《重版后记》所言：“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并不是将常见的材料临时拼凑而成的，更没有去轻取人家的现成材料，而是花了一点时间一条一条找出来的。”[3]《金瓶梅资料汇编》尽管关于《金瓶梅》的资料整理出版过多种，但由于这部“资料汇编”精致而细密，故而在《金瓶梅》研究乃至整个古代小说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令人惊叹的是，新近出版的《历代小说话》丛编，收辑了晚明万历间刊印的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间的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竟然是一人独立完成。这里包含着先生四十年来的日积月累、含辛茹苦，包含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挑灯夜战，包含着时时刻刻的记挂与不懈的冥思苦想。“深思熟虑”依然是这部皇皇巨著的底色和亮点，这里既含有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视野，也含有对诗话、词话、剧话、小说话等“话体”文学批评反复思考。《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关于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等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历代小说话》编写的理念和体会。同时，“尽善尽美”依然是黄霖先生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姜小青对黄霖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清晰记得2013年出版协议签订时，书稿已经非常成熟，但黄霖教授还是不断修改、增补，一直到2019年的上半年才印出来，因此他感叹道：“应该说出版周期是推迟了，但是学术质量提高了。”《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为了保证质量，宁肯晚出几年！这在学术考核急功近利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在黄霖先生看来，“小说话”之名虽然出现于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前后，但其雏形应该是诞生于晚明时期，当时虽然尚无“小说话”之名，却已有“小说话”之实。因为它确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小说批评与学术文化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还可能引发很多新的命题，为研究的进步展开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故而甫一问世，就被学界广大同仁誉为“古代小说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福音，研究必备”“将会成为高引用率的辉煌之作”，赢得了众口交誉。黄霖先生经久而用心的小说理论资料告诉我们，研究固然离不开资料，资料理应先行，但资料整理又往往基于学术研究，乃至于成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当然，资料整理难以一蹴而就，不可能短期见效，但高质量的成果却能够利在当今，功在千秋。先生所从事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不仅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为资料整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示范，具有传世价值。2、小说资料整理与小说理论研究相互倚重黄霖教授资料整理固然可以算作是功夫活，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没有学术含量和理论高度的资料整理工作将会是事倍功半。黄霖先生的小说理论资料积累之所以赢得广泛的信任，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主要是因为其包孕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丰厚的知识、敏锐的学识。他从来没有停留于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而是边整理，边研究，通过二者相互倚重，将自己的思想、情怀输入到小说理论研究中。在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成果陆续推出前后，先生的小说理论研究专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等论文陆续问世，吹响了“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它在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研究的号角，表明其小说理论研究正式起步。尤其是《古小说论概观》这部算不上“厚重”的小册子，却是以“第一次”的姿态亮相的：既第一次纵向地对小说理论批评作了史的描述，又第一次横向地勾勒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古小说论概观》在小说理论的系统化重构过程中，黄霖先生首先注重了“史”的梳理。关于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路数和方向，先生曾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中总结道：“挖掘整理材料，作些必要的考证，注意比较研究，努力前后贯通。”[4]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要用资料说话，而资料要讲究可靠真实，还要通过比较凸显其价值和含义，并努力实现前前后后的贯通，使之逐渐系统化。从《辨性质 明角度 趋大流——略谈古代小说的分类》，（《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小说概念及其分类的思辨，到《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对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持社会责任等被“遮蔽了的声音”的重新发现，显示出先生是在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通盘观照。其次，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更离不开“论”。说到研究方法，先生一方面以谈作者、论版本的考证功夫见长，另一方面又以古今中外融通的理论分析取胜。《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他曾评价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时有言：“鲁迅承传了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并在学术数据上经过长期积累，故其史著能以事实为基础，以征信为根本，以严谨为标帜，致使这部著作能做到史料考据与文学感悟相映，虚与实结合，史与论并长。”[5]对自己的著作，先生也持有这种态度，如他曾经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确侧重了理论研究，但也包涵着文献考索。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多元化。当下，有些注重考据的研究者瞧不起理论研究者，而有些理论研究者也看不上考据那一套。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用实的文献来证明你的论点，可以增强你的研究的厚重感；而用‘虚’的理论来负载你的研究，则使你的研究有思想、有品位，要之，应当注意‘虚实结合’。从我主观上，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不轻视，既重视理论阐发，也重视文献考辑。”[6]这种学术理念一直贯彻在小说理论研究的实地操作和具体实践中。可见，先生始终坚持小说资料整理与小说理论研究相互倚重，没有顾此失彼。只有对整个学术史有着全面的把握，才能找到症结，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黄霖先生先是对关于金圣叹这一多年来争论不断的复杂怪杰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找到了产生矛盾与争论的三个症结，从而提出了相应的破解策略：《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一是关于“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先生指出：“研究学术史，似乎不当(至少是不当完全是)以人品的高低、乃至权位的大小来论列，主要应当考量他在学术史的长河中提供了哪些新鲜的而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人废言，或者是以人论学。”“论人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标准’去硬套。”“论人论世，必须全面观照，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几个指导性的意见；二是关于“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先生指出：“我们不能将八股与八股的僵化等同起来，从而自己僵化地将八股只看作是一种毒药，而当将它视为一种文体形式来看待的话，就会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主张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下，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不能凭印象打分，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关于“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先生的态度是：“以阐发批评家主体意识为主的评点，与旨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作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为社会所需要，都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假如大家偏执于一端，那就难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了。”[7]通过诸如此类的行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生所贯彻或持有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等求真务实的治学原则。《微澜集》在新时期伊始，金圣叹似乎还是臭名昭著，黄霖先生却不囿于陈见，大胆地以其为研究对象，找出这一研究对象遭到“污名化”的历史原因，从而拨乱反正，对其在小说戏曲理论史上的贡献进行了重新判定。黄霖先生的小说资料整理不是通常的资料堆砌，而是有新的发现、新的辨析，这无疑是基于不断地思考、探索的研究所得。姑且不论其基于史料的考索、辨析、校勘、编辑等文献考辑，就是各种资料整理中的提要、注释本身只要化零为整，由点而面，即可见出其系统化、学术性，因而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可以说，先生长期坚持的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相互支撑，彼此倚重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路数，颇能奏效。3、立足本土重构自主性的小说理论谱系黄霖先生一方面注重扎扎实实的文献资料，认为那些“形而下”的“材料”，“尽管它也可以被不同的人用来派不同的用场，但毕竟是货真价实的”；认为有文献资料作基础，就能够在一些观点上有所创新，于是从“形而下”的“材料”上升到“形而上”的观点、方法与理论，进而试图在全局性的方法与理论上建构自成一套的理论谱系。[8]《黃霖说金瓶梅》在黄霖先生的学术视野中，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几种关系经常浮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先生的立场是立足古为今用，坚持洋为中用，本土化、现代性是其小说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处。先生治学，非常注重立足前沿问题，注意借鉴外来的理论方法，但又非常讲究融会贯通，把融通中外文论的“化境”当作自己的学术追求。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先生曾经坦言：“面对着又一次引进西学的滚滚浪潮，更觉得有责任阐发好传统文论的精神。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的意思。我还是比较注意接受新的东西的。我反对的是将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甚至用它来否定传统的文论精神。我追求的是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努力与传统的结合起来，融化为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9]先生虽然注意吸取新的理论，但特别反感华而不实地“掉洋书袋”，即生吞活剥或搬弄外国文学理论。为此，先生曾花大力气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起一套全新的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这番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也为其“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小说理论研究确定了基调和方向。《黄霖先生七轶华诞师门同庆集》先生向来对矮化自我、自毁传统的风气极为反感，对那种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国外理论方法的做法颇为不屑。当年社会学批评理论火热时，先生不苟同于苏式“典型”理论；而今形式主义走红时，他也没有服膺于西式“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他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时刻注意本土化和自主性，力避替他人做嫁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撰述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通过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物典型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写人论的三个重心，即“坚持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主张从实到虚”，显然不是拿外来的“典型”去硬套，而是借鉴外来观念和思路，去立足于阐发中国本土的“典型”。[10]我和先生合作的《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也是以众人热衷于“叙事”理论研究为镜照，初次集中于小说理论的中国写人理论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勾勒，概括出形神论、性格论、典型论、多元论等写人理论脉络与体系，并指出“以形写神”乃中国小说理论的生命线和根本特点。随后，我们合作的《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通过对小说戏曲理论中的“态”这一术语进行全面考察，指出“ 态”就是传统写人论中超越“形神”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又与现代的所谓“体语”“态语”“体态语” “态势语”“人体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谱系重建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文心雕龙汇评》近年，先生的这种治学理路更为成熟而坚定。如他评价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曾将金氏文法学比作英美关注文本内部研究的“新批评”。他曾指出：“金圣叹等总结的种种‘文法’，是明显地带有八股味，但正是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总结了一些小说、戏曲、诗文表现的艺术特点与表现技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实际上，好的评点，就是当时的‘新批评’，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它们既讲艺术，也有思想，如金圣叹评《水浒》，既将《水浒》的艺术奥秘条分缕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示了《水浒》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评点根本就不是‘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既反拨了以往对金圣叹借鉴八股文法评说小说的偏见，又强调了其“把文学当作文学来阅读”的当代价值，还指出了与西方纯然“形式主义”理论观念的不同。《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先生看到并充分肯定了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的散而不乱及其内在的体系性：“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11]继而，先生对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法论”批评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文法论’，就是在《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所总结的多种‘作文法’之后，加以发扬光大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在评点中提出了诸如‘躲闪法’(第二十一回)、‘捷收法’(第五十七回)等文法，虽然比较零碎，但明确概括了一些‘文法’。到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就比较系统化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集中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20种法。后来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逆波法’‘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些叙事‘文法’，虽然有的含义比较模糊，但它毕竟形象地总结了不少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不但推动了以后的创作，而且对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12]既把中国小说理论与西方文论对接、镜照，又立足本土，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用中国话语探讨中国小说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并重建中国话语谱系，是黄霖先生多年来从事小说理论研究的作法。黄霖教授近年，先生转而对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数量众多、色彩斑斓的“小说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搜集整理，还专门以《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为题撰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等问题作了述评，揭示出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并明确指出：“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13]由此看来，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问题专家”，他的问题常是避前人之所熟，发前人所未发。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独创性。最后，黄霖先生之所以多年执着于《历代小说话》丛编，也主要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话体文学批评最富有中国特色，它与诗话、词话、曲话一类有关小说的评论、故实和考辨等随笔式著作一样，虽然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主要表现形态，或录事，或论理，或品人，或志传，或说法，或评书，或考索，或摘句，带有“即目散评”特点，带有“直觉思维”的性质，但却品格各异，丰富多彩，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感悟”“意想”批评特质。《历代小说话》它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以直觉体悟为主，努力去体验、品味、描绘和批评作品，而不是站在主客两分的立场上，致力于将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从而去剥取概念，建构体系，因而能贴近、融入到批评对象之中，去切身体悟作品的美学趣味和精神价值。表面看来，这种批评‘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但实际上，多数著作是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14]可以说，《历代小说话》的出版，标志着先生在“立足本土重构自主性的小说理论谱系”征程上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高屋建瓴，别出心裁，黄霖先生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到《历代小说话》……，从《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漫话》《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为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其谱系的重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金瓶梅讲演录》有诗云：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们在景仰其小说理论研究造诣的同时，也期待先生正在致力的规模更为宏大、立意更为高远的《历代小说论著集成》等著述顺利问世。 注释：[1]黄霖、杜清：《由“史”而“论”　由“论”而“史”——黄霖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录》，载《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5期。[2]李桂奎：《黄霖先生小说研究评述》，载《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1期。[3]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3页。[4]黄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5]黄霖：《 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编纂》，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6]黄霖、杜清：《由“史”而“论”　由“论”而“史”——黄霖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录》，载《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5期。[7]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8]黄霖：《微澜集——黄霖序跋书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9]黄霖、杜清：《由“史”而“论”　由“论”而“史”——黄霖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录》，载《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5期。[10]黄霖：《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11]黄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评点（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5期。[12]黄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评点（下）》，载《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6期。[13]黄霖：《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14]黄霖：《关于中国小说话》，载《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周裕锴（邵仄炯绘）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苏轼学会会长，《苏轼全集校注》主编之一。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1992，2017）《宋代诗学通论》（1997，2008，2019）《文字禅与宋代诗学》（1998，2017）《禅宗语言》（1999，2017）《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2003，2019）《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2010）《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2014）《语言的张力：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学批评论集》（2016）《梦幻与真如：佛教与中国文学论集》（2016）等。今年，周裕锴新作《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书评》通过微信语音专访了周裕锴，请他谈谈中国文学阐释传统。《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397页，86.00元《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主要讲授的是中国古代的诗论，您为什么要用现代的、带有德国色彩的“阐释学”——但又不是诸如“文学批评史”——来命名您的研究？您认为中西阐释传统的差异主要在哪里？您的这种取向，是否受了您书中多次提及且引述的钱锺书、程千帆先生的影响，试图用“古代文学的理论”重写“古代的文学理论”？周裕锴：我年轻时读过些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论选一类的书，对历代文论的主要观点有所了解。八十年代念研究生，读了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非常喜欢钱先生比较文学式的方法，即立足中国文论的基础，借鉴西方相近的观点来做比较诠释。我后来写《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都有一点和西方作比较的思路。九十年代，通过中国学者的阐释学著作，比如张隆溪先生的《道与逻各斯》，我接触到了阐释学理论，受到很大启发。张著有明确的比较视野，对西方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对中国文论相对引用较少。我当时想，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或许能有所创获。另一方面，我读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常有不满足感。有些书在复述古人说了些什么，就像日本学者批评中国禅宗研究时指出的，是“同义语反复”，用差不多同样的词语去解说古代文论，提供不了新的东西。这种写法仅仅是对“古代的文学理论”的罗列，而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自己要从古代文学的文本里发现、抽绎出古人并未自觉意识到，却在创作中已然形成惯例的艺术原则和理念，程先生称之为“古代文学的理论”。程先生讲唐诗“一与多”“物与我”“虚与实”的关系，钱锺书先生总结的“通感”，朱自清先生“论逼真与如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对待古人，我们不光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创作实践里做了什么。其实，所谓“古代的文学理论”往往因承载它的文体之异而有等级之别，比如正式的书序，难免说一些冠冕堂皇、无比正确的话，但书信、诗话里的“文学理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些批评史著作只管从古代文论里抽取概念，却不注意分析它们的历史背景、思想资源、针对的文学现象以及出现的语境。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要用现代学术的眼光重新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2000年左右，我参加了复旦大学举办的关于中国古今文学会通的学术会议，会上，研究楚辞的德国汉学家白马先生说，阐释学是他们德国的传统，中国人不能够随便用。但同一组的美籍华裔汉学家当即反驳说，阐释学虽然发源于德国，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却是所有民族都可以运用的。这门学问不能被德国垄断，只要有文本存在，就有阐释学存在。这位汉学家的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毋庸置疑，中国古代自有一套内在具足的关于文本理解的理论和诞生于中国文化土壤的阐释学传统，四部典籍中蕴藏的语言和理解的资料足以和西方阐释学传统媲美。就传统学术而言，儒家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的考据学，都与文本的阐释密切相关。2001年，我受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去日本大阪大学做了两年客座研究员，在日本期间，读了一些与阐释学相关的英文书，其中就包括西方阐释学的两本重要著作——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和赫斯的《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后来结合之前的积累和思考，我写成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我承认，如果用严格的西方阐释学标准看，我的“阐释学”可能问题重重，不够哲学，但这就像欧美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虽然理解得不透彻，却有自己的思路，这就叫“郢书燕说”——郢国的书信在燕国得到了另外的解释。既然他们可以对中国文学“郢书燕说”，为什么我不能使用阐释学的概念，对hermeneutics做一番“郢书燕说”呢？我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学科或体系，而只是做“中国阐释学研究”，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当我们用阐释学来观照中国古代文论资料，一些过去批评史著作不重视，却十分重要的材料便被发掘了出来：比如历代诗歌注本的序言，这些注者或其友人对注释目的和方法的陈述说明中，包含了不少重要的阐释学原理。“现代阐释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hermeneutics as a general study）——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至于中国和西方阐释传统的差异，我想有两个根本的方面。其一是对思想和语言关系理解的差异。张隆溪先生认为，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他注重其共通点，这对于拆除东西方之间的学术栅栏是很有意义的。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逻各斯包含着言说与思想的二重性，其基本含义是言说；而中国的道则不然，《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作为言说的“道”与作为思想的“道”是冲突的。换言之，中国的“道”并不包含言说与思想的二重性。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强调思想和语言分离的一面，所以中国的阐释传统在哲学层面上就与西方有差异。其次，中国阐释传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文字。南宋郑樵在他的《通志·六书略》里讨论了华文和梵文的区别：“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这里点出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差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说，一个词（word）是音义结合，即有声意象（sound-image）和概念（concept）相结合的符号。对于汉语来说，因为汉字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很大程度上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在中国，区别一个人的贤智愚庸，会看他字认得多不多。可以说，我们文化的传播靠的是文字，眼根的功德更多，西方则是耳根的功德更多。这一根本差异也会使中西阐释传统形成不同的路向。您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里说，中国古代阐释学是一种互文性阐释学，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将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的诠释基本排除在外”，把论题集中于文学，或者说集部文献。您怎么看文学阐释和经学以及经学注疏的关系？既是“文学阐释”，为什么您全书的讨论主要限于“诗”，而不怎么涉及“文”或其他文体？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作为中国文学阐释学方法的“右文说”吗？《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435页，68.00元周裕锴：写《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时，我想先提出一个历史和分类的框架，所以就依次讨论了先秦诸子论道辩名、两汉诸儒宗经正纬、魏晋名士谈玄辨理、隋唐高僧译经讲义、两宋文人谈禅说诗、元明才子批诗评文、清代学者探微索隐，试着多换几个角度去摸索古人“理解”的实际。从日本回国后，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要我给中文系博士生开课，我重编了讲义，改成“中国文学阐释学”。这本《十讲》就是十多年来讲课的记录和整理，它在文学方面，有更多细致的文本解读和阐释举例，把《研究》中没有展开的部分，讲得更透彻。另外也因为我个人哲学方面的学力较为薄弱，加上中文系学生觉得《研究》涉及面太宽，如果知识储备不够，听起来会很吃力，所以《十讲》就专讲文学阐释了。至于为什么集中于诗歌，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对诗歌的文献比较熟悉。之前写《宋代诗学通论》抄了上千张卡片，通读了宋代的集部，写《中国禅宗与诗歌》时，也通读过《全唐诗》。诗话方面，《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苕溪渔隐丛话》《宋诗话辑佚》《诗薮》《唐音癸签》《清诗话》《清诗话续编》都在案头手边。我觉得自己在诗学方面准备得比较充分。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是不需要怎么阐释的，除了典故词语外，读者大体都能看懂。在古代文学的领域内，专门注释文集的著作很少，《文选注》当然含诗含文，但我很少把它的注释纳入阐释学。因为《新唐书·李邕传》批评其父李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解释典故而忘记解释意义，这种注释方法，和我要讲的那些阐释学方法有些不同，或者说我暂时还没去发掘出它在阐释学上的意义。至于小说，基本上是不需要为其文本作注的，小说只有评点批点，古代并没有什么《〈三国演义〉校注》《〈水浒传〉校注》一类的著作。总之，中国古代对诗歌的阐释，要远远超过对文章或其他文体的阐释。经学和文学阐释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仅以《诗经》为例提示一些要点。汉代今文经学的《韩诗外传》把《诗经》视为一部普世的格言集，认为它体现了群体社会的伦理原则，因此可以任意截取来印证解经者信奉的政治道德。董仲舒说“《诗》无达诂”，就是类似的观念。而古文经学的《毛诗故训传》则设置了诗序，交代诗歌的背景，于是在毛诗阐释系统里，《诗经》的作品都被看作特殊时代创作的文本，后来郑玄的《诗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欧阳修的《诗本义》、朱熹的《诗集传》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对每一首诗的具体所指进行阐释。然而清代的乾嘉学派却没有完全站在毛诗的立场，尽管他们对其他经典非常注重古文、古本、古义，但对于《诗经》，包括戴震在内都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乾嘉学派的卢文弨在《校本〈韩诗外传〉序》里说：“《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可以说，今古文经学的不同取向大体呼应了“断章取义”和“以意逆志”这两大阐释传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汉经学，尤其《诗经》学，和楚辞学也有一定关系：今文经学主张章句之学，后来东汉出现了王逸的《楚辞章句》，后者受到前者重视疏通文义的影响，不过《楚辞章句》很多地方却更接近古文经学的训诂。《韩诗外传》郑玄《诗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右文说”，是我自己半游戏半认真的一个总结。传统的《说文解字》是“左文”，左形右声，但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同时代王圣美的字学，“演其义为右文”，认为声符里面也有意义：“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右文说”在中国一直不占主流，到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才采用了右文的思路，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所区别。我对“右文说”最初的了解，来自读大学时训诂学课堂上张永言老师的教导。后来我觉得“睪”这个字可以和阐释学观念联系起来，甚至还能和西方的相应观念作比较。《说文》里说“睪”的意思是“司视”，即伺机窥视，所以这个字和观察有关，加上偏旁后，就能得出与中国古代阐释学相关的五个字，同时也是五种方法：驿（驿使/文献学）、译（翻译/语言学）、释（解释/文学）、绎（抽绎/文艺学）、择（观点抉择）。您说，如果“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的话，“以意逆志”就是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在您看来，作为与春秋时代的“断章取义”针锋相对的阐释传统，滥觞于战国的“以意逆志”，同“知人论世”结合，是中国历代注释者最爱采用的方法。能谈谈您对这些观念，以及相应的阐释实践、体制的理解吗？周裕锴：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说，“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这就启发我去思考：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是什么？我觉得是 “以意逆志”。在此之前当然还有一些零星的诗歌阐释的例子，比如《论语》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是孔子和子夏对《诗经》的一个阐发，却不是具体的诗歌阐释学说，可到《孟子·万章上》的“以意逆志”就不同了：“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解说诗歌的人，不以个别的字句破坏整个篇章的意义，不以篇章的言辞义误解诗人的本意，而以读者或解说者自己的心意去体会、揣度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有点类似心理重建，因为孟子预设了人与人“心之所同然者”，孟子还用这个方法展示了对《北山》《云汉》两首诗的阐释，所以我认为它足以成为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但这段话出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东汉经学家赵岐对它有很好的注释，但整个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以意逆志”基本上都被忽视了，在《毛诗正义》里没有一处提及，一直到宋代才大量出现，这显然和《孟子》在宋代从诸子中升格为儒家经典有关。孟子“知人论世”本来是一个尚友的方法，《孟子·万章下》说，“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你以古人为朋友，不仅要读他的诗书，还要知道他的为人，因此必须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后来“知人论世”就和“以意逆志”结合起来，成为阐释的方法，如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所说的，前者是避免后者过分主观化的一种客观修正，如果“以意逆志”没有“知人论世”这个前提，完全可能沦为自己的一番臆说。《说文》里说，“意，志也，从心”，是心发出的声音，段玉裁说，“训为测度”，于是“意”和“臆”相通。在明清之际的杜诗注本里，既有王嗣奭的《杜臆》，又有陈式的《问斋杜意》，前者比较谦虚，表明是“以（己）意逆（杜甫）志”，是臆测，后者直接认为通过自己的阐释，便可以得出杜甫的意思。当然“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结合也比较晚。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开篇《类书与诗》中指出，初唐的诗歌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以及李善的《文选注》，是同一种类书思潮的产物。因此，选学就是一种类书式的注释学，李善注往往只顾解释典故，而无意探究作者为何写作，更不会去“知人论世”了。“断章取义”在中国古代主要属于文本使用问题，它源于春秋以来赋诗言志的风气。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说：“《诗》之为用甚广。……断章取义，原无达诂也。”春秋时代，《诗经》文本普遍被当作群体之诗，是春秋各国精英阶层必备的普遍知识，赋诗者在外交、政治等场合以及著书立说的时候，往往截取《诗》中的部分章句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这种引用，钱大昕在《虞东学诗序》说，“赋诗断章，不必尽合乎诗之本旨”。不过由于赋诗者在“断章”之时带有自己对诗章意义的理解，“取义”之时也在事实上对诗章进行了阐释，“断章取义”也可以看作诗歌阐释方法之一。到战国时代，孟子与他的学生开始把《诗经》视为个体之诗，每一首诗是诗人个体意志的表达，于是才有了“以意逆志”。可以说，“断章取义”是“引诗者”的态度，“以意逆志”是“说诗者”的态度，由此，“诗言志”的概念也就有了两个方面：断章而赋的“志”和作诗者所言之“志”。“断章取义”的传统源远流长，前面说的汉代《韩诗外传》就是典型，宋代开始出现的集句诗更是“断章取义”的隔代遗传。在集句诗的作者看来，诗歌一旦写出来就不再属于诗人自己，而是大家公有的，集句诗中的句子，因脱离原作语境、失去本意，而获得了集句者的“吾意”，成为新文本的材料，这也是黄庭坚所谓“点铁成金”的极端做法。对“比兴”，尤其是“兴”的解释，在不同时代、学派的诗学思想中绵延，它也是贯穿您全书的一条线索：从汉代的政教说诗，到宋代的触物起情，再到严羽的“兴趣”，最后明代不露本情的“意象”又回到《诗三百》的比兴。能谈谈这里的变化吗？您在第四讲还分析了《诗》之兴和《易》之象的对应关系，但到第五讲又提出要注意文学和哲学的区别，可以展开说说吗？周裕锴：“比兴”是中国古代说法最多的一种修辞概念，对“兴”的解释历代差别非常大，和每个时代的诗学思想、创作风潮、审美趣味大致相对应。在汉代郑玄的解释中，“比”是“刺”，刺失，“兴”是“美”，颂美，二者有善恶之分，但都是婉转的表达。显然，这是一种政教伦理性质的定义。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区分则是“比显而兴隐”，一个是明喻，一个是隐喻，这是从文学的功能上比较。刘勰还认为，“比”擅用于说理，“兴”则要唤起人的感情。和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可以说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言不尽意”论对“兴”这一概念的渗透。不过钟嵘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训诂学的依据，以后也没有人这么解释“兴”，后世讨论言外之意、韵外之致，都是另外的概念，说的是诗的韵味问题。宋人谈到“兴”，大都有一个“触”字。北宋的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比”源于主动的修辞态度，“兴”则是出于被动触发，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苏轼说“兴”是“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即一种自然发生的创作欲望，这种冲动过去后，作者的写作目的就没法考证了，近乎一种偶然的无意识状态。南宋杨万里说：“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应该说宋人这种“触物以起情”的概括，超越了东汉政教说诗的传统，政教说诗主要是从讽喻的角度谈的，宋代则是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理解的，作为修辞手段的“兴”和引起诗人想写诗的情绪的“兴”实际上混在一起了。严羽《沧浪诗话》严羽的“兴趣”和主流宋代诗学不太一样，是一种复古，要回到唐代，或者更早的汉魏时代。我觉得不少学者，包括钱锺书先生，因为受了王士禛“神韵说”的误导，对严羽有误解。严羽喜欢的“兴趣”并非含蓄空灵，《沧浪诗话》中提出的诗歌最高标准是李杜，列举的也都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一类感动激发人意的诗篇，所以“兴趣”就是“感兴的趣味”。严羽有段名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把角挂在树上睡觉，以免猎犬嗅到它的痕迹，禅宗借此比喻祖师不立文字，说的话不留痕迹。严羽这里是想说，我们读那些有“兴趣”的诗，不会注意到它的语言本身。他强调的是语言的透明性，提倡我们表达思想时要让语言媒介好像不存在一样，即皎然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不要让语言遮蔽性情。明代王相廷改造了严羽的说法：“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水中之月，镜中之影”，严羽说的是不遮蔽本情，王廷相说的是不露本情；严羽的“透彻玲珑”指语言，王相廷的“透莹”指意象，“意象透莹”不是强调情性，而是注重诗歌的景中含情。王相廷主张一种意象主义的诗歌，主张含蓄，“兴趣”之“兴”被放逐，回到了《三百篇》的比兴。“意象”一词在明代诗话中开始大量出现，明代诗学主张诗歌要有形象性、音乐性，在形象性方面他们爱用《周易》之象来比况。《周易》是一部以“象”为基础、为核心的文本。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立象”就是用象喻的方法来传达事理，在《周易》中，每个卦都有一个意象系统。而无论是作为象喻方法的“象”还是作为意象系统的“象”，都和诗歌有相通之处。比如《易》设卦使用的“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象喻方法，可以对应《诗》的“托事于物”“取譬引类”，都是用形象的东西比喻抽象的东西。《易》之象和《诗》之兴的功能也相通，《系辞》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很小的事物可以包含很大的道理，而比兴“取譬引类”就是对同类别的事物举一反三地联想。当然最重要的是，《易》之象和《诗》之比兴都变化莫测，因此对待这类开放性的文本，就要引申推衍、演绎发挥，发掘出潜在的意义。可以说，二者的理解和解释都没有固定标准的答案，“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理解和解释的权力都在读者手上。后来这种观点渗入了词学批评，词学家谭献引申说：“旁通其情，触类以感……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不过，《易》和《诗》的象喻方法虽有相通之处，但并非完全相同。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说：“《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哲学借象喻说理，只要能明理，换一个象喻没有关系，但文学的比喻和意义不能分离，每个比喻只属于它所在的那首诗，换了比喻，诗就成了另一首诗。一个是说理的效果，一个是艺术的效果。与易学（见仁见知）并立，史学（知人论世）是影响中国文学阐释的另一传统。您在《宋代诗学通论》中说，宋诗是一种在诗学理论自觉指导下的实践，两宋诗坛领袖亦是诗歌理论家。《十讲》的第六、七、八讲，便分别对应了宋代文学阐释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主义。您能介绍一下宋代文学阐释风格及其形成背景吗？《宋代诗学通论》，周裕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512页，128.00元周裕锴：与唐代诗人不同，宋代诗人往往有明确的师友渊源，他们对文坛盟主和领袖，对诗歌流派都有比较自觉的认知。宋代欧阳修、司马光都写过诗话，苏东坡诗文中论诗的内容非常多，黄庭坚也有不少诗歌理论，这些理论都会影响到学习他们的人。所以宋代的诗歌创作、诗歌阐释和诗歌理论之间关系很密切，相比之下，唐代诗人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没有留下具体的诗歌主张。宋代文学阐释的理性主义，首先体现在欧阳修以“人情”为准来诠释《诗经》“本义”的做法。所谓“人情”，就是符合自然、人伦、常识的道理，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心之所同然者”；所谓“本义”，就是诗歌文本原有的意义，包括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两个方面，当然欧阳修更重视圣人之志，也就是符合儒家政教立场的意义。后来朱熹进一步把欧阳修的这种人情物理称为“理义大本”，即一种由各种经典文本共同构成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体系。《诗三百》既然经过孔子删诗，前后就不应该有矛盾，上下文（context）都体现了“圣人之志”，另外，在《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之间，“理义大本”也应该是统一的，因而在注释经典文本时，就要考虑不同经典之间（intertext）的关系。宋代的《诗经》诠释在诸经诠释中取得的成绩最突出，主要就是因为欧阳修一开始就提出以《诗》的“本义”取代唐代官方经学的“正义”，由此形成宋代《诗经》诠释突破旧注的新局面，学者们各有创获，努力消除理解和解释的先入之见，不定于一尊，不迷信权威，都以“理义大本”为准。“知人论世”之学在宋代阐释活动中极为流行，注释者迷恋于历史背景之中，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在文学阐释领域的投影。具体而言，“诗史”、年谱、编年体诗文集、本事等都是“知人论世”观念的产物。“诗史”二字最早出现于晚唐，专指杜甫的诗，且专指记述历史事件的诗。从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开始，人们把杜诗“善陈时事”、叙事如史传视为“诗史”的表征。此后又有人从心灵史、个人记事的角度来解释“诗史”（后者的典型是白居易），这与宋诗趋于日常化书写的发展方向遥相呼应。北宋中叶以后，因受到《资治通鉴》以时代先后顺序来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学观的影响，宋人开始赞赏杜诗的编年性质。年谱是把著名人物的生涯记录按年月排列而成的文献形式，最早的文人年谱是北宋吕大防编的杜甫、韩愈年谱。章学诚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无独有偶，诗文集的编年也出现在宋代，大体与年谱的出现同时。在北宋以前，诗文集的编纂，或是按文体“分体”编排，或是按主题“分类”编排，这是一种“文”和“类”的眼光，目的是方便读者学习借鉴文体形式，了解某一事类的写作传统，与之相应的诗集注释，往往更关注章法、句法、事典等知识性内容；而按年月“次第”编排，则意味着把作品看作诗人对其生活时代的时事以及个人经历出处的记述，是“史”的眼光，目的是揭示诗人身世变迁与风格变化的关系，弄清作品“本末”，获得诗人“本意”。具体到单篇作品的写作背景，宋人强调“本事”，即有关诗歌文本的故事。这种思路甚至影响了词的形式，原先很多词只有词牌，词的内容往往是象喻性文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北宋中叶开始，词出现了小序，以防作品遭曲解，文本意义也随之而被固定。因为本事有多元化的可能，为避免这种情况，宋诗诗题变得越来越长，有时候还附上序和自注，以至于意尽句中，诗意所指固定。《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二十册，2800.00元宋代的知识主义与印刷术以及科举制度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唐代读书人的知识来源除了儒家经典，大多就是一些类书，而宋代有各种官刻、私刻、翻刻的书，书籍流通非常便宜，文人的阅读面、读书量比前辈大大拓宽了。对于一个文人，你读书越多，仕途上就越有出路，也越能拥有诗坛或文坛的话语权，“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文人为了炫耀才学，写诗便极喜“用事”，即用典故：比如黄庭坚“点铁成金”，借用古人陈言，置于全新语境，旧瓶装新酒，师其辞不师其意（顺便提一句，惠洪的“夺胎换骨”与此相反，是新瓶装旧酒，用其意不用其辞），又比如苏轼“以俗为雅”，把方言俗语使用到诗歌中，制造陌生化效果。可以说，宋代的“以故为新”与六朝的用事已有很大不同，苏黄极大地扩展了用事的范围，除了经史典故，还囊括了佛经、道藏、方言、小说和街谈俗语。钱文子说：“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也。”因为“苏、黄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书”，且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为同时代的读者设置了语言障碍，就需要注释来“抉隐发藏”。由于宋人写诗非常强调在根据题目立意之后，内容遣词紧扣题意，因而注解也必须把“原本立意始末”都注出来。于是，宋代诗歌阐释学中的知识主义倾向，便不像汉代那样注重名物制度、古词俗语等知识性内容的训释，而是醉心于破解诗中典故密码所蕴涵的作者的真实用意，注释者更多是想将今人的秘密传于后世，“以古典释今典”，超越了汉代经学“以今词释古词”的传统。最终，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百家注苏轼”的奇观，这些注释大多“以才学为注”，旁征博引。《十讲》中虽没有哪讲专讲佛教，佛教却在每一讲之中。您在先前的若干专著中曾说，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诗化（《中国禅宗与诗歌》），尤其，宋代禅学与诗学同步发生了语言转向，缔结了文字因缘（《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以至于宋以后的诗学术语，大都有佛教文献的出处，或受佛教思维的启发（《法眼与诗心》）。您能结合过去三十年来的研究，谈谈中国化佛教和中国文学阐释的关系吗？质言之，佛教的资源、观照方式是如何在宋代被转化为诗学话语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367页，55.00元周裕锴：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禅宗与诗歌》差不多写于三十年前。当时读了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和孙昌武先生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很受启发，但我自己的理解又和两位先生有点区别，所以这本书就带着一些商榷的思路。不过那时年轻气盛，读的书也不多，大概勾了一个轮廓，现在看来还是很惭愧的。《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是我四十多岁时跟着项楚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写得比较粗糙。因为我硕士论文做黄庭坚，留校工作后又参加了《苏轼全集》的校注，所以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苏黄的诗学，利用之前写《宋代诗学通论》时积累的有关禅宗的材料。《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提到语言学转向，不久有学者朋友张节末先生约我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禅学丛书”写了本《禅宗语言》。尽管这本书跟纯粹的语言学著作很不一样，一看就是做文学的人写的，但我一向认为，文学研究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语言。《禅宗语言》，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406页，59.00元我在日本访学期间组织了宋僧惠洪《石门文字禅》的读书会，后来就想把这部书重新校注一遍，作为我阐释学理论的实践。《石门文字禅》虽是刻本，但系抄本翻刻，有不少文字上的错误，校注时除了用对校法勘证异同外，我还采用了（一）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证，定其正误高下，（二）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对本书，（三）理校法，根据上下文文意，综合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以及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各方面证据，校正不成辞的文句——这些都算是将我提倡的互文性阐释付诸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二百五十万字的《石门文字禅校注》，明年能够出版。因为也想尝试一下古人“以意逆志”“知人论事”的方法，或者说践行一下年谱式思维，校注开始前，我先写了《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不过我跟前人年谱的写法稍有区别，想展示比个人行迹、著述更多的东西，反映那个时代，所以对惠洪交友的考证就比较多，另外也兼及禅宗谱系、政治事件、党派纷争、文人社团、佛教制度等内容。随着校注的推进，我对《总案》里编年不太合理之处，不断作修正，试图完成“知世”和“知文”之间阐释的循环。《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周裕锴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447页，48.00元前几年出版的《法眼与诗心》，源于我在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的项目。为了尽量避免重复自己，我这本书的重点没有放在禅宗，而是放在佛经，梳理统计了宋代僧俗知识精英交往互动、士大夫阅读佛经的情况。北宋徽宗时人郭印，把四部佛教经典作为佛教启蒙读物，有佛经“四书”之说：“《楞严》明根尘，《金刚》了色空，《圆觉》祛禅病，《维摩》现神通。四书皆等教，真可发愚蒙。”郭印比朱熹早几十年，我猜想，朱熹可能就是受了佛经“四书”的刺激，才有意编出儒家“四书”与之抗衡。宋代理学家早年都读过一些佛教的书，号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才反驳它们。应该说，中国佛教，尤其禅宗，对宋代以后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单看文学史上的人物就一目了然：宋代的严羽、明代的李卓吾就不用说了，公安三袁里的袁宏道写过《金屑编》和《西方合论》，前者专门收集禅宗语录，后者是净土宗的经典，清初钱谦益编过《楞严经疏解蒙钞》，另外明代的胡应麟，晚明后七子的王世贞，清初的王夫之、王士禛，都曾用佛教和禅宗的话语来解释诗歌。《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周裕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246页，49.00元我曾经提到，佛教的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佛教的诗化。禅宗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佛教宗派，早期提倡不立文字，但越到后期，就越不离文字，以至于出现了“文字禅”的概念，完全解构了初期禅宗的祖训。既然禅无所不包，文字也应该包括在内，“文字禅”就是对文字合理性的辩护。我之所以研究惠洪的《石门文字禅》，也是有感于宋代禅学的这种“文字转向”。我最近在写《宋元佛教文学史》，诗僧在元代比宋代更普遍，因为元代有段时间没有科举，对佛教又比较扶持，所以很多读书人出家，元代诗僧文化水平比较高，留下大量别集，语录里也充满诗歌的语言。其实，在南宋就有不少禅宗大师诗文别集流传下来，复旦大学朱刚教授编的《宋代禅僧诗辑考》，收录了大量《全宋诗》没有收的禅诗。由此也可见，以前《全宋诗》《全宋文》的编纂者对佛教文献的注重不够。《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240页，45.00元关于中国化佛教和中国文学阐释的关系，从阐释方法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以禅喻诗”：把禅理、禅法、禅语、禅家的宗派和妙谛、参禅的态度作为比喻，用来解释文学现象。宋诗话里有非常多以禅喻诗的资料，比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吴可的《藏海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当然还有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诗话》整个旗号就是“以禅喻诗”，严羽谈的并非是禅本身，而是用禅的话语来说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禅喻诗的背景是佛教和禅宗的普及。如果大家都看不懂，比喻就没有意义了，但严羽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言下之意，在禅宗普及的背景下，以禅喻诗是最准确、最易理解的一种阐释方法。另一方面，佛教中国化以后，很多原先的术语逐渐被诗歌意象式语言所取代，比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春来草自青。”这已距离印度经律论三藏的思辨性语言很远，更像是一种诗性思维。台湾学者廖肇亨说，宋代以后的诗学新观念，很少不与佛教发生联系。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熟悉的“妙悟”“童心”“性灵”，确实都和佛教有很深的因缘。宋代有个诗学观念叫“转物”，来自《楞严经》：“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它强调在参禅学佛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自性的主导作用，让外在一切事物都成为随我所转的对象。一旦以“转物”的观念看世界，在审美活动中，便颠倒了六朝以来“感物”诗学那种我为物所感的被动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讲的都是人被外界的物所感，伤春悲秋是因为自然界引发了我们的情绪。但到宋代，伴随《楞严经》的普及，“转物”一词被包括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在内的大量诗人使用，就不再是诗人的感官去反映万象，而是万象自动前来亲近和接触诗人的感官，由此也带来了拟人化的诗歌写法在宋代大流行。所谓拟人化，即“以物为人”，而物之所以有人的情态动作，正是被人所“转”、所调遣、所支配，甚至所奴役的结果。杨万里诗歌特别典型，他所谓“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便是“转物”思想的一种体现，以至于诗友说他“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这跟唐代王维的写法完全不一样。另外，宋代理学家提倡、诗人也提倡的“活泼泼”的观照方式，也直接来自禅宗，诗人称之为“活法”，这些都是佛教中国化给中国文学阐释带来的新资源。《梦幻与真如：佛教与中国文学论集》，周裕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298页，72.00元当然不难发现，佛教术语在诗学中的流行，往往是在佛学比较盛行的时候。在宋代欧阳修、司马光的诗话里，没有任何来自佛教的术语，因为他们都是排佛人物。佛教和禅宗话语进入诗学领域，是从苏轼、黄庭坚开始的。后世佛教之风大盛时，比如元代、晚明、清初，便不乏诗人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借助禅学术语提出新的诗学观念。苏轼曾把《四十二章经》“如人食蜜中边皆甜”的说法，改造为“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讨论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辞藻和意义的关系。后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清初出家，也把“中边”理论作为说诗的依据，加以演绎发挥。另外，像钱谦益评诗的“香观”之说，取自《楞严经》。王夫之以“现量”论诗，取自佛家因明学术语。凡此种种，都是不同层次的以禅喻诗的例子。根据您的叙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明代的文学阐释是宋代文学阐释的反动？尽管这种反动也起源于宋代内部的另一种倾向，即第九讲的标题——“从去意图、尚韵味到反诠释、非诗史倾向”，由此便又回到了易学传统，且呼应了第五讲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外之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动？它有矫枉过正之嫌吗？为什么您认为现代学者要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保持警惕？周裕锴：明代诗学的转变，受南宋后期两个人物——严羽和刘辰翁的影响非常大，明代一些诗话，比如胡应麟的《诗薮》，把这二人并列作为论述的典范。严羽《沧浪诗话》在宋代还籍籍无名，但到明代名声越来越大，像高棅的《唐诗品汇》，还有前后七子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都继承了严羽的传统。在严羽看来，“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有前面提到的宋诗中苏黄元祐传统，或者说江西诗派的特点，严羽都反对。刘辰翁是评点大师，他读诗不追求切合原意、恢复语境，而是借他人诗歌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脱透活自然”地评点，所谓“观诗各有所得”，这影响了后来的李卓吾、金圣叹。严羽和刘辰翁之所以在明代有那么大影响，与作为宋明之过渡的元代有关。因为元代前期几十年没有科举，宋代“官员-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的情形便不复存在，这客观上推动了元诗对宋诗学者化倾向的克服。元代诗歌最重要的主题是隐逸山居，隐逸诗人的生活环境、写作语境，使他们相对不爱用典故，可以说，前期元诗是对南宋江湖诗派的发展。此后宋调变为唐音，元人好写唐律，元代晚期乐府诗也上接唐代。中国古代审美趣味的流变相对朝代变革往往有滞后性，尽管改朝换代了，前代的审美趣味，或是其中一些范式会延续下来，明代诗歌便继承了元代晚期诗风，此后的发展则越发趋于回到唐代。不过，元代的唐音一般比较接近晚唐，如贾岛一类，而明代因为逐渐有强盛帝国复现之势，南北文化不断交流融合，自然更容易和盛唐之音共鸣，因而也鄙视宋代“尚意”的书斋传统。从阐释学来说，明代出现了对宋代“以才学为注”的文学阐释的反动。明代有很多诗集选本，却很少有注释，诗集注要到清代才复兴，明代多的是评点、心解、臆说等印象式的批评。明人喜欢的杜诗，也不是那种记事性、知识性很强的诗，《北征》在宋代备受推崇，在明代人眼里就几乎不算诗，他们喜欢的是充满意象的象喻性文本，以此感受诗歌的性情，和诗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另外明代人比较追求玩味诗歌的言外之意，比如钟惺和谭元春的《诗归》，评点的时候经常就一两个字“妙”“好”“入禅”“说不出”，只是点一下，不去阐释，让读者自行体会，因为一旦阐释，就把“味”固定下来了。我在第五讲讨论的六朝言不尽意论，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探讨。六朝人谈玄，对象是玄的，但谈的过程并不玄，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都有相对透彻的推理和论述，但到明代的去意尚味，差不多就是不说了，所以我称之为反诠释的倾向。钟惺、谭元春《诗归》我个人觉得明代的反诗史、反诠释好像有那么点矫枉过正。宋诗与唐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宋代的社会形态和知识结构变了，宋代的英雄不是在边疆马上，而是在科举场中。另外，受明代人影响，我们现当代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意象式的，这会遮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另一些审美类型。其实，明人的审美和其时学风有关系，清代顾炎武、钱谦益都批评说，明代亡国的原因就是士大夫光清谈，不读书，当然也因顾、钱有亡国之痛，总是把明代学术和西晋王衍的清谈对照。在清代人心目中，明代总体上是没有什么学术的一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是没有价值的，明代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诗人。在阐释学方面，我就非常欣赏钟惺把诗歌视为“活物”的观点——诗歌文本是有生命的不断生长的本体，会随时间推移生出新的意义，这等于从“体”的角度论证了诗歌被自由接受的必然性。当然现代学者不可像明代人那样，只去意会，不作言传。我觉得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没问题，这是他的生存态度，但这种态度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我在《禅宗语言研究入门》里提过，有学者批评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引以自傲的禅是超语言、非逻辑的个人体验的观点，认为铃木混淆了禅和禅学的概念，作为一种功夫的禅是超语言逻辑的，但作为功夫论的禅学却不能回避语言逻辑的分析。我觉得我们对待诗歌也是这样，个人体验、欣赏诗歌的时候，可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作为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辨名析理，要把一首诗的艺术得失言传出来。《禅宗语言研究入门》，周裕锴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225页，58.00元通观《十讲》，仿佛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传统中，始终有两条路线的缠斗，也就是您在余论中总结的：群体之诗与个体之诗、象喻之诗与记事之诗、无意之诗与有意之诗、风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些对子的前项和后项各自聚合起来看，彼此亦构成关联，对应了不同的阐释角度。能谈谈您的这些诗类划分和重写文学史工作的关系吗？《中国古代文学》，周裕锴、谢谦、刘黎明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542页，65.00元周裕锴：我提出这些说法只是想给学界重写文学史提供一个思路。我挂名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史，我们四川大学中文系比较强调读作品，教材是文学作品选的写法，在作品前面有一些概述，当中有注释，后面有思考题、参考书。我自己对写文学史是很陌生的，之前读过不少文学史著作，其中不乏精彩的章节和观点，但似乎结构都大同小异。我想，从阐释学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或许可以给未来的文学史提供一些启发。我们建构文学历史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不同文本类型的区别，切忌一视同仁地论述：你不可能要求象喻之诗写出诗史一样的东西，也不该要求知识类的作品一定要含蓄。对于历代不同的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至于具体该怎样重写文学史，我没有发言权。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重写文学史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构想，我期待有人能拿出一本全新视角的、典范性的文学史著作。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差不多固定了，没有能力再重写文学史，哪怕我真去写，也离不开原来的构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新国学》（第十八卷），周裕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204页，58.00元您怎么看海外汉学提的“抒情传统”？周裕锴：我记得是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最初提出“抒情传统”的。他1971年在美国发表的《论中国抒情传统》里说，“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相比之下，欧洲文学传统则是“史诗的及戏剧的传统”。我曾经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半年，发现那里比较喜欢谈抒情传统，但是我觉得以此来描述中国诗歌是有偏差的。一方面，一说到抒情诗，我们立马就会想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显然“抒情”并非中国诗歌的专利。另一方面，用“抒情传统”来概括中国诗歌，也会遮蔽其中的丰富性，好像我们只有抒情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的选本，但如果我们去考察中国古代的很多别集的话，就会发现“抒情传统”并不能一统天下，比如我就看到有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提出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语言的张力：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学批评论集》，周裕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403页，96.00元当然，我自己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看法：诗歌主要还是语言的问题，它有修辞的追求。司马光说，“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后面还可以再加一句方回《瀛奎律髓》里的话，“诗之精者为律”。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也说，“Prose =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 — poetry = thebestwords in the best order”。人禀七情，喜怒哀乐，情感往往出不了什么新，关键是同样的情感，怎样在语言技术上出新，用什么词汇、句法、章法来出新。诗歌如果放弃对语言的重视，而只谈抒了什么情，很可能会流于浅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古代文学类（重点标记为必读或推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必读）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卷本（比较基础，文风亲民，适合跨专业考生打基础用，个人感觉袁书已经完全囊括其内容了。但其内容排布和文学史脉络思路非常清晰）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多卷本（配合袁教材使用，所选多为重要文学作品，适合用来背诗，但只读上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册（必看，古代文学方向必须买两册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单册版，内容不够，不推荐，只适合其他专业复习基础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三百题》（适合跨专业学生了解文学答题的基本情况，也可以拿来当题库，但答案比较基础，不够深入）许结《古代文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的一套书，以理论引导+名家论文的形式结撰而成，所选的论文也很有代表性，强推此书）齐鲁书社《中国文学史学习辅导与习题集》（适合基础复习，适合其他专业用来复习中外文学基础）中外文学基础类：齐鲁书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习辅导与习题集》（适合基础复习）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薄薄一本，理论性比较强，举例较少，里面出过几次真题）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我读过的西方文论中最全面的一本，买这一本就够了，内容非常丰富，但非常耗费时间，跟考试出题方向不太符合，不建议精读）童庆炳《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书大同小异，可以参看，配套的习题辅导还可以）朱维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必读）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下册）（非必读，可以看看，配套的习题辅导还可以）《外国文学作品卷》（上下册）（看着玩的）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必读，不用多说了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更深入，选择的视角也值得一看，推荐）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版文学史，观点和视野比较新，脉络非常清晰，推荐）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帮助巩固现代文学脉络用，非必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必读，但个人不喜欢其行文风格，主观性较强）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个人更喜欢这一版当代文学史）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随便看看，民间文学总结好名词解释就可以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读原典、作品，读论文、研究著作（尤以北大老师的著作为主），课本的选择只要够用就好（每个方向2本左右即可）。可以去图书馆看书的朋友们，放心大胆地去找书看就好。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35三《颂》苏李诗诸宫调闽中十子 《唐才子传》选体叶韵简答40张协状元与早期南戏元合体水浒传钱钟书论李贺论述四选三75唐宋笔记选五个作者谈谈内容与贡献儒林外史宋四六永明体文学理论简答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近体诗为例，谈谈格律的语音特征和语义关系的功效论述从文学作品存在角度谈谈格调说给文学下定义，并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学观念的演变根据中国古代文体（？）和批评，谈谈文体的功能和意义古代文学改题型了，好多复旦本科期末题目文学理论越来越重视中西文论比较了

一、专业介绍本专业硕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新世纪，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和突出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生应具有独立承担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科研的能力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能力。学生应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地运用电脑及其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二、专业目录三、研究方向 四、复试分数线 五、参考书1、《中国文学史》（全四册，第三版），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刘勇，邹红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3、《新中国文学史》（全两册）张健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外国文学史（西方卷）》匡兴主编，5、《文学理论新编》（第三版），童庆炳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二版），李壮鹰、李春青主编7、《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王向远，高等教育出版社8、《论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9、《古代汉语》，王力，高等教育出版社10、《现代汉语》，黄廖，高等教育出版社11、《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万建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2、《民俗学概论》，钟敬文，高等教育出版社13、《民间文学引论》，万建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4、《古代汉语》，王宁，高等教育出版社六、专业课经验首先观察真题，可以看出各部分的出题分值的大致分布，古代文学史四本占75分，现代文学史一本45分，当代文学史两本大30分，之前现当代有选答题，后来取消了。文学理论新编一本50分，古代文论一本25分，外国文学史西方卷一本大概35分，东方文学一本大概25分，比较文学两本大概15分。根据这个分值分布可以由针对性的进行全面复习。具体到每一科的复习，大致来说，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古代文学。古代文学厚厚四本书，是复习的重头戏，记忆量很大，在考试中占的分数也最多，75 分。我建议大家在复习时要理出一个头绪，抓住重点，而所谓的重点也就是历年真题考过的或涉及到的内容，比如杜甫，苏轼，《史记》，《红楼梦》， 都是经常考的重点。其实九编文学史，挑出来的重点也就那么多，一遍一遍的攻克，强化记忆。2．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就是读作品，看文学史，理解记忆。重点作家的重点作品要注意。另外北师大出题话剧可以说是必考的，因为邹红老师在话剧研究方面一直做的很好，所以话剧这一块儿需要大家好好总结。当代文学占的比例相对小一点，这两年都只出一道题，极度菱缩。3.文学理论。赵勇老师的文学理论我很喜欢，很多同学不知道怎么复习。文学理论的学习要重视，北师的文学理论是非常强的，整本教材一定要吃透。我是真的去读经典作品导读那一部分，然后理解文论观点。框架一定要非常熟悉，熟悉到合上书可以说上来。笔记也要自己整理好，不懂的部分就多查资料，因为好多问题都没有展开。另外，本科学习的西方文学理论脉络也需要梳理出来以做框架支撑，不然肯定晕晕乎乎的。4.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论可以多了解童庆炳老师的观点，书中有一些段落就来自童老师的论文，这是我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的。童庆炳老师的《文学理论》是我本科教材，一些问题讲得比指定参考书目透彻，所以碰到重叠的部分可以看看。很重要。古文论的教材看起来都比较难，不太容易把握，建议大家根据目录将重点自己整理一下，便于记忆。5.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西方卷这本书编写思路和我的本科课本郑克鲁那版差别很大，我是两本书对照学习的，互相补充。第一遍看书完全没什么作用，第二遍我就有些着急，所以就自己制作了外国文学作品一览表，把作品具体内容都写了下来，花费了好长时间。同时，还把章节框架自己梳理出来，框架基本能够默写出来。这也是外国文学复习得比较扎实的部分。建议你们也自己动手整理，整理的过程也是记忆的过程，但是千万不要迷恋于自己辛苦整理的笔记和书法，一定要记在脑子里。6.东方文学。东方文学内容也很多，知识点看上去有些杂，所以学起来要有耐心。但是考点不多，自己背背重点名词解释、几个简答和重点国家就可以，重点放在日本和印度文学上。7.比较文学。宏观比较文学是重头戏了。所谓超纲部分主要集中在这里，王向远老师的两本书:一本东方文学史通论，一本讲演录都思路清晰，很成体系。可以结合东方文学一起看。他的整体研究思路就是把东方包括日本印度越南之类都纳入研究范畴，和西方形成“东西比较”而不是“中西比较”。当然还有一些他研究热点比如翻译文学之类也需要关注，从网上查查多了解了解，了解之后一定要记住，是记到可以写出来的程度。然后就是关注老师的兴趣点、有意识地查阅论文，扩展知识面这些都会在考试中占优势。所以资源和资讯很重要，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些老师动态，有条件的话可以借北师本科笔记，去学校旁听，或者大家考虑报班的话也是可以，新祥旭的一对一是直系学长学姐来辅导，经验和信息都是比较直接有效的。总之就是在掌握课本的基础上把握一些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