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研究报告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编者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其间既有十分密切的友好往来，也发生过紧张冲突乃至战争。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出现了长期紧张的关系，发生过两次战争，矛盾纠葛剪不断、理还乱。以史为鉴，方可知过往、示当下、警未来。本报告即以此为宗旨，以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从中国学者的认知出发，从中国观察的视角和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国内国际环境及其相关因素。本文出自《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中日两国进入近代后的不同发展道路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长期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影响。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东进与入侵，中日两国都是以相对弱势、守旧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因应较为强势、新兴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曾经有共同的经历，都是由“锁国”而“开国”，并受到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体系”的束缚，而这样的“条约体系”因其特定的内容又形成强与弱之间的不平等。中日两国就是这样进入了近代时期。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不解、彷徨、思虑之后，对于如何因应这样的形势，中日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是由“睁眼看世界”而发展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是由“尊王攘夷”而发展为明治维新。虽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起因都是追求迈向现代化的富国强兵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基于“中体西用”，明治维新追求“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导致中国的转型局限在“用”的技术层面，总在被动应付；“脱亚入欧”则使日本快速融入国际体系，占据主动地位。因应基点的差别造成结果的不同，中国日渐沉沦，日本迅速崛起。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摆脱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地位，成为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少有的成功完成现代转型的胜利者，中国则成为在自身辉煌的古代文明衬托下转型不那么成功甚至屡屡失败的失意者，双方实力对比和心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双方关系的发展。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并集中在其周边地区，中国尤为首要受影响者。1870年代以后，中日围绕琉球、朝鲜半岛等利益攸关地区，开始不断发生冲突，日本咄咄逼人，中国步步退让。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中日国势逆转。从此以后，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即日本强势，中国弱势；日本以中国为失败者，蔑视、压迫直至入侵，中国以日本为侵略者，不甘、抗争直至抗战。双方关系充满着紧绷的张力，最后发展为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在日本是侵华战争，在中国是抗日战争)。2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差异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完全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基于本国内部的因素所推动，而是在遭受西方入侵之后，由因应外部压力而被迫开始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应型现代化。但是，中日两国虽然差不多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现代化进程，却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日本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由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而为工业现代化准备了一定的国内市场和资金条件，使工业现代化在开始期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此后，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官营还是民营的发展道路问题，日本比较顺利地走上由国家主导的民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便成为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力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从191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脱离了原先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到以扩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为引导的重工业(其中又以军事工业为主)独立发展的对外扩张型的工业化模式。受制于日本国内原料匮乏、资本不足、市场狭小等因素，这种工业化模式严重依赖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则是与日本邻近的中国及朝鲜半岛，成为导致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重要经济原因，日本也由此开始步入对外发动全面战争的发展轨道。与日本相反，中国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现代化开始后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工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市场难以有效地扩大，只能依靠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即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相对扩大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因而工业现代化一直处于缓慢进展的状态。而且，中国未能有效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走官营还是民营道路的问题，最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业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影响中日国力升降直至走向战争的原因还不仅在于工业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中日两国也因全方位的现代化落差而造成总体国力的差距，而中日总体国力的差距，则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畸变。当日本已经有了一流的现代工业和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体制时，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数量有限，社会动员力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基本的人口统计，不能建立有效力的现代兵役制度。总之，中国虽然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但其效果和结果都与日本相差很远，因而在国力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在与日本的竞争和较量中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3现代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成长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之一。原本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天下“中心”，视周边和远方为“蛮夷”。近代以来，因为西方的入侵，中国人才强化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才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其间经过了各种波折起伏，既有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反满”民族主义(如辛亥革命前的一些主张)，也有比较偏狭的“排外”民族主义(如义和团的一些表现)。理性、爱国、包容、积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大体开始成长于20世纪初期，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逐渐成型并深入人心。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首要基点就在民族主义，而其由“反满”民族主义到“反帝”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成长的象征。随着国民党的当政，民族主义也成为国民党动员民众、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入侵中国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中国的对日反应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执政当局决定对日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随着列强入侵中国的刺激而发生发展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是被动的、反应性的、具有强烈悲情主义意识的民族主义。同一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也在发生、发展和壮大，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从早先类似于中国的被动的、反应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转化为主动的、自我的、热烈的民族主义，又因为在与中国乃至俄罗斯这样老大帝国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经过政治家的民粹主义操弄，日本的单一民族特点，又使这样的民族主义更为膨胀，更具有进攻性。例如，日本执政者和不少社会上流人士甚至一般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承认政治和国家概念的“中国”，而以地理和文化概念的“支那”指称中国。日本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始终缺乏同情和理解，更总是以“排日”界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从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到30年代中期的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强调其对中国的压迫是因为中国“排日”)，企图以“硬”方式压迫中国放弃或软化民族主义(比较起来，美、英、苏等国更能以“软”方式顺应和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日本往往直接介入中国的内部政治，在中国扶植甚至以武力支持中央或地方领袖中的亲日派。在中国民族主义逐渐高扬的年代，这样直接而生硬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大的反弹，从而导致中国与日本更多的对抗与冲突和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与升级。4东亚国际关系与中日两国的外交运用东亚是大国角逐的重要地区。19世纪，欧洲列强仍是国际体系中国家竞争的主角。《马关条约》签订时，虽然日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中国，但是面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施压，日本自感实力还不够，只能被迫退让。日本既恃强凌弱于中国，而又对自身当时还不够“强”而向更“强”者退让感到“愤懑不平”。日本由此而领会到国际关系中强者恒强的“经验教训”，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南满)，随后又吞并韩国，独占朝鲜半岛。随着国力的成长，日本成为东亚大国角逐的主角之一，并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自居为东亚当仁不让的主导者，甚而企图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成为影响东亚国际秩序与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西方列强多半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更为积极主动。战后，德国退出东亚，英、法力量受挫，俄国因为革命而一度向内收缩(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才开始积极介入东亚和中国事务)，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争霸的主角。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单边行动(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扩张范围由满蒙伸向大陆内地。在“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东亚现状得以维持，日本既是受益者，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还不能独占中国。日本和美、英既有协调，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列强或多或少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只要日本能够审时度势，适当克制其扩张冲动，有可能协调和其他列强的矛盾(如1917年的美日《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新兴和后发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不似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那般老谋深算，表现得较为冲动和功利，急于展示自己的力量，获得对己有利的结果。1927年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动，日本对华政策逐渐趋向激进化，重点转向主动的“大陆政策”(如田中内阁的决策)，军部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对外关系中理性的声音和应对日趋减弱。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基本放弃了对美、英的“协调外交”而转向“自主外交”，并轻率退出国联。日本认为这样有利于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企图以此独占中国。但是，日本的做法却事与愿违，不仅激起中国更大的反弹，而且引起了美、英等国的高度警惕，以致日本逐渐陷于国际孤立状态。在中国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官员基本不谙近代外交事务。但是，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与大国的协调周旋中逐渐恢复并提升自身的国家地位。中国新一代外交家，以顾维钧为代表，在西方学习成长，了解西方的处事方式、外交战术甚而心理情感，又能体认中国弱势的国情，讲求中国传统的“哀兵必胜”“后发制人”，以民族主义为后盾，善用列强间的矛盾关系，较为成功地运用外交战略、战术、技巧，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运用基本是成功的，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国权。国民党当政前后，虽然有过相对激进的“革命外交”，但其后还是回摆到“修约外交”，着眼点还是强调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协调，借助国际力量，遏制日本扩张，维护中国利益。国民党政府甚而在广受舆论批评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致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希望得到日本的回应，维持不破局的现状，但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中日关系。随着日本对华北扩张的加剧，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党别无选择，最终走上联共和苏、共同抗日之路。5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弱肉强食是其主要特征，其本质是以殖民-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为中心构建的等级秩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在边缘和从属地位。一战以后，以威尔逊的“关于和平的十四点”为开端，出现了新的国际原则，包括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反战、裁军、自由贸易等，表现为国际社会试图构建公正、平等且普遍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但事实上，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当时只适用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亚非拉广大区域，殖民帝国的瓜分支配与强权政治依然根深蒂固，上述原则性主张，在制度化层面缺乏能够约束大国行为的具体措施，未能在现实政治中落地生根。而且，当时列强都只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此纵横捭阖，然而只要不牵涉自身利益，就漠不关心，搞绥靖主义。国际法、国际联盟、《九国公约》，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进而发动战争，少受甚至不受国际约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对国际新秩序与新规则的摸索，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刺激了不同思潮的勃发。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激荡与现实政治的变迁，共同塑造着人们对世界趋势的判断与对外战略的考量。围绕国际规则的调整与制定，国际政治酝酿着几对重大矛盾，并对世界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一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英美与日本围绕东亚主导权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现实利益矛盾，以及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与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与革命运动的矛盾。尽管矛盾的性质与对立方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对既存秩序的不满与修正的诉求：苏俄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日本对欧美中心秩序心存不满，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支配，获得独立自主。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激化了国际政治的种种矛盾，引发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列强之间的恶性经济竞争，刺激了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英、法、美等占据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向保护主义转舵，而德、意、日等资源与市场相对匮乏的国家则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列强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在以武力与不平等条约为凭借向大陆不断扩张的日本与迫切希望实现民族独立、政治统一、恢复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中国之间，出现了战略性的矛盾关系和对抗。这种矛盾对抗是帝国主义国家与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在亚洲的突出体现，也是当时世界政治中时代性斗争的缩影。6中日两国国家的体制结构与社会氛围近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地方武人集团逐渐兴起，造成中央权力的分散与地方武人派系的坐大，并在国家政治中枢占据了重要地位。清朝被民国取代之后，武人袁世凯以其掌握的武力为依靠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袁死之后，权势中心下移，中央权力流转到各军阀派系手中，形成军阀割据、分裂内战、政治失序、国力衰弱的局面，对外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国民党登台掌权后，推行威权党治，中央权力有所恢复，但仍不能完全控制全国，不断受到军阀纷争和内部分裂的困扰，不能形成对外因应的统一合力。中国对外关系不能不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比较软弱无力，主要依赖于协调和妥协。执政者和竞争者，往往关注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利害关系，关注如何才能进而取得中央政权，退而保持地方割据，而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缺乏必要的估计和判断，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扩张野心缺乏充分而准确的估计，当日本实行侵略时，又缺乏坚定抵抗的决心及有效的组织抵抗。中国的妥协退让，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军人集团扩张冒险的冲动。但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识都还是追求中国的独立主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妥协退让往往只是不得已的对外战术，而未必是长久的对外战略。即便如此，中国的政治精英也曾经寄望于日本。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多都曾对日本的支持抱有希望，孙中山还曾提出联合日本共举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但是，日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日本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从而在对日观感的恶化中产生了明确的对日敌对情绪。以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为例，中国各界从抱有期待、尝试“合作”，逐渐转向怀疑、失望、抵制和反对，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从未停止武力威胁或侵略。在中日“合作”开展“东方文化事业”期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推进“满蒙”政策，阻挠北伐战争，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等，这种对华步步紧逼的侵略扩张，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更显紧张。作为日本对华外交策略之一的“东方文化事业”，非但未能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反而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最终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文化“帮凶”。以此观之，近代以来在社会层面有助于中日和解的可能性，许多都因日本对华扩张和中日矛盾冲突而不断消解。193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了以国防建设、整编军队、打造现代交通体系、建立国家金融经济等为内容的抗战准备，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也随着日本对华入侵造成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而消失。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制结构。部分采行西式政体，而又具有日本特色，三权分立并不完整；天皇高高在上，具有独断权威，但又不处理具体事务；文官集团和政党发育不全，没有形成稳固有效的政党政治；具体政策往往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军人力量壮大，军部发挥重要作用，缺少制约机制。尤其到1930年代，军部屡出“下克上”的情况，少壮军人集团急躁冒进，挟持控制政府，错判形势(认为中国终将退让妥协，美、英、苏未必干预)，高估自己(认为日本实力远强于中国，中国内部分裂而且不能团结)。从1928年的“济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其后日本对中国的扩大侵略，既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也反映出日本少壮军人集团的冲动和失控，他们的行动不仅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反而被一再放任和得到支持。而他们的不断挑衅和冒险的成功，刺激着其他人和后来者，令其愈加采取更冒险的行动，阻止他们行动的决策便因此而更难做出。日本政治的不确定性，日本军部和军人集团的种种作为，不时逸出他国包括中国政治家的一般性判断之外，也为他们判断如何因应日本的政策走向造成困扰。而在帝国主义国家视战争为扩大自身权益与势力范围工具的年代，日本主流政治家在现实政治中，沿袭惯常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思维，视国家间发生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时用武力解决矛盾为正常手段，导致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局面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媒体的态度，大众政治和当时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成为日本军部中“暴走”趋势形成并且不断升级的社会基础，也是导致一旦危机爆发，很难进行有效控制，以致中日关系从危机到局部战争再到全面战争爆发乃至最终破局的重要因素。7结语由上述简略的论述，我们可以体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影响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因素可能不止一端，而且同样的因素(如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其中或许也有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当事双方判断的正误。但是，如果我们在全面充分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后经纬之后，从多元而非单一的视角观察中日关系的走向，那些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仍然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某些个别的突发或单一因素所可决定。但是，突发的、单一的、短期的因素也可能不断叠加，成为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走向紧张。同时，执政当局对国际大势和国内氛围的判断和把握，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而又能和谐各方的思考和因应，也起着重要作用。客观而求实地说，在近代中日关系尤其是影响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诸般因素中，中国处在被动的承受者地位，日本处在主动的进攻者地位；承受者因为被动而瞻前顾后，进攻者因为主动而占据优势。所以说，日本应该为战争的发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并非脱离实际的虚论，乃是我们所应有的正确认知。

强调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思考、分析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科学思维方法的涵养与运用，注重从省域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崭新篇章。根据浙江省委对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溯源工程”的部署要求，省委宣传部启动了“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通过组织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形成了近8万字的研究成果，分为战略思维方法、历史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法治思维方法和底线思维方法6个子课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创造的宝贵理论财富、实践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浙江改革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迎来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一周年之际，深化对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和运用，有利于全省上下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上拿出最新成果、展示硬核担当，以扛起“五大历史使命”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3月22日起，浙江日报开始刊登这六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今天第二篇推出《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敬请关注。历史思维方法，就是注重通过追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来判明大势、定位当下、开辟未来，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把握现实、推动发展的科学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合古今之变、把握历史大势，于恢宏的历史长河中谋划布局历史伟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注重将新时期浙江发展置于历史发展长轨中分析研判，努力发掘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的历史价值，科学把握浙江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特征，找准历史方位，抓住历史机遇，推动浙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运用历史规律，擘画浙江发展战略布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有基本规律的。推动历史前进，必须立足发展大局，研究主要矛盾，把握发展规律，这是历史思维方法的基本要求。21世纪之初，浙江实现了由陆域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三大跨越，同时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习近平同志自2002年调任浙江工作后，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浙江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清晰界定“我省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新阶段”的历史方位，以及“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的历史阶段，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了主要依据。对于浙江新起点上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有国际视野、历史眼光，认识把握规律，遵循运用规律。他指出，“从国家的发展战略来说，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能走西方国家早期向外掠夺资源的道路；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不能走建立在大量占有资源基础上的西方工业化道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要从浙江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特点出发，在更高的视野和层面上规划部署‘五个统筹’的各项工作”。他紧紧抓住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要素紧缺这一主要矛盾，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发展作出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制定了引领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作出了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浙江的改革发展由此开启从局部突破到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历史阶段，迎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2.把握历史趋势，抓住浙江发展战略机遇。科学判断形势，才能作出正确决策。立足客观条件，审时度势谋发展、因势利导开新篇、乘势而上创佳绩，是历史思维方法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同志曾经提出著名的“形势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所谓形，就是事物存在的状态；所谓势，就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形势是动态的，蕴含事物的发展规律，指示事物的前进方向。他要求，正确把握形势，必须学会从全局看“形”，从长远看“势”；不仅要全面了解国际形势，而且要准确把握国内形势，还要深入分析省内形势。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运用省委常委会经济形势分析会制度，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以“形”与“势”的统一分析浙江经济形势，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地把握主流和方向，确定全省国民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大决策。2005年，他在“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动员会上要求，要对未来5—15年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研究把握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科技进步的趋势、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脉络，把握国内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演变趋势对中长期发展的影响”。2006年，浙江已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新发展阶段，这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亲自布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我们浙江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更应着力统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习近平同志高度关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判断形势，谋划抢抓战略机遇期。他提出，战略机遇期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而成，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能否把战略机遇期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宏观的战略决策。这些重要论述为浙江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比如，他从推动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出发，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发展策略；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的超前预判，确立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作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等重大决策；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认识三阶段论，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战略路径。3.树立历史意识，强化浙江发展历史责任。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只有承认历史、尊重历史、继承历史，承前启后，循序渐进，才能承担历史责任、延续历史进程、开创历史新篇，是历史思维方法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强调，从长期和根本上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他认为，“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的创新史”。就今天而言，一方面，“我们现在的所有工作，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在今后的实践中，要着眼于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运用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继续写好这部创新史，才能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人”。习近平同志认为，“‘走在前列’作为对浙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一个全面、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他要求全省党员干部“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历史地认识”、“辩证地理解”、“全面地把握”走在前列的要求。“历史地认识”，就是要看到走在前列的要求是对浙江过去的充分肯定，正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明显的发展优势，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这也是对浙江未来的明确要求，“只有在原有基础上，发扬成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发展优势，积极挖掘发展潜力，才能在新的起点上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列”。在2003年5月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要求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以城市为中心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总的趋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改革要从打破传统体制障碍的局部突破，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在2004年10月的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从整体谋划来年工作的角度，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处理好部署与落实、坚持与深化、当前与长远三对关系，这是对用历史思维方法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生动解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既是对浙江发展优势、历史基础的总结提炼，又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创新举措，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运用历史思维方法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典范。4.借鉴历史经验，提高浙江党员干部能力素养。以史为鉴治国理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和思维特质。运用优秀历史文化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是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方法的重要方面。《之江新语》中有60余篇文章涉及传统文化，其中30篇左右与党建有关。习近平同志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入的总结阐述，为党员干部分析历史教训、解析思想智慧、提供资政经验。在《多读书，修政德》中，以“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等名句，勉励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和道德素养，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在《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中，以“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的古代哲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在《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中，以刘邦《大风歌》等说明封建官吏尚且守土有责，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敢于负责，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在《生活情趣非小事》中，从李后主与嫔妃等典故说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凡此种种，涉及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秉公用权、清廉自守、克己慎行、守土有责、勤学善思、求真务实等众多方面，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字里行间满溢殷殷之情，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的惕厉关切之情。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具有光荣的革命文化传统。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史文化、红色文化的教育激励作用。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先后5次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经过深入调研，总结提炼了“红船精神”。他指出，“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浙江的光荣”。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于建党85周年之际破土动工。如今，作为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红色高地。5.提炼历史基因，增强浙江发展精神动力。精神文化具有引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一个地区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和精神的引领，这是历史思维方法的核心要素。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品质、丰富的文化资源、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习近平同志留下深刻印象。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向互动的辩证角度，深刻阐明了浙江精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深入研究浙江现象，总结完善浙江经验，推进‘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他从经济与文化双重角度剖析浙江地域文化特点，指出，“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与‘钱塘自古繁华’相适应，古代浙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都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的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浙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融会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融合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他深入挖掘其中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立足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等要素，凝练提出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他指出：“虽然在不同时期，浙江精神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由上述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所凝聚的内涵，正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浙江精神“不仅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而且更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只有让这源头活水畅流于我们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未来”，要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智慧、活力和创造精神，进而让浙江的经济更富强、生活更富裕、精神更富足、社会更和谐。6.保护历史资源，推进浙江文化创新发展。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同志认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他高度重视浙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优秀历史传统的传承，尤其重视文化的创新发展。2005年省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对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很高要求。在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做到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坚决禁止破坏性开发”，要求文物保护部门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在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方面，他强调“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在乡村文脉保护传承方面，他强调，不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变成新村建设，更不要在建设过程中把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通通扫荡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他多次作出批示，涉及浙江民间工艺传承保护、浦江县高登山古村落抢救、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等方面。历史的赓续、文化的绵延、传统的维系，均离不开在保护传承前提下的创新发展与当代价值的发掘弘扬。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两次到良渚文化遗址调研，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为良渚申遗成功指明了方向。他五赴乌镇深入调研，指导推动乌镇在文化遗存与江南水乡风光的完美结合中走出创新发展之路，直至今日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他深入大运河杭州段现场考察调研，要求“继续做好运河综保工作，使杭州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为深入挖掘浙江历史文化底蕴，习近平同志倡导设立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他亲自担任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提出围绕“今、古、人、文”四大板块，梳理浙江文脉，传承浙江历史。这项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系统考察了浙江文明、中华文明演进历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脉络及浙江丰富实践，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历史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将浙江改革发展的实践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认识和推进，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把握现实，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把握规律，淬炼出深刻的历史思维方法。这与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治国理政中体现的历史思维方法，具有历史同根、理念相承、逻辑相通的内在关联。1.始终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方法的显著特征。刚到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党中央决定我来浙江工作，我一定要谦虚谨慎、铆足干劲、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和同志们一起，切实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努力攀登高峰、驾好快车，不辱历史使命，向党中央和浙江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把浙江的发展摆在历史长河和世界方位中来看，“世界通过我们浙江看到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和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全景中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他把工作摆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要求成绩要经得起历史评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事，真正建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有‘不败祖宗业，更为子孙谋’的思想境界，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所从事的一切事业经得起群众的评价、实践的评判和历史的评说”。他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指出，“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他还多次要求“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职责”，“要把党员的责任义务明晰到具体工作岗位中，落实到出色做好本职工作上来，时刻把党的历史使命记在心上，把浙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记在心上，不负重托，真抓实干，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世情、国情、党情不同，历史任务与时代课题不同，但肩负的历史重任是始终不变的。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谋大局、谋长远、谋未来，体现的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时代担当。2.始终把准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研判前进方向。明确方位才能找准方向。历史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把握历史方位，在中央大政方针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中看发展走势，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地把握主流和方向。他指出，“八八战略”在实质上就是要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省立足于过去的基础、立足于发挥既有优势和发掘潜在优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他指出，“跨入新世纪，浙江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延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了在全国的领先位置”，“要历史地认识‘走在前列’的要求”。他始终站在世界大格局、历史大视野中谋划浙江发展，强调“制定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需要在客观估价当前发展基础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和阶段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我省所处阶段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积极借鉴国外同样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虚心学习兄弟省市的有益做法，努力使浙江经济真正进入又快又好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明确强调，“要处理好昨天、今天、明天三者的关系，昨天的要坚持下去，今天的要有所深化，明天的要取得更大成效”，在迎接挑战中把握机遇，在克难攻坚中脱胎换骨，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实现“凤凰涅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为我们运用历史思维指明了方向。比如，“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现在，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3.始终按历史规律办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探究历史、追根溯源才能认清现实、把握未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注重从历史发展中认识规律，在工作实践中遵循规律、运用规律。他强调，“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他善于归纳提炼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尊重并运用历史规律。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动员会上，他指出，“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既有因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因应对失误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要求“既要充分考虑一切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提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又要认真分析已经面临以及可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在《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一文中说，“为什么说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要不惜用真金白银来还债”。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政之所要，在乎民心”的历史规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之江新语》一书中有大量闪耀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光芒的论述。他特别强调，“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一个政党，只有顺民意、得民心、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脚踏实地地工作；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按历史规律办事的思维方法，和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推进治国理政中体现的历史思维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史观，强调历史规律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4.始终注重从历史中汲取内生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指出：“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以坚定的历史定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饱经沧桑，几分几合，几遭侵略，都不能被分裂和消亡，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他多次强调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就在于全省人民大力发扬‘浙江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他高度重视精神培育弘扬工作，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详细阐释了红船精神、浙江精神，肯定了大陈岛垦荒精神、蚂蚁岛精神、硬骨头精神。他指出，“从世界历史范围看，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赶超的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精神”，“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运用历史思维，就要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不断凝聚干事创业、发展奋进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认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5.始终体现深邃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比较中吸取教训、借鉴经验、鼓舞信心和斗志。历史是关于过往的“百科全书”，是一本“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的治国理政教科书。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充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以史资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变得更加生动精彩。他指出，“把握经济运行大势，特别是要看全局，看前后的周期走势，把握主流，把握方向。既要纵向比，也要横向比，更要放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大政方针的大背景中去看，放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中去看，这样才会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这不仅对经济工作，也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工作都具有把握趋势、推进工作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同志注重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在浙江工作时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是没有出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注重总结并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指出，“纵观国际上成功的企业，尽管它们的成长途径千差万别，主要经营领域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持之以恒地推进创新，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注重用辉煌的历史激励当下的实践，强调，“浙江历史上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将来也完全有可能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出现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提高浙江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提高浙江的文化软实力”，“浙江文化要再现辉煌，就必须创作和生产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化精品，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一批反映时代特征、代表国家水平、体现浙江特色的精品力作，并使之成为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名片’”。历史思维是一种比较性思维，总结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他强调，“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这些年来，浙江省委遵循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科学研判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了加快“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历史任务。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溯源工程，组织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研究宣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文化源流，把历史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寻根溯源、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浙江，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丰润文化滋养。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大对文化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力度，挖掘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延续浙江文脉。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良渚遗址保护研究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古城遗址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圣地的独特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和诗路文化带建设。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的要求，推动党员干部强化使命意识、扛起历史担当，唱响了创新和实干的最强音。了解历史，方知初心。历史思维探索的是规律、启示的是当下、昭示的是未来，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蕴含着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历史性新目标。这一目标具有长时段特征，需要我们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邃的历史视野，把握目标的来龙去脉，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探索规律，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顺应趋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历程中的浙江担当。1.在突出“四史”教育中拓展历史视野。往历史的纵深看多深，对未来就能看多远。读史、知史是增强历史思维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多次指出，“要加强对历史、哲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涉猎，居高望远，高屋建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浙江既是中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包括“四史”资源。要立足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浙江历史的宏阔背景，突出从40多年改革开放史、70多年新中国史、100年党史以及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涵养促进事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宽广历史视野，透过历史成败、安危、治乱的现象总结宝贵经验、吸取经验教训，着眼未来五年乃至二〇三五年发展目标，不断深化对改革、发展、稳定实践规律的认识，使浙江各项工作更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更好地推进各项事业长足发展。2.在把握时代方位中抓住历史契机。只有把握好时代方位，才能看清前行的方向，走好脚下的道路。早在2003年7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就对浙江所处的时代方位作出精准判断：“跨入新世纪，我省进入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基于对21世纪浙江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宏观背景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同志应时而变，领导实施了“八八战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浙江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建设“重要窗口”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新时代浙江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为浙江发展继往开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要把浙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把浙江与全国、全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建设“重要窗口”的历史与逻辑必然，领悟其现实意义、全局意义、未来意义。要放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清浙江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推进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关键转换点上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将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作为浙江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创体制机制优势、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增强综合竞争力、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新起点，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就和美好未来。3.在勇立发展潮头中担当历史责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历史思维不是“惯性思维”，而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性思维。建设“重要窗口”，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深切期望，要求我们必须以创新的姿态，在各项工作中勇做“探路者”、争当“排头兵”。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强化敢闯敢干、开拓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展现“全省域都是主角、全方位都要展示”的担当，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进一步、更快一步。要在推动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中，提升浙江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战略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真正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和互动窗口。要围绕推动浙江全面提升制度建设整体水平，将治理效能转化为实践成果，从省域层面为增强“四个自信”提供重要支撑。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命题出发，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创未来”的价值力量作出重要贡献。4.在加强文化建设中汲取历史力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文化建设，是汲取历史智慧，不断激发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就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文化强省、提升浙江软实力，文化树人、引领社会新风尚”，全面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要从文化建设中汲取思想的力量，充分发挥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资源优势，深入实施铸魂工程、溯源工程、走心工程，让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文化建设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以纪念建党100周年为契机，加强红船精神研究和宣传，与时俱进弘扬浙江精神，更好促进凝心聚力、凝神聚气；通过锻造文艺精品、擦亮文化标识、建设文化地标、深入实施文化研究工程，塑造浙江文化新形象，展示浙江精神新内涵。要从文化建设中汲取发展的力量，推动诚信建设长效化，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文化发展有机融合，推进文化新基建，在打造群众共享的“精神家园”、“文化乐园”中，让每个人都成为浙江发展的主人翁。5.在坚定人民立场中书写历史新篇。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之中有智慧、历史之中有营养，这种智慧和营养主要来自人民创造；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知兴替，得失和兴替主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根本出发点是对人民群众负责、对时代负责，根本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主动地掌握和运用历史思维方法，善于从世界各国兴衰成败中、中国发展历史中、党内正反两方面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站稳人民立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尽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无我之心”做为民之事、富民之事、乐民之事；要更加自觉地探索总结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真正尊重人民、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善于保护和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新业绩。（课题负责人：陈野 楼胆群 陈谦）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项目，力图通过中日学者共同考察中日关系的历史，就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原因及背景，以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达成一定共识，然后在双方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基础上梳理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就未来中日合作关系进行探讨。《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为该项目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汇编，计有中方学者执笔的七篇文章和日方学者执笔的八篇文章。《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主编：汪朝光 于铁军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2020年5月主编简介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8年生。先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著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华书局，2011)、《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1968年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安全，主要著作有《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历史、现状与展望》(共同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译著有《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阿诺德·沃尔弗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帝国的迷思》(杰克·斯奈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内容简介目 录总报告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 汪朝光/3日中战争的原因与背景 〔日〕波多野澄雄(刘星 译)/15第一章 近代化比较——中日两国的国家建设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与工业化模式比较研究 严立贤/37近代世界中的日本和中国 〔日〕吉泽诚一郎(刘星 译)/62第二章 国际关系/外交——1920年代从国际秩序的变化看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日冲突的根源 王缉思 孙樱/83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动与日中两国的应对 〔日〕中谷直司(刘晓慧 译)/106第三章 经济关系——191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企业活动20世纪前35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中日经贸关系 闫庆悦/133现代中国经济的变迁和1930年代 〔日〕久保亨(刘星 译)/153关于日中战争之经济原因的诸学说——以日本帝国史研究为视角 〔日〕木越义则(刘星 译)/176第四章 文化关系——1910年代以降从文化“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 徐志民/201日中文化关系——合作与背离 〔日〕熊本史雄(刘星 译)/227第五章 全面战争——国内因素关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 臧运祜/257日中两国决策机制的变化与走向全面战争的原因 〔日〕光田刚(刘星 译)/277第六章 全面战争——国际因素再论1930年代中日走向全面战争的国际背景 于铁军 李卓/301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与国际关系——以与德国的关系为中心 〔日〕田岛信雄(刘星 译)/324中文版作者简介/339后记/346前面的话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 蔡武“战后中日关系与历史问题”合作研究项目自2016年初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第一阶段的论文和报告即将面世。能够取得这样的积极成果，是双方专家、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真研究、坦诚交流的结果。事实证明，当初双方的有识之士为这个合作项目确定的宗旨和基本框架是适宜的、有远见的。这个合作项目的意义就在于，双方的有识之士通过深入的研究就有关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战争的历史认识进行交流，力图就历史认识达成一定的理解，取得积极的共识，加深彼此间的互信，并在这种互信和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整理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战略的视角来认真检视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为中日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这种完全民间性质的交流，虽然不能替代双方官方对双边关系的界定和判断，但我们期待着这种交流与合作，能够影响两国的舆论积极看待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够推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也常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寄希望于两国人民。如果我们的合作研究能在上述两方面发挥一些积极的影响和作用，那我们的努力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许多共同的渊源，也有许多共同的智慧。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过往、示当下、警未来。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友好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始终是主流，对立、敌对和发生战争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过去的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波折，现在迎来了冰雪消融的暖春。作为无法选择的一衣带水的近邻，作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终究是要和平友好相处，平等互利相交。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由两国长期历史往来、文化联系、友好传统和人民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和则共荣”“斗则俱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我认为，大力发展亚洲地区各国的和平友好合作，率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中日两国都把睦邻友好合作奉为各自的基本国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真正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就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与福祉，也能为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大的贡献。后记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的共同研究项目“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最终成果之第一部，《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中文版即将付梓，在此谨就该书的成书背景、大体思路、主要特点等几个相关问题略记数笔，以为后记。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波诡云谲，跌宕起伏，其间有正常的往来，也有日本友人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更多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蛮横侵略，尤其是1931~1945年期间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惨痛的记忆，也极大地影响到中日关系。虽然那场战争结束已七十余年，但历史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中日两国关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无论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还是恶化的时候，都是如此。可以说，历史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2015年，当中日关系尚处于2012年以来又一轮低谷的时候，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本着“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就设立民间层面的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问题展开磋商。双方认为，既然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是双方未能就中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达成足够的共识，在中日两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今天，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学者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使双方的历史认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也使双方对彼此的观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构建面向未来、着力合作的中日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决定设立“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识之士的对话”共同研究项目，自2016年起，首先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背景、原因、影响、教训等历史认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而对1945年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分阶段进行考察，力求凝聚更多的建设性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探求未来中日两国的和谐共存之道。为具体实施该项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成了由中日两国资深外交家领衔，由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媒体界知名人士等每方各10人左右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以民间身份展开研讨，发表建言及成果。2016年3月9日，两国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北京首次召开，正式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共同研究项目。经中日双方各自提名，会议讨论决定，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由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先生出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教授出任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担任秘书长；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日本原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出任日方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中西宽教授，东京大学法学部高原明生教授担任秘书长，具体负责项目的协调和推进工作。会议并商定，以后在研究具体议题时，将邀请相关领域的更多专家参与其中，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将以公开方式发表。此次会议之后，根据双方专家委员会的磋商和交流，进一步将项目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并确定了第一阶段双方的具体研究主题和执笔者人选。研究主题方面，为了有别于此前学术界围绕近现代中日关系已经进行的一些国际共同研究和中日共同研究，决定将此次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双方对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与原因的认识，即关注点不再是一些具体的史实，而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冲击而被迫开国之后所做出的不同应对,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对两国冲突酝酿和升级的影响，中日战争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国内决策过程及其国际背景等一些更为宏观、更具理论性的问题。专家委员会认为，基于这一思路的研究成果对于全面把握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深入理解国际关系中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般理论，以及思考当今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第一阶段研究课题参与者和论文执笔者中，除了历史学者，也包括了国际关系学者，俾使研究成果尽量兼具扎实的史实、宽广的视角、深入的分析和现实借鉴参考意义。然而，项目启动后不久，先是担任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吴建民先生于2016年6月因车祸不幸逝世，接着是担任副主任的步平先生于同年8月因病辞世。吴建民先生自该项目筹划伊始便参与其中，并主持了2016年3月9日于北京举行的项目启动会及其后的新闻媒体见面会。彼时其对中日共同研究项目的殷切期待溢于言表，至今犹历历在目。步平先生作为2006年底启动、为期三年的中日双方政府层面开展的共同历史研究的中方主持人，对民间层次的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极为重视，在本项目正式启动之前便为项目的开展悉心擘画，提供专业指导，其渊博之学识和谦谦君子之风范，深为学界所敬仰。两位外交界和中日关系史学界德高望重之士的遽然离去，令中日双方所有的项目参与者感到万分痛惜!斯人已逝，其志长存!为了继承吴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期许，并使项目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中方专家委员经讨论后，邀请长期从事外事、新闻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经验丰富并热心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文化部原部长蔡武先生担任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先生担任副主任，统领中方专家委员会和执笔者小组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进入本书的写作阶段后，先是在每位撰稿人提交的写作提纲的基础上，中日双方于2016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中日撰稿人碰头会，就各自的写作重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撰稿人执笔成稿。之后中日双方又分别组织了多轮本方撰稿人会议，对完成的稿件进行充分的讨论，向撰稿人提出修改建议。撰稿人修改后再将稿件提交给中日联合专家委员会进行审议，并根据反馈对稿件再做进一步的修改，最后由编者对各章内容统一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审校。可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的各个章节，既反映了撰稿人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各方的合理建议，是中日两国学者就一些共同关心的历史认识问题进行的一次严肃的对话。关于本书的内容，总论和个论部分已有或略或详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关于中日战争的性质，即这次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参加项目的中日专家中并无分歧。实际上，这一共识是双方进一步讨论中日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专家对于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的认识仍有差别，在同一议题下双方展开的对话和讨论也常常会令人感受到其间的张力所在。相信从这种充满张力的对话中，读者对中日战争爆发背景和原因及其当下认识的复杂性也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为此，我们在本书的编排设计上也采取了同一研究题目下中日学者一一对应的方式，以便于读者对参加该项目的中日学者的历史认知加以比较。在项目结束、本书付梓之际，谨对决定设立该项目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前会长羽生次郎先生，一直为该项目及此前多个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提供具体帮助的笹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室的于展先生、小林义之先生、胡一平女士，为本书中的日文稿件提供专业翻译的刘星教授、刘晓慧博士，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孙樱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工作尽心尽力的赵晨先生和宋荣欣女士，中日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和所有参加该项目各章的执笔者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项目进行卓有贡献而不幸逝去的吴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希望这一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中日关系的过去，更睿智地思考中日关系的当下和未来，并对我们思考和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所启发。于铁军2019年9月4日于北京大学

9月27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我校校长刘利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梁占军教授作为专家受邀出席。会议由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健主持。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教师参加了开题报告会。刘利校长在致辞中祝贺罗林教授课题申报成功，并表示我校能较早开展国别区域研究，且在“十三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这既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术界各方的支持，也离不开罗林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学校各部门也将全力支持这一课题的开展与实施。项目组首席专家、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从《历史大全》简介及作者伊本·艾西尔生平、立项意义、研究思路、实施计划、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意见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汇报。罗林教授表示，《历史大全》的翻译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已开展并完成《历史大全》索引部分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翻译工作，为该项目的汉译与研究工作制定相应规范。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项目研究内容、计划及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汇报。专家组成员认真听取了开题汇报，就课题研究进行讨论，专家组成员一致肯定了课题的前沿性和重要性。 卜宪群研究员指出，《历史大全》卷帙浩繁，相同的历史事件可能分散在各卷之中，建议各卷译者加强协调，相互沟通，以做到术语和概念的统一；汪朝光研究员指出，《历史大全》汉译过程中应注重古今地名变化，加强翻译过程中的史学考证；梁占军教授强调该项目具有极高的开创意义，是外国语言文学与世界史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并提出进一步强化译研融合的思路；钱乘旦教授建议设立以史学研究为主的审校团队，提高《历史大全》汉译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听取完专家意见后，课题组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表示，将会认真汲取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认真做好课题汉译与研究工作，扎实开展课题研究，聚焦研究重点和难点，保质保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多出科研精品，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历史性思考和文化支撑。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鲜明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举旗帜、指方向、明方略、绘蓝图，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刻领会报告精神，本报推出《报告深读》专栏，特约全国知名理论专家韩庆祥教授，撰写系列解读文章，今日推出首篇。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对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给以全面的梳理与总结。这种梳理与总结不是就工作谈工作，而是从高度和深度来进行的，这集中体现在提出三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亦可称之为“历史性影响”。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这种极不平凡，集中体现在“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具体体现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里之所以称之为“历史性成就”，既是指我们解决了过去存在的“难题”，办成了想办的“大事”，具有历史纵向的相比性，也是指当今这五年解决难题、办成大事的力度，具有刚性执行力，还指这些成就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历史性意义，可以载入史册。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文化建设、强军兴军、全方位外交布局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成就，就是如此。显然，这种对五年成就的梳理与总结既是全面的，又是深入的，同时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正由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所以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是因，“历史性变革”是果。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如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从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历史、现实和实践来看，从学理上看，可以用“整体转型升级”来揭示和概括。从我国“欠发展”时期走向“发展起来”时期，可称为发展水平的“升级”。这种升级既是“整体”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到国际全方位展开；又是“转型”的，它是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转变。由此，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便呈现出“整体转型升级”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国“发展起来”时期的根本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并实现理论突破的具有动态性的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明确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这种整体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在价值取向上，由相对注重以物为本走向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许多地方采取的物质驱动的发展方式，主要体现为相对注重积累社会物质财富，片面注重GDP，见物不见人。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觉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等等。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三步走”战略走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升了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党中央任期内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长远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实现了奋斗目标的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新的更高奋斗目标的追求。在生产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欠发展”时期，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当时只能采取“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发展起来”时期，内在要求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转换”等具体思路和对策。树立和落实创新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转换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新要求。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这实际上是主张在分配上使人们之间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当然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劳动贡献来拉开差距。然而，由于当时法治、德治未完全跟进，结果在有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围猎权力的现象，这既弱化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精神，又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拉大，造成了社会的某种不和谐、不稳定。随着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日趋增多，民众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在实践发展上便提出了“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的新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也采取“精准扶贫”等具体措施。树立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在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追赶西方”。国家主导体制对完成这两大任务最有效。这种体制的比较优势，就是如果决策正确，可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各个利益主体表达各种诉求时期。在当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公民素质还不够高。结果是，日趋增强的各种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会产生各种矛盾，进入矛盾多发期。破解矛盾及难题，仅仅靠“国家主导”体制已显得不够。况且，若对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也会产生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解决上述矛盾及难题。其实质，就是由“国家主导”走向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又为处理好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由相对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更加注重解决“思想分化”。1978年初，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党借助真理标准大讨论来打破当年存在的“思想僵化”。在当今我国多样化发展态势中，出现了“多样化淡化主旋律”的“思想分化”情景。“思想分化”会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针对“思想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用实现中国梦来“凝心聚力”，又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国魂”。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相对注重解决“思想分化”，以达成共识并凝心聚力。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由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我国“欠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为尽快“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我们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所以，常常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重点”突破。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比较高，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各个发展主体都提出了发展诉求，而且各种因素和力量都力求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境下，我国社会实践发展便提出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积极作为、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国“欠发展”时期，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受外界干扰，我国在总体上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开放和“回应挑战”式外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发展起来”时期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既在某些方面坚持韬光养晦，同时又更加注重“积极作为”的外交新思路，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积极作为、合作共赢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上述整体转型升级，其实质就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就是“历史性影响”：第一，就是它具有凝心聚力、达至共识的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这五年取得这么大的历史性成就，推动这么大的历史性变革，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有方、领导有力、领导富有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五年来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由此应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第二，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在讲完这五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之后，在逻辑上就接着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显然，“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基础和实践依据之一。这两种历史性影响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且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者简介】 韩庆祥，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中组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央党校省部级班主讲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和中国问题研究。提出的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形态理论、三种机制理论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田雪皎 丁伟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自杀事件备受关注，调查报告何时发布，媒体和网友时时刷新着网络。经过40天的调查，4000多字的调查详情终于发布，调查结论非常明确：毛洪涛同志微信反映的关于校长王清远同志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未发现校长王清远存在违法违纪行为。这样的结论，难免有网友提出质疑。但是，笔者认为，众目睽睽之下，调查结论出炉必定是符合真相，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毛洪涛朋友圈的“绝笔书”发布后，一直被认为是讨伐校长王清远的“檄文”。“绝笔书”中痛陈了王清远“六大罪状”，势要像六把刀一样将其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受“绝笔书”的影响，王清远很自然地受到千夫所指，湮没在“键盘侠”们的口水中。网友群情激愤，对邪恶怒吼，对正义期盼。在一片缅怀声中，大家都希望给毛洪涛一个公平，“绝笔书”提到的问题就是方向，大家迫切想要沿着这个方向，对王清远的“不清白”撕开一条口子。有理不在声高，情绪并非真相。“人命关天”的事件面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大众的普遍认知。这样的形势下，对王清远“落井下石”的举报是简单的，调查报告中却也有这样的事件发生，“10月15日毛洪涛事件发生后，收到了反映王清远同志的4件信访件，其中3件带有人身攻击或个人诉求，另1件属主观臆测”。调查组如果“顺势而为”，可能面对的质疑声会减小。但，真正的答案，不是理想主义旗帜下的情绪审判，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基础上的水落石出。毛洪涛的“绝笔书”只是调查的线索，而并非结果。网络时代，高人辈出，愚弄网友就是“傻”。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联合调查组是由5个部门组成，包括成都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多个部门参与下，如有丝毫证据，对王清远的调查结论就不可能鲜明到“未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在真相面前，冒天下之大不韪，任何一方袒护校长王清远一人显然说不过去，“众口”不再“难调”的，唯有真相。调查报告也提到，“家属、同事及学生反映，毛洪涛生前身心健康存在异常状况”，相信知他者莫若身边人，无端揣测于事无补，检验真相还有很长的时间，不是吗？亿万网友审视，成都市联合调查组敢于公布调查结果，显然对调查结果是自信。多部门介入，层层把关，笔者相信这份调查报告能经得起大众审视，经得起历史检验。

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丁伟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自杀事件备受关注，调查报告何时发布，媒体和网友时时刷新着网络。经过40天的调查，4000多字的调查详情终于发布，调查结论非常明确：毛洪涛同志微信反映的关于校长王清远同志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未发现校长王清远存在违法违纪行为。这样的结论，难免有网友提出质疑。但是，笔者认为，众目睽睽之下，调查结论出炉一定要符合真相，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毛洪涛朋友圈的“绝笔书”发布后，一直被认为是讨伐校长王清远的“檄文”。“绝笔书”中痛陈了王清远“六大罪状”，势要像六把刀一样将其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受“绝笔书”的影响，王清远很自然地受到千夫所指，湮没在“键盘侠”们的口水中。网友群情激愤，对邪恶怒吼，对正义期盼。在一片缅怀声中，大家都希望给毛洪涛一个公平，“绝笔书”提到的问题就是方向，大家迫切想要沿着这个方向，对王清远的“不清白”撕开一条口子。有理不在声高，情绪并非真相。“人命关天”的事件面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大众的普遍认知。这样的形势下，对王清远“落井下石”的举报是简单的，调查报告中却也有这样的事件发生，“10月15日毛洪涛事件发生后，收到了反映王清远同志的4件信访件，其中3件带有人身攻击或个人诉求，另1件属主观臆测”。调查组如果“顺势而为”，可能面对的质疑声会减小。但，真正的答案，不是理想主义旗帜下的情绪审判，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基础上的水落石出。毛洪涛的“绝笔书”只是调查的线索，而并非结果。网络时代，高人辈出，愚弄网友就是“傻”。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联合调查组是由5个部门组成，包括成都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多个部门参与下，如有丝毫证据，对王清远的调查结论就不可能鲜明到“未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在真相面前，冒天下之大不韪，任何一方袒护校长王清远一人显然说不过去，“众口”不再“难调”的，唯有真相。调查报告也提到，“家属、同事及学生反映，毛洪涛生前身心健康存在异常状况”，相信知他者莫若身边人，无端揣测于事无补，检验真相还有很长的时间，不是吗？亿万网友审视，成都市联合调查组敢于公布调查结果，显然对调查结果是自信。多部门介入，层层把关，笔者相信这份调查报告能经得起大众审视，经得起历史检验。

众所周知，因为我国最先发现新冠病毒的致命危害性，以及最新开始对新冠疫情进行严格防控，再加之西方别有用心的舆论引导，导致外界存在一种“病毒起源于我国”的印象。但如今随着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及各国对新冠疫情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在我国出现新冠疫情感染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就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传播。欧洲媒体最新报道，意大利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就在近日出炉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其中就表示新冠病毒早在去年9月，就开始在意大利境内传播，远远早于我国武汉出现疫情的时间。根据意大利研究人员调取去年9月至2020年3月之间，959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的血液样本，并对这些样本进行仔细检验后发现，有111人在今年2月前体内就存在新冠病毒抗体，其中还有4个于2019年10月第一周采集的血液样本中，也存在新冠抗体，这表明4人至少在9月就已感染过新冠病毒。针对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相关研究人员就表示，最新的研究结果，可能会“重塑疫情大流行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最早出现于我国，并在12月开始传播开来。即使意大利之前的研究调查，也只是显示该国最早在今年2月存在新冠病毒，并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只是因为医疗机构和防疫机构未能及时发现，所以才会拖到后来3月末和4月的疫情大爆发。现在随着疫情出现时间的追溯调查，得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将有利于全球寻找新冠疫情真正的源头，有利于人类防控新冠肺炎继续大流行和在以后的时间里反复出现。过去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了将自身防控疫情不利的责任“甩锅”出去，不断渲染所谓的“疫情起源于中国”，想将一顶要为全球疫情大流行负责的大帽子扣在我国头顶，但俗话说得好“假的真不了”，无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造谣生事，也改变不了真是事实。想想看如今的美国，正被疫情席卷，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137万，累计死亡人数也超过了25万，位居全球第一。如此严重的危机之下，美国政府仍旧不愿正视危机，埋着头当作看不见，即使美国内多个机构早已调查研究出，疫情在美国早已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今年1月，甚至2019年10月份。对美国内疫情形势和机构调查研究结果装作看不见，只是一个劲的污蔑甩锅，如今随着意大利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出炉，可谓是再一次击破了美国的污蔑造谣，这一次不知道美国又该如何回应、如何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