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公共安全管理专业核心课程，公共管理学导论，管理类专业备考知识点公共安全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一、公共管理学概述（一）公共管理的含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公共管理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学科。因此，我们必须从公共管理的内涵人手进行阐释，才能从理论形态上、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上和学科意义上准确地理解公共管理。1991年美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The 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Conference)，1993年由波齐曼(Barry Bozeman)整理编辑出版了大会研究成果《公共管理：艺术的现状》(Public Management：The State of the Art)论文集。1993年美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由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F．Kettl)，和布里顿米尔沃德(HBrinton Milward)整理，编辑出版了大会研究成果《公共管理的现状》(The State of Public Management)论文集。这两本论文集对公共管理的含义进行了阐述。波齐曼在《公共管理：艺术的现状》一书中，通过总结所收录的各篇论文的观点，指出学者们关于公共管理所达成的共识包括：第一，关心规范研究和规范理论；第二，焦点集中在公共管理和公共组织的明确特征尤其是政治影响上；第三，问题焦点甚于过程焦点；第四，强调组织脉络背景和经验知识；第五，关注战略和多元组织问题。波齐曼和斯特拉斯曼(Jeffrey D．Strassman)1990年出版的《公共管理战略》被认为是第一部较完整的公共管理教科书。在谈到该书为什么使用“公共管理”而非“公共行政”概念时，他们说原因在于公共管理涉及以往公共行政所无法包含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战略问题，即关于公共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它们更广泛的使命和目标问题；二是公共管理不仅在政府机构的背景上出现，而且也在其他公共机构的背景上出现，而公共行政总是与官僚机构相联系。他们还认为，公共管理注重组织的外部管理，而公共行政着眼于内部管理。唐纳德凯特尔认为，公共管理运动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途径是一种全新的途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公共行政途径，也不同于政策分析中的执行研究途径。凯特尔综合了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的研究成果，将公共管理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排斥公共行政和执行研究。公共管理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公共行政和政策执行研究这两种传统。这从主要的公共管理学者很少是公共行政学家或政治学家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说明。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各种学科背景，倾向于推进原有的知识背景而产生新的见识。他们把公共行政学和政策执行研究抛在一边，因为他们认为前者对政策和管理没有多大指导意义，而后者则给人们描绘出一幅政策及项目很少起作用的灰暗、令人失望的图画。其实，公共管理更多的是从商学院的战略研究中成长起来的。第二，是一种乐观的规范研究领域。与政策执行研究致力于研究取得项目或政策目标的不可能性不同，公共管理致力于研究如何产生结果。政策执行研究的发起者普雷斯曼(Jeffrey L．Pressman)和韦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执行》一书中说：联邦的项目起作用是令人惊奇的事；林恩(Laurence E. L ynn)在《管理公共事务))中则说：“政策执行者对于政府绩效的获得是关键的。第三，以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为焦点。公共管理分析的单位是公共部门的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在公共管理者看来，公共管理是要给公共管理者坚定的支持以便使他们取得结果，高层管理者的工作是决定战略；公共行政学主要的任务寻找行政原则一这些原则很少对实践者有指导作用；政策执行研究则似乎认为执行难以有结果。第四，通过案例研究来发展知识。公共管理研究通过一种粗糙的演绎方法，通过与商学院相类似的决策案例和公共管理者的个人经验来寻找真知灼见。公共管理者认为，难以做出预测和发展出模式，但可以靠观察来了解什么东西能起作用，什么东西不起作用，并从观察中提出管理者所能运用的命题，最终的目标是确定规范，以指导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第五，为管理研究取得与政策研究相同的立足点而努力：在公共政策学院中，政策分析已取得支配地位。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往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而且还因为政策被当作更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在政策分析中是次要角色。但是，成功的政策创新表明，它们很少是由政策分析的综合研究所产生的。相反，由于管理者最了解情况，管理实际更为重要。因此，公共管理者自觉地为管理能够取得与经济学和政策分析同等的地位而努力。费利耶（Ewan 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列举了新公共管理必须研究的四个重要的且具有争论的主题：第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别和相似性；第二，组织变迁；第三，正在变化着的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与关系；第四，公共服务组织的战略顶层。从国外学者关于“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公共管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范式，它是公共行政 (public：administration)中重视分共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实施管理的技术与方法、重视公共项目与绩效管理、重视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派别和分支学科。它是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知识和方法所形成的一个知识框架。公共管理在实施管理的主体、管理活动的内容与范围、管理目标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管理理念方面，仍然与公共行政保持一致。因此，公共管理学的概念是：公共管理学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组织为核心的各种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问。（二）公共管理学的概念范畴“公共”是公共行政学最基本的范畴，管理主体、管理的目的与性质、管理所肩负与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与义务以及活动都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公共”。由此构成的概念体系和管理理念组成了公共行政学思想体系。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以来，不管出现了多少理论流派，都是围绕“公共”这个核心展开的。公共行政实践所进行的各种改革，也都是围绕公共组织机构的设置，公共组织职能及其行为方式，公共利益的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公正和公平的保证，以及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与市场、与社会之问管理体制的重新架构，体制创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能力提升等方方面面进行的。因此，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到公共行政实践，“公共”始终都是公共行政学各类问题的核心。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分支学科，．“公共性”理所当然地也是公共管理的基本范畴，以“公共”为核心，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事务(publi affairs)、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公共部门 (public sector)、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1、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和management(管理)是两个含义相近的词，以至于人们经常将这两个词互换地加以使用，例如“business administration”(商业管理)、“administrative behavior”(管理行为)。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明显差异的。公共行政的概念必须回答和解决由谁来进行公共行政、什么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内容与范围以及如何行政这三个问题，即公共行政的主体问题、公共行政的内容与范围问题以及公共行政的行为方式问题。在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学派，认为公共管理在实践上，就是以市场化和企业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行政改革；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就是为改革提供支持的理论与观点，主要包括管理主义、新泰勒主义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等。第二，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替代品，将公共管理看作一种不同于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即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第三，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属概念，公共管理范围更为广泛、公共行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研究来分析，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独立的范式还没有出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派，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结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等方面的总的看法。奥特(J．S Ott)、海德(Albert C Hyde)和沙夫里茨(Jay M Shamtz)1991年主编的《公共管理精华读物》中明确指出：“公共管理是更广泛的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主要部分……公共管理的焦点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公共行政和作为这种职业实 践者的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集中关注那些可以用来将思想和政策转变为行动的 管理工具、技术、知识和技巧。这些工具的能力包括职位分类、招募和选择程序、 影响管理、预算分析和规划、监督技巧、长期或战略计划、项目和组织评估、反 馈和控制机制(特别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反馈和控制机制)、合同管理、项目 管理和组织重构等等。”因此，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中一个涉及技术和方法 的子领域，关注的是效率、责任制、目标的获取以及大量的其他管理方法和技术 问题。罗森布鲁姆(D．H．Rosenhloom)在《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 途径》中认为，公共行政是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理论的应用和为全社会或社 会的一部分履行规制和服务职能而执行立法的和司法的政府法令的过程。这是 一种相当广泛的含义，涵盖了所有的公共部门及其管理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派，是公共行政中重视公共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实施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重视公共项目与绩效的管理、重视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派别。它在实施公共管理的主体、公共管理活动的 内容与范围、公共管理的目标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管理理念方面，仍然与公共行政保持一致。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更加重视“设计”，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具体“运作”过程；公共行政更加强调政治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公共管理则更加强调管理的、经济的手段；公共行政更加关注过程、程序和遵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以及内部取向，公共管理更加关注结果、对结果的获得负个人责任和外部取向。公共管理理论吸取了现代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包括从“理性人”的假设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与交易成本分析理论中获得政府公共部门应以顾客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和社会公众满意程度的依据；从成本一效益分析中获得确定政府绩效目标，测量与评估政府绩效的依据；从私营管理中吸取管理的具体方法，提出在公共部门的管理中也应引进市场与竞争机制，采取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承诺制、决策与执行分开等方法。无疑地，公共管理学的出现给公共行政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公共行政获得了 实现其目标的新手段，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的自我发展。2、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公共管理活动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认识公共产品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公共管理的基本内涵，因为一方面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更多的是互补，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是逐步过渡的，即有一个可以称为准公共事务的中间地带；另一方面公共事 务通常是以一定的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实现的。因此，公共管理活动离不开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需探究采取什么样的提供方式会更加有效。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和目标。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把公共产品界定为“任何由集体或社会集团决定，为了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萨缪尔森等著的《经济学》认为，与来自于纯粹的私有物品的效益不同，来自于公共产品的效益牵涉到对一个人以上的不可分割的外部消费效果。相比之下，如果一种产品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 个人，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的话，那么，这种物品就是私人物品。公 共产品常常要求集体行动，而私有物品则可以通过市场被有效率地提供出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认为，公共产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产品的积极性。综上所述，公共产品也称为公共商品、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指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的物品、劳务或服务，是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自然垄断性以及收费困难等特征的物品。与公共产品相对应是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即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等特征的物品。公共产品的上述特征以及其规模效益大、初始投资量大的特点，使得私人企业或市场不愿意提供、难以提供或虽提供却难以做到有效益，因而，一般由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提供。而私人物品的效用边界清楚，市场是提供此类产品的最佳方式。公共产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划分。按照公共产品是否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将公共产品区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严格满足和完全具备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物品是纯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公共安全、外交、法规政策、环境保护、基础研究、空间技术等。只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点中的一个，另一个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或者虽然两个特点都不完全具备但却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的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公共产品。道路、能源、交通、通信、城市公共服务、教育、广播电视、社会保障等都是准公共产品。按照是否具有形状，将公共产品区分为有形的公共产品和无形的公共产品。有形的公共产品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产品，如公共设施；无形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指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一类的服务。按照受益范围，将公共产品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是指全国范围内居民都受益并由国家或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外交、全国性立法、国家行政事务管理等。地方性公共产品是指一定地区或社区居民受益、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性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地方性行政管理、地方性法规、城市基础设施、地方政策等。一般来说，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大多属于纯公共产品，而地方性公共产品则以准公共产品为主，有些实际上已属于俱乐部产品。关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方式，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在福利经济学家们看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兴起，它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德姆塞茨和戈尔丁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例如，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入口处可以设置收费站，因此高速公路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私人收费的方式来兴建。在认识公共产品时必须注意：第一，由于私有制国家也有公共产品，公有制国家也有私人物品，因此，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的划分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第二，在不同社会中，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公共产品的范围存在着客观的差别，例如，森林、土地、矿产资源等在私有制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私人物品，公共性并不确定，而在公有制国家则成为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这点往往是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更强调公共部门的重点不是直接提供公共产品，而是如何为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营造环境。3、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一方面，公共政策以调节公共利益为目的，具有公共管理的性质，而且公共政策需要通过公共管理系统才能得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公共管理过程中，高级管理层常常要制定有关公共政策，而直接运用公共政策来管理公共事务是中、低层公共管理的常见方式。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但还是有着质的区别。就其政策的属性及其针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内涵而言，公共政策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就学科而言，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专门学科，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政策是指拥有合法权威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内的政府，以及由它们授权的有关机构或部门为了解决公共资源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等社会问题所作出的正式的决定或安排，这种决定或安排是确立一定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依据，通常可以表现为法律、政令、计划、方案、程序等形式。因此，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具有不同的功能。公共政策主要是制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秩序和行为规则，它通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规定和引导，在总体上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创造必需的环境，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外在条件。公共管理则是具体通过实施公共管理行为与活动来提高公众的社会生活质量和实现公共利益。就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言，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属性都是公共性，即关注的都是社会公共利益，涉及的都是社会公共事务领域，都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手段、以提高公众生活质量为目标。虽然两者运行过程的最终结果的表现不同，即公共政策过程的运行表现为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完善，而公共管理过程的运行表现为客观的物质交换过程，但两者都有一个由确认问题到制定方案，最后实施和评估的相同的过程。因此，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有着某些相通或相同的地方，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一，公共政策指出了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向，是公共管理的必要前提。公共管理的基本特性是公共性，其目标是提高公众基本生活质量，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什么是这一社会的公共性，如何提高公众的基本生活质量，以什么标准去评估公共管理的绩效，则必须依赖公共政策。可以说，公共政策使公共管理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公共管理必然也必须在相关公共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公共管理就会失去管理活动的目标，也失去中心，其公共性也就会在特定的社会中变成抽象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不仅如此，由于公共政策有法律、政令等各种表现形式，因而它还是公共管理机构及人员在进行管理工作，即从目标确立到具体的实施管理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和要求。它制约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使公共管理主体必须把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去从事公共管理活动，即公共管理人员必须依法进行管理。第二，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公共政策虽然总体上属于观念领域，其自身并不实施管理行为，但是，由于在根本上，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离不开公共政策，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的进步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合理制定，而使社会生活秩序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宏观的调节和导引，因此，实际上公共政策具有其特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相比较公共管理而言，公共政策是从宏观角度来调节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则更加偏重依据一定时期的有关法律和大政方针来具体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实现公共政策。所以，从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控制来说，公共政策具有宏观公共管理职能。第三，公共管理是实现公共政策的基本途径。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指导思想和原则，虽然它具有宏观公共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职能就公共政策本身来说，其功能的发挥还只是表现为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这种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才能变为现实。公共政策的现实化过程一般都必须依赖于各种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表现为公共管理过程，所以公共管理是公共政策实现的基本途径。公共管理实现公共政策通常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公共管理活动就是直接针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和贯彻而设计和进行的，这一部分公共管理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把有关公共政策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一些公共管理部门虽然不直接针对公共政策的实施来设置和运行，但在其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政策作为行为准则与指导思想必须融人公共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行为中，其最终结果也就体现或实现了公共政策。第四，在一定层面上，公共管理行为与相关公共政策是合二为一的。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基本上是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内的国家公共部门，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是公共部门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就公共管理来说，其主体系统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而其中的政府是一个广义的政府，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因此，高层次的政府如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乃至市级政府，制定有关公共政策的行为就是公共管理的行为，其制定有关公共政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过程。所以，一般在政府这一层面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合二为一的。4、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当代公共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工商企业管理的一些经验、方法和理论引入到公共管理之中。作为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来说，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都必须履行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人事、预算和控制等在内的一般的管理职能。但由于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同、管理对象及内容的不同、管理行为的依据不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类管理活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1）管理性质的不同公共管理是国家、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组织的职能、活动范围，与公共利益相关，具有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以行使公共权力为基础，是一个公共的事务领域。工商企业管理是工商企业或者个人对从原材料购买、加工生产到销售等活动所进行的管理，是工商企业自己的事，主要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是企业内部的事务领域。因此，与工商企业管理不同，公共管理包括了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而且公共管理的运作是在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征。（2）公共管理与工商企业管理的使命不同公共管理以服务公众、实现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为目的；工商企业管理以营利为目的。公共管理的服务导向、顾客导向是基于委托一代理而形成的，反映了公共管理的民主、宪政理念；工商企业管理的服务导向、顾客导向是基于利润而形成的，是为了在竞争中争得更多的顾客和市场份额以获取更多的利润。（3）效率意识的强弱不同公共管理所需经费大部分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公共管理者并没有太多的削减开支和有效运作的诱因，成本一效益的观念和意识差；工商企业运作的经费来源于本企业的生产所得，以获取更多的企业利润为动机，成本一效益的观念和意识强。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工商企业主要提供私人物品，也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4）责任的性质、范围不同与工商企业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强调公共责任、社会责任。在工商企业管理中，权威和责任的划分是比较清楚的；在公共管理中，公共管理运作的规模和复杂性、对官僚机构加以政治控制的要求、对一致性和协调的寻求等因素导致了责任机制的扩散，这种扩散加深并复杂化了公共决策的过程。（5）管理的广泛性、复杂性的程度不同就人事管理方面而言，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中的人事管理系统比私人组织中的人事管理系统要复杂和严格得多。一般而言，政府工作人员的雇用和解雇要困难得多。在公共部门，雇用和提拔雇员的功绩系统，包含了几种标准，这往往超出了技术效率的观点。5、公共治理与善治“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与“善治”(good governance)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公共管理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世界银行1992年度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的题目是“转变中的治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用了一期来专门探讨治理问题。治理概念的定义繁多，可泛指任何一种活动的协调方式，包括最小国家的治理、公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一控制系统和自组织网络等六种不同的用法。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里，治理被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90年代后，世界银行提出了“善治”口号，合法、法治、负责、透明、有效的政府构成了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主要标准。有人把治理视为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的组织间网络”，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在公共资源管理、社区服务和跨国的地区性政策网络中普遍存在。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要进一步解决公共管理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包括从公共管理的产生中进一步认识它与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的关系，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的关系中进一步认识公共管理学的特征，从而科学地认识现阶段公共管理是作为分支学科的学科定位还是独立范式的学科定位。（一）公共管理的兴起1．公共行政的反思（1）公共行政的发展演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学自产生后100多年以来，经历7许多重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但迄今为止构成公共行政学研究背景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没有变，共同体信念没有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学(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behavior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概念、理论、方法与研究模型，但公共行政学研究仍零植于领导艺术、经济效率与政党关系等方面；以管理学为其理论基础，科学管理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公务员的专长也受高度重视。 以效率、效益为导向的技术视野是这两个阶段公共行政的标志，而平等与公正的问题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没有受到重视。这两个阶段的区别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着重从制度、体制的构架与研究上寻求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的途径。所以，成尔逊、泰勒、法约尔、韦伯、古利克、厄威克等着重研究的是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与原则以及分工、层级节制体系、法令规章及工作标准，把专业分工原理广泛地引入公共行政之中，提出了职能化、专业化管理的原理，总结概括出了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原理；倡导“理性化一法律化”的组织形态；强调公共行政运作应以法律为规范。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着重从人和组织行为对效率的影响上寻求提高公共 行政效率的途径。所以，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波齐曼、凯特尔、普雷斯曼、韦这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分析与执行学派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分析公共行政行为及其活动，使公共行政研究从体制结构的研究转向了公共行政行为的研究，将公共行政所关注的问题由体制结构转移到了公共项目(public program)及其产生的结果(consequence)上。以经济和效率为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从而构成了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粮本威胁，导致了各种社会危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民权运动高涨。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学集合在一起，以塔尔科特.柏森斯、卡斯特、罗森苏韦克、高斯、雷格斯等为代表的学者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从整个公共行政活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寻公共行政的解决途径和公共行政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致力于谋求公共行政与其环境之间及公共行政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动态的、具体的一致性，以保证公共行政的高效能、高效率。这种研究强调公共行政适应环境的权变观念与生态观念，使公共行政学发展到系统权变公共行政学时期。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Fre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new public administratior。)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应是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该遵循的目标。70年代出现和兴起的政策科学(p01icy science)和公共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 Analysis)成为了公共行政中的主流学派。为了适应公共行政部门对政策执行和政策管理的要求，以普雷斯曼(Jeffrey L 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学者谋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与公共行政的结合，使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转而重点研究政策执行和公共项目(Public Programs)，而不再重点研究机构(Institu1ion)。正如凯特尔(I)onald F．Kettl)所说，政策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结构与过程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所产生的结果上。总之，在当代，从科学知识的发展来说i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来认识公共行政，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明显趋势导致了公共行政学多元式的综合(merger of p1Liralism)研销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强调各学科之问理论与方法的互补，运用各学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来解释与解决公共行政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些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都县存同公其行政学范式下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自我调整，例如罗森布鲁姆提出公共行政就是运用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方法采履行对整个社会及各个部分进行规则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以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为代表的企业家政府理论(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theory)，主张把企业或私营部门经营的一些成功的管理方法移植到政府公共部门中来；以胡德等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现代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了公共管理这个新兴的分支学科。 2．公共行政的反思为了迎合工业革命后社会对政府管理效率的需求，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威尔逊(w()odtow Wikson)认为执行宪法比制定宪法更加困难。为了使政府不走弯路，他把政府划分为两个领域(spheres)即“政治”与“行政”，他认为就政府应当做什么而言，政治领域就是由大多数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各种选择；行政领域就是政府贯彻执行经过合法程序所通过的各种规定，这种执行过程不是政治干预。根据威尔逊的观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有关，行政与公共政策的执行有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发了公共行政应当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基本思想：(1)行政学科应当建立在单一的组织原型的基础上，它能普遍运用于一切政治制度；(2)任何良好的行政科学必须使它自己从政治学领域中分离出来；(3)行政科学的指导价值是效率；(4)有效的公共行政要求政府权力有单一的领导中心。”同时，他还认为建立独立的公共行政学的目的就是“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和少作政治干预，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威尔逊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后来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理论与实践已证明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的，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说，威尔逊关于“政治一行政二分法”(the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dichotomy)的思想对于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和形成公共行政学范式，以及调和发展民主与追求行政效率、行政专业化所产生的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主宪政的内涵要求民众的控制和参与，这就会与行政效率理论和专业化理论相冲突。行政效率理论和专业化理论强调的是系统化的规则与内部程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于民主化的监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威尔逊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就是如何调和这两|种思想或观念。正是从解决这一基本难题出发，威尔逊提出了把政府划分为“政治”与“行政”两个领域。继威尔逊之后，怀特(Leonard white)在1926年出版了美国第一本公共行政学教科书《行政学导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1)行政是一个单独的过程，无论从哪一级角度看，其基本特征是大致相同的；(2)行政研究应当建立在管理的基础上，而不应当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3)行政由一门艺术转化为一门科学的趋势日益具有重要意义；(4)行政已经成为，而且将继续是现代政府的中心问题。怀特的这本书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了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并具有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形成。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与专业培训的增长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行政学明显地表现为两种取向：一种是以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new肌lblk：administration)，它强调民主取向，强调社会公平与公正；另一种是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policy analysisor public sciences)，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51年拉斯韦尔(H．Lasswell)等主编的《政策科学》一书。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政策科学迅速成长，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与公共行政学相抗衡的学派。公共政策学院和商学院的推动，特别是前者对政策执行的研究培育出了公共政策途径。由此可以看出，效率、公平公正、民主、秩序等共同构成了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公共行政的研究表现出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管理主义的取向，它秉承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传统，关注效率，强调工具理性；一种是宪政主义的取向，它秉承政治学和法学的传统，关注民主、社会公平，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公共行政从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是以管理主义为研究取向的；新公共行政学是以宪政主义为研究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由公共政策学院和商学院发展而来的公共管理分支，表现出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例如，佩里和克雷默 (Kenneth L Kraemer)在《公共管理：公共的和私人的观点》一书中在界定什么是公共管理时明确表示，他们关于公共管理的灵感来自威尔逊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并将威尔逊的思想基础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以政府作为主要的组织脉络背景；(2)以执行功能作为合适的焦点；(3)以发现有效管理的原则和技术作为发展管理能力的关键；(4)将比较作为该领域研究取得进展的方法。因此说，公共管理学是新泰勒主义的复兴，或者说是古典行政学的回归。这样，无论是政策分析途径还是公共管理途径，都可以看作是对公共行政学途径的补充与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公共行政学是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的，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为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与厄威克(Lyndall Urwick)合编的《行政科学论文集》中，古利克 (LutheI&,lick)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原则概括为“P()SIⅪORB”，即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人事(staffing)、指挥(directing)、协调(co-ordinating)、报告(reporting)和预算(budgetmg)七个原则或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者中有西蒙、达尔、阿普尔比(Paul H．Appleby)、诺顿朗(Norton E．Long)和沃尔多等。行为主义革命从对体制(官僚机构)的研究转向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从而使公共行政学失去了在政治学中的中心地位。然而，至今行政学的根基并未真正动摇，新的范式并未确立。尽管西蒙猛烈地抨击行政学的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及其行政原则，并提出一种以决策为中心的行政理论，但他最终并未摆脱行政学框架的束缚。2、公共管理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途径在美国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和商学院逐渐成长起来。波齐曼和凯特尔等学者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波齐曼在《两种公共管理概念》一文中说：在70年代末的美国大学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公共管理途径：一种是来自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the policy approach)称为P途径；另一种是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途径(the business approach)，简称为B途径。在波齐曼看来，公共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是一种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一种新学科，公共政策学院部分地是以与旧的公共行政学院决裂的方式创建起来的。然而，这种新学院或新学派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停留于政策制定或部门管理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而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的要求。公共政策学院需要某些与公共行政学相类似，但又与这个旧的学科有区别的东西。公共管理正是在70年代开始兴起的执行研究热潮中，作为这种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所发起的政策执行研究，将项目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机构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由它自身所决定，而是由它与公共项目绩效的相关性所决定。许多执行研究的学者将执行研究看作是一种新的东西(既不同于政策制定研究，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研究)。凯特尔认为，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形成：(1)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尤其是结构和过程)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这种研究焦点的转移具有深刻的含义，即学者们再也不能单一地看待组织及其对公共项目的贡献了。执行研究把项目放到了核心地位并要求研究组织对项目做出贡献。(2)执行研究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那么，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这就正如哈格罗夫(Erwin C．Hargrove)所说：在政策方案和政策结果的链条中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绩效管理。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也超出了政治学，从而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这是因为公共行政学的组织焦点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执行运动的学者们也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工商企业管理的研究者们为公共管理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他们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和强调以过程为取向，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模式，并把焦点集中在战略和组织管理上。1991年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产生的标志。大会论文集――《公共管理：艺术的现状》，可以看作是公共管理学派的“宣言”。这次会议的主要动机是“把不同公共管理途径的信徒们团结起来”，目的是：(1)评估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2)发表和交流最新最好的公共管理研究成果；(3)通过弄清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分歧来推动公共管理的发展；(4)为公共管理学者之间的交流创造便利条件。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共管理学逐步成为与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共同进行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三大途径之一。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与行政》一书中认为，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都是对公共部门的研究，是三种不同的范式或途径，它们之间是相关的。然而在美国公共部门的研究中，这三个学派的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很少，他们有各自的追随者，有各自的学术会议和杂志。由于公共管理的特点以及其更适于当代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被部分学者看作是代表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它更具生命力，更有前景。（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1．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思路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分支学科，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方法论体系决定了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固有规律。公共管理学应按照学术活动固有规律来开展其研究活动，才能揭示公共管理现象、各种公共管理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公共管理学是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什么、如何进行管理、管理中的各种关系以及发展规律的学问。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与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改变了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我们主张公共管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结果，但政治学、行政学仍然是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基础。切断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行政学的内在联系，极容易导致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由此分析，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其服务的对象。这又使公共管理学研究具有了实践功能。公共管理学所包含的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具有重大的咨询参考意义。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实践性是公共管理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公共管理学研究应重视实践、注重现实。但现实并不等于现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现实是具有必然性的现存。公共管理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只研究现存的东西和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否则，其结果只会远离现实。公共管理学研究既遵循学术规范，研究和探讨各种公共管理现象、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同时又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实践活动。因此，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也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学科理论与学科建设方面，研究各种公共管理现象、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健全和完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与基本范畴体系；健全和完善公共管理学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开展公共管理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在为公共管理实践服务方面，公共管理学着力于为公共管理活动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要研究如何推行电子政务和应用信息技术创新公共管理方式、建立电子化政府；研究如何开展绩效管理、建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建立和发展公共责任机制；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具体操作规程，提供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因此，公共管理学是一个研究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实践的学科，可以将它界定为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它的目标是促使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更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提供公共物品和提高公共管理绩效。2．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体系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是人们对各种行政现象、行政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与说明。因此，随着人们认识与说明的不同，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也就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例如，罗伯特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认为，公共行政学理论来源于公共组织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伦理学理论等，由此出发，他把公共行政学理论概括为：(1)政治与行政；(2)官僚机构与民主政治；(3)组织与管理；(4)理论与实践；(5)公共组织理论。美国杰克瑞宾(Jack Rabin)等教授编写的《公共行政手册》 (Handbook ofPublic Administration)一书，把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概括为：公共组织理论；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理论；公共人事行政理论；联邦与政府间关系理论；公共政策与分析理论；公共决策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理论；公共行政的法律规则理论；公共行政教育理论；司法行政理论；行政发展理论；行政环境理论等。美国詹姆斯佩里(James L．Perry)教授在他1996年出版的《公共行政手册》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书中，把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概括为：公共组织理论、行政责任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理论、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公共行政伦理理论、公共行政技术与方法论。公共行政学者霍哲(Holzer)教授和盖布雷林(Gabrielian)博士将100年来美国公共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诚实、党派及像企业一样的政府；经典管理模式；政治与政策制定；人类行为；项目的有效性。与研究对象相联系，关于公共行政的概念，德怀特沃尔多在他早期研究《什么是公共行政?》中认为，公共行政存在着“两种典型定义：第一，公共行政是为达到政府目的而对人与物质的组织与管理；第二，公共行政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艺术与科学”。他认为，关于公共行政学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沦，其原因在于“‘公共行政’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是知识探索的一个领域、一门学科或一种研究；二是一个过程或一种行为――管理公共事务。这两种含义紧密相关，却又各不相同”。他还认为，公共行政学是“研究公共行政这一特定过程的学问”，而“公共行政就是政府持续不断地活跃着的业务工作，这种业务工作通过一系列组织和管理程序，同法律的执行联系起来”。FA．尼格罗和L．G．尼格罗认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而公共行政可以分解为如下内容：“(1)是公共机构中的一个协作性集体的努力； (2)它遍布于三大政府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 (3)它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是政治过程的一个部分； (4)在许多主要方面与私人行政不同；(5)在为社区服务方面与大量的私人团体和个人有着密切联系。”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Richard J．StillmanⅡ)编写的公共行政学教材《公共行政：概念与案例》，列举了12种关于公共行政的概念，并指出：这些公共行政概念中一般地都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共行政是指政府行政部门的活动，当然，它也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相联系；第二，公共行政必须明确地表达和执行公共政策；第三，公共行政包含着涉及与协调人的行为和人的努力的广泛问题；第四，公共行政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私域管理；第五，公共行政担负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第六，公共行政执行法律的活动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对我国来说，在公开出版的教科书中，“行政管理’’理论一般都包括行政环境理论、行政组织理论、行政领导理论、行政决策理论、行政职能理论、行政执行理论、人事行政理论、财务行政理论、行政法制理论、行政道德理论、行政监督理论、行政发展与改革理论等。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在理论的具体内容上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我们在研究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时，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公共行政学应包含哪些基本理论；二是各个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我们也不能把以往公共行政学中各学派的理论观点就等同于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是对各种行政现象、行政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与说明。因此，各种行政现象、行政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构成公共行政学基本理论的外延；系统地认识与说明各种行政现象、行政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则构成公共行政学基本理论的具体内容。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公共行政的认识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我国的恢复到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研究生专 业目录的修改。在这段时问里，我国的行政管理学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进行专业设置的；相关概念“行政”、“行政学”、“公共行政”、“行政管理”、“行 政管理学”，在含义上没有明确区别，都是指政府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内部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二个阶段是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提出修改一直到现在。在这段时问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获得了日益深入的发展，并处于由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转轨时期；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国家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的思想理论大量传人中国。与体制转型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和受 外来新思想的影响，以政府管理为核心内容的行政管理概念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 发展的要求，改变原有行政管理的主体范围、管理对象范围、管理方式以及行政理念的要求日益强烈。显然，与公共行政学相比，尽管政府行政机关仍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主体，但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也同时纳入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中。3.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我们按照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价值、公共管理资源与公共管理手段等基本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建构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价值与规范、公共资源管理、公共危机管理以及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具体如下：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公共领导理论。二是公共管理价值与规范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伦理、公共责任、公共管理法律和公共管理监督。三是公共资源管理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四是公共危机管理以及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危机管理、传统行政管理方法、当代公共管理治理的新工具(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五是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公共部门改革、公共治理新模式。4．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公共管理途径，与公共行政学途径、公共政策途径相比较而言，其基本特征在《公共管理：艺术的现状》和《公共管理的现状》这两本论文集中已经作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凯特尔认为，公共管理运动所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途径既不同于公共行政学途径，也不同于政策分析中的执行研究途径。公共管理途径的倡导者试图从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中汲取可以广泛应用的经验教训。凯特尔综合了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对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主要表现为：(1)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特征。公共管理学并不像公共行政学那样，将自己主要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特别是官僚机构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政府机关和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甚至私人部门的公共的方面。(2)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特点。公共行政学主要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体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他们充分吸收了当代各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日益与工商管理学相融合。因此，公共管理学具有更广泛的学科知识框架，更具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途径的出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公共管理学突破了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的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常常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3)具体研究问题的特征。公共管理学将研究焦点由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从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这使得战略管理、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及公共管理伦理这样一些在公共行政学中没有的或不被重视的主题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同时，公共管理学也涉及大量的公共行政学没有涉及的其他主题，如公共物品、公共选择、集体行动的逻辑、委托一代理、产权、交易成本、交换范式、制度安排与创新、政府失败、准市场、学习型组织、多元组织、认知风格、管理网络、管理工具、成本核算、信息管理系统等等。(4)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的，重视经验研究、重视从经验中汲取知识和重视以问题为导向，又是规范的，提倡研究 “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用以规范公共管理行为。因此，案例分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核心研究方法，这就有别于公共行政学过多地局限于规范研究，囿于普遍适用的“行政原则”的探讨。(5)更具现实性。公共管理学将其建立在当代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尤其是政府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是从这种实践中产生的新理论体系，反过来又成为指导这种实践的模式。与公共行政学相比，它更具有现实性。三、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1．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公共行政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研究途径或研究方法。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主要采用制度或法理的研究途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政府制度、机构、法规方面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受“科学管理革命”的影响，公共行政学采用了所谓的“原则”研究途径，注重一般的行政管理原则的探索和概括；三四十年代，受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公共行政学推崇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把观察、实验、模拟、抽样、访谈、调查一类的方法用于对行政行为的研究；二战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之后，公共行政学者广泛地运用运筹学、系统分析、损益分析、案例研究、计算机模拟等新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学科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研究取向上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从而显现出不同的研究途径。美国著名学者波齐曼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可分为两种途径：公共政策途径(the policy approach，又称为P途径)和企业管理途径(the hlsiness approach，又称为B途径)。波齐曼在《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的导言――“两种公共管理概念”一文中则力图将P途径和B途径加以综合，认为公共管理途径应具有如下特征：(1)既关心战略，又关心过程，但以一种外部的焦点为取向；(2)在强调硬知识(管理方法、技术尤其是定量分析技术)的同时，继续关注“软知识(管理的政治环境、价值等)；(3)以资深公共管理者(中层和高层管理者)为方向； (4)给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的”下更广泛的定义，以便将非营利组织、私人企业的公共方面包含其中；(5)关注理论和规范研究。P途径强调的是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P途径的公共管理对政策分析强调计量分析与经济学应用的思路不满，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具体地说，P途径的公共管理有如下特征：第一，着眼于高层管理者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政策研究；第二，重视非量化和实务的取向，推崇通过个案研究来发展相关知识；第三，强调与政策分析结合，进行具有前瞻眭的规范性的理论研究。B途径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的影响，主张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思潮是其代表。在这一派的理论中，许多概念是直接从企业管理借鉴过来的，如民营化、企业型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绩效评估等。具体来说，B途径的公共管理的特征是：第一，偏爱企业管理的原则；第二，对公、私部门的差异不作严格区分；第三，除了重视策略管理及组织问的管理外，还强调对公共管理的过程进行管理；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也偏爱诸如实验设计之类的量化方法。按照波齐曼的说法，公共管理这两个来源或途径有其各自的体制与职业上的背景或基础，P途径主要来自公共政策学院，并流行于“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中，其研究成果(论文)最常见于《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而B途径主要来自商学院，并为管理科学学院的公共部门管理学部以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所使用，其论著最常见于《管理科学评论》、《管理科学院院刊》和《公共行政评论》等杂志。波齐曼将这两种途径加以比较，认为两者有某些共同点，如以组织外部定向(即关心行政机构以外的东西)，强调政治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重视规范研究并关心改善管理绩效，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尤其是偏爱案例分析法。这两种途径又各有所长：P途径重新认识政策分析对于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学习实践者的经验，重视吸取经验教训并加以传播，促进政治执行官与资深管理者的对话；而B途径更强调以研究和理论取向，应用和融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一种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比较为基础的综合框架，注重战略管理，一关心过程问题，把焦点集中在职业化的公共管理者而非政治执行官身上。作为公共管理的不同组成部分，P途径和B途径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它们的眼光并不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到公共部门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上；它们都尊重政治因素在管理中扮演的角色，都重视经验性的材料。公共管理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它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方法或观点。首先，公共管理学可以从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框架中来加以研究，在西方(美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形成的较有影响的学科途径有管理学途径、政治学途径、法学途径和经济学途径。其次，可以从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或模型出发来研究公共管理过程，由此形成的研究途径更是多种多样。研究途径、方法的不同，对公共管理过程就会做出不同的描述或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管理理论。戴维H罗森布鲁姆在《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中认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有三种主要的研究途径，即管理途径(包括传统的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他说：公共行政的研究有三条相对分明的途径，各自对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阐述。一些人把公共行政视作一种管理行为，与民营部门的运作相类似；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从而关注其政治的层面；还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主权、宪法和管制实践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从而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法律事务。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对于公共行政的运作，倾向于强调不同的价值和程序、不同的结构安排，也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公民个人，而每一种途径对于如何发展公共行政的知识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张。更为复杂的管理途径又可以分为两派：传统的管理途径和当代以改革为导向的“新公共管弹”。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以经济学为基础，因此，经济学途径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它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技术来看待公共管理问题。在当代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学科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学途径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学派。莱恩在《公共部门：概念、模型与途径》(第三版)一书中认为，公共部门中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是通过来自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政策执行、管理与评估等不同领域的模型或途径来进行研究的。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学”理论，80年代以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交换范式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应用到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研究途径，公共选择理论假定：政治行动者个人(不管是决策者还是投票者)都被自利的动机所引导而选择一项对其最有利的行动方案。新制度主义或新制度学派是一种新的、影响在不断加强的公共政策研究途径。它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制度自身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是工具性指向的、个人的目的结果；制度之所以在社会中存在，是因为它们可以克服社会组织中的信息障碍和减少交易成本；在社会中，两种能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组织是市场和等级制(官僚制)；作为持续不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制度规定行为角色、约束行为和形成期望，因而它们不仅增加或减少交易成本，而且也形成偏好。2．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从学科归属来看，它既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又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与公共行政学有诸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在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用跨学科研究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既保留了公共行政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又注意随时吸收当代科学方法的新成果。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1）实践抽象法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古老的管理职能，在长期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人们已形成一些较稳定、定型化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或思考方式。因此，如果将这些经验式的程式加以总结、概括和抽象，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管理理论。这种对管理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和抽象，以获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方法，就是实践抽象法。实践抽象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共管理人员怎样进行实际操作，如他们如何确立问题，如何搜集信息去分析问题，如何寻求、判别与选择解决问题的种种方案，如何实施最优的方案等等，找出公共管理过程或某一个环节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抽象出公共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等，用以指导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实践抽象法的基本取向，是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不断反复。（2）实体分析法公共管理中的实体分析法，就是在进行公共管理研究时，将公共管理的主体即公共组织，如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准政府组织等，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重点分析该实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而获得对这一实体活动的条件和规律等的认识。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熟悉、了解政府部门和相应的非政府组织及其行为过程，了解法律、政策等要素。例如，制约公共管理机构的主要因素、公共管理机构的目的、所开展的活动、所拥有的资源和权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等。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去分析公共管理机构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基本状况，获得公共管理的认识和理论。实际上，实体分析法不仅仅是研究公共管理的方法，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因为在公共管理中，通过这种实体分析法，往往可以形成一套理论和技术，帮助公共管理人员去分析本部门关于管理目的、制约因素、资源和权限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等情况，从而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方案和措施，提高管理的效率。（3）实验法实验法的本质是通过设计模拟实验，将事物的各个因素、事物的发展过程再现出来，以找到这种事物在真实世界中的各种数据及面貌。使用这一方法的必备条件是：实验环境必须是经过周密设计并排除与实验无关因素干扰的可控环境，实验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验结果通常必须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为了得出精确可靠的实验结果，可以进行反复实验和对比实验。实验法最初来自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分析可以做到精确，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涉及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真正准确地加以预测的。因而严格地说，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分析更多的只是一种准实验分析。公共管理学中实验分析更多的是准实验分析，通过选择某些对象或领域，甚至人为地提供某些条件，推行管理实验或政策实验，以取得经验，全面推广或铺开。实验法也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对象或领域，甚至人为地提供某些条件，进行管理实验或政策实验，以取得在更大范围推行某一类公共项目、实施某一种改革甚至整个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实验法可以采用典型实验法和跟踪实验法进行研究。（4）系统分析法就其本质而言，系统分析是一种根据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系统特征，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结构与功能、整体与环境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求得优化的整体目标的现代科学方法。公共管理学中使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理解公共管理系统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鼓励对公共管理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公共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同时的研究；引导人们注重这一系统中的结构、层次与功能；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开拓新的知识领域。系统分析方法的内容包括整体分析、环境分析、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分析方法为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管理知识的汇合、为各种公共行政学理论流派的统一创造了机会。系统分析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个公共行政活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看待公共行政的途径，也为研究公共行政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同时，系统理论还为公共行政适应环境的权变观念与生态观念提供了基础。运用这种研究方式着重研究的是公共行政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公共行政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量变形态；致力于谋求公共行政与其环境之间及公共行政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动态的、具体的一致性，以保证公共行政的高效能、高效率。在这方面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塔尔科特柏森斯、卡斯特、罗森茨韦克、高斯、雷格斯等。（5）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通常是指把所要研究的对象与不同的或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作比较，或将研究对象在不同阶段的情况进行比较，通过鉴别事物之间的异同及其制约因素等，加深对事物的认识，找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性的东西。相应地，比较分析法可分为横向比较法和纵向比较法。比较分析法的要点是通过对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情况等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共同点、本质或规律性的东西。公共管理学中的比较分析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系统及过程加以比较，要求对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管理系统及过程加以比较，从中既找到公共行政学的一般的或普遍的理论，又发现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管理特色，丰富整个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及方法理论体系。比较研究法是公共管理研究和学习中的一个极为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对我国来说，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走向深入、加人WTO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背景下，这一比较分析方法更为重要。如运用纵向比较法，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公共管理所包含的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和方法等的比较，就能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公共管理的不同变化和特点进行分析，寻找出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和实质，加深对现阶段公共管理的认识。又如，运用横向比较法，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公共管理系统和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管理特色，尤其是总结发现其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从而择优弃劣、取长补短，为提高我国的公共管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6）多学科交叉式的综合研究方式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也开始不断地从多角度、多侧面来认识事物，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十分明显，从而导致了公共管理学多学科交叉式的综合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强调各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的互补，运用各学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来解释与解决公共管理中实际存在的问题。（7）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的要点是对已经发生的公共管理事件，分析者尽可能从客观公正的观察者立场加以描写或叙述，以脚本等形式说明一个事件有关的情况，力图再现与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观点、所处的环境，供读者评判。这种方法的重点是强调人际关系、政治等因素对管理过程的影响，而不是抽象推理或刻画细节，因而它特别适应公共管理学及工商管理学研究的需要。案例分析既是当代公共管理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又是当代公共管理科学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

【侠客岛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岛叔、《香港治与乱》作者阎小骏教授。今年国庆，他应邀出席了香港外国记者会，给香港的外国记者讲述自己眼中的新中国七十年。上次在深圳的线下沙龙，我和他对谈的时候就问起这件事：听了你的讲述之后，外国记者有否对中国加深一层理解？（点击对话阎小骏：香港乱局向何处去？）摘下有色眼镜是困难的，那首先意味着自省。当下的世界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泛滥，各路人群从各种动机出发宣扬中国的“威胁”；但事实上，正如浸淫中国史研究60年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最近在《读书》所言：“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无论如何，讲述与倾听都是好的开端。不管是外部还是我们自己，在迅速变化、斗转星移的发展中，都需要凝视与沉思中国的历史。它的辉煌与苦难一样值得探讨。久居香港的本文作者，则从离我们最近的“海外”视角给予了许多有益的观察。推荐给大家。文章略长，但读完一定会有所得。感谢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午餐会，与诸位著名记者、作家和朋友们一道思考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的七十年征程，并探究她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香港外国记者会1943年成立于战时的重庆。在那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同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及许多国家的人民一道，并肩抗击一小撮军国主义政权。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妄图用武力改造世界，甚至屠杀和消灭那些他们认为是低等卑贱、不文明、肮脏污秽及道德败坏的民族。他们幻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妄图使用霸权统治世界。他们失败了，而我们则大获全胜。当前的世界秩序正是这场伟大战争的重要成果之一。那个胜利的时刻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诞生，亦宣告当代中国国家体（bodypolitic）的诞生。中国人民无比珍视这个胜利的时刻，因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被视为西方强国的平等伙伴而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从此开始，中国致力于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为全球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其遗嘱中所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起点当我们一起思考新中国曾走过的七十年历程之时，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如下目标当为概念之起点，即：在全球社区中被公平对待以及以平等一员的资格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正是自屈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70余年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辛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梦”的本质所在，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所在。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时，虽然中国人仍一以贯之地埋头专注本国发展和内部议题；奇怪的是，中国的发展成就却使得其越来越被视为对西方发展模式和民主模式的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危害”；中国的发展道路甚至被认为是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普世价值”的威胁。不同人对中国国家体的认知各有不同。某些人士认定中国的崛起昭示即将来到的文明间冲突。今年五月，《华盛顿观察家》曾报导，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博士（KironSkinner）的观点，她说“美国正着手准备应对美中之间将发生的文明冲突”。她认为，若说冷战尚属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未来与中国发生的对抗将是美国“首次面对并非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强大对手”。斯金纳博士——她于2019年8月被迫离职，似乎依然使用一个多世纪前的“黄祸论”论调来看待问题。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卫士，以致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为此发明出“数字威权主义”这样的新名词；亦有些人视中国为秩序的挑战者。他们认为，这个东方的新兴大国不仅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也挑战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然而，为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国国家体的多面性，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中国在过去七十年中所经历的过往。而这些过往的实践乃是真正实质性地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因素。斯金纳变动中国国家体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她一直在恒常的变动与发展之中。当我们观察已七十华诞的中国国家体之时，适应时代的“变化”理应是其中的核心主题。在过去的七十年，中国究竟经历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第一，中国从身处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49年6月外国记者会从重庆播迁来港之时，由于长期的外国入侵以及内部战争，是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当之无愧是全球经济图景中的引领者。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亦伴随整体经济成长而提升到崭新高度。在1949年甚至1978年，很少中国家庭拥有私家车。而今天，当我们由于交通高峰而被堵塞在北京的街道上而无法动弹时，大家抱怨的是如今中国人所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实在是过多了。这图景，70年前是无法想像的。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已从一个苏式中央计划经济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转型亦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挑战。第三，中国已逐步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当然这个发展过程尚在进行之中。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学习如何管理一个繁荣的、多元文化的现代中国社会。同时，国际上，中国从全球大家庭中的一个昔日边缘化的成员、一个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长期受害者，转变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我的观点是，当我们思考中国的转型时，需认识到这是进行之中的过程、变化着的过程，以及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三个面向我将处于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国家体，称为一个“学习型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七十年中所取得的最核心经验，就是认真从实践中学习如何治理一个日渐现代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中国社会。在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国家体至少展现出三方面的形象。在经济上，中国政府努力让自己成为执行高效、成果丰硕——有时甚至是具有神奇色彩的“奇迹制造者”，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面向。国家始终扮演着国民经济的核心规划者、主要执行者和严格调控者的重要角色。党和国家亦努力适应新兴经济的要求，且在此过程中取得相当可观的治理成果。第二面是政治层面，国家始终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治理的实施者。于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以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基础、又注重发挥不同地方、不同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不同国民经济部门乃至不同个人的能动性与活力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始终在四个重要议题上保持长期关注：一是如何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稳固性；二是如何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安定；三是中国政治体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以及发挥积极作用；四是如何满足社会对于政治参与及权利保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第三个面向是学习者，一个认真学习在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去管理社会的国家。这个学习过程正在进行之中，而且主要依靠自学和不断尝试。国家学习到要与逐渐变得自主的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但是也担心秩序出现混乱；国家认识到社会利益团体、文化和少数群体问题已经越来越现代化和多样化，但仍在国家治理层面寻找足够合适的现代化手段，去满足新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提出的新要求；党和政府亦不断努力寻找新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分歧和对立冲突。我观察，对待香港社会当前状况，他们便是采用了如此的方式。当我们以更宏大、更全面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香港今天发生的事情、乃至看待“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构想之时，我们会意识到这并非是一个仅仅为了解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更大型试验的一部分，是一个更宏大的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去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内部拥有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不同政治体系的地区，并保证其与国家主体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一点尤其重要。当然，学习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对形势进行认真仔细的观察、分析与研判，研究各种行动模式、行为方式和信息流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场景，并保持适时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总体而言，从政治视角来看，党和国家在走过的七十年历程中，积极从各式各样的思想资源、教科书案例和实践经验去学习和领悟；党不断地、积极地发适应时代、进行改革和完善进步——即“自我革命”，同时也保持了社会总体秩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1983年的北京与现今的北京夜景（右）建构中国国家体这些各具特性的面向，必须有相关理论话语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具有充分强大说服力的理论叙事去说明其目标与手段的正确性。拥有一个高度契合时代要求、而又面向未来的理论叙事，对于党而言至关重要。七十年风雨岁月，形成了有力支持中国国家体四个根本理论叙事。第一个理论叙事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而得来的。从1921年建党之初，党便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总结出了这样的观点。党确切相信经济力量和国家自卫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也坚定了要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中国人，只有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才能避免再次被外国侵略、沦为西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悲惨境遇。这是中国在国家战略上的最重要叙事。落后就要挨打第二个理论叙事也是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而得出的，即：必须具有集中统一的国家能力。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间，正是旧的政治秩序逐步退出、新兴现代国家秩序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历史时期。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处境是政治上一盘散沙、军事上四分五裂、外交上落后挨打；中国人民认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没有统一的政治领导和有效运行的行政机构，国家只会陷入混乱动荡，战乱频仍，不得不遭受外国干预和侵略。政治领导力量软弱和分裂所引致的重重危险和恶果，是中国共产党强调政治权力集中统一的主要依据之一。与政治权力分裂的危害相联系的，便是关乎稳定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相信和重视秩序和稳定；其解释是，若缺少两者中任何一项，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经济发展、有效管治、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均无从谈起。第三个理论叙事是和平崛起。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的关注力有一个逐步从国际转向国内的过程；党主要致力于国内发展和解决自身内部问题，同时为此目的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党和国家都无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或担当任何国际警察的角色。和平崛起、不当头、不称霸是容纳于中国共产党官方理性之中的重要思考成果。党坚信，只要中国能够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取得成就，而如此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国也得以保持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已然是中国人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并无必要介入当前的某些具体国际事务；事实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向是指向未来，其轻重优先次序是十分清晰及合理的。最后一个理论观点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反复提及的一句名言：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乃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世界观，当然也是执政党运用的一个相当现实主义的操作原理。如同人生阶段一样，已走过七十年岁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更为理性、冷静、成熟，更加面向实践和未来。“实事求是”既是理论叙事也是指导原则，更是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七十年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上海，1972年3月，摄影：William A. Joseph （左），现今的上海（右）结语昔者哲人有言，真正的人生自七十而始。人生七十岁，如释重负。外部的秩序规范早已被内化进入一个人的道德内核，遵守这些规范和秩序已因而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常习惯；因此，人的心灵与行为得以真正自由——因为此时，规则的约束已转变为心灵的自律，人与礼俗规范的天人合一早已自然而然。因此，当踏入七十岁门槛之时，你理应更加自信。你不再向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指引—你的心灵即是你的向导，而你已真正成为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一个悠久而伟大的国家亦复如是。走过七十载风雨，淡定地看待过往已经取得的成就，认真关注的重点则在于未来的挑战与任务。征程仍在继续。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一代正满怀希望面向未来，他们朝气蓬勃、信心百倍。他们将建设繁荣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与责任坚定传承下去，绵延不绝，世代长存。这，或许才是七十周年国之盛典之真正意义所在。文/阎小骏（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编辑/公子无忌、宇文雷格

【侠客岛按】不平静的日子里重读旧书，总会有别样的收获。三年前，岛叔在书店里闲逛，就着当时对香港问题约略产生的好奇，从书架上挑选了一本名字看上去倾向并不明显的书，题为《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作者是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阎小骏副教授，北大本硕、哈佛博士。书薄薄一本，很快便翻完，画满了长长短短的线，也做了不少笔记，深受启发。三年后，香港波澜再起。重读此书，发现其中的一些预言已经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占中”之后社会运动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态，以及至今频仍的政治困局。但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框架在于，本书从京港两地如何构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发，坦率地勾勒出了北京的“底线关切”、香港的困局与心结。今天，岛叔整理出了书中的一些内容，推荐给大家。对于关心香港的所有人，无论身处内地还是香港抑或海外，这篇文章应该都值得一读。有时间的话，岛叔尤其希望香港各界读读这本书。位置边陲，按《辞海》的解释，就是边疆。香港位处中国大陆的南大门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带。在政治边陲和政治中心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决定政治核心将采取何种政治态度与管控政策来治理边陲地带的关键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与政治边陲之间的永恒心结。如何处理庞大国土中的政治边陲，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主体的重要任务。边陲若不靖，国土则不安。从历史到今天，中国政治处理边陲问题往往遵循五个原则。第一，是领土统一原则。任何边陲地带如果出现武装反叛、独立、颠覆性内乱或者与外国政权相勾连，可以预期的是来自权力中心的毁灭性打击。第二，是主权治权不可分原则，既行使主权、也行使治权。譬如，即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清廷仍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直接监管西藏的治理事务。中国政治中从来没有分割主权与治权的传统。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原则。中国政府对于国土疆域之内的边陲地带采行文化多元主义的治理手法，允许不同于国家主体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边陲地带存续和发展，一般不加干预。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则。中国政府对于边陲地带的治理，从传统上始终给予较大的自治空间；中央亦尊重边陲地带特殊的政治秩序。第五，是国家认同原则。中国历代政府在处理政治边陲事务时，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边陲社会必须建立起稳固的国家认同，并通过日常行政和社会生活表达出来。国家认同是否稳固，直接决定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采取“剿”还是“抚”的政策。从古到今，这五项原则构成了中国治理结构中处理政治边陲事务的政治基础。自香港开埠到1997年回归的近一个半世纪里，香港始终游离于中国主体的政治结构之外，是极为特殊的边陲。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这两个历史事件，标志着香港再次成为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一国两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证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项原则下，在崇尚大一统的中国政治中，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独立。既然京港关系属中央与边陲之关系，那么前述的五项政治原则是全部适用于香港治理的。作为政治边陲的香港，无论是自治空间的存续还是未来发展的保障，都离不开妥善处理自己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决于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中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国家的政治秩序、承认国家的管治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国家的代表标志。底线中央权力对于政治边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线关切的。底线关切是权力中心在边陲地带最关注的核心利益和优先事项。这些关切是否得到边陲社会的切实回应、相应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决定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或战或和、或剿或抚、政治管束或松或紧的具体政策。在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层对港奉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央的底线关切是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维持。正是在这个底线关切下，中央政府采取了对港澳暂时不动、充分利用其独特地位的办法。第二代中央领导层在香港的底线关切，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顺利回归、平稳过渡”。2003年以后，中央在香港的底线关切逐步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是因应香港社会的实际状况和特区政治中渐次萌生出的新情况而产生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驻港机构主要官员的历次发言均清晰体现出，中央在港的底线关切已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三个要素，势必成为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北京研判香港局势和调整对港政策的关键考量，势必构成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新的底线关切。观念变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两制”之间的回旋余地才会更大，“自治”空间才会更灵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实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别无他途。要构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础，关键就在于香港社会能否在未来的时间里与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其中，转变观念或许是其中最基础的步骤。就香港而言，这起码关涉到三方面观念的改变——第一，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和或有或无的不以为然心态。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上不应再继续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员，而是标准的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尊重两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但并非意在两制之间区分高下。第二，香港社会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来抵抗中国影响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观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许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就不会尝试让香港“大陆化”或者强行转变为所谓“一国一制”。香港社会亦需要以高度自信来践行“一国两制”，敞开胸襟与国家主体部分展开交流与合作。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曾以精当的语言批评过这一现象。他说：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转变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在“一国”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注意力都会被牵制道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无益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其他更加紧迫的“在地”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同样，香港“逢中必反”的舆论环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转变。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导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己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主权国日复一曰、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导，世界罕见。出于爱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独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来北京对此保持了极大克制。但如果这样的舆论环境在未来长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但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问难以形成信任关系，且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就需要尽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从源头开始建立起香港未来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还有一项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条件，即香港社会要对国家安全承担起政治和宪制责任。实际上，基本法已经授权给香港特区，按照自己的法治传统“量身订做”国家安全的立法，未来这一立法过程将由香港特区自行主导、开展广泛的公众谘询、受香港社会全方位监督。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具有实质效力的国家安全机制，才能真正体现出香港社会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决心，有效回应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关切。如果这一工作始终被香港社会延宕的话，那么不但无助于恢复信任，反而会对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间造成大的损害。总之，香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是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及早着手进行。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应在这一进程中放下成见、率先垂范，起到引领而非阻碍的作用。“港独”历史上最早的“港独”思想与组织，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后，“港独”思潮和运动均被“民主回归”的浪潮取代，几乎被历史所遗忘。“港独”主义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运动”和“香港独立建国”两种约略相似、但互有差异的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论述，辅以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土主义、本土优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号，主要诉求是要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切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求实现“香港民族自决”，在香港建立脱离中国管治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自治城邦”。在组织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独”主义组织最初往往借助互联网，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组成，成员也较为低龄，并使用从“独立建国”、“命运自决”到“全民制宪”、“本土优先”等烈度不一的口号标语。同时，本土派的抗争运动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有组织化和暴力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焚烧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帜、还是袭击内地游客、制造爆炸性武器，无不反映了香港的激进反对派运动正在极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港独”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体中的传播，标志着香港政治对抗图景中的主要矛盾，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三项主要转变。第一，香港政治对抗的主题和主要诉求有可能已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争民主、争普选”迅速转变为“争自决、争独立”，香港回归以来的民主之争有可能转化为后“占领运动”时代的“统独之争”。香港发生的政治对抗将首次超出本地范畴，对国家的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产生直接威胁。第二，香港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从1997年以来和平、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转变成暴力、激进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和“勇武抗争”，将对社会安宁、公共秩序和特区管治造成直接威胁。第三，在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民主回归”派（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边缘化，并为更年轻及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和组织所取代。这三项主要变化，极有可能会彻底改写香港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图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绪和“抗中”行动又被某些政治派别操弄和放大，被社会其他成员默许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纵容。这些情况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面对新的“港独”思潮和力量的挑战，在香港社会建立新的底线政治共识——“基本法共识”一一将变为北京在未来极为紧迫的任务。这个“共识”将要求：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无论香港的政治力量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认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应是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变局香港的回归（包括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导完成的。这些老一代政治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强烈对比，对香港始终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往往倾向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的不和谐声音和做法也具有较高的宽容度。但随着年轻一代中国官员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线，以及内地主要城市与香港之间经济和制度差距的缩小，老一辈政治人物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怀和现实考量，未必能被成长经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国精英阶层继承下来。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未来“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实，部分取决于年轻一代中国精英阶层在多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对香港的观感、看法和态度。特别是随着两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内地的习惯思维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势必对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阶层对香港的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高度自治本身还是未来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各派势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选也好，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进香港的民生、解决香港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央权力、改变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国国家认同。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国两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中央政权的挑战者和颠覆者、甚至政治“异邦”的构建者，而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务的讨论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合作者，不仅会令其自身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总而言之，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间就越大，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就会越以繁荣稳定为主要目标；反之，则“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空间就会被收缩，对香港的管控就会更以确保国家及政权安全为主要目标。“一国两制”是一个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中央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越稳固、特区对中央的底线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维护越坚决、特区政府和社会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区所拥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间就越广阔、来自中央的政治约束也就越宽松、特区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会越通畅。因此，“一国两制”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治”与“乱”、“兴”与“衰”乃系于香港社会一念之间的选择——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从而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寻求最大的自治空间，并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变？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的管治权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香港的未来，真真确确系于香港社会的一念之间。文／阎小骏（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编辑／公子无忌本文节选和编辑于《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P.S.岛叔近期也将在新一季“读书沙龙”打卡活动中领读《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一书，购书链接特备于此处，各位里边请：

公共管理类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公共管理类专业有哪些?哪个专业比较好? 1、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也称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必备的知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初成立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发达国家，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众多理论流派，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门科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这个专业的知名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2、教育经济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培养具有现代教育理论基础、教育管理和决策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管理人员、师资和研究人员等。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还包括：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高等教育管理、教育财政学、教育政策学、教育投资选择、高等教育学等。3、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学科是培养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高级专业人才的新兴学科，也是日益重要的新兴学术领域。一般来说，本学科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社会保障学、社会政策、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基金、救济与福利、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员工福利与企业年金、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分析，以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政府行为正日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经济理论界也日益重视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面对社会经济实践的要求,社会保障学也成为很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普遍开设的重要课程.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对社会保障理论问题的研究只是近几年来的事情,社会保障学课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科体系很不成熟。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学是一个朝阳学科，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必然需要更多的社会保障方面的人才。这个学科的知名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首都经贸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4、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十一世纪是竞争日益加剧和知识迅速更新的世纪。面对加入WT0和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中国企业面临困难大、机遇多的复杂环境，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者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医疗市场环境与竞争势态瞬息万变，公立医院的并购、重组与改制，民营医院雨后春笋版的涌现，国外资本的大量涌入等等，使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医疗市场正成为群豪逐鹿的舞台。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民众的人权意识、保健意识逐渐提高，对医院医疗服务整体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伴随着一系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民众做出的日益分化、集中的意愿选择中，中国医院真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专业领域比较知名的高校有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5、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经济;土地行政管理;土地利用与规划;土地政策与法规;地产评估与地产市场;地籍管理与土地信息系统;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就业面是非常宽的，包括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公司、土地政策分析部门等等，可以说，这一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6、公共事业管理：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7、城市管理：城市管理专业，是为了适应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设立的。培养具有城市管理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能灵活运用城市管理的理论，具有较强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社交能力、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组织、领导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能力，能从事城市管理教学、科研和实践操作的高级专门人才。8、海关管理：海关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够满足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和海关管理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主要面向海关、外贸企业、国际货运公司等单位从事海关管理、海关协管、进出口货物通关、国际商品贸易、谈判、储运、报关、制单结汇等工作。9、交通管理：本专业培养定位在航运及港口管理方向，主要培养具有深厚的航运港口及管理专业基础知识，精通航运港口管理相关理论和业务，熟悉行业发展前沿问题，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高级航运管理人才。10、海事管理：海事管理专业培养具备海洋及内河船舶驾驶、船舶运输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能在海洋及内河运输企事业单位从事船舶驾驶、营运管理、港口引航、海事管理及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科学工作，符合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STCW78/95）和我国船员适任标准要求并取得高级船员适任证书的高级航海技术及管理人才。11、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公共关系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于指导各类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以它特有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培养懂管理、善策划、会传播，具有系统的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知识、熟悉现代传播沟通理论和方法，具备调研、策划和创意能力，掌握各种宣传技巧和外交艺术的公共关系专门人才。就业方向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共服务机构的办公和管理工作，包括在文教、体育、卫生、社区、老年事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老年产业单位，高校、科研单位、政府机关工作。相应的就业岗位有：客户经理、人事专员、人力资源专员、工程物管部经理、行政专员、人事主管、行业业务主管、行政主管、行政人事助理、大客户经理、销售经理等。另外根据相关调查，本专业的各方向及就业率分别是教育管理90.72%、体育管理49.53%、文化艺术事业管理66%、卫生事业管理90.91%、人口学83.33%。就业前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作为一个新专业，其社会需求十分强烈，而且需求量极大，这是我国继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后事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形势所决定的。要建立政事分开、管理自主科学、面向社会、独立的社会主义事业单位，没有众多的高层次的公共事业管理人才是不行的。另外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还可以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系统，参加MPA考试进行进一步深造。因此，无论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总需求，还是从毕业生就业和进一步深造来看，其专业发展前景都十分看好。公共管理学科评估结果具体是什么情况？一起来看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之治”开辟了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任务。这既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必须顺应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形势新变化，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做出新规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阶段的总体目标，强调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13个坚持和完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019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围绕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列出了100个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涉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创新经验和世界意义，等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也列出了大量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突出对“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制度前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就地方治理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改革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层面，还要注重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焦点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差别和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目前学界需要加强对地方治理实践模式转变与地方治理理论范式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从而推进地方治理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就基层治理而言，从基层政权建设、村（居）民自治等到基层治理及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则反映了我国基层管理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后，各地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属于基层治理的范畴，当代社区不断扩展公共职能，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中的重要力量。社区治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服务的供给及其合作网络的治理。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过去一年更是未来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在总结本学科70年的发展变化，作为70年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管理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话题讨论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公共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实践课题与理论主题。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然而却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关注度略显不足的领域。根据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调研报告的资料，除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几家培养单位之外，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及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中设立“全球治理”研究方向的院校并不多。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最高层次，在它之下依次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及社区治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直面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以此在学界突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范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与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技术革命与政府治理变革随着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展开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更高阶段。总结过去一年的相关高频词，人类社会正走向所谓的“后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社会”“智能化时代”“智能社会”或“超智能社会”。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和量子化推动政府治理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这催生了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浪潮，迎来了“数字政府”“政府3.0”“智能化政府”“智慧政府”或“智慧治理”。尽管公共管理学界已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技术与政府”并没有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已有的“电子政务”属于这个领域的内容）。事实上，技术与政府属于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分支或主题领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推动包括国家或政府治理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或“观念—技术—制度”的三分法中就可以领悟技术与政府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重视技术与政府这一基本主题的研究，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家或政府的体制、机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及其催生的数字化政府或智慧政府及智慧决策的新实践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也是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以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现阶段我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政府职能履行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落脚点。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安排者三种基本角色中做出选择与组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能，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本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管理学界持续关注的主题。2019年，“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则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例如，201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杂志在第4期和第7期设专栏探讨这一话题。公共管理学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加强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并总结提炼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这一实践领域的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府理论及政府职能理论，为公共管理学奠定更宽广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前提，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民生是人民最大的福祉，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载体，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支撑。“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更高期待，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施政重心。当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构成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对“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对公共服务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完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协作，抓民生和抓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抓重点、补短板等议题。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大致可将公共管理学科划分为三大领域或板块：一是公共组织（公共行政学）——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的体制、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二是公共政策（政策分析）——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质性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分析研究；三是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民生改善以及事业单位管理等为研究对象。原有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涵的不清晰，制约了该学科领域及其人才培养的发展。在新时代，随着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需要推动本领域由“公共事业管理”向“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构建起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公共服务”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与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政策与治理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国家治理的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党和国家特别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继承、发展、扬弃与借鉴。例如，在吸取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一方面，必须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之路，必须总结和提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以此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以史为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需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的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实践与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继续深化的基本动因在于：一是一系列新变革的涌现，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科学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官僚体制的失效，如：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日益复杂化；三是西方社会中公民对政府不满的加剧与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期望和要求。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所强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主编安德鲁·梅西（Andrew Massey）在2017年第4期的主编导语中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全球化问题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公共行政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难以应付。在理论上，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学科范式与理论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出现由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变。在西方，继“新公共管理”之后，公共部门管理进入了所谓的“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或“公共价值管理”时代，出现了诸如“（新）公共治理”或 “新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数字化治理”“整体化治理”一类的“新”模式。其中，“公共价值管理”“新公共治理”和“合作治理”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或知识综合。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跟踪国外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及其前沿，批判性地借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及有益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解决中国问题，又要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积极探索重大全球或国际问题、增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前沿，特别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成就。从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强化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采用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研究途径。格雷在“eScience：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概念，指出科学研究的四次范式变化——从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到计算模拟再到数据科学或数据驱动的知识增长。当代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革命，其标志则是社会科学的兴起，这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人类行为计算的科学。当代科学前沿领域的进展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部分生物科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的内容正有效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天生是自利”的观点并不成立，平等观念有其基因基础；进化性的生存更依赖于集体性交往，而非自我疏导。数据化和智能化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今天，人类行动的数据可以被系统地、规模化地掌握，人们的行为踪迹都可以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这使得研究个人、团体及全人类的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虚拟现实/现实增强”等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标志着虚拟现实时代的来临。2018年的《科学》和《自然》杂志都有文章论及这个话题，《管理科学》编辑部则宣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是管理科学的新主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它与传统分析工具结合，可以检验传统方法无法检验的假设，拓宽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今天，行为、实验、预测和数据驱动已成为新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知识增长方式，也成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召开了多次相应主题的研讨会，论著也明显增加。因此，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的行为、实验、模拟、预测和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技术、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中的多学科知识融合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涌现以及知识融合成为当代科技进步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野日益模糊。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行政学采用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微观视角，以心理学和实验方法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心理学及个体行为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也日益交融。近现代社会科学走过从整体到分化或专门化的历程，如从政治经济学、精神科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学（官房学）到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则由专门化到整体化演变，如知识产生方式由学科导向转入问题导向，进入所谓的“后学科时代”。如加里·金在《重构社会科学》一文中所说：随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性增强和更具合作性，社会科学的实际定义拓宽了，不能再基于过去特定学科领域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及应用性的特点。大量学科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因此必须倡导和推动与公共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同样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美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詹姆斯·佩里在2016年第2期的寄语中，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正在消失吗？”（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的设问，强调必须高度关注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布尔贡（Jocelyne Bourgon）在《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发表的头条论文《反思、重构与重塑》中认为，影响未来治理模式的挑战性趋势正在形成，政治及国家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正在改变。现在是时候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反思公共行政学了，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理论”，它将国家、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与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推进，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提出了历史性任务。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有大量关于本学科转型与重构的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题论坛，形成了一系列的论著，观点精彩纷呈。“第四次管理革命”“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中国管理（范式）”“百年变局与管理科学”等也成为管理科学的热门话题。例如，曹仰锋在《第四次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管理的百年历史上发生了四次管理革命，即从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精益管理到价值共生。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涉及大量问题。例如，怎样把握和处理好学科发展中的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等方面关系；如何凸显中国公共管理学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如何促进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内容。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其地位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可以称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因此，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顺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立足现实，回望历史，直面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新趋势和新问题。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其理论创新，拓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与主题，夯实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振明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编者按】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国内经济社会快速现代化的复杂局面下，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何以能够大体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10月推出的阎小骏博士所著《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一书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书基于作者2005年以来在华北、中南和华南基层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通过中国基层政治中的六个故事，即对新社会阶层的吸纳、县级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基层协商治理、维护大学校园稳定以及基层社会面管控工作，展示了中国平衡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力量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稳定，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在治国理政中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力量，并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调整和创新。这亦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本书作者阎小骏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2012年荣获英国学术杂志《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年度最佳论文奖（Gordon White Prize）。首部中文专著《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香港三联书店，2015；人民出版社，2016）获选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小说类）。另著有《当代政治学十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以下是《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一书的绪论部分，略有删节，略去注释。经授权刊用。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图为2015年9月2日，北京地安门内大街，一队治安志愿者从街头走过。当年8月20日开始，为确保9月3日抗战胜利日70周年大阅兵的顺利进行，北京动员了85万名各类安保人员出现在各主要大街、社区、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财新网 资料图“第二个奇迹”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作“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世界共同目睹的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综括而言，“中国故事”里的第一个奇迹，亦即经济社会奇迹，至少包含在三个层面上几乎同时发生的重要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国民经济体量跃升，即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极为落后、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构成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逐渐从原先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或说在冷战时期大国角力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逐渐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随着经济体量的迅猛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亦开始面临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有可能失去动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从高速期进入相对平稳期、贫困人口有可能出现世代固化、经济社会进步有陷入所谓“拉美陷阱”的可能、原有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升级换代的迫切需求，等等。总之，中国总体经济由极不发达状态向小康、中等发达和发达状态的迅速迈进，既体现了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也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治国理政提出了诸多全新的、极为关键和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二层次的变革是体制转型，即中国的经济体制由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循序渐进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现代法制体系规管的市场逐步取代旧式的各级计划官员调控中国经济活动的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迸发；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转型也逐步改变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多元渠道、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不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市民社会不断成熟、人民的私有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新的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而党和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介入、调整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亟待创新。可以说，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产和流通效率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矛盾冲突、管理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维护政治稳定——这些不言而喻都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三层次的转型则是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民生活现代化，亦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层次的转型目前还处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不断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今天，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原有以小农生活方式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已朝向现代化社会迈进；这一深刻的转型不断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成长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中国社会原有的分层结构也急速演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产阶级开始壮大，而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的人民开始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诉求。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革，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政府治理提出全新的要求。“中国故事”中的第一个奇迹——“经济社会奇迹”，是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发展历程的绚烂篇章，中国经济的体量跃升、体制变革和结构转型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和国内外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夺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令西方学者感到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国家基本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正是笔者凭借过往十余年来在中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转型与稳定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治理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地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上，往往就表现为政府在面对社会的结构与利益诉求的快速变化时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总体政治的平稳有序；甚至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最终造成政权倾覆、社会动荡。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权易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20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为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对西方政治学来说，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乃是人类一道恒久的难题。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威胁性的。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改革，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往往都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遽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的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诉求、文化诉求、政治诉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新的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同时，对外开放和市场转型也必然导致政治国家既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无法再完全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和对既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格局的侵袭。这些新的变化，都无可避免地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这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速的经济基础转型变动中成功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总体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寻找答案的重要疑问。作为21世纪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究竟如何在经济腾飞、现代化转型和市场经济转轨“三管齐下”的大变动时代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和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如何在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和不断提高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治理水平，有效防止大规模、颠覆性群众运动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适应和应对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大潮所产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在全球范围内“反体制”的青年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新的一代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保持青年群体对政治国家的支持和共融？以及中国对面临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时代多方压力的国内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并保证由庞大人口组成的国内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方面，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乱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环境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在如此动荡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环境下，中国得以保持国内政治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奥秘，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一样，这个政治上的奇迹理应是21世纪“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弹性与刚性在经济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并非历史的必然选项。从20世纪70年代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到21世纪初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或者始终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或者深陷于稳定与不稳定状态交相出现的泥沼，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始终无法确立，政治稳定成为天方夜谭。在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曾总结（和预言）的那样，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更迭始终以浪潮形式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1世纪初发生在中亚、北非等地的大规模、集群式街头政治运动等，都导致相关国家政权倾覆、政府崩溃、社会动荡。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索马里、伊拉克等国，情况则是合法有效的政权无法建立，国家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被西方学界称为“失败国家”。因此，在旧有阶层关系重构、新的利益诉求勃兴、社会价值体系转型、外部政治环境动荡的条件下，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稳妥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固，是21世纪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的中心议题。在大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政权是否能够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政策推进来应对这三方面的挑战，直接决定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否能够得到维系。在这三方面挑战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政权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基础；第二，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诉求下，政权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第三，则是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政权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不稳定因素和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以及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握度，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审视中国自21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展拓，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日新。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过往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就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4月谈到网络安全问题时曾指出的那样，“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21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政权吸纳因此，本书的前四章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党对致富能人（新社会阶层）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基层参与式治理实验和统一战线制度——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自身执政基础、提高治理素质，最终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四个截面所共同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崭新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弹性，以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姿态进行不间断、创新式的政权建设，从而构筑起国家稳定的基石，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本书前四章所讲述的四个故事，包括中国共产党如何吸纳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涌现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致富能人，党如何通过人民政协制度联系和巩固自身与党外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合作，党如何通过村民代表会这一参与式创新治理形式来适应其权力基础在基层农村社区的重大变化，以及党如何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创造性使用“统一战线”这个革命战争时期的法宝和工具来构建和推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大联合。这些观察和思考，目的正在于要探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积极发挥国家弹性来维护政治稳定和执政安全的问题。私营企业主和致富能人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城乡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也被传统政治学认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新兴的、具有潜在反体制威胁性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大胆鼓励这些新生力量走上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领导岗位，倡导他们引领民众致富、造福乡梓，从而真正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政治现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形态上具有不同于一些其他政权体制的高度开放性、包容性和体制弹性。在社会经济急速变化的大时代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机制如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等，来扩大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建立和领导跨阶层的政治联盟，从而维护国家基本秩序的安全和平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党和国家赖以治理中国庞大人口和复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农村，当国家不再绝对控制农作、收成、分配、人口移动、村办企业等民众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活动和核心资源，甚至传统的基层公共财政来源都出现枯竭时，如何维系党和政府对基层社区的领导和治理，以及向基层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就成为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中以村民代表会制度为例的相关研究反映了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如何因应这种时代变化、探索新的参与式治理机制，为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开辟了新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总体而言，本书前半部分从精英吸纳、阶层联合、参与式治理及政治同盟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俱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预防式管控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亨廷顿在1968年曾写道：“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治的效度。”（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重点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秩序安定和多元利益下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分别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从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到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近三十年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颠覆性群众运动，几乎无一不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为主要力量之一，以反政权为目的、由新媒体网络所动员起来的激进青年运动成为21世纪有关各国非暴力群众运动的主体。因此，如何在社会经济急速变化的条件下管理大学生群体、确保大学校园的秩序平稳应当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本书第五章即以中国的一所省属大学为基础标本，综合在其他重点大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检视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以扎实有效的预防式管控体系，维护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和大学生群体的总体政治安定。特别是联系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占领中环”和“太阳花”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内地大学校园实施积极的预防式管控的成果更显得难能可贵。“郡县治、天下安”。本书第六章转而深入探讨中国北方某县在县一级所建立的以公安队伍为主的基层社会面管理和防控体系，并检视这一体系在日常政治和社会中的实际运行规则和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域预防式管控的效度和力度对于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本章虽将观察的目光从大学校园转移到基层乡镇，但党和政府在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的破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学习型政权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政治国家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研判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强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效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督、识别和防止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得以保持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终达致确保政治稳定的目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深刻而又多面的不间断转型。无论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或者从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落后社会走向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社会，这些不同转型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层面的根本性变革，都不断为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任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如何通过向实践学习、向外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学习，冷静研判、理性设计，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回应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代所萌生的诸种新课题，通过不断平衡、调适和运用国家弹性与刚性的两面，既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和执政基础，又有效防控潜在不安定因素，从而保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政党和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从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俱进等。总之，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融合。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审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譬如，市场经济转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和农村致富能人这个新的、具有潜在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对这部分人士吸纳机制的研究（既包括鼓励他们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包括通过政协等机制与他们加强联络、培养他们对于政权的归属感），直接反映了政权对市场经济下新社会结构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政治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往往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涌现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会成为既有政权的反对与颠覆力量；但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僵化于某些固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对新生社会力量采取敌视态度，而是充分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发挥政权的弹性力量，把一切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涌现的新生社会力量都化为己用，使他们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扩大执政基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改革开放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依赖的资源结构和手段储备都必然需要随着时代而变化。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掌握了农村社区生产、生活、分配、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几乎全部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对农民社区的管理就显得得心应手。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税费的逐步取消，基层政权组织原来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和枯竭，用传统的治理结构和控制手段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管理显然越来越不可行，以农村地区的“政权失能”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显然对新的农村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学习，也形成了准确的观察、研判和应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到本书所研究的以农村村民代表会制度为例的各种农村“参与式治理”试验，反映的都是政权因应新时代所带来的执政资源变化的实际，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治理结构进行制度创新的不懈学习和探索。21世纪初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和“占领中环”运动等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研究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在青年群体中，大学生群体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未来社会精英，尤其能够起到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当大学对于大学生的就业、福利甚至政治前途的控制力度不断削弱，而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关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保证大学校园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还有更广泛社会层面的多样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严峻的复杂局面。政府要有效管理在新时代不断兴起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引导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正面作用而非成为颠覆力量和社会不稳定的策源地，这显然与在传统体制下领导和管理“传送带式”的群众组织、人民团体大不一样，需要新的思路、手段和制度供给。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带来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但新利益诉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前者如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后者如城市地区的单位体制），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因此，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的多重转型为政权稳定带来的挑战复杂多面，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格局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全，究其根本，还在于政权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基层政治、解释中国政治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稳定性，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研判、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慑和控制、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考了公共管理（MPA）双证研究生-能给你带来什么？关照一下刚决定考研或还在选专业的同学：咱先不思考考个MPA能带来什么。先了解一下这个MPA究竟是什么？这MPA在某度上是这么个意思：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MPA），又译公共行政硕士（台），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要求毕业生成为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熟悉具体公共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人才。简单的说就是：公共管理硕士。通俗点说就是：这是教你在政府里管人的。那什么人适合考呢？那可不就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嘛。那么考这MPA有什么好处呢？且听小编，略说一二。第一，读个MPA能提升自己的优秀能力。这话可怎么说呢？无论是在老一辈还是在咱们这一辈啊，都认为这个公务员那是一个铁的饭碗，而且公务员的队伍也趋向于年轻化。这哪哪都是勃勃的生机呀，压力自然也大呀。所以咱们这些做公务员的，只能不断不断地提升自己，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能力，这个MPA的实力还是非常不容小觑的。第二，就是能通过这个MPA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MPA源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公务员和它呢，就比较对口，无论培养方向还是课程的设置上，对公务员以及他未来的工作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第三，读MPA还能提升自己的知识构架。对于工作之外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充电，要时刻保持学习劲头，要不就长江后浪拍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可是常有的事儿。第四，考上MPA以后，还能认识一群优秀的人才。能花钱去读这种管理类的人呐，不是有钱的，就是有闲的。而且都是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有利于自己积累人脉，这可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啊。第五，MPA好歹也是也是个研究生啊，就算是在职研究生，那也是研究生呐！毕业证，学位证那可都是妥妥的拥有啊。研究生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结合在咱们工作这块价值更高适用性更广！国家都明文规定，和全日制一样享同等法律效力。这说了好处，咱们再说说它的意义。公务员本科儿毕业考进去或许只是一个科员儿。但是研究生一进去那可就是一副科。公务员儿在晋升的时候也十分注重学历，所以考个MPA对于晋升还是十分有帮助的。MPA除了是双证的研究生还含有管理类知识，这对于自己日后升为管理层也是妥妥的在打地基啊。说了这么多，咱们再说说公务员的报考要求。MPA公务员去报考好是好，就是有一定的报名要求，报名者需要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专科毕业要五年经验，本科则是三年。其实趴，还是那句话，学习是不过时的单品。证考到了那都是有用的，只是啥时候用，咱也不知道，欸嘿！对于这些东西咱们也得一分为二来看，分有形和无形，这有形可不就是那张华丽丽的证书嘛？!无形那可有得品了，留个作业，自己好好品。咨询|考研|择校|备考|经验|资料|研招指导|复试调剂私信我：考研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 人民文旅智库 ，作者白长虹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机遇难得、大有可为。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人才培养是其中的关键动力和根本保障。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白长虹围绕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理念转向和重点方向三个重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根据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创新方向，提出了亟待深入研究和突破的若干理论议题，回应了与引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发展实践。白长虹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全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旅游营销、品牌管理、服务管理、数字化教育。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之《赤县神州——人杰地灵的文化空间》、国家旅游智库研究专辑。核心观点一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1、产业内涵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供给提出新要求2、产业环境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内容提出新要求3、产业功能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导向提出新要求二人才培养的理念转向1、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全球观”，需要全人类的眼界2、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科技观”，需要现代化的思维3、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体系观”，需要多元化的途径三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1、承载公共价值创新，重点培育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2、承载产业价值创新，重点培育经营管理人才3、承载文化价值创新，重点培育创意创造和设计人才四人才培养的若干理论议题1、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研究，明确需要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2、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及其协同机制研究，明确人才谁来培养的问题3、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究，解决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4、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国际比较研究，解决人才培养国际化接轨的问题5、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解决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问题文化和旅游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国家总体竞争力格局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具有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我国高起点谋划并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正是立足“全球观”，着眼于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所作出的战略布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并作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等重要论述。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人才培养是其中的关键动力和根本保障。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全新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诉求，我们亟待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这一问题作出深入研究和积极回应。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关于人才的概念自古就有，随着时代变迁人才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人才界定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Aguinis（2013）研究表明，在创造性岗位、服务性岗位、音乐家、艺术家等人才的贡献率大约是普通人力资源的10倍。[1]行业人才培养一直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重要工作。如：原国家文化部编制出台了《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原国家旅游局制定了《“十三五”旅游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旅游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加强人才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并实施了诸如“万名旅游英才计划”“中高级导游‘云课堂’研修项目”等人才培养工程予以推进。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和行业的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人才战略、人才政策、人才培养主体、人才培养的方法与模式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指引下，文化和旅游在国家战略层面和产业层面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许多新方向和新实践，对行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诉求。1产业内涵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供给提出新要求文化和旅游各有内涵、各具特色、各有价值，两者融合发展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原有单一产业的内涵将发生系统性变化与拓展。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受以往单一产业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囿于单向思维和行业藩篱，难以产生双向介入与相互借势的人才效应，已经相对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这是当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之一。[2]事实上，在国家层面的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之前，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及经营主体已经产生了诸多鲜活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典型实践。电影旅游、音乐旅游、博物馆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者带书旅行、文创旅游产品开发等多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以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旅游演艺、主题公园、文旅小镇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场馆及特色项目成为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繁荣发展对行业人才培养及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和政府各类机构对创意创造、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运营管理、作业服务等各类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更加趋向于跨领域、跨专业、复合型和创新型等方向。2产业环境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内容提出新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年蓬勃发展，我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持续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的内容及模式带来了新挑战。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随着大众文化和大众旅游的兴起，新时代消费主体的个性化、品质化、情感化体验需求特征明显，行业内对策划、设计、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创新创意型人才的需求凸显。从技术环境方面来看，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如：互联网已成为大众依赖的高效沟通媒介，移动消费与支付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转型，AI、VR、AR等新兴技术不断加深创新市场的应用等；这将对整个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及产业链条带来巨大影响，行业内对科技型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逐步扩大。这些需求传导到行业人才培养的体系中，将对当前的培养模式、内容、形式、知识结构等带来巨大冲击。3产业功能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导向提出新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主要承担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目前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35462亿元，占GDP比重的4.29%；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三五”末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达10.29%。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和旅游产业作为增强和传播我国文化自信的最佳载体，其产业功能也应逐步从单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助力大国外交、推动全球文化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等综合功能拓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功能的变革传导到人才培养领域，就使得未来行业人才培养的导向应超越个体或国家的思考单位，上升到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高度。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理念转向“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向未来，应对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破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需求与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问题，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创新，是人才培养观的转变，这是最基础、最首要、最关键的要素。1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全球观”，需要全人类的眼界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描绘了实现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但同时更是深刻地审视了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与消除贫困、食品安全、优质教育、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有关的挑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再次强调了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和变局，教育需要秉承“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共同理念。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重大理念高度契合。习总书记的这一理念对我国各类人才培养及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的人才培养也应树立“全球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福祉作为核心价值观。2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科技观”，需要现代化的思维科技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是当前和未来人才培养中关键的力量。以人工智能、区块链、混合现实技术、云计算、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和创新将对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改进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善人才培养场景，激发个体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影响和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移动互联和流媒体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学习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网络教育、公开课程、付费知识推动了教育的社会化进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升级。同时，人才也是推动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重要保障。《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树立“科技观”，探索科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各类艺术行业及旅游业的深刻推动和改变，进而研究科技在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3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体系观”，需要多元化的途径传统的人才培养观通常把教育（尤其是正式教育）当作培养的核心甚至是全部。而Thomas N. Garavan（1997）研究表明，在人才的实际成长过程中，其知识获取、技能锻炼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常常是教育（包括非正式教育）、培训以及用人单位的开发综合作用的结果。[4]“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强调人才培养及教育应摆脱封闭，推动开放性教育，为个体提供更多选择与学习机会，并把教育扩展到人生全部，超越校园范围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学习、教育与社会同生互动，交织融合。因此，未来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培养应树立“体系观”，创新多元化培养途径，积极采取开放、灵活、全方位的培养方法，将教育、开发和培训三种途径进行系统整合。表1对培训、开发与教育三种人才培养途径的内容进行了对比。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应契合并服务于行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需求。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放大原有单一产业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具体而言，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旅游业将承载着公共价值创新、产业价值创新和文化价值创新三重使命，这为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方向。1承载公共价值创新，重点培育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文化和旅游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载体，其公共价值属性明显。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公共价值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创造公共价值、拓展公众参与以及建立开放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5]我国文化和旅游的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应积极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促进公共参与，建立优质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作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发展不平衡的协调者、不充分的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实现人民与政府、公共部门的价值共创。文化和旅游业公共价值的创新，需要培养大量既懂得政府和公共管理，又熟悉文化和旅游独特规律，具有较高公共管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创新性人才。此外，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是行业战略与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对其展开切实有效的培养，也是促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2承载产业价值创新，重点培育经营管理人才管理学大师波特（Porter）认为，产业的价值只能从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整个链条里产生，因此产业价值不是由单一活动实现，而是由整个产业价值链创造。产业价值创新突出强调顾客感知到的价值，只有顾客感知到的价值才能产生经济性，才能促进产业发展。纵观产业革命历史，企业家的创造性组合和经营管理人才的系统性努力，更有助于实现一个产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的宝贵资源，也需要通过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卓越努力，才能将其活化并释放出可观的产业价值。例如：故宫一系列“上新”模式及其文创产品的开发，开拓了故宫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新模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周庄对三毛及其文学作品的开发为周庄古镇旅游注入了新的文化色彩，吸引了大量“文艺青年”游客到访等。因此，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价值的挖掘和创新，需要培养大量懂得文化和旅游产业经营管理，并能为顾客提供和创造价值的经营管理人才。3承载文化价值创新，重点培育创意创造和设计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论断，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新时代我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实现路径，就是要深刻洞察我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创造的丰富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创意、创造和设计的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和旅游业作为我国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实现其文化价值创新的关键就是要培养大量在文化和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创新、创意、策划、研发等方面具有突出建树的创意创造和设计人才。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若干理论议题基于上述讨论，着眼于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其中最为突出的核心问题有：1、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2、谁来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中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3、为培养面向未来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各类培养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应如何进行定位？4、不同培养主体之间如何进行协同？5、如何培养适应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6、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和对策分别是什么？7、如何构建未来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8、政府、行业、教育机构、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应该为新型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哪些全方位的支撑和保障？国内外学者对人才培养及相关问题已展开一定讨论，主要集中于人才内涵研究[6]，人才战略思想研究[7]，国家人才战略规划研究[8]，人才培养战略的国际比较研究[9]，人才培养主体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0]等六个方面。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人才培养理论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对人才培养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理论主张大多是在一地或一校施行，真正能被广泛接受并推而广之的较少。以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为例，目前我国还没有产生像德国“双元制”模式或洛桑模式那样，具有鲜明特征和辨识度较高的模式。立足我国文化和旅游业的综合性、交互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以及行业人才培养的重大现实需求和理论期待，现有理论研究难以系统、全面地对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的实践问题给予有效回应。亟需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及其特征，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及其培养网络构建、协同机制生成，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和总体战略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由此，也衍生出若干理论议题期待理论界予以积极探讨和有效回应。1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研究，明确需要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一方面，要强化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现状调查与问题识别研究，了解目前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存量、不同类型人才的供需缺口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高端人才培养不足、培养手段单一、各培养主体之间协同不够等。另一方面，要强化文化和旅游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人才特征研究，以此对行业人才培养提出明确的导向与需求。2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及其协同机制研究，明确人才谁来培养的问题我国当前主要的人才培养主体是高校，同时也包括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用人单位，以及行业组织。要研究我国各类文化和旅游相关高校及职业院校、文旅企业、政府和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化主体在行业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关系，及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校企合作”“官—产—学合作”等协同机制，以指导构建适应未来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需求的协同体系。3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究，解决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综合现有人才战略规划方面的已有研究发现，人才战略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较少，现有研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或体系。因此，要从教育理念升级、人才分类培养、跨学科整合、新科技手段运用等方面提出适应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框架；重点针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中不同类型的人才提出适宜的战略路径和针对性的培养方式，科学化、系统化地提出契合于不同类型人才特征的培养方式、手段、实施方案与对策建议等。4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国际比较研究，解决人才培养国际化接轨的问题应广泛比较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瑞士等文化和旅游业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战略的差异与特点，分析不同培养模式的优劣以及适用条件；并基于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的特点与需求，结合我国人才培养的体制与环境，总结对我国人才培养的启示。5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解决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问题人才政策是国家和行业人才主管部门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应从国家人才战略角度梳理和研究我国以往出台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政策，评价政策效果、分析政策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我国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研究、借鉴国外成功人才培养政策等路径，系统性提出改善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实践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既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作为应用学科，文化和旅游理论研究则应紧随产业实践步伐，立足文化和旅游产业实践，围绕新时代文旅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理论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推进理论创新，指导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助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释[1]［美］赫尔曼·阿吉斯：《绩效管理(第3版)》，柴茂昌、孙瑶、刘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2]毕绪龙：《从人才培养角度看文化和旅游的关系》，《旅游学刊》，2019年第34期，第9～10页。[3]李凤亮、潘道远：《文化自信与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功能定位》，《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4]Thomas N. Garavan. Training, "Development, Ecation and Learning: Different and Same?", Journal of European Instrial Training, 1997, 21(2), pp. 39-50.[5]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62～68页。[6]王通讯：《人才学教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津孚：《人才是高素质的人——关于人才的概念》，《中国人才》，2001年第11期，第31页；罗洪铁：《再论人才定义的实质问题》，《中国人才》，2002年第3期，第23～24页。[7]余昌国：《实施人才战略推动旅游业发展》，《中国旅游报》，2016年11月4日第三版；任泓睿：《管子人才战略思想与时代新人建构》，《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第十三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管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集》，2018年；赵长禄：《面向国家战略之制造强国建设 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中国科技产业》，2018年第3期，第27页。[8]薛永武：《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人才战略思想及其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7期，第40～46页；何欣：《三个关键词，聚焦未来人才战略》，《人力资源》，2018年第2期，第68～70页；杨克勤：《我国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渤海大学，2018年。[9]蓝志勇、刘洋：《美国人才战略的回顾及启示》，《党政视野》，2017年第2期，第27～28页；刘宏、贾丽华、范昕：《新加坡高校人才战略的理念建构和实践运作——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年第6期，第50～59页。[10]保继刚、朱峰：《中国旅游本科教育萎缩的问题及出路——对旅游高等教育30年发展现状的思考》，《旅游学刊》，2008年第5期，第13～17页；陆林,、张宏梅、汪婷：《基于制度创新的旅游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中国大学教学》，2010年第2期，第27～29页；刘亦雪：《智慧旅游视角下旅游管理专业OPEC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22期，第150～152页；王昆欣：《美丽中国：文旅产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双创教育》，《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31期，第60～61页。注：图片来自网络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19年6月上《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行业人才培养——实践需求与理论议题》作者：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白长虹原文责编：赵鑫洋新媒体编辑：唐佩佩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管理类核心课，公共管理学综合测试复习题公共管理学综合测试公共管理学(高起专)综合测试1单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1分，共10分）(A)国防(B)法规政策(C)广播电视(D)空间技术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活动的非经济性(B)非政治性(C)非行政性(D)经费的自主性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威尔逊(B)马克斯·韦伯(C)泰勒(D)伦纳德·D·怀特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梅奥(George E. Mayo)(B)马斯洛(Abraham Maslow)(C)弗鲁姆（Victor H．Vroom）(D)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经济人(B)理性人(C)道德人(D)社会人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政府组织(B)准政府组织(C)非营利性组织(D)以上都不是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平等、效益(B)效率、公正(C)平等、公正(D)效率、效益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行政学导论(B)行政学研究(C)政治与行政(D)行政学原理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首长制(B)委员会制(C)分离制(D)分权制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组织人性化、工作秩序化和管理科学化(B)组织标准化、工作分工化和管理规范化(C)组织标准化、工作秩序化和管理规范化(D)组织人性化、工作分工化和管理科学化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多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2分，共10分）(A)效率(B)公平公正(C)民主(D)秩序参考答案：A,B,C,D解题思路：无(A)社会团体(B)基金会(C)民办非企业单位(D)事业单位参考答案：A,B,C解题思路：无(A)公共管理更重视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具体“运作”过程(B)公共行政更强调政治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C)公共管理更强调管理的、经济的手段(D)公共行政更关注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更关注外部取向参考答案：A,B,C,D解题思路：无(A)特质理论(B)领导魅力理论(C)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理论(D)领导权变理论参考答案：B,C解题思路：无(A)公共行政途径(B)公共政策途径(C)企业管理途径(D)行政法途径参考答案：B,C解题思路：无名词解释(共20分)说明:（每个名词4分，共20分）答案：参考答案：是指公共部门领导者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通过调配、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不同组织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公务员之间、政府不同职能之间等可能产生的阻碍公共事务的处理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使社会和组织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以实现预定目标，发挥整体最大功效的过程。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美国当代蓍名管理专家弗雷德菲德勒从管理心理学和实证环境分析两方面研究领导学，提出了“领导权变理论”。菲德勒认为，任何领导行为都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关键要看它是否气情境因素相适应。他认为，领导效果是领导者类型和领导情境配合的产物。如果领导者的类型与情境相容，领导者就是有效的一否则就是无效的。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管理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解题思路： 无答案：参考答案：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且是非官方的，即本身并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最大特点是非强制性和服务性。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是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重视分共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实施管理的技术与方法、重视公共项目与绩效管理、重视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派别和分支学科。它是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知识和方法所形成的一个知识框架。解题思路：无问答题(共60分)说明:（共60分）答案：参考答案：（1）首长制的优点是：权力集中，责任分明，行动迅速，指挥灵敏，冲突较少，效率较高，易于考核优劣。首长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推诿和扯皮，消除或减少个人意志、不负责任的现象。（2）首长制的缺点是：过于倚重行政首长，容易影响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监督机制不完备时，容易产生个人专断；一旦决策失误；容易导致严重后果。（3）委员会制的优点是：能够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委员来自不同的方面，在代表性，有利于系统内部的协调；各委员分工合作，可以减轻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负担；也可以避免个人滥用职权。（4）委员会制的缺点是：权力分散、责任不明确，行动迟缓，效率较低，难以考核优劣。在现实生活中，其具体表现为：名为集体负责，实为无人负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坐失良机，贻误工作等等。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具有以下特征：（1）合理的分工（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4）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7）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2）公共组织的活动受法律的明确限制并具有权威性（3）公共组织受到高度的公共监督（4）公共组织的活动具有政治性（5）公共组织的目标形式上清楚但实际中模糊，且行为绩效评估比较困难（6）公共组织具有一定的独占性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内在的联系：公共管理在实施管理的主体、管理活动的内容与范围、管理的目标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管理理念方面，仍然与公共行政保持一致。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2）区别：1)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更加重视“设计”，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具体“运作”过程；2) 公共行政更加强调政治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公共管理则更加强调管理的、经济的手段；3) 公共行政更加关注过程、程序和遵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以及内部取向，公共管理更加关注结果、对结果的获得负个人责任和外部取向。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并不简单，公共行政官员有责任通过担当公共资源的管理员，公共组织的监督者，公民权利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以及基层领导等角色来为公民服务；（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第七，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是身份不清；二是缺乏资金、内部组织不健全、行为缺乏代表性和规范性。由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政策实施和法律等构成的外在环境问题：一是对非营利组织基本政策的实施存在着培育和监督管理脱节、重登记而忽视监督的现象；二是法制薄弱，法制不完善。（2）我国非营利组织改革发展的基本取向大力培育非营利组织：第一，在社会领域推进“政社分开”改革；第二，重点在资金方面进行必要的资助。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第一，逐步完善有关非营利组织的尤其是其活动的法律法规；第二，在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通过依法行政和强化法律追惩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强化各种法律规范的实施和监督，特别是对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规范化、服务质量、政府资金使用进行监督。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要想从根本上避免青基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加强自身管理，尤其是财务方面的管理。青基会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捐赠资金，如何使用好这些钱，让其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这是青基会管理人员的根本职责所在。应该让青基会的财务公开，且管理成本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使其有一个合理的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第二，加强监督，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部监督，如引入社会上的会计师事物所，定期对青基会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二是内部监督，我认为青基会可以成立一个内部的监事机构，成员应该包括社会捐赠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人员。因为捐赠人知道该怎么利用好他们捐赠的资金。第三，青基会应该聘请一些法律专家作顾问。平时可以向青基会的管理人员提出一些问题解决办法的合理建议，出现问题了还可以立即着手解决。而不会出现这次事件中打官司用了6年时间的情况，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第四，青基会应加强与社会上主要媒体的沟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报刊等大众传媒。不仅向媒体发布好的情况，把出现的问题也应该及时向媒体披露，这样就会使信息更加对称。还以这次事件为例，既然徐永光秘书长说香港《壹周刊》是无端中伤，那么如果青基会早一点把出现的问题发布出去，很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了。（2）看待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处理，因此，希望工程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必有一定的借鉴和学习参考之处。第一，建立一套刚性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有效对策；第二，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在百姓中的认知度。（3）希望工程的隐患给我国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第一，财务方面应该加以规范。相对应的财务方面的政策应该相应地出台。第二，应该大力避免体外循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第三，加强管理，这里是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管理机制的健全。第四，不断的加强立法，大力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解题思路：无公共管理学(高起专)综合测试2单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1分，共10分）(A)新公共行政学(B)公共选择理论(C)新公共管理运动(D)新公共服务理论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B)省人民代表大会(C)省委书记(D)国务院财政部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美国学者威尔逊(B)美国学者波齐曼(C)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D)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产权拍卖(B)规制(C)志愿者组织(D)家庭与社区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计划、组织和监督(B)计划、协调和控制(C)计划、管理和控制(D)计划、控制和监督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准备阶段(B)综合整理阶段(C)实施阶段(D)评估阶段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国际标准(B)国家标准(C)行业标准(D)地方标准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人员支出(B)公用支出(C)资源支出(D)项目支出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感情因素和身体因素(B)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C)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D)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综合管理类、一般管理类和行业管理类(B)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C)一般管理类、行业管理类和专业技术类(D)综合管理类、行业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多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2分，共20分）(A)问题溪流(B)文化源流(C)政策“原汤”(D)政治源流参考答案：A,C,D解题思路：无(A)政策发布和信息分开(B)政策监控和政策修正(C)政策反馈和信息反馈(D)双向互动的政策沟通和政府回应机制参考答案：A,C,D解题思路：无(A)政府部门的行文(B)网络媒体(C)信访机构(D)各部门的信息交流刊物参考答案：A,B,C,D解题思路：无(A)“管理方格图”理论(B)社会系统学派(C)权变管理理论(D)经验主义学派参考答案：B,C,D解题思路：无(A)规划(B)指挥(C)控制(D)沟通参考答案：B,C,D解题思路：无名词解释(共20分)说明:（每个名词4分，共20分）答案：参考答案：决策树也称为分层决策图，是用二叉树形图来描述决策问题，它将各种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可能性的大小以及可能出现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结果都绘制在一张树状结构图上，表示出具有一定顺序的决策和机会事件，显示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和在决策点可供选取的所有方案，并将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标在决策树的节点上，同时标出每一状态可能出现的概率值，从而可以比较直观、清晰地表达决策的逻辑要求，以便于进行决策分析。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德尔菲法 (Delphi-method)是借用Delphi即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谕之地来命名的一种政策行动预测方法。德尔菲法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发生关系；通过多轮次调查专家对问卷所提问题的看法，再经过反复征询：归纳、修改，最后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来作为预测结果。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就是运用综合的指标体系对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所产生的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进行考察、测定和评价的过程，即组织根据岗位绩效目标来 比较和评价人员在一个确定的绩效周期内完成岗位职责、实现绩效目标程度的过程。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是指经人民大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在执行中因特殊原因需要增加支出或减少收入变更原来批准预算的过程。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 狭义的政务信息资源开发是与狭义的政务信息资源概念相联系，仅仅是指对政务信息内容资源的开发；广义的政务信息资源开发是与广义的政务信息资源概念相联系，不仅包括了狭义的政务信息资源开发的一切相关内容和含义，还包括了信息技术研究、信息系统建设、信息设备制造及信息机构和管理体制的建立、信息规则设定、信息环境维护、信息人员培养等活动。解题思路：无问答题(共60分)说明:（共60分）答案：参考答案：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依法组织收入。即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足额征缴各项预算收人，做到应收尽收，保证收入预算的完成。(2)合理调度预算支出。要严格按预算安排和项目的进度及时合理地拨付预算资金。(3)确保预算收支平衡。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要及时分析财政、经济发展形势，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财政收支的平衡。(4)加强预算监督。要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的监督体系，严肃财经纪律，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时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预算的顺利执行。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严格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2）强调政治中立；（3）公开考试，择优录用；（4）实行功绩晋升制；（5）强调官风官纪和职业道德，重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考虑如下方面：第一，应基于以公共理性为主导的多元综合理性的原则；第二，应与政策环境相适应；第三，应能有利于协调政策目标群体，即政策受众的当前利益、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第四，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具有灵活性，针对某一政策问题是选择使用单一的政策工具抑或是综合应用多种政策工具，或是以一种为主其他为辅，取决于对以上三方面的条件要求满足的程度；第五，政策工具的性质和效用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因受到环境和目标群体变化的影响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对有关工具的使用的方式或使用的力度应及时予以调整。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关于人性的假定不同：传统的人事管理以物为中心，把人看作是一种成本；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视人为最核心的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其他形态资本的投资收益率。（2）工作的性质不同：传统的人事管理基本上属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活动范围有限，短期导向，主要由人事部门职员执行，很少涉及组织高层战略决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对人的能力、创造力和智慧潜力的开发和发挥，扮演的是增加产出的“利润中心”的角色。（3）管理内容不同：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存在于雇佣关系从发生到结束的运动过程；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涵盖了传统人事管理的这些基本内容，而且纵深发展，大大拓宽了原有人事管理的内容，形成全方位的管理。（4）管理部门的地位不同：传统人事管理把人事部门视作非生产、非效益部门，地位较低，且从事管理的人员进不了决策层。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经成长为除了落实具体人事事务之外，还负责协调管理系统、提供决策预案的拥有咨询专业技术的中枢性机构，且人力资源管理者不仅进入高层领导，还成为核心成员之一。（5）管理方式和手段的不同：传统的人事管理强调标准化式的管理，管理手段较为刚性，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管理的人性化，理解员工的需要，采取柔性的、参与式的民主管理，注重人文关怀。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推行市场化的政策取向；（2）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依托，科学开发政务信息资源；（3）重点建设数据库资源，促进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4）完善政务信息政策法规，为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创造了良好环境；（5）重视信息人才开发和培养。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政务信息资源法制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1）确定信息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地位。信息资源法具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即信息资源关系，它不仅包括围绕信息技术所进行的信息活动在人们之间产生的社会关系，也包括围绕信息资源所进行的各种信息活动在人们之间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信息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特殊性，不能为其他法律所调整。就这个角度而言，信息资源法完全可以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而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信息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新的法律部门，也就必然形成信息资源法体系。信息资源法体系是指信息资源法的结构及分类，也就是信息资源法包括哪些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的调整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分级分类、交换共享、公开、开发利用等信息活动过程以及信息技术活动领域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和安全问题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总和。（2）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法制建设的内容框架。信息资源法体系决定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内容。为此，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法制建设的内容框架，主要包括：1）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法律制度；2）政务信息机构组织管理法律制度；3）政务信息安全、保密法律制度；4）国际信息合作与交流法律制度。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本案例主要反映了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按照科学决策的原则，运用科学的决策程序和科学、合理的行政执行手段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在掌握准确、全面的信息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原则和科学、民主的程序进行科学的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并在执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采用科学、有效的执行方式和手段，注重控制行政执行中的关键环节，充分调动下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不是依靠行政领导者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经验决策方式，以及在执行政策时的盲目单干等。（2）就本案例来说，该县领导是在省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批评才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加强本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从政策的出台过程看，该县领导对本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有些脱离实际，有的显得过激。从制定政策的目标看，该县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偏重于近期目标和短期效应，既希望取得所谓“立干见影”的成效，忽视了长期政策目标的实现。从政策执行的过程看，该县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首先没有依靠基层的政府和有关的职能部门，没有调动基层领导和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其次，没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进行的舆论宣传显然缺乏针对性；再次，在执行县计生政策时缺乏必要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对出现的偶然事件（如育龄期妇女外出打工问题、替身妇女问题等）没有应对方案或应急措施；最后，在执行政策的方式上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如采用高额罚款的办法，不但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容易激发各种矛盾，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社会问题。（3）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该县通过领导分片包干负责，率领工作队具体督促实施。这是中国政府传统的运动式的完成中心工作任务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相当有效，就本案例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所需的成本非常大，它需要花费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的相当大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相当大的物质、资金等相关的费用。因此，由于成本过于高昂，该县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可能依此进行下去，必要造成政策的“一阵风”、“一场雨”，不能从根本上需要我国计划生育的长期国策。（4）该县政府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在调查研究该县的实际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制定决策方案，通过专门化的、制度的组织机构（如加强或充实基层计划生育部门）专门负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长抓不懈。同时，减少或避免执行政策中出现的高额罚款办法，提倡用激励的办法倡导少生、优生，用惩罚的办法控制超生，用宣传教育的办法提高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认同和支持，另外，在执行政策的同时关注、关怀育龄期妇女的身心健康。多管齐下，相信该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解题思路：无公共管理学(高起专)综合测试3单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1分，共10分）(A)规范性(B)垂直性(C)间接性(D)潜在性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比例原则(B)非克减原则(C)非歧视原则(D)民主公开原则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公平(B)效率(C)绩效(D)政府能力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B)决策、执行、控制和监督(C)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D)组织、指挥、实施和监控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A)实际操作机构(B)领导决策机构(C)监督控制机构(D)办公机构参考答案：A解题思路：无(A)雇佣关系(B)委托代理关系(C)合作关系(D)利用关系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马克斯·韦伯(B)泰勒(C)威廉·盖伊(D)德鲁克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公共政策制定(B)财务监督(C)公共部门效能(D)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参考答案：D解题思路：无(A)民营化(B)内部市场(C)特许经营(D)产权交易参考答案：B解题思路：无(A)监察权、处分权、建议权和审议权(B)检查权、调查权、强制权和处分权(C)调查权、强制权、建议权和审计决定权(D)调查权、处分权、建议权和强制权参考答案：C解题思路：无多选题(共10分)说明:（每题2分，共10分）(A)行政命令(B)行政咨询服务(C)行政处置(D)行政监督检查参考答案：A,B解题思路：无(A)权力冲突(B)文化冲突(C)角色冲突(D)利益冲突参考答案：A,C,D解题思路：无(A)国防部(B)外交部(C)劳动与社会保障部(D)民政部参考答案：A,B,C,D解题思路：无(A)自然灾害(B)事故灾害(C)公共卫生事件(D)社会安全事件参考答案：A,B,C,D解题思路：无(A)英国思想家洛克(B)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C)美国思想家杰斐逊(D)法国思想家卢梭参考答案：A,B,D解题思路：无名词解释(共20分)说明:（每个名词4分，共20分）答案：参考答案： 公共危机是一种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或者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指因不可抗力或突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引发的、给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是指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相应决定的权力。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属于非常态法制，是针对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制定或认可的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作为预防、控制处置危机的法律手段，公共危机管理法制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非常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是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Fundamental)的再思考和彻底性 (radical)的再设计从而使企业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业绩的戏剧性 (dramatic)的改善，从而达到削减成本、提高利润、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灵活的反应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目的。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是指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包括管理的公共事务的范围(管什么)以及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管理(怎么管)这两个方面。政府职能具有整体性、执行性、多样性、动态性、程序性、依法性等特点。解题思路：无问答题(共60分)说明:（共60分）答案：参考答案：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各种不利情况、严重威胁、不确定因素的高度积聚。公共危机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突发性和紧急性。（2）高度不确定性（3）影响的社会性（4）决策的非程序化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是通过参与式的目标设置、实施和评价等活动来管理组织的一种方法。目标管理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目标管理是一种分权与自我控制的管理；（2）目标管理是一种参与式管理。它要求上级部门充分发挥下级的能动作用'吸收下级参与到各项管理决策中来；（3）目标管理是一种面向成果的管理。目标管理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向重视组织的目标；（4）目标管理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根据国务院2004年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法治政府的含义主要体现在：（1）法治政府应当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2）法治政府应当符合合理行政的要求，遵循比例原则；（3）法治政府应当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遵循正当程序原则；（4）法治政府应当符合高效便民的要求；（5）法治政府应当符合诚实守信的要求，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6）法治政府应当符合权责统一的要求。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方法和公共管理的一场革命，在公共部门中的广泛运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其所属工作人员之间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从社会背景上说，它主要缘于三个方面：（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兴起的先导。新公共管理强调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理念，强调了以公众的需要为导向，强调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用社会与市场力量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强调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被引入公共部门的。（2）解决公共管理问题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兴起的重要推动力。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作为改善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有效措施，强化了公共责任机制的宪政理念和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并促进了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的有机融合。（3）放松规制、提高公共部门的主动性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功能目标。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公共责任实现机制：既要放松具体的规制，又要谋求结果的实现；既要提高公务人员的自主性，又要保证公务人员对公众负责、对结果负责；既要提高公共管理效率与能力，又要切实保证服务质量，实现效率、责任和法治的内在统一。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2006年，我国“十一五”纲要对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作了具体部署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纲要”还明确指出了我国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方向和具体改革内容。（1）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指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是按照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回应公众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的现代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切入点。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政府及部门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基本责任，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提供在线政府服务。（2）责任政府：责任政府是能够回应社会和公众的正当要求并加以满足，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政府。建设责任政府，就要创新监督制度，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实行结果管理。通过科学确定政府绩效目标、政府绩效标准、政府绩效评估内容和评估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公共部门系统内部评估与外部社会评估相结合，完善绩效评估程序和方法，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从而实现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结果负责、对法律负责和对公众负责的统一。（3）法治政府：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而言，法治政府意味着：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把机构改革过程和改革成果法制化；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和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加强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因此，要树立法治观念，做到行政行为的规范化、行政关系的法制化；健全和完善行政法治的规范；完善行政法治程序；强化行政法治的监督，构建完备的权力监督法律体系；转变观念，在人民和政府关系认识上，注意向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转变；在法治理念上，注重向依法规范和制约行政权转变；在责任意识上，注重向强化政府责任转变，特别是要注重克服以往立法比较重视设定公民责任、对设定政府责任重视不够，行政执法过于重视行使行政权力、不太重视承担行政责任的现象。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有计划、渐进式地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使公共部门改革持续开展；（2）组建精干、高效的改革机构，重视发挥参谋咨询机构的作用；（3）重视与改革配套的立法建设，把改革纳入法制轨道；（4）注重提高公共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改善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关系；（5）注重内外部监督，形成以结果为本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机制。解题思路：无答案：参考答案：1、我国国务院历次机构改革的规律及特征是:（1）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是主要表现;（2）改革主线明确，均围绕“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展开;（3）改革重点不断变化，1982年改革以精简机构为重点，1988年、1993年和1998年改革则以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政企不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为改革重心，2003年机构改革则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政府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2008年改革是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大部制改革的尝试和调整;（4）每隔5年左右时间进行一次改革，改革的力度和范围不断深化;2、我国行政组织变革的内涵和目标：（1）我国行政组织变革体现了时代发展和行政管理活动自身内在的要求。在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加快步伐的新阶段。行政组织变革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2）我国行政组织变革应当确立一下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提高行政组织的法制化水平；提高行政组织的管理水平。解题思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