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研究杂志社

4月2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刊文指出，当前中国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过低，城乡老人退休金差距过大，精准扶贫应聚焦提高农民养老金。中国从2009年开始给农村老人发放养老金，林双林表示，有研究表明，养老金的发放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改善发挥了作用。但他同时提出，目前农村老人养老金发放水平过低，远不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林双林引用统计数字说明，根据2009年规定，60岁及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最低发放基础养老金55元，近年来上升至2018年的88元。各省市自治区可自行增加。其中，一些省市发放的高于这个标准。例如，北京市达到710元，上海市930元，天津295元，广东148元，浙江省155元，江苏135元，西藏150元，青海175元，宁夏143元，内蒙古128元，福建山东118元；然而也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发放的金额与标准相差不大，例如，山西、云南发放88元，四川93元，吉林103元。据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城市人年均平均生活费用为24445元（2037元/月），农村平均生活费用为10955元（913元/月）。“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林双林写道。此外，林双林还指出，当前中国存在城乡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城市职工养老金大大高于农村老人。“2016年，城市职工平均养老金约为2805元，农村老人平均每月100多元，差别悬殊。城里退休老人有退休金，有值钱的房产，可以享受各种娱乐活动，可以到国内外旅游，而农村老人仍旧终日辛劳。”他写道。林双林认为，近年大力推行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很好的举措。然而，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一份，也应该部分地用来补充农民养老金。他强调，老一代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应该有他们的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国依靠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农民先要交公粮，即农业税；同时还有交纳购粮，即国家硬性向农民收购粮食，收购价格不到‘黑市’价格的一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他写道，“他们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社会应该承担起赡养他们的责任。”林双林认为，老年农民应该是很精准的扶贫的对象，给他们增加养老金，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应该增加农民养老金发放，让这一代农民体面地度过晚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之治”开辟了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任务。这既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必须顺应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形势新变化，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做出新规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阶段的总体目标，强调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13个坚持和完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019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围绕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列出了100个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涉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创新经验和世界意义，等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也列出了大量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突出对“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制度前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就地方治理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改革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层面，还要注重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焦点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差别和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目前学界需要加强对地方治理实践模式转变与地方治理理论范式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从而推进地方治理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就基层治理而言，从基层政权建设、村（居）民自治等到基层治理及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则反映了我国基层管理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后，各地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属于基层治理的范畴，当代社区不断扩展公共职能，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中的重要力量。社区治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服务的供给及其合作网络的治理。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过去一年更是未来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在总结本学科70年的发展变化，作为70年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管理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话题讨论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公共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实践课题与理论主题。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然而却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关注度略显不足的领域。根据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调研报告的资料，除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几家培养单位之外，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及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中设立“全球治理”研究方向的院校并不多。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最高层次，在它之下依次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及社区治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直面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以此在学界突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范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与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技术革命与政府治理变革随着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展开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更高阶段。总结过去一年的相关高频词，人类社会正走向所谓的“后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社会”“智能化时代”“智能社会”或“超智能社会”。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和量子化推动政府治理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这催生了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浪潮，迎来了“数字政府”“政府3.0”“智能化政府”“智慧政府”或“智慧治理”。尽管公共管理学界已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技术与政府”并没有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已有的“电子政务”属于这个领域的内容）。事实上，技术与政府属于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分支或主题领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推动包括国家或政府治理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或“观念—技术—制度”的三分法中就可以领悟技术与政府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重视技术与政府这一基本主题的研究，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家或政府的体制、机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及其催生的数字化政府或智慧政府及智慧决策的新实践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也是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以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现阶段我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政府职能履行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落脚点。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安排者三种基本角色中做出选择与组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能，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本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管理学界持续关注的主题。2019年，“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则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例如，201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杂志在第4期和第7期设专栏探讨这一话题。公共管理学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加强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并总结提炼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这一实践领域的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府理论及政府职能理论，为公共管理学奠定更宽广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前提，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民生是人民最大的福祉，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载体，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支撑。“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更高期待，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施政重心。当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构成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对“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对公共服务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完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协作，抓民生和抓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抓重点、补短板等议题。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大致可将公共管理学科划分为三大领域或板块：一是公共组织（公共行政学）——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的体制、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二是公共政策（政策分析）——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质性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分析研究；三是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民生改善以及事业单位管理等为研究对象。原有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涵的不清晰，制约了该学科领域及其人才培养的发展。在新时代，随着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需要推动本领域由“公共事业管理”向“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构建起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公共服务”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与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政策与治理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国家治理的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党和国家特别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继承、发展、扬弃与借鉴。例如，在吸取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一方面，必须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之路，必须总结和提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以此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以史为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需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的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实践与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继续深化的基本动因在于：一是一系列新变革的涌现，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科学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官僚体制的失效，如：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日益复杂化；三是西方社会中公民对政府不满的加剧与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期望和要求。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所强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主编安德鲁·梅西（Andrew Massey）在2017年第4期的主编导语中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全球化问题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公共行政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难以应付。在理论上，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学科范式与理论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出现由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变。在西方，继“新公共管理”之后，公共部门管理进入了所谓的“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或“公共价值管理”时代，出现了诸如“（新）公共治理”或 “新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数字化治理”“整体化治理”一类的“新”模式。其中，“公共价值管理”“新公共治理”和“合作治理”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或知识综合。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跟踪国外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及其前沿，批判性地借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及有益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解决中国问题，又要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积极探索重大全球或国际问题、增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前沿，特别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成就。从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强化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采用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研究途径。格雷在“eScience：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概念，指出科学研究的四次范式变化——从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到计算模拟再到数据科学或数据驱动的知识增长。当代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革命，其标志则是社会科学的兴起，这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人类行为计算的科学。当代科学前沿领域的进展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部分生物科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的内容正有效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天生是自利”的观点并不成立，平等观念有其基因基础；进化性的生存更依赖于集体性交往，而非自我疏导。数据化和智能化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今天，人类行动的数据可以被系统地、规模化地掌握，人们的行为踪迹都可以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这使得研究个人、团体及全人类的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虚拟现实/现实增强”等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标志着虚拟现实时代的来临。2018年的《科学》和《自然》杂志都有文章论及这个话题，《管理科学》编辑部则宣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是管理科学的新主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它与传统分析工具结合，可以检验传统方法无法检验的假设，拓宽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今天，行为、实验、预测和数据驱动已成为新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知识增长方式，也成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召开了多次相应主题的研讨会，论著也明显增加。因此，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的行为、实验、模拟、预测和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技术、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中的多学科知识融合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涌现以及知识融合成为当代科技进步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野日益模糊。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行政学采用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微观视角，以心理学和实验方法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心理学及个体行为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也日益交融。近现代社会科学走过从整体到分化或专门化的历程，如从政治经济学、精神科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学（官房学）到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则由专门化到整体化演变，如知识产生方式由学科导向转入问题导向，进入所谓的“后学科时代”。如加里·金在《重构社会科学》一文中所说：随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性增强和更具合作性，社会科学的实际定义拓宽了，不能再基于过去特定学科领域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及应用性的特点。大量学科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因此必须倡导和推动与公共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同样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美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詹姆斯·佩里在2016年第2期的寄语中，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正在消失吗？”（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的设问，强调必须高度关注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布尔贡（Jocelyne Bourgon）在《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发表的头条论文《反思、重构与重塑》中认为，影响未来治理模式的挑战性趋势正在形成，政治及国家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正在改变。现在是时候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反思公共行政学了，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理论”，它将国家、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与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推进，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提出了历史性任务。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有大量关于本学科转型与重构的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题论坛，形成了一系列的论著，观点精彩纷呈。“第四次管理革命”“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中国管理（范式）”“百年变局与管理科学”等也成为管理科学的热门话题。例如，曹仰锋在《第四次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管理的百年历史上发生了四次管理革命，即从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精益管理到价值共生。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涉及大量问题。例如，怎样把握和处理好学科发展中的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等方面关系；如何凸显中国公共管理学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如何促进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内容。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其地位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可以称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因此，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顺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立足现实，回望历史，直面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新趋势和新问题。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其理论创新，拓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与主题，夯实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振明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来源：《财经》杂志原标题：吴绪亮：比“保6”更重要的，是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文 | 吴绪亮年近岁末，一场关于新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学探讨，“意外”成为了公众热搜的话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财经》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6”，为此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的热烈争论。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将转向5%左右的中速增长，又比如有学者认为不应采取反周期刺激政策，因为其有很强的负面后果。姚洋、白重恩、樊纲、王小鲁、王勇、陆挺等经济学家也都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位在互联网科技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从业者，我对中国经济增速之争有一些思考，期冀为这场“保6”之争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不能忽视数字经济、科技进步对增长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的时代大背景是我们正迎来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典型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这样的时机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而更加难得的是，中国很幸运地站到了这场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核心位置，所拥有的一批世界领先互联网科技公司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革新的浪潮。这样规模庞大而急剧变革的经济土壤，无疑是孕育重大经济理论突破创新的温床。由于工作性质，我平时偶尔会参加各种宏观经济论坛，以及阅读大量宏观经济报告。但是很意外地发现，面对这场正在深刻改变着商业基本运作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数字化浪潮，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却如同对待“灰犀牛”般视而不见，坚持用上个世纪的经济分析框架去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图景。可以说，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无论如何都不应也不能忽略正在发生的这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去争论经济增长速度，恐怕是有失重心的。让我们先拉回到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待当下的经济增速之争。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决定一国贫穷或富裕程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经济停滞，直至最近二三百年才突然迎来经济增长。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1776年人类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真正投入生产，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推动了机器普及和使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从此扭开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阀门。由此可见，人类摆脱漫长的经济停滞，走向经济增长之路，首推之力正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此后我们又于十九世纪迎来电力技术革命、二十世纪迎来信息技术革命，一轮又一轮的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着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时至今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的理解和想象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均为通用目的技术而非特定目的技术，即其影响力可以扩展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领域，因此才会如此剧烈地推动变革与增长。实际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数字科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比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小涓就指出，虽然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但好在我们赶上了网络和数字技术，因此对未来经济增长应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则认为，数字经济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我非常认同这种具有前瞻性的观察和判断，但是在此判断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经济增长的逻辑，从理论上搞清楚包括数字科技在内的各种通用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这样才能更理性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之争，才能更有的放矢地讨论和制订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不管支持或反对“保6”，也不管支持或反对反周期政策，宏观经济学家们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核心概念——潜在经济增长率，即一国（或地区）在所有资源均得到充分和最优配置情况下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按最初的朴素理解，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无外乎就是各种资源的数量。但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生产函数中扣除劳动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等资源数量的影响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增长的贡献无法解释，这被称之为“索洛剩余”，更学术的说法则是“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认为，“索洛剩余”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促成的。理解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关键在于进一步拆解“索洛剩余”。从本质上来说，“索洛剩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资源数量和配置方式给定的前提下，科技进步的纯粹“技术性能”可以使得这些生产资源实现更多的产出，我们姑且称之为“技术效应”；第二类是科技进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可以归之为“配置效应”。一些学者将“索洛剩余”简单地归结为 “技术效应”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配置效应”。而实际上从来都是两种效应一起推动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形下甚至“配置效应”发挥着比“技术效应”更为重要的价值。和蒸汽机、电力这样的通用目的技术一样，包括互联网（特别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IOT、区块链等等内容的数字科技的价值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直接推动资源生产性能提升，另一方面通过颠覆传统商业模式，让资源得到新的更优配置。只有能同时实现这两方面价值的通用技术，才会推动经济社会整体的大规模变革、创新和经济持续增长。比“保6”更重要的是，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作为一位在互联网科技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从业者，我每天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数字科技正在融入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产业互联网领域新近正在快速展开的变化，更是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高质量发展蓝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过去二十多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即通过数字技术满足个人用户在社交、信息、消费等方面的需求。而近两三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海量数据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5G商用的爆发期即将到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步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通用技术扩散的战略机遇期已悄然来临。相应地，互联网行业近期也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向，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领先公司纷纷拥抱产业互联网，通过提供云计算、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服务去赋能企业级用户。站在这个大变革、大机遇、大挑战的时代关口，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可能不是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需要“保6”，而是如何把握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提升我们的国家数字竞争力。因为未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竞争，其核心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数字竞争力的竞赛。因此，与其关注经济增速之争，不如关注这场国运之争。如何深刻把握通用技术扩散的规律，以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制定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加快提升新一轮通用技术向各个产业扩散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每一项重大通用技术在渗透和扩散到各个产业并推动商业变革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以同样的节奏推进，而是会表现出速度和程度上的非均衡状态，背后都有特定的规律可循。因此，需要结合各个产业领域的商业应用场景开展深入调研，分析数字科技如何推动产业领域实现熊彼特所言的生产要素“新组合”。在此基础上出台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方能有的放矢，而不会出现“揠苗助长”的现象。此外，数字经济领域的博弈与竞争，既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更是监管政策的竞争。腾讯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研制发布的《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数字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因此，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科技助力产业互联网发展的竞争与创新经济学及产业生态群落演进的特殊性，科学地制定和实施监管与发展政策，创造一个有利于数字科技扩散、新旧动能快速转换和产业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的外部环境，从而驱动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进而惠及全球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提升。

12月14日，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郭庆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在开幕式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从“建设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基础”、“建设活跃开放的学术交流基地”、“建设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三个方面介绍了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情况，并指出下一步研究基地应在学科交叉研究、财税（思想）史研究与教学、资政启民、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教授代表学校致辞中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本次论坛集中研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表示，论坛秉承“以文会友，重在学术”的理念，为财税领域研究者搭建对话平台，已形成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表示，经济学院愿与国内同行一道努力，携手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财政学科的发展。论坛的主题报告环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研究员作了“人力资本、公共政策和高质量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低技术含量的发展、少数人呼吁的发展、环境不友好的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发展。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依靠创新与公平、依靠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实现。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教授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税制完善与发展、新时代税制建设、税制结构、税制改革四个方面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税制改革”的报告，并提出了新时代财税改革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的思考”的报告，报告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下的财税改革、完善地方财政治理的改革措施等三个方面，深度剖析了地方财政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研究员作了“财政现代化的技术力量”的报告。报告系统阐述了技术推动下的财政现代化问题，提出依靠科学技术与专门技术两种技术力量的结合，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新趋势—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的展望”的报告。报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用哲学视角分析财政改革的逻辑框架，认为地方财政改革应更加彰显财政的民主、民生、法治的价值导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教授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标尺:现代预算制度”的报告。报告深度分析了国家治理转型中的财政压力，提出“善治”是现代国家的追求，“善治”有赖于预算制度的保障。下午的平行论坛，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政府、企业与市场”、“公共支出与区域发展”、“地方债务与PPP项目融资”、“税收与国家治理”、“预算、转移支付与国家治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期刊发展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获得山东大学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资助，由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财贸经济》编辑部、《财经智库》编辑部与《公共财政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以及《财贸经济》《公共财政研究》《世界经济》《山东大学学报》等3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论坛。(通讯员 董雪 窦浩)

肖钢新著《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一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近日财新杂志、解放日报、巴伦、财经杂志、环球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南风窗杂志、南方都市报、证券时报、新财富、腾讯原子智库、经济观察报、新京报、当代金融家、金融时报、全景财经、凤凰网财经、界面新闻、中国企业家、功夫财经、澎湃网、金融界、正和岛、金融家等25家媒体联合采访了作者。1.您在书中开篇就提及“党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资本市场”，这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地位提升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外界对此出了很多解读，尤其在当前股市行情长期向好的背景下，有分析认为您的话可能对外传递了“中国牛市再次到来”的信号。作为证监会前主席，据称您或是第一位“这样系统地论述中国资本市场的变革”。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向市场推出这本书？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资本市场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内涵之丰富，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具有枢纽地位，凸显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实现经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资本市场变革历程，探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我想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2.您在书中提出，资本市场改革要努力实现七大转变，改变“倒金字塔”结构，都有哪七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七大转变?您提到的这七大转变里，有哪些是资本市场非常急迫需要进行的转变？答：为了适应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应当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竞争为基础、以创新为引领，努力实现以下七方面转变。一是在市场层次上，从塔尖到塔基，拓宽塔基，夯实基础。二是在市场组织上，从场内到场外，在建设场内市场的同时，有序扩大场外交易。三是在市场重心上，从融资到投资，从侧重融资功能到更多重视投资者权益保护。四是在市场募资上，从公募到私募，在弥补公募短板的同时，大力发展私募市场。五是在市场质量上，从数量到效率，既要重视投融资数量增加，更要重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以及风险对冲与管理，积极发展衍生品市场。六是在市场开放上，从封闭到开放，加大市场双向开放力度，提高开放水平。七是在市场管理上，从管制到竞争，适当放松管制，鼓励竞争与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长期以来，在资本市场建设中，重场内市场，轻场外市场；重融资，轻投资；重数量，轻效率；重公募，轻私募；重现货市场，轻期货市场；重管制，轻竞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理念认识要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初始条件和历史惯性产生的路径依赖、投资者基础和法治基础薄弱、政策协调成本偏高、监管资源不足等因素，导致资本市场的“倒金字塔”现象。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我提出的七大转变也并不一定全面，但是这七个方面基本上是互为条件和互相促进的，需要逐步协调推进。我们欣喜地看到，科创板设立一年多以来，解决了一大批科创企业的融资和定价问题，为推动落实国家创新战略提供了强大动力。新三板精选层也正式开板运行了，下半年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也会很快落地。总的看，在市场层次的延展上，我们的推进速度是很快的。当然，也要看到我们的市场运行质量和效率可能还需进要一步提升。当前急迫的事情是要研究如何拓宽塔基的问题，如何加快发展私募市场与场外交易问题。3.当前A股市场以散户为主，随着注册制的深入推进，A股投资者结构是否会逐渐发生变化？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是否会进一步增加？我们该如何多措并举、有序引导机构资金入市？答：随着注册制深入推进，A股投资者结构发生变化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研究表明，中长期投资者可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对上市公司治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发展长期投资者是落实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美国等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也经历了早期以散户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阶段。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走向成熟，对投资的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应该会逐渐增加。目前，在试点注册制的科创板市场，上交所正在积极研究推出鼓励、吸引科创板长期投资者制度，推动长期投资者深度参与新股价值发现、形成有利于科创企业和整体行业发展的良好投融资生态，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4.在介绍美国注册发行制的时候提及，更好的解决投机性投资的办法不是政府的“父爱主义”，而是给投资者提供充分的信息。投资者或者说散户，应该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答：美国证券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资本市场，美国建立了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发行融资是发行人的自然权利，只要发行人充分披露信息，即可发行证券，发行人的优劣和价值由市场自主决定。因此，监管机构审核企业发行上市时不做实质性判断，其关注重点是发行人是否充分、准确地披露投资者决策所需信息。我国股票市场在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散户投资者应摒弃监管部门对新股发行人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背书”的理念，而应通过对披露信息和市场行情的研判，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如果由于上市公司欺诈等原因导致损失，除了有关部门依法及时启动行政刑事措施之外，投资者还可积极运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5.在当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做好了跟国际市场竞争和接轨的准备？在如美股限制性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强之后，A股市场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未来从监管上应做怎样的准备？答：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积极稳妥对外开放，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不断提升，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从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因素看，我国在市场规模、市场流动性、市场活跃度等重要指标方面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但在法治指数、营商便利指数上，我们排名靠后。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仍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处在全球第二梯队，未来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近期美国对中国公司出台了限制措施，这既不利于中国公司海外融资，也不利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可以说是损人害己。当前正值我国科技创新活跃期，大量有活力、有创意的公司层出不穷，给A股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进一步推进注册制实施，加强法治建设，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说到底，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取向。6.近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国内有不少上市公司无视法律和规则，涉及财务造假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当今的资本市场波诡云谲，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答：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的确屡有发生，这不仅破坏市场诚信生态，影响了投资者信心，更破坏了资本市场稳定健康运行的基础。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一直以来均秉持零容忍态度，全力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资本市场过去存在“三高三低”问题，即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守信收益低、守信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成本高，这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行为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新证券法按照重典治乱、猛药去疴的法治理念，加大了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会对上市公司违法行为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投资者及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久久为功。上市公司作为市场主体，提高自身质量责无旁贷，承担第一责任。要坚持走稳健合规发展之路，强化诚信契约精神，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不盲目扩张、不偏离主业，尊重和回报投资者，积极践行股权文化。监管部门要通过有效监管、持续监管、分类监管、科技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要加大退市力度，实现资本市场有进有出、新陈代谢的良好生态。中介机构要归位尽责，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严格履行核查验证、专业把关等法定职责，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真实披露。7.我们看到本次疫情反弹，对美股没有造成强烈的冲击，您如何解读？答：2月下旬至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的第一阶段，各国股票、债券、汇率、期货、黄金和原油等多项大类资产价格大幅调整，美股十天之内四次熔断，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股市创下1987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随后，为稳定市场、恢复经济，各国快速出手，出台了天量的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成为发达经济体主流政策。全球流动性宽裕甚至泛滥背景下，各国金融市场逐步企稳回升，包括美国三大股指在内的全球主要股指在二季度均出现了明显反弹。5月以来，美国疫情控制相对较好的一些州复工复产有所加快，就业、PMI、消费等经济指标有所恢复，经济基本面边际改善。但也要看到，无限量、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短期内对稳定市场、恢复经济有积极作用，但长期看不仅透支了未来政策效力，更为未来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埋下了系统性风险隐患。无限量宽政策助推了金融资产泡沫，一旦未来宽松货币政策寻求转向或退出之时，便可能引爆“定时炸弹”，金融市场或将出现剧烈震荡。此外，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造成了市场扭曲，也增加了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尤其是在零利率、负利率情况下，市场主体风险偏好降低，可能会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风险，减少了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的意愿。8.新证券法今年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很多人对处罚力度太低的问题心存疑虑。你如何看这一问题，如何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刑法和公司法同新证券法联动修改，您有什么建议？答：此次《证券法》修订大幅提高了违法违规惩戒力度，并将投资者保护专门设立一章，从多个方面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解决这个问题，单靠证券监管部门是不够的，要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激励机制建设，多部门协作共同实现惩戒目标。通过发挥民事、刑事、行政合力，共同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为相应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7月3日正式就《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修正案》拟将资本市场相关的犯罪作出如下修改：一是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刑期上限，由现行的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组织公司造假的刑事责任；二是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期上限，由现行的3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并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组织公司造假的刑事责任；三是将保荐人明确列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主体，并对中介人员在证券发行、重大资产交易活动中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明确适用更高一档的刑期，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另外，《公司法》修订也提上了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法律制度，《公司法》涉及公司设立、股份发行与转让、公司治理、公司的分立、合并和解散等各个环节，与《证券法》及资本市场联系紧密。期待《公司法》的修订在强化公司治理有效性，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突破。9.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心，您认为注册制下的信息披露与此前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有哪些本质差别？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中各自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小投资者怎样在新的信息披露机制中改变信息不对等的现状？答：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心理念，注册审核从“选秀”、“选优”转变为督促企业向投资者披露充分和必要的投资决策信息，监管部门将不再对披露的信息做实质性判断。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其实质在于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监管机构和市场主体厘清职责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注册审核工作重点更多的在于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齐备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通过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不断完善发行人信息披露内容。督促发行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披露信息，便于投资者阅读和比较。明确发行人预先披露的法律责任，建设统一信息披露平台，加强社会监督。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必须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要求或协助发行人隐瞒重要信息。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依法承担责任。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强化把关责任，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全面核查验证，审阅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做出专业判断，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权利，需要完善新的信息披露机制，重点处理好以下十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信息披露统一性和投资者需求多样性的关系，努力满足不同主体差异化的需求；二是处理好信息披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减少信息披露冗余，增强信息披露的简明性和可读性；三是处理好信息披露可比性与有用性的关系，制定和完善针对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信息披露规则；四是处理好会计准则和披露规则的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结合证券市场实际和投资者特点，对披露规则进行必要的适应性调整；五是处理好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关系，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探索非财务信息标准化，增强通用性与可比性；六是处理好市场主体信息与监管信息的关系，满足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七是处理好发行信息披露与持续信息披露的关系，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信息披露的有效衔接；八是处理好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系，鼓励市场主体遵循自愿原则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九是处理好定期报告与临时报告的关系，提高市场主体信息披露的逻辑一致性，增强一体化程度，避免不同维度的信息重复披露或相互矛盾；十是处理好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增加新行业、新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10.新证券法规定了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您认为这一规定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投资者保护机构如何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各市场主体又应当如何适应我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未来集体诉讼制度还将如何演进？答：此次《证券法》修订新增的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诉讼代表人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既体现集体诉讼核心要素，又能够有效预防集体诉讼群体性风险的发生，体现了中国特色，为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的引领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进一步落实好这项制度，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发布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试行）》，证券集体诉讼的配套制度基本出齐，进入实操阶段。与境外的集团诉讼相比，我国证券集体诉讼一大特点就是诉讼代表人（首席原告）限于投资者保护机构，由于条件精力等各方面原因，投资者保护机构可能仅就部分案件提起证券集体诉讼，更多的发挥诉讼本身的震慑效应。将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放宽代表人范围，更多发挥社会和市场力量，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追究违法者责任，保护受害投资人利益，净化资本市场环境。11.您在书中也解释了A股退市制度为何一直难以执行，您认为2019年和2020年退市企业数量激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科创板推出的废除暂停上市、废除恢复上市、废除重新上市等退市制度改革，可以平移到主板市场吗？答：2019年和2020年退市企业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退市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退市制度逐步发挥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具体而言：一是退市结构发生变化，强制退市案例增多，退市指标从原来主要因为上市公司历年财务状况转变为以交易价格（1元面值以下）为主，由市场自主选择企业的退市，投资者用脚投票；二是各方认识逐渐统一，各方面认识到企业退市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过程，退市阻力普遍减少；三是与退市制度相关的各项配套工作逐步成熟，证监会系统、地方政府、新闻媒体等多年来形成了一套应对公司退市的协调配合机制，确保了退市相关工作的平稳推进。我国退市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退市机制，让上市公司的自愿退市成为基本方式和主要形态，让监督部门实施的强制退市成为辅助形式，二者互为补充，有效衔接，使退市制度真正发挥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通过市场的“吐故纳新”，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适应有活力、有韧性的股票市场的需要。12.近期股市被冠以“健康牛”“结构牛”， A股用了5个交易日就突破3000点并上冲3400点。但随后股市又一步三回头，接连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您是怎么判断当前股市的行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牛市么？市场将监管频频发出降温A股信号归纳为市场回调的重要原因。您认为监管应如何在呵护牛市和提示风险间寻求平衡？ 答：虽然今年以来A股市场曾发生过震荡行情，但相比国际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Wind数据显示，到7月底，沪深两市总市值已突破80万亿元。A股上涨具有经济宏观面、基本面的支撑，反映了投资者对于我国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前景的风险定价，对于促进投资与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促进实体经济恢复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股市属于虚拟经济形态，也是一个风险市场，当前重点应防范杠杆资金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严格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或者绕道流入股市。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责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回归监管本位，“监管姓监”，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强化监管执法的能力，提高执法的速度、质量和效果。13.瑞幸咖啡造假事件以及中概股“回流”引发国内外大量关注，市场形容中概股回归内地股市或者香港股市“参与者只会迟到,从不会缺席”。很多人担忧，可能会有更多的瑞幸咖啡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您认为中概股“回流”对中国资本市场是好事还是坏事?答：资本市场上的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案例境内外都时有发生，关键是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要求，加大打击力度，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中概股“回流”对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改进上市公司结构，一批中概股是最具活力、反映我国经济新动能的优质企业，回流后可以吐故纳新，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二是有利于国内投资者更多地分享公司发展红利，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标的，改善A股回报率。三是有利于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开放股市，改革完善各项基础制度，提高服务效率与水平。四是有利于维护我国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做好外部冲击的应对工作。14.作为证监会原主席，您亲身参与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改革。您觉得，在A股发展了近30年之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改革，对于A股而言，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和经验基础？答：您说得很正确，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三十而立，注册元年”不是一个偶然。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要求。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注册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正式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注册制，通过增量改革、局部试点、积累经验，以增量带动存量，符合中国国情和资本市场实际。可以说，没有科创板这个增量市场板块、这个改革“试验田”，注册制改革将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注册制试点，科创板也将缺乏与之适应的生态环境，板块建设的目标也将很难实现。因此，增量改革路径的顶层设计是非常符合实际、非常富有智慧的。因此，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变革，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必将极大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和机理，真正焕发中国资本市场的应有功能，并实现市场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与发展。15.您在任期内也曾经就注册制的推进，提出不少观点，比如强化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等，现在看来，这些也成为了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核心要义。您怎么看科创板过去一年取得的改革进展？答：科创板过去一年的改革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一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成效初步显现。科创板包容性明显提高，上市标准与纳斯达克、港交所等国际领先交易所相似，对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导流和产业扶持作用初步发挥。科创属性评价标准明确，未盈利、红筹、不同投票权架构等过往只能在海外上市的公司，科创板均能提供服务。截至7月21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133家，累计募集资金1999亿元，总市值2.62万亿元。其中，集成电路行业市值占比33%，生物医药行业市值占比25%，新一代信息技术市值占比21%，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产业集群。二是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审核注册的标准、程序、内容、过程、结果公开透明。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全公开、问询式、电子化、分行业的审核工作特点，压严压实中介机构把关责任的监管要求，初步得到市场认可。目前从企业申请受理到完成注册平均用时5个多月，审核效率明显高于其他板块。截至7月21日，上交所已受理407家企业申请，其中已问询企业367家，通过上市委审核192家，通过证监会注册156家。三是关键制度创新经受住了市场检验。投资者适当性机制，“保荐+跟投”的利益约束机制，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定价配售机制，充分博弈的交易机制，多空平衡的两融机制，异常交易标准公开，从投资者需求出发突出重大性、有效性的信息披露监管，有力保障了发行、交易平稳运行。截至7月20日，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投资者572万人，“保荐+跟投”余额76.0亿元，两融日均余额98.65亿元。上市股票涨跌幅中位数144.92%，科创主题基金平均年化收益66.07%。四是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交易活跃度较为理想，投资者行为较为理性，交易秩序良好。截至7月21日，日均交易额184亿元，日均换手率1.70%。值得一提的是，指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做得很扎实。在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十分重要，这是注册制能够较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监管部门要把一些不适应市场需要的发行上市门槛取消掉，转化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而不是“卡”住企业发行上市。发行上市是企业的天然权利，除非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各个公众市场有不同要求。同时，既然要让市场主体自主作出投资判断，让市场定价等博弈机制发挥约束作用，就要企业将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事项真实、充分、及时披露出来。可以说，市场主体怎么评估、怎么判断、怎么决策、怎么行动，都基于信息披露。所以我们说，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其实是注册制运行的“底层逻辑”，它不仅仅在发行上市环节居于核心地位，其实是贯穿企业整个上市周期。对于如何认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近期媒体对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归纳了“五个清楚”，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即围绕信息披露，重新配置好、调整落实好市场各方的主体责任。一是发行人要“讲清楚”，承担第一位主体责任，要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二是中介机构要“核清楚”，要对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核查验证，承担好把关责任；三是审核机构要“问清楚”，要从投资者需求出发，从信息披露充分、一致、可理解的角度，进行公开化的审核问询，督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保证信息披露的合规性，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四是投资者要“想清楚”，在发行人充分披露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和风险后，自行判断是否要买卖企业发行的股票，以什么价格购买，购买之后要自担风险；五是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要“查清楚”，对于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要求查清事实、严格执法、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照这“五个清楚”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年科创板制度建设和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目前看，“五个清楚”中比较关键的是要“查清楚”，要真正提高违法成本，加大监管执法力度。16.您曾经说过，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注册制，也是说把选择权交给市场、交给投资者。但有些市场人士认为，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交易所对科创板申报企业的审核工作仍然做得很细，问询问题多，是在搞实质审核，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交易所应该如何平衡确保质量和程序审查、便利申报之间的关系？答：您的问题确实有一定代表性，可以说反映出社会上对注册制改革理解还不够到位的地方。首先，审核工作细致，问询问题多，与实质审核是两码事。从专业技术角度看，“实质审核”是有特定含义的，突出特征就是审核机构的工作对象不限于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申报的文件材料，而是要对发行人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实质性审查与核实。从国际情况看，美国、香港等市场不进行实质审核，只对申报材料开展工作，这就厘定了监管部门行为的边界。从科创板的发行上市审核和注册审核看，显然都不是“实质审核”。其次，审核工作细致，问询问题多，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出审核机构履行好信息披露审核职责的努力。我记得曾担任中国人寿独立董事的梁定邦先生说过，中国人寿在美国上市的时候，美国证监会问了3000个问题。确如你所说，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看，发行人质量好坏、是否值得投资、以什么价格投资，要由市场自主判断，而前提就是企业要“说清楚”，要将商业模式、财务状况、经营风险、发展前景等重要事项，公开、真实、准确地讲清楚。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角度看，就是事前要精简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并转化为严格信息披露要求；事中履行好信息披露审核职责，督促发行人“说清楚”，中介机构“核清楚”；事后，还要督促发行人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落实好退市制度。所以，当我们考查科创板是否问得太多、太细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看看，科创板有没有在公开的发行上市条件之外再设新的条件，有没有通过问询设置隐性的发行上市门槛？显然，科创板没有这样做，符合公开透明的发行上市条件的科创企业，普遍反映通过审核的预期更明确了。同时，科创板审核时间相比核准制明显缩短，通过率明显提高，这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当然，因改革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试点初期的确有多问、免责的倾向，审核人员的压力较大，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理解一时还不够到位，通过多问、仔细问来督促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注册制审核经验的积累、流程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必经之路，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总之，科创板审核工作已进入“更精准”“更高效”“更务实”“更协同”为特征的2.0阶段。业界也普遍反映，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时间可预期，发行上市结果可预期，审核过程和节点明确，重大合规性和财务真实性以外的问题通过信披来解决。特别是今年3月证监会、上交所解决了科创属性认定的标准问题后，申报预期进一步明确，企业申报更加便利。今年以来，虽然在疫情影响下，科创板申报数量仍迭创新高，上交所上半年IPO成为全球冠军，这都充分说明了科创板审核工作是有效的，也得到了企业和市场的认可。17.上交所近期提出将在制度供给和资本供给两个方面进行科创板的深化改革。您认为，科创板在制度供给层面，有哪些是当务之急应该优先推进的改革？答：我认为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科创板目前亟待解决的短板问题，就是要建立长期投资者制度，鼓励引导更多长期投资者参与科创板。从中长期板块建设的角度看，长期投资者制度的落实，有利于实现投资和融资关系的平衡，有利于解决市场供求形势变化带来的市场估值和交易各方利益结构性调整问题。股票市场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短期方向型交易者，主要通过方向性投资获取短期波动的价差收益，同时为市场注入丰富的流动性。第二类是中长期价值型投资者，主要以获取股息和长期增值等收益为主，根据公司的基本价值，采取买入并持有、动态调整的策略，成为市场中长期价格中枢，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第三类是套利型投资者，主要在期现货之间进行跨市场、跨产品交易，有利于价格发现和提高定价效率。股票市场研究一般认为，中长期价值型投资者的市值占比超过一半，交易量占比约三分之一，属于比较合理的情形。中长期价值型投资者一般采取逆周期投资操作，从而客观上有利于二级市场稳定运行。即通常采取买入并持有方式，按年度预期收益参数动态调整持仓，且保持市值相对稳定。同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通过支持公司成长壮大而获得长期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并不缺少资金，但缺少足够的真正做长期投资的“长钱”。从科创板行稳致远的角度看，必须从长期视角切入，建立起长期投资者制度，对真正采取长期策略的机构投资者建立公开备案名单，使其在发行询价、定价、配售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获得更多的机会，并自愿承担长期投资的相应责任，促进市场流动性、波动性、平稳度与市场功能相匹配。18.对于投资者而言，有人认为，当前科创板50万元市值的门槛依然设定得过高。您怎么看？科创板应该如何平衡投资者参与活跃度和适当性管理之间的关系？答：一定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是增量改革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在改革之前，在确定了增量改革、局部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开的增量改革路径之后，要实现这个路径安排，那么“增量”体现在哪里，与存量市场有何区别。其中，投资者的适当性是一个重要区别，没有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就无法充分适应增量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具备较大跨越性质的改革措施。比如，我们说科创企业的科技创新不确定性高，业绩波动大，经营失败的风险高，这都需要有相应的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与之相适应。同时，从科创板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并不必然意味着科创板活跃度的降低。据统计，从2019年7月22日到今年7月21日，这整整一年中，科创板的日均交易额是184亿元，日均换手率是1.70%，大概相当于同期主板换手率的2.3倍。也就是说，科创板的活跃度还是比较理想的。我们通常印象中适当性高了，活跃度就降低了，这个线性关系可能并不是那么靠得住。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延伸开来说一下，就是既然科创板通过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和一系列制度机制设计，构造了一个全新的增量板块，那么，我们也需要很好地利用这个增量板块，充分发挥它的“试验田”作用，大胆推进一些新机制、新措施在科创板试验。19.科创板从设立之初就被冠以“中国版纳斯达克”的期待，您认为，站在当下时点看，科创板距离纳斯达克还有多大的距离？从资本层面、制度层面，还有哪些改善的空间？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实际上对于这次改革的“初心”，总的看是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积累试点经验，三是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这最后一点，很多人可能有点淡忘了。你问到科创板距离纳斯达克还有多大的距离。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可供观察比较的视角，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现象，就是中概股回归。中概股回归首先是体现了上市主体在各个市场利弊之间的权衡，其次也可供观察比较不同市场的制度竞争力。不少市场观察者认为，一些优质的红筹科技企业还没有将科创板作为首选回归地，有的认为，科创板可以考虑借鉴香港市场的做法，认真研究和推出“第二上市”制度，即在认可第一上市地监管的基础上，实行较多的豁免、简化的监管制度安排，从而提高对红筹等科创企业的吸引力。这些建议有可取之处，值得认真研究。当然，我们考查和评价科创板的制度竞争力，总是需要一种发展的、动态的眼光。一年前，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已上市红筹企业回归的门槛能够从2000亿下降到200亿，未上市红筹企业门槛从有条件的200亿下降到100亿或有条件的50亿；一年前，我们没人能够想到，VIE、用汇、募资出境、限制性股票单元这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有了相应的通路可以寻求解决。一年前，我们没人能够想到，竟然真的有不止一家红筹企业能够在科创板上市。所以，对科创板实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制度吸引力，应当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20.您认为目前股指期货的功能发挥的是否充分？股指期货非套期保值持仓的交易保证金标准和平仓交易手续费标准需要恢复到2015年股市波动前的水平吗？答：自2015年以来，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已经4次调整了交易限制。目前，市场交易和风险管理功能都已经恢复正常，市场总体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放宽交易限制，需要在充分研判风险的基础上，考察市场真实的风险管理需求。21.今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各项改革加速挺进深水区，市场上关于“T+0交易”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在您看来，未来“T+0”回归股票市场是否可期？您在《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一书中提到，今后在研究T+0交易制度时，可以考虑从蓝筹股开始试点；这个建议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呢？答：T+0是境外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一种基础性制度。根据国际证券服务业协会（ISSA）数据，44个全球主要市场中有42个市场允许T+0。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不允许T+0，而在交易所债券、债券ETF、黄金ETF等证券品种上允许T+0。长远来看，在A股市场实施“T+0”是交易制度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但“T+0”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容易诱发投机炒作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暴涨暴跌。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参与T+0的个人投资者是亏损的，在我国目前个人投资者占比极高的情况下，何时实施、怎样实施T+0交易必须慎之又慎。蓝筹股盘子大，估值稳定，波动较小，抗操纵性强，率先试点T+0交易风险可控。22.您在这本书中提到了对于A股市场当年设置熔断机制的反思，今年的美股市场也罕见地出现了四次熔断，而且美股并没有实行“T+1”和涨跌停板交易机制，那么您如何看待美股今年出现的多次熔断，熔断所带来的磁吸效应是否会是跨越不同市场而存在的？答：磁吸效应会跨越不同市场而存在，且并不是只存在于“T+1”交易制度和有涨跌停板的情况下。事实上，美股在1997年就出现了熔断，且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的分析报告，熔断存在磁吸效应（Magnet Effect）。1987年美国股灾之后，为促进证券、期货市场通过协调方式降低潜在的市场波动和不稳定，SE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批准交易所设立了跨市场熔断规则，1988年10月生效。87股灾10年之后的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触发跨市场熔断机制，当时熔断阈值为350点和550点两档，SEC的研究报告表明，550点的这一档熔断存在显著的磁吸效应。熔断的磁吸效应一般表现为即将触及熔断阈值前，市场下跌速度显著加快，主要与投资者情绪密切相关，投资者交易的非理性程度越高，越容易出现磁吸效应。受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美股本身估值已经很高等影响，美股频繁触及熔断显示出了投资者的恐慌。同时，美股市场量化对冲、高频交易，加上波动型基金规模大，自动化交易占比过高，也势必引发羊群效应，导致市场崩塌。23.《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当前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几乎触达各个层面，这是否会影响传统金融投教工作的开展？答：监管机构始终把投资者保护贯穿于监管工作始终。在推进诉讼维权机制创新的同时，监管机构也在不断完善以投资者教育为核心的事前保护机制，把投教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取得了积极成果。科技手段的不断普及让信息传播更快更广泛，为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普及投资知识、开展警示宣传、帮助提高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并促进投教工作不断深入投资者群体。目前，全国已形成100多家实体和互联网投教基地，制作了原创投教产品3万余种，电子产品的点击量超过了1.3亿次。证券业协会形成了以投教网站、App和公众号为平台的立体投教服务平台。未来，金融投教工作将更多借助科技手段，更加贴近投资者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使社会公众更便捷获取教育资源，提高投教实效。24.您在《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一书中也提到要大力发展数字资本市场，目前这一市场的成熟度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或挑战亟待解决？您也说过“虚拟资产交易所势必发生”，为什么您认为未来会出现这一趋势？答：我国正在建设“数字中国”和“数字经济”，数字化成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资本市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取得不俗的成绩，当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本市场数据被采集、传输和汇聚，海量、多样、实时的数字技术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资本市场的生态，创新资本市场服务与投资模式，促进机构转型升级，催生新型数字证券资产。但也应看到，数字资本市场仍然处在初级阶段，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体现为：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数字基础设施有待加强，传统组织架构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等。运用数字化技术可以使得原来非标准化产品和服务逐渐走向标准化，也会催生出数字资产交易的需求，未来数字资产交易方式更加灵活高效，交易场所也要适应市场形态的变革，这就势必产生新型数字资产交易所。25.纵观全书，您从中国市场2015年异常波动的根源开始对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问题深入探讨，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您脑海中有什么设想？达到您理想的资本市场状态，预计还需要多久？答：我脑海中的设想是，中国资本市场将会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可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世界上资本市场产生发展已经有几百年了，对我国来说，资本市场属于“舶来品”，经过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用三十年时间差不多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展现出极大的后发优势。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先天不足，市场结构不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波动过大，仍具有明显的新兴加转轨的特征，要实现我们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充满信心与期待。26.这几年的时间里，资本市场迎来了改革提速的周期，过去多年喊过的政策都在一一落地，您认为相比此前，资本市场政策落地的外部环境有很大变化么？答：是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与效果明显增强，货币政策更加稳健、灵活与适度，宏观经济保持稳中向好趋势。法治环境进一步改善，新《证券法》系统总结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践经验，在许多方面作出重要修订。上市公司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公司治理改善。市场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监管执法明显加强。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力度加大，各类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日趋成熟，投资者结构得到改善。诚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信用信息覆盖面扩大，数字经济、数字金融迅速壮大，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变革。27.中国股市非常重视帮助企业融资的职能，但是股民往往把频繁的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等行为被视为对投资者的伤害，这是不是导致中国股市难以长牛的原因之一？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应该如何平衡？ 答：我国股市牛短熊长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把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视作原因之一有失偏颇。实证研究表明，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都会增加股票二级市场供给，但对大盘和个股价格的影响都是短暂的，改变不了股市的中长期走势。供给的增加往往会导致需求的变化，供给的影响也会被市场需求所消化。股票供求关系不同于商品供求关系与货币供求关系，既是一个理论课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境内外不同的股票市场，股票供给与需求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平衡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股票定价，除了受股票供求影响外，还涉及如何科学度量股价的方法与工具，人们的预期在定价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人看好的公司，股价起不来，反之亦然。一些赚钱的公司不值钱，而一些尚不盈利的公司却很值钱。这说明股票定价只能交给市场来决定，由参与市场主体按规则相互博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8.眼下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联合多国对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海外业务的围堵，是否最终会伤及中国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扩大开放，外资频繁进出，您在书中担忧西方成熟资本利用中国监管漏洞搅动市场，对此您认为结合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中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防范和监管？答：资本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健康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内因，即是否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上市公司是否稳健经营，保护投资者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善，监管是否有力。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应对复杂环境的韧性不断增强，监管能力不断提升，政策工具较为充足，金融开放蹄疾步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更大浮动幅度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外部风险冲击。29.您在《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一书中提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益处。目前，我们对外资的金融准入门槛进一步放低，但还没有完全开放。您认为金融开放应保持怎样的节奏？开放外资银行与中国的银行无差别竞争的时机是什么？在开放的进程当中，我们要谨守哪一类底线，同时在哪一些方面则要大胆尝试？答：我国金融开放必须和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开放程度还要与监管能力相匹配，2013年以后，我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明显加快，特别是2017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开放措施，大大超过了此前开放水平。为了实现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平等竞争，建设高水平开放的现代金融体系，应当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保留必要的审慎监管措施和例外措施的基础上，中外资银行一视同仁，享有平等准入机会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在开放中要守住维护金融稳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律规范的底线，在业务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应当允许大胆尝试。30.中央多次表态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股市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对实体经济的帮助具体有哪些体现？从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来看，美国经常保持在100%以上，而中国基本都在80%以下，未来应该提高到多少比较合理？答：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促进资本形成、促进价格发现、提供交易功能并优化公司治理。从企业融资角度看，权益资本是长期的稳定资金且无须还本付息，债务资本一般是中短期的且必须还本付息的，对于一些科技创新公司，由于其“轻资产”和“重人力资本”特征，债务融资比较困难，更适合股权融资。股票市值／GDP一般大体反映一国经济的证券化水平，既取决于股票上市数量及市值规模变化，也与GDP规模体量有关。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4906家、总市值47万亿美元，其中纽交所28万亿美元、纳斯达克19万亿美元（截至8月4日，WIND数据），美国2019年GDP是21万亿美元，其股市总市值/GDP比值是224%。A股上市公司3938家、总市值73.8万亿人民币，2019年中国GDP是99万亿人民币，总市值/GDP比值是75%。但是也要关注到，我们还有很多公司在香港、美国上市，即中资港股及海外中概股，这些境外上市的中资股票总市值约占内地总市值的1/3，约合25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加上这块，我国股市总市值/GDP比重已经接近100%，这个比重已经超过全球大型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了，我个人预计中国这个指标还会进一步增长。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科创板注册制已经试行一年多，创业板注册制推出在即，新《证券法》也已经开始生效，这些重大变革将进一步加快更多优质公司的上市进程；二是我国潜在上市公司资源较多、成长性较好，一般还是各行各业甚至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其营收或利润增速平均来讲要比GDP增速要高一些，长期来看，最终会反映到市值的增加上。总的来说，证券化率取决于很多因素，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值得深入研究。

来源:经济参考报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研究，得出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十大热点，即：经济增长与发展、自主创新、三农、资本市场、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公共经济（含公共管理）、区域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他称，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一二三四五六”特征。“一”是一个理念。即使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也要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能因为短期压力而动摇。为此，自主创新在2019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中排在第二位的高位；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三农”问题研究位次上升三位，区域经济上升三位，城市经济首次进入前20；绿色发展上升两位；体现开放的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和体现共享的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均保持高位。“二”是两个动力。一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二是作为“两轮驱动”之一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周年之后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经济下行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三”是三大攻坚战。收入分配和收入政策、绿色发展以及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学界对坚决打赢脱贫、污染防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的重视。“四”是四个全面。收入分配与收入政策的高位和公共经济热点位次的上升，从经济研究角度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五”是五位一体。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热点始终保持在第一位，体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战略。政治方面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高度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就业近几年保持高位，体现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的重要性。“六”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通过一系列经济热点的研究，就是要达到“六稳”，把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研究中，实现“六稳”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各上升两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保持高位，企业成长上升4位，企业投资大幅上升21位，首次进入前20。

法学专家搞不定学术打假——谁来判定论文抄袭？看到查重报告显示，论文的文献复制比超过50%的时候，姚洪军一度觉得自己要举报的抄袭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的副教授，关注本院院长侯怀霞涉嫌“抄袭”已经9年。他提供的中国知网查重报告显示，侯的博士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达55%，另外5篇期刊文章分别为97.8%、69.1%、55.4%、53.1%、47.6%。依靠这些查重报告，他给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写举报信，跟涉事学校反映情况，一一打电话给期刊和论文原文作者，也在网上发帖，结果是无一例外地碰壁。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回应“不构成学术不端”，授与其博士学位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认定“不属于轻微抄袭”。海大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明确表示，侯论文存在瑕疵，但绝非抄袭，“调查资料翔实，我们随时等待向有关部门汇报”。曾以272分通过司法考试、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的姚洪军困惑了。为了搞清事实，他电脑里的资料已存了几个G，但似乎掌握的资料越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事实上，不只是姚洪军，那些参与评议的专家，也面临难题：知网查重存在误差，人工评议不被信任，学术抄袭没有统一标准……面对这份“抄袭”鉴定，他们也在思考：当学术抄袭被讨论至铺天盖地时，什么才是最准确的评价标准？抄袭与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查重系统的结果专家“不认”作为同事，姚洪军第一次关注到侯怀霞“涉嫌抄袭”，是在2010年5月。读过她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突然觉得“有些问题”。他已经看过侯怀霞的多篇文章。“她发的文章很多，领域也广，涉及诉讼法、广告法、环境法、知识产权、对外投资、企业责任多种多样，但她研究方向比较固定，而且法律领域的研究在2000年已经细分了。”在姚洪军看来，侯怀霞这样的“多面出击”，基本没有可能。姚洪军将侯怀霞的多篇学术文章放进了知网查重。其中，侯怀霞的博士毕业论文《私法上的环境权及其救济问题研究》在知网查重报告中显示，与25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有重合。以各个章节来统计，侯文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分别为：前言30.6%；第一章49.8%；第二章54.1%；第三章57%；第四章62.8%；姚洪军计算过，综合下来，整篇文章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约为55%。这份知网查重报告是在2015年生成的，侯怀霞则是在2008年6月6日通过的答辩，报告里列出的被复制的文章也包含了部分侯文刊发后发表的文章。为“防止误差”，姚洪军又进行了人工比对。他一页页圈出侯文中与他人雷同较多的文字，“最保守估计也超过6万字了”。侯怀霞的博士论文一共16万多字，按照姚洪军的算法，这些雷同的部分起码占到这篇论文的36%。侯怀霞毕业的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颁布了《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其中第10条写明：整段雷同内容占整篇学术成果30%以上，或将他人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构成重度抄袭行为；占10%且非主要创新点，也构成轻度抄袭行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官网显示，侯怀霞2004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资源法方向）专业。2008年6月6日，她完成了毕业论文。姚洪军提供的知网的查重报告显示，侯怀霞另有5篇期刊文章也被指抄袭。2004年发表的《垄断涵义探析》、2006年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2007年发表的《论宪法上的环境权》及《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2009年发表的《论人权法上的环境权》，这些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内容占比分别为53.1%、69.1%、55.4%、47.6%、97.8%。姚洪军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抄袭是再清晰不过的事实了。然而，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给出的结论是，侯怀霞博士学位论文不足以构成轻度抄袭；上海政法学院的认定结论也为侯怀霞的期刊文章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则“事实”也遭到了侯怀霞本人的反驳。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复制比中常理和法律法规都会标记，且她对别人的观点不是直接引用，就是间接运用，“这个学术规范是允许的”。侯怀霞坚称：“我没以任何方式去侵害和套取别人的东西，是否抄袭目前学校已经有结论，这些结论都有依据。”她还表示，其中一篇期刊文章《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其实“是别人抄我的，是我先发表的论文集”。至于这本论文集的具体信息，她却称“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我没有那些问题。如果真的构成抄袭，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侯怀霞说。信机器，还是信人姚洪军想不明白：“我也是学法律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这里，难道还不足以认定？”在他看来，居高不下的“复制比”是推不翻的事实。但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参与侯怀霞论文鉴定的专家李其眼里，查重报告里的数字并不一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李其承认“侯怀霞的论文存在缺陷”，但他同时强调，“这绝不属于抄袭”。按照他的说法，知网的查重会标记雷同的语句，但无法作出更加细微的划分。尤其像侯的博士论文为法学类别，涉及援引大量法律法条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侯文中被举报雷同的部分，涵盖科普性叙述、新闻类报道，也有相关的法律法条，而这些都要依照实际情况来综合判定。“一些历史性综述，有时候用自己的话概述反而不准，不如直接引用已有的说法。”李其说。“知网查重并不能作为评判学术抄袭的唯一标准。”从2007年开始，学术不端问题越发被重视，部分高校要求硕士研究生论文和博士论文都需要进行知网查重，只有检测合格才能论文答辩，这个要求随后也延伸到了本科阶段。相比人工筛查，它的数据库庞大，筛查标准统一，工作周期短，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论文保证了审核速度，它逐渐成了学术问题筛查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2012年，教育部颁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又颁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知网查重的搜索指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升高。但即使知网查重是我国目前相对可靠的查重工具，机器检测与人为判别毕竟存在一定的差别，一些有关学术问题判别的争议也往往因此产生。李其说，引入知网后，学术界往往将“复制比”作为判定论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不少优秀论文是在既有的成果上推进的，有突出的创新点但可能也存在较多雷同之处，很容易被复制比这一个指标“一棒子打死”；另一部分人却因此找到了捷径——可以没有观点，但是要会用新鲜的写法包装。在李其看来，知网查重一方面的确保证了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却也“圈住了君子，放过了小人”。这个空子曾被不少人死死地盯住。在市面上，一种所谓的“反知网查重”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论文检测系统应运而生。打开淘宝，一个月销量高达55万多笔的软件还能提供“降重”服务。拿这个软件来说，它可以根据论文查重情况，自动计算论文“降重”的价格，若需求紧急，24小时处理完还需再加钱。每逢毕业季，该店铺的论文查重及“降重”服务价格噌噌地上涨。有人总结，企图抄袭者能够用各种方法规避掉知网的查重，而潜心创作者因为引用问题却可能无法通过。“知网查重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方便，并非绝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是不是学术不端应交由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作判断。”关注过多起学术抄袭事件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表示，知网查重系统统计的相似度可以用作提示，是否构成抄袭必须进一步鉴别分析。在众多的学术不端行为中, 学术打假的对象多数来源于直接搬运他人著作的显性抄袭者。作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软性”的抄袭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软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范畴——“隐性”抄袭。有国内知名高校在读学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自己与导师合著的毕业论文被导师私自“霸占”：缩写为短篇论文，以个人的名字偷偷发表在期刊上。导师解释只出现一位作者是“期刊要求”；但期刊回应“基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对于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来说，鉴别分析抄袭也是道难题。比如对于界限并不分明的中间地带，什么能成为评判抄袭与否的标准？李其的方法是判定作者是否提出了新观点。但问题是，“观点机器无法识别，需要依赖人评。但人又很难被信任”。他们只能再次回归软件，这位教授无奈，“可软件不可能没有误差”。事实上，在国外，筛查论文也主要依赖这样的反抄袭检测系统。国外大学中应用最为普遍的系统是Turnitin。Turnitin会将用户上传的文档与后台数据库里的文章作出比对，计算相似度的比例，以及包含大量相关信息的“原创性报告”。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超万种不同的期刊杂志、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以百亿计的网页。它还采用了智能语料库技术——哪怕你改写了原文，一样会暴露。新技术能否检测旧问题被侯怀霞写入博士论文“致谢”中的刘惠荣，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的党委书记。侯怀霞表示，刘是自己的朋友、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读博期间曾给自己诸多鼓励。刘惠荣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08年，那时候，学院里的答辩尚没有查重手段。对侯的论文审查，是答辩小组成员通过几层评议对内容进行的审核。“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问题。”她强调。在她看来，存在问题的反而是举报本身。“侯的博士论文是2008年发表的，举报人是2015年用知网的查重软件检测，这是用现在的软件和标准去检测过去的文章”。她表示，一来，知网检测到“借鉴”的文章里，涵盖了侯文发表后刊发的文章，谁借鉴谁还不好说；二来，时代不同，用现在的标准去追溯和定性过往的文章学术不端并不能说得通。“即使从法律角度讲，也存在不咎既往的说法”。2009年，教育部颁布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事实上，被指抄袭后，总有高校及当事人回应：“刊发的论文发表早于各项规范出台。”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这些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对此，张世友给出的说法是，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10年前的标准不一样”。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曾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她的两篇论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专著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还有两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但校学术委员会对此的认定是，蔡红英两篇论文发表时间在规定实施前，当时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引用不够规范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是刊登两文的杂志社所允许的。“存在学术不够规范问题，但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早已见怪不怪，但在熊文钊看来，“不能以新技术去追溯旧问题”，重点是要区分长期以来，判定抄袭的主要标准是不是未曾改变过——比如，无论什么时期，大面积的重合都不被允许。“在标准一定的情况下，这只是用新技术去检测曾经没发现的问题。”他说。抄袭与否到底谁说了算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李其记得，接到举报材料，学校就成立了专家小组，但研究侯怀霞博士论文的“工作量很大”。从分析论文到写完报告，李其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加上一些学校规定的流程，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月。他研究了所有国内、国外相关规范，但发现仍有很多条文覆盖不到的模糊地带。他甚至自创了一套评判标准，拿着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但论文是否抄袭，仍旧“是个非常难界定的事情”。“首先，国内外没有对抄袭的规范；其次，具体到每篇论文，硬性的标准也不管用，因情况而异。”他说，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商榷，没办法用查重系统来生搬硬套。他表示，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是“独立存在的”，按要求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关于侯论文详细的分析报告，他本人没有留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了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方称相关情况为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但这样一份让李其费尽周折的评议结果，却并没有得到举报人姚洪军的认可。长期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得出的结论多是“过度引用”或不规范，这也曾被人质疑是“降级处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在校科研部门中，即使是独立机构，也有可能受行政因素干扰，对举报的审议难以保证足够地公平。而且，鉴定抄袭不只是高校面临的难题。姚洪军举报侯怀霞涉嫌抄袭的期刊文章不少刊发于知网查重系统问世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侯怀霞曾发表论文的《苏州大学学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为核心期刊，《苏州大学学报》曾负责侯怀霞文章的编辑康敬奎说，按照现在的处理方式，投递来的文章首先用知网进行筛查，复制比低于20%才能进入编辑流程。而在当时，刊文的筛查流程为初步查重、外审专家提供意见，都通过，再由编辑部根据情况排版。如今，康敬奎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查重操作，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看以前有没有其他人发过类似文章，是不是一稿多投，也会看看作者的学术背景。”“多数凭印象，根据平时对稿件的掌握情况”。他说，“顶多是这样。”同样是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学版块的负责人苏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那会儿查重系统还没出现，就干脆没有系统式的查重。”他解释，一般来说，编辑部会把投稿的文章全文在百度上搜索；之后是专家复审，依赖专家对作者和该领域的熟悉程度，有时候也看直觉，看看文章跟作者本人职称、学历和研究方向等相不相符。“我们也很困难。作者如果抄一整本书，我们很难知道。”他反复强调，“当时真的挺辛苦的。”“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储朝晖说。对此，储朝晖的建议是，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让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事实，之后，再由学校行政部门作出处罚。举步维艰的维权之路这些机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举报人，姚洪军说，在这场举报中，自己多数的时间都在等待。从2015年5月起，他就手中的材料开始举报。一年多过去了，姚洪军等来了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结论的告知函》。同年12月，姚洪军开始向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举报侯怀霞的学术不端问题。没想到，事情一拖又是一年多。“即使按照规定，处理期限也最多是90个工作日。”姚洪军说，实际上，《上海政法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也阐明：接到举报后，学校要在30个工作日内正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组应于6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实认定的规定。2017年6月9日，上海政法学院才给出认定结论，这份认定结论表示：“侯怀霞以上海政法学院名义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两篇论文，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2017年7月5日，姚洪军再次对上海政法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认定标准并重新作出认定。这一次，学校很快给出答复。两个星期后，姚洪军收到了结果，“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复核，重新鉴定等于重复程序和鉴定，浪费资源，校学术委员会对本次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但并未对公开认定标准的要求作出回应。研究法律的姚洪军不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他仍然想要一个“绝对的真理”。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国在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据AEIC学术交流中心统计，去年一年，我国高校发生15起被公开讨论的论文抄袭事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的名校。这也是他执着举报的原因之一。在姚洪军看来，弄清楚侯怀霞论文的模糊地带，不仅关乎个人，也关系到我国学术评价的整体标准。“在政法学院，特别是法学博士之间，所有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是潜规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他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其、苏伟为化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实习生 郭晓阳 安凤仪 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地时间2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召开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任命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一职。△图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图片来源：法新社来自非洲大陆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成为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首位女性总干事。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主席戴维·沃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世贸组织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任期将从2021年3月1日开始，于2025年8月31日结束。她带领世贸组织在应对疫情上发挥作用奥孔乔-伊韦阿拉在声明中指出，能当选为世贸组织总干事感到很荣幸，她誓言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和生命健康挑战。她说：“如果要从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下全面、迅速地恢复过来，世贸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我期待能与各成员国合作，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应对措施，让全球经济得以正常运转。”据路透社报道，奥孔乔-伊韦阿拉还指出疫苗“民族主义”将拖延疫情结束的进程。她表示，研究表明，如果贫穷国家的人群无法及时接种新冠疫苗，全球将蒙受9万亿美元潜在的经济损失，而且其中一半的经济损失将由富裕国家承担。只有所有人都安全了，才是真正的安全。△路透社报道截图奥孔乔-伊韦阿拉表示，WTO规则需要更新以应对21世纪面临的新事务和新问题，例如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方面有所变化。在战争中长大 奥孔乔-伊韦阿拉自述“能吃苦”现年66岁的奥孔乔-伊韦阿拉生于尼日利亚南部的三角洲，她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土王。奥孔乔-伊韦阿拉的父母都是学者，曾在欧洲求学，她和六个兄弟姐妹由祖母抚养长大。童年的生活并不轻松。9岁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已经学会了做饭、拾柴等很多家务。1960年尼日利亚脱离英国独立时，奥孔乔-伊韦阿拉刚刚六岁。十几岁的她又经历了尼日利亚残酷的内战，在此期间她的家人失去了全部积蓄，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断。“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孩子们都快死了。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学会了节俭。我可以睡在泥地上。” 她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能吃苦。”当3岁的妹妹患上疟疾时，母亲也在生病，14岁左右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只能背着妹妹步行五六公里，去找邻村的医生看病。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从窗口爬进了人满为患的教堂，最后找到了医生，得以让妹妹接受治疗，挽救了妹妹的生命。尼日利亚内战结束后，奥孔乔-伊韦阿拉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区域经济和发展博士学位。奥孔乔-伊韦阿拉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5年，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期间，她负责监管非洲、南亚、欧洲和中亚等地区的业务。2003年后，奥孔乔-伊韦阿拉两度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并在2006年短暂出任过外交部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奥孔乔-伊韦阿拉领导了粮食危机援助行动。多次进行经济改革 被称作尼日利亚“铁娘子”奥孔乔-伊韦阿拉被称作尼日利亚“铁娘子”，曾与她一起共事的经济学家埃达·奥萨克维（Ada Osakwe）这样评价：她坚定、大胆，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很严厉，但她就是做她自己，也爱开玩笑。△尼日利亚《商业日报》评论奥孔乔-伊韦阿拉为“铁娘子”她因制定改革计划而倍受赞誉，这些改革计划也让尼日利亚的经济状况保持稳定。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2005年，奥孔乔-伊韦阿拉领导了尼日利亚与巴黎俱乐部的艰难谈判，为尼日利亚争取到一项18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协议。在她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的第一个任期内，她让尼日利亚债务从300多亿美元下降到120亿美元。母亲遭绑架也难以阻挡她改革反腐的决心奥孔乔-伊韦阿拉特意在报纸上公开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公布每月财政拨款，这一做法被认为提高了政府治理的透明度。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尼日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她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个电子财务管理平台——政府综合财务管理和信息系统（GIFMIS），包括国库单一账户（TSA）以及综合工资和人事信息系统（IPPIS）等，这一努力有助于减少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奥孔乔-伊韦阿拉在其2018年发表的著作《打击腐败》一书中写道，为了应对腐败和支持经济改革，让她多处树敌。2012年，奥孔乔-伊韦阿拉83岁的母亲也因她推行一项终止燃油补贴的措施，遭到反对人士的绑架，绑架者要求她登上电视宣布辞职。最后，她的母亲逃脱了出来，奥孔乔-伊韦阿拉并没有辞职，经济改革的措施也继续执行。奥孔乔-伊韦阿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称我为‘麻烦的女人’，但我不在乎他们叫我什么名字。我是个斗士，我非常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对我想要实现的目标不遗余力。”她形容世贸组织的工作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2011年，《福布斯》杂志将她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十位女性之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援引美国贸易办公室观点称，她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和国际外交知识，以较强的领导力广受尊敬，并在管理成员众多的大型国际组织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奥孔乔-伊韦阿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贸组织需要焕然一新。”“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但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可以真正地着手开始工作了。”

近期，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在上海举办“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验宣介会”。在现场，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合)执行董事董川向包括《陆家嘴》在内的媒体宣传介绍了资本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发展的现状、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创投联盟的定位与作用。在董川看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在过去五年内快速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临三大难题：首先是早期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难；其次是在人工智能行业领域投资需要更多专注、专业的投资机构；第三是市场上缺少长期的投资资金，市场资本结构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作为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国投创合将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项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投资机构，助力专业领域的创业投资机构发掘早期优质项目，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陆家嘴：从整体来看，您观察到目前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创业的发展呈现哪些特点？特别是有哪些值得创投机构注意的细分领域？董川：从1956年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有60年的历史，也经历过几次波折。最近的这次发展过程中，除了基础算法的发展以外，核心的两个因素是数据的增长与积累和芯片行业发展。“数据”和“计算力”这两个最主要的核心要素方面，大公司都有优势：一些互联网公司在自己领域里面掌握大量独占数据；围绕计算能力，头部企业的持续研发和投入也是非常大的。相对而言，创业公司在这个行业的机会主要在应用层面——根据自己的数据积累，结合细分领域独特的优势，找到行业的解决方案。机器视觉是目前产业规模化应用最领先的领域；安防是目前阶段行业应用中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智能安防市场规模在整体的AI市场中占比较高。除开这个独特的领域之外，很多具体的细分领域，发展还是比较慢；资本支持的力度还是比较薄弱。这种投资的缺乏，其实可能影响到大的市场发展。以自动驾驶行业为例。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企业近几年获得不少资本支持，但是作为自动驾驶基础部件的传感器、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导航等细分技术领域还是存在瓶颈。这些支持系统的发展缓慢制约了自动驾驶系统下一步的发展。陆家嘴：近年来，我们观察到人工智能正在重构多个细分行业的传统业务，在此次浪潮中，资本的力量起到哪些作用？董川：资本助力AI产业成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资本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首先就是资金的支持。根据行业机构统计，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大概有一千家，整体投资金额2000亿左右，投资的项目数量约为1200笔。刚开始拿到这个数据，我还并不是特别相信；但当我们分析人工智能团队的融资历史细节后，觉得数据其实是有说服力的。目前人工智能四个细分领域、机器视觉、自动驾驶、AI芯片、语音和语义领域都是投资的热点方向，资本也助力产生了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举个几个例子，我们看到在机器视觉领域的商汤科技、旷视、云从科技、依图等企业的产品已经实现与实体经济规模化结合；在自动驾驶领域，一些公司的自动驾驶业务已经具备产品化、产业化能力，Momenta、小马智行等高级自动驾驶方案公司也获得大笔融资，继续投入技术与产品研发；在语音语义方面，思必驰、出门问问、云之声等公司的消费产品有望迎来快速增长，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赋能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在AI芯片领域，寒武纪、深鉴科技等公司正在积极研发产业底层关键技术并已经形成产品，为行业提供算力支持。上面这些案例中，有些初创公司可能只花了两三年时间，就成为上百亿估值的企业。人工智能虽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赛道，但资本的热情不减，其中资金向头部集中的效应是非常明显。我们统计，截止目前，头部的十余家人工智能公司总体融资金额接近500亿人民币。(二)资本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其次是人才的支持。资本助力人才成长，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院借助自身优势提供技术研发与人才成长的环境。这类企业研发投入大，培养大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其次是创投机构(如创新工场等)，积极建立AI工程院、AI训练营与大赛等，帮助行业人才成长。(三)资本助力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融合：如果说是资金是最基本的“食材”，人才是好的“厨师”，那我们还需要好的菜谱。产业资本在提供“菜谱”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第四范式，通过与大型商业银行合作，提升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和市场营销方面的能力。还有上海快仓，通过和菜鸟和百世的合作，获得了更大的场景、更复杂的业务来验证系统和产品，形成了新的物流仓储方案。出门问问也是在去年获得大众投资，双方合作在汽车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方向寻找落地方案。通过这些案例，我们观察到，产业资本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陆家嘴：在人工智能创业投融资中，目前有哪些需要面对的难题与挑战？董川：在最近，我们看人工智能的企业发展也注意到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早期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难，今年特别的明显。目前各家银行都在出台措施对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但在高科技领域还是有一定难度，信贷的模式是要求企业能够稳定归还利息，按期还本。但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是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因此即使高科技公司获得估值大幅提升，银行信贷也只能获得相对固定收益，收益风险不匹配导致信贷较难支持此类企业融资。早期项目融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融资，还是要依靠创业投资基金。而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离不开母基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原因，今年母基金在募资上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支持母基金，尤其是创业投资母基金发展，对早期高科技企业融资能有很大帮助。第二方面，我们观察到在人工智能大行业里面，市场还需要更多的专业的投资机构。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和“互联网+”投资还是有较大的差异。互联网的投资更多是模式的创新，但人工智能属于典型科技的领域投资，而且涉及到科技、工程和行业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人工智能领域对投资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只有专业的投资人，才能更好地去发掘早期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早期项目很多机构是看不懂。对成长期的项目，很多机构是看不清的。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大量资本是集中在后期的项目。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投资市场中缺乏长期的资本。我们看到较为成熟的项目拿到了行业融资很大一部分资金，而这部分资金大部分是美元基金。冷静看待这种后期性的行业特征。大的融资让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对行业当然是有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只有早期项目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才能保证这个行业能够持续的健康发展。当然，人工智能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不光是融资的问题。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场认知还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对人还是比较宽容的，如果让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工作，我们对机器的期望要求会更高。比如像人去做医疗影像识别判断，也会有失误的时候；但是大家对机器的要求天然就非常高，但人工智能本身效果提升也有个过程。另外，人工智能还面临人才储备的挑战，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技术扎实落地的工程类人才，也需要既懂行业应用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还有一点，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面临挑战，算法类的知识产权如何做好保护，在国内国际都是一个难题。陆家嘴：国投创合以及人工智能创业服务联盟在行业中扮演者何种角色？董川：创业投资基金、产业资本和引导基金在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国投创合是国投集团专业的引导基金和母基金管理平台，专注于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母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管理。2007年与2009年，团队先后成为 “中央财政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受托机构，是国内同时期支持创业投资团队最多、行业覆盖面最广的引导基金管理机构。2015年1月14日，李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2016年7月，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机构之一。自2017年初开始投资以来，已逐渐成为市场上最活跃的母基金机构，公司已逐渐成为国务院支持新兴产业创投企业、落实国家双创战略的重要示范平台和有力抓手。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在上海宣布成立。该联盟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由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为主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行业性、开放性公共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过240亿元，参股基金超过150支，参与基金总规模超过700亿元，间接参与支持企业超过1200家，投资地域遍布全国。在投资领域方面，我们主要围绕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高技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里面，我们目前支持基金20支，子基金的规模约150亿元人民币，目前资金投资的项目数量近500个。具体到人工智能方面，目前在这500个项目中跟人工智能、AI+相关的企业大概有96个，总投资金额约22亿元人民币。陆家嘴：放眼2019年，资本助力人工智能创业创新，还有哪些努力方向？董川：未来，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将探索建立传统企业、人工智能企业和资本之间的联系。以资本帮助初创型企业与传统实体经济建立连接，以资本为媒，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传统实体经济发展中的瓶颈。我们作为一个引导基金，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的发起设立机构，未来有这些工作我们是可以做的。首先我们要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专项基金的支持。在我们投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机构都关注这个领域的机会，但真正专注这个领域的资金其实并不多。特别是我们要支持专业的投资人，投资人专业，才能更多的去发掘的早期的优质的项目。未来，这个服务联盟也会为行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比如让专业投资者介绍他们的投资理念，让更多的社会资本了解行业，同时为大家所投资的项目企业，提供更多展示机会协助后续融资。我们还将重点关注一些中小型的创业投资机构。因为对于创业企业来讲，中小型的基金和机构也能给创业者提供大量帮助，也能为早期的投资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本。我们自己也在做直投业务，其实除机器视觉，在语音、语义和决策等其他一些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新的机会，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传感器等支持行业发展的细分领域，都是我们重点投资的方向。我们重点还关注企业在产业化前期的一些需求。人工智能业务发展过程也伴随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团队应该等到产品非常完善，才推出市场；还是推出产品以后，在大家的认可过程中，逐步去发展？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发挥一定作用。比如，我们通过跟大型传统企业建立合作，帮助早期的初创型的企业，能够和实体经济更好结合。把产业中真正碰到的一些问题、痛点嫁接上人工智能的技术。总体而言，联盟倡导开放共享的理念，凝聚政府、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与合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要求的人工智能应用，促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文章来源：《陆家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