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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从首批登山先驱到今天的登山巨匠，登山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登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以生命和肢体为代价去登顶一座巨峰的最好理由，就是乔治·马洛里的那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儿”。在不可言喻的追求过程中，登山者不断挑战身体极限，去实现更高、更难、更美的攀登。因此，他们的壮举使那么多人着迷，也就不足为奇。几千年来，世界上的山脉大多人迹罕至。作为神灵和怪物的家园，山脉被视为危险、荒凉、神秘之地，除少数渴求独居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对其避而远之。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瑞士动植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等登山者为抵制当地迷信、陋俗而攀登皮拉图斯山，大众才开始不再惧怕山脉。格斯纳和其他登山者所记述的登山体验，以及在山脉中找到的乐趣，激励着追随者络绎而来。本文出处：《DK人类登山史：关于勇气与征服的伟大故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编著，李汝成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月版。作者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摘编丨安也19世纪中期，登山运动迎来了“黄金时代”，英国绅士们竞相宣布自己首次登上了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现代登山运动应运而生。在山峦间自由攀行，让人感觉少了些社会的羁绊，女性也因此开始参与登山活动。1992年，法国攀岩者凯瑟琳·德蒂韦勒用手抓住美国犹他州摩西塔的边缘，身体悬在半空中。不久，登山运动史上的第一场灾难发生了。1865年，爱德华·怀伯尔首次登上马特洪峰，四名同伴在下山途中遇难，使这次登峰以悲剧告终。关于登山的争论由此开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登山所得足以补偿所失吗？接下来要讲述的，是那些在登山中失去生命，或凭借耐力、团队合作及运气在灾难中活下来的登山者的故事。1885年，这是采尔马特向导摆出手持登山索和冰镐的姿势拍摄的集体照。到20世纪，登山者的注意力被世界最高峰所在的亚洲大山脉吸引。大型探险队都向8000米以上山峰——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14座高峰——进发，对高峰的征服成为民族的骄傲。如今，登山已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休闲娱乐。新一代勇于担当、技艺熟练的专业登山者正在崛起，新的登山装备使登山运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技术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登山的方式。人们积极主动地寻找具有挑战性的路线，特别是攀登险峻的北壁。纯粹主义登山者更喜欢快速、轻量级的“阿尔卑斯式”登山，他们离开时，山仍保持原样。几乎每当有人登上一座名山，“可能”一词就被重新定义。1980年，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未携带氧气瓶的情况下只身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传奇更是震惊了世界。让-克里斯托夫·拉法耶（1965—2006年）是一位杰出的攀岩者，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向导。从首批登山先驱到今天的登山巨匠，虽然登山的理由很难表达，但登山确实带给了人们的巨大回报。关于登山的危险性，英国登山家米克·福勒如是说：“我们享受了，活下来了，来日可以继续攀登。这才是重要的。”登山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历史上，深山老林常被看作虎穴狼巢，有臭名昭著的土匪和妖魔鬼怪出没。然而，人类仍在高山上生活了几千年，解决了现代登山者同样面临的生存问题，而且得到了回报。你不必成为登山家，也知道山区的天气更糟。首先，山上更冷，海拔每上升 1000米，温度就下降大约6℃。因为庞大的山体拦截了气流，所以山上的风也更大。气流受阻只能上升，所以你往上攀登时，风就越来越大。气流上升，气温下降，最后形成降雨或降雪。极端天气使人陷入生存困境，那么在没有羽绒服和雨衣的年代，登山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那些不怕困难、勇于挑战的人来说，高山给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优势。甚至在今天，山区居民依然可以通过狩猎和在高原牧场养殖牲畜过冬。乳制品（比如奶酪）是山区居民的日常食物。早期阿尔卑斯登山者在攀登前一夜，会跟向导一起在露营地吃一顿奶酪火锅。瑞士登山者埃哈德·罗瑞坦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以奶酪为主食的高海拔登山者之一。山区游牧生活具有流动性。珠峰首登者之一丹增·诺尔盖可能出生在一顶挨着牦牛群的帐篷里，远离其父母的家乡。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质地粗疏油滑，能使焚烧牦牛粪便的烟散出去，也能防雨。山区的珍贵资源到了低地地区就供不应求，如用来制作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死亡面具的青金石，就产自现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距离埃及数千公里。电影《绝命海拔》剧照。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来说，山脉是避难所，譬如居住在珠穆朗玛峰附近的夏尔巴人，以及15世纪受莫卧儿帝国入侵影响而迁移至尼泊尔中西部山区的卡斯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是世界各地山区的共同主题。藏传佛教有“秘境”传说，“秘境”是隐藏的山谷，供遇险的修行者避难。19世纪，“伊斯兰之狮”伊玛目沙米尔位于高加索山的堡垒，曾让俄罗斯帝国的军队举步维艰。14世纪前，像古代北美洲的普埃布洛人一样，特勒姆人一直居住在现马里的邦贾加拉陡崖上。在奥地利奥茨塔尔阿尔卑斯山发现的保存了5000年之久的奥茨的尸体，揭示了人类与高山的古老联系。最早的登山先驱与现代登山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后者得到了最新技术的保护。穿越雪地时，他们都要谨防冻伤或滑倒，抵御寒冷，挑战复杂的地形。虽然奥茨时代的山地旅行者缺乏现代纺织品的保护，但他们的智慧令人震惊。弗里乔夫·南森等现代极地冒险家还像他们一样，把同一种草塞在鞋子里保暖。奥茨还携带了一个背袋，头戴一顶皮帽，与如今喜马拉雅山区常见的装束相似。1888年，南森穿过格陵兰岛后，跟戈特霍布的因纽特人学会了划皮艇，这项技术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登山者使用的许多器械——如绳索、钉掌靴、滑雪板和冰镐——也有悠久的历史。山间小屋。随着登山运动的兴起，这种山间小屋在阿尔卑斯山区遍地开花，向导与登山客可以在此小憩片刻后再继续攀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明白医学上的原因，但一直知道高海拔攀登会引发生理问题。在安第斯山地区，人们通过咀嚼古柯叶或喝古柯茶缓解高原反应。世界上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居住的人，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西藏地区的人对高原缺氧环境有特殊的遗传适应性，特别是能够在低氧环境中分娩。5000年前的登山者，冰人奥茨的秘密1991年，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口，有人在冰雪中发现了一具约5000年前的尸体，这是最早的表明人类已进入山区的证据，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欧洲新石器时代生活的认识。在奥茨塔尔阿尔卑斯山发现的这具尸体不久后被命名为“冰人奥茨”，因保存完好而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虽然奥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他可以被看作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登山家。1991年9月19日，德国徒步旅行者埃丽卡·西蒙和赫尔穆特 ·西蒙登上了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海拔 3516米的芬耐尔峰，在沿蒂森山脊下山，去附近的锡米拉温峰休息站时，稍稍偏离了主路线。他们偶然发现了一道被低矮的岩石包围起来的狭长沟壑，冰块填满了沟底，表面有一堆废弃物。再凑近一看，他们惊恐地发现暴露在冰层外的是一个人的头部和躯干。西蒙夫妇冲回休息站，向管理员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冰中的尸体不是在山中走失的徒步旅行者的残骸。冰人是在海拔3210米的下约赫费尔纳冰川边缘被发现的。在“一战”结束，意奥边界划定以后的 70多年里，冰川逐渐消退。地形的变化导致人们最初不能确定到底是在边界线的哪一边发现的尸体。奥地利率先在 9月20日派出一架救援直升机飞进山区。这时，尸体又露出冰面 10厘米，但即使用气动凿子，救援队也无法将其移动。后来救援小队离开时带走了在附近岩架上发现的一把斧子，希望能够据此确定死者是近期丧生的徒步旅行者还是更早的登山者。第二天，碰巧也在当地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和同伴汉斯·卡默兰德尔前往现场，发现了更多人工制品，包括一个用桦树皮做的容器、一只鞋子和一张弓。9月23日，第二支政府救援队终于把尸体从冰里掘了出来，同破碎的衣物及其他人工制品一起运往奥地利因斯布鲁克，进行常规尸检。梅斯纳尔曾认为死者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人，直到尸检之后，考古学家康拉德·施平德勒才发现惊人的真相：这是一具5000多年前的尸体。它是红铜时代现存最完整的尸体，同时发现的衣物和工具仍与新石器时代人的日常用品相同。10月初，考古队对发现尸体的地方进行了一次中规中矩的搜查，找到了更多人工制品，包括冰人当外衣穿的草编斗篷。此时，关于冰人奥茨的一切事项已移交给意大利博尔扎诺当局，因为更详细的调查显示，尸体刚好是在意大利边境内被发现的。第二年7月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属于冰人的物品，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肌肉碎片和头发，甚至还有一枚指甲。到这时，医学检查开始揭示关于冰人的真实信息，尽管更多的是关于他的身体状况而非身份以及他是如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阿尔卑斯山口死亡的。电影《绝命海拔》剧照。除了最初移动造成的左髋部受损外，奥茨的尸体接近完好。他死后，尸体被一层透气的积雪覆盖，经冷冻干燥变得柔韧，即使过了5000年，也没有因为移动而散架。奥茨是一名成年男性，身高约1.59米，体重约50千克，虽然被发现时头发已全部脱落，但据推测他的头发是深棕色或黑色的，还很可能留了胡须。他的牙齿因长期咀嚼混入了石子的谷物而磨损，但并没有腐烂。其左侧肋骨的断裂部位已完全愈合，右侧有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可能是断气前留下的新伤。杀死奥茨的是人而不是山尸体提供的原始数据及其已存在的时间已经是惊人的发现，而接下来的十年里对同时发现的人工制品的详细检查，以及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则让奥茨的故事变得生动起来。不管奥茨是谁，从他的穿着来看，他进山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此前发现的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衣服 ——实际上是很小的碎片 ——都是编织的，冰人的衣服却主要由皮革或毛皮制成，更适合阿尔卑斯山高处的寒冷环境。他戴了一顶有两根皮革系带的熊皮帽，上衣由羊皮缝制，长及膝盖，展开之后呈长方形，腿上裹着山羊皮，下身围了一块皮腰布。另外，他披了一件草编斗篷，它可以为他遮挡风雨，在他睡觉时还可充当防水布或毯子。奥茨带了全套武器上山。他的铜斧表明他生活在金属制造知识已经在欧洲普及的时代，这是第一把被人们发现的保存完好且带斧柄的史前斧头。电影《绝命海拔》剧照。他的装备中有一把三角刃燧石匕首和一种专门用于打磨燧石器的工具。一张可以捕兔子的网似乎表明他已经准备好打猎了，但也有迹象表明他的出行是匆忙的。他的弓以一根1.8米长的紫杉木做材料，是一件半成品，也许是他在路途中被迫制作的。箭袋里只有两枚做好的燧石箭头和十二支未打磨的箭杆。生前最后一次出行，奥茨携带了一个取材自落叶松和榛树的背篓，两个桦树皮容器，其中一个用于装取暖的木炭，还有一些白桦茸，可能是用来点火的。还有一些用途不明的东西，包括一个流苏状的小物件和一对羚羊角。奥茨腹中的食物残渣表明，他最后吃了炖肉、蔬菜和单粒小麦（一种早期的小麦）。从这一切来看，奥茨似乎对山地并不陌生，后来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他身上的鹅耳枥花粉，发现他曾在凯瑟琳娜堡喝过水，从他死的地方向南走到这里需要12个小时。当时还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他的家乡。对奥茨牙齿中同位素进行的分析表明，他小时候生活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省的埃萨克河上游或普萨克河下游。最初，科学家认为奥茨大约是在9月死去的。他的斧子和箭袋分开掉落在两块石头上，这表明他是意外死亡的。据推测，他到山上的原因有两种，要么是为经商或牧羊，要么是被迫到隘谷里避难，可能死于体温过低。后来鹅耳枥花粉的发现表明他实际上死于早春或初夏，但他所经之地可能还有积雪。2001年，新的X光检查又戏剧性地推翻了人们之前关于其死因的猜测。X光检查结果显示一枚箭头嵌入了奥茨的左肩，切断了肺部上方一根大血管，导致大量出血，使他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命丧黄泉。科学家们还发现，奥茨手上的擦伤与徒手搏斗造成的擦伤一致；他的头骨也受了重创，由猛烈打击或撞击造成。这些有价值的新信息表明，冰人奥茨并非死于直接毙命的坠崖事故，或在坠崖后因丧失行动能力而死亡——像后来许多登山者那样。很明显，他是被谋杀的。他的装备表明，他可能遭到了暴力闯入者的追杀，从家中逃到了虽隐蔽但对他而言并不陌生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奥茨此前是否到过其遇难地，但可以肯定杀死他的是人而不是山。如今，奥茨木乃伊及一起发现的人工制品被保存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省的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里，是人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木乃伊存放在精密的冷藏室里，温度定在-6℃，相对湿度为 98%，人为地再造了发现奥茨时的冰川条件。到博物馆参观的人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看到木乃伊。最近，为了纪念发现奥茨 20周年，基于 CAT扫描、颅骨的三维图像以及红外成像和其他数据，复原专家制作了一个新的冰人模型。这个2011年面世的模型的样貌看上去远大于45岁——这是科学家认为的奥茨死时的年龄。在一些文化中，山被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高山不仅是物质实体，它们还体现了不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想法、需求和恐惧。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满怀敬畏地将它们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印度古代神话文献《往世书》中有一段颂扬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魅力：“在百年神灵史的长河里，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喜马偕尔的荣耀……像晨露被早上的太阳晒干一样，人类的罪恶也会因看到喜马偕尔而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中国西藏，古代文化中的高山崇拜把山视为战神的象征。据藏族人说，他们的第一位统治者是神，他顺着一根神奇的光绳从天而降，降落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上的一座圣峰雅拉香波峰上。当莲花生大师在 8世纪将佛教带到西藏时，他“征服”了这些神，使它们成为神圣风光的保护者。电影《攀登者》剧照。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山作为庇护所的理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阿朱那王子徒步前往喜马拉雅，寻求湿婆王的帮助。他在离开时说：“山永远是那些践行正义之法的善人和做圣事、寻找通往天堂之路的隐士的庇护所。”12世纪伊斯兰教徒到达南亚时，喜马拉雅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庇护所，一如印度教徒逃到了偏远的山谷。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奇特拉尔的卡拉什人是曾生活在古代兴都库什地区的人们中幸存下来的。奥林波斯山的古希腊诸神报复心强、反复无常，但奥林波斯山似乎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一座理想化的山。只是这座山后来才与一座特定的山峰联系在一起——这座山峰被积雪覆盖，高2917米，横跨希腊的色萨利和马其顿。在其他的古代欧洲文化中，山也占有显著的地位，通常被认为是恶魔或幽灵栖息的地方。基督教传到这里之后，之前异教徒对自然持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被禁止了，这种信仰变得更加普遍。在斯堪的纳维亚，山是巨怪的家园，它们会引诱人们到它们的高山巢穴中。瑞典语中的“bergtagning”（诱拐）一词，以及“taking to the mountain”（带进山中）是指被妖怪诱导甚至占有。德国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在文化上有许多关联，哈茨山脉一直有关于女巫的传说，据说这些女巫在哈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上与恶魔狂欢，这在《浮士德》中有所记录，其同名英雄也加入峰顶恶魔的狂欢中。一年中，布罗肯峰大约有300天被云雾笼罩，这也是产生诸多传说的一个原因。“布罗肯山幽灵”由这座山的名字而来。这是当低落的太阳从一个在山脊或山顶向下看迷雾的人的背后照射过来时，就会产生的一种光幻觉。大气条件使人的影子向前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幽灵般的轮廓。由于光的衍射，人的头部通常被七彩光晕包围，人们称之为 “荣耀”。在德国文化中，这些现象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然而，中国四川峨眉山上的僧侣则认为这些现象是好的预兆，光晕被看作神圣的标志。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凯尔特部落统治着阿尔卑斯山脉。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说，凯尔特人崇拜天神，罗马人称其为布匿，源自凯尔特语中的“pen”一词，是顶峰的意思。在瑞士大圣贝尔纳山口，人们挖掘出了一座为布匿而建的寺庙。罗马人本身并不欣赏阿尔卑斯山脉，认为它们是可恨的，基本上对它们视而不见。但是，他们掌握了阿尔卑斯山脉与政治的关联，特别是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入侵后。随着基督教的到来，法国和瑞士的凯尔特神被根除，但它们与山脉的联系在英国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英国，异教徒对自然的态度被用来传播信仰。在爱尔兰，朝圣山脉的传统与中国藏族人对山水的崇敬和转山的习俗相似。从畏惧到理解：不仅是神学隐喻，山也是真实的物体当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出现的时候，它从许多方面继承了《旧约》中的信条，其中就有对山的意象的关注。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布道之一，这次布道可能是在加利利海边的迦百农附近的山岬上进行的，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在橄榄山上度过了犹大背叛他之前的最后一夜，并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山上。基督教以前的宗教将山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时，其领导人就力图收归或摧毁那些古老宗教的圣地，这其中的许多圣地都位于山上。在一些地方，譬如德国的哈茨山脉和瑞士的大圣贝尔纳山口，异教的寺庙都被毁坏了——就像它们在平原上的城镇和森林里一样。然而，在其他地方，人们笃信神居住在山上，公元6世纪中期埃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选择建在西奈山脚下并不是偶然。在希腊的山顶有很多修道院群，譬如阿索斯山以及高耸的迈泰奥拉山顶上的修道院房屋，它们与埃及沙漠中偏僻的隐修一样，充当了庇护所的角色。山常常是基督教圣徒战胜敌人的地方。在爱尔兰，据说圣帕特里克于公元441年爬上了梅奥郡的一座高峰，他效仿耶稣在沙漠里斋戒，在山上禁食了40天，然后将邪恶势力驱逐出国。从神学上讲，关于高山更细致入微的观点来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是5世纪初的一位北非神学家，他这样写道：“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仰慕高山的巅峰、大海的波涛、江河的激流、大洋的环流和商铺的运转，却忽视了自己。”换句话说，他认为过分地关注物质世界可能会导致精神世界的死亡。1922年的珠峰探险队率先使用了瓶装氧气。图中马洛里（左）和诺顿都戴着氧气面罩，他们与拍摄这张照片的萨默维尔一起创造了新的高度纪录。对山的朝圣最终成为基督教精神的一部分。除了修道院之外，在众多山峰中，位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苏萨山谷上的罗什美隆峰格外引人注目。在14世纪初，一位名叫博尼法乔·罗塔里奥的阿斯蒂骑士将一尊沉重的圣母玛利亚黄铜三联像拖到了峰顶上。忠实的基督教信徒每年都会爬上山去瞻仰铜像，但因很多人上下山时坠落身亡，这尊铜像最终又被带回镇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翻越大山本身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无论旅行者多么热切地祈求上帝的保护。在欧洲，一直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山的恐惧和宗教般的敬畏才开始转变，认为山只不过是为人所熟知的东西。在长篇叙事诗《神曲》（约1308—1321年）中，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把自己不能攀登的山的形象隐喻为灵魂从地狱升华，穿过陡峭曲折的炼狱之路，到达人间天堂所在的顶峰。但丁用来描述高山的语言表明他对它们非常熟悉。在接下来的200年中，学者、作家和思想家以他的作品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复杂的高山形象。山不仅仅是神学隐喻，还是一个能被描述、体验，甚至分类的真实物体。本文选自《DK人类登山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摘编丨安也编辑丨李永博校对丨刘军
耻施米特理论：自由与国家的价值之辩
施米特理论：自由与国家的价值之辩施米特对自由民主和魏玛共和国的批判使右派欣喜若狂，而且对年轻一代科学家产生了深刻印象。然而，纳粹分子对他的理论还是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的理论强调政权，贬低了纳粹分子特别强调的两种思想：种族与人民。另外，施米特的理论带有某种虚无主义成分。他在理论上维护战争，但并未说明德国的事业是正义的，或者说，其他民族对德国采取的行动是非正义的。施米特还阐述说，在某些情况下，少数人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在这个观点上，另外一些右派思想家走得更远，他们说：说整个赞同票体现人民的意志，这种讲法是可笑的。有人问道：一旦不再有选举，不再有政党，不再有议会，个人的自由会怎样呢？对此，右派思想家已准备好答案。他们和斯宾格勒一样认为，普鲁士制度尽管纪律严厉，但它保障“内部自由”。他们和几位耶稣教神学家一起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自由绝对不是过时的、个人自由的自由思想：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自由，才能与其人民一条心，一个新的更高尚的政治制度会给受压迫的民族以自由，并以此帮助大家获得幸福。这样的思想在议会与政党不受人们欢迎的国家必然会被采纳。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把政党看作是制造不和睦的因素。人们认为，如果人们不团结，国家就不会强大，而强大的国家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所以，呼吁人们取消“寄生的政党"，取消议会这个“闲聊店铺”，总是受到人们的热烈鼓掌。强大的领导集体是天经地义的，而议会的讨论和妥协让步总要受到人们鄙弃。对施米特的理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们接受了其理论前提一个人自由的价值不高，而国家的意义重大。右派的其他重要思想家把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当成拯救人类的东西。罗伯特·穆西尔在其作品《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中塑造了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名叫迈因卡斯特，他希望人类再次陷入“强烈的幻想”。刻画迈因卡斯特的性格是以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为模特儿的。克拉格斯是斯特凡·格奥尔格派的领导成员，他后来住在瑞士。今天，人们纪念他，把他尊为笔相学方面的老先辈。他的一部主要哲学著作是《精神是灵魂的仇敌》，该作品有三卷，发表于1929年至1932年间。他以尼采和极端形式的生机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按照纯道德的原则进行生活，这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一种令人厌恶的发现，是违背人们的心愿的，因此，人类的没落不是开始于启蒙运动，而是起码始于两千年之前，那时，原始自然力被束缚了起来，而人们已经在试图用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圣经旧约上对意志自由的信念使灵魂"严守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克拉格斯认为：所有文化具有破坏性，它使人成为没有灵魂的自动装置，使大地暗形地发展成超级芝加哥，其中，零星地散布着几块乡村绿洲，技术文明铲除自然与生命，这样，技术文明必然结束这种疯狂的破坏。尽管克拉格斯赞同反犹太主义，尽管他主张狂热的非理性主义，但纳粹分子并不把他当成受欢迎的同盟者。他的基本观点是悲观主义的，因为他认为，破坏灵魂的步子走得太远了，阻挡不住了，阻挡它的最后一个机会错过去了。还有，克拉格斯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他把人看成猛兽，反对驯服这个猛兽，反对压制它，使它习惯于纪律。他所使用的语言使人想起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论异化的文章。纳粹主义强调严格的纪律，强调盲目顺从，因此，克拉格斯的观点必然遭到拒绝。克拉格斯研究有关世界的问题，但他几乎从未评论过当前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克拉格斯的同代人从中得出了政治结论。这里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因为非理智的人的观念不完全适合于宽容与人道的政治，但这并不是说，承认理智界限就必然是向野蛮迈进了一步。表现主义者在其灵感上是非理智的，在政治上则倾向于左派。特奥多尔·莱辛曾经是克拉格斯的朋友，他提出的哲学在某些方面与克拉格斯的相似。纳粹分子也把他当作主要敌人之一，在他流亡捷克期间，派人把他杀害了。左派知识分子亲近法国，而右派知识分子则敌视法国，凡是法国所主张的东西，右派知识分子都反对。默勒发表长篇大论反对法国这个牟取暴利的国家，他说，只要相信德法之间有可能妥协就意味着是叛国。《德国民族性》的出版者威廉·施培帕尔认为，法德协定是“空洞的梦想”。“民族布尔什维克者”的发言人恩斯特·尼基施写道：破坏德国的共和国制度就是破坏法国在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前沿岗哨。右派内部各派，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在某些基本观点上都一致，比如，对法国的态度，相信领导，等等。他们期望能出现一个领导，把人民从当前的贫困状态引向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相信救星，他们的这种信念在德国历史上深深扎下了根，而且，由于议会民主毫无用处，这种信念就显得更加强烈。人们相信领导，这不单单局限于极右派。青年运动和格奥尔格派也为领导的出现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尽管他们的演说与文章所反映的有关领导的思想与1933年实际上台的领导的思想很少有共同之处。威廉·施塔帕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政治家》中预言：上台的领导不会对群众阿谀奉承，他将二者兼有：慈样与严厉，他既洋溢着战士精神又焕发着活力，他融统治者、斗士、牧师于一体，他是充分意识到自己使命的人，他将借群众的名望登上宝座。但是，如果实际上台的领导不符合这么高的条件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右派思想家显然没有考虑到。魏玛共和国只造就了少数几位领导人，所以，领导的盛名不难理解。然而，正是因为右派思想家怀疑人的天性，所以，必然使人大吃一惊的是，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人们期望已久的领导可能会原形毕露，他可能是个蛊惑民心者，招摇撞骗者，甚至也许是个刑事犯罪分子。他一旦上台，谁还有能耐阻碍他呢？
贝多芬从首批登山先驱到今天的登山巨匠，登山的意义是什么？
人们登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以生命和肢体为代价去登顶一座巨峰的最好理由，就是乔治·马洛里的那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儿”。在不可言喻的追求过程中，登山者不断挑战身体极限，去实现更高、更难、更美的攀登。因此，他们的壮举使那么多人着迷，也就不足为奇。几千年来，世界上的山脉大多人迹罕至。作为神灵和怪物的家园，山脉被视为危险、荒凉、神秘之地，除少数渴求独居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对其避而远之。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瑞士动植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等登山者为抵制当地迷信、陋俗而攀登皮拉图斯山，大众才开始不再惧怕山脉。格斯纳和其他登山者所记述的登山体验，以及在山脉中找到的乐趣，激励着追随者络绎而来。作者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摘编丨安也本文出处：《DK人类登山史：关于勇气与征服的伟大故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编著，李汝成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月版19世纪中期，登山运动迎来了“黄金时代”，英国绅士们竞相宣布自己首次登上了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现代登山运动应运而生。在山峦间自由攀行，让人感觉少了些社会的羁绊，女性也因此开始参与登山活动。1992年，法国攀岩者凯瑟琳·德蒂韦勒用手抓住美国犹他州摩西塔的边缘，身体悬在半空中。不久，登山运动史上的第一场灾难发生了。1865年，爱德华·怀伯尔首次登上马特洪峰，四名同伴在下山途中遇难，使这次登峰以悲剧告终。关于登山的争论由此开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登山所得足以补偿所失吗？接下来要讲述的，是那些在登山中失去生命，或凭借耐力、团队合作及运气在灾难中活下来的登山者的故事。1885年，这是采尔马特向导摆出手持登山索和冰镐的姿势拍摄的集体照。到20世纪，登山者的注意力被世界最高峰所在的亚洲大山脉吸引。大型探险队都向8000米以上山峰——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14座高峰——进发，对高峰的征服成为民族的骄傲。如今，登山已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休闲娱乐。新一代勇于担当、技艺熟练的专业登山者正在崛起，新的登山装备使登山运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技术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登山的方式。人们积极主动地寻找具有挑战性的路线，特别是攀登险峻的北壁。纯粹主义登山者更喜欢快速、轻量级的“阿尔卑斯式”登山，他们离开时，山仍保持原样。几乎每当有人登上一座名山，“可能”一词就被重新定义。1980年，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未携带氧气瓶的情况下只身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传奇更是震惊了世界。让-克里斯托夫·拉法耶（1965—2006年）是一位杰出的攀岩者，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向导。从首批登山先驱到今天的登山巨匠，虽然登山的理由很难表达，但登山确实带给了人们的巨大回报。关于登山的危险性，英国登山家米克·福勒如是说：“我们享受了，活下来了，来日可以继续攀登。这才是重要的。”登山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历史上，深山老林常被看作虎穴狼巢，有臭名昭著的土匪和妖魔鬼怪出没。然而，人类仍在高山上生活了几千年，解决了现代登山者同样面临的生存问题，而且得到了回报。你不必成为登山家，也知道山区的天气更糟。首先，山上更冷，海拔每上升 1000米，温度就下降大约6℃。因为庞大的山体拦截了气流，所以山上的风也更大。气流受阻只能上升，所以你往上攀登时，风就越来越大。气流上升，气温下降，最后形成降雨或降雪。极端天气使人陷入生存困境，那么在没有羽绒服和雨衣的年代，登山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那些不怕困难、勇于挑战的人来说，高山给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优势。甚至在今天，山区居民依然可以通过狩猎和在高原牧场养殖牲畜过冬。乳制品（比如奶酪）是山区居民的日常食物。早期阿尔卑斯登山者在攀登前一夜，会跟向导一起在露营地吃一顿奶酪火锅。瑞士登山者埃哈德·罗瑞坦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以奶酪为主食的高海拔登山者之一。山区游牧生活具有流动性。珠峰首登者之一丹增·诺尔盖可能出生在一顶挨着牦牛群的帐篷里，远离其父母的家乡。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质地粗疏油滑，能使焚烧牦牛粪便的烟散出去，也能防雨。山区的珍贵资源到了低地地区就供不应求，如用来制作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死亡面具的青金石，就产自现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距离埃及数千公里。电影《绝命海拔》剧照。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来说，山脉是避难所，譬如居住在珠穆朗玛峰附近的夏尔巴人，以及15世纪受莫卧儿帝国入侵影响而迁移至尼泊尔中西部山区的卡斯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是世界各地山区的共同主题。藏传佛教有“秘境”传说，“秘境”是隐藏的山谷，供遇险的修行者避难。19世纪，“伊斯兰之狮”伊玛目沙米尔位于高加索山的堡垒，曾让俄罗斯帝国的军队举步维艰。14世纪前，像古代北美洲的普埃布洛人一样，特勒姆人一直居住在现马里的邦贾加拉陡崖上。在奥地利奥茨塔尔阿尔卑斯山发现的保存了5000年之久的奥茨的尸体，揭示了人类与高山的古老联系。最早的登山先驱与现代登山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后者得到了最新技术的保护。穿越雪地时，他们都要谨防冻伤或滑倒，抵御寒冷，挑战复杂的地形。虽然奥茨时代的山地旅行者缺乏现代纺织品的保护，但他们的智慧令人震惊。弗里乔夫·南森等现代极地冒险家还像他们一样，把同一种草塞在鞋子里保暖。奥茨还携带了一个背袋，头戴一顶皮帽，与如今喜马拉雅山区常见的装束相似。1888年，南森穿过格陵兰岛后，跟戈特霍布的因纽特人学会了划皮艇，这项技术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登山者使用的许多器械——如绳索、钉掌靴、滑雪板和冰镐——也有悠久的历史。山间小屋。随着登山运动的兴起，这种山间小屋在阿尔卑斯山区遍地开花，向导与登山客可以在此小憩片刻后再继续攀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明白医学上的原因，但一直知道高海拔攀登会引发生理问题。在安第斯山地区，人们通过咀嚼古柯叶或喝古柯茶缓解高原反应。世界上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居住的人，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西藏地区的人对高原缺氧环境有特殊的遗传适应性，特别是能够在低氧环境中分娩。5000年前的登山者，冰人奥茨的秘密1991年，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口，有人在冰雪中发现了一具约5000年前的尸体，这是最早的表明人类已进入山区的证据，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欧洲新石器时代生活的认识。在奥茨塔尔阿尔卑斯山发现的这具尸体不久后被命名为“冰人奥茨”，因保存完好而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虽然奥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他可以被看作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登山家。1991年9月19日，德国徒步旅行者埃丽卡·西蒙和赫尔穆特 ·西蒙登上了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海拔 3516米的芬耐尔峰，在沿蒂森山脊下山，去附近的锡米拉温峰休息站时，稍稍偏离了主路线。他们偶然发现了一道被低矮的岩石包围起来的狭长沟壑，冰块填满了沟底，表面有一堆废弃物。再凑近一看，他们惊恐地发现暴露在冰层外的是一个人的头部和躯干。西蒙夫妇冲回休息站，向管理员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冰中的尸体不是在山中走失的徒步旅行者的残骸。冰人是在海拔3210米的下约赫费尔纳冰川边缘被发现的。在“一战”结束，意奥边界划定以后的 70多年里，冰川逐渐消退。地形的变化导致人们最初不能确定到底是在边界线的哪一边发现的尸体。奥地利率先在 9月20日派出一架救援直升机飞进山区。这时，尸体又露出冰面 10厘米，但即使用气动凿子，救援队也无法将其移动。后来救援小队离开时带走了在附近岩架上发现的一把斧子，希望能够据此确定死者是近期丧生的徒步旅行者还是更早的登山者。第二天，碰巧也在当地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和同伴汉斯·卡默兰德尔前往现场，发现了更多人工制品，包括一个用桦树皮做的容器、一只鞋子和一张弓。9月23日，第二支政府救援队终于把尸体从冰里掘了出来，同破碎的衣物及其他人工制品一起运往奥地利因斯布鲁克，进行常规尸检。梅斯纳尔曾认为死者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人，直到尸检之后，考古学家康拉德·施平德勒才发现惊人的真相：这是一具5000多年前的尸体。它是红铜时代现存最完整的尸体，同时发现的衣物和工具仍与新石器时代人的日常用品相同。10月初，考古队对发现尸体的地方进行了一次中规中矩的搜查，找到了更多人工制品，包括冰人当外衣穿的草编斗篷。此时，关于冰人奥茨的一切事项已移交给意大利博尔扎诺当局，因为更详细的调查显示，尸体刚好是在意大利边境内被发现的。第二年7月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属于冰人的物品，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肌肉碎片和头发，甚至还有一枚指甲。到这时，医学检查开始揭示关于冰人的真实信息，尽管更多的是关于他的身体状况而非身份以及他是如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阿尔卑斯山口死亡的。电影《绝命海拔》剧照。除了最初移动造成的左髋部受损外，奥茨的尸体接近完好。他死后，尸体被一层透气的积雪覆盖，经冷冻干燥变得柔韧，即使过了5000年，也没有因为移动而散架。奥茨是一名成年男性，身高约1.59米，体重约50千克，虽然被发现时头发已全部脱落，但据推测他的头发是深棕色或黑色的，还很可能留了胡须。他的牙齿因长期咀嚼混入了石子的谷物而磨损，但并没有腐烂。其左侧肋骨的断裂部位已完全愈合，右侧有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可能是断气前留下的新伤。杀死奥茨的是人而不是山尸体提供的原始数据及其已存在的时间已经是惊人的发现，而接下来的十年里对同时发现的人工制品的详细检查，以及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则让奥茨的故事变得生动起来。不管奥茨是谁，从他的穿着来看，他进山前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此前发现的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衣服 ——实际上是很小的碎片 ——都是编织的，冰人的衣服却主要由皮革或毛皮制成，更适合阿尔卑斯山高处的寒冷环境。他戴了一顶有两根皮革系带的熊皮帽，上衣由羊皮缝制，长及膝盖，展开之后呈长方形，腿上裹着山羊皮，下身围了一块皮腰布。另外，他披了一件草编斗篷，它可以为他遮挡风雨，在他睡觉时还可充当防水布或毯子。奥茨带了全套武器上山。他的铜斧表明他生活在金属制造知识已经在欧洲普及的时代，这是第一把被人们发现的保存完好且带斧柄的史前斧头。电影《绝命海拔》剧照。他的装备中有一把三角刃燧石匕首和一种专门用于打磨燧石器的工具。一张可以捕兔子的网似乎表明他已经准备好打猎了，但也有迹象表明他的出行是匆忙的。他的弓以一根1.8米长的紫杉木做材料，是一件半成品，也许是他在路途中被迫制作的。箭袋里只有两枚做好的燧石箭头和十二支未打磨的箭杆。生前最后一次出行，奥茨携带了一个取材自落叶松和榛树的背篓，两个桦树皮容器，其中一个用于装取暖的木炭，还有一些白桦茸，可能是用来点火的。还有一些用途不明的东西，包括一个流苏状的小物件和一对羚羊角。奥茨腹中的食物残渣表明，他最后吃了炖肉、蔬菜和单粒小麦（一种早期的小麦）。从这一切来看，奥茨似乎对山地并不陌生，后来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他身上的鹅耳枥花粉，发现他曾在凯瑟琳娜堡喝过水，从他死的地方向南走到这里需要12个小时。当时还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他的家乡。对奥茨牙齿中同位素进行的分析表明，他小时候生活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省的埃萨克河上游或普萨克河下游。最初，科学家认为奥茨大约是在9月死去的。他的斧子和箭袋分开掉落在两块石头上，这表明他是意外死亡的。据推测，他到山上的原因有两种，要么是为经商或牧羊，要么是被迫到隘谷里避难，可能死于体温过低。后来鹅耳枥花粉的发现表明他实际上死于早春或初夏，但他所经之地可能还有积雪。2001年，新的X光检查又戏剧性地推翻了人们之前关于其死因的猜测。X光检查结果显示一枚箭头嵌入了奥茨的左肩，切断了肺部上方一根大血管，导致大量出血，使他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命丧黄泉。科学家们还发现，奥茨手上的擦伤与徒手搏斗造成的擦伤一致；他的头骨也受了重创，由猛烈打击或撞击造成。这些有价值的新信息表明，冰人奥茨并非死于直接毙命的坠崖事故，或在坠崖后因丧失行动能力而死亡——像后来许多登山者那样。很明显，他是被谋杀的。他的装备表明，他可能遭到了暴力闯入者的追杀，从家中逃到了虽隐蔽但对他而言并不陌生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奥茨此前是否到过其遇难地，但可以肯定杀死他的是人而不是山。如今，奥茨木乃伊及一起发现的人工制品被保存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省的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里，是人们正在研究的课题。木乃伊存放在精密的冷藏室里，温度定在-6℃，相对湿度为 98%，人为地再造了发现奥茨时的冰川条件。到博物馆参观的人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看到木乃伊。最近，为了纪念发现奥茨 20周年，基于 CAT扫描、颅骨的三维图像以及红外成像和其他数据，复原专家制作了一个新的冰人模型。这个2011年面世的模型的样貌看上去远大于45岁——这是科学家认为的奥茨死时的年龄。在一些文化中，山被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高山不仅是物质实体，它们还体现了不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想法、需求和恐惧。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满怀敬畏地将它们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印度古代神话文献《往世书》中有一段颂扬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魅力：“在百年神灵史的长河里，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喜马偕尔的荣耀……像晨露被早上的太阳晒干一样，人类的罪恶也会因看到喜马偕尔而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中国西藏，古代文化中的高山崇拜把山视为战神的象征。据藏族人说，他们的第一位统治者是神，他顺着一根神奇的光绳从天而降，降落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上的一座圣峰雅拉香波峰上。当莲花生大师在 8世纪将佛教带到西藏时，他“征服”了这些神，使它们成为神圣风光的保护者。电影《攀登者》剧照。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山作为庇护所的理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阿朱那王子徒步前往喜马拉雅，寻求湿婆王的帮助。他在离开时说：“山永远是那些践行正义之法的善人和做圣事、寻找通往天堂之路的隐士的庇护所。”12世纪伊斯兰教徒到达南亚时，喜马拉雅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庇护所，一如印度教徒逃到了偏远的山谷。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奇特拉尔的卡拉什人是曾生活在古代兴都库什地区的人们中幸存下来的。奥林波斯山的古希腊诸神报复心强、反复无常，但奥林波斯山似乎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一座理想化的山。只是这座山后来才与一座特定的山峰联系在一起——这座山峰被积雪覆盖，高2917米，横跨希腊的色萨利和马其顿。在其他的古代欧洲文化中，山也占有显著的地位，通常被认为是恶魔或幽灵栖息的地方。基督教传到这里之后，之前异教徒对自然持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被禁止了，这种信仰变得更加普遍。在斯堪的纳维亚，山是巨怪的家园，它们会引诱人们到它们的高山巢穴中。瑞典语中的“bergtagning”（诱拐）一词，以及“taking to the mountain”（带进山中）是指被妖怪诱导甚至占有。德国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在文化上有许多关联，哈茨山脉一直有关于女巫的传说，据说这些女巫在哈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峰上与恶魔狂欢，这在《浮士德》中有所记录，其同名英雄也加入峰顶恶魔的狂欢中。一年中，布罗肯峰大约有300天被云雾笼罩，这也是产生诸多传说的一个原因。“布罗肯山幽灵”由这座山的名字而来。这是当低落的太阳从一个在山脊或山顶向下看迷雾的人的背后照射过来时，就会产生的一种光幻觉。大气条件使人的影子向前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幽灵般的轮廓。由于光的衍射，人的头部通常被七彩光晕包围，人们称之为 “荣耀”。在德国文化中，这些现象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然而，中国四川峨眉山上的僧侣则认为这些现象是好的预兆，光晕被看作神圣的标志。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凯尔特部落统治着阿尔卑斯山脉。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说，凯尔特人崇拜天神，罗马人称其为布匿，源自凯尔特语中的“pen”一词，是顶峰的意思。在瑞士大圣贝尔纳山口，人们挖掘出了一座为布匿而建的寺庙。罗马人本身并不欣赏阿尔卑斯山脉，认为它们是可恨的，基本上对它们视而不见。但是，他们掌握了阿尔卑斯山脉与政治的关联，特别是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入侵后。随着基督教的到来，法国和瑞士的凯尔特神被根除，但它们与山脉的联系在英国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英国，异教徒对自然的态度被用来传播信仰。在爱尔兰，朝圣山脉的传统与中国藏族人对山水的崇敬和转山的习俗相似。从畏惧到理解：山不仅是神学隐喻还是真实的物体当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出现的时候，它从许多方面继承了《旧约》中的信条，其中就有对山的意象的关注。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布道之一，这次布道可能是在加利利海边的迦百农附近的山岬上进行的，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在橄榄山上度过了犹大背叛他之前的最后一夜，并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山上。基督教以前的宗教将山视为众神居住的地方。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时，其领导人就力图收归或摧毁那些古老宗教的圣地，这其中的许多圣地都位于山上。在一些地方，譬如德国的哈茨山脉和瑞士的大圣贝尔纳山口，异教的寺庙都被毁坏了——就像它们在平原上的城镇和森林里一样。然而，在其他地方，人们笃信神居住在山上，公元6世纪中期埃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选择建在西奈山脚下并不是偶然。在希腊的山顶有很多修道院群，譬如阿索斯山以及高耸的迈泰奥拉山顶上的修道院房屋，它们与埃及沙漠中偏僻的隐修一样，充当了庇护所的角色。山常常是基督教圣徒战胜敌人的地方。在爱尔兰，据说圣帕特里克于公元441年爬上了梅奥郡的一座高峰，他效仿耶稣在沙漠里斋戒，在山上禁食了40天，然后将邪恶势力驱逐出国。从神学上讲，关于高山更细致入微的观点来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是5世纪初的一位北非神学家，他这样写道：“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仰慕高山的巅峰、大海的波涛、江河的激流、大洋的环流和商铺的运转，却忽视了自己。”换句话说，他认为过分地关注物质世界可能会导致精神世界的死亡。1922年的珠峰探险队率先使用了瓶装氧气。图中马洛里（左）和诺顿都戴着氧气面罩，他们与拍摄这张照片的萨默维尔一起创造了新的高度纪录。对山的朝圣最终成为基督教精神的一部分。除了修道院之外，在众多山峰中，位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苏萨山谷上的罗什美隆峰格外引人注目。在14世纪初，一位名叫博尼法乔·罗塔里奥的阿斯蒂骑士将一尊沉重的圣母玛利亚黄铜三联像拖到了峰顶上。忠实的基督教信徒每年都会爬上山去瞻仰铜像，但因很多人上下山时坠落身亡，这尊铜像最终又被带回镇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翻越大山本身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无论旅行者多么热切地祈求上帝的保护。在欧洲，一直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山的恐惧和宗教般的敬畏才开始转变，认为山只不过是为人所熟知的东西。在长篇叙事诗《神曲》（约1308—1321年）中，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把自己不能攀登的山的形象隐喻为灵魂从地狱升华，穿过陡峭曲折的炼狱之路，到达人间天堂所在的顶峰。但丁用来描述高山的语言表明他对它们非常熟悉。在接下来的200年中，学者、作家和思想家以他的作品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复杂的高山形象。山不仅仅是神学隐喻，还是一个能被描述、体验，甚至分类的真实物体。本文选自《DK人类登山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摘编丨安也编辑丨张进校对丨陈狄雁
惊天雷VR 戏剧，到底是怎样一种表演？
4 月 20 日至 21 日期间，由赛博格强盗策划出品的 VR 戏剧《见见朱丽叶 | 见见罗密欧》在北京歌德学院的“灰盒子”上演。每个观众都有 20 分钟的时间进行观看体验。“灰盒子”是一个完全密闭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显示屏，一套 VR 设备，一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指导观众带好 VR 设备后这出戏就开始了，这个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引导观众走进博物馆里，通过触发博物馆里的雕像而重回《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几个关键情景，观众能进入罗密欧与朱丽叶坠入爱河时的星空，也能走进他们双双躺在棺材里的那间教堂。赛博格强盗（Cyber Ruber）是来自德国的 VR 技术团队，他们和不同的导演及剧院合作，主要负责剧场作品里的 VR 技术设计。团队的主要创始人为比约恩·伦格斯（Bjrn Lengers）和马塞尔·卡纳扑克（Marcel Karnapke）。“ VR 技术和戏剧相结合的过程还涉及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我们想让人们了解到这已经不再是个奇思异想了，VR 不仅是一个娱乐性的消费媒介，更是一种可用来进行创作的工具”。赛博格强盗在演出结束后的一场对谈中解释说，他们把《见见朱丽叶 | 见见罗密欧》中的雕像当作是诱发记忆的碎片来进行处理，“我们打破了线性叙事的规则，给了观众多一点自由，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读”。《见见朱丽叶 | 见见罗密欧》视频资料比约恩·伦格斯曾在柏林一家废品回收公司做数字编程工作，直到他认识了自己在柏林德意志剧院担任编剧的妻子 Birgit Lengers ，伦格斯把这形容为自己的职业转折点，此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对于戏剧兴趣所在，并希望能把自己擅长的专业和戏剧结合起来。马塞尔·卡纳扑克毕业于魏玛包豪斯大学的媒体设计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在此之前他曾学习研究日语语言文学。除了技术，他也很关注艺术文化领域的变化。有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是探索外星的宇航员，“偶尔会和其他星球的生物打个照面”，然后就认出了他们看待自己时的那种“数字外星人”的目光。一方面，卡纳扑克认为编程的过程和导演导戏的过程其实是相似的，导演安排好规则和程序接着交由演员来实现。不同的是，戏剧表演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很多表演实际上还要借助观众自己的想象来完成，而这样的互动过程其实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他把剧场作为一个研究场所来分析 VR 的未来可以是什么样的，“因为 VR 在戏剧领域还是一个新媒体，现在还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所以我们想知道虚拟现实在这个场所里什么行动是可行的”。“赛博格强盗”这个名字源于他们在 2016 年时用 VR 技术和戏剧结合创作的首部作品《强盗》。《强盗》视频资料这部作品改编自德国剧作家席勒创作于 1780 年的同名剧本，在这部作品里，席勒塑造了一个具有“狂飙突进”特点的青年形象卡尔。卡尔不满专制的社会却无力改变现状，后与一群青年人遁入波希米亚森林为盗，企图以侠义的名义报复不公正的社会，却最终以悲剧收场。观众带上 VR 设备后所看到的卡尔是一张距离极近的面孔，他在翻滚着的红色背景中以控诉和不满的表情说着台词。在赛博格强盗提供的演出现场视频中，不少带着 VR 设备的观众都会因为突然的惊吓而缩紧脖子。 这也是赛博格强盗最初想把 VR 技术应用到剧场的原因之一，他们想把原本剧场观众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一些层面层级提炼出来，为戏剧增加一个观众从未体验过的维度。 赛博格强盗参与制作的《迷失森林》是另一部强调体验的作品。《迷失森林》改编自德国最为出名的童话故事，两个兄妹因为被父母抛弃而不得不进入阴森寒冷的森林中，在森林中他们走进了一所女巫的房间，只有当孩子们杀死女巫装满宝石他们才有可能重回父母身边。《迷失森林》剧照《迷失森林》剧照《迷失森林》剧照主创团队说在自己参与设计创作这部作品时，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让观众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真的体验到孩子们在穿过森林时的内心变化？”因此他们进入到了真正的森林之中，捕捉属于《迷失森林》的独特景象和氛围。除了 VR 技术，这部作品也用到了很多 AR 技术。赛博格强盗认为，这样的体验能增强 VR 的叙述功能，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情节的方方面面。多元的交互体验之外， VR 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叙事功能是赛博格强盗另一个想要探索的地方，《见见朱丽叶 | 见见罗密欧》之外，《边界记忆》则是多线叙事的代表作品。《边界记忆》视频资料在这个作品中，赛博格强盗把一个近三千平方米的剧场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了出来，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来记录这个剧场。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中，剧场里各个房间同时发生着不同的故事，观众可以自主选择走进哪一个房间，并根据房间里独特的纹理痕迹和背景音乐等元素来寻找和触发曾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记忆。赛博格强盗在《边界记忆》的项目介绍中写道，“观众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叙述者”。“每一个观众都是不同的，即便你以一种非常明确的信号强调自己做了一个常规叙事作品，你也不能保证每个观众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产生一样的理解和感觉。所以不如多给观众一些自由，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读和探讨，我们有时确实会制定一些规则，但我们更希望观众能打破它”。除了让观众自己佩戴 VR 设备体验戏剧作品，赛博格强盗也创作过观众观看演员使用 VR 设备进行创作的作品。《脑海里的蜜蜂》视频资料《脑海里的蜜蜂》则让演员的现场表演和 VR 技术相结合，演员带上 VR 设备后会结合现场的投影和设备中的景象进行表演。《脑海里的蜜蜂》的导演把表演情景设置在了一个幻想层面的空间，演员会为了捕捉到头脑里闪过的蜜蜂而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这部作品想借一种游戏的形式来呈现日常生活中必经的各种挫败感。赛博格强盗则认为像这样的表演方式，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演员在虚拟现实和现实中进行创作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当演员也能体会到自己用 VR 技术进行创作的各种可能时，戏剧创作的过程会变得更加主动，也能产生出一种更加复杂的艺术创造。所以赛博格强盗乐于和各种导演合作，不同的创作者对于 VR 技术的理解和运用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赛博格强盗强调说他们不是简单把导演脑海中的场景给搬到舞台上就好了，他们更把这个过程看作是探索用 VR 技术呈现不同世界的全新可能。赛博格强盗能更了解导演脑海里的世界，而不同的戏剧导演也会因此更了解 VR 技术，“他们会知道 VR 技术不但没有限制戏剧发生的可能，反而为戏剧提供了更多创造潜力”。这是赛博格强盗现在正在做的事，但他们也关注未来。除了和不同的导演合作，他们也在尝试创造出“赛博格剧场”，还想要设计出数字化的演员。对赛博格强盗而言，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未来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能通过 VR 设备走进同一个剧场。“剧场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从物理空间中被拿走，再通过其他的媒介重新定义这个空间，我们认为这样的想法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翻看赛博格强盗过往的视频记录不难发现，技术是 VR 最值得被期待地方，但也会成为一个暴露短板的关键。虚拟现实究竟要多现实才能算是现实？毕竟从这样的呈现形式来看， VR 技术和真正的现实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赛博格强盗在个人主页介绍演员数字化技术时强调，“这样的技术具有挑战性，输出效果也不完美，但它或许是有效的……”。卡纳扑克也会在活动对谈中解释说，这样的通过视频解说的呈现形式看起来也有一些局限性，但当观众戴上 VR 设备观看时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VR 能做到的是把你的身体传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是很多体验里一个最不同的地方。通过 VR 技术你能和自己喜欢的演员直接对话，你能通过周身世界的比例把自己变大或是变小，你也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同处于一个空间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VR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除了尚未被定义的各种可能性， VR 技术本身的革新也让赛博格强盗对这此持乐观态度。卡纳扑克谈起了自己所经历的 VR 技术的变革，他和 VR 技术的接触经历已经超过十年了。他最早接触到 VR 的设备是在魏玛包豪斯大学的研究所里，在十几年前研发一台这样的 VR 设备需要近 3 亿美元的成本，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剧院能使用这样的技术。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投钱去研发这样的设备，到后来只要 5000 美元就能拥有一台，但也并不算便宜，且那样的技术那是还会限制使用者的活动自由。但现在只要不到 1000 美元就能拥有一个 VR 设备，而且可以以便携的方式就这样带在身边，功能却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甚至能实现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同步。卡纳扑克认为，当有更多的公司开始关注到这个技术时，VR 的发展速度只会比此前更快。赛博格强盗的 logo 是一个狐狸。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称之为“强盗”，除了和自己参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相关，实际上也是因为“强盗”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更偏向“高明的小偷”一词。而狐狸在西方神话里也会指向“高明的小偷”这样的形象。在赛博格强盗看来，这样的高明主要体现在“不知不觉”拿走。“我们只是把戏剧里原本就有的东西拿走后进行一些数字化的处理而已，这能算偷吗？”“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为戏剧革命或者摧毁戏剧。几千年来戏剧一直在进行自我革新，今天的戏剧和古希腊时期的戏剧所用到的技术已经彻底不一样了，我们只是想成为戏剧自我革新过程的一部分，把属于这个时代的最新技术带进去”。题图为《见见朱丽叶 | 见见罗密欧》视频资料截图 文中视频和图片来自赛博格强盗主页
其动若水世界现代设计史考研重点复习资料
运动时间表“工艺美术”运动（英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设计的开端）“新艺术”运动（法国，19世纪末开始，承上启下）“装饰艺术”运动（装饰运动在20世纪初的最后尝试）“现代主义设计”运动（20世纪20年代开始，20世纪设计的核心）“国际主义设计”运动（二战后兴起，20世纪50——70年代风行，是现代主义设计在战后的发展）设计多元化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初期贵族的设计两大优点：知识分子的思考;外界的交流（代表：凡尔赛宫）新古典主义：资本主义初期最早出现的文化思潮，18世纪60年代流行古典形式。追求古典和简洁，典雅，节制。显示人们对理性的向往。折衷主义：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者自由组合而不拘泥某种风格。“集仿主义”第一章 工艺美术运动一、工艺美术运动(08年名词解释及论述、09年简答、10年、13年名词解释）1、起因：随着工业化发展，产品批量化，造成设计水准下降，艺术与技术分离的局面。2、契机：1851年伦敦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工艺美术运动直接原因）PS：会上工业产品粗陋，显示机械化生产的弊端和设计水平的下降。水晶宫：1851年，为了炫耀英国工业的进步，英国举办了19世纪著名的国际博览会——水晶宫博览会。由工程师约瑟夫.伯克斯运用玻璃和钢材建造温室的原理，大胆地把温室结构应用到这次博览会的展厅设计当中，展厅全部采用钢铁和玻璃结构，被称为“水晶宫”。由钢铁和玻璃建造的圆拱形大厦，材料特殊，造型奇特，采光良好。开创了由钢铁和玻璃建造、标准构件的先河。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近半个多世纪对技术成就的综合检阅，也是这一时期艺术与技术分离现状的集中暴露。（最大价值是新材料的运用） 水晶宫意义：（1）本身是机器制品，体现了工业生产的机器本性（2）没有多余装饰，简洁性功能性突出探索（3）突破传统，运用新材料(4)技术作为直接来源，非建筑师也能是建筑风格革命者。3、工艺美术运动名词解释：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针对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的工业批量生产所造成的设计水准下降的局面，这场运动的理论指导家是英国的约翰.拉斯金，主要人物是威廉.莫里斯，这场运动受到日本艺术的影响，影响主要集中在首饰和书籍装帧上。指导思想：约翰.拉斯金 奠基人：威廉.莫里斯4、风格特点：（1）强调手工艺，明确反对工业化（2）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它各种古典、装饰的复兴风格（3）提倡哥特式风格和其它中世纪的风格，讲究简单、朴实无华、功能良好。（4）装饰上推崇自然主义，受到东方装饰和东方艺术的特点。 （5）主张设计的诚实，反对华而不实的取向。5、意义影响：（1）影响范围大（英国开始蔓延到美国和北欧即斯堪的纳维亚），涉及领域广（平面、家具、陶瓷、建筑、纺织等）（2）优点：①在一片维多利亚的风气中，这些设计先驱采用中世纪的纯朴风格，吸收日本的和自然的动机，创造出全新的风格，又与各种历史复兴格大相径庭，的确难能可贵。②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中，表现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出世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感，强调手工艺，强调中世纪行会的兄弟精神，也是非常特殊的。③强调设计要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反对精英主义设计，④给后来的设计师们提供了新的设计活动参与，给后来的设计作品提供了不同于以往任何设计运动新的尝试典范缺点：①对工业化的反对，对大批量的否定，都没有可能成为领导主流的风格。②过分强调装饰，增加了产品的费用，一般平民仍然无法享有。它依然是一个象牙塔的产品。 ③这场运动从意识形态上讲是消极的，并且不可能有出路，它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洪流中，知识分子企图躲避这场洪流的一个乌托邦的幻想而已。（3）是第一次大规模设计改良运动，是现代设计良好的开端，为“新艺术”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6、设计原则：（1）设计大众化，设计是为千万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2）设计工作是集体活动不是个人劳动。7、目的：抵制工业化对传统建筑、传统手工艺的威胁，复兴以哥特式风格为中心的中世纪手工艺风气和恢复手工艺。二、约翰.拉斯金1、约翰.拉斯金：英国设计理论家、社会评论家，主要从事艺术研究和社会评论，曾在牛津大学担任过美术教授，工艺美术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代表作有《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现代画家》等。2、设计思想：（1）多关心小艺术（建筑，工艺美术）（2）民主性的社会功能（3）强调手工艺，恢复行会（4）强调艺术与工业结合（5）向自然学习①强调从自然风格中寻找装饰动机，而不是盲目地抄袭旧有的模式。②主张使用自然材料，反对使用新兴的工业材料。③重视材料本身的质感，忠于材料本身的特点。三、威廉.莫里斯1、威廉.莫里斯：英国著名的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是真正实现约翰.拉斯金思想的实践者，被誉为“现代设计之父”，拉斐尔前派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品有与菲利普.韦伯设计的红屋，代表著作有《桥沙集》、《人间天堂》等。2、设计思想：（1）进一步提出民主的思想，提出了现代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①设计的大众化，认为设计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而不是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②设计工作应该是集体活动，而不是个人劳动。（2）强调手工艺，反对机械化生产，认为手工艺制品比机械产品更容易达到艺术性。（3）在产品装饰上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古典风格，主张艺术家和技术家的团体协作。3、红屋：威廉.莫里斯和菲利普.韦伯，红色的砖瓦，既是建筑材料，又是装饰动机，建筑结构充分暴露，同时又运用了不少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细节特点，比如塔楼、尖拱入口等，具有民间建筑和中世纪建筑的典雅、美观，以及反对追逐时髦维多利亚风格的特点。强调功能性、实用性和舒适性，是英国哥特式建筑和民间建筑的完美结合，自然、简朴、实用。同时，莫里斯还从统一的方案出发，为该建筑设计了室内产品、家具等，因外观是红色，被设计界广泛称为“红屋”。四、美国的工艺美术运动1、美国“工艺美术运动”：与英国“艺术与手工业运动”相似，较少强调中世纪和哥特风格，讲究装饰典雅，特别是东方风格的细节。2、美国工艺美术运动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区别：（1）美国不能算设计运动，只能说是一种设计思潮。（2）美国善于吸收外国传统设计思维（强烈的日本倾向）（3）宗旨思想虽然与英国类似，但较少强调中世纪和哥特风格，讲究装饰典雅，特别是东方风格的细节。（4）东方设计影响英国主要是平面设计和图案；而影响美国是结构性的。第二章 新艺术运动一、新艺术运动（09年简答、14年名词解释）1、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2、概念：起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的一次影响面相当大的“装饰艺术”运动，是一次内容广泛的、设计上的形式主义运动，涉及十多个国家，从建筑、室内、家具、陶瓷、平面设计、书籍插画甚至雕塑、绘画艺术都受到影响，延续十余年，是设计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形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从法国开始，随后波及到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后来还影响到了美国。这场运动实质上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延续和传播，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超过“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主张艺术家从事产品设计，以此实现技术与艺术的统一。起源地是法国，与家具设计家萨穆尔.宾开办的设计事务所名字—“新艺术之家”有关。后来被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取代。是一次相当有影响的形式主义运动。3、目的：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与传统决裂，完全追求自然主义。（线条装饰）风格上多用曲线和有机形态。4、特点：（1）强调手工艺，反对工业化（2）完全放弃传统装饰风格，开创全新的自然装饰风格。（3）倡导自然风格，强调自然中不存在直线和绝对的平面，装饰上突出表现曲线和有机风格。（4）探索新材料和新技术带来艺术表现的可能性。（5）装饰上受东方装饰的影响，特别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装饰风格和浮世绘的影响5、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比较：（08年论述题）相同点：①都是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它过分装饰风格的反对②都是对工业化风格的强烈反映③都旨在重新掀起对传统手工艺的重视和热衷④放弃传统风格的参照，转向采用自然中的一些装饰动机，如动物、植物为中心的装饰风格、图案的发展。⑤都受到日本装饰风格，特别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艺术与装饰风格和浮世绘的影响。不同点：“工艺美术”运动主张恢复中世纪的传统风格，把哥特式风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来源，而“新艺术”运动则完全放弃任何一种传统装饰风格，彻底走向自然风格、强调自然中不存在直线和完全的平面、装饰上突出表现曲线，有机形态，装饰动机基本来源于自然形态的“曲线风格”。（时间和意义也不同）6、源泉：哥特式，罗可可式，日本浮世绘。7、派别：（1）曲线派：师从自然，崇尚活力。纹样从自然草木抽象而来，多流动形态和蜿 蜒曲线。（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西班牙）（2）直线派：与机械生产适应的简洁直线几何造型。直线为主，色彩和形态简洁。（英国格拉斯哥学派，维也纳分离派）8、影响：（1）虽然各国之间风格区别很大，但从追求装饰，探索新风格这点上，所有国家都相同。（2）采用的方式（例如装饰、自然主义等风格）依然是为少数权贵服务。（3）注重强调曲线，具有强烈平面特征。也具有非常明显东方艺术痕迹（特别是浮世绘的痕迹）定义为风格细腻，装饰性强的女性风格。（4）新艺术运动是世纪之交的承上启下的设计运动，希望在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气泛滥和工业化浮现时期，以自然主义风格复兴优秀传统。强调手工艺的美，否定机械化二、主要国家的新艺术运动风格1、法国：（1）新艺术之家：萨穆尔.宾开办的设计事务所，口号“回到自然中去”。作品有强烈自然主义倾向，模仿植物形态和纹样，取消了直线，强调有机形态。（2）现代之家（与1大同小异）（3）六人集团：成立于1898年，是巴黎“新艺术”运动一个重要的设计组织，影响比其它组织要大，由六位松散的设计师构成，但设计理念和风格比较一致，都提倡回归自然，将曲线和植物纹作为设计风格特征，代表人物为吉马德。巴黎地下铁道系统：设计多用植物的蔓枝作为装饰动机，整体结构用青铜和其他金属铸造，顶棚和栏杆多模仿植物形态，如扭曲的树干，缠绕的藤蔓等。顶棚则采用海贝状处理，深受巴黎人民的。2、比利时：（1）亨利.凡.德.威尔德（现代主义设计奠基人）：大量采用曲线，花草枝蔓纠缠不清。他支持新技术，肯定机械（重要突破），提出功能第一的原则，主张艺术与技术结合（三点原则：设计结构合理，材料运用准确，工作程序清晰），反对纯装饰纯艺术主义。（2）霍塔：设计曲线为主，最早把钢铁和玻璃引入住宅装饰。（霍塔旅馆）3、西班牙：最极端，最宗教。建筑家安东尼.高蒂：高度个性没有清规戒律的雕塑式建筑。风格：仿生，哥特式，曲线风格，彩绘瓷砖+混凝土三个阶段：（1）摩尔风格阶段：阿拉伯风格特点，代表：文森公寓（外立面丰富瓷砖的华丽住宅，源于伊斯兰风格，阿拉伯形式结合西班牙地域特色的宫殿建筑）（2）哥特式风格阶段：哥特风格+新艺术风格，代表：圣特雷萨修道院（3）有机风格：有机的特征，装饰图案有很强的象征性。代表：巴塞罗那住宅（PS：米拉公寓是有机形态、曲线风格的极端主义。像融化的冰激凌）将浪漫主义渗透到三维空间的建筑中去，吸收日本艺术和有机风格，结合自然形态，精心研究他独创的塑性建筑。①墙面凹凸不平，屋檐和屋脊有高有低，呈蛇形状，富有动感②阳台栏杆由弯曲回绕的钢条和钢板构成，如同挂在岩体上的一簇簇缠绕的杂草。③墙线曲折弯扭，整体空间“离方遁圆”，没有一处是规矩的矩形。④屋顶有六个塔尖和若干个小的突出物，造型怪异。从外面看像一个融化的冰淇淋，是高蔕有机风格的一个代表作品，也是把“新艺术”运动的曲线风格和有机风格发展到最极端的建筑。圣家族大教堂：由一个宗教组织于1881年委托安东尼.高蒂修建，始建于1884年，因资金不足，多次停工。整体结构模仿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式样，原设计有12座尖塔，最后只完成4座。尖塔虽然保留着哥特式韵味，但结构简练很多，教堂内部布满了钟乳石的雕塑和装饰件，上面贴以彩色玻璃和石块，宛如神话中的世界。教堂设计没有遵循任何古典教堂设计风格的约束，具有强烈的雕塑式特征。设计师为了抗衡工业化的影响。因此，设计宗旨是反工业化的，圣家族教堂倾注了高蒂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作品。设计没有遵循任何古典教堂设计的清规戒律，具有强烈的雕塑式艺术表现特征。4、苏格兰（属于英国）：在苏格兰的新艺术运动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是格拉斯哥四人组，即马金托什、马克奈、麦当娜姐妹组成的格拉斯哥四人集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在建筑、室内、家具、玻璃、金属器皿的设计方面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苏格兰新艺术表现风格，即柔软的曲线和坚硬的竖线交替运动的新表现，即设计界习称的“直线风格”。马金托什：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他发掘他称为“旧的精神”而设计出具有新风格、独特的建筑，浮世绘对他的影响很大，喜欢用简单的直线和黑、白基本两色，他将几何形态和有机形态混用，其简单而具有高度装饰性的平面特征与维也纳分离派极为相似，他受到“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前奏等多重风格的影响，是“工艺美术”运动与现代主义时期的重要的环节式人物。代表作：高背椅（14年专业课二：马金托什艺术风格、历史地位、艺术历程）5、奥地利：（1）维也纳分离派：19世纪末，一批奥地利的艺术家公开提出与正宗的学院派分离，他们组织的团体自称“分离派”，口号为“为时代的艺术，为艺术的自由。”其成员来自维也纳学派，大多为设计师瓦格纳的学生，包括建筑师、手工艺设计家、画家，他们在探索形式方面与德国青年风格近似，对当时德文国家流行的曲线风格产生严重冲击，成为一股新的设计力量。（08年简答、14年名词解释）（2）霍夫曼：代表作：斯托克列宫（采用混凝土和金色构件；垂直构图方格网形式。主张造型简洁和集中装饰，装饰主题用直线和大片光墙面及简单几何体）局限：没有处理好艺术和机器生产的关系不计成本，不能满足大众消费形式功能结合不彻底6、德国：青年风格：德国的“新艺术”运动是以“青年风格”来称谓的，艺术家、建筑家以《青年》杂志为中心，希望通过复兴传统手工艺挽救当时设计颓废的趋势。起初有非常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1871年后，开始摆脱单纯的装饰性，而向功能性第一的原则发展，简单的几何造型，直线运用与自然形态吻合。被视为新艺术和现代主义设计的过渡阶段。PS：意大利：与法国相似，但手法较为自由。新艺术平面设计主要代表人物和成就：1法国的谢列特和格拉谢特：采用彩色石印技术，使用生动的会画插图的广告海报；后者作品讲究生动畅快的线条和构图，色彩鲜明。2英国：比雅兹莱受日本风格影响，黑白单线描绘，为书籍插图，想像力，色情化风格浓重。第三节 装饰艺术运动一、装饰艺术运动1、发源地及名称出处：法国 ；1925巴黎大型展览—装饰艺术展览2、背景：二十世纪初，艺术家，设计师了解时代必然性，不回避机械形式，也不回避新材料（钢铁，玻璃等）采用大量装饰动机使机械形式变得自然和华贵，力求在维护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使工业品更加美化即装饰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对比“新艺术”运动：反对古典主义，自然的，单纯的手工艺趋向，主张机械化的美）3、时间：20世纪20到30年代4、定义：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在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展开的一次设计艺术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几乎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同时发生，所以无论是从材料还是形式上都受到现代主义很大影响，但它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的装饰运动，与强调为大众服务、大批量生产的现代设计相区别。这次艺术运动的风格追求华丽的装饰，以满足人们对产品形式美感的需求，但其实质仍然是一场形式主义运动，是一场承上启下、具有国际性的设计运动这场运动，其风格首先表现在法国的奢侈品上，随后波及到建筑、室内设计、家具、陶瓷、玻璃、产品造型和平面设计等领域。5、特点：喜欢直线和对称抽象构成形式，富有光泽的材料，具有强烈色彩效果的颜色，运用机械，钢筋混凝土，合成树脂，强化玻璃等新材料。反应艺术家在工业发展中对装饰艺术留念的矛盾折衷心理。6、风格特征：主张使用新材料（如钢铁、玻璃等）；主张机械美，采用大量的的装饰使机械形式和现代特征变得更加自然、华贵；造型语言为大量的几何形；绚丽的色彩以及表现这些效果的高档材料。7、风格来源：①埃及等古代装饰风格的实用性借鉴②从原始艺术中获得创作灵感③汽车式样的影响④舞台艺术的影响⑤简单的几何外形⑥形成自己独特的色彩系列8、目的：装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们力图采用新的装饰形式装饰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在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之间寻找一种折中的设计艺术形式，满足人们对产品形式美感的需要。装饰艺术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艺术家们掌握的手工艺和设计，以适应批量生产的需要来结束艺术与工业旧有的冲突，以及艺术家和手工艺人旧有势力的差别。9、装饰运动与现代主义运动对比：（15年论述题）（1）形式特征上的同：时间都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发展；都采用新材料，新技术；都注重简单的几何外形的运用 （2）意识形态上的异：装饰艺术运动起源法国，强调装饰，本质是为上层阶级服务，仍然是权贵的设计；现代主义运动起源德国，否定装饰，强调设计是为大众服务的。（左倾的、小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10、折衷主义：装饰艺术运动采用手工艺和工业化双重特点，设法把豪华的、奢侈的手工艺和未来的工业化合二为一产生可以发展的新风格。特征（三个结合）：1手工艺和工业化的结合2东方风格和西方风格的结合3情化与机械化的结合二、各国的装饰艺术运动法国：（此时俄，德，荷开始现代主义运动，可是法国却装饰运动）非民主化，为权贵精英服务，资产阶级性质的。（PS:1室内和家具：外形简洁，装饰繁缛，材料昂贵，色彩鲜明，对比强烈。2陶瓷：中国风格影响，人物和几何图案作为主要装饰。3漆器：东方风韵的典雅清丽，抽象的几何纹样做装饰。4玻璃：香水瓶，灯具等常用女人体做装饰。5金属：人物雕塑式多而优，表面处理精细，嵌饰异材，豪华绚丽。6平面设计：色彩明快，线条清晰，装饰性强，主题多上层阶级奢靡生活。）美国：从纽约开始发展，刚起步就已经和法国很不一样，比较重视建筑、室内，讲究恢宏的气派，也混杂了美国大众的艺术、通俗文化的一些因素，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一战后的受益国，装饰运动正中美国新兴富裕中产阶级胃口）英国：装饰运动时期，英国完全退缩回复古主义中了，还沉溺于17世纪传统风格的借鉴。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开始变革。新材料的使用，大众化是显著特征。建筑和室内采用简单强烈的色彩和金属色作为装饰，大量几何体，形式单纯而强烈，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代表作：1克拉里奇酒店：采用罕见黑色和米白色作地毯的基本色，壁面采用大面积镜子，镜子利用腐蚀和雕刻的手法以植物纹样作中心装饰。这些手法都是为了造成内部空间更加高大宽敞的错觉。2斯特兰宫殿大饭店：内部大量采用玻璃镜子和玻璃壁板，广泛采用曲折线，闪电团，放射形图案，还采用古埃及风格人体图案，室内摆设一些巨大的黑色装饰陶罐。大厅墙面采用银色树叶图案装饰，加上金色附件和漆器的点缀，鲜艳夺目。第四节 现代主义设计一、现代主义设计1、概念：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二战后的美国很好的发展了它），它是20世纪设计的核心。2、思想特点：（1）民主主义：为社会总体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2）精英主义：不是为精英服务，而是强调精英领导的新精英主义。（3）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动荡时期希望通过设计建立良好社会，改变大众生活。3、形式特征：现代主义设计最初发端于建筑领域，所以其设计形式的最终形成，也在建筑设计上表现的最为充分。在总体上，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坚持面向大众的设计立场，改变传统的、昂贵的建筑材料和建设方法，通过采用新兴的工业材料来降低成本。同时还改变了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建筑方法，多采用大量预制件、现场组装的方式，完全取消多余的装饰。在建筑外观设计上，全部采用所谓的玻璃幕墙，因而整个建筑体现了鲜明的功能主义原则，成为了一种单纯到极点、少则多、理性而冷漠的新建筑形式。风格特点：（1）功能主义特征，强调以功能为设计的中心和目的，而不再以形式为设计的出发点，讲究设计时的科学性，重视设计实施时的科学性、方便性、经济效益性和效率。（2）形式上提倡非装饰的简单几何造型①六面建筑②幕架结构③标准化原则④反装饰主义⑤中性色彩计划（3）具体设计上重视空间考虑，特别强调整体设计考虑，基本反对在图版、预想图上设计，而强调模型为中心设计规划。（4）重视设计的费用和开支，把经济因素放到设计中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从而达到实用、经济性目的。（09年论述题）4、实质：（1）现代主义设计是民主主义的 （2）是建立在大工业机器生产之上的（3）产生了全新设计美学观—机械化时代的设计美学（4）核心是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设计大师及其作品1、勒.柯布西耶（法）：法国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杰出代表，机械美学的奠基人，20世纪著名的建筑师、设计艺术理论家，现代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三位大师之一，也是其中著书立说最多的一位。其新建筑理念和城市规划思想有非常独特之处。设计理念：（1）强调机械美，钟意飞机，汽车，轮船设计。（2）认为现代人类生活经过设计的环境都是机器。（3）强调数学计算和几何计算是设计出发点，强调科学性和理性，第一个提倡把立体艺术形式引入设计。（12年、15年简答题）提出新建筑的5个特点：（1）底层架空（2）屋顶花园（3）自由空间（4）横向长窗（5）自由立面代表作品：（1）马赛公寓：采用达.芬奇人文主义思想，套用“模数”来确定建筑物所有尺寸。马赛公寓长165米，宽24米，高56米。地面层是敞开的柱墩，建筑被巨大的支柱支撑着，看上去像大象的四条腿，它们都是未经加工的混凝土做的，建筑腾空地面之上。建筑上面有17层，其中1-6层和9-17层是居住层，可住337户1600人。这里有23种适合各种类型住户的单元，从单身汉到有八个孩子的家庭都可找到合适的住房。大部分住户采用“跃层式”的布局，有独用小楼梯上下联接；每三层只需设一条公共走道，节省了交通面积。（2）萨夫伊别墅：底基是一个矩形，共三层，每一层都有楼梯和坡道连接，底层架空，由几根细柱支撑。一层设有门厅、车库和仆人用房。二层设有起居室、卧室、厨房、餐室和一个半敞开的休息室。三层是主人卧房和屋顶花园。萨伏伊别墅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平面和空间布局自由，空间相互交错，彼此贯通。别墅轮廓简单，好像一个白色的方盒子被细柱支撑。水平长窗舒展开阔，外墙光洁，无任何装饰，但光影变化丰富。别墅外形简单，但内部结构复杂，犹如一个内部精心雕镂的几何体，又像一台复杂的机器。萨伏伊别墅是柯布西耶新建筑观念的具体体现。2、米斯.凡德洛（德）：出生在德国，1907年，他和格洛佩斯同在贝伦斯的事务所工作，其设计风格受到贝伦斯很大影响。1928年，提出“少即是多”的名言，（少装饰多空间）1929年，他参与了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提倡纯净、简洁的建筑表现。将现代主义的特征简单、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减少主义都运用到了极致。其中著名的巴塞罗那椅，使米斯一举成名，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师，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成为米斯设计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14年名词解释）设计思想：①提出“少则多”的名言，流动的空间，好的功能就是美的形式。②“少”是针对当时设计界仍然很流行的繁琐古典的装饰手法提出的，认为繁琐的装饰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多”是指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下创造出建筑上简洁而丰富的效果和最大的使用空间。③他倡导建筑设计应该立足“少则多”的功能美学思想，最善用玻璃和钢架结构表现技术的完美，被认为是摩天大楼的开创者。代表作：（1）巴塞罗那椅子：1929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上，为了欢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而设计。弧形交叉状的不锈钢构架支撑真皮皮垫，非常优美而且功能化。两块长方形皮垫组成坐面（坐垫）及靠背。椅子当时是全手工磨制，外形美观，功能实用。（2）西格莱姆大厦：西格拉姆大厦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世界上第一座玻璃盒子高层建筑。，完全没有任何装饰，减少主义最高要求，建筑表面体现了格子式的工整网状形式，有特殊的遮阳窗帘，建于1954～1958年。共40层，高158米，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米斯凡德罗和菲利普·约翰逊。3、弗兰克.赖特（美）：美国现代主义的先驱，美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师承沙里文，美国本土建筑的开创者，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在世界享受盛誉，他的建筑思想与西方新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明显差别，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代表作：流水别墅、古根海姆美术馆。功能主义立场：认为功能和形式在设计里根本没有可能完全分开。建筑的结构、材料、建筑的方法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有机设计。（15年名词解释：赖特、设计作品分析：流水别墅）有机建筑6原则：①简练是检验艺术性的标准②设计风格多种多样③建筑和周围环境协调④建筑色彩和它所在的环境一致⑤注重材料本质的表达⑥建筑中精神的统一和完整性。他的设计采用大量基本几何图形，总体上采用网格的方阵方式，加上抽象细部处理。打破了传统建筑封闭为六面体的观念。4.阿尔瓦.阿图（芬兰）：强调功能、民主化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需求。奠定了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理论基础。与柯布西耶相反，他的作品轻松感、流畅感、剧烈和耐性。热衷使用本料（自然性、温情性），它的自然风格被称为阿图主义。改变德国单调。非人情化的风格，建立既是现代的，也是民族的新的有机功能主义风格。代表作：萨纳萨诺市政厅：采用砖墙结构，高低错落，一方面有强烈的乡土味道，另一方面对比强烈的现代主义结构。三、德国工业同盟德国工业同盟：1907年，由穆特休斯在德国倡导创办的旨在促进设计的半官方设计机构，其成员包括建筑师、制造商、工艺家等，得到政府在资料、资金、活动安排等方面的支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办设计促进中心，后来逐步转变为一个非官方的设计行会，在德国的现代设计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旨在提高工业产品设计质量，公开追求商业利润，奠定了德国产品重质量的传统，标志着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发轫。同盟的中心人物是彼得.贝伦斯，他受聘为德国一家通用公司的设计顾问，为该公司设计了厂房、标志、电器、海报及产品说明书等，成为工业设计史上第一个工业设计师。宗旨：（1）提倡艺术、工业、手工艺结合（2）主张通过教育把不同设计综合（3）强调走非官方路线（4）大力宣传功能主义和承认现代工业（5）坚决反对任何装饰（6）主张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影响：①德国工业同盟影响和培养了一批新人，如对后来现代主义起到重要作用的米斯、格洛佩斯、柯布西耶等。②在德国国内，德国工业同盟首创了工业设计活跃的局面，奠定了德国工业设计重质量的传统，确立了工业设计的基本理念，真正预示着设计艺术新时代的到来。③对世界的影响，使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家相继开展了类似的组织，使工业设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同盟内部两种尖锐的观点：1穆特休斯：发展标准化或规范化的形式（即生产那些高质量满足出口贸易需求的东西2威尔德：标准化会扼杀创造性，设计师会成为绘图员，德国的民族特色将丧失殆尽。目的：通过设计强调民族良心，优质产品。贝伦斯：设计思想：从功能出发，抛弃繁缛装饰，强调简洁功能良好的外形和结构。贡献：1采用新材材料新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2为通用公司进行设计3为现代建筑树立了典范4他的事务所为现代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四、俄国构成主义设计运动（13年论述题）俄国构成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前卫艺术和设计运动，是立体主义影响下派生出来的艺术流派。最早出现在雕塑领域，随后又发展到绘画、戏剧、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广泛领域。他们的探索带有强烈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色彩，俄国的现代主义探索成为“构成主义运动”。无论是深度和探索的范围毫不逊色于荷兰的“风格派”和德国的包豪斯，但是这个前卫的运动在1925年前后遭到了斯大林的扼杀，未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不像德国的现代主义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马列维奇、李西斯基、塔特林等。风格特征：（1）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2）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朴素无产阶级特征（3）版面杂乱无章，与传统的古典的方式决裂（4）探索摆脱传统之后的单纯结构和功能设计思想：（1)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设计的民主性、思想性和形式性.（2）“结构”是设计的出发点，也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起点，是构成主义运动对包豪斯影响的主要表现。代表人物和作品：塔特林—第三国际塔：。由两个圆筒组成一个金字塔，采用铁和玻璃两种材料筑成。圆筒的部份以各自不同周围和各自不同速度的回转，组成一个螺旋状高塔。五、荷兰“风格派”运动（2015年设计作品分析：红蓝椅）荷兰风格派运动：“风格派”是以荷兰为中心，其成员包括画家、设计师、建筑家等，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其中主要的促进者是设计师杜斯伯格，维系这个中心的是一份叫《风格》的杂志，主编也是杜斯伯格，成员还包括画家蒙德里安、设计师里特维特等。思想：1发展中性的，理性的，现代的风格2传统建筑，家具变成基本几何结单体3运用三原色和中性色主要特点：（1）把传统建筑、家具、产品设计和绘画等特征完全拨除，变成最基本的几何元素单体，使每个单体孤立起来甚至绝对化。（2）把这些几何单体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简单结构组合，在新的结构组织中，单体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和鲜明可观性。（3）注重非对称性研究。（4）反复运用纵横几何结构和三原色和中性色。设计思想：（1）坚持艺术、建筑、设计的社会作用，让将它们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2）认为普遍化和特殊化，集体和个人之间有一种平衡。（3）对于改变机械主义，新技术含有一种浪漫的乌托邦精神。（4）坚信艺术和设计能改变个人生活和生活方式，具有改变未来的力量。代表作品：1．盖里·里特维特的红蓝椅子 2．蒙德里安的非对称式绘画凡.杜斯伯格设计思想： 致力于在荷兰国内发展一种中性的、现代的风格，主张“少风格”，减少主义的简单几何结构、没有色彩的中性的计划，全力研究新的国际主义，主张用更加简单、更加国际的术语来建立国际风格基础.意义：简单的几何形式，中性色为主，立体主义造型，理性主义特征成为二战后国际主义风格符号。PS：奥地利工业组织：分离派成员于1903建立。特点：1强调简洁几何形式2用手工模仿工业制品简练而规范的效果3大量采用纵横直线作为装饰的主体骨干，附加若干有机形态。第五节 包豪斯一、包豪斯（2010年论述：包豪斯教育思想对现代艺术教育的影响）1、名词解释：“包豪斯”一词由德语的“房屋”、“建造”两个词的词根构成，创始人是格罗佩斯，由魏玛美术学校和魏玛工艺学校合并而成，于1919年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世界上第一所推行现代设计教育，有完整设计教育宗旨和教学体系的学院，目的是培养现代设计人才。1933年被纳粹政府强行关闭，虽然仅存在了14年，但是确是集欧洲现代主义大成的中心，把现代主义设计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是欧洲现代主义和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其设计思想核心（与基本原则一样）是：坚持艺术与技术新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不是产品；设计必须遵循自然和客观法则。2、宗旨：确立建筑在设计中主导地位把工艺技术提高到视觉艺术平等的位置，从而削弱传统等级划分。通过艺术家，手工艺家和工业家合作而改进工业制品。3、宣言：强调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的协作（三位一体）纯艺术应向实用艺术转化艺术与技术统一，艺术家和工程师合作4、基本原则（或说艺术思想或设计思想核心）：坚持艺术与设计新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不是产品设计必须遵循自然和客观的法则5、代表人物：格罗佩斯：著名建筑师，德国工业同盟成员。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包豪斯创始人。曾在贝伦斯的事务所工作，是他的学生并担任助手进行设计。代表作品有与汉斯.迈耶共同设计的法格斯鞋楦厂（欧洲第一座玻璃结构建筑）；包豪斯校舍（被公认为实现功能艺术和形式统一的完美之作）设计思想：①主张设计与工艺统一，艺术与技术统一 ②注重提高人们生活环境质量的设计③强调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④强调批量化，机械化，标准化，大众化⑤理想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包豪斯校舍的特点：（1）建筑物的实用功能是建筑设计的出发点（2）采用灵活不规则的构图手法（3）按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特点，运用建筑本身要素取得建筑的艺术效果（4）把实用、功能、结构、材料和建筑艺术相结合，提高效率，降低投资。6、发展的三个阶段：时间 阶段 校长 1919—1925 魏玛时期 格罗佩斯 理想主义 双轨制教学 初创和奠定基础1925—1932 德绍时期 汉斯.迈耶 共产主义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理想得到现实，硕果累累1932—1933柏林时期 米斯.凡德洛 实用主义 以建筑为中心 纳粹的统治下渴望一线生机7、美学主张：①树立整体意识（艺术各门类都是整体）②吸收东方哲学③提倡国际风格（反对民族风格，集德国表现、俄国构成、荷兰风格派等于一体）④主张教学合一（课堂变成作坊工作室）8、艺术教育思想：①强调设计中的创造，反对模仿抄袭，墨守成规②将手工艺和机械生产结合③主张各类艺术的综合④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培养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的新型设计师⑤教学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将教学成果付诸于实践。9、课程：实用指导和正式课程，实用指导包括材料研究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正式课程包括①观察课，自然与材料的研究②绘画课，几何研究，结构练习，制图和模型制作③构成课，平面、色彩、立体三大构成。10、成果和影响：1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的结构基础2采用现代材料，批量生产为目的，奠定了现代工业产品设计的基本面貌3对平面设计的探究为日后也有巨大贡献4广泛采用工作室进行教育，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5建立于企业界，工业界的联系，让学生直接接触到企业6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教学体系和方法7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统一，形成了真正的理性主义设计原则二、历史影响和局限性对设计教育影响; 1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教学体系和方法2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统一，形成了真正的理性主义设计原则3造就了德国高度理性化和严谨功能化的设计风格4包豪斯的历程就是现代设计诞生的历程，在艺术和机械门类搭起桥梁设计教育的局限：1过于重视构成主义，忽视人对产品的心理需求，形式机械、呆板2抨击旧的艺术形式和民族文化，导致千篇一律的国际主义风格3设计停留在传统产品上，对汽车，家电等设计少有探究4没有处理好工业和传统工艺关系，很少从实际生活考察。第六节 工业设计市场竞争下的务实主义，导致美国最早出现设计职业化。一、芝加哥学派1、名词解释：19世纪以前，芝加哥是位于美国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随着美国西部的大开发，使这个位于美国东西要道的小镇迅速发展起来，而1871年，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场大火更加剧了新房屋建设的需要，这种情况下，芝加哥出现了从事高层商业建筑的设计师群体，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以夸张的手法和符合现代化工业态度的设计理念，对房屋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设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5年名词解释）2、设计主张：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的需要 3、代表人物及作品：沙利文提出“形式服从功能”， 装饰必不可少，但是不取材历史形式，而是几何形式和自然形式。代表作：芝加哥会堂大厦，芝加哥大剧院等。建筑上采用钢材新材料，形式上采用钢架结构高层建筑。4、风格特征：①注重内部功能，新材料使用②强调结构逻辑表现③立面简洁，明确④整齐排列的大片玻璃窗，突破传统沉闷感⑤形式服从于功能5、贡献：建筑材料上，使用新材料建筑形式上，采用钢架结构高层建筑形式建筑理念上，形式服从功能二、美国工业设计奠基人1、沃尔特.提格：代表：柯达相机设计包装（便携式的班腾），707客机内部设计风格：①注重外形简洁，少有凹凸外形②安全性好③注重使用功能④便于清洁保养设计特点：①美学形式和技术要求的和谐统一②善于利用外形设计的美学方式解决技术上的难点2、雷蒙.罗维：出生在法国，后移居美国，美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一生从事工业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和平面设计，从可口可乐名字到宇航局实验室计划，从香烟盒到飞机内舱，设计内容十分广泛。引入流线型特征，他把设计高度商业化和专业化。它的设计既有工业化特征也具有人情味。1928年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高的事务所，罗维还曾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实用主义原则：①简练、容易维修和保养、典雅或美观、使用方便、经济、耐用。②罗维的设计不是革命式的，是循序渐进式的。③体现了美国商业主义和实用主义④简练、方便、经济、耐用成为美国设计代名词，设计思想演变成“形式追随市场”。贡献：流线型运用。运用到交通工具上，提高效率，降低能耗。企业统一形象设计设计成为了一门单独学科3、亨利.徳雷福斯：代表：贝尔公司300型电话机风格：①简朴直率②功能良好，使用便利③易清洁、保养、维修④具有美的外观和美的触觉主要思想：从内到外的设计原则为人设计的设计思想贡献：研究人体工程学的先驱4、诺尔曼.贝.盖迪思：主张：不要因为顾客要求而在设计上随波逐流，以至对技术的限度屈服。影响：广泛采用流线型，促进流线型风格发展三、有计划的废止制度有计划的废止制度（美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及其特点）：（50年代，迅速上升的经济使美国进入了富裕社会，为了在竞争中占领市场和迎合消费者不断求新求异的去求。）由美国通用公司总裁和设计师厄尔提出的汽车设计新模式。主张设计新的汽车样式的时候必须有计划的考虑几年之间不断的更换部分设计，基本造成一种制度，形成有计划地样式老化过程，称为有计划的废止制度。是一种通过不断改变设计样式让消费者心理老化的过程，目的是促使消费者为了追逐新样式，而放弃旧样式的积极市场促销方式。典型美国市场竞争产物。特征：功能性废止款式性废止质量性废止四、样式主义样式主义：美国设计历来奉行“样式追随市场”的设计理念。汽车产业体现最为集中，通用公司率先成立汽车外形设计部门，开始更新汽车外观造型和色彩。样式主义设计满足了消费者求新的心理，有刺激购买的作用。但阻碍了产品质量性能提高。五、流线型运动流线型运动：起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首先表现在交通工具的外形上，后来发展到所有产品设计的外观上都以圆滑流畅的曲线为主要特征。流线型本是空气动力学的一个术语，指物体在高空运动下具有降低风阻的圆滑流畅的曲线。使人联想到速度感和机器的活力感，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受到美国设计师们的青睐。影响：对于工业设计，尤其是对于那些空气动力学相关的设计领域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把它当做纯粹的设计样式，必然导致形式主义。（流线型冰箱上端连个鸡蛋都放不了），二战之后美国的流线型设计趋向合理和科学。六、欧美设计师的区别欧美设计师区别：欧洲：建筑师出身，受过高等教育，坚实的专业基础，长期的建筑设计经验，研究设计的社会功能为目的，注重理论研究和设计哲学，追求文化品位，长期效益感和责任感美国：各行各业，参差不齐，大多没有高教文凭，设计对象复杂（从汽水瓶到火车头），注重实用、灵活讲究经济效益，追求商业化。第七节 现代设计的职业化和制度化（不是重点章节，只需记住几个名词解释）工业设计（实用美术，外形美术，产品造型，工业美术）：就批量生产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格，叫做工业设计。（08年、09年名词解释）目的：解决产品部件之间关系问题，解决工业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乌尔姆设计学院（新包豪斯）：1950年由爱歇.舒尔在德国的乌尔姆市成立的二战后最重要的设计学院——乌尔姆设计学院，1953年学院开始正式教学活动，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技术美学为原则，倡导“系统设计”，培育了一批新时代的设计师。其设计思想被德国著名的家电公司布劳恩公司广泛实施，形成所谓的“布劳恩”原则，把思想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德国产品渐渐以理性、高品质、实用、功能化的特点而闻名于世。“系统设计”原则（12年名词解释）：以高度秩序化的设计来整顿混乱的人造环境，将纷乱的客观事物置于相互联系的环境中，使产品在某方面建立一种联系，从而使杂乱无章的环境变得关联性、系统性。美国现代设计发展及其特点（看上面有计划的废止制度）第八节 丰裕社会与国际主义风格一、波普设计（08年名词解释、15年专业课二背景、主要特征、影响）1、波普设计名词解释:“波普”一词来自于英文“pop”,具有流行、通俗、大众化之意，反映了二战后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费观、文化观、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它是对战后过于严肃、冷漠、单一的国际主义风格具有戏谑性的挑战，代之以诙谐、赋予人性的多元化特征，挣脱一切传统束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波普设计运动：波普设计是60年代起源于英国的设计风格，是形式主义设计风潮。波普艺术风格主要把美国大众文化一些内容进行组合，反映出文化大众的面貌，它打破了二战后工业设计局限与现代主义风格过于严肃、冷漠、单一的面貌，代之以诙谐、富裕人性和多元化的设计，它具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反文化的精英立场。口号：艺术不应该是高雅的，艺术应该等同于生活。手段：夸张、放大、组合、模仿特点：波普设计都具有夸张、奇异、富于想象力的造型；色彩单纯、鲜艳；有一种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心理特点（战后婴儿潮是重要消费阶层）和游戏特色。强调灵活性和可消费性，寿命应该是短暂的。题材取材于商业化的世界，是商业主义的，形象简洁，取自于日常生活。设计元素：最常见的，最普通的工业产品或废弃物历史评价：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波普设计这种追求新颖、古怪、新奇的设计，缺乏坚实的社会文化依据，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追求新奇的设计动机已经力不从心，开始从历史风格中（主要是维多利亚风格和工艺美术风格）寻找借鉴，一个以反传统的设计运动成为历史的大杂烩。波普设计只在形式上的探索，缺乏更深层次的思想依据，其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运动。二、设计伦理观念设计伦理观念的提出：美国巴巴纳克提出，他提出三个主要问题：1设计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为第三世界的人民服务2设计不应该为健康的人民服务，同时还必须考虑为残疾人服务3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的有限资源使用问题，应该为保护地球有限资源服务三、国际主义风格国际主义风格：现代主义经过在美国发展成为战后国际主义风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际主义风格首先在建筑上得到确立，米斯的西格莱姆大厦和庞蒂的佩莱利大厦成为国际主义风格典范。国际主义风格具有形式简单、反装饰性、系统化的特点。是一种理性、冷漠的风格。从“少则多”发展到减少主义风格，是包豪斯领导人到美国后发展的新的现代主义。二者意识形态上有很大差异，现代主义的民主色彩、乌托邦色彩荡然无存，变成一种单纯的商业风格。80年代消退（简单、理性，缺乏人情味，风格单一）国际主义设计和现代主义的联系和区别联系：（1）国际主义设计是现代主义设计在战后的发展，二者在设计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注重理性、注重功能、反对装饰、高度理性化、系统化。区别：（2）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动机上则完全不同。①现代主义遵从“功能第一，形式第二”的原则；国际主义设计由“少则多”发展到减少主义风格，成为一种单纯的商业风格，变成“形式第一，功能第二”。②现代主义设计是一场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运动，主张设计为广大民众享有，改变设计为权贵的立场。国际主义设计与美国的丰裕社会结合，这种原本具有民主色彩的设计就变成一种单纯的商业风格，成为具有强烈资美国本主义特征的、代表金钱与权利、代表企业的设计。四、人体工程学人体工程学：又称“人机工程学”，主要研究人在工作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相关问题，研究人与机器及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在工作中、家庭中、娱乐休闲时的工作效率、人的健康和安全舒适等问题。它的宗旨是研究人与人造产品之间的协调关系，为设计提供依据。对设计的起步起到了促进作用。（13年名词解释）有两门学科：人机工学和心理学，特别是消费心理学。中心是解决人机之间关系的问题：人造产品、设备、设施、环境的设计与创造对人人类工作和活动过程的设计对于服务的设计目的：提高人类工作和活动的效应和效率保证提高人类追求的某些价值（安全、卫生等）第九节 世界现代设计（一）一、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斯堪的纳维亚（北欧5国）特征：（30年代逐步形成，四五十年代成熟）斯堪的纳维亚指的是地理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五个国家，它们的设计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享受到国际声誉，将德国设计的理性风格和本土手工艺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博览会上大放异彩。其特征为：（1）注重现代和传统、机械和手工艺、理性和人情的结合（2）风格简洁、典雅（3）合理运用自然材料并突出纹理和温暖的肌理感（4）形式与功能统一（5）技术美学和人体工程学的美学思想追求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也受到世界设计发展潮流的影响，如60年代的波普设计，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90年代的“绿色设计”，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世界设计潮流迂回变化，并对后现代主义产生影响，使其简洁、实用，可以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北欧设计重传统，但北欧的设计师们并不拘泥于传统符号和形式，而是将传统设计作为一种现代精神在极富现代感的设计出表现出来，体现了设计师们在设计中美学的追求，其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设计师，如汉宁森、阿尔瓦等，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立下了汗马功劳。（09年论述题）二、日本的设计1、快速发展的原因：（1）探求“日本风格”受到政府和业界重视（2）国际交流频繁（3）完善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2、发展过程：（1）日本设计晚了半个世纪（2）日本擅长吸收别国成果，扬长避短。（不难看书日本传统设计受中国韩国影响；现代设计受欧美影响）（3）日本设计传统和现代双轨并行体制（针对国内国际市场也是双轨并行）（4）政府直接参与和民间组织共同努力1945明治维新（工业化和艺术思潮—1945到1952-现代艺术设计一室确立和教育体系建立—1952到1960工业设计成长—二十世纪60年代后特点：传统和现代双轨并行，日本设计走向世界—日本企业在世界设计市场有良好形象，形成的原则：1有弹性的专业特征2文化的多元特征3、日本设计风格特征：（1）日本设计在追随世界设计潮流的同时，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风格，日本传统的图案、包装、材料运用和绘画表现是设计师的灵感来源，是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基础。（2）木材运用和内部处理以及暖色调灯管和插画艺术（3）日本的设计风格以细腻著称（4）日本设计注重科学技术来弥补他们起步太晚的劣势（5）日本擅长吸收别国优秀成果，扬长避短，不难看出，日本的传统设计受中国和韩国的影响，而现代设计则受欧美影响。三、意大利的设计1、风格特征：（1）既有现代，又有民族（2）既有机械性，又有手工艺性（3）既有理性，又有人情味2、家具特点：（1）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了出口（2）小规模作坊针对国内品味（优雅、洁净、不矫饰）3、反设计运动（反主流运动）：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设计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成立激进的设计组织。他们把设计当做意识形态，弘扬个性，通过刺激、新奇的设计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反设计运动反对正统国际主义风格，反对现实主义风格，反对大工业化生产方式，通过复兴历史风格、折衷主义和波普风格来破坏现代主义风格相关的美学和道德标准。是后现代主义设计重要组成部分。第十节 世界现代设计（二）一、德国的设计1、德国设计特点：设计哲学观点：清除我们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德国的设计是重功能、重理性善于利用科学技术，强调设计秩序感、逻辑性和标准化。提出系统的设计观念，几乎完全摒弃了传统装饰。2、乌尔姆学院：定义：1950年，由爱歇.舒尔在德国乌尔姆市成立的德国战后最重要的设计学院——乌尔姆设计学院。1953年，学院开始正式教学活动，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技术美学为原则，倡导“系统设计”原则，培养了一批新一代是设计师。其设计理论思想被德国家电公司广泛实施，形成了所谓了布劳恩原则。在设计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下，德国的设计渐渐以理性、可靠、高品质而闻名于世。（核心：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思想）贡献：是它完全把现代设计，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立场，坚决的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立场上培养设计人员，设计在这所学校内成为单纯的工科学科。目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工业产品设计师和其他现代设计师，它首先从工业产品设计上进行教育改革。系统设计：高度秩序化的设计整顿混乱的人造环境，纷乱的物体放在有关连的环境中，使产品之间某方面有联系，从而使得环境有关联性、系统性。是对功能主义的扩充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产品功能单元的组合。（12年名词解释）二、西班牙的设计现代建筑过程：（1） 19世纪，卡塔兰文化复兴，代表高蒂，作品米拉公寓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2） 1929 米斯.凡德罗 现代主义建筑：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3） 20世界70年代 形成折衷主义 在现代主义的古板中加入人情味，冲淡现代主义僵硬。三、美国的设计美国当代设计的特征：（1）折衷主义，主张设计的多元化，反对设计单一风格的垄断。（2）反精英主义，美国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国家构成为中产阶级，所以他们主张设计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人人都应享有的（3）平面设计幽默性（4）高度商业化和实用性，美国的设计师们认为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是他们最关心的。（5）对于世界流行风格的兼容并收第十一节 后现代一、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比较（见第八节）二、后现代1、概念时间概念：是指现代主义设计结束以后的一个时间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义概念：指后现代时期各种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运动和风格（解构主义，高技术风格、建筑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狭义概念：指的就是后现代主义风格，最先表现在建筑设计上，随后发展到产品设计等领域，主要以反现代主义为核心，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出现了各种式样，流派纷杂，没有一个主导趋势的流派或思想。2、后现代主义风格特点：（1）历史主义和装饰主义立场。（改变现代主义反装饰的特，点从历史中吸取各种各样的装饰）（2）历史动机的折衷主义立场。（充其量是历史复古主义，对历史风格采取抽出、混合、拼接）（3）装饰的娱乐性以及处理装饰细节上的含糊性。（戏谑、调侃的色彩浓厚，含糊性是一个自然的结果）3、后现代主义的脆弱性：（1）后现代是对现代主义形式批判，思想上没有触及到现代主义思想核心（2）自身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薄弱的思想性和形式主义的性格特征）（3）形式反复运用，很快这些符号性形式就被厌倦了4、后现代本质：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方法论的一场运动，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定风格，宗旨在于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尝试。5、代表人物：罗伯特.温图利：建筑理论：（1）“鸭子”（单一、冷漠的建筑）和“装饰外壳”（装饰和目的性）（2）“建筑的功能和形式彻底分离”（3）“少则烦”（针对米斯“少则多”）6、后现代建筑特征：（1）强调建筑精神功能，注重形式变化（2）强调历史文化“文脉主义”（3）象征、多义的特点表现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的娱乐性和处理装饰细节的含糊性。三、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不同风格1、波普设计运动（见第八章）2、孟菲斯设计集团：一群意大利青年艺术家组成的后现代设计集团。国际公认反现代主义领头羊。无宣言和无限制的设计思维。风格特征：①对功能进行重新解释②开放式的设计思想③树立产品语义新内涵④赋予材料人文主义⑤装饰不是罪恶3、高科技风格：是科学技术在设计应用上的具体表现，其特征是高技术特征和高品位，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技术性的特征，即工业设计的特征；二是高品位，即设计不是为大多数人所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的设计，就凭这个非民主的特点，就说明了高科技风格不是强调民主化的现代主义设计的衍生。4、过度高科技风格：（改良高科技风格）一种工业化风格，高科技风格的冷嘲热讽、戏谑和嘲弄的表现。（庞克文化，霓虹灯文化）5、解构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弗里达在《论语法学》一书中提出，便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方式用于设计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其核心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传统、反非黑即白的理论，注重详细解读，具有浓厚的哲学兴趣。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对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已经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研究比对整体结构研究更重要。不仅否定现代主义还否定了古典的美学原则（和谐、统一）具有很大个性、随意性，是对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标准的否定和批判。风格特征：散乱 残缺 突变 失重 超带不足：很难影响到工业设计，在平面设计上造成了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试验气息。新现代主义：自罗伯特.温图利向现代主义设计发出挑战以来，除了后现代主义这条道路，还有就是对现代主义进行重新研究和发展，被称为“新现代主义设计”或“新现代主义”。在坚持现代主义的传统上，根据需要给现代主义加入简单形式的象征意义。其实质是对现代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这种依然以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减少主义进行设计风格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代表人物：贝聿铭：美籍华人建筑师，造型语言简洁明快，其设计没有繁缛的装饰，遵循了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又赋予造型以象征主义的内容。设计时注意建筑与周围环境的统一，具有历史性和文明象征性的含义。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属于实践型的设计师，他的作品较多，论著较少，其设计工作的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作品本身。（08年、10年名词解释）绿色设计（08年、10年名词解释）：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新兴的设计方式。工业革命后，人们以满足自我需求为中心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生态的污染、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设计界掀起了一场旨在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设计运动，即绿色设计。核心原则（3R）：①减少原则（减少物质能源消耗及有害物质排放）②再利用原则（零部件经过处理之后可以被二次利用）③再循环原则（考虑到材料的可回收性）非物质设计：90年代，随着电脑普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社会就是非物质社会。还需要其他的设计类 美术类考研视频资料 请关注 私信。
赫伯特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下）
【译者按】自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下）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正文】有身份死亡的等级中心，作为一种民间稳定的模式受到提倡，在痛苦和艰难之中，它提供了一种官方瘟疫书写的组织原则。在疫情的高峰期，1630年11月提出了为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Sister Domenica da Paradiso，1473-1573）封圣的活动，她是道明会第三会会员和圣十字修道院的创建人。列福式（beatification）由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Lorraine）向罗马提出，与涉及下层阶级的大量零碎不全的犯罪程序相反。列福式是另一种不同的，相当孤立并且自成一体的司法行为，围绕它的是宫廷成员、托斯卡纳教会等级最高层，以及城市中上层阶层成员的证言。治理机构选择将野蛮和令人发晕的瘟疫死亡率同备受尊崇的死亡形象对比，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的故事和佛罗伦萨紧密联系，她被提议为这个城市的某种神秘拯救者。【译注：tertiary：第三会会友：俗家修行者，不受天主教教派严格交规约束，保留俗世生活。源于圣方濟各，后在方濟各、多明会都教派中流行的一种宗教生活组织形式。】多美妮卡普拉蒂索修女肖像多梅尼卡·纳尔迪尼（Domenica Nardini）是一个农民，出生在15世纪末。她从乡下搬到佛罗伦萨，在那儿她受雇做了一个仆人。被赋予强烈的神秘和预言的天赋，1513年，她和几个朋友建立了圣十字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Crocetta），人们通常称作“小十字修道院”（Little Cross）。作为永恒的基督代理人，这个农民围绕着神圣的光晕，她管理了在政治危机、灾难和战争年月中以审慎和警觉聚集在身边的一个女子社群。被认为拥有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楷模，多梅尼卡的生命和行动，被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比作自己作为大公国摄政人的职责；这样她可以将美第奇家族统治的神圣性，确立在城市集体的过去中。所有政客和朝臣的证言都围绕着这个隐喻：多梅尼卡以不可动摇的手腕管理的修道院，和统治家族管理的国家相似。前者的良好统治，因而也就与摄政人和年轻的斐迪南大公二世的统治类似；正如多梅尼卡适时的干预，将佛罗伦桑从1530年的围城政治裂痕中拯救出来，同样在一个世纪后，美第奇家族也会将它从瘟疫中拯救出来。【作者注：自从中世纪晚期，从乡下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在托斯卡纳很显著。】【译注：文中提到的1530年的围城危机，是指道明会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建立的基督教共和国与美第奇家族的宫廷专制之间的斗争。多梅尼卡·纳尔迪尼受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影响而创办自己的道明会女修道院；她也和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保持良好联系。】佛罗伦萨的列福式活动实际上开始于权力从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和奥地利的玛丽亚·马达莱纳这两个女人的摄政，转移到斐迪南大公二世统治的时期。在1628年，斐迪南刚十八岁，才开始执掌治国，尽管他仍然受制于他的母亲和祖母压迫性的影响以及摄政委员会的指导。大瘟疫是年轻的大公面临的第一个政治责任的考验，听到传染状况最初的警示信息，他很快回到了佛罗伦萨。朱斯塔斯·苏斯特尔曼画的家庭肖像画：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与妻子奥地利的玛丽亚·马达莱纳，儿子斐迪南二世·德·美第奇在这段时间，托斯卡纳经历了一个彻底衰败的时期——经济上、农业上、工业上——达到了这些年中的最低潮。摄政统治下过于精致的宫廷在斐迪南治下也没有改变，大公身边围绕修道院长、贵族和不三不四的绅士们。因而大公国的主要秘书处回到佛罗伦萨古老贵族的控制下，它本来早已从这些贵族手中夺走。那是不稳定的平衡：权力的缰绳被一个刚刚过了青春期的年轻人和两个偏执的老女人掌握。瘟疫的爆发只是让情况更加不详。突发的危机要求国家和统治他的人同样采取让自己有合法性的行动。因而刚刚开始的权利转换将会更积极地建立在象征宇宙中（the universe of symbols）。官方决定将多梅尼卡·纳尔迪尼的形象，一个宫廷的但主要是美第奇家族的圣人，放到瘟疫紧急情况的中心，这行为本身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澄清的需要的反应，并且社会性地展示大公家族的神圣根基。在危机、混乱和危险的时期，朝廷通过将集体记忆同过去应对危机的成功联系起来，以暗示自己统治的能力来安抚城市。公开地唤起城市从1527年的瘟疫中和皇家军队从围城中解放佛罗伦萨，以及之后的民间和谐的集体记忆，意味着重新概述呈现过去的危机，以保证将会客服当前的危险。在城市面前宫廷以这些方式表现自己，并且在它的三个紧密关联的空间——围墙围起来的城市、修道院和宫廷中，制造了良好统治的乌托邦叙述。【译注：作者文中使用的 “象征宇宙” （the universe of symbols）概念源自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宗教比较研究中对文化与象征的关系的阐述。】安布罗焦·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 1290-1348）的三联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1338-1339，位于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的九人大厅（Sala dei Nove）。对一个被疾病和死亡的无序摧残的佛罗伦萨人来说，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富有凝聚力、有安抚作用的重新整合的计划。体面的死亡，大理石墓冢，永不朽坏的圣徒的身体，出入宫廷的人员庄严队列的见证，修女，大公夫人，和医生，戏剧化地将显然寂然不动的神圣时间的记录，表现在历史的困难时间中。因而人们可以恰当地赋予封圣游行和它的核心人物一种产生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静态的、和对危机的自我防卫式反应的功能，一种“传统化的和稳定的表现领域，在其中可能的个人危机危险的多样化，找到了它的文化拘把握点、配置、统一和重新整合的时刻。”通过多梅尼卡的传记，被见证人描述的典范时刻，已经被圣徒传的作者准备好，灾难时刻被剥去了其历史的否定性一面，因而超越了现实而指向了象征的领域。【译注：“传统化的和稳定的表现领域，在其中可能的个人危机危险的多样化找到了它的文化把握点、配置、统一和重新整合的时刻” ——这个概念出自意大利人类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埃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1908-1965）的著作《神奇：南方的理论》】通过统治家族的倡议，多梅尼卡也作为神秘治疗者而成为“受苦的社群”（community of the suffering）中的一员，她治疗的有效之前已经多次被人体验过。她能够忍受身体与道德上的疾病的勇毅能力，帮助确立了她具备奇迹大师（thaumaturge）的天赋，能够确保给予解救之道：就像那些忍受瘟疫袭击的受苦人，多梅尼卡也经历了永无止境的疾病、瘟疫、放血、和高烧的痛苦历程。但是她总是又恢复，每次都从她悲惨的疾病中消耗得精疲力竭，但是更加坚强。受苦受难和胜利的身体作为核心，引入了身体疾病和神奇治愈的主题，召唤到封圣活动中的证人讲述了这些故事。多梅尼卡被崇敬的肢体在他们关于疾病和治愈的记忆中强有力地塑造；而它们精确而事实的暗示，将主题从公式化的凝滞和固定中解放出来。痛苦的记忆，意想不到的肿胀、发烧和失眠，将尊崇的神奇治疗能力置于私人的虔诚领域。证言的语言打开了家庭场景、个人苦难、切身的苦楚，以及被限制在床罩和厨房炉子的空间。危机元历史的领域向前推进，消失在亲属和邻居的寻常渠道中。在其中循环着小十字修道院修女赋予虔诚的人们治疗的残迹。当下，在这里等同于危机时刻和布尔乔亚关于治疗的故事，通过宫廷意识的自我合法化被过滤。在权力神圣化的范围内，被宣告的叙述积极地与照料病者的做法和对瘟疫的抵抗与应对交织，并被其激活。文本的阐释（或者说，所有构成封圣过程的证言）因而必须从它显而易见的形式中出离，以便表明它象征的重要性。这种解读或许可以在试图将想像中的形式同历史行为的张力联系起来的交叉引证中实现。起初看来，我们在封圣活动中看到的瘟疫故事，似乎同佛罗伦萨下层阶级的瘟疫经验相矛盾。所有它的配置，从多梅尼卡的尸体到她的法衣、遗迹、神奇治疗的故事，都依赖将存在与可能之间的系统的、重复的倒置。瘟疫受害者黑色的尸体与受到祝福的多梅尼卡丰满、红润的身体成为对应；他们的赤裸对应她闪闪发亮的法衣；腐烂的臭气对应神圣的气味。通过家用物品和衣物传播的致死的传染，和与接触神圣食物和服装的治疗对比。与法律为那些隐藏一个生病的人准备的有罪指控相反，封圣活动强调家庭救治（回报以生命的做法），胜过医生的聪明，系统性隐藏病人的做法。但它仍然是根植于社会性扩散的打破紧急情况规范的颠倒——一种突出行为，因而，也就完成并明确了犯罪记录通过暗示和碎片所叙述的内容。比如，小十字修道院院长安吉莉卡德玛琪亚，作证多梅尼卡修女如何几乎因为医生而丧命：“在1534年，7月20好，圣洁的修女喝了一些医生给她开的药浆。其中一种是毒药（不知道是因为错误还是其他原因），西班牙金苍蝇（Spanish Fly），她一喝之后就不停想吐，流血，发炎，眼睛也变得模糊，她虚脱了，几乎死掉。”医生试图帮助她，结果却加重了她的病，这样她“三次复发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况。”只有在把自己交给上帝之后多梅尼卡最终才恢复了健康。认为医生实际上在毒害自己的病人的信念，在对莱安德罗·西米内利（Leandro Ciminelli）的诉讼中马上找到了确认。莱安德罗是佛罗伦萨博尼法齐奥医院（Bonifazio Hospital）的一个医生。当他“在照料那些因传染而体弱的病人的时，一项指控摆到了行政人员面前……他开出了引起人们死亡的粉末和药物。”指控后来被搁置，但是这个案件以一个说明做了结论，莱安德罗医生提醒行政人员注意某些未知的“嫉妒的人”，在他的医药包里放进去了“其他我们应当在恰当的地方和时间描述的物品，以免冒犯老爷您尊贵的耳朵。”下毒的一生的主题在不同地理区域不断出现并广泛流畅，它与“传统的”民间医药和“现代的”科学医药之间的冲突相联系。很突出的是上面文本中引用的针对西米内利医生的指控被归因于嫉妒，一个会驱动任何投射邪恶之眼（the Evil Eye）的人的主要情感动力。然而，在关于毒害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书面证词中，人们对医生的敌意成为自我证明的策略。治疗者的无能同悲恸的加剧成正比，允许这种无能的意愿和能力同受祝福的放弃成正比。这段插曲的意义是模糊的，对待医生的传统怯意与圣徒赎罪的欲望重合。但是在文本的范围之外，社会性扩散的从健康权威那里隐藏疑似传染病人的做法，可以通过对违背规定的治疗方法和与医生行会竞争的外在治疗者这两者的提升得以加强。让我们通过第二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实践与象征，社会与叙述构造的交织。在封圣活动中，中产阶级出身的证人如阿尔比耶·德·吉杜奇、奥塔维奥·阿莫尼和丽莎贝塔·森特尼告诉人们他们尝试过得最有效果的治疗瘟疫的办法：用一种从多梅尼卡的墓冢那儿拿来的圣饼，由家里的女人制作。在一个1632年无名者撰写的手稿中，名为《几位作者撰写的医学解毒剂汇编》，为瘟疫期间的病人建议的方子是： “肉汤中煮面包不用酒” ，并且声称这个方子治愈了托斯卡纳的斐迪南大公二世。我们又一次面对在几个层面起作用的文本：圣饼来自多梅尼卡的坟墓，但它也是许多秘密药方的书中的一本所建议的外行药方。在疫年期间推荐它，并且和大公这样的人物联系起来（他感谢它治愈了他），表明它在整个城市传统中的普遍存在，在这个传统中外行和宗教的元素共存。这些迅速侵入社会领域放大并定义了记录的封圣活动意义，把我们带到了它们的范围之外。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列福式和犯罪记录中的快速审问，并不是同样危机背景下并置并偶然联系起来的事件。引导见证人的行动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相互呼应：隐藏感染的身体，与可能致死物品的依附和接触，对医生的漠视，相互交织的家庭与邻居的纽带，形成普通人与上层和中产阶级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交换通路。我们只能通过解码另外一个理解这一个，通过查究下层阶级违规的焦虑的活力，穿越到上层阶级的违规，他们通过神圣的指涉、记忆和地方，张扬其显贵。我们从犯罪记录中了解的人物群像，穿行并充满瘟疫的日子，在多梅尼卡·德·纳尔迪尼的封圣活动记录中表现得更为完整。没有这些记录，只根据可用的犯罪记录，我们将会只掌握社会交互模式的片面知识。来自天堂修道院的农民（多梅尼卡）不同版本的生平故事，在多个意识层面解释并合法化了危机释放的情感。而缓慢而精确的封圣活动，却在传染加剧中引入了一种不同的时间的认识。一种历史与个人记忆的不同联系，在确认和审判的词语表述的秩序中，调节着幻象和恐惧，对受压迫者的回报，瘟疫也在滋养。他们次要的和地底下的策略使得回报变得可能；这也决定并解释了事件。它也让这些事件从灾难、自然和偶然的未知范围内，同社会性可控制的尺度重新结合起来：良好的城市治理，治疗和保护家庭与财产。死亡生理性的确定性，因此被置于社会性可协商的秩序之内，在人的尺度之内。证人记忆并叙述，转换记忆的平面以便能够谈论疾病、康复、维系钱和家庭、敌对、占有、死亡和荣耀：这些是推动寓言的宏大激情，与私人和公共故事交错，即是神圣的也是俗世的。他们是和小说场景设计同样的宏大情感，试图表述不可言说的事物，将情绪的绝对性转译到许多情节的纤细线索中。【译注： “死亡生理性的确定性因此被置于社会性可协商的秩序之内，在人的尺度之内。” 作者参考了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小十字修道院的壁画Paradiso, attr. a Jacopo di Cione如果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这些深刻的情感构建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中和社会中汇聚的个人之见爆发的激情，与丧失熟悉尺度的结合，让灾难性的危机的认识和其危险迥然不同。文化克制不可知风险可怖面貌的过滤网，在每一个转折处都被阻滞；文本交还给我们一种虚构编织，在其中写作的线性叙述被细节、梦、寓言和幻影的突然暴动打破。瘟疫的故事暴露了史志、记录、证言和请求中这种尖锐的情感和不稳定的品质，并将故事作为果断的集体行为，以剧场的形式呈现到我们的凝视之下。根据保罗·费拉拉（Paul Ferrara）英译转译2020年4月5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妇人见之西班牙媒体：又一个科学突破“黄金时代”到来
新华社北京3月7日新媒体专电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2月20日发表豪尔赫·贝尼特斯的文章，题为《科学再现魔力：创新的“黄金时代”将在新冠疫情后到来》。文章认为，自从人类登上月球之后，科学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衰落。而新冠病毒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突然间，人们看到了一个科学突破的新“黄金时代”的到来。全文摘编如下：1875年，一个名叫马克斯·普朗克的年轻人向他的物理学老师寻求关于他应该学习什么专业的建议，他得到了斩钉截铁的答复：应该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物理学以外的其他事情，因为在这一领域中，一切都已被发现。幸运的是，普朗克的执着占了上风：多年后，他的这位导师一定会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原来的学生普朗克成了量子理论的创立者。几乎与此同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这是现代物理学的另一支柱，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一切都已被发现”的局限性在20世纪初被击得粉碎。一个世纪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与普朗克的那位导师相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从人类登上月球之后，科学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衰落，尽管这期间出现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发展成果。从梦想《银翼杀手》中呈现的世界，到只能在推特上发表闲言碎语，似乎科技的脚步已停滞不前，仅限于硅谷亿万富豪设计和推销的社交程序……直到新冠病毒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突然之间，即使是那些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敢于梦想一个新的科学“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个“黄金时代”将可以与爱因斯坦、普朗克、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主导的那个时代相媲美。曾是技术悲观主义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以电子邮件形式接受采访时表示：“2020年是悲惨的一年，但它带来的科学进步比近期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而这种势头将持续到大流行的威胁结束之后。”10年前，考恩曾写过一本名为《大停滞》的书，他在该书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已达到历史性的技术“高原”，其增长因素已经耗尽。而现在，考恩在邮件中写道：“新冠疫苗是人们对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的主要原因。这项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例如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心脏。”这场科学革命的诞生日期是2020年1月13日。那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的两个月前，莫德纳公司研发出了一类疫苗来对抗新冠病毒。这为基于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的疫苗打开了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门。这种技术从充满希望的预测变成了有依据支持的现实。但是，新冠疫苗并不是生物医学领域唯一的好消息。与癌症、衰老和肥胖症的斗争也有令人兴奋的项目，当然还有基因编辑工具CRISPR。西班牙马拉加大学逻辑与科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奥·迭格斯说：“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将科研成果用于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的必要性。”科学已经成为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伟大盾牌。比尔·盖茨在对世界问题的最新主张中，敦促富裕国家放弃集约化畜牧业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他的方案是在日常膳食中加入实验室研发的“人造肉”。新加坡去年12月已批准销售“人造肉”。呼唤科学解决方案的另一个挑战是地球的能源需求。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太阳能的成本已降低了99%。此外，随着电动汽车领域的下一场革命(拥有更廉价的电池和更长的续航里程)，我们将可以彻底解决对石油的依赖问题。科学界还为此开辟了两个大有希望的研究领域。第一个是地热能，它可以为人类提供百分之百清洁的能源。第二个选项虽然早已有之，但并不那么简单：核聚变。令人鼓舞的消息是：麻省理工学院不久前设计出了一个可以运行的紧凑型核聚变反应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研发一种用于实验性核聚变的反应堆。据其创造者说，该反应堆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人造太阳”。【来源：新华社】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比干剖心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议题各抒己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加重视文本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诸多议题值得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和学术期刊创新工程，倡导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2015年以来，《日本学刊》重点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的论文。围绕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于日本以及中国的经验，包括当今人类发展等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规律性发展成果并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日本学刊》约请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撰写相关论文。由于作者研究积累充分、学术造诣深厚，论文质量很高，发表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文章，不仅在国内，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相关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为响应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号召， 2017年7月25日，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本组笔谈精选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整理如下。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李萍：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在理论界，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三个领域。至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大多分布在这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确实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可以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作为行动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其二是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的左翼思潮，其三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团体。这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不具备相互配合、协调的机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实现了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化，国家放弃了意识形态控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之间都存在充分的争鸣。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样，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也大为减弱。就学术研究而言，一方面是此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现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已步入高龄、陆续退职，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迫于就业压力，很多高校不得不压缩甚至裁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硕士、博士招生录取名额，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更为窘迫。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日本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不同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仅仅关注个人、个体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宏大叙事，特别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阶级团结、人类历史使命等主题，这些主题牵涉的是集体、整体、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马克思哲学传入日本，正值日本刚刚摆脱封建割据、力图统一国家并向西方列强要求独立自强的时期。输入日本的马克思哲学不断得到新的阐发，很快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立场。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主要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外夷和华夏之变来认识自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更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张完全不同的、但同时反映了现代文明的更高价值追求的学说。现代文明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理念的国家，通常将这二者分离开来，采取双重标准，对类似的国家提倡平等却公然侵略欠发达国家和待开发地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了深入批判，这样的批判也构成了部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反战的深刻依据。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时才出现的问题。对内，即在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还存在一个如何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从私人发展为公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对“市民社会”的强调。市民社会具备了政治性、经济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能够较全面解决现代国家内公民自主、社会活力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忽视。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民族自醒、民族意识的形成、日本人的世界观（即日本怎样看待日本和世界）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个过程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加以深入讨论，将对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助益。林美茂：日本学界公认，马克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学者，都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另外，在日本，经济学有两大阵营：一个是马克思经济学系统，简称“马系”（marukei），另一个是近代经济学系统，简称“近系”（kinkei）。其中，“马系”的学者主要研究《资本论》以及“劳动”“异化”等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1945年日本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影响达到顶峰。6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反对安保条约运动声势浩大，与马克思哲学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场学生运动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以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为契机，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是热门专业，甚至原来搞马克思研究的人都不再标榜自己属于马克思哲学或者“马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整体印象而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划分为不同时期。近年中国有部分学者把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样划分有一定道理。因为到广松涉那批人为止的马克思哲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比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味，也就是说多少带有“意识形态”倾向。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期。之后，“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逐渐减弱，直至后来纯粹把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对象进行研究，不再带有“意识形态”的思考倾向，所以属于“日本新马克思”研究。也就是说，在日本，到了平子友长这一代学者，已经只是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至于命名时加上“主义”是否合适，我认为“日本新马克思”后面不能加上“主义”，如果加上就不准确了，“主义”是带着意识形态倾向的。在日本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搞马克思哲学的人，一定会对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基础研究是非常扎实的。一些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学者，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的先行性研究，而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人，同样绕不过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学术研究，即所谓的“日本新马克思研究”，对于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青：日本有一个由各个高校的哲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的“共生哲学研究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共生”的哲学理念，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探讨如何超越日本资本主义竞争原理，展望未来社会形态。他们是从马克思哲学这个角度出发，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展开批判性研究。这个学会2006年创立，我与尾关周二会长一直保持学术交流关系。2016年学会成立十周年，向我约稿，我写了《当代日本“共生”哲学理念解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文。此次论文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好机会，特别是我重点读了《资本论》部分篇章，深感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往往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很多论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农业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对于正面临高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两难的当代人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论文在《日本学刊》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共生哲学研究界的重视，他们已经翻译成日语，即将在日本的刊物发表。我还关注到日本有一个“地产地销”运动，这本源自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来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后来变成日本市民自发参加推动的一个运动，而且有很多学者在宣传这个理念。我认为也可以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一下这个运动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二、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臧峰宇：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在亚洲较早翻译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到1934 年，日本学界已经出版了2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副卷、增补卷，之前也有《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单行本在日本流传。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赴日留学生和旅日的中国民主革命者及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日译本转译为中文，或翻译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前者如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参考日译本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08年1月民鸣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在《天义报》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1920 年8 月陈望道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在国内各地多次出版），1920年李汉俊在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译自远藤无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熊得山主编的《今日》1922 年5 月15 日第1 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首次根据日译本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4月出版的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年3月出版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中国达识社组织翻译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陈溥贤1919年4、5月在《晨报》翻译发表的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以及在7月《晨报》发表的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的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施存统于1922年和1930年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大江书铺翻译出版的高畠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资本论大纲》以及他与钟复光合译的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进化书局1937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河上肇、栉田民藏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译）。在日译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和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也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如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参考文献，杨匏安发表在《青年周刊》的《马科斯主义浅说》主要参考了堺利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翻译与解读。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汉语词汇，最早也来自日本，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同志、妇女等等。在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应用层面，日本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中国学人接受，这与中国哲学对日本近代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在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心学。明末日本学人大盐平八郎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开办学塾“洗心洞”，力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等在阳明心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家。年少时在汉学塾、游焉义塾等受过教育的三木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这些日本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影响。例如，从三木清对“行为的哲学”的阐释中可见“知行合一”思想的印记，幸德秋水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志士仁人”，河上肇受到认同阳明心学的吉田松阴“文人经世”精神的启示而由文学转学法学，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在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日译马克思哲学著作和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的研究对象，而陈独秀、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曾受阳明心学影响，对此应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考据研究。这里有一个中日哲学相互传播和影响的问题，阳明心学传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哲学，而日本近代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又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王青：中国国内做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名学者，曾经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问题展开过一些讨论。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而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则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见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4月6日）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一文。韩立新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从2006年起组织了一个团队翻译出版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具体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以张一兵为首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到2009年6月为止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当代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等著作。如果他们还能够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等，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邱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日本思潮中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在战后“和平民主时代”，日本很多对社会、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虽然不是日本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都同情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战前起就是如此。比如曾经对岸信介内阁的修宪动向有重大遏制作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的许多成员，包括丸山真男，他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曾经也被传是一个“KP”(共产党员)。鹤见俊辅等学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发起反战的“越平联”市民运动，也是有感于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主导的左翼运动的经验教训，事实上鹤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一些左翼人士的思想有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实际影响是巨大的。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这样的内容很值得关注。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与相关思潮、运动的联系和区别。在日本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左翼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的“左翼”跟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跟日本共产党可能又不一样，日本工人运动跟日本其他社会运动还不太一样，战后与冷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本身也不太一样。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不同的派别，同样被称为“左翼”的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之间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子安宣邦和柄谷行人的问题意识就不太一样。在具体实践中，以上情况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发挥影响。例如，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护宪运动乃至日中友好运动，都曾受到日本左翼阵营分化组合和路线变化的影响。再比如，在2015年的反新安保法运动中，参加者非常多样，不仅有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力量，也有“劳组”（工会）发起的力量，还有与两者主张都有所区别的学者，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包括反核运动人士，但在这个运动中大家的主张又有基本共同点。这些方面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值得深入比较研究，如果过于笼统地讨论可能会忽视很多有趣的问题。中国国内学界也正在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比如已经有博士论文在做关于尾崎秀实思想的研究，也有留日同学们自发组织《资本论》读书会。今后很期待能看到更多扎实的相关研究。
车攻Gary Marcus：因果熵理论的荒诞和认知科学带给AI的11个启示｜文末赠书
本文内容节选自由湛庐文化出版的《如何创造可信的AI》一书，作者Gary Marcus（盖瑞·马库斯）。马库斯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同时还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领域都练就了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并敢于挑战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整个人工智能学术界都在过分乐观地高歌猛进时，他不断撰文和发表演讲来指出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当下AI的弊端和局限性。本章内容为《从认知科学中获得的 11 个启示》，作者试图从认知科学出发，希望为AI未来具备人类智慧的宽度和鲁棒性带来启发。文章较长，但值得你一读。想要了解这本书的更多干货知识，关注AI科技大本营并在评论区分享你对本文的学习心得，我们将从中选出2条优质评论，各送出《如何创造可信的AI》一本。活动截止时间为6月3日晚8点。2013 年，在我们二人开始展开合作后不久，便遇到了一场让人血液沸腾的“盛况”。亚历山大 · 维斯纳 – 格罗斯(Alexander Wissner-Gross)和卡梅伦·弗里尔(Cameron Freer)这两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认为每一种类型的智慧都是一种被称为“因果熵力”(causal entropic forces)的通用的实体过程的表现。在一段视频中，维斯纳 – 格罗斯称，以这一思想为基础打造出来的系统，能“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合作、玩游戏、进行有用的社交介绍、在全球部署舰队，甚至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挣钱，而无须人类予以指导”。论文发表之时，维斯纳 – 格罗斯成立了一家名为 Entropica 的创业公司。这家公司的野心极大，承诺在医疗、能源、智能、自动化国防、物流、交通、保险和金融领域推广“大范围应用”。媒体蜂拥而至。平日思想深刻的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也一反常态，称维斯纳 – 格罗斯和他的联合作者已经“找到了让无生命物体采取行动，对自身未来进行预见的‘定律’。如果这些物体遵守这一定律，TED 为维斯纳 – 格罗斯提供了展示其“全新智慧方程式”的舞台。但我们一个字也不信，而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纽约客》 的一篇在线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揭穿了维斯纳 – 格罗斯的物理和 AI 理论。“维 斯纳 – 格罗斯和弗里尔声称因果熵能解决大量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说，你 家电视机能遛狗。”6 事后想来，我们其实可以用更加含蓄的说法来表达同 样的意思。但五六年过去了，关于因果熵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没能找到一 篇新的论文，也没有见到维斯纳 – 格罗斯关于因果熵的数学取得任何进展。Entropica 这家创业公司也已经销声匿迹，而维斯纳 – 格罗斯本人则跑去忙 其他项目了。像因果熵这样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对业余人士和科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因为这类思想会让我们联想到物理学中的优雅、数学性和可预测性。媒 体也爱极了因果熵这样的思想，因为听起来就像是经典的“大概念”，是可 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强大宣言，并且以简单便捷的形象示人，是针对真正复杂 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谁不想成为下一个相对论的首发记者呢?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同样的事情也在心理学领域发生过。当时，行为主义一时间流行起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曾夸下海口，称仅通过精心控制孩子所处的环境，掌握好给予奖 励和惩罚的时间地点，就能将任何孩子养育成任何样子。这背后的假定是， 有机体可能去做的事情是关于其历史的简单明了的数学函数。因为某个行为 得到的奖励越多，你继续采取这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某个行为受到 的惩罚越多，你继续采取这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心理学系都充斥着用小鼠和鸽子进行精密量化行 为实验的心理学家，他们想要通过这样的方法，用曲线图描述一切，并总结出精准的数学因果定律。20 年之后，在诺姆 ·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打击下，行为主义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个中原因我们随后讨论。在充满局限性的实验中在小鼠身上起效的方法，在研究人类的过程中根本毫无用处。奖励和惩罚的确有 用，但还有太多其他能发挥影响力的事物。用耶鲁大学认知科学家查兹·费尔斯通(Chaz Firestone)和布莱恩·肖 勒(Brian Scholl)的话说，问题就在于“心智发挥作用没有统一的方法，因为心智本身就不是单一的。心智拥有不同的部分，而不同的部分也以不同 的方法运转:看到某个色彩，其背后的工作原理和策划一场旅行是完全不同 的，而策划一场旅行背后的工作原理又和理解语句、移动肢体、记住事实、 体会情感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哪个等式能涵盖住人类心智的多样性。计算机不必用人类的方式去工作。计算机无须犯下影响人类思想的许多认知错误，比如证实偏见— 忽略掉与你先前所知理论相悖的数据，也无须反映出人类心智的许多局限性，比如人类在记忆超过 7 项内容的列表时会遇到困难。机器没有理由用人类容易出错的方式来进行数学运算。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并不完美，机器无须继承同样的缺憾。而人类心智在阅读和灵活 思考方面远超机器，我们仍需深入了解人类心智在这方面的工作原理。在此，我们提出从认知科学— 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中提炼出来的11 个启示。如果 AI 有朝一日能具备人类智慧的宽度和鲁棒性，那么我们认为这 11 个启示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银弹维斯纳 – 格罗斯和弗里尔的那篇论文，我们一看便知其内容言过其实（编者注：《没有银弹》(No Silver Bullet)是软件工程领域的一篇经典论文，强调由于软件的复杂性本 质，没有任何单一技术突破可以让软件工程效率获得数量级的提升）。行为主义也是一样，总想着大包大揽。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有点灵活 过度。仅凭动物的奖励行为历史，就可以对任何真实或想象中的行为进行解 释，如果动物做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转而去强调历史中的另一个方面。不存在真实而有效的预测方法，只有许多在事情发生之后对其进行“解释” 的工具。最后，行为主义实际上只给出了一个靠谱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又没 什么实际应用价值。这个说法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喜欢去做那些能得 到奖励的事情。这一点儿都没错，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能 得到更大奖励的那个选项。但这个说法无法帮我们解释人们怎么理解电影中 的对话，怎么搞明白安装宜家书架时凸轮锁的使用方法。奖励的确是整个体 系之中的一部分，但并非体系本身。维斯纳 – 格罗斯只是把奖励这个概念重 新包装了一遍，用他的话说，有机体如果抵抗宇宙的混乱(熵)，就会获得 奖励。我们谁也不想化为尘埃，我们都会抵抗混乱，但这并不能解释人类是 如何做出个体选择的。 在我们看来，深度学习也落入了“寻找银弹”的陷阱，用充满“残差 项”和“损失函数”等术语的全新数学方法来分析世界，依然局限于“奖励 最大化”的角度，而不去思考，若想获得对世界的“深度理解”，整个体系 中还需要引入哪些东西。神经科学研究让我们懂得，大脑是极为复杂的，常常被人们称作宇宙中 已知的最复杂的系统。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人类大脑平均拥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类别的约 860 亿个神经元，数万亿个突触，每个突触中有数百种不同的蛋白质。每一个层级都包含巨大的复杂性。同时，还有 150 多个可识别的不同脑区，以及脑区之间大量错综复杂的连接网。正如神经科学先驱圣地亚哥·拉蒙 – 卡哈尔(Santiago Ramon y Cajal)在 1906 年诺贝尔 奖获奖感言中所说:“可惜的是，大自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智力需求 上对便利和统一的向往，经常在复杂和多样性中寻找真正拥有智慧和复杂性的系统，很可能就像大脑一样充满复杂性。任何 一个提出将智慧凝练成为单一原则的理论，或是简化成为单一“终极算法” 的理论，都将误入歧途。认知大量利用内部表征对行为主义一击致命的，是 1959 年乔姆斯基写的一篇书评。斯基的攻击目标是“语言行为”。当年在全世界占据领导地位的心理学家B.F. 斯金纳(B.F. Skinner)曾试图用语言行为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语言。乔姆斯基的批判核心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人类语言是否可以 严格地仅从个体的外部环境中所发生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所谓外部环境，指 的是人们说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换句话说，理解个体内部的 心理结构是否重要。乔姆斯基在他的结语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我 们将一个新事物识别为一个句子，并不是因为它以简单的形式与我们所熟悉 的某个事物相匹配，而是因为它是由语法生成的，而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 某种形式将语法内在化了。”乔姆斯基认为，只有理解了这种内在的语法，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孩子 是如何学习语言的，仅仅靠刺激和响应的历史，永远不会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在行为主义应声陨落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认知心理 学。行为主义曾试图完全根据外部奖励历史来对行为进行解释(刺激和响 应，可能会让读者想起深度学习在当下应用中非常流行的“监督学习”)，而 认知心理学则主要关注内部表征，如信念、欲望和目标。本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机器学习，尤其是神经网络，试图以 过少的表征来搞定一切，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从严格的技术意义上讲， 神经网络也具有表征，比如表示输入、输出和隐藏单元的向量，但几乎完全 不具备更加丰富的内容。例如，没有任何直接的方法来表征认知心理学家 所谓的命题(proposition)，这些命题用以描述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若 要在经典人工智能系统中表示美国总统约翰 · 肯尼迪 1963 年著名的柏林之 行— 当时他说了一句“我是柏林人”，可以加上一组命题，例如“是...... 的一部分”(柏林，德国)和“拜访”(肯尼迪，柏林，1963 年 6 月)。在经 典人工智能中，知识完全是由这类表征的积累所组成的，而推理则是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的。以此为基础，推断出肯尼迪访问德国，就是轻而易举的了。深度学习试图用一堆向量来模糊处理这个问题，这些向量会粗略捕捉一 些信息，但永远不会直接表示出类似“拜访”(肯尼迪，柏林，1963 年 6 月) 这样的命题。赶上好时候，深度学习中常见的那种变通方法或许可以正确推 断出肯尼迪访问过德国，但却不具备可靠性。遇上运气不好的时候，纯粹的 深度学习就会犯糊涂，甚至推断肯尼迪访问过东德(这在 1963 年是完全不 可能的)，或者他的兄弟罗伯特访问过波恩，因为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在所谓 的向量空间附近。你不能指望通过深度学习来进行推理和抽象思考，因为它 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表征精确的事实知识而存在的。如果事实本身模糊不清，得到正确的推理就会难于上青天。外显表征的 缺失，也在 DeepMind 的雅达利游戏系统中造成了类似的问题。DeepMind的雅达利游戏系统之所以在《打砖块》这类游戏的场景发生稍许变化时便会 崩溃，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根本不表征挡板、球和墙壁等抽象概念。没有这样的表征，就不可能有认知模型。没有丰富的认知模型，就不可 能有鲁棒性。你所能拥有的只是大量的数据，然后指望着新事物不会与之前 的事物有太大的出入。当这个希望破灭时，整个体系便崩溃了。在为复杂问题构建有效系统时，丰富的表征通常是必不可少的。DeepMind在开发以人类(或超人)水平下围棋的 AlphaGo 系统时，就放弃了先前雅达利游戏系统所采用的“仅从像素学习”的方法，以围棋棋盘和围棋规则的详细表征为起步，一直用手工的机制来寻找走棋策略的树形图和各种对抗手段。正如布朗大学机器学习专家斯图尔特·杰曼(Stuart Geman)所言:“神经建模的根本挑战在于表征，而不是学习本身。”抽象和概括在认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认知大部分是相当抽象的。例如，“X 是 Y 的姐妹”可用来形容 许多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玛利亚·奥巴马是萨沙·奥巴马的姐妹，安妮公 主是查尔斯王子的姐妹，等等。我们不仅知道哪些具体的人是姐妹，还知道 姐妹的一般意义，并能把这种知识用在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知道，如果 两个人有相同的父母，他们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劳拉 · 英格 斯 · 怀德是查尔斯 · 英格斯和卡罗琳 · 英格斯的女儿，还发现玛丽 · 英格斯也 是他们的女儿，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玛丽和劳拉是姐妹，我们也可以推 断:玛丽和劳拉很可能非常熟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 生活过;两人之间还可能有些相像，还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特征;等等。认知模型和常识的基础表征都建立在这些抽象关系的丰富集合之上， 以复杂的结构组合在一起。人类可以对任何东西进行抽象，时间(“晚上10 : 35”)、空间(“北极”)、特殊事件(“亚伯拉罕 · 林肯被暗杀”)、社会政治 组织(“美国国务院”“暗网”)、特征(“美”“疲劳”)、关系(“姐妹”“棋局 上击败”)、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重力”“语法”)等，并将这 些东西用在句子、解释、比较或故事叙述之中，对极其复杂的情况剥丝抽茧， 得到最基础的要素，从而令人类心智获得对世界进行一般性推理的能力。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在马库斯家里进行了下面这一段对话。当时，马库斯的儿子亚历山大 5 岁半:亚历山大:“及胸的水深”是啥意思?妈妈:及胸就是说水到了你胸口的位置。爸爸:每个人都不一样。相对我而言，及胸的水深就比相对你而言的要高一些。亚历山大:你的及胸水深，就是我的及头水深。基于少量输入对新概念进行创造和扩展，同时进行概括，这种灵活性才 是人工智能应该努力获取的。认知系统是高度结构化的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丹尼尔·卡尼曼将 人类的认知过程分为两类:系统 1 和系统 2。系统 1，也就是快系统的过程， 执行得很快，通常是自动进行的。人类的大脑会直接去做，你根本感觉不出 来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当你看外面的世界时，你立刻就能理解面前的景象; 当你听到母语的讲话时，马上就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你无法控制这个过程，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你根本意识不到大脑在工作。系统 2，也就是慢系统的过程，需要有意识的、按部就班的思考。当系统 2被调用时，你会有一种思考的意识:例如试图找到谜语的答案，算出数学题的解，或者慢慢阅读一门你并不十分熟悉的外语，必须频繁查阅生词。关于这两类系统，我们觉得用“本能反射”和“深思熟虑”这两个说法更加恰当，因为这样说更便于记忆，但无论冠以怎样的称呼，人类在面对不同问题时都会调用不同的认知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将人类认知视为一个“心智社会”，其中有数十到数百种不同的“智能体”(agent)，每种智能体都专门执行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喝茶需要依靠抓握智能体、平衡智能体、口渴智能体和一系列运动智能体之间的互动。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智力三段论以及进化和发展心理学中的许多研究，都指向了同一个广阔的方向:心智并非一件事物，而是由许多东西所组成的。神经科学则描绘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为进行任何一种计算，大脑中成百上千个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模式联合在一起，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平时人们只调用大脑的 10 %”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情况是，大脑活动需要消耗巨大的新陈代谢成本，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同时调用整个大脑。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需要调用大脑资源中的不同子集，在任一给定时刻，总有一些大脑区域是空闲的，而另一些是活跃的。枕叶皮层在视觉方 面很活跃，小脑在运动协调方面很活跃，以此类推。大脑是一个高度结构化 的装置，而我们的大部分智力能力源自在正确的时间调用了正确的神经工 具。我们可以预期，真正的人工智能很可能也是高度结构化的，在应对给定 的认知挑战时，其大部分能力也将源自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对这种结构进行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趋势与这样的愿景几乎完全相反。现在的机器学习界偏向于利用尽可能少的内部结构形成单一同质机制的端到端模型。英伟达 2016 年推出的驾驶模型就是一个例子，该模式摒弃了感知、预测和决策等经典的模块划分，而是使用了单一的、相对统一的神经网络，避开了通常情况下的内部工作分工，偏重于学习在输入(像素)和一组输出(转向和加速的指令)之间的更为直接的关联。这类系统的支持者，指出了“联合”训练整个系统相较于分别训练一堆模块(感知、预测等)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系统从概念上来看更简单，用不着为感知、预测 等分别设计单独的算法。而且，初看起来，该模型大体上效果还算理想，有 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频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既然用一个庞大的网 络和正确的训练集就能简单易行地达到目标，为什么还要将感知、决策和预 测视为其中的独立模块，然后费心费力地建立混合系统呢?问题就在于，这样的系统几乎不具备所需的灵活性。英伟达的系统一次 可以正常工作好几个小时，无须人类司机太多的干预，但无法像 Waymo 的 模块化系统那样正常工作数千个小时。Waymo 的系统可以从 A 点导航到 B 点， 途中对诸如更换行车道之类的事情进行处理，但英伟达的系统只能始终走在 一条车道上，虽说走直道的能力很重要，但这只是驾驶过程中的一小部分而 已。(此类端到端系统也更难调试，我们稍后将对此进行讨论。)在关键的应用场景中，最优秀的 AI 研究人员致力于解决复杂问题时， 常常会使用混合系统，我们预期，这样的情况在未来会越来越多。举例来 说，DeepMind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混合系统来解决雅达利游戏的问题， 从像素到游戏分数再到操纵杆都进行端到端训练，却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下围棋，因为围棋在许多方面都比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低分辨率雅达利游戏更为复杂。比如，围棋中有更多可能存在的棋局，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带来更复杂的结果。纯端到端系统，再见啦;混合系统，你好啊。在围棋中获得胜利需要将深度学习和蒙特卡罗树搜索(Monte Carlo Tree Search)两种理念融合为一体。蒙特卡罗树搜索是从包含棋局各种可能的树形 分支中抽取可能性的技术。蒙特卡罗树搜索本身也是两种思想的混合体，而 这两种思想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游戏树搜索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人 工智能技术，用以预测玩家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蒙特卡罗搜索则是运行多 个随机模拟并统计结果的常见方法。无论是深度学习还是蒙特卡罗树搜索， 哪个技术单独拿出来用都不可能造就世界围棋冠军。从中我们发现，AI 和大脑 一样，必须要有结构，利用不同的工具来解决复杂问题的不同方面。即便是看似简单的认知，有时也需要多种工具人们发现，即使在极为精细的颗粒尺度上，认知机制往往也并非单一机 制，而是由许多机制组成的。以动词及其过去时形式为例，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系统，史蒂芬 · 平 克曾将其称为语言学中的果蝇，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有机体”，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一些动词利用 简 单 的 规 则 来 构 成 过 去 时， 如 walk–walked、talk–talked、perambulate–perambulated，等等;还有一些动词的过去时不遵守规则，如 sing–sang、ring–rang、bring–brought、go–went，等等。马库斯在跟随平克读博士时，研究重点就是儿童的过度规则化错误，在这种错误中，不规则动词被孩子们当作规则动词来处理，例如将 broke 说成 breaked，将 went 说成 goed。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马库斯和平克提出了混合模型理论。该理论指出了微观 层面上的一点点小结构:规则动词利用规则泛化来改变时态，就像计算机程 序和经典 AI 中一样，而不规则动词通过联想网络来改变时态，这基本相当于 深度学习的前身。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共存互补:非规则性需要利用记忆(内 存)能力，而规则性即使在几乎没有直接相关数据可用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泛化。同样，大脑也利用几种不同的模式来处理概念，利用定义，利用典型特 征，或利用关键示例。我们经常会同时关注某个类别的特征是什么，以及为 了令其满足某种形式的标准，必须符合什么条件。蒂娜 · 特纳奶奶穿着超短 裙翩翩起舞。她可能看起来不像一位典型的老奶奶，但她能很好地满足关系 上的定义:她有孩子，而且她的孩子也有孩子。AI 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在捕捉抽象事实的机制(绝大多数哺乳动 物是胎生)和处理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异常情况的机制(鸭嘴兽这种哺乳动 物会产卵)之间，寻求相对的平衡。通用人工智能既需要能识别图像的深度 学习机制，也需要能进行推理和概括的机制，这种机制更接近于经典人工智 能的机制以及规则和抽象的世界。杰米斯 · 哈萨比斯最近讲道:“真正的智能远远不只是深度学习所擅长 的感知分类，我们必须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形成更高级的思考和符号推理， 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经典人工智能试图解决的那些问题。”33 要获得适用 范围更广的 AI，我们必须将许多不同的工具组织在一起，有些是老旧的，有些是崭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尚未发现的。人类思想和语言是由成分组成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的本质，用更早期的一位语言学家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话来说，就是“有限方法的无限使用”。借有限的大脑和有限的语言数据，我们创造出了一种语法，能让我们说出并 理解无限的句子，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更小的成分构造出更大的句 子，比如用单词和短语组成上面这句话。如果我们说，“水手爱上了那个女 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句话作为组成要素，用在更大的句子之中，“玛丽 亚想象水手爱上了那个女孩”，而这个更大的句子还可以作为组成要素，用 在还要大的句子之中“克里斯写了一篇关于玛丽亚想象水手爱上了那个女孩 的文章”，以这样的方式接着类推，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轻松理解。与之相对的，是神经网络先驱学者杰弗里·欣顿。欣顿在其研究领域中 的地位，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的地位一样，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最近，欣顿一直在为他提出的“思维向量”而发声。向量就是一串数 字，比如 [ 40 . 7128° N, 74 . 0060° W]，这是纽约市的经纬度，或者 [ 52419，663268，......24230，97914 ]，这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美国各州的平方英 里a 面积。在深度学习中，每个输入和输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向量，网络 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为相关向量贡献一个数字。由此，许多年以来，机器 学习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试图将单词以向量的形式进行编码，认为任何两 个在意义上相似的单词都应该使用相似的向量编码。如果“猫”被编码为[0,1，–0.3，0.3]，那么“狗”可能就会被编码为 [0,1，–0.35，0.25]。伊利亚·苏茨科弗和托马斯·米科洛弗(Tomas Mikolov)当年在谷歌时，开 发了一门叫作 Word 2 Vec 的技术，允许计算机高效、迅速地以词汇附近经常出现的文本为基础，给出这类词汇的向量，其中每一个词汇的向量都由数百个真实的数字构成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还不错。以“萨克斯”这个词为例。从大量英语文本资料之中，我们发现，萨克斯这个单词常常出现在“演奏”和“音乐”等动词，以及约翰·科尔特兰(John Coltrane)和凯丽·金(Kenny G)等人名附近。大规模数据库中，萨克斯的统计数据与小号和单簧管的统计数据接近，而与电梯和保险的统计数据相去甚远。搜索引擎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或是此技术的改编版来识别同义词。得益于这些技术，亚马逊的产品搜索也变得更加精准。然而，Word 2 Vec 真正出名的地方，在于人们发现这门技术似乎可以用在语言类比上，比如“男人对女人就像国王对____一样”。如果你把代表国王和女人的数字加起来，减去代表男人的数字，再去寻找最近的向量，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王后，根本不需要任何关于国王是什么或女人是什么 的明确表征。b 传统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花费数年时间试图定义这些概念，而Word 2 Vec 则貌似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之上，欣顿尝试着将这一观点进行泛化。与其用复杂 的树形图来表征句子和思想，不如用向量来表征思想，因为复杂的树形图与 神经网络之间的互动并不理想。欣顿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 :“如果用巴 黎的向量减去法国的向量，再加上意大利，就能得到罗马。非常了不起。”欣顿指出，类似的技术被谷歌所采用，并体现在了谷歌最近在机器翻译方面 取得的进展之中。那么，为什么不以这种方式来表征所有的思想呢?因为句子和单词不同。我们不能通过单词在各类情况下的用法来推测其 意思。例如猫的意思，至少与我们听说过的所有“猫”的用法的平均情况有 些许相似，或(从技术角度讲)像是深度学习系统用于表征的矢量空间中的 一堆点。但每一个句子都是不同的:John is easy to please ( 约翰很好哄 ) 和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迫不及待的想要取悦别人)并不是完全相似的， 虽然两句话中的字母乍看去并没有多大区别。John is easy to please 和 John is not easy to please 的意思则完全不同。在句子中多加一个单词，就能将句 子的整个意思全部改变。这些观点和观点之间微妙的关系太复杂了，无法通过简单地将表面上相 似的句子组合在一起来捕捉。我们可以把“桌子(table)上的书”和“书上 的表格(table)”区分开来，也可以将这两句话和“不在桌子上的书”区分 开来，还能将上面每一句话和下面这段话区分开来:“杰弗里知道弗雷德根 本不在乎桌子上的书，但是他非常关注那个非常特别的大鱼雕塑，现在，雕 塑上摇摇欲坠地摆着一个桌面，而且这个桌面还有些向右倾斜，随时都可能 翻倒。”这些句子可以表现为无数种形式，每句话都有不同的含义，而这些 句子所体现的整体思想又与句中各部分的统计平均值截然不同。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语言学家通常用树形分支图来表征语言(通常将 根部绘于顶端):在这个框架中，句子中的每个成分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很容易将不 同的句子区分开来，并确定句中元素之间的关系，就算两个句子共享大部分 或全部单词也没问题。深度学习在没有这种高度结构化句子表征的情况下工 作，往往会在处理细微差别时遇到问题。例如，情绪分析器是利用深度学习实现的系统，将句子语气分类为积 极或消极。每个句子都被转换成一个向量。研究人员的想法是将积极的句子 (“好喜欢 !”)由一组聚为一处的向量表示，消极的句子(“好讨厌 !”)由另 一组聚于另一处的向量表示。每当出现一个新句子时，简单来说，系统只需测试这个句子是更接近于正向量集还是负向量集。许多输入的句子语气是很明显的，也被正确地分了类，但句子中的细 微差别往往会随之消失。这样的系统不能区分“我在心生厌恶之前还是很 感兴趣的”(关于电影情节急转直下的负面评论)，和“我在感兴趣之前还 是很厌恶的”(关于电影的一个更为积极的评价，说的是影片开头没什么意 思，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开始扣人心弦)，因为这样的系统不会分析句子的 结构，不会考虑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白句子的意思来源于句子的成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统计数字经常能近似地表示意义，但永远不可能抓 住真正的意思。如果不能精准地捕捉单个单词的意义，就更不能准确地捕捉复杂的思想或描述它们的句子。正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语言学家雷·穆尼(Ray Mooney)用通俗语言说出的大道理:“不可能把整句的意思全部塞进一个向量里 !” 这样的要求有点太过了。对世界的鲁棒理解，既需要自上向下的信息，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信息看一看这幅图片。这是个字母，还是个数字?字母 B 还是数字 13 ?很明显，这幅图片既可以是字母，也可以是数字，具体取决于它所在的上下文。认知心理学家将知识分为两类:自下而上的信息，是直接来自我们感 官的信息;还有自上而下的知识，是我们对世界的先验知识 , 例如 , 字母 和数字是两个不同的类别，单词和数字是由来自这些类别之中的元素所组 成的，等等。这种模棱两可的 B/ 13 图像，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会呈现出不 同的面貌，因为我们会尝试着将落在视网膜上的光线与合乎逻辑的世界相 结合。从心理学教科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例子。比如，在一个经典实验中， 研究人员要求人们看这样的照片，先将图片与特定短语相对应，再将图片记在脑海中，比如最底下那幅图对应的特定短语是太阳或船舵，最上面那幅图对应的特定短语是窗中的帘子或矩形中的钻石。人们如何对这些图片进行重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得到的标签:我们最喜欢的关于上下文感知重要性的演示，源自麻省理工学院安东尼奥·托拉尔瓦(Antonio Torralba)的实验室。演示中有一幅图片，图中湖泊涟漪的形状有些像汽车，其相似程度足以在视觉系统中蒙混过关。如果你将 图片放大，仔细观察涟漪的细节，确实会发现斑驳的光点看上去像汽车，但 不会有人真的认为这是一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汽车不可能在再举一个例子，看看我们从茱莉亚·蔡尔德(Julia Child)家的厨房图片 中提取的细节。 你能认出下面这些图中的局部吗?当然没问题。左边的图片是厨房的桌子，桌子旁边放着两把椅子(以及远处第三把椅子的顶部，在图片中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边角)，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个餐垫，餐垫上摆放着一个餐盘。右边的图片就是桌子左边的椅子。 但仅仅凭借桌子和椅子的像素，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内容。如果我们用亚马逊的照片检测软件 Rekognition，软件会将左边的照片标注为“胶合板”，置信度为 65.5 %，将右边的照片标注为“土路”或“砾石”，置信度为 51.1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像素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上下文可发挥作用的一个领 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歧义的消除。前几天，我俩中的一人在乡间小路上看 到写着“free horse manure”(免费马粪)的标牌，从逻辑上讲，这个说法 可能代表对于“free”(释放)的呼吁，其语法与“释放纳尔逊 · 曼德拉”(Free Nelson Mandela)相同，也可能是主人将不再需要的马粪免费(free)赠予 他人。我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是哪一种，因为马粪并不渴望自由。对于非文字语言的理解而言，关于世界的知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位 餐厅服务员对另一位服务员说“烤牛肉想要咖啡”时，没人会以为有个烤牛 肉三明治突然感觉口渴。我们推断这句话的意思是，点烤牛肉的人想喝杯饮 料。关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会让我们知道，三明治本身并没有任何信念或欲望。用语言学的专业术语来说，语言往往是“部分指定的”(underspecified)，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将想要表达的意思全部说出来，相反，我们会将大部分意思融入上下文，因为若要将所有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永远也说不完。自上而下的知识也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杀戮 是错误的，而许多人会将战争、自卫和复仇之中的残杀视为特例。如果我 凭空说出邓坚强杀死了唐坚毅，你会认为这种杀戮行为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在一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邓坚强杀死唐坚毅的情节，而在此之前唐坚 毅先残暴地杀害了邓坚强的家人，那么当邓坚强扣动扳机进行报复的那一 刻，你很可能会激动得欢呼雀跃。偷窃是不对的，但罗宾汉是个很酷的角 色。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很少是孤立地使用自下而上的数据，比如谋杀 或盗窃的发生，而是将这些数据与更抽象、更高层次的原则相结合。找到 一种方法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者整合为一体，是人工智能的当务之急， 却常常被人忽视。概念嵌于理论之中从维基百科来看，“quarter”(在此作为美国货币的单位)是“一枚价值25 美分的美国硬币，直径大约 1 英寸 a”，“比萨”是“源自意大利的美食”。绝大多数比萨是圆形，少数是矩形，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是椭圆形或其他形状。这些圆形比萨的直径一般在 6 英寸到 18 英寸之间。然而，正如西北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兰斯·里普斯(Lance Rips)曾指出的一样，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个直径正好相当于一枚 25 美分硬币那么大的比萨，说不定还很想品尝这样一道小巧的开胃菜。另一方面，你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比标准 25 美分硬币面积大 50 % 的硬币复制品作为合法货币，而是会将这个假硬币认作质量低劣的仿冒品而不予理睬。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你对金钱和食物有着不同的直觉理论。你的货币 理论告诉你，我们愿意用有形的有价值的东西，如食物，来交换表示抽象价 值的标记物，如硬币和纸币，但交换依赖于标记物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部 分取决于标记物由特殊的权威机构，比如铸币厂所发行，而我们评估这种合 法性的方式，部分在于我们期望标记物能满足确切的要求。由此可见，25美分的硬币不可能与比萨的大小一样。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一度试图严格按照“必要和充分”条件来定义概念: 正方形必须有 4 条等边，两边夹角成 90 度;点与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任何符合标准的都是合格的，不符合标准的都是不合格的;如果任意两条边不相等，就不是正方形。但学者们在定义不那么数学化的概念时，就遇到了麻烦。很难给一只鸟火一把椅子定出确定的标准。另一种定义概念的方法，就是参照特定的示例，要么是中心示例，比如知更鸟是典型的鸟类，要么是一组示例，比如你见过的所有鸟类。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人都赞同“概念嵌于理论之中”的观点。我们 也是这一观点的忠实拥趸。我们的大脑能很好地跟进单个的示例和原型， 但我们也能根据它们所嵌入的理论来推断出概念，比如比萨和 25 美分硬币 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一个生命体拥有独立于其全部感知属性的“隐藏的本质”。在一个经典实验中，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问孩 子们，如果给一只浣熊做整容手术，让它看起来和臭鼬一样，并在其身体中植入“超级臭”的东西，那么这只浣熊是否就变成了一只臭鼬。孩子们相 信，虽然这只浣熊有着不一样的感知外表和气味等功能特性，但浣熊仍然是 一只浣熊。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孩子们的生物学理论使然，孩子们知道，真正 重要的是生物体内在的东西。一项重要的对照研究表明，孩子们并没有将同 样的理论扩展到人类制造的人工制品上，比如通过金属加工改造将咖啡壶变 成喂鸟器。我们认为，嵌入在理论中的概念对有效学习至关重要。假设一位学龄前 儿童第一次看到鬣蜥的照片。从此之后，孩子们就能认出其他照片上的、视 频中的和现实生活中的鬣蜥，而且准确率相当高，很容易就能将鬣蜥与袋鼠 甚至其他蜥蜴区分开来。同样，孩子能够从关于动物的一般知识中推断出， 鬣蜥会吃东西，会呼吸，它们生下来很小，会长大，繁殖，然后死去，并意 识到可能有一群鬣蜥，它们看起来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行为方式也相似。没有哪个事实是一座孤岛。通用人工智能若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将获取到的事实嵌入到更加丰富的、能帮助将这些事实组织起来的高层级理论之中。因果关系是理解世界的基础图灵奖得主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提出，对因果关系的丰富理解是人类认知中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我们 对其中的一切都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唯一需要的因果关系就只有在物理学里 面了。我们可以通过模拟来确定什么对什么产生了影响，比如，如果我施加 这么多微牛顿的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种细致的模拟往往并不现实可行。真实世界 中有太多的粒子，无法一一追踪，而且时间也不够。为此，我们会使用近似法。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我们知道事物 之间是因果相关的。我们服用阿司匹林，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药物会让我们感 觉好一些，而不需要了解背后的生物化学原理。绝大多数成年人，就算并不 了解胚胎发育的确切机制，也知道性行为会导致婴儿的诞生，就算相关知识 并不全面，也能根据这些知识来采取行动。我们不是医生，也知道维生素 C可以预防坏血病，不是机械工程师，也知道踩下油门可以让汽车跑得更快。因果知识无处不在，是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的基础。在劳伦斯· 卡斯丹(Lawrence Kasdan)的经典电影《大寒》(The Big Chill)中，杰夫·高布伦(Jeff Goldblum)饰演的角色开玩笑说，合理化思 考比性生活还重要(“你是否曾坚持过一周的时间，不去进行合理化思考?” 他问道)。而因果推理，甚至比合理化更重要;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 对这个世界进行理解，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赞同珀尔的观点，即 因果推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重要性几乎超越所有其他主题，然而目前却又 遭到业界的忽视。珀尔本人开发出了一种强大的数学理论，但关于如何从已 知的众多因果关系中汲取知识，尚待我们去探索。这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那条通往因果知识的道 路上布满了荆棘。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原因都会导致相关性——当你踩下油 门踏板时，只要发动机还在运转，紧急刹车还没有启动，汽车确实会跑得更 快，但很多相关性实际上并不是因果关系。鸡鸣可以报晓，但人人都知道， 让雄鸡安静下来并不会阻止太阳的升起。气压计上的读数与气压密切相关， 但用手移动气压计指针，并不会改变真实的气压。只要花点时间，就很容易找到各种纯属巧合的相关性，比如泰勒 · 维根 (Tyler Vigen)给出的这个例子:2000 年至 2009 年，人均奶酪消费量与床单缠结导致死亡人数之间的对比。维根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编撰了一本名为《假性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 )的著作。同一时期，维根注意到，掉进池塘里淹死的人数与 尼古拉斯·凯奇(Nicholas Cage)出镜的影片数量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这些 胡乱搭上关系的相关性是不存在的，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是油门 踏板和汽车加速之间的关联则是因果关系的真实实例。有朝一日，若能让机器认识到这一点，将是一项重大成就。我们针对逐个的人和事件进行跟进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对各种各样的事物进行跟进了解，对其特征和历史进行把握。你的另一半以前当过记者，喜欢喝白兰地，不那么喜欢威士 忌。你的女儿以前特别害怕暴风雨，喜欢吃冰激凌，没那么喜欢吃曲奇饼。你车子的右后门被撞了个小坑，一年前你更换了车子的变速器。街角那家小 商店，以前卖的东西质量特别好，后来转手给新老板之后，东西的质量就一 天不如一天。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是由许多持续存在、不断变化的个体组成 的，而我们的许多知识，也是围绕着这些个体事物而建立起来的。不仅包括 汽车、人物和商店，还包括特定的实体，及其特定的历史和特征。奇怪的是，这并非深度学习与生俱来的观点。深度学习以类别为重点，而不以个体为重点。通常情况下，深度学习善于归纳和概括:孩子都喜欢吃甜食，不那么喜欢吃蔬菜，汽车有四个轮子。这些事实，是深度学习系统善于发现和总结的，而对关于你的女儿和你的车子的特定事实，则没什么感觉。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但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例外 情况也证实了这个原则。举例来说，深度学习非常善于学习关于个体人物的 图片识别，比如，你可以训练深度学习以很高的准确率去识别德瑞克 · 基特(Derek Jeter)的图片。但是，这是因为系统认为“德瑞克·基特的图片”属 于同类图片之中的一个类别，而不是因为系统了解德瑞克 · 基特是一位运动 员，是一个人。学习识别德瑞克 · 基特等人物图片与学习识别诸如棒球运动 员等类别的深度学习机制，基本是相同的，都是图像的类别。训练深度学习 识别德瑞克 · 基特的图片，比让系统从多年的新闻报道中推断出此人从 1995年到 2014 年在洋基队担任游击手，要容易得多。同样，我们可以让深度学习以一定的准确率在视频中对某个人进行跟 踪。但是对于深度学习来说，不过是将一个视频帧中的一块像素与下一个视 频帧中的另一块像素进行关联而已;系统并不了解像素究竟指代的是什么东西。系统不知道，当人物从视频帧中暂时消失，此人依然在别处存在。如果 系统看到一个人走进电话亭，过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两个人，并不会觉得有 什么不妥。复杂的认知生物体并非白板一块1865 年，格雷戈尔· 孟德尔(Gregor Mendel)发现了遗传的核心，他 称之为因子，如今我们称之为基因。他当时不知道基因是由什么构成的。后 来，科学家们又花了将近 80 年的时间才找到答案。几十年间，许多科学家都 走上了一条死胡同，错误地认为孟德尔的基因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几乎没有 人想到，基因是由不起眼的核酸构成的。直到 1944 年，奥斯瓦尔德 · 埃弗里(Oswald Avery)才利用排除法，最终发现了 DNA 的重要作用。即使在那个时 候，人们也鲜有关注，因为当时科学界“对核酸并不感兴趣”。孟德尔本人的重要地位最初也被人忽视，一直到他提出的定律在 1900 年被人重新发现。关于“先天”这个古老的话题，当代人工智能很可能也同样错失良机。面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这一话题常被表达成为“先天还是后天”。大脑有多 少结构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人工智 能领域之中:所有东西都应该是预先内置的吗?还是应该通过学习而掌握?认真思考过这一话题的人都会意识到，这是逻辑谬误中的假两难推理。从发展心理学(研究婴幼儿发展的学科)和发展神经科学(研究基因和大脑 发育之间关系的学科)等领域，我们得到了大量的生物学证据:先天和后 天合作发挥作用，而不是互为对立面。正如马库斯在其著作《心智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ind)中所讲到的一样，个体基因实际上是这一合作关系的杠杆。每个基因，都像是计算机程序中的“IF–THEN”语句。THEN 一 侧指明需要构建的特定蛋白质，但只在 IF 特定化学信号存在的情况下，该蛋白质才会构建出来，每个基因都有其自身独特的 IF 条件。这个结果，就像是富有适应性而经过高度压缩的一套计算机程序，由个体细胞在对其所在 环境进行响应的过程中自动执行。学习本身，也是基因的产品。奇怪的是，机器学习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似乎并不想要与生物领域的这一方面发生互动。a 关于机器学习的文章很少与发展心理学的大量文献有什么关联，就算有所关联，也只是提到让·皮亚杰(Jean Piaget)这位业界先驱，而他早在近 40 年前就离世了。举例来说，皮亚杰提出的问题“将物体藏起来之后，婴儿是否知道此物依然存在”55 如今看来依然一针见血，但他给出的答案，正如他提出的认识发展阶段理论和他对儿童发现事物年龄的猜测，其方法论的依据并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看来，这些都是过时的参考资料了。我们很少能见到机器学习的论文引用近 20 年来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 更是看不到机器学习论文引用遗传学或发展神经科学的内容。通常来看，机 器学习领域的人们会着重强调学习，但从不考虑先天知识。就好像是他们认 为，因为他们在研究学习，所以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都不可能是先天的。但 先天和后天并不构成如此的竞争模式，反之，你在起跑线上所拥有的越丰 富，你能学习的就越多。但是，深度学习还是被“白板”视角所主宰，完全 忽略掉任何形式的先天知识。我们认为，未来的人们在回顾时会将这种对先天的忽视看作一次巨大的 疏忽。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从经验中进行学习的重要性，就算我们这些非常 重视先天知识的人也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像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人员 所做的那样，从空无一物的白板起步进行学习，会令这项任务的难度更加艰 巨。这就相当于只有后天没有先天，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将两者合二为一。在生物界，生命体自出生之时就具备各自不同的先天能力，以及关于世 界的一些知识。据我们了解，山羊生下来就能识别出山峦(或陡坡与平面) 的作用，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如何加以运用。正如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提出的观点一样，人类很可能自出生之时便了解世界由持续的物体所构成，这些物体沿时空的连接通路行进，拥有对几何和数量的感知能力，以及直觉心理学的基础。或如康德在 200 年前从哲学角度出发的观点，若想正确地对世界加以理解，先天的“时空流形”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语言之中的某些方面，很可能也部分地形成了先天的预连线。孩子或许天生就知道，周围的人们所发出的声音和做出的动作是在进行富有意义的沟通;59 而这种知识，与有关人类关系的其他先天基础知识(妈妈会照顾我等)相互联结。而且，人类语言的其他方面或许也是先天的，例如:将语言划分为句子和词汇;对语言发音特征的预期;语言所拥有的句法结构，以及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关系。相比之下，一位从白板起步的纯粹的学习者则将世界当作纯粹的视听流，就像一个 MPEG 4 文件一样。这位学习者需要对每一样事物进行学习， 就连反复出现的不同人物都要去学习。包括 DeepMind 在内的一部分研究者曾尝试着做过一些白板学习的事情，但结果远远不像利用同样的方法来下棋那样令人惊叹。在机器学习领域内，许多人都认为，先天连线的做法就和作弊一样令人 不齿，预置的内容越少，解决方案就越牛。DeepMind 的许多早期工作，似 乎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指引。玩雅达利游戏的系统，除了用于深度强化学习的 通用架构，以及代表操纵杆选项、屏幕像素和总分的特征之外，完全没有内 置内容，甚至连游戏规则本身，也必须通过经验和各种策略来获得。在《自然》杂志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DeepMind 宣称，他们已经“在没有人类知识的情况下”掌握了围棋。虽然 DeepMind 所使用的人类围棋知识的确比前辈要少，但“没有人类知识”这个说法还是夸大了事实:系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现的让机器下围棋的方法，尤其是蒙特卡洛树搜索，之前讲到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从具备不同 棋局可能性的树形图上随机抽样来实现，本质上与深度学习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之前在雅达利游戏上所做的工作有所不同，雅达利的成果在业内已经得到了广泛讨论。人类知识与此无关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不仅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本身也揭示了深度学习界的价值倾 向:尽力消除先验知识，而不是尝试利用这些知识。这就好像汽车制造商认 为重新发现圆形车轮是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就无视过去两千年车辆 制造的丰富经验，对现成的车轮置之不理。我们相信，人工智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首先要搞清楚应该内置何种知 识和表征，并以此为起点来启动其他的能力。DeepMind 还内置了棋局规则和其他一些关于围棋的详细知识，这与他们之前在雅达利游戏上所做的工作有所不同，雅达利的成果在业内已经得到了广泛讨论。人类知识与此无关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不仅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本身也揭示了深度学习界的价值倾 向:尽力消除先验知识，而不是尝试利用这些知识。这就好像汽车制造商认 为重新发现圆形车轮是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就无视过去两千年车辆 制造的丰富经验，对现成的车轮置之不理。 我们相信，人工智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首先要搞清楚应该内置何种知识和表征，并以此为起点来启动其他的能力。 我们整个行业，都需要学习如何利用对实体对象的核心理解来进一步了 解世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系统，而不是单纯凭借像素和行为之间的相关 性来学习一切，以此为系统的核心。我们所谓的“常识”，大部分是后天习 得的，比如钱包是用来装钱的、奶酪可以打成碎屑，但几乎所有这些常识， 都始于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确定感知。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可能就是 表征抽象、组合性，以及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可以是几分钟，也可以是数十 年)的对象和人等个体实体的属性的内在机制。如果机器想要学习尚无法掌 握的东西，那么从一开始就需要拥有这样的基础。为机器赋予常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项目主席阿德南· 德尔维希(AdnanDarwische)在最近的一份给人工智能行业的公开信中，呼吁对 AI 研究人员进行更加广泛的培训，提出“我们需要新一代的 AI 研究人员，能深谙行业之道，用更宽的视角去理解经典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计算机科学，同时掌握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我们在此观点之上进一步拓展，认为 AI 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借鉴计算机 科学领域的诸多成就(在如今大数据热潮之中，计算机科学的成果常常被人 遗忘)，而且还要从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中汲取养料。这 些认知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能让我们了解到生物体应对“智 能”这个复杂挑战的整个过程:如果人工智能想要成为与自然智能有些许相似之处的事物，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构建结构化的混合系统，将先天的知识和 能力融入进去，让它实现对知识的组合性表征，并对持续存在的个体进行跟 进，就像人类所做的一样。一旦 AI 开始利用认知科学，从围绕大数据形成的范式上升成为围绕大 数据和抽象因果知识形成的范式，我们就将有能力解决“为机器赋予常识” 这个无比困难的挑战。赠书活动想要了解关于推荐系统的更多干货知识，关注AI科技大本营并在评论区分享你对本文的学习心得，我们将从中选出2条优质评论，各送出由湛庐文化出版的《如何创造可信的AI》一本。
三宝学者笔谈：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向
参考消息网9月20日报道《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发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探讨》（全文0.7万字）。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议题各抒己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加重视文本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诸多议题值得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和学术期刊创新工程，倡导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2015年以来，《日本学刊》重点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的论文。围绕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于日本以及中国的经验，包括当今人类发展等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规律性发展成果并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日本学刊》约请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撰写相关论文。由于作者研究积累充分、学术造诣深厚，论文质量很高，发表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文章，不仅在国内，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相关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为响应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号召， 2017年7月25日，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本组笔谈精选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整理如下。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李萍：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在理论界，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三个领域。至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大多分布在这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确实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可以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作为行动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其二是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的左翼思潮，其三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团体。这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不具备相互配合、协调的机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实现了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化，国家放弃了意识形态控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之间都存在充分的争鸣。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样，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也大为减弱。就学术研究而言，一方面是此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现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已步入高龄、陆续退职，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迫于就业压力，很多高校不得不压缩甚至裁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硕士、博士招生录取名额，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更为窘迫。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日本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不同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仅仅关注个人、个体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宏大叙事，特别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阶级团结、人类历史使命等主题，这些主题牵涉的是集体、整体、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马克思哲学传入日本，正值日本刚刚摆脱封建割据、力图统一国家并向西方列强要求独立自强的时期。输入日本的马克思哲学不断得到新的阐发，很快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立场。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主要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外夷和华夏之变来认识自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更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张完全不同的、但同时反映了现代文明的更高价值追求的学说。现代文明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理念的国家，通常将这二者分离开来，采取双重标准，对类似的国家提倡平等却公然侵略欠发达国家和待开发地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了深入批判，这样的批判也构成了部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反战的深刻依据。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时才出现的问题。对内，即在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还存在一个如何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从私人发展为公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对“市民社会”的强调。市民社会具备了政治性、经济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能够较全面解决现代国家内公民自主、社会活力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忽视。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民族自醒、民族意识的形成、日本人的世界观（即日本怎样看待日本和世界）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个过程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加以深入讨论，将对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助益。林美茂：日本学界公认，马克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学者，都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另外，在日本，经济学有两大阵营：一个是马克思经济学系统，简称“马系”（marukei），另一个是近代经济学系统，简称“近系”（kinkei）。其中，“马系”的学者主要研究《资本论》以及“劳动”“异化”等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1945年日本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影响达到顶峰。6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反对安保条约运动声势浩大，与马克思哲学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场学生运动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以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为契机，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是热门专业，甚至原来搞马克思研究的人都不再标榜自己属于马克思哲学或者“马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整体印象而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划分为不同时期。近年中国有部分学者把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样划分有一定道理。因为到广松涉那批人为止的马克思哲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比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味，也就是说多少带有“意识形态”倾向。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期。之后，“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逐渐减弱，直至后来纯粹把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对象进行研究，不再带有“意识形态”的思考倾向，所以属于“日本新马克思”研究。也就是说，在日本，到了平子友长这一代学者，已经只是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至于命名时加上“主义”是否合适，我认为“日本新马克思”后面不能加上“主义”，如果加上就不准确了，“主义”是带着意识形态倾向的。在日本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搞马克思哲学的人，一定会对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基础研究是非常扎实的。一些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学者，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的先行性研究，而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人，同样绕不过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学术研究，即所谓的“日本新马克思研究”，对于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青：日本有一个由各个高校的哲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的“共生哲学研究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共生”的哲学理念，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探讨如何超越日本资本主义竞争原理，展望未来社会形态。他们是从马克思哲学这个角度出发，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展开批判性研究。这个学会2006年创立，我与尾关周二会长一直保持学术交流关系。2016年学会成立十周年，向我约稿，我写了《当代日本“共生”哲学理念解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文。此次论文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好机会，特别是我重点读了《资本论》部分篇章，深感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往往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很多论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农业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对于正面临高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两难的当代人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论文在《日本学刊》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共生哲学研究界的重视，他们已经翻译成日语，即将在日本的刊物发表。我还关注到日本有一个“地产地销”运动，这本源自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来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后来变成日本市民自发参加推动的一个运动，而且有很多学者在宣传这个理念。我认为也可以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一下这个运动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二、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臧峰宇：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在亚洲较早翻译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到1934 年，日本学界已经出版了2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副卷、增补卷，之前也有《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单行本在日本流传。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赴日留学生和旅日的中国民主革命者及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日译本转译为中文，或翻译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前者如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参考日译本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08年1月民鸣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在《天义报》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1920 年8 月陈望道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在国内各地多次出版），1920年李汉俊在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译自远藤无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熊得山主编的《今日》1922 年5 月15 日第1 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首次根据日译本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4月出版的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年3月出版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中国达识社组织翻译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陈溥贤1919年4、5月在《晨报》翻译发表的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以及在7月《晨报》发表的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的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施存统于1922年和1930年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大江书铺翻译出版的高畠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资本论大纲》以及他与钟复光合译的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进化书局1937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河上肇、栉田民藏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译）。在日译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和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也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如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参考文献，杨匏安发表在《青年周刊》的《马科斯主义浅说》主要参考了堺利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翻译与解读。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汉语词汇，最早也来自日本，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同志、妇女等等。在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应用层面，日本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中国学人接受，这与中国哲学对日本近代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在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心学。明末日本学人大盐平八郎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开办学塾“洗心洞”，力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等在阳明心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家。年少时在汉学塾、游焉义塾等受过教育的三木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这些日本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影响。例如，从三木清对“行为的哲学”的阐释中可见“知行合一”思想的印记，幸德秋水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志士仁人”，河上肇受到认同阳明心学的吉田松阴“文人经世”精神的启示而由文学转学法学，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在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日译马克思哲学著作和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的研究对象，而陈独秀、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曾受阳明心学影响，对此应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考据研究。这里有一个中日哲学相互传播和影响的问题，阳明心学传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哲学，而日本近代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又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中国国内做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名学者，曾经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问题展开过一些讨论。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而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则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见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4月6日）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一文。韩立新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从2006年起组织了一个团队翻译出版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具体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以张一兵为首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到2009年6月为止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当代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等著作。如果他们还能够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等，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邱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日本思潮中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在战后“和平民主时代”，日本很多对社会、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虽然不是日本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都同情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战前起就是如此。比如曾经对岸信介内阁的修宪动向有重大遏制作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的许多成员，包括丸山真男，他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曾经也被传是一个“KP”（共产党员）。鹤见俊辅等学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发起反战的“越平联”市民运动，也是有感于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主导的左翼运动的经验教训，事实上鹤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一些左翼人士的思想有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实际影响是巨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这样的内容很值得关注。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与相关思潮、运动的联系和区别。在日本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左翼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的“左翼”跟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跟日本共产党可能又不一样，日本工人运动跟日本其他社会运动还不太一样，战后与冷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本身也不太一样。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不同的派别，同样被称为“左翼”的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之间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子安宣邦和柄谷行人的问题意识就不太一样。在具体实践中，以上情况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发挥影响。例如，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护宪运动乃至日中友好运动，都曾受到日本左翼阵营分化组合和路线变化的影响。再比如，在2015年的反新安保法运动中，参加者非常多样，不仅有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力量，也有“劳组”（工会）发起的力量，还有与两者主张都有所区别的学者，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包括反核运动人士，但在这个运动中大家的主张又有基本共同点。这些方面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值得深入比较研究，如果过于笼统地讨论可能会忽视很多有趣的问题。中国国内学界也正在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比如已经有博士论文在做关于尾崎秀实思想的研究，也有留日同学们自发组织《资本论》读书会。今后很期待能看到更多扎实的相关研究。（整理：李雷、叶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