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宁根大学博士

在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坚持一下，熬过高考，到了大学就解放了。一般情况下，我国的大学实行“严进宽出”，只要踏进大学校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顺利毕业。然而，近几日，清华大学两名博士生因未请假或者请假未获批准，连续两周以上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研究活动而被做退学处理，“严进宽出”这一教育体制再次被打破。不止是清华大学，近些年已有多所高校对表现不合格的学生实行强制退学。深圳大学今年4月份，深圳大学对132名学生做退学处理，这132名退学学生中有74%是因为未写学位论文，或学位论文达不到申请学位的要求，无法毕业而退学。合肥工业大学对46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因其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或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理由，且未经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的教学活动。广州大学72名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博士7年、硕士5年，下同）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决定对这72名研究生作退学处理。西南交通大学对于“超出最长学习年限且未提出结业申请”的2012级博士研究生（含留学生）和2014级硕士研究生（含留学生），拟按学校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退学处理。多所高校淘汰不合格学生，表明精英教育时代已成过去，“严进宽出”将成为过去式，“没有毕不了业的大学生”也将成为一句打脸的空话。即便如此，我国高校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实行“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环境下，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承载的历史因素。我国“严进宽出”教育体制的成因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1999年扩招，我国高校一直施行的是“严进宽出”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当时我国社会资源缺乏、考生众多，高校招生规模有限，国家教育部门为了选拔精英人才接受高 等教育，必须进行严格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同时选拔的严格性，保证了高校大学生的质量，大部分学生学习能力突出，高校有实行“宽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当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根据用人计划招收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按国家计划分配到用人单位，为社会各方面解决人才 缺乏的状况。正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入口处严格甄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入学新生的质量，通过严格的管理，又确保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完成了国家人才需求计划，避免了浪费。所以实行“严进宽出”是符合当时的历史需要与现实要求的。然而，“严进宽出”适合于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而不适应目前的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阶段。2018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达到48.1%，正逐步进入后大众化教育阶段，已不适合继续实施以往的“严进宽出”培养模式，而应实行“宽进严出”人才培养模式。国外“宽进严出”教育体制的借鉴01美国的教育模式美国拥有现今最发达的大学教育，正是得益于学分认证和互换、弹性学制、救济补偿等消除教育壁垒的政策，高质量的学分管理和考核评价系统，以及严格的淘汰制。杨振宁指出：将美国和中国教育结合起来，才是最理想的大学教育。“宽进严出”教育制度实施最成功的典范就是美国，美国没有明确规定大学入学的要求，每所院校的招生制度各不相同。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美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顺利进入大学，但大学四年下来毕业率只占总入学数的57.3%。只占所有学生的一半左右,这也是极为典型的“宽进严出”。02德国的教育模式德国的大学入学形式不采取全国统考，而是采用“宽进”与“严出”相结合的政策，只要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就可以顺利进入大学。“宽进”的优势在于不以一次考试“论英雄”，赋予每位考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为大学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德国大学采用宽严兼施的政策，收放拿捏的张弛有度，严把学生毕业率，毕业考试成为整个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关键环节。因为有了完善制度的保障，所以德国大学教育的教学质量才有强有力的积淀以达到质的飞跃。德国大学淘汰率奇高，因此德国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获得难度大且含金量高。毕业生的声誉也威名远播，受到国际各大企业的青睐。03瑞士的教育模式瑞士大学教育有自己极为鲜明的“宽进”与“严出”的培养风格。本国高中毕业生可以随意申请进入瑞士国内的12所大学。在专业选择上，无论教育部门还是每所大学均不设遴选机制，对拥有入读资格的学生“全部接收”。可是，入得了学并不代表能毕得了业。虽然热门专业录取的学生人数众多，但由于设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试体系，故淘汰率颇高。被淘汰的学生通常被默认为“不适宜学习该专业”而被允许重新进行一次专业选择，当然此前的一年学习经历作废，要从头开始学习新专业，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宽进严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瑞士大学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两个维度上的兼顾。“宽进严出”的实现需要制度保障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教育阶段，实施“宽进严出”人才培养模式，既能满足现阶段群众上大学的需求，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创造一定的条件，又通过引进淘汰机制保证人才的培养质量。“宽进严出”已是我国高校发展必然的趋势，现今条件已趋于成熟，我们要用积极缜密的态度实施“宽进严出”的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我国对本科教育的严要求，也已经体现在了政策端，被不少学生视作救命稻草的“清考”制度，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此前，若学生在期末考试、补考及重修均未能通过，部分学校会在毕业前安排统一的“清考”帮助学生毕业。“严出”应该从课程标准上严格，比如教师的PPT不能七八年都用同一套，一些混学分的“水”课该消失就得消失。此外，国内高校善用“数字指标”管理，很可能强行设置淘汰率，毕竟国内曾有名校每门课控制10%学生不及格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只从毕业率上严格，硬性规定学校要有多少淘汰率，那只是“换汤不换药”。从教育规律本身、高等教育所要体现的含金量来说，大学学习无疑需要学生付出相当精力。但为什么之前很多高校都对学生“心慈手软”了呢？因为在现在的高考体制下，中国学生读大学的机会成本太高。学生一旦被退学，就相当于一无所有，只能返回原籍，想再读大学，就要重新参加高考。所以，大学在把严出口关的同时，对于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应该有制度配套，以免让他们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首先，对于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可以建议其转入本校难度更低的专业。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包特就曾介绍说，荷兰很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发现自己跟不上，就转到法学院，再不行就转到人文学科。其次，可以效仿美国大学之间的转学制度。美国的转学制度灵活性很强，美国高校建立了学分互认制度，学校之间可以转学分。学校的教授在课程开始之前，会给学生发教学大纲，里边写了课程内容、评判标准以及教科书的使用，转学基本是依照教学大纲来审查课程。申请转学时需要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全面，比如高中三年成绩、个人文书、SAT成绩、原来大学的表现、教授的推荐等。中国高教体系中应该建立更加灵活的转学、分流体系，通过学分互认、课程共享等方式，给予不适应本校学习的学生再探一条出路、再多一次机会。国内高校也应该更科学的设置本科课程，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要为本科生上课，在中国，院士给本科生上课会成为新闻。当然，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推进招生和培养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如果学校还是只能按计划招生并依照计划进行培养，招进来一批学生，最后要保证毕业率，相对而言，就无法做到“严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为了体现教育公平，确实应该给每个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但进大学后，都必须按大学的培养过程严格要求，合格者方能毕业，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如果对入学后的学生要求不严，对不合格的学生也给予毕业，一方面有损于高校质量和权威，另一方面有失教育公平。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严进宽出”模式不宜再延续下去，应由“宽进严出”取而代之。

《自然》对博士后这支关键研究力量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描绘出了一个灰暗的图景：他们害怕失去工作，研究被迫中断，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根据《自然》对全球博士后进行的首次调查，十分之八的博士后表示，全球新冠疫情妨碍了他们的实验以及数据采集工作。超过一半的博士后发现，和实验室的PI探讨研究想法和分享研究变难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博士后认为，疫情对他们的职业前景有着消极的影响（见“干扰和困顿”）。疫情迫使全球实验室停产或减少产出，也削减了科研机构的经费，对博士后的科研资助和奖学金等经费来源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已经身负资源不足、工作竞争和前途未卜之重担的年轻科学家来说，疫情的到来使一切雪上加霜。《自然》从6月中旬到7月底对全球7670名博士后进行了一次自愿调研，详细询问了他们关于新冠疫情对博士后这个群体的影响。对其中一些参与者的后续访谈以及数百项自由评论（见“前途暗淡”）的分析，描绘了新冠疫情下不安而艰险的博士后研究生涯。南澳大利亚健康和医疗研究中心的癌症研究者Hannah Wardill 在访谈中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博士后已经面临的重压。”这项调查由《自然》和伦敦的市场调研机构Shift Learning合办，并在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的数字产品以及电邮订阅中行了宣传。调查有英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几个版本。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数据表可以在 go.nature.com/34wrre1上查询。数据目前正在进行分析，完整结果将在11月公布。不确定的职业前景百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另有9%的受访者怀疑自己被感染，但是没有做检测。不过他们心头悬着的不仅是自己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这个问题。大约61%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们的职业前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有25%的受访者表示这对他们本来就不确定的未来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南美洲的博士后普遍对职业前景感到担忧，那里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前景在疫情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一位来自巴西的生物化学家在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分享了她的担忧。她指出，巴西的博士后合同通常只持续1-2年，合同延期是很不确定的，这就为本来就在苦苦挣扎的博士后们制造了一个更为严酷的难题。她写道：“在这儿，博士要在街上卖吃的才能为自己提供经济支持，因为大多数博士都无法找到奖学金或工作。”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物理学家Julieth Caro担心巴西政府会为了降低成本而缩短她的奖学金期限。她说：“新冠让我明白，科学对巴西政府并不重要。”她还指出，她的奖学金规定她不能在其他领域找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物理，因此她开始做志愿者，免费教授实验物理。在其他地方，相信疫情已经影响了自身职业前景的博士后的占比也很大，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占68%，在澳洲占68%，在亚洲占61%，在非洲占59%，在欧洲占54%。在新冠病毒首先被发现的中国，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前途已经遭受重创，另有25%的表达了不确定性。 疫情对职业的影响因研究领域而异。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略低于一半的博士后研究者认为他们的职业遭受了打击，而在化学（68%）、生态和演化（67%）以及生物医药（60%）领域，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更多。疫情现在成了博士后最大的烦恼之一。在被问及对职业前景造成最大挑战的3个因素时，40%的受访者提到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64%的受访者提到了对资助的竞争，45%的受访者提到了本领域缺乏工作机会。对那些希望在2020年找到教职的博士后来说，新冠疫情以及此后大面积的招聘停摆可谓是史无前例的低潮。德国的一位生物工程学家在评论区域解释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之前我从好几家大学拿到了口头的教职offer。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冻结了所有招聘，但是并没有让我知道后续。” 美国的一位HIV研究者在今年开始找终身轨教职，他在评论部分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是一个拐点。他写道：“无法想象新冠疫情对我们的职业生涯有多么大的破坏力。我想待在学术界，但是这可能不会实现了。”1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因为新冠疫情失去了博士后的工作或者博士后的offer。21%的受访者猜测，新冠病毒已经剥夺了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能确定。南美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已经失去了工作，在欧洲这个数字是11%，在北美和中美洲则是12%。60%的受访者目前在国外工作，这个情况只会加剧新冠疫情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许多人担心新冠疫情会影响他们的签证以及居留的能力。一名来自印度、目前在美国工作的生物化学家写道：“我的签证到2021年1月到期。因为新冠封城，我三个月没有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在无法发表一些研究结果的情况下，离开现在的实验室和美国。”对实验的打击80%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妨碍了他们做实验。其中一位受访者是英国班戈大学的光学工程师Rakesh Dhama。他本来要在今年初去法国完成实验，实验内容是用芯片杀死癌症干细胞，但是“因为新冠病毒，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现在我设计的那个实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还提到，他的导师拿到了两台设备，可以改善实验的准确性，但是现在没人能去现场做。他悲伤地表示：“新冠病毒已经在科研方面影响了我。”来自印度的Dhama指出，他在英国的签证在7月底到期，因此他必须要加快找工作的进度，然而这在疫情中并不容易。为了和时间赛跑，他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光学方面的玛丽·居里个人奖学金申请。他说：“我要在20天里写出一个10页的研究方案。”方案已经获批，他将在10月在芬兰的坦佩雷大学进行研究，当然前提是他能获得芬兰的工作签证。疫情期间遭受阻碍的的科研活动不仅是实验而已。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和导师以及同事的交流也遇到了困难，57%的人表示，和他们分享研究结果变得更困难了。美国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在评论区表示：“因为疫情，我还没见着我的同事。”虽然疫情使科研进度产生了大面积的延误，只有不到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奖学金或工作合同会被延期。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位没有发生变化，19%却不太确定。获得了玛丽·居里个人奖学金，在西班牙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工作的癌症研究者Melania Zauri表示，她可以请不带薪假，但不能延长她的合同。Zauri表示，西班牙为许多政府资助的研究者延长了合同，但是带着优秀的外部奖学金而来的研究者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被当作了弃子。”紧张的关系本调查也涵盖了关于导师的问题。在危机中，导师这个角色显得愈发重要。超过一半（54%）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导师就如何管理研究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导，但是32%表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关于导师是否尽一切可能提供了支持，2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同意。女性受访者（28%）比男性（25%）更倾向于认为导师做的不够。在自由评论部分，关于疫情让师生关系变得紧张的讨论尤其突出。一位美国的分子微生物学家表达了她对疫情期间安全研究规范的担忧：“我的PI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让每个人继续工作，还不戴口罩，最后学校强制以后他才开始戴。”一位美国的真菌学研究者也有相似的意见，实验室同事“被迫工作，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一些博士后找到了些许安慰。虽然26%的受访者认为疫情部分或严重损害了他们写论文的能力，43%的人表示写论文变得容易了。Wardill说：“封城以后，我可以专注于写作，这算是一丝亮点吧。”但是，Wardill认为疫情给她的科研以及工作踩下了刹车。3月，出于对旅行安全的担忧，她不得不中断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项目，回到澳大利亚家里。她本希望那个项目的成果和论文会让她在未来的经费申请中获得优势，但是现在那些实验却如履薄冰，“我处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但是我的竞争力却不如之前了。”Wardill希望经费资助方在衡量她的科研产出时能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她说道：“他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每个人都遭罪了。”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从英语教育、科学技术史到科学技术哲学本硕博三跨专业是研究AI的科研达人院研会主席团成员大型国企党政工作部部长是PPT达人、口译专精、设计爱好者亦是宠妻“狂魔”现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进行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他是今年斩获竺可桢奖学金的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文科生他就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王昊晟AI+哲学，碰撞科研火花“得知获奖时很激动，也打了很多电话给亲人和朋友表达自己的喜悦与兴奋。之后这个奖项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督促和动力，提醒我必须更加努力奋斗才能与之相匹配。”王昊晟在谈到获浙大最高规格奖学金——竺可桢奖学金的感受时如是说。这位履历不凡的博士生，带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与众多文科学子一样的温和低调。“本科时，教育哲学课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引领我认识了与高中时期完全不同的哲学，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谈及博士阶段选择哲学专业的原因，王昊晟并未过多考虑功利性的就业问题，而是更多强调了学业科研基于兴趣爱好的重要性。产生此番感悟，与他硕士毕业后的一段就业经历密不可分。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最大、产品品种与系列最齐全、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在2013年8月至2016年1月，王昊晟曾就职于此，并曾任集团进出口公司的党政工作部部长。“跳出学校与学术的圈子，以旁观者或者第三人称视角，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过往的学习经历，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未来的方向。”两年半的工作经历让王昊晟清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王昊晟选择重回浙大攻读博士学位。虽然经历了一段磨合期，但在工作期间拓展的多元视野和实操能力让他很快适应了曾经中断的科研生活，并选定了人工智能这一研究方向，开始着眼于“AI+哲学”的创新课题。“人工智能作为当下的前沿技术，无论是宏观的国家战略，还是更为具体的企业规划，可以说都是热点与核心，促进人工智能合理、有序发展，其利远大于弊。”王昊晟对AI的发展持技术乐观主义态度，其课题主要从心智哲学的角度比较人工智能和人类完整心智的差异，探究其能否对人类造成威胁、造成何种威胁，以及如何避免这种威胁，并尝试解读人类社会与技术互动迭代的思想观念的演变。选择这一方向，是基于王昊晟对前沿科技和哲学一直以来的兴趣，工作阶段相关知识的积累也对他的科研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人文社科权威期刊、CSSCI核心期刊等发表多篇论文，于全国人工智能哲学与跨学科思维论坛、第十九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首届人工智能哲学跨学科高峰论坛等多场高规格学术会议上做报告，获三好研究生、博士生学术新星等数10项荣誉……王昊晟在日常的学习科研中渐积跬步，实现了“AI+哲学”的融会贯通，并碰撞出奇妙的科研火花，最终将竺奖收入囊中。不负时光，可爱栖居尽管科研已经成为这位“文科学霸”的生活核心，但在王昊晟的世界里，还有许多美好的“小兴趣”，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精彩可爱。“科研人要坐得了‘冷板凳’，但也要重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火热’。”在繁忙科研的间隙，王昊晟会打开手机里的健身APP，做几组运动充分燃烧卡路里。他也是一个十足的“球迷”，赴荷兰格兰宁根大学访学的他，已提前预定好了明年“欧洲杯”的门票，准备到现场为心仪的球队呐喊助威。除了在体育上的兴趣，王昊晟还谈到“一直都很喜欢动漫，无论是大众系的少年Jump漫还是小众系的悬疑推理漫，多少都会有所涉猎”在动漫这一艺术形式里，他拓宽着想象的边界，保持着一份单纯的初心，这也让他更能发现生活的简单快乐。“突破次元壁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你因为路飞、一护、悟空他们的永不服输而热血沸腾时，因为《Steins; Gate》《LIAR GAME》的烧脑反转而拍案叫绝时，这些激情与创意同样也会让你自身充满干劲、迸发灵感。”▲王昊晟设计作品他会随手用相机记录金黄落叶铺满街头，记录丛林深处曲径通幽，河岸停靠的船只，缓缓转动的摩天轮……这些不经意间看到的物象和风景，都成为他眼里值得记录的小美好。▲王昊晟摄影作品“如无需要，勿增实体。”面对生活的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王昊晟都秉持着14世纪逻辑学家奥卡姆所阐述的哲学精神：“丰富不繁琐，简约且高效”。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乐观、淡定、简约”。内在精神的充实快乐、宁静致远，并未让王昊晟“远离众人”，相反，在朋友眼中的他，是“一个常态萌的人”，这大概就是有趣的灵魂带来的光环效应。爱是高山流水，爱是一往情深王昊晟和他的妻子相遇相知于浙江大学。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环境，让两人拥有了众多共同话题。他们会一起交流文章写作，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也一起听相声、发掘不同爱好。彼此形如知己，相互理解，“灵魂伴侣”是对两人关系的最好形容。谈及他眼中的妻子时，王昊晟首先表达了对妻子的谢意：“我非常感谢我的夫人，她对我的学习特别支持。无论是我当时决定辞职来读书，还是在读博学习的过程中，甚至包括我要出国访学一年，她都十分支持我”，王昊晟也一直把妻子当作榜样，“从最开始认识时直到现在，基本达到偶像崇拜的程度。有这样一位温柔善良、美丽优秀的人在身边，不自觉间你就会感觉有很大压力，需要不停地努力前进，这样才能让自己不被落下。”两人在精神上的相互鼓励支持，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很有爱。在家庭里的王昊晟，也承担着自己的“小任务”：“卫生全包，上能登高擦窗，下能俯身擦地。”被询问到和妻子在家庭的分工时，王昊晟笑道，“我们遵循着大家熟悉的夫妻相处基本原则，就是‘大事我定、小事她定’——然后她决定哪件事是大事、哪件事是小事。”这种对另一半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也让他们彼此成就。不久前，王昊晟即将远渡重洋出国访学时，妻子在他行李箱挂的卡片上写下了“全世界最好的Banmo”。而身在他乡访学的王昊晟，会始终将这张卡片带在身边，因为他要到达的远方，永远是：“Bango的心里”。源于最纯粹的热爱，忠于最真挚的感情。王昊晟人生所有的起承转合，都饱含着这位哲学男神对生活的纯粹与热爱。携爱人之手，以乐观、淡定、简约之心，在这最好的时代，他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图文来源：浙大研究生微信公众号（文字：谢雨辰、肖楠、刘雅聪、张聪毅丨图片：王昊晟、张聪毅）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张子岳责任编辑：周亦颖

想要来荷兰攻读医学博士的小伙伴们可以重点关注哟！下面就让斯慕斯丽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荷兰医学留学可选择的院校。荷兰的医学发达，有8所国际知名大学有医学院。阿姆斯特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30名阿姆斯特丹大学（荷文：University van Amsterdam；英文：University of Amsterdam）简称UvA，是一所坐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世界级顶尖研究型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成立于1632年，它是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Universitas 21、欧洲首都大学联盟、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的重要学术成员，共诞生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五位荷兰首相。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阿姆斯特丹大学位列世界第40位。伊拉斯姆斯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37名鹿特丹大学，全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荷文：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英文：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位于荷兰王国第二大城市、欧洲第一大港口城市鹿特丹，是荷兰著名公立大学，享誉世界的顶尖高等学府。鹿特丹大学医学院是世界顶尖的医学院，其临床医学学科2009年位列欧洲第1、世界第20。鹿特丹大学医学院与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院并称“欧陆三大医学院”。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er, EMC）则位于该市西部的Hoboken校区。该校的医学部是全荷兰最大和最领先的医学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Vrije Universiteit/VU University Amsterdam/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在世界各类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常年居于世界大学百强之列。第82名(USNews2019排名)。ARWU把自由大学的运动科学排名排到了全球第12名。根据上海交大的全球大学学术排名（ARWU）: 医学技术：22位口腔医学：40位（自由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联合口腔医学中心排在全球第35位 。据官网介绍，其科研实力是全球口腔医学全球前5 ）临床医学：49位护理专业：22位（全欧洲第十位）公共卫生：101-150位基础医学：41位莱顿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50-100名莱顿大学（英语：Leiden University），成立于公元1575年2月8日，是荷兰王国第一所大学。在过去近五个世纪中，莱顿大学培养了众多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杰出人才。笛卡尔、惠更斯、伦勃朗、斯宾诺莎等科学文艺巨匠，16位诺贝尔奖得主（洛伦兹、爱因斯坦、费米等），9位国家元首（约翰·昆西·亚当斯，丘吉尔，曼德拉，两任北约秘书长等），多位荷兰领袖和王室成员（包括现任荷兰首相马克·吕特）都在莱顿以求学、任教等方式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莱顿大学名列2021THE世界大学排名第70位。马斯特里赫特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50-100名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英文：Maastricht University；荷兰文：Universiteit Maastricht），简称“马大”，是一所年轻但是享誉世界的名校。该校的法学、医学、解剖及生理学、心理学等专业常年稳居世界前60名。格罗宁根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50-100名格罗宁根大学（英文：University of Groningen；荷文：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英文缩写：UG）是荷兰仅次于莱顿大学的第二所大学，创建于1614年，世界百强名校，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2020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73位。UMCG医学中心附属于格罗宁根大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医院之一，提供跨地区三级保健到荷兰北部的一部分。该医疗中心的员工近17,000人，数量1,400张病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植手术中心之一。所有可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能在UMCG进行，包括多器官联合移植在一次手术中完成。乌得勒支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50-100名乌得勒支大学（英语：Utrecht University；荷兰语：Universiteit Utrecht），世界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荷兰最好的三所“U类大学”之一，世界大学联盟成员，被U.S. News排名多次评为荷兰第一；ARWU中已连续17年蝉联荷兰第一。2019年发布的四大权威世界排名中，位列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49，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55。380多年来，乌得勒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涌现许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奈梅亨大学2020QS医学排名全球第101-150名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国内常用翻译名为“奈梅亨大学”、或“内梅亨大学”。学校坐落于荷兰最古老的城市奈梅亨，是欧洲顶尖的研究型学术院校 。2020年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104。2019年ARWU全球大学专业排名，奈梅亨大学的医学工程名列全球13 、神经科学35名。奈梅亨大学的所属的唐德斯脑，认知，行为研究所（The Donders Institute for Brain, Cognition and Behavior），是整个欧洲在心理语言学及神经认知学方面的学术科研中心。该研究所拥有600多名科研人员，其中包括欧洲科学院院士10人。该研究所下属机构包括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语言心理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语言研究中心，认知科学中心，神经科学中心，认知神经成像技术中心，5个附属机构。2015年QS 和USNEWS 的世界大学专业排名，拉德堡德医学中心口腔医学世界排名33（荷兰第一），神经生物学39名（荷兰第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40名（荷兰第二），精神病学47名，临床医学64名，免疫学68名，微生物学93名，公共卫生113名。医学中心现有欧洲科学院院士10人（包括欧洲口腔医学领域唯一的一个院士）。拥有医护及科研人员职员6000余人，在读医学生和牙医学生3000余人。每年发表学术论文3300余篇，每届有180名左右的博士（PhD）从这里毕业。国外访问学者丨面试常见问题及应对技巧

博科园：科学科普-天文学类格罗宁根大学的天文学家发现了银河系晕中合并事件遗迹。五组恒星似乎代表着与较小星系的合并，而一个由数百颗恒星组成的大“团”似乎是大型合并事件的残余。这些结果发表在6月12日的《天体物理学快报》上。这项研究基于最近的盖亚数据发布2。这为天文界提供了关于数百万颗恒星的位置和运动的准确信息，其中大部分是在银河系。博士生Helmer Koppelman是Amina Helmi研究小组的一员，她是银河系动力学、结构和形成的教授，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盖亚任务。他在发布后立即开始分析数据，并在8天后发布了这篇文章的预印本。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了。左：不同的星河(彩色圆点)，银河系圆盘(蓝色)和黑色的晕星其余部分，可见水平的雪茄状斑点。右：同样的数据，现在看到形成90度旋转角。图片：Koppelman et al.目标是研究银河系是如何进化的，这个想法是小星系合并形成大星系。其中一个问题是，是许多小星系合并，还是一些大星系合并。由于银河系的大多数恒星——围绕着主盘的球状恒星云和银河系的凸起——被认为是合并事件的残余，柯普曼和他的同事在盖亚数据中聚焦于晕星。在离太阳3000光年的范围内收集了恒星的信息，因为对于我们附近的恒星来说，位置和运动的准确性是最高的。”第一步是从银河系的圆盘中过滤出恒星。“这些恒星围绕着圆盘的中心运动，所以很容易识别。”剩下的是大约6000颗光晕恒星。通过计算它们的轨迹，科普曼能够识别出具有共同起源的恒星。发现了5个小集群，认为它们是5个合并事件的残余。然而许多现存的恒星似乎也有共同的历史。与圆盘相比，这些恒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团”，具有逆行运动。这表明它们是与一个大星系合并的结果。事实上这次合并事件一定是在我们的银河系中重塑了这个圆盘。关于这次合并的性质的更详细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此时此刻，我们的银河系是由一场大规模的合并事件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合并而形成的。Koppelman还寻找了属于“Helmi流”的恒星，“Helmi流”是以他的博士导师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99年发现了“Helmi流”是合并事件的遗迹。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到20颗属于Helmi流的恒星被确认。盖亚数据已经增加了100多颗新恒星。进一步的分析应该可以阐明产生这一流的星系的性质。“我们还将研究3000光年以外的恒星，以发现我们所识别的不同河流的更多成员。”通过模拟星系的演化，这将给我们带来令人兴奋的关于银河系演化的新见解。博科园-科学科普｜参考期刊：天体物理期刊｜来自：格罗宁根大学

纳米科学：研究人员在光控分子转换方面取得了成功！康斯坦茨大学和Helmholtz-Zentrum Dresden-Rossendorf（HZDR）的科学家正致力于存储和处理单分子水平的信息，以创建最小可能的组件，这些组件将自主组合形成电路。正如最近在学术期刊Advanced Science上报道的那样，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光线首次打开通过单个分子的电流，HZDR的物理学家Artur Erbe博士相信，未来分子电子学将为新颖且越来越小 - 同时也更节能 - 组件或传感器打开大门：“单分子是目前最小的可想象的组件集成到处理器中。“ 科学家尚未成功地定制分子，以便能够传导电流，并且可以像电子开关一样选择性地打开和关闭这种电流。这需要一种分子，其中单个原子之间的其他强键在一个位置溶解 - 并且当能量被泵入结构时再精确地形成。康斯坦茨大学的化学家Jannic Wolf博士通过复杂的实验发现，特定的二芳基乙烯化合物是合格的候选者。该分子的大小约为3纳米的优点是，当其结构中的一个点打开时，它旋转得非常少，并且它具有两个可用作接触的纳米线。二芳基乙烯在打开时是绝缘体，在闭合时成为导体。因此，它表现出不同的物理行为，康斯坦茨和德累斯顿的科学家能够在单个分子中首次在多次可重复测量中确定地证明这一行为。这些分子电子学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发生在试管内的液体中，分子在溶液中接触。为了确定溶液条件对转换过程有何影响，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测试各种溶剂。二芳基乙烯需要在纳米线的末端附着到电极上，以便电流可以流动。“我们在HZDR开发了一种纳米技术，它依赖于由极少量金原子制成的极薄尖端。我们在它们之间拉伸可转换的二芳基乙烯化合物，”Erbe博士解释道。当一束光然后撞击分子时，它会从打开状态切换到关闭状态，从而产生流动的电流。“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打开一个接触过的分子并证明这个精确的分子成为我们使用光束的导体，”Erbe博士对结果表示满意。“我们还对极高细节的分子转换机制进行了描述，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向真正的分子电子元件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关闭时，接触的二芳基乙烯尚未关闭，但物理学家对此充满信心：“我们来自HZDR理论小组的同事正在计算分子必须旋转的精确程度，以便电流中断。与康斯坦茨的化学家一起，我们将能够相应地实现分子的设计和合成。“但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这是基础研究的问题。使用电子束光刻和随后的测量的二芳基乙烯分子接触持续了三年。大约十年前，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个工作组已经设法建立了一个可以打断电流的开关。关闭开关也只在一个方向起作用，但是什么都不能。德累斯顿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所谓的自组织。“例如，DNA分子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辅助的情况下将自己排列成结构。如果我们成功构建自组织分子的逻辑开关，那么未来的计算机将来自试管，”Erbe博士预言道。这项新技术的巨大优势显而易见：制造当今微电子产品所需的数十亿欧元的制造工厂可能已成为过去。优点不仅在于生产，还在于操作新的分子组分，因为它们都需要非常少的能量。

市场人士正翘首以待，希望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以及欧洲央行未来到底将采取鸽派还是鹰派政策。虽然此前有望延续鸽派政策的法国候选人呼声很高，现在看来也不一定真的入选。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指出，德拉基精通政治、语言和金融，欧洲央行需要拥有同样技能的人来保证其独立性，找到合适替代者难度颇大。今年10月份，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任期即将结束，且不可继续连任。自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已开始实施超低利率环境和大规模刺激计划。尽管该行已经结束了债券购买计划，但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至少在今年夏末之前可能不会改变。市场关注欧银行长选拔，法国候选人呼声高早在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济学家确定的10位潜在继任者中，有3位是法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Benoit Coeure）和IMF主席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都被认为是热门的法国候选人。其他候选人包括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荷兰央行行长纽特(Klaas Knot)、芬兰现任和前任央行行长雷恩(Olli Rehn)和利卡宁(Erkki Liikanen)。有报道称，科雷和维勒鲁瓦都表示，如果被要求接替德拉基，他们都非常渴望成为他的继任者。欧洲央行已敦促各国政府在其政策机构中任命更多女性，拉加德在这点上存在优势，但是她缺乏直接的央行工作经验，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非常重要，因为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鲍威尔（Jerome Powell）也顺利成为美联储主席。2月13日，欧洲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候选人很有可能获得欧银行长的宝座。Axa SA的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克劳维尔称，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不可能还是意大利人，也不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副行长金多斯是西班牙人。如果是荷兰人或芬兰人，那也只是德国人的说法。很难想象会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而欧洲央行央行是芬兰人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法国候选人有机会赢得欧洲央行行长宝座。荷兰央行行长纽特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则在法国财政部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是否会拥有德拉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这点还不太清楚。总体而言，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障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没有考虑让他担任法国央行行长，而是选择了加尔豪。马克龙也可能更有兴趣支持法国候选人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希望欧洲央行行长也由法国人担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德国人从未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获得这一职位的机会可能已经下滑，因为有迹象表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希望为德国争取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职位。德拉基能力突出功大于过，找到合适替代者不容易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撰文指出，考虑到德拉基的能力和影响力，想找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欧洲央行行长甚至被称为是世界上做难做的工作。德拉基在任期中做出不少成绩。比如，他在2011年至2012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最后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广受赞誉。他还监督了欧洲央行向银行业监管领域的扩张，在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其它机构对各国政府失去影响力之际，欧洲央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机构，在这点上他也功不可没。在德拉基的领导下，欧洲央行一直卓有成效，因为其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政治层面采取行动。自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朝着进一步一体化迈出了重要步伐。随着银行监管的集中，欧洲央行建立了一个单一的规则手册和共同的资金池来应对银行业危机，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救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不够，德拉基的工作也绝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这对欧洲央行在2018年底停止量化宽松的决定提出了质疑。此外，他对欧洲央行官僚作风的管理也存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欧洲央行行长岗位上的工作成就是出类拔萃的。当他离任时，欧元区的脆弱很可能再次出现，下任行长可能将面临巨大挑战。欧洲不乏央行人才，但没有一人能与现任行长的魅力和能力相媲美。欧元区面临的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普通的行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维系这个四分五裂的货币联盟。无论谁成为下一任行长，欧洲央行都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央行想延续德拉基的鸽派政策，法国经济学家、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超过1/3的受调查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执委科雷将被选为下任欧洲央行行长。市场普遍认为，如果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成为下一届行长，那么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可能立即转鹰。如果是法国候选人能接替德拉基，那么可能会延续他的鸽派政策，欧洲央行未来几年坚持不加息，从而施压欧元。从目前的情况看，围绕欧洲央行行长的竞争依然激烈，选出合适人选的难度依然较大，投资者未来需继续关注鸽派鹰派候选人的竞争情况，其结果将影响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影响欧元未来走势。

来源：汇通网市场人士正翘首以待，希望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以及欧洲央行未来到底将采取鸽派还是鹰派政策。虽然此前有望延续鸽派政策的法国候选人呼声很高，现在看来也不一定真的入选。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指出，德拉基精通政治、语言和金融，欧洲央行需要拥有同样技能的人来保证其独立性，找到合适替代者难度颇大。 今年10月份，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任期即将结束，且不可继续连任。自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已开始实施超低利率环境和大规模刺激计划。尽管该行已经结束了债券购买计划，但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至少在今年夏末之前可能不会改变。 市场关注欧银行长选拔，法国候选人呼声高早在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济学家确定的10位潜在继任者中，有3位是法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Benoit Coeure）和IMF主席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都被认为是热门的法国候选人。其他候选人包括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荷兰央行行长纽特（Klaas Knot）、芬兰现任和前任央行行长雷恩（Olli Rehn）和利卡宁（Erkki Liikanen）。 有报道称，科雷和维勒鲁瓦都表示，如果被要求接替德拉基，他们都非常渴望成为他的继任者。欧洲央行已敦促各国政府在其政策机构中任命更多女性，拉加德在这点上存在优势，但是她缺乏直接的央行工作经验，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非常重要，因为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鲍威尔（Jerome Powell）也顺利成为美联储主席。 2月13日，欧洲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候选人很有可能获得欧银行长的宝座。Axa SA的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克劳维尔称，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不可能还是意大利人，也不可能是西班牙人，因为副行长金多斯是西班牙人。如果是荷兰人或芬兰人，那也只是德国人的说法。很难想象会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而欧洲央行央行是芬兰人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法国候选人有机会赢得欧洲央行行长宝座。 荷兰央行行长纽特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则在法国财政部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是否会拥有德拉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这点还不太清楚。总体而言，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障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没有考虑让他担任法国央行行长，而是选择了加尔豪。马克龙也可能更有兴趣支持法国候选人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希望欧洲央行行长也由法国人担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德国人从未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获得这一职位的机会可能已经下滑，因为有迹象表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希望为德国争取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职位。 德拉基能力突出功大于过，找到合适替代者不容易4月17日，经济学家Ferdinando Giugliano撰文指出，考虑到德拉基的能力和影响力，想找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欧洲央行行长甚至被称为是世界上做难做的工作。 德拉基在任期中做出不少成绩。比如，他在2011年至2012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最后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广受赞誉。他还监督了欧洲央行向银行业监管领域的扩张，在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其它机构对各国政府失去影响力之际，欧洲央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机构，在这点上他也功不可没。在德拉基的领导下，欧洲央行一直卓有成效，因为其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政治层面采取行动。自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朝着进一步一体化迈出了重要步伐。随着银行监管的集中，欧洲央行建立了一个单一的规则手册和共同的资金池来应对银行业危机，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救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 不够，德拉基的工作也绝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这对欧洲央行在2018年底停止量化宽松的决定提出了质疑。此外，他对欧洲央行官僚作风的管理也存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欧洲央行行长岗位上的工作成就是出类拔萃的。当他离任时，欧元区的脆弱很可能再次出现，下任行长可能将面临巨大挑战。 欧洲不乏央行人才，但没有一人能与现任行长的魅力和能力相媲美。欧元区面临的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普通的行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维系这个四分五裂的货币联盟。 无论谁成为下一任行长，欧洲央行都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央行想延续德拉基的鸽派政策，法国经济学家、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科雷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超过1/3的受调查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执委科雷将被选为下任欧洲央行行长。 市场普遍认为，如果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成为下一届行长，那么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可能立即转鹰。如果是法国候选人能接替德拉基，那么可能会延续他的鸽派政策，欧洲央行未来几年坚持不加息，从而施压欧元。从目前的情况看，围绕欧洲央行行长的竞争依然激烈，选出合适人选的难度依然较大，投资者未来需继续关注鸽派鹰派候选人的竞争情况，其结果将影响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影响欧元未来走势。

5月25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学团访问ApplySquare（申请方），与ApplySquare（申请方）创始人兼CEO王刚博士进行了交流。王刚博士向研学团介绍了ApplySquare（申请方）在教育大数据领域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并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创建于1614年，世界百强名校，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7（ARWU）中位于全球第59位，在2017-2018年泰晤士（Time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全球第83位。此次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学团计划在10天时间内走访了包括ApplySquare（申请方）、微软中国、北京银行等在大数据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的中国公司。CEO王刚博士欢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学团一行来到ApplySquare（申请方）访问，并就公司概况、业务结构等进行了介绍。申请方是一家专注教育领域、面向全球用户、致力于链接全球教育数据的数据公司，其中20%的成员拥有博士学位，具备强大的数据科研实力。公司搭建了全球领先、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行业级教育数据基础设施；拥有众多数据结构完善、数据规模大、数据质量高的教育数据库。ApplySquare（申请方）拥有专业测评与推荐系统、职业测评与推荐系统、高考报考推荐系统、留学申请推荐系统等多项知识产权，同时也是互联网教育系统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战略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全球学校与学生发展评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单位。ApplySquare（申请方）作为唯一民营公司及教育领域数据公司，获2016年度“数据标准化及治理奖”评选数据治理实践贡献奖，该奖项为我国首个专注于数据标准化与数据治理领域的高规格、大规模评选。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项目委员会外事官丽萨（Lisa van der Leij）和鲍勃（Bob Resink）表示， ApplySquare（申请方）在教育大数据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成果令人惊叹，此行我们学到了很多，非常愉快，希望下次还能来到申请方交流学习。Mindy翻译On May 25th, the visiting group from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in Netherland visited ApplySquare (申请方) to communicate with Dr. Gang Wang, founder and CEO of ApplySquare. Dr. Wang introced the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of ApplySquare in the field of big data for ecation to the visiting group, and concted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University of Groningen.Dr. Wang welcomed the visiting group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o ApplySquare.He introced the company profile, business struc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mpany. ApplySquare is a data-driven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field of ecation, facing global users, and dedicated to linking global ecation data. In Applysquare, 20% of the staff have a PhD degreeand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he company has built a global le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sed ecation data infrastructure. The infrustracture embodiesnumerous ecation databases with complete structure, large scale, and high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