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杂志

作品简介：了解《中学生物教学》杂志的发展历程，快速掌握历年《中学生物教学》各类栏目、以及历年发表论文的角度，为撰写生物教学论文的老师和教育学者提供参考，为老师或者学者快速定位研究角度、撰写论文提供参考依据。百度搜索进入“大成编客”找到搜索框，选择知网书，搜索本书标题即可找到该书。第1章 发展历程1.新年寄语本刊编辑部2.回顾与展望王志让3.首届全国中学生物教学论文评选结果4.致读者5.《中学生物教学》2007年载文和作者的统计分析杨重云6.2008年《中学生物教学》四大亮点7.中学生物教学读者追踪标志8.热烈祝贺《中学生物教学》被评为全国中文教育类核心期刊9.《中学生物教学》中生物教材分析文献的研究~韦艳艳;翁彩秀10.好消息11.中学生物教学 助推各类教育培训(研修)12.关于举办“生物教科研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的...13.“《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研讨会”圆...14.我爱你中國“生物学教育70年”高峰论坛第2章 2010年-2019年1.2018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2.2017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3.2016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4.2015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5.2014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6.2013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7.2010年《中学生物教学》栏目简介第3章 2000年-2009年1.2009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2.2008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3.2007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4.2006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5.2005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6.2004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7.2003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8.2002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9.2001年《中学生物教学》总目录第4章 2000年以前1.《中学生物教学》1995年总目录2.《中学生物教学》1994年总目录

兰州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不仅在国家高等教育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在国内外也有着重要影响和良好声誉。在11月这一个月内，兰州大学就受到央视、人民网、新华社、中青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的频频关注与报道——揭秘古老型人类——丹尼索瓦人的DNA聚焦媒体：CCTV-13新闻频道、人民网、《中国科学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丹尼索瓦人是一支早期的古人类种群，因其化石标本最早被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发现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得名。该遗址保存有丰富的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古人类活动遗存，研究人员还成功获取丹尼索瓦洞以外的首个丹尼索瓦人线粒体基因序列，揭示丹尼索瓦人在晚更新世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与此同时，题为"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晚更新世沉积物中发现丹尼索瓦人基因"的成果近期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高校官宣秋景，兰大秋景美如画聚焦媒体：央视新闻近日，央视新闻聚焦多所高校发布的"官宣"秋景，金黄、枫红、深绿、斑斓色彩，带你解锁高校秋天的多种颜色。而兰州大学也凭借着秋天美景，登上榜单。100万"珠峰创新奖学金"落户兰州大学聚焦媒体：中国教育新闻网、《经济日报》、《光明日报》11月15日，中国地理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珠峰创新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兰州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出资，联合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共同设立"珠峰创新奖学金"。该奖学金面向兰州大学本科生，总金额100万元。"珠峰创新奖学金"的设立，旨在进一步促进青藏所和兰州大学的深度科教融合，发掘青藏所—兰州大学联合培养且致力于第三极、泛第三极研究的优秀学生，传承"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攀高峰"的青藏科学精神，推动泛第三极科学中心的高水平建设，持续产出用得上、有影响、留得下的重大成果，服务国家西部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任继周院士倾尽积存向兰州大学"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捐赠260万聚焦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1月17日，"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捐赠仪式在兰州大学举行。96岁高龄的我国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向兰州大学捐赠260万元。任继周院士表示，他将家中的积存尽数捐献，表示对我国草业的拳拳之心，愿该基金项目在大家帮助下绵延长久、薪火相传，为建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草地农业科学，为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尽绵薄之力。兰州大学星船团队创新讲述中国故事聚焦媒体：新华网、光明网2019年4月，星船团队的创始人、总负责人杨巨声为他挂职锻炼所在的甘肃省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创作了一首宣传曲《界石新时代迸发》，获得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和强烈的舆论反响的同时，切实地带动了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实际发展。随后，在兰州大学党委学工部的支持之下，兰州大学星船团队正式成立，并将"故事调研+内容产出"的模式进一步发展推广。星船团队让文化创新的成果深入田间地头，创作出了一系列动画产品、音乐教材等多类实体成果。并积极帮助全国范围内的贫困村落，招募了近百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国60余个贫困村落中选取了18个典型代表，用故事的方式讲述脱贫后的改变，并通过音乐等形式进行包装，让其成为当代青年易于接受并能够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形式。而今，星船团队正努力用各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凝聚青年意志，弘扬社会正能量，让更多的年轻人享受到真正有营养的文化产品。兰州大学的体育教学成果受到关注和报道聚焦媒体：新华社兰州大学深化体育教育教学改革，完善面向人人、人人参与的体育教学、体育锻炼、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系，引导并帮助每一名学生掌握1至2项体育运动技能，养成终身受益的体育健身习惯。兰州大学专业课飘出"思政味"聚焦媒体：中国教育新闻网兰州大学2020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讲课比赛决赛现场，《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授课老师王媛通过生动的例子、诙谐的语言讲解移码突变的概念，赢得了学生的热烈掌声。近年来，兰州大学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切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结合、一体贯通，不断把课程思政理念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专业课堂教学，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来源兰州大学

爱丁堡大学教授与生物医学专业学生在小组讨论课。最近，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浙江大学新增审批本科专业1个，新增备案本科专业10个。这些新增专业基本都会出现在今年的招考名录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增审批的生物医学本科专业，为浙江大学在国内首创。实际上，生物医学为教育部和浙大现有专业目录中已有专业，这次是审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于2011年获批建设国家试点学院，2012年与香港大学同期在亚洲首次设立该专业，采用3+1国际化培养模式，目标是培养适应健康产业发展需求的生物医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一群年轻归国教授创办的专业“2012年设立生物医学专业的时候，是在基础医学院下面，当时审批的是生物医学（100102TK），今年新审批的是生物医学（100102TKH），TK是特控的意思，是指国家对这一专业审批严格控制，而H指合作办学。”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院长欧阳宏伟说。这一专业，可以说是欧阳宏伟和浙大基础医学院一群年轻归国教授们创办的。今年47岁的欧阳宏伟，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做了一名骨科医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7年后，觉得不够‘好玩’”，所以，他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了博士。“我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临床医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组织工程学博士（属于生物医学工程范畴，交叉学科），交叉背景帮助我很多，这也是我后来喜欢学科交叉思维，无论研究，还是教育。”欧阳宏伟说。2006年，机缘巧合，他来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当时是最年轻的医学教授。“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优秀的骨科医生，能治好刘翔、姚明的疾病，后来我发现，教育会比研究更有贡献。去实现一个教育梦想，是目前来说我的人生里最重要的事。”于是，2011年，时任浙大基础医学院院长的欧阳宏伟，决定筹办生物医学专业，并于2012年开始招生。“当时这个专业是在基础医学院下面的。之所以找爱丁堡大学合作，是因为他们是世界医学的起源，由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培养的医学教育家创办了美国五个常春藤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医学院，同时，是达尔文的母校，多利羊（世界第一个成功克隆的人工动物）的故乡。”欧阳宏伟说。爱丁堡大学求学或执教的师生影响人类很多重要的生物医学进程，如：将清洁消毒引入外科手术的李斯特、将氯仿用于手术麻醉的辛普森、定义白血病的本内特，以及发明试管婴儿技术的爱德华兹。连接生物学与医学的跨学科专业那么，“生物医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呢？是一个新兴的连接生物学与医学的跨学科专业。生物医学的目标，主要是运用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技术，来探寻和完善人体健康知识，创新人体疾病的预防和诊疗手段。“个人认为生物医学专业最酷的地方有：再生医学技术，肿瘤免疫治疗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欧阳宏伟说。比如，再生和抗衰老，需要生物学和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通过研究干细胞技术、生物材料技术和三维打印技术等，合成各种人体器官组织，让损伤的人体可以像汽车保养一样换新零件，也可以保持机体年轻健康态。再比如，肿瘤免疫治疗，就是用肿瘤的特异抗原训练免疫细胞，像警察抓潜伏的坏蛋一样杀肿瘤，有很多临床试验了，以前很多不能治疗的病人也能治了，甚至治愈。2016年，两校合作升级，成立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同年面向高考直接招生。该学院官方微信上对此专业的介绍是：培养兼具生物学和医学基础的生命科学人才，课程内容包括运动生物学和医学以及信息学等原理与技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为生物学研究寻找出口，为临床医疗寻找支撑。“《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析报告，揭示了各个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其中生物医学类等健康产业，最难被机器人取代。”欧阳宏伟说。学生将“交叉进化”成长很多人会有疑问，生物医学？感觉这个专业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是个错觉。“大家都知道生物医学领域，但大学里只有‘生物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一直没有兼具‘生物学和医学’复合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培养。”欧阳宏伟说，常被人们搞混的生物医学工程一直是工科生培养（在信息学部培养），用工程原理解决医学问题，比如研发医疗仪器。”“临床医学培养医院的医生，生物医学培养生物医学研究人才和产业人才。但目前都是生物学专业和动物学专业学生开发医疗用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些专业没有医学背景会觉得有些挑战或障碍。”欧阳宏伟说。而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生物医学专业特有的复合型核心课程包括：整合生物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建立生物体II、微生物与免疫学II、应用生物医学II、人体系统的整合功能II、发育生物学、人体结构与功能学等。既然是联合办学，师资肯定是国际化的。欧阳宏伟介绍，100%老师具有海外求学及科研经历，除了全球招聘的杰出全职国际师资，还有合作两校的兼聘师资，50%为爱丁堡大学多年教学经验优秀教师，50%浙江大学资深教授（院士、国家千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欧阳宏伟希望，他们的学生，也都是“交叉融合”的：“我们现在教你的是东方西方的融合，生物与医学交叉，学会以后可以和其他领域交叉。”所以，学院鼓励和资助每个学生去海外名校暑期交流、毕业设计和实习机会，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因为你了解了世界名校，你就可以平视世界。”这种“交叉进化”的成长模式，被欧阳宏伟认为是浙大生物医学专业的一个特色基因之一。而未来的方向，欧阳宏伟认为有四个：1，走向学界，30-35岁成为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目前急需生物与医学背景兼具的师资）；2、走向产业界，28-35岁成为生物医学领域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科学家；3、走向支撑岗位，26-30岁成为大学、医院、高科技生物医学企业的骨干；4、走向投资或管理界，生物医学本科教育后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法律或者管理，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的律师、投资顾问和管理人才。“你看看杭州余杭、下沙等区，生物医学高科技企业应该占到三分之一强。”欧阳宏伟很是看好专业的就业前景。但目前，还没有毕业生直接去就业的，总共招生160多人，50多名毕业生全都获得海外名校深造，包括哈佛、麻省理工等。这个领域的大咖，在他看来多到难以罗列：张锋，美国教授，刚出炉的80后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基因编辑技术，基因治疗领域。山中申弥, 日本教授，日本2009干细胞诺奖，再生医学领域。丁列明，中国企业家，贝达药业，肿瘤小分子药物，肿瘤领域……“举几个可能大家在新闻上见得比较多的名人，其实生物医学牛人巨多，因为研究经费多，生物和医学经费占国家基金委所有学科经费的30%以上，生物医学领域的大学学院或研究院多，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比任何一个专业都多。”欧阳宏伟说。

前不久，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的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被刊登在世界顶尖杂志上，一个是山西大学彭堃墀院士领导的量子光学基础和应用实验室的贾晓军教授课题组，关于量子传输的成果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Sci. Adv. 2018；4：eaas9401 19 October 2018，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10/eaas9401）。另一个是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李立博讲师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的研究论文“Ethane/ethylene separation in a metal-organic framework with iron-peroxo site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t0586]”。近期，山西的又一所高校传来好消息，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陈友华副教授作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基于多角度干涉照明的多色活细胞超分辨体成像显微技术研究》。该文章是陈友华副教授所在的生物医学成像与影像大数据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与C9联盟高校之一的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中北大学是一所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山西省人民政府管理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的前身是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历经太原机械学院、华北工学院，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北大学。近年来，中北大学的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家载人航天、深空探测、重大武器型号等，共有70多项成果应用于“神舟”、“嫦娥”、“天宫”系列工程。为了推动山西高校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1331工程（山西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程），即坚持“立德树人”一个根本任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三项建设；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项建设；产出一批标志性成果。期待山西更多的高校产出更多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成果！

生物学，近年来所谓的“就业不太好”，是指扩招导致的供大于求，也来自于国内生物“对口”的就业岗位不好找，就业面较窄。“生物专业不好就业”的印象，其实是一种误解。优秀毕业生仍然供不应求，名牌大学的生物学毕业生就业还是不错的。生物科学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目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近十年，以计算机科学及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迅猛发展，生物科学已发展成为21世纪最活跃的学科之一，生物科学对人类经济、科技、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将是全方位的。一、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是“211”“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双一流布局中，有16所高校位列“生物学”专业“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西南大学 中国农学大学、 华中农学大学 、河南大学、 内蒙古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二、教育部排名教育部四轮学科评估中，生物学一级学科共有112所高校的学科上榜。A+学科：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A：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A-：南开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名单如下：三、部分高校简介综合排序如下：1、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起源于192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生物学系之一。学院现有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重点学科 和 8个博士学科点。2019世界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学科排名，中国内地上榜的21所大学中，北京大学位列榜首。2、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创建于1926年的生物系，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展生物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曾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生物学家。1984年恢复生物系，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教授受聘担任第一任系主任，赵南明教授任常务副系主任。2009年，为了适应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清华大学成立生命科学学院（简称生命学院），施一公教授任首任院长。3、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学院是在原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与生物医学工程教研室的基础上，由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联合于1997年2月建立。2016年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生物学跻身第一方阵，2017年生物学被列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院共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3个上海市重点学科，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微生物学等学科已进入ESI前1%。4、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院起源于1914年成立的金陵大学农科和1921年成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1990年成立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生命科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之一，是国家基础学科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南京大学生物学，是国家七个生物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之一，并有药学和生态学国家一级学科、生理学和生态学省重点学科。拥有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中心、江苏省工程中心各1个。5、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院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893年武汉大学建校之初设立的培养博物学人才的格致学部。学院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型学院。学院现设七个系（生物化学系、细胞生物学系、生态学系、遗传学系、微生物学系、植物科学系、病毒学系）和两个中心（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和共享设备中心），建有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梁子湖淡水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植物生物技术与遗传资源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湖北省氨基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莲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拥有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动植物标本馆。学院是全国首批生物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学和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生物学和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北省一级学科优势学科，1993年获准建立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2年获准建立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6、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86年4月，在生物学系和生物工程系的基础上，创建全国高校内的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由平行的三个组织结构组成：系、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所（中心）。学院拥有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现代人类学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上海市工业菌株工程技术中心。学院拥有遗传学研究所、植物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生物统计研究所、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及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生物技术中心。学院正在筹建人类与生物多样性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与发育协同创新中心，筹建崇明东滩国家级野外观测台站。学院的遗传学、生态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生物物理学为上海市重点学科，遗传学科被列为教育部“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复旦大学“985”工程“重中之重”建设学科。在历次一级学科评估中，生物学、生态学学科均在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日，国际顶级期刊Nature杂志（影响因子43.07）在线发表了题为Structural basis of salicylic acid perception by Arabidopsis NPR proteins的研究论文，首次阐述了水杨酸与其受体NPR蛋白结合的结构基础，为进一步了解NPR受体蛋白在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SA)信号转导中的作用机制以及高抗病性植物培育提供了新的思路。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王伟博士、杜克大学的博士后John Withers和华盛顿大学的李恒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美国华盛顿大学郑宁和杜克大学董欣年为共同通讯作者，河南大学为第二单位。植物激素中的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SA) 在植物抗病及获得性免疫过程中起有枢纽作用。尽管在植物抗病反应中的关键基因NPR1 (NONEXPRESSOR OF PATHOGENESIS-RELATED GENES 1)早在90年代末就被鉴定出来，NPR家族的另外两个成员NPR3和NPR4也在2012年被发现是SA受体，但对于NPR蛋白是如何感知SA并协调SA信号转导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巧妙地利用了胰蛋白酶酶解和氢氘交换质谱（HDX-MS) 的方法找到了拟南芥NPR4中直接结合SA的结构域 (SA binding core, SBC），并通过变复性的方法，成功获得了分辨率为2.3的NPR4-SBC与SA复合物晶体结构，分析发现NPR1的SBC结构域也能够以类似方式结合SA，确认了NPR1是SA的受体。该研究揭示了水杨酸与NPR受体结合的结构基础和分子机理；同时，解决了NPR1作为SA受体的争议。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了解SA信号转导及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并为植物抗病基因工程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河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非常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和国际科研合作，通过实施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提升优秀青年学者在团队建设和国际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依托"作物逆境生物学创新引智基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与英国亚伯大学等多所国外知名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河南大学国际逆境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等，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发现、培养和支持力度，坚持将青年英才送出去，促进青年优秀人才的快速成长，先后选送10余位优秀青年教师到美国普渡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进行合作交流，储备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为实验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王伟博士主要从事植物逆境相关蛋白结构生物学研究。先后在河南大学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攻读并获得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2011-2014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做联合课题研究。2017年，在学科带头人的支持、鼓励与安排下，为了实验室研究方向的拓展和课题合作研究的需要，王伟博士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郑宁实验室开展植物结构生物学相关研究工作。先后在NATURE、JCB、CELL RESERARCH等杂志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延伸阅读:河南大学生命科学院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理工农兼备，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体系完整，高层次人才汇聚，科研水平高，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学院。2017年9月，在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之际，生物学科入选世界"双一流"建设学科。在学科与平台建设方面，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棉花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个（作物逆境生物学创新引智基地，国家"111计划"）、教育部和河南省共建重点实验室1个（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3个（全球变化生态学实验室、河南纳米生物医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作物逆境多组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2个（转基因动物与细胞工程实验室、植物种质资源与遗传工程实验室），河南省工程实验室（中心）2个（乳腺生物反应器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抗逆与特色小麦工程研究中心）；河南省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个（生物纳米医学创新引智基地），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1个（作物逆境生物学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有生物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其相应的两个博士后流动站，还有农学学科作物遗传育种硕士点；有省级第一层次重点学科2个（生物学和生态学），校级重点学科1个（遗传学）；有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和植物科学与技术3个本科专业，河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生物教学实验中心），其中生物科学是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生物工程专业入选河南省"一流专业"建设。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始建于1990年，2005年3月被确定为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2005年7月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1年12月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建设的"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2014年1月顺利通过国家验收。2012年获批"作物逆境生物学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获批"作物逆境生物学创新引智基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目前，实验室拥有省级第一层次重点学科2个（生物学和生态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其相应的两个博士后流动站，生物学一级硕士授予权点、农学专业作物遗传育种硕士学位授予权点。原素材来源：河南大学官网

2020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应邀在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牵头开设的本科生通识课程《当代科学史》上，围绕“诺贝尔科学奖与20世纪科学”主题进行了授课。周程在对1901-2020年间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奖数据进行处理后指出，诺贝尔科学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周程认为，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01诺贝尔科学奖120年史上的三大奇观刻画在奖牌上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从1901年授奖到今年正好满120年。在这120年里，一共有624人次获诺贝尔科学奖，其中物理学奖216人次，化学奖186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222人次。在这120年里，美国共有265人次获奖，占比高达42.5%。获奖数不足100人次但超过20的国家有：英国（94）、德国（73）、法国（34）、日本（22）。获奖数不足20人次但超过10的国家有：瑞士（18）、瑞典（16）、荷兰（15）、俄国（13）、加拿大（10）。获奖数不足10人次但超过5的国家有：奥地利（9）、丹麦（9）、澳大利亚（8）、意大利（6）、比利时（6）。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次上面这张表格揭示了1901-2020年间主要国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次。从三个领域的国别分布来看，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美国占92人次，英国占28人次，德国占25人次，超过两位数的还有，法国14人次；化学奖里面，美国占了70人次，英国占了32人次，德国31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美国占了103人次，超过3位数的仅此一家。英国、德国、法国都是两位数，分别是34、17和11。主要国家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遥遥领先，几乎是第二名英国的三倍。另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荷兰、俄国和加拿大这10个国家，包揽了近90%的诺贝尔科学奖。如果把这120年里的获奖人数按照十年一段进行统计，就会得到下面这张图。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数变动情况从这张折线图中可以看出，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数呈上升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时段的获奖总人数均高于战前的各个时段。逐年检查诺贝尔科学奖颁奖数据时会发现，二战前，一个奖项一般只颁发给一个人；二战后，2个或3个人分享同一奖项的情形有很多，以致每个时段的获奖人数都明显高于战前。此乃 “大科学” 兴起导致的结果。二战后，“大科学” 兴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急剧增长，科研经费投入快速攀升，再加上仪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以致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多了之后，如果每个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很多人就会失去获奖机会；如果每年多评出几个人，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矛盾，但每个奖项一年最多只能颁给3人的规则不能变。以物理为例，100年前，世界上的物理学家只有1000名左右；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物理学家不少于100万人。换言之，100年里物理学家的人数大约增长了1000倍。科学家多了之后，高质量的成果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这样一来，作出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等候颁发诺贝尔科学奖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长。获颁诺贝尔科学奖时的平均年龄进入21世纪后，除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接近但仍未达到65岁之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均超过65岁。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进行分类处理后，我们还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之后美国的获奖数据迅速攀升至两位数。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的年代分布情况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随年代变动情况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上图中，多数情况下位居第二的这根绿线表示的是美、英、德、法、日五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获奖总数。忽视这根绿线后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30年，德国获奖数一直独占鳌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是比较罕见的一种现象。表示日本的这个蓝线，进入新世纪后，突然跃起，形似井喷。所以，很多人将日本这一阶段的获奖现象称作为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诺贝尔科学奖百廿颁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接下来，就聚焦诺贝尔科学奖百廿史上的这三大奇观，主要围绕 “诺贝尔奖与科学教育” 作些宏观分析。0220世纪早期德国何以盛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德国勃兰登堡门德国的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1901-1930 年间，全球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为93 人，其中德国是28人，英国是15人，法国是13人。德国的获奖数正好是英国和法国的获奖数之和。这一时期，美国只有4人获奖。这与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 “20世纪是美国科学的世纪” 有点不相吻合。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德国的科学表现要比美国更加突出。有意思的是，20世纪早期，德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而且，他们的获奖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德国大学里取得的。因此，讨论德国20世纪早期的诺贝尔科学奖高产现象不能不谈德国的高等教育。18世纪德语国家面临的大学危机弗里德里希二世宴请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9世纪前，德意志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各路诸侯以及教派出于培养人才和提高声望的需要，纷纷设立大学。由于君主国都很小，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大学的运作，所以德语国家的大学规模都不是很大，办学水准也比较低。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以致在18-19世纪之交的约20年里，有20所大学被废掉或被兼并。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受英国的影响比较深，保守主义色彩比较浓，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这种观点在大学神学院中拥有广泛的市场，因为偏重实际应用不利于维护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第二种主张受法国的影响比较深，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浓，倡导以对职业、邦国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年轻人。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教授居多。第三种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要把人的思想感情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反对强迫纪律，死记硬背；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能, “造就” 有能力、有品行的人。这种主张多出自于新人文主义者。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19世纪初，费希特、谢林、威廉·冯·洪堡等人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大学改革构想。这些构想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航向。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的创建背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普鲁士极端仇视法国革命，于是联合沙皇俄国、奥地利等国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拿破仑执政后，于1803年出兵德意志，消灭了德意志西南部的众多封建邦国。1806年又开始向德意志西部地区发起进攻，并将莱茵地区的德意志各邦国组织成了 “莱茵同盟”。1807年，拿破仑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放弃了易北河以西所有领土，普鲁士因此失去著名的哈勒大学。哈勒大学于1694年创建，是最早摆脱宗教束缚的大学之一。在拿破仑入侵期间，哈勒大学成了重要的抵抗运动中心。因此当法国军队占领普鲁士易北河地区之后，拿破仑命令关闭了位于该地区的哈勒大学。失去哈勒大学的教师们请求普鲁士国王在柏林重建一所大学。对失去仅有的一所大学十分痛心的国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并任命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于1809年着手筹建柏林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校园内的威廉·冯·洪堡塑像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在办学理念上深受哲学家谢林的影响。谢林1803年在《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演讲》中曾提出：大学的职能是追求真理；教师应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和研究自然；学者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还要传授他的方法给学生，以便下一代能继续这项永无止尽的事业；教学不应受限制。　1810年10月，柏林大学在汉利希王子宫殿正式开办，由哲学家费希特任首任校长。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柏林大学的办学特色威廉·冯·洪堡强调，德国大学应该有别于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样的高校，在管理和学术上保持自主性。它包含三层含义：1. 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2. 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3.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 洪堡认为 “自由” 是教育的 “首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大力倡导 “教的自由” 和 “学的自由”。在洪堡看来，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之地，更是知识生产之地，因此他极力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教会办的英国流大学，还是国家办的法国流大学，都不重视科学研究。根据洪堡确立的独立+自由、教学+研究等办学原则，柏林大学将传统大学中的通识教育学院——哲学院扩充成了与法学院和医学院并驾齐驱的专业教育学院，从而提升了哲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此前，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四个学院组成。其中，哲学院主要负责基础教学，有点类似现在的美国大学中的文理学院和日本大学中的教养学部。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负责专业教学。医学院主要培养医治人之身体的专业人才；法学院主要培养治理人类社会的专业人才；神学院主要培养神职人员。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架构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哲学概念非常宽泛，自然哲学乃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自然哲学不仅包含对自然进行抽象思考所获得的知识，而且还包含对自然进行实证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因此，柏林大学提升哲学院的地位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形而上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除此之外，柏林大学还开始实行讨论班教学和讲座制。讨论班教学在今天的研究型大学中受到了高度关注。比起知识传播，它更重视知识生产，或者叫知识创造。讲座制是德国大学特有的制度，一个学科只设置一个教授，不像美国即使是同一学科也设置一堆教授。而且在当时的德国，教授不退休，副教授就只能干等，即使水平再高也晋升不了教授。讲座制的好处就是，一个人当教授，下面的人都跟着他的兴趣来做研究，容易形成学派，而且很多研究能够一以贯之，持之以恒。重视教师的研究业绩也是柏林大学的一大特色。如果教师只从事知识的传授，不从事知识的创造，那他是很难向学生讲清楚知识的生产方法的。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和跟踪本领域的发展前沿，提高自身的研究探索能力，避免向学生传授陈旧、落后的知识，而且还有利于将研究的方法和探索的精神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柏林大学的这一做法对德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柏林大学的社会影响柏林大学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堡、玻恩，化学家霍夫曼、拜耳、艾米尔·费歇尔、德拜、能斯特、哈恩，生物学家魏尔啸、科赫、埃尔利希，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狄利克雷、冯·诺依曼，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杜林等曾在此任教。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赫兹、普朗克、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沃纳·冯·布劳恩、威廉·维恩、马克思·冯·劳厄、詹姆斯·弗兰克、迈克尔逊，化学家范托夫、哈伯、汉斯·费歇尔、奥托·迪尔斯、奥托·海因里希·瓦尔堡，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魏格纳，生物学家施旺、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数学家康托、克罗内克、利普希茨，哲学家胡塞尔、费尔巴哈等曾在此就读。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曾在此攻读法律，恩格斯则是柏林大学的旁听生。上述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于二战前获诺贝尔科学奖。坚持独立自主，倡导自由精神，重视研究业绩的柏林大学问世之后，德国又以柏林大学为榜样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大学；同时，还对一批老大学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如布雷斯劳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等。后来有人评价道：“没有柏林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它甚至被誉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研究型大学鼻祖”。李比希实验室的创立● 李比希创立现代实验室柏林大学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教育的普及。然而，当时各大学盛行的做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哲学院的地位提高了，但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发生质变。讲授自然科学课程的教授多为哲学家，他们注重思辨和自然哲学体系的构建，对实验兴趣不浓，因而学生很难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二是私人实验室传统仍在延续，即使能进行实验室教学，其规模也非常小，而且手段相当落后。这种状况直到18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化学实验室后才得到改变。李比希1820年进入波恩大学，1821年随师转入埃尔朗根大学学习化学，1822年凭论文《论雷酸汞的成分》获博士学位。他对这两所学校的学究气感到不满，于是经科学界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教授（威廉·冯·洪堡的弟弟）推荐来到法国著名化学家、物理学家盖·吕萨克的实验室工作。1824年李比希回到德国任吉森大学化学助教，第二年22岁的他就晋升为教授。李比希在盖·吕萨克的私人实验室进行化学研究时感受到了实验室的重要性。当时的实验室很少，大多是一些私人实验室，只能容纳一、两位学生或助手学习和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李比希返回德国后加强了实验室的建设和化学教学法的研究，从而使化学教学真正具备了实验科学的特色。19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其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2名学生做实验，教室可供120人听讲，讲台两侧摆放着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以便做各种演示实验。李比希创立的现代实验室工作场景。李比希1926年创立的吉森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进行研究训练的化学实验室，可以说是现代实验室的原型。● 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法李比希为实验室教学编制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在学习讲义的同时还要做实验，须先使用已知化合物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然后再从天然物质中提纯和鉴定新化合物以及进行无机合成和有机合成；学完这一课程后，在导师指导下再进行独立的研究以完成毕业论文；论文通过审核鉴定后才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在李比希的实验室，教师和学生一同并肩工作，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它不同于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 模式，也有别于当时英国的 “导师+助手” 形式：导师和学生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伙伴关系。他们互相学习、共同研究；互相质疑、共同讨论。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发明。它将众人的努力集中起来，从而使很多互相关联的，但令单个研究者沮丧的问题得以解决。在这里研究者不一定要具备一流的才智，二流研究者同样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业绩。除了教学改革，李比希还在科学研究上率先垂范，作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贡献。1830年代前，李比希主攻有机化学，40年代后主攻农业化学和生物化学。他曾作过大量的有机化合物的准确分析，并改进了有机分析的若干方法，定出大批化合物的化学式，发现了同分异构现象等。李比希提出植物需要氮、磷，钾等基本元素，并深入研究了提高土壤肥力的问题，因此被农学界称为 “农业化学之父”。此外，李比希还创办了《化学和药学年鉴》，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有才华的德国年轻学生从事化学研究。由于李比希的贡献，德国在有机物合成、结构理论等方面业绩十分突出。● 李比希实验室的影响国内影响：以李比希实验室为模型，1833年，约翰内斯·缪勒在柏林大学建立了解剖生理实验室；1836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52年，罗伯特·本生在海德堡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65年，路德维希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新型生理学实验室；1875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可以说，德国大学于19世纪中期建立的实验室，几乎都是效仿李比希实验室的产物。国际影响：李比希实验室模式一开始并没有在德国之外得到发展。但是他吸引了一大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青年人来德国学习。至1850年，李比希指导的外国留学生数达170人之多。俄国的齐宁、法国的日拉尔、英国的威廉姆逊等，都是李比希的学生。到了1900年，英国没有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化学家几乎没有，物理、生物、生理、医学、数学也是如此。国外学者，包括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者纷纷来德国朝圣，使德国科学界的 “朋友圈” 越拉越大，德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由此得到大幅度提升。高等教育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威廉·冯·洪堡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和李比希1826年创立吉森实验室堪称是破天荒的壮举。它们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时，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重视的是教养教育，重在培养绅士风度；以综合理工学院、矿山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大学重视的是应用教育，旨在培养工程师。而德国的不少大学则将探究自然、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旨在培养能够仰望星空、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学者。因此，德国的大学得以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如果德国的高等教育理念过于超前，德国的工业界跟不上大学的前进步伐，那么在德国就必然会出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用武之地，科技成果无法及时转化应用的尴尬局面。恰巧，以纺织工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当时正在欧洲兴起，德国的工业界对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需求不断攀升。若不是德国的高等教育超前发展一步，很难想象19世纪后期德国的工业能够拉开与英国和法国的距离。工业革命早期，纺织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当时，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布匹有不少是用发酵奶来漂白，用植物汁液染色。采用这种工艺，不仅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也无法保证产品质量。这就为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发挥研究专长，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事实上，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一些化合物后来真的转化成了工业染料，大幅提升了德国纺织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德国的纺织工业得以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德国鲁尔工业区一角德国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的发展。因此，与无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天然高分子化学一同获得发展的，还有金相学、炼钢技术、合金材料技术以及机械加工技术等。工业发展对理工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开辟新的市场，需要努力寻找新的染料来替代已没有利润可赚的旧染料，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就需要持续加大研究开发投入。依靠雇佣的化学家和与大学化学家的合作，BASF和Hochst公司于1860年代后期合成出了对德国染料工业发展意义重大的茜素。茜素的投产，使企业深刻认识到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同时也为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就为进一步支持科学教育和研究开发创造了条件。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巨头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工业需求的拉动下和工商界的支持下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1860 年以后，德国开始将实业学校改造为高等技术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其后，在同大学的竞争过程中，亚琛、柏林、不伦瑞克、达姆施塔特、德累斯顿、汉诺威、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等高等技术学校不断充实自然科学类课程的教育，逐渐确立了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并先后改称为工科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在工科大学的强烈要求下，1899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工科大学以博士学位授予权（Dr.-Ing.）。至此，德国的工科大学获得了综合大学的所有特权。今日，德国的综合大学一般都不设工学院，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主要由工科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来承担。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国理工科教育规模的扩增相当迅猛。德国理工科高等教育队伍的扩张19世纪后期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大量涌现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的发展，为德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1830-1831年，德国的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只占17.7%；1881-1882年，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升至40.3%。184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只占13.6%，188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占比急速上升到37.1%。1899年， 德国大学的在校人数为3.3万，其中，工科大学的学生数为1.1万。1900年，普鲁士的大学在校人数为1.7万，其中，哲学院的学生数为0.65万，在哲学院攻读自然科学的学生数为0.23万；工科大学的学生数达0.52万，剩余的0.5万余人则为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的学生。理工科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迈向社会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发展。有研究表明，1899年德国产业界化学专家数量高达4000人，其中从事和染料有关的占1/4。而英国1900年只有30-40名染料技术专家。据英国学者统计，1900年前后，世界上从事化学研究的科技专家中有2/3诞生在德国，以致1886~1890年间，德国取得了948项与染料相关的专利，而英国仅取得86项。从柏林大学创立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德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200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高达279 项。同期，英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122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74项；法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88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07 项。无论是杰出科学家人数，还是重大科技成果数，德国差不多都是英、法两国的总和。英、法、德、美1800-1920年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德国在这一时期拥有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和重大科技成果无疑与德国大学的科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德国能够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取得如此之多的重大科技成果，它在20世纪前30年获得那么多诺贝尔科学奖也就不难理解了。03战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遥遥领先？1620年奔向北美的英国五月花号帆船1930年代开始美国诺奖获奖数位居全球第一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进行统计处理后，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的整体表现一般。不过，在1931-194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快速攀升至9人，同期德国的获奖人数只有8人，英国的获奖人数只有7人。尽管美国只比德国多1人，但这却是历史性的超越。此后，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一直位居全球第一。1941-195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首次达到两位数；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开始以2打头，但进入70年代就变成30多位了。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包括毕业生及职员）超过20人的大学高达19所，它们的排序是：1. 哈佛大学113人；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2人；3.加州理工学院70人；4. 哥伦比亚大学69人；5. 麻省理工学院62人；6.芝加哥大学62人；7. 斯坦佛大学55人；8. 康奈尔大学50人；9. 普林斯顿大学42人；10. 洛克菲勒大学38人；11. 耶鲁大学34人；12. 霍普金斯大学30人；13.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27人；14. 宾夕法尼亚大学25人；1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5人；16.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4人；17.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3人；18. 纽约大学20人；19.卡耐基·梅隆大学20人。简言之，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后获奖人数迅速攀升，堪称一枝独秀。其中著名大学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表现突出。毋庸置疑，美国如此多的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样受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刻影响。殖民地时期的英式素养教育1776年7月4日，费城自由钟敲响，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在此之前，北美长期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人乘坐帆船飘洋过海来到美洲通常都要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还是有一批冒险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北美。当时，将子女从北美送回欧洲接受高等教育非常不便，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北美大地上陆续建立起了一批私立学院。殖民地时期在北美建立起来的学院主要有，哈佛学院（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1746年）、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1754年）、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1755年）、罗德岛学院（布朗大学前身、1764年）、皇后学院（罗格斯大学前身、1766）、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不难看出，早期建立的这些学院都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美国东部地区。哈佛大学一角这些学院都是模仿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十分重视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当时牛顿已经在英国走红，皇家学会名声日隆，但在北美的这些学院中，科学教育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至于工程技术教育更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实际上，哈佛1847年才开设劳伦斯科学学校，耶鲁1854年才开设谢费尔德科学学校。这些科学学校之所以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独辟蹊径，绕开了大学主流教学计划的羁绊。耶鲁大学最早在美国开设博士课程，但它直至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861年才开始颁发博士学位。可以说，美国高校中的科学教育要比德国晚很多。南北战争爆发后的法式应用教育● 19世纪中期美国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尽管美利坚独立正好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但在建国后最初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产力并没有像欧陆那样突飞猛进。主要原因是，采用蒸汽动力的明轮船只适合在内河和近海航行，不适用于横渡浪高风急的大西洋。这一时期，横渡大西洋仍主要依靠风力，即使没有遇到逆风，帆船也得在大洋中漂泊一个多月。欧洲人不是迫于无奈，一般不会乘坐帆船移民到北美。而且使用1、200吨的木质帆船把蒸汽机等大型机器设备从欧陆运到美国也十分困难。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晚至19世纪中期才在美国大范围展开。1807年克莱蒙特发明轮船1939年瑞典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和英国工程师弗朗西斯·史密斯发明了水下螺旋推进器。史密斯的螺旋推进器很像阿基米德的螺旋取水器，埃里克森的螺旋推进器很像今天的风扇。1843年英国 “雷特勒” 号军舰第一次以螺旋桨代替明轮。同年，美国海军也建造了一艘螺旋桨船 “浦林西登” 号。尽管英、美等国1840年代在建造螺旋桨船只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譬如螺旋桨轴的密封、轴承的磨损，船舶的震动等等。因此，进入1850年代以后，螺旋桨才逐渐取代明轮成为主流。1860年英国的“大东方”号首航纽约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解决客货的快速、安全运输问题后，土地广袤和资源丰富的美国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欧洲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有研究表明，183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不到10%，1860年这一数字接近20%。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在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家庭生产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催生出一个对技术进步意义非同一般的部门——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减轻了相关企业自行设计装备与工艺的负担，促进了发展制造业所需技术的积累与创新。众多企业开展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由自行设计制造转向依靠相对独立的装备制造商来完成，有效地促进了设备生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而催生出 “美国制造体系”。“美国制造体系” 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提出的。在伦敦1851年举行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胜家缝纫机和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等产品大出风头。它们所表现出的机械零件的标准化、可互换性以及高效率大批量生产的特征给欧洲老牌工业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胜家缝纫机的大批量生产“美国制造体系”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手工业者技能的依赖，降低了零件制造和安装过程的劳动耗费，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19世纪中叶以后，在装备制造业的带动下，“美国制造体系” 很快就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活动当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 南北战争爆发后兴起的赠地学院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及时扩充高等教育规模；工业化和西进运动的快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大幅增加与机器制造乃至农业生产有关的教学内容。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才和技术供给不足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联邦政府为了支撑代价高昂的战争，于1862年和1864年两度提高关税税率，以致1865年的关税平均税率攀升至47%。关税税率的上调使联邦政府的海关收入由每年不足4千万美元（1861年）迅速提升至1亿美元以上（1864年）。关税税率上调原本只是为了筹措打赢战争所需资金，但战争结束后，为了稳住财政收入以医治战争创伤，以及迎合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联邦政府只取消了一批临时性的国内税收，关税税率不仅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反而有所提高，以致保护主义政策被进一步制度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需要恢复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么加大劳动量的投入，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由于战争期间人口损失严重（大约60万），移民增长放缓，因此加大劳动量的投入受到了制约，这样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工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二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机械化大生产。这就要求美国社会大力扶持应用类高等教育的发展。著名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准通过并被积极执行的。《莫里尔法案》又称《赠地学院法案》（The Land-Grant College Act），它是在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9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规定：由国会给忠诚州的每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拨赠联邦公共土地3万英亩，各州可将这些土地或其交易所得用于支持开办农工学院。这些学院必须教授有关农业、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专门人才。《莫里尔法案》实施后，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又称 “赠地学院”，其余的州则将土地拨给已有的州立学院成立州立大学或在现有州立大学内增设 “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地位特别。它催生了一批实用取向明显的美国高校。美国总共建了69所 “赠地学院”，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1865）、康奈尔大学（1868）、普渡大学（1869）等。很多著名的州立大学都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莫里尔法案》催生的赠地学院之一：麻省理工学院以18世纪末期问世的综合理工学院等法国流高校为摹本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明显不同于注重素养教育的英国流教会大学，也不同于以探求真理为使命的德国流综合大学。“赠地学院”的诞生与发展，确立了农业与工业等应用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地位，打破了美国联邦政府不过问教育的传统，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与大众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冲击1858年由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等人创办的大西洋电报公司完成铺设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但是，该电缆三个星期后就坏了，而且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重新接通。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6年，菲尔德使用新建造的 “大东方” 号轮船重新铺设了一条更耐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使用科学家汤姆逊发明的镜式检流计，通过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输时，衰减1000倍的信号都能够准确读出。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开通使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世界由此变得更小。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并于1867年向柏林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不用永久磁铁而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方法》。这就为建造大容量电机，获得强大电力，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从此，人类开始迈入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1869年，德国化学家海因里希·卡罗又向人们展示了化学的威力。他发现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方法，从而使一个传统行业走向没落——在此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提取茜素这种天然红色染料作为谋生手段。1870年前后，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发明了一种新型光学器件——显微镜聚光镜，使用了这种聚光镜的显微镜能够更为清晰地观察微生物世界，从而使德国的细菌学乃至医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研制出了一台以煤气和汽油作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内燃机的出现克服了蒸汽机的很多弊端，譬如动力不够强劲，体积太大，噪音太大等。在此基础上，德国人卡尔·本茨于1885年成功研制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这些新成就，通过刚投入使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播到美国之后，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英式素养教育和法式应用教育表示不满的众多美国青年开始纷纷跑到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莱比锡等德国研究型大学留学。在这种背景下，像德国一样创建一批致力于纯科学研究的研究型大学便成了时代的呼声。● 设有研究生院的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在美国社会的呼吁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着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制度移植到美国。不过，美国没有简单模仿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做法，而是通过在大学里设置研究生院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新路。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研究型大学创立之时，科学知识尚未发生大爆炸，学生们进入大学之前就可以把应知应会的科学知识基本学完。这样，比起科学知识传播，大学更应重视的是科学知识生产。但是，在众多德国现代大学的推动下，19世纪的科学日益专业化，以致青年学子从事科学知识生产之前需要学习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至19世纪晚期，寄希望在中学阶段就把重要的科学知识学完已不可能。换言之，这时仍像德国早期建立的研究型大学那样要求学生一入学就着手开展知识生产已不太现实。19世纪晚期，美国有识之士移植德国研究型大学制度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他们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具体做法就是，将大学学习生活划分成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阶段。本科生阶段重在学习知识，研究生阶段重在生产知识。这样一来，本科生阶段就和中学生阶段没有本质差别了，主要任务都是开展通识教育，学习已有知识，提高自身素养，为进入研究生阶段从事知识生产做准备。最近，“内卷” 一词非常流行。实际上100年前，教育 “内卷” 在美国就已经发生了。最早在美国诞生的研究型大学是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的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 1831—1908）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赴欧洲访问期间曾在柏林大学留学过一段时间（1854-1855）。1875年赴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校长之前，吉尔曼曾在耶鲁大学谢费尔德科学学校担任过地理学教授，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三年校长。1901年，吉尔曼卸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在德国留学过。霍普金斯大学被称为 “设在美国的德国大学” 无疑与吉尔曼深受德国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吉尔曼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是大学的灵魂。为此，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并把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他狠抓本科生教学，强调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才能有效促进学校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创办之初，霍普金斯大学只招收了54名研究生、23名本科生。创办10年、20年之后，研究生招生数扩大到184人、406人，本科生招生数扩大到96人、149人。早期招收的1499名本科生中，有383名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其中84名获得博士学位。不难看出，吉尔曼执掌的霍普金斯大学高度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本科生的升学率和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都控制得很严。由于实行精英教育，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完全可以和那些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同台竞技。研究表明，霍普金斯大学20岁时，在全美60所主要大学中，每所大学里至少有3名教授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有13名、哈佛大学有10名，威斯康星大学则多达19名。在那个年代，一所大学总共也只有几十名在籍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示范下，一批新型现代大学，如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相继建立。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些老牌学院也通过增设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强化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顺利转变为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科学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青年赴德国留学达到最高潮。这些留学生从德国返回美国后，正好赶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大潮。因此，他们很容易在新建立的研究型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回国执教既解决了大学师资不足的难题，又把德国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带进美国大学。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磁学、天体物理学、细菌学、实验生理学等前沿研究领域迅速跃居世界前列。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美国研究生的入学人数开始急剧增加。即使美国的大学数量和规模还在膨胀，但大学能够接纳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也非常有限。问题是，这些博士毕业生多数只擅长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纯科学研究，就业范围非常窄。如果大批博士毕业生在大学之外找不到合适的职位，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所幸，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美国企业的兼并重组，美国在世纪转换期诞生了一批超大型垄断企业，譬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GE）等，这些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在企业内部设立研究所。1925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立贝尔电话实验室在美国，1890年，只有4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00年，大约有50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10年，设立了研究所的企业大约有180家；192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00；1930年，更是突破了1000。不过，企业研究所的规模有大有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25年建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员工数多达3600人，此前通用电气公司设立的研究实验室员工数接近2000人。早期，美国的企业研究所和德国的情况相似，主要集中在化学和电气行业，这些都是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也是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联系得较为密切的行业。虽然多数企业研究所需要把主要资源投放到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改良有关的应用研究上面，但是一些企业研究所，尤其是超大型企业的研究所在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在尝试着开展一些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关联不大的应用基础研究，甚至纯科学探索。因此，它们需要不时地吸纳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来充实研究开发队伍。1901年创立的总部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美国的一些超大型企业除成立企业研究所外，还捐资成立基金会资助开展科学研究。卡耐基、洛克菲勒、梅隆、福特等基金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中国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比较熟悉，因为该基金会不仅捐资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而且还捐资成立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微生物学和病理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突破，并发展成为洛克菲勒大学。该所的首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1863-1946）就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韦尔奇（William H. Welch，1850-1934）的学生，并曾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1913年，梅隆基金也资助成立了梅隆工业研究所，该所1967年与卡耐基学院合并，组建成卡耐基·梅隆大学。企业设立或资助的研究机构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美国扩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模，提高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质量创造了条件。要而言之，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博士毕业生加盟企业，大学教师兼任企业研发顾问，企业资助大学教师开展科研，斥资兴办科研机构等等，已成为一种常态，以致在麻省理工学院引发了一场有关究竟是开展科学研究优先，还是支持产业发展优先的著名争论。随着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发展壮大，产业对科学研究的渗透越来越深。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发展恰恰是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美国纯科学研究的发展。没有企业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取得那么多诺贝尔奖级的研究突破。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赴美一战爆发后，由于欧洲政局动荡，希特勒推行文化清洗政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到美国避难，使美国轻易获得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科技人才。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得美国能够留住这些欧洲流亡科学家。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加入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知识难民就达7622人，其中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此外还有2352名医生，645名工程师，以及811名法律工作者，682名记者，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接受上千名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看看有关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统计数据。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诺奖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诺奖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奖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欧洲流亡科学家的流入不仅将美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推进到世界最前沿，而且为美国大学赢得世界一流地位奠定了基础。今天，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总计已达265名，可以说这与欧洲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良好学术氛围有着一定的关联。政府主导战时军工研究二战爆发之初，美国并没有打算参战。一是因为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二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对美国来讲，如果要参战，就得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否则无法将军人和物资安全运送到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当时，德国的飞机和U型潜艇不时在大西洋出没，日本的航空母舰经常在太平洋游戈。因此，只有在军事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找到远程探测德国飞机、潜艇和日本航空母舰的办法，美国才有可能宣布参战。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有必要未雨绸缪，做好参战准备。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总统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当月27日下令正式成立 “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国防研究委员会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 所需经费直接从总统控制的紧急基金中拨付。其主任由布什担任，成员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首任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朱伊特（Frank Baldwin Jewett），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托勒曼（Richard Chace Tolman）。此外，还有来自海军与陆军的代表各一位。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伊始就对陆、海军的研究活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着手编写了技术工作清单, 内容包括海、陆军尚未取得进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一旦美国放弃中立，军方必须立即从事的研究项目等。同时,该委员会还与775所大学、企业研究所以及非营利机构联系, 把可能获得的科研人才、设施资料, 已取得的技术进展等登记造册。战时担任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1940年9月7日，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了大规模轰炸。英国航空研究委员会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Henry Tizard）紧急访美，并给美国带来了一份珍贵礼物——能够发射微波脉冲的 “共振腔磁控管”。布什与蒂泽德进行多次接触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于1940年10月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设立 “辐射实验室”，启动 “雷达工程”。“辐射实验室” 完全由科学家负责运营。国防研究委员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研究任务赋予实验室后，便不再插手实验室的管理活动。到战争结束时，“辐射实验室” 员工数发展至3897名，其中科学家及工程师占30%。当时美国的一流物理学家中有一半在为其效力。实际上，国防研究委员并没有行政权力和预算资金来直接推进科学研究，因此，罗斯福于1941年6月28日发布第8807号行政命令，决定成立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由布什担任局长，直接对罗斯福总统负责。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拥有调动多种资源的能力，加上该局局长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都由布什担任，所以国防研究委员会此前的角色事实上被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取代了。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早先设立的铀矿顾问委员会便被置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管辖之下。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成立后，该委员会被改组为S-1部门。1941年10月9日，布什向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汇报原子弹相关项目时，介绍了英国的 “合金管工程” 以及英国莫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以铀或者钚为原料的炸弹有可能在两年内研制成功。在布什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加快研制原子弹的速度，并组建一个高层决策小组负责此事，成员包括罗斯福、华莱士、布什、科南特、史汀生（国防部长）以及马歇尔（参谋总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宣布参战。为了抢在德国和日本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美国于1942年6月启动 “曼哈顿工程”，将原子弹的研发和生产交给军队统一管理。“曼哈顿工程” 不仅造出了原子弹,还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千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万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万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战时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为官产学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美国战后开展 “大科学” 研究铺平了道路。战时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给大学提供了大量的科研资助。这些科研资助使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比战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38年，美国大学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经费约为2800万美元；1944年，仅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与大学签订的合同总额就高达9000万美元，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只是能签订这样合同的几个政府机构之一。在政府机构的资助下，美国大学在战时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不仅为打赢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美国大学在全球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 “大科学” 急速兴起据有关资料显示，二战之前，美国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亦即研发投入强度很低，1930年仅为0.2%，1940年为0.3%，这些研发经费都是以民间投入为主，因此10年只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到0.7%。在短短5年里就增加了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联邦政府加大了与军事有关的研发经费投入导致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政府很难再像战时那样继续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意味着战时建立的很多科研机构必须关闭或缩小规模，很多优秀科学家将会下岗。而这一切都不是战时身兼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二职的万尼瓦尔·布什所乐见的。1945年，布什牵头起草了一份题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给总统的关于战后的科研计划》的报告。在这份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布什强调了基础研究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论证了联邦政府使用国民税金支持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正当性。但是，布什的报告并没有解决联邦政府资助技术开发的正当性问题。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调节的美国，政府动用国民税金资助只能惠及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是不能被接受的。布什宣称，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线性关系：基础研究→新概念、新原理→新成品、新工艺→新产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基础研究，社会可以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为此，他提议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由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的科学基金组织以促进基础科学的自主发展。但是，布什站在科学家一侧提出的政策诉求并未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不少人认为即使资助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公共福祉，政府也不应把国民税金直接交给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使用，何况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否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经过长达五年的争论，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初掌控的经费非常有限，即便加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机构支付的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也不算多。当时，美国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只有1%，虽比1945年高出了0.3个百分点，但不到1960年的一半。这表明布什的有必要持续大规模地资助基础研究的理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仍只获得了有限的认同。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在前苏联于1957年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之后才出现显著增长的。本来，前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只表明美国在宇航技术开发领域确实落后了，但是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此乃美国基础研究整体落后于前苏联酿成的苦果。当《苏联又领先了》之类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媒体上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意识到如不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显著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美国极有可能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遭受惨败。此时，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已不只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事涉美国国家威信及其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决定迅速在国防部内设置高等计划研究局（DARP），并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恰巧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此间从市场失灵论的视角，论证了企业不愿深度支持基础研究的必然性，从而为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1959年，以西博格（Glenn Theodore Seaborg）为首的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西博格等人建议联邦政府大幅追加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以迅速提升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肯尼迪甚至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将加大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列入竞选公约。1958至1968年间，美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始终高于60%。其间，主要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分别扩大了8倍和5倍，而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的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的研发经费同期只扩大了2倍。一般认为，前苏联卫星发射升空后的十年乃美国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只要能提出一个有点说服力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计划，如莫霍面计划（地幔钻探计划）、奥兹玛计划（搜寻地外文明计划）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对于一些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政府同样给予了资金支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全面超越苏联。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宇宙飞船成功登月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航天飞机飞上了太空，研究生培养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诺贝尔奖级研究突破不断涌现。此外，战前科技移民的杰出贡献也鼓舞了美国联邦政府。战后，美国开始通过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来网罗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为了推进这一战略，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1948年的《信息与交流法》和1956年的《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这些法案资助美国高校师生参与国际交流，资助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鼓励外国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和研究，并为他们居留美国提供便利。要而言之，二战后，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支持和科技移民的知识支援使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拉开了与世界各国的距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美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战后，美国学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乃是一种必然。04新世纪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出现井喷？奔向美国的日本咸临丸号日本进入新世纪后已有19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日本获颁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现已攀升至24人，其中19人是在进入21世纪后获奖的。尽管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获奖时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国籍之前做出的。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19名获奖者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间和1936-1945年间的各占6人，还有1人是南部阳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战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间，另外4人则出生于1956-1965年间。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出生在战败前。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出生年代分布图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69岁，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为28年。19名获奖者中，有16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获奖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4人。剩余3人中，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的获奖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做出的；还有1人是山中伸弥，他的获奖成果是在21世纪初做出的。简言之，八成以上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间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诺奖成果的产生年代分布情况除去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的；而且，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或专科学业的。其中，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读本科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均在4人以上。在由原帝国大学改造而成的七所日本国立综合大学中，除九州大学外，都至少培养出了1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日本私立大学就读过的只有大村智一人。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据此可以推定：●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前的科学风土有关；●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日本战前的科学风土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张 “和汉洋三贤人图”。图中位于中间的是日本人，左边的是中国人，右边的是西洋人。中国人前面放着一盆本草和竖着写的书卷。西洋人则拿着一本横着写的医书，书中有一幅人体解剖图。很明显，图中的日本人和西洋人靠得更近，离中国人相对比较远。和汉洋三贤人图这张图是日本画家司马江汉画的，现保存在美国。司马江汉生于1747年，卒于1818年。这张画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画的。大家注意一下这张画中的背景。有两组人在救火，一组人在观望。观望的那组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人多的那组是中国人，人少的那组是西洋人。中国人虽然靠火场比较近，但使用的是桶和盆，救火效果不彰。西洋人虽然离火场比较远，但使用的是消防水枪，用消防水枪灭火显然要比使用桶和盆效果更好。司马江汉画这个背景是有寓意的。意思是说基于本草的中医和基于解剖的西医是存在功能差异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用木桶泼水救火与用水枪抽水救火之间的差别。在司马江汉看来，日本当然应该亲近西方，选择西医。司马江汉何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对中医和西医产生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对日本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日本的锁国政策不同于中国有关。日本在锁国期间一直维持着与荷兰之间的联系。不过，为了防止西洋人传教，日本人只许荷兰商船停靠长崎的出岛，然后再定期过桥和日本人交易。荷兰在长崎的出岛（Dejima）设置的商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模仿中国的朝贡制度，要求荷兰商馆定期赴江户，也就是东京进贡。从长崎到东京的路途很远，荷兰商馆的进贡队伍走一个来回怎么要好几个月，所以需要带医生随行。在路途上，遇到藩主及其家人生病了，随行医生免不了会应邀帮助藩主及其家人治病。当藩主发现荷兰医生比本潘医生医术更高明时，就会责成本潘医生向荷兰医生讨教，甚至前往长崎学习西方医学。想向荷兰医生学习西方医学，首先得学习荷兰语。因此，日本很早就出现了一批懂荷兰语的学者。17-19世纪荷兰商馆赴江户拜见德川将军1609-1850年间，荷兰商馆一共到东京进贡了167次；1633-1790年间，几近每年进贡1次。锁国期间与西方人进行如此密切的交往，这在中国是见不到的。这种交往，增进了日本人对西方学术的了解。正因为如此，杉田玄白早在1774年就完成了《解体新书》的翻译。日本1774年翻译出版的《解体新书》插图《解体新书》出版后，介绍西方医学的翻译书相继出现。譬如，宇田川玄真1793年出版《西说内科选要》，将荷兰医学从外科扩展到内科；他1805年出版的《医范提纲》中还附有铜版图谱，而且内容也超出了解剖学的范围，涉及到许多生理学、病理学问题。他1822年出版的《远西医方名物考》则属于药物学著作。这些在日本江户时代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被称为兰学。兰学者的大量出现，为日本拥抱西方医学，乃至自然科学铺平了道路。佩里叩关之后，兰学在日本又进一步发展为洋学，以致日本在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意愿之时，也具备了向西方学习的能力，主要是语言交流和学术理解能力。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于1877年创办了东京大学，聘请了一批西方学者来日本执教，而且还选派了一批学术精英前往西方留学。北里柴三郎、志贺洁、秦佐八郎就是在这一时期派往德国跟着科赫、埃尔利希等人学习医学和微生物学的。东京大学赤门医学讲究实证，最容易摆脱传统学术的羁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医学的率先发展，又带动了生理、病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的发展，以及工程技术的发展。实验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积累，又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二战结束前，日本在本土一共设立了七所帝国大学，这七所帝国大学中，除名古屋大学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设立的之外，其他六所都是在此之前设立的。京都大学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东北大学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北海道大学则是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创立的。要而言之，二战之前日本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微生物学、医学等不少领域已经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而且大多数是在战后初期接受中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国主义黑暗时期。为了 “阐明我国的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原理，弘扬国民文化，批判外来思想”，日本文部省于1932年设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日本司法省于1934年设置了思想检察官，不断强化对思想和文化的管制，大力倡导国粹主义，主张国家至上。这明显与启蒙主义教育理念相悖。为了给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大肆渲染本国的军事、科技乃至社会优势。当时被广泛阅读的两本科普杂志——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和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在军国主义者的操控下，几乎每期都在鼓吹日本的军事装备优势和科学技术成就，以致很多日本青少年都想从军，以为日本的军事技术真的很先进，可以称雄世界。左：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 右： 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受到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的沉重打击后，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不能再狂妄自大、自欺欺人了，必须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切实增强科技实力。但是，走上了军事扩张不归路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是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实行民主主义改革的。战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 27名成员于1946年3月抵日。美国教育使节团经过数周的考察后指出，日本的科学教育是落后的，应将美国的教育理念全盘引入日本。在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协助下，日本文部省于1947年3月2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的。虽然它们都称作国立大学，但实际上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譬如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会对教师人事和教学经费具有议决权等。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不仅使日本的大学教师，尤其是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而且还使大批理工科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受到了更好的科学研究训练。这些无疑会对战后入学的年轻学子科研志向的培育产生积极影响，也为青年才俊进入国立综合大学心无旁骛地开展自由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这种“科研至上”的风气可谓更浓。这样一来，在日本，客观上能够搞科研，主观上也很想搞科研的大学教师比比皆是。虽然这种重视知识生产胜过知识传播，甚至知识应用的办学模式曾引起日本民众的不安，但它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确实存在诸多优势。日本导师的精神气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理工科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亲身经历过战时研究的资深教师，另一种是二战后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师。战时，前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与军事装备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后者的情况则有些特别。日本陆军部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仁科芳雄（1890-1951）因从事军工研究的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日本政府决定从1943年起在七所帝国大学以及东京工业大学、东京文理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高校创立研究生院，每年招收500名二年制和250名三年制研究生（前者相当于硕士生，后者相当于博士生）。由于这些研究生在校期间既可以免于服兵役，又可以拿高额奖学金，所以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考上的人学业都相当优秀。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进高校当了教师。他们和很多老教师一样，曾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被科技强国美国碾压，因此攀登科学高峰、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愿望非常强烈。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之后，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经受过战争磨练的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们，拥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后，为迅速恢复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在争分夺秒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尽其所能地指导着自己的学生。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这些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精神气质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之下，对日本走科技立国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的 “宽松世代” 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增强日本的科技实力而做出不懈努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导师们迅速恢复了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弟子的科技自信心。这些青年学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贡献。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学者，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如果他们当时为了多发论文，只肯做跟踪研究，不愿挑战世界科技难题，很难想象他们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日本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搞科研只有主观愿望不行，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超过了1960年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两倍以上的目标。日本在制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科学技术10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欧美国家的水准，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实际上，日本197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其中投给大学的研发经费更是增长了7.1倍！2%的数值目标也于1970年达成，这比美国只晚了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1956-2010年GDP与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1970年日本的GDP只有2.03千亿美元，但至1980年时日本的GDP已增长至1.071万亿美元。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也在不断攀升。结果，198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9倍。日本1965-1985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变化趋势图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年度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而且在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1981-2016年间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情况正如上文所说，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几乎都是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取得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日本将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也许能够偶然作出一两项诺贝尔奖级科学贡献，但出现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一定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简言之，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研发经费非常充足，做科研根本不缺钱。而且，当时的科研人员在日本国内所受的高等教育也是相当先进的，指导他们的导师大多参加过战时研究开发竞争，有着很好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至于日本新生代，其精神面貌和所处环境与上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恐怕很难复制前辈的辉煌。05结语：中国如何才能迎头赶上？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将经济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教育看成是后天似乎不太合适。相反，我们更应把教育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经济看成是后天。把科学教育搞上去之后，研究开发就不难取得突破；研究开发进入快速通道之后，经济增长就不难再上一个台阶。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多年高居世界首位。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元，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中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60-2019）在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我国高校用相对较少的经费培养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并很好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但是，教育既要重视量还要重视质。而要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就得加大高等学校研发经费的投入。否则，很难形成创新型人才和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的大好局面。2018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升至2.18%，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19657亿元。但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之比一直徘徊在7%上下，较美国、日本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国家高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明显偏低，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比过低有着很大的关联。以2017年为例，中国将6成以上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政府研究机构，只将2成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高等学校，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称得上是一个特例。美、中、日2017年研发经费流向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原本就不高。例如2017年，中国的这一数值仅为19.8%，低于美国的22.8%，远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主要国家政府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由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偏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其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加上中国高等学校不能收取高额学费以弥补研发经费的不足，中国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出现了严重短缺。2010年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实施的研发经费一直低于日本，近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截至2016年仍只比日本高出1/3。而中国高等院校实施的研发经费至今仍未达到美国的一半。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变动情况若按汇率对中美两国前100所高校2016年的研发经费进行折算处理后发现：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占本国全体高校研发经费的比重差异并不明显，但中国前1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稍高一些，美国前10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相对高一些。另外，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平均值的差距非常大。在研发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国高校的很多教师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前沿探索和 “无人区” 尝试，甚至连开展一般跟踪研究都非常困难。结果，在校学生缺乏接受严格科学研究训练的机会，使用先进仪器设备、深度参与尖端科学研究更成了一种奢望。因此，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至少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不急功近利，只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若按近年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排序，美国位居第一，中国位居第二，日本排在第三，德国排在第四。在120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颁奖史上，目前GDP位居前四的其它三个国家都先后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人口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有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此，支持研究型大学中的学者潜心探究自然，不仅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木木西里#内容来源：知识分子博士劝退文，写得真好！巨人的陨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退役”科研人要失业还是会更受益？人工智能攻克生物界50年重大难题！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日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之一的《Nature》发表了以苏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研究论文《In-plane anisotropic and ultra-low-loss polaritons in a natural van der Waals crystal》，报道了面内各向异性和超低损耗声子极化激元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该研究为构建新型平面光学器件以实现低损耗的信号处理和光热能量管理，以及纳米尺度定向控制光传输和光-物质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排名第一的第一作者是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FUNSOM）硕士研究生马玮良。在硕士就读期间便能做出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消息一出，便备受关注。充分开发自主性学习2011年，马玮良进入苏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物理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又选择考入苏大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马玮良同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基础课程为主，马玮良在本科学习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补足理论上的“短板”，这为他后续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对科研感兴趣，他选择考研并最终如愿，而之所以选择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则是看中了学院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实际应用研究方面的成绩。“我想在材料、生物化学、物理等交叉学科领域继续深造，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的研究领域正是我的兴趣点，所以我选择了跨学院考研。”初进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的实验室，导师鲍桥梁教授便鼓励马玮良独立开展课题研究。马玮良坦言，当时作为“科研新人”感到压力很大，最初也经历过一段迷茫期。实验室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深地感染着马玮良，他大量阅读文献，学习别人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只要有疑问都会主动向师兄师姐们请教，就这样一步步逐渐走出迷茫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他勤奋刻苦，不骄不躁，特别是对一些新的物理概念有强烈的求知欲，日常学习中养成了追根溯源的好习惯。”在导师鲍桥梁教授眼中，马玮良一直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并能持之以恒地努力钻研，十分难得。作为教育部首批国家试点学院，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汇聚了材料、物理、化学、光电、生物医学等专业学科背景的青年科学家，且大都是从国外顶级大学学成归来，他们与学生相处亦师亦友，对科研有着极强的敏锐性与执着追求，常常鼓励学生进行未知的探索。鲍桥梁教授便是其中一员，其“非填鸭式”的指导也让马玮良颇为认可。“鲍老师会在科研方向上帮我们把脉，很多时候他‘放手’让我们自己去探索，鼓励大家多做尝试，多关注自己与别人课题的‘不一样’，遇到困难再一起攻关，他希望学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学生的科研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马玮良说，纳米科技学院公共实验平台上的大型仪器是需要预约才可使用的，因为做研究都要用仪器，所以“抢机时”的现象在学院比比皆是。遇到“瓶颈问题”亦或是机遇在鲍桥梁教授的指导下，马玮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将科研方向定位于新型二维光电材料光学性质的研究。自然界中许多晶体材料都表现出双折射行为，利用这一现象，可以实现对入射光的操纵。由于晶体尺寸和入射光波长与双折射强度成比例关系，3-300 μm区域的中远红外光往往需要几个厘米厚的晶体才能实现，进而限制了光学器件的微型化发展趋势。锚定难点，课题组进行反复尝试，利用双曲性材料折射光的两个垂直轴在同一面内这一特性，实现了在纳米尺寸内对光的传播特性进行动态调控，为新型材料体系的研发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新型平面光学器件以实现低损耗的信号处理和光热能量管理以及高灵敏的生物化学传感等开辟了新的通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光关进笼子里’。”说起这次《Nature》论文的发表，马玮良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作为硕士，能够发这样级别的文章，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有了师兄师姐的铺垫，实验过程就相对容易了一些，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研究工作不可能是单枪匹马的，团队协作十分重要。”事实上，马玮良所在的课题组已持续关注这项课题三年之久，并与国外课题组也展开了深度合作，不断地深入挖掘才取得了突破。马玮良说，每当科研遇到困难，鲍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多思考，脚踏实地坚持走下去。“他一直对我说，科研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会让你发现惊喜。”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马玮良更专注于科研，学会了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一开始不要设想会做出怎样的结果，对某个科学问题感兴趣就努力探索，其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不解，但不要忽视科研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那或许就是突破口。”在他看来，科研过程中要重视失败和挫折，遭遇的瓶颈和痛点或许就是科研中更为重要的财富。鲍桥梁教授团队合影优质科研平台助力梦想近年来，纳米科学技术学院以优质的资源配置为依托，组建起一支多学科融合的高水平青年师资队伍，构建起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逐渐探索出一条创新之道。为了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开设了全英文教学专业课和国际化课程体系，还专门成立了由外籍教师提供咨询辅导的英语语言中心，并经常聘请国外著名科学家前来作讲座和学术报告。“学院为同学们在科研上遇到的英语问题专门开设了针对性课程，包括英文报告思路的整理、英文文章的撰写以及如何科学阐述实验结果等内容，非常实用，对我帮助特别大。”马玮良表示，要紧跟国际科研前沿，就需要阅读大量高水平文章，而学院提供的资源为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英文文献的大量阅读让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为了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交流的机会，纳米科学技术学院通过与国外学术大师共建著名科学家国际实验室、院际协议合作、学生联合培养等方式，不仅把优质的科研资源“引进来”，也鼓励更多的同学“走出去”开拓视野。研二时，马玮良在鲍桥梁教授的引荐下前往西班牙nanoGUNE纳米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术交流。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对所做课题的物理机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该从怎样的方向和角度开展科研大有启发，更是促成了双方在研究项目上的合作。马玮良及所在团队和该中心的教授就理想模型的建立以及机制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剖析，共同挖掘出此项科研工作的潜力。“他们对这篇论文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这种合作交流也是非常关键的。”“很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科研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开展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科研工作，放飞自己的科研梦想。”谈到未来的规划，马玮良说，自己已经获得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博士全额奖学金，即将前往澳洲继续深造，在科研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来源：苏州大学

pixabay.com过去一年，人们在疫情中经历隔离，一切都慢下来。其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他们有的不得不终止学业，有的转成线上学习；有的滞留国外，有家归不得；有的历经艰难抢到昂贵的机票，却遇到防疫政策的一变再变；有的为了把宠物接回国内，费尽心力。《知识分子》收集了五位留学生的自述，回顾他们在2020年的经历，是为年终总结之一。01留美学生：艰难回国路心系家里忧心如焚的母亲和患病的姨妈，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何圆圆放弃在纽约刚找到的律师工作，计划回家。但昂贵的机票只是第一道关卡。看到“双阴性”政策出台的那一刻，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绝望。回国前，她经历“惊魂”几日，又因为在网络上为留学生发声，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应受访者保护隐私的要求，何圆圆为化名。文中所述时间均为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4月，大约春假的时候，美国疫情暴发。我当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法律硕士，居家隔离了一个多月。5、6月份，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回国。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非常想念家人。和我亲近的姨妈确诊肾部肿瘤，在医院做了手术，病情好转了许多，虽然有妈妈全程照顾，但我仍旧担心。但当时，我还想继续在美国读博，由于特朗普政府给国际留学生设置重重关卡，如果回国，近期能拿到签证继续自己的学术梦想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退一万步，就算签证不被阻拦，所谓“第三国两周洗白”的程序在精力和金钱意义上都是巨大的折磨。疫情中因为思念家人，我无数次地想回去，于是每天在微博上刷着“北美票帝”的回国经验贴，只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航班。留言里，我看到有的人以每次一百六十多美元的价格连做好几次核酸检测，只是为了凑一个最好的时间去换得领事馆的绿码有效期，可以完全覆盖第三国转机的时间（注：美国不同检测机构出具核酸报告的日期不同，领事馆要求拿到核酸报告后立即上传阴性证明，审核后给绿码，当时绿码的有效期一般是72个小时左右，也会根据地区或机构不同浮动，在60-80个小时之间。如果购买的转机第二程机票时间在三天后，核酸检测证明就有可能在上第二程飞机前失效。一开始，领事馆的审批时间约为6-8小时，后来则24小时开工，线上审批）；有些人抱怨自己的航班被取消，五六万的机票只退回一张代金劵；有些人被黄牛哄骗，求助无门；有人在美国国内转了很多趟飞机，终于到达了洛杉矶或西雅图，坐上了回国的航班……我看了许许多多的网络分享帖，的的确确被吓到了，我的家庭不是父母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十几万供我回国的类型，硕士学费是靠学校的奖学金和我自己的远程兼职共同缴纳的。所以我想，如果可以拿到签证，我就再熬一熬。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课程停止，每天都在隔离，几乎不和人接触，和外界的交流完全依靠Zoom视频。非常偶尔地，会和我美国室友隔着厨房，保持安全距离（social distance）聊天。失去了社会支持，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自己。焦虑，不安，孤立无援，我成了海里的一座小岛，感觉随时会被吞没。我住的公寓楼下有个很内向的中国姑娘，她买到8月份的机票之后，回国的当天，在公寓自杀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在家里大哭了一场。我并不认识她，如果早点相识，以我的个性，起码会厚着脸皮让她来家里吃饭闲聊，一起去没有人的湖泊划划船。因为隔离和独立生活，她没能撑过那段时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病毒已经不再那么可怕了，可怕的是人内心的痛苦。人真的不是只有吃饭睡觉就可以活下去，也需要意义和精神支持。在国外，大部分的我们并没有坚实的社交关系和文化归属感，这是语言能力再出众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来国外就是为了学习或工作，在学习和工作中受到冲击，同时也在重建自我。与他人交往很重要，一旦这个部分停滞，生活中没有了快乐的来源，而严苛的课业要求和考试压力依旧，重心就会歪掉。就像是被秤砣压弯了的天平，整个人会掉下去。9月，考虑到网络授课的学费性价比不高，我放弃了明年在法学院继续攻读实务型法学博士（Juris Doctor）的打算，转而在曼哈顿的一家小型律所确定了工作，11月入职。10月下旬，我从明尼苏达来到纽约找房子，唯一的担忧是律所要求我去新泽西的临时办公室上班，而非远程办公，实体到岗无疑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我来自单亲家庭，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国内媒体上，美国早已水深火热。我母亲容易焦虑，觉得美国不论从哪个方面都非常危险，我无论如何宽慰解释，她都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听说我要在纽约开始上班，担心得不行，几乎整夜无法入睡，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要我快快买机票回家。我疲惫不已，看着之后的可能需要的签证手续，纽约高昂的生活费用，还有之前欠下的学贷，无数的情愫涌上心头。最后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也要先回去，于是买好了11月底，一直被大家公认为最靠谱的去首尔转机的韩亚航空机票。10月21日，我打电话跟公司沟通解除合同，开始收拾在美国的家当细软。10月30日，芝加哥大使馆公布 “双阴性” 要求，通知所有搭乘航班赴华人员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血清特异IgM抗体检测，两项检测都是阴性才能入境，且检测+出结果+出健康码的时限要求在48小时之内。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没找到房子，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Airbnb。那个晚上真是我人生数一数二的“恐怖”夜晚。崩溃之下，我只能毫无头绪地在微博上搜索。胡乱搜寻了很久，认识了许多和我一样回不去的网友们，一晚上进了十几个类似名为“（XXX地）回国&核酸血清检测交流”的群，每个群都有四百多号人。大家都在问，双阴政策里面的血清检测是什么？什么是lgM和lgG？要是有人是无症状感染后已经康复怎么办？美国有符合大使馆要求单独检测lgM的机构吗？血清检测的结果会让已经得过的海外中国公民永远无法回国了吗？在哪里能做血清检测？又在哪里能做两天内能出结果的血清检测？“北美票帝” 的微博讨论区中，一位称自己是美国第三大参比实验室（reference lab）从业人员的网友表示，她所处的实验室也暂时不提供这种检测。在群里的留学生们一起做搜索做到了半夜，把美国几个大城市的实验室和诊所搜了一个遍，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实验室，恐怕现在暂时没有。何圆圆看到的微博信息而即使真有这样的实验室，我们也要掐时间48小时内做完两个检测、出结果、递交领事馆，再从里领事馆里拿到绿码。毕竟美国不是中国的工作机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五点之后真的会下班关掉邮件不干活了。如果运气不太好遇上了航班周一飞，周末检测机构是绝对不会上班的。我们当时心灰意冷地觉得，这条规定，几乎是彻底地把留学生能回去的可能性掐死，我们是彻底的难民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就在“双阴政策”公布的一周前，我因为决定回国，也抢到了以为万无一失的首尔中转机票，就坚定地退掉曼哈顿律所的工作offer，这意味着我的“未被雇佣期”开始计时。也就是说，我要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才能继续以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如若我之后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离开美国，可能就要成为“黑户”。当时的曼哈顿很多办公楼已经人去楼空，法律公司都在寻求自保，找到工作已是极大的幸运，而主动辞去工作的我，所有的理智仿佛都被掏空，失去了几乎所有想办法的力气。我发微博吐槽，却被网友攻讦辱骂，他们说: “怎么了，没钱回不来啊，不服忍着”; “你想回来你早就回来了，装什么装啊”; “真是娇气，多加点钱买点机票就回来了比在这儿哔哔好多了”; “我反正没觉得不妥，我觉得我的祖国在保护我。”还有人说，“祖国建设的时候没你，千里投毒你第一名”。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的委屈几乎决堤，只能苦笑。曾在2020年一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寝食难安，在图书馆看不下去任何书的我，在还背负着学贷的情况下找朋友借人民币，一千一千地往武汉捐钱，和本地留学生一起筹措物资往国内寄。三月份顶住了爆发的压力，安抚住了家人，为了不增加边防检疫的负担，在什么管控都没有、航班也没有贵得那么离谱的时候，没有回国。从未想到，今日也是因为没有早点回去，居然被我的同胞戴上一顶 “自私” 的大帽子。何圆圆向国内慈善机构捐款的截图双阴政策出台的时候，身边其他同样是国际生但是不同国籍的同学们纷纷回国，我辞掉了工作，买好了机票却只能留在这里。群里许多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也是签证快要到期，我们天南地北地讨论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止一个人提到了申请 “难民签证” 的可能。那也是二十多年以来， “移民监狱”第一次不是以 “戏谑” 和 “与我不相干” 的口吻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那时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现在离这个词如此之近。我很幸运，在已经放弃种种挣扎后，双阴政策政策颁布的第四天，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转机出现了。一位好心的学姐给我推荐了一个纽约当地的旅行社，告诉我，可以试试刷双阴性政策正式实施之前转机回国的机票。等待出票的那几天，几乎触底的处境反倒让我生出了一种平静感。最坏的情况当时已经在发生，失去工作，无法回家，只能眼睁睁看着签证一步步走向过期。到那时，我肯定没有钱去请移民律师，想来成为黑户之后继续求学的梦想也会彻底泡汤。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人生仿佛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我也不知身在何方。帮我刷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很紧张地给我更新消息，告诉我有哪些票没抢到，或者还有多少个小时新政策就开始实施了。我反倒不断地在安慰对方，告诉她没有关系，有没有票我都能接受，之后我再慢慢想办法就好了。以至于最后她都在不断地感叹：“你真的好乐观啊。” 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去接受这份“别无选择“的豁达和乐观。我退掉纽约的Airbnb，重新回到明尼苏达的公寓。11月4号早上，我和室友从前一晚郁闷的宿醉中醒来，看到了美国大选里民主党逆风翻盘。也就是那一天，能够只凭核酸报告就能离开美国去第三国转机的最后一天，旅行社帮我刷到了票。从得到消息开始，我没有吃饭和喝一口水，把一切都拿来赌上了这张机票。我来不及跟任何朋友和教授告别，来不及收拾任何行李，只带上了电脑和护照和一个装了几件内衣、一件毛衣、一条牛仔裤和几本书的箱子，把在美国生活一年半所有积攒的家当全部留在明尼苏达的公寓，交给了室友（现在，感谢我靠谱的美国室友，它们在回国的路上）。早上，我急匆匆地做了一个加急的核酸检验，还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就坐上了去洛杉矶的境内航班。落地洛杉矶的时候我才收到了核酸阴性的检验报告，也就是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要回家了。何圆圆离开洛杉矶前往首尔的飞机留影到达首尔仁川机场后，终于换到了去上海浦东机场的机票，之前害怕又再一次带给家人空欢喜的我，此时才敢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计算着美国时间，问我: “你为什么这么大晚上还带着一个口罩在外面走?” 我才告诉她我到了首尔。那个瞬间甚至有些蒙太奇，脑海的画面里我穿着适应明尼苏达气温的羊毛外套在炎热的洛杉矶过安检，身边是首尔的半夜，空旷的机场大厅里面，到处都是24小时免税店，人们说着我听不明白的韩文。而手机视频那端的国内爆发出尖叫，妈妈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在恭喜我做到了，音量传递了他们的狂喜。在洛杉矶机场，我给朋友们写下一段话：“因为航空新政策而匆忙离开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旷野中无依无靠的我，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但也因为票出得太突然，没有机会跟这些给了我归属感的朋友和老师们好好的告别。只好在处理完繁琐的登机手续之后，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发短信和打电话，第一个电话完我整个人就不行了，想起了很多过去生活的碎片，在机场哭得路人侧目。在洛杉矶机场156号候机厅，你可能会看到人群里面一个亚裔姑娘在呜咽着说着不太清楚的英文，很别扭地在哭，口罩盛住了她的眼泪。擤鼻涕的时候，一个用日文打着电话的大叔嫌弃地离开了原来的座位。她用纸巾擦干净了脸，换了新的口罩，把机票从背包里掏了出来，准备排队进机舱。不管怎么样一段新的生活肯定是开始了，希望勇气与我常在。”02留美学生：为何大学网课是“谋财害命”？美国疫情暴发的时候，李语秋是在埃默里大学上学的大三学生。疫情中，她暂停了学业，回到国内一家NGO实习。最近，她给学校校报写了一封信，细数网课的“罪过”。给所有在网课中挣扎的学生的一封信：恭喜你成功地在这个网课地狱里坚持了这么久，真是辛苦了！我不知道你下学期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再也不会上网课的。在这封信里我会详细讲述我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如果你的学校也准备下学期继续线上教学，我劝你读一读这封信，思考一下教育的初衷，以及网课是否违背了这个初心。简而言之，我认为网课违背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学不到知识，还谋财害命。在我们申请大学之际，我们都被中介或者学校的老师问过：“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你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什么？”我不知道诸君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一直是：我想多了解我感兴趣的专业和我感兴趣的其他知识。在我作为埃默里大学学生的前两年里，我一直奉行着这一观念。因为好奇，我上了一节哲学课，随之把社会学专业转成了哲学社会学双专业。因为感兴趣，我在大学期间还尝试了许多非本专业的有趣课程，例如现代舞、俄国文学、室内攀岩、拉丁语、艺术史、藏语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正是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我看到了一个比我见识的世界更广阔的天地，我认识到了文化间的不同，也看到了人世间相通的苦难和喜乐。如果我不曾上过大学，也许永远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有机会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有趣的知识。但是网课剥夺了所有这些大学该有的体验。网课和面授课实在大相径庭，不仅仅是作业量大幅加码，学会如何使用网课系统反而占据了大部分学习时间。本学期我只修了12个学分（4节课，最少课量），但平均一周就有5个不同类别的作业要交。然而在以往的学期里，当我修21个学分时（6节课，几乎是课量上限），作业也至多是一周2项。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上的课大多是文科课，而文科评分又主要依赖于上课发言以及期中期末的论文。不过不止我一个人觉得网课是劳心劳力学不到太多知识。我的两个美国同学也这么认为，一个说自己整天焦虑担心自己少交了作业，另一个天天因为教授们参差不齐的宣布作业方式（有的用网站，有的用邮件，有的只在网课时宣布）而花了大量精力在找作业上。整个学期与其说是在学知识，倒不如说是在和作业进行障碍跑，与学习这一意义背道而驰。青海玉树，李语秋在工作的地方远程上学校的网课从我这一学期的经历来看，学到的知识和提升的眼界相较线下课程实在差距过大。但网课的缺点却不仅仅止于无法提升学识，作为高等教育，它在满足结识人脉、拿到文聘以及和朋友享受生活方面都没有过人之处。首先，网课完全不能满足学生想要认识更多同学的心愿。尽管我上学期的每节课都有要求小组合作，但是一学期下来，我对于我新同学的了解也只限于他们的名字、时区以及写作风格。无法面对面的相处，实实在在限制了我们社交的可能。其次，如果你上大学的目的是最后拿到一纸文聘去求职，你也并不一定要委屈自己上网课。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许许多多的学校和公司都经历停摆，即使你选择在这时不上网课，相信大部分的公司和单位还是会理解的。而且，网课时期的成绩忽上忽下不好预测，拿到低分的可能性也比线下要出很高。如此来看，网课反而可能是一个让GPA不升反降的选择。再者，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些对于大学社交生活的憧憬只能在这个网课时期沦为泡影。国内，上课的同学们可能隔着好几个省，在国外，学生们每一次的社交都冒着可能被传染新冠的危险。综上，网课其实并不能满足大部分学生对于大学教育的期待，不仅不能满足，网课甚至还要赔进学生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一场病毒大流行里最需要注意的难道不就是健康吗？在健康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学生。我在3月份回国，开始远程上网课。我本来以为，自己的课程是周一和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多，应该不会太影响睡眠。但学期开始了之后我才发现，由于上课时精神高度集中，下课后很难马上放松精神入睡。每次上完课，我都需要缓个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于是我这个学期的平均入睡时间直线下降到了凌晨三四点。但同时我又试图兼顾早上9点开始的实习，并与我身边的家人同事过一样节奏的生活。于是不上网课的时候，我又十分努力地按照北京时间作息。然而刚刚调好的睡眠时间又会被新一周的周一完全击垮。网课的不规律作息让我的生物钟完全混乱。但是我已经算是留美网课生中幸运的了，我的许多同学的课表都是凌晨3到5点的。大部分人的睡眠直接被切成两段，三四点时要起床听75到90分钟的课。这种授课效果不言而喻，但严重影响睡眠这一点就给留学生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青海玉树，李语秋在新翻的地里背拉丁语我自己也能亲眼看到这种危害。据我所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生，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开始出现月经不调。月经是否正常是女性判断自身健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时，我开始惶恐网课到底对我的身体还造成了哪些我不知道的危害。我更觉得悲哀，我既然意识到了网课在迫害我的健康，我竟然对它束手无策，眼睁睁地任由它破坏。而且令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我竟然还是花钱买罪受。高昂的学费一点没有因为改成网课而减少，我每每想起这些总会觉得，网课实在是“谋财害命”的存在。我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你也能思考一下，这样无法满足教育初衷还谋财害命的网课是否是必要的，下一个网课学期是否还应该继续。我希望大家都去为自己的健康考虑，如果有可能找到工作或志愿者机会，诸位可以选择去用下个学期做一些对自己和社会有益的事，而不是继续在网课里无意义的挣扎。祝好李语秋03留英学生：疫情摘掉了我的“滤镜”2019年，古典赴英国卡迪夫大学读新闻学，2020年拿到硕士学位。疫情中，他的留学生活因停课慢了下来，然而回国后，他发现世界在他身边加速了。很多人会觉得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很惨，但我回想起在英国滞留的那段日子，反而是我今年（注：2020年）最开心的时候。当时的课业压力很大，我很想歇一歇喘口气，正好学院因为疫情停课了。于是，我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做一到两道菜，在码论文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时间发呆。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段学生时光了，我要抓紧时间，及时行乐。英国的lockdown政策不严。到了夏天疫情稍稍好转的时候，我开始跟朋友在公园见面，野餐，躺在草地上聊八卦，聊到西边的天空被染成紫色，然后告别。那真是我人生里最惬意的夏天，没有奔忙，没有失意，好像除了慵懒也没有其他的打开方式。古典在英国疫情间和朋友见面的公园在这种 “恬不知耻” 的静好里，我甚至都没察觉到我身处在一个被疫情颠倒的世界里：大量的人失业，而政府的救济金没法马上到位；英国的GDP下降25%，比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威尔士的医生和武汉的医生一样崩溃，甚至拿垃圾袋当起了防护服......新闻里描述的英国好像是个平行时空。我认识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过着和以前差不多的平静日子。真正的兵荒马乱，从回国找工作开始。疫情首先影响了我的实习。由于一直买不到机票，我被困在英国，直到7月份才回来，错过了找实习的最佳时期。而我在香港留学的朋友5、6月份就回国了，找了线下的实习工作。我选择了线上实习，给国内一家媒体作助理，也给美国的一个小媒体写过几篇英文报道。但因为见不到人，缺少面对面的线下交流，感觉只是纯粹在完成一些任务。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媒体岗位都没有开放。8月，我在北京投了一圈媒体，全部止步于面试；9月，我跑到广州的一家杂志社实习，渴望一个转正的机会，熬了一个月后又逃回了北京；10月，我改变求职期望，把目光投向中小型媒体，面了两个都中了，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家做创投报道的行业媒体，目前仍在试用期。有一段时间，我失落，抑郁，觉得自己无论在哪都是个边缘人。在英国的时候，这种边缘感来自于肤色和语言。买东西时遭遇白人店员的不礼貌，我怼不回去；当地同学开心地说笑，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做心理咨询时，用英语表达不清楚自己的困惑；去医院里看病，听不懂医生的指示......在这些微小的瞬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像个二等公民。回国之后，这种边缘感没有减轻。一个学人文社科的留学生，很容易满脑子星辰大海，喜欢依附在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里解构这个世界。但一扔到求职的汪洋里，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没有丰富的经历，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也不懂得如何在面试里表现得自信和强势一点。在杂志社实习的时候，我每天在潮汐般的挫败感中匍匐前行：找不到选题，写不出稿子，觉得这里不需要我。后来，我有幸在广州和黄灯老师聊了一次。那时，她写的《我的二本学生》在网上引起热议，我就找她聊了聊年轻人的出路问题。在教育红利不断消失，就业环境愈发严峻的今天，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她当时说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你们这些好学校的孩子，不肯给自己试错的时间。人生里就是有一些日子，你会犯错，你会停滞不前。没有谁能一直顺下去的。”我忽然意识到，无论是在英国的那段平静日子，还是边缘感，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想象。总有一些人冲锋陷阵，我的平静完全是他们的坚忍和牺牲托举出来的；我也没有边缘过，只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普通人，不过是有幸见到了星辰大海的样子，但我也没有因此而闪耀。如果说疫情对我有什么改变，那大概就是我摘掉了更多的滤镜，比以前更了解生活的真实模样。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平，但也没有那么绝望。在一次次自我推倒和重建后，我终于有了再出发的勇气，去做一个更丰盛的人。04留意学生：疫情“把整个计划都打乱了”24岁的纪米在意大利米兰伦巴第地区留学，疫情中，他结束了学业，回国工作。以下是他在意大利的见闻。应受访者保护隐私的要求，纪米为化名。3月时，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算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除了进超市买菜政府要求强制戴口罩，街上戴口罩的本地人并没有很多。最先对当地疫情有警觉的是华人餐馆，即便生意不错，华人餐馆也纷纷关门歇业来尽量减少聚集与接触。这苦了我们这些靠中餐过活的华人留学生，学校周边有家很好吃的中餐馆，疫情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吃过。可能因为清楚国内的讯息，中国留学生在新冠防护上都非常谨小慎微。每次买菜回家后，我都会把外套提到门外先用酒精从上到下做一遍消毒。可能意大利人天生乐观，即便总理孔特宣布封城，本地人也并没有太遵守，依旧遛狗运动晒太阳，一切“岁月静好”的模样，网络世界得到的讯息与公寓窗外看到的场景让我有种割裂感，新冠可能没有网络上说的那么严重？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口罩很不好买，欧洲没暴发疫情前，我去米兰跑了两次都没买到。也有意大利人因为新冠疫情歧视中国人。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老人看到我是中国人，就让我离他远一些。意大利在欧洲是小国家，本就有点排外，这件事情算是导火索。3月20日，排长队去超市的当地人当地真正的改变是在5月，相较于3月中不到五万人的感染数，5月时的感染人数几乎比三月感染人数翻了四倍多，街上戴口罩的人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我想不断新增的确诊让这些本地人也开始害怕了吧。2月伦巴第地区发现疫情停课时，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觉得停一周或两周就差不多了，想着可以休息看看书，没想到后面情况麻烦，把整个计划都打乱了。与原本规律的上课和去图书馆相比，在家上网课让我难以集中注意力。很多时间花在了漫无目的的游荡中，我常常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会儿翻下手机，一会儿看下新闻，整个人特别颓废，效率非常低。我知道学业压力很大，但就是不想学习，不干正事地胡思乱想。会想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自己人生未来方向是啥。因为不太懂意大利文，我的信息相较闭塞些，对当地的疫情进展的新闻不能第一时间得知，所以会很焦虑，不知道未来怎么办。学习体验变得特别糟糕，因为我的专业是需要每天沉浸在学习的知识点内，做研究和学习占据了我每天的大部分生活。就好比当你把一个事情，不管是学习还是事业，作为生活中一个重心，那当你的重心因为外力出现一点点哪怕很小的问题时，都会觉得反馈过程把小的问题放大的特别严重，会特别有挫败感。5月份的时候，我开始查询回国的航班，为回国工作做准备，由于抢机票的时间和考试季重叠，学业的压力与可能无法按时回国的焦虑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些绝望。研究生的学业本就非常紧张，疫情打乱的学习节奏更是雪上加霜。回国很难买到机票，国家不时更新的政策又让回国的难度加大。同一间公寓里的两位舍友在3月9日晚知道意大利总理孔特发布封国的信息后，随即预定了当晚接近凌晨的航班，并匆匆只带上了手机钱包护照等随身物品直奔机场。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反应有些过度，现在看来反倒有先见之明。05留英学生：三趟有惊无险的航班，五次核酸检测赵亚杰在英国剑桥大学读遗传流行病学博士。为了学业，他回到国内过年后又再度前往英国，赶上英国的病例爆发期，直到封城结束才有机会回国。线上跟进项目的过程中，他发现疫情也在悄然改变着学者们的工作习惯。三趟有惊无险的航班，五次核酸检测，这是他在疫情年的 “奇幻漂流”。故事要从2020年一月份开始，在国外从本科读到博士的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国过年，难得读博之后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向导师申请了两周假回国过年，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决定为我开启了魔幻的一年。回国是在2020年的1月20号，买机票的时候还不知道“人传人”的消息。为了省钱，我买了路线曲折的转机机票，经伦敦到三亚，再回北京。当时我还顺便预订了回程机票，想去武汉玩儿半天吃个热干面再回去，就选择了北京-武汉-伦敦的行程，结果那两张机票到现在还是未使用的 “open” 状态。虽然退了票，但一直残存在系统上，永远无法成行。落地北京，打开手机跳出来的就是各个APP推送的专家组宣布病毒人传人的新闻。说来也巧，我们航班的前一班就是从武汉飞来北京，当时在行李传送带前的人们大多都已经戴上了口罩。我刚从英国回来，手边根本没有口罩，于是站得远远的，等从武汉来的乘客取完了行李才到传送带旁边，这算是和新冠病毒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假期最终也没过好，过年安排因为疫情全盘打乱，只能宅家和导师们开线上会议。原本打算回英的计划也因为武汉的封城而搁置。一次和第二导师开完电话会，她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在国内这么久，进度已经比其他人落后了。” 那时候，他们可能还觉得这种病毒只会在中国蔓延，其他国家并不会受到影响。不得已，我开始定返程的机票，北京直飞伦敦。2月11号回到剑桥，我按照导师要求开始14天自我隔离。本来按照英国官方的要求，除了去过武汉的人需要隔离，其余的人都不需要，但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地点在医院里，导师要求我隔离。不过这种隔离也没有强制措施，全靠自觉。这时，英国的疫情在不断地恶化。当时我在群里和同一届的英国博士说疫情有多严重，英国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之后，他不屑一顾甚至略带嘲讽地说：“难道像中国一样封城吗？” 没想到这哥们儿一语成谶，没过多久英国就全国性地lockdown（封锁）了。全国封锁之前，各个学校都接连宣布暂停线下授课，但是牛津和剑桥学期短，一直撑着，想熬过这个学期然后再让学生回家，结果周围的很多同学错过了购买机票的最佳时间点。趁机票价格还没有飞涨，我买了3月23号新加坡转机回国的机票。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带了一大包鞋套、手套、护目镜，为了轻装简行连托运行李都没带。然而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出发前一天，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转机，我赶忙买了第二天伦敦-迪拜-香港-上海的机票，没想到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禁止转机。之后回国的选项就很少了，又咬咬牙，买了一张下个月国航的直飞，结果 “五个一” 政策不期而至。（注：3月26日，中国民航局发布通知，要求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简称“五个一”政策）很遗憾，这张机票最后也被取消了。航班取消了这么多次，整个人也都没什么想法了，而且直飞和包机的机票都近乎天价，只能和英国人民共存亡，就地抗疫了。开始时候还算是岁月静好，但长期独居后，无论是睡眠还是精神状态都在不断恶化，期间还感冒了很长时间，也曾担心自己不幸中招，但万幸核酸检测是阴性。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七月中，那时英国的疫情已经因为封城得到了有力的控制，限制放松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去市中心的麦当劳买了巨无霸套餐，然后躺着国王学院门口的草坪上，看着周围往来的人群，有一种疫后余生的感觉。赵亚杰在英国屯的防疫用品当时是一个全球疫情短暂缓和的窗口期，回国的航班多了起来，价格也降了。我怕再憋着出问题，就决定回国。七月初开始填健康码（那个时候还不需要核酸报告），买了直飞到广州的单程机票，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在广州隔离结束后顺道在市区逛了逛，看着汹涌的人潮，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间。然而，回国也意味着开启隔着时差的远程读博生活。这场疫情打破了发达国家一直所提倡的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疫情期间和我导师一天的交流比之前一周的交流还多。导师从一开始的 “不要工作到太晚” 到之后在我表示要去睡觉之后说 “把代码提交到HPC上，不要浪费系统运行的时间”，也只是用了短短几个月，大家似乎都适应并习惯了只要是工作时间，就应该并可以在工作的节奏。2019年圣诞，我们所的办公室已经没有多少人，更不要提认真工作，还组织了各种活动，整个所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而2020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项目进展会，连平安夜的前一天都还有项目讨论会。转眼间，这奇幻的一年就要过完了，在辞旧迎新的节点，北京出现了散发的病例，英国高传染性新冠病毒新分支的出现让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真正的曙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降临，但是我们似乎都已经习惯并适应了与病毒共存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确定的依靠。兵荒马乱的2020，真的是痛并快乐着。剑桥大学，有人自发放置了李文亮医生的照片，也有人送上鲜花。拍摄：赵亚杰06留澳学生：离开墨尔本，道别没想到如此仓促2015年到澳洲读研，到2020年回国，来自北京的Rudy Wang 在墨尔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养了两只小猫，也打算留下工作。但5月开始，南半球入冬，澳大利亚的疫情多次反复。疫情改变了她留在澳洲工作的决定，也让她的心随着飘洋过海回家的小猫们起起伏伏。2020即将结束（注：本文写于2020年圣诞节），然而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个开端。这一年，我从南半球回到了北半球，从一个推开门可以看到湖畔的公寓回到熟悉却有些不习惯的父母家里，从每天坐火车去上课变成了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从二十多岁变成三十岁……这一年，唯独没变的是我依旧还和我的小白，小飞侠一起生活。小白和小飞侠是我在墨尔本养的猫，他们是一对儿，一只是纯白色的，另一只有着虎斑花纹。除了进食和睡觉，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互相欠招儿然后扭打在一起，然后再和好再欠招儿。每天清晨，太阳照常光顾家里的客厅，这时的小白和小飞侠就会消停片刻，蹲在猫爬架上思考他们未来的猫生。小白和小飞侠在家中愉快玩耍我做好了留在澳洲工作和生活的准备，向政府申请了工作签，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循环往复下去，平静又美好。咔嚓，疫情来了。5月，墨尔本在疫情的逼迫下实施了第一次封城。刚开始封城的日子并不难熬，我很享受这种安静的生活。我住在离墨尔本市区不远的东南边，这里临着河边，公寓楼下有我最爱的咖啡店。每天起床后，我都会下楼去小咖啡馆买一杯摩卡，和老板寒暄几句。这时，居民已经开始乖乖戴口罩了，而部分没有买到口罩的墨尔本人会用围巾将自己包裹严实。Rudy Wang在墨尔本最喜欢的咖啡厅，在公寓楼下即便在这个阶段，墨尔本人乐观的心态还是为这个萧条时期增添了些温情。有人发起 ‘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活动，人们自发地在家门口或者窗台上放些微笑着的小动物玩偶（刚开始只是Teddy bear）去鼓励其他人积极地面对生活，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一起攻克难关。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活动。这个活动的灵感来自于澳大利亚小朋友喜欢的一本小书，希望人们可以将这小熊微笑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鼓励大家一起共渡这艰难的时期。2020年 7月，南半球迎来近几年最冷的冬天。由于确诊病例激增，墨尔本和北部的米切尔郡7月7日宣布施行第二次封城政策，近500万人被要求居家隔离，持续六周。自墨尔本3月疫情开始蔓延后，我在家空呆了小半年。我看着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却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某一天，我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才发现之前楼下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早已经变得光秃秃了。随着封闭的时间越来越久，我的心境也开始变化。每天闲散的生活让我开始担心，等疫情结束我再去工作，还能否适应社会。墨尔本的疫情看不到尽头，很多企业倒闭，就连开了几十年的老餐馆也无限期关张了，包括我家旁边很火的面馆。我担心，在这种境况下我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因为疫情的影响，体检中心一直无法预约，所以我的澳洲工作签证因为没有提交体检报告而停滞不前。墨尔本封城时的Woolworths超市，澳洲人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疯狂囤厕纸，Rudy Wang当时已经买不到手纸但另一方面，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我不确定回国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段时间，我失眠得厉害，在这些不眠的夜里我就会呆坐在书桌前，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在这里生活的片段。我跟爸妈通了个电话，与他们商议是否要回国。打完电话后已是深夜，我一直睡不着，清醒的大脑飞速运转，这让我崩溃。最后，我下定决心买了9月6号的机票回家。这段日子里，小白和小飞侠是我最大的慰藉，我必须要带他们走。于是一场运送宠物的游击战开始了。7月中开始筹备，帮它们打疫苗、找中介、做检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后预定了8月25日猫咪回国的机票。我想着，猫咪先到家，等我回去后就可以与他们重逢。然而23号的晚上，中介打电话告诉我说不能运送宠物了，因为香港关口关闭，所有的宠物都只能滞留在那边。听到不能飞的消息后，我的心都空了。而这时，离我回国的日期只剩下12天，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别的解决办法。当晚，我辗转反侧，整夜未眠，陷入焦虑的深渊。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其他中介。在无尽的等待中，负面消息接踵而来。新闻报道里，有些黑心中介在疫情期间将猫咪从香港偷渡回大陆。部分中介在进行水上偷渡的过程中，被水警突击检查，就无情地将宠物们扔下海，看着他们淹死。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让猫咪去冒险，所以我决定先将我的猫寄放在朋友家，等待香港关口再次开启。8月30号晚，小猫被朋友接走。当时的墨尔本已经开始施行更高阶段的封城警示，所有人的出行的距离只能在离家的五公里内。朋友只能从政府要到超五公里的外出许可后，以上班为由来我家接猫。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次相见，眼泪不受控制地一滴一滴往下掉。同时，我抓紧时间收拾东西以及办理各种回国手续，并终止了澳洲工作签的办理。之前，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排演与墨尔本道别的场景，但我真的没想到，真实的道别会是如此仓促。9月5号，我坐上了从墨尔本飞悉尼的航班，在悉尼隔离了一天后，再飞厦门。路上的九个小时，我没吃没喝没睡。窗外，澳洲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知道这次离别也许没有期限。墨尔本的机场，Rudy Wang等待去悉尼。留学生其实很多，只是航班太少了，很多留学生毕了业非常想回国，却买不到票。回到家后，我一直惦念着小白和小飞侠。早上起来意识到身边没有毛茸茸的小团子时，心里总会隐隐作痛。11月28号，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从澳洲运送宠物回国的中介。航线曲折颠簸，小毛团子们要从墨尔本飞到悉尼，再从悉尼飞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再从澳门回到大陆。这条路最保险，最安全，但也最波折。两只猫咪的疫苗文件，运送前需要准备很多材料，所以如果是靠谱的中介全部包揽的话，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由于疫情变化，行程推迟了一天。终于，12月18号中午，小白和小飞侠到北京的航班落地。他们被关在巨大的猫咪飞机箱里，瞪大了眼睛看着外面陌生的一切，喵喵叫着。猫笼子里散发着恶臭，笼子用绳网套住，网子外面还捆住了铁丝。小白的鼻子被刮掉了一小块肉，血痕在白色的毛发上显得无比刺眼。内疚感直击我内心，我哭得稀里哗啦。但我庆幸的是他们都还活着，还能叫能喝水能吃东西。送它们洗完澡后，我瘫坐在房间的椅子上，看着他们俩在身边，大脑好像停止了运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12月25号圣诞夜，我坐在办公室里打下这结尾的段落。透过窗户张望出去，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霓虹灯闪烁着迷幻的光。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变得有点模糊，只留下五彩斑斓的小圆点在我眼前若隐若现着。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确确实实回到了北京。这儿有我的家，有我的朋友，有我喜欢的五道营胡同，有我最爱的摇滚乐队，还有放在书柜上面的落了土的吉他。当大家还在感叹2020这一年有多么魔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期待2021年的崭新景象。#木木西里#内容来源：知识分子机械原理：门把手如何工作一个实验解释牛顿的三体问题！985高校追回一毕业生博士学历、学位证书！其身家逾20亿元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