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的博士生

成为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被大家叫一声「大师兄」、「大师姐」，听起来威风凛凛。事实上，从一个科研小白进阶为他人眼中无所不能的开门弟子，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晓。作为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笔者采访了几位有故事的同学，以下是四段以「蜕变、波折、关爱、诱惑」为关键词的分享：01 蜕变男 / 32 岁 / 坐标长沙：跳出舒适圈，读博改变一生本科毕业后的 4 年间，我一直在成都某高校做科研助理。知道这个职位属性的人便了解其中的尴尬及无奈，很少有独立开展课题研究的机会，发展的天花板非常低。在某次课题讨论会上，听完我的报告，一个博士师兄轻蔑地质疑道：你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呢？机械简单地重复实验毫无意义。那年春天我毅然辞职，次年考回长沙某研究所，成为导师的第一个学生。导师年轻有为，回国时带了两个未做完的课题，我们常常没日没夜地做实验，曾创下一周没回宿舍的记录。硕博期间，我以一作身份发表了 3 篇文章，导师也顺利申请到各类基金，在研究所站稳了脚跟。于我而言，比我大 7 岁的导师亦师亦友，相互成就。读博是改变我一生的决定，将过去的一切重新洗牌。毕业后的我成为高校的青椒。科研和教学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在身上，然而我已经有了足够成熟坚强的心智来应对这些困难。时到今日，我仍无法忘记那个师兄趾高气扬的眼神。没有恨或是其他复杂的情感，只是感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将我推出浑浑噩噩的舒适圈。02 波折女 / 30 岁 / 坐标武汉：苦熬之后就是晴天我是导师的第一个博士，也是导师事业发展轨迹的见证人。2012 年我成为导师回国后的招收的第一个学生，彼时的我保送至本校读研、男朋友直博到 TOP1 高校的实验室。我内心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不能输给男朋友，于是我选择了光环加身的导师。那年夏天，「光杆子司令」导师带着我和另一个男生开始了建设实验室的道路。武汉的夏天高达 40 度，地面热得快融化，往身上洒点孜然、胡椒，或许我能成为一盘烤肉。顶着明晃晃的大太阳，我们挨个去考察生物公司，购买试剂耗材，大到价值十几万的离心机，小到几毛钱的注射器，一切尽收心底。带着工人们装修，一起吃盒饭，这段日子过得辛苦充实。实验室硬件建设在成型，可是软件建设却不尽人意。导师回国后选择了与旧日截然不同的领域，开始新的探索，我成为了第一批小白鼠。从基本的实验操作一点一滴学起，反复试错，别人成熟实验室一天能完成的东西，我们需要一周、一个月甚至更久。那时候的我天天逛丁香园等各种论坛，导师是指望不上了，只能从外界获取指导。研二快转博时，我选择留下，或许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林林总总的预警曾提示过我，我只是选择性地忽略了。刚入学时被导师的光环与豪言壮语所吸引，后面才发现导师的博后老板比较厉害，几篇 10 分的文章让他顺利获得教授职称。他自身只是平平无奇，个中细节有过经历的人自然能懂。博士五年加上硕士两年，七年的时光让我身心俱疲，我博士勉勉强强毕业时，导师因未达到考核标准，被学校解除了雇佣关系，转身进入一所没有博士点的二本高校。导师对于我而言究竟是什么呢？往事不堪回首，一切不愿赘述，或许是给我创造了一段酸甜苦辣的时光吧。03 关爱女 / 33 岁 / 坐标青岛：骂我的人是你，帮我的人也是你博士毕业后，我应聘到青岛的一所普通高校成为讲师。评副教授职称时，我的论文指标还没完成，不得已我想到了求助令我又怕又恨的博士导师。上学时，导师曾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骂我很多次，那种被人当众凌迟的感觉令我一度陷入抑郁。和导师打电话时，我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回实验室做实验，不要导师的工资，文章挂我共一、单位共通讯就行。话说出去后，电话那头陷入沉默，我以为会迎来劈头盖脸的斥责。万万没想到导师爽快地答应了，竟然承诺给我独立一作。那晚我和导师聊了很久，讲到毕业后这些年的际遇。她一句「你还是太倔强了，和以前当学生时没什么两样」，我的泪呼啦呼啦地就掉了下来。回想当年，她的确很凶，把作为开山弟子的我骂得最惨，push 得最多，却也倾注了最深沉的爱给我。手把手地教我设计实验，给我一字一句地改论文，包了饺子单独给我留一份。导师第一次当导师啊，当我成为硕导时，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个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的她。04 诱惑男 / 29 岁 / 坐标长春：自己挣的面包和牛奶才香甜和导师出去谈项目时，常有人误以为我是他的儿子。我们身形相仿，都有着一双大眼睛。导师评上教授时已经年过半百，作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对我的关切和看重不言而喻。科研上大力支持我的想法，生活中常邀请我和同门去家里吃饭。一来二去认识了导师的女儿，他的这颗掌上明珠未能遵循他的愿望一路读研读博。大专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体制成为一名会计。导师有意撮合我和她的女儿在一起，明里暗里地提醒我成为他的女婿后的各种好处，比如唾手可得的前途和现成的房车。然而，生活不是八点档电视连续剧，我没有按照剧本和导师的女儿发展。彼时的我和相恋 8 年的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人眼中的捷径。博士毕业后，我和女友申请到国外的博后职位。现在的我仍然会为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或忧虑，然而只要回家看到女友，我便感到无比的安心。导师的庇荫和帮衬很重要，可是对于我而言，和女友一起奋斗得到的牛奶和面包更有意义。成为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福还是祸，因人而异。不管读博过程多么艰难，能坚持下来就已经是英雄了。至少可以骄傲地给师弟师妹说：看吧，目前为止我是陪这台仪器最久的人。

“在校园里如果你们叫我我没有回应，真的不是因为我高冷，是因为我没有听见”，2018年8月，这位被称为“唇语女孩”湖南妹子江梦南到清华大学报到，开始了她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这位漂亮可爱的女孩第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是在2018年，2018年6月22日下午，在吉林大学2018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上， 江梦南正式获得硕士学位，并获得吉林大学2018年度“自强自立研究生”称号，她的优雅和自信让很多同学动容。江梦南出身于湖南郴州市的一个瑶族家庭，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之所以取名为江梦南，大意是希望她梦里江南，享受岁月静好，然而命运却给这位活泼可爱的女孩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她不到一岁时，因病失去了听力，随之而来的是不能说话，因为聋和哑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幸运的是，这位少女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他们执着的陪伴，让这位女孩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不仅如此，身为教师的爸妈，从小教授她学习唇语和发音。俗话说得好，“上帝关闭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外一扇窗”，梦江南从小聪明伶俐，在唇语的帮助下，她不仅和正常人一样完成了从小学的高中的所有课程，而且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为她不想辜负自己的父母，更不想辜负自己。2011年，女孩通过高考进入了吉林省著名高等院校吉林大学，学习药学专业。进入大学后，身残志坚的她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无法自拔，她刻苦专研，她那份自信优雅在大学期间表现得玲离尽致，最终她以优秀的成绩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获得“自强自立研究生”光荣称号，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努力的脚步，同年，喜讯传来，这位青春美少女带着她的唇语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即将开始她的新征程。看完梦江南的事迹，我热泪盈眶，同时也羞愧不已。从小到大，我一直因为自己牙齿长得不整齐而感到自卑，经常自我抱怨，失去了自信，不敢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生怕别人看到，这种情况一直到大学不断学习才有所改变。我为自己的内心懦弱而羞愧，经常抱怨老天对我的不公，为什么没有一副整齐的牙齿，现在想来，就是在为自己的不思进取而找借口。根据大数据显示，越自信的人越容易成功，曾经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然而我却不太苟同，经常失败的人会从内心上逐渐的否定自己，越是失败，越难成功。江梦南同学，是聋哑人，不能说话不能听，然而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断超越自己，活得很自信，很从容，最终收获的是满满的成功和幸福。这本书《自信社交：告别社交焦虑》可以帮助不太自信的朋友们在社交活动中重新收获自信，最终取得成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购买。一个人能否最终取得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是我认为：自信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自信的人会更有好运气，大家认为呢？欢迎评论。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典起草工作。2015年，获得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亚洲人。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作为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唯一学者，高铭暄见证了新中国刑法建设的每一步，并有心记下笔记，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这一探寻法条原意的力作。在推动刑法走向国际化方面，高铭暄同样功不可没，成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倡导关注国际刑法研究，并在人大开设全国首门国际刑法专题课程。自25岁在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以来，先后开设过《苏联刑法》《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等多门课程。作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出63位博士生，多数已成刑法领域领军人物或业务骨干。青年时代进人大读书，至今耕耘在人大讲坛。高铭暄与人民大学66年的缘分，好比京剧《洪羊洞》的唱词，“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人大的全优研究生高铭暄笑称自己为“法门弟子”。年幼时，其父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任书记官，凭借着“法院就像古代的衙门”的感性认识，高铭暄的刑法情结就此种下。1947年，高铭暄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读书，师从李浩培。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不到两年，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浙江大学法学院被当时的省军管会文教部撤销，高铭暄不得不转战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完成学业。尽管经历鼎革，父亲的鼓励与李浩培先生的启蒙，让高铭暄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当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包括民国时期的旧刑法已不再适用。1951年，即将完成北京大学本科阶段学习，高铭暄萌生希望继续学习“新”的、“系统”的刑法知识的念头，“人大是我当时最向往要去的地方，而且就要学刑法。”高铭暄回忆，“人大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心中有崇高的地位。教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新思想、新知识……总之，一切都是新的，这对我很有吸引力。”1951年8月，高铭暄走进人大，被分配居住红三楼，与许崇德、王以真等十几名同学一起过上了“教研室的集体生活”。当时，人大法律系聘请了贝斯特洛娃、达马亨、尼可拉耶夫、柯尔金四位苏联专家先后教刑法学，阵容强大。除了跟随苏联专家更加系统地学习刑法，在人大的两年学习中，高铭暄也第一次尝鲜“课堂讨论”（семинар）的教学方法，老师教学严格加上勤奋好学，高铭暄门门课程都是优。首部专著成手抄本流传1953年，高铭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勤耕七尺讲坛。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开始刑法典起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刑法起草队伍，人大法律系教研室领导和系主任商量后指定高铭暄参与。“我既高兴又光荣，但不胆怯”，26岁的高铭暄很快投入到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收集资料、开会讨论、起草条文、修订……大小会议全程参与并记录。期间，高铭暄将修订过程整理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学习纪要》，作为给学生上课的讲义。1963年，刑法草案修改共33稿；1978年，尘封草案被重新提起。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此诞生。凭借两本笔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学习纪要》，1981年，高铭暄整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个工作人员的札记》一书，成为当时“79刑法”珍贵的辅助读物。恩师李浩培评价道，“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如果欲谙熟我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这部刑法学界“拓荒之作”出版后，很快售完，出版社找到高铭暄建议加印，被高铭暄婉拒，“考虑到1981年开始，单行刑法相继出炉，而这本书并没有包括这些内容，有些滞后，予以修订后再印更妥。”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为此专门手抄整理，民间流传了一些手抄本，这让高铭暄坚持的同时也有些自责。常年晚睡 状态很“燃”人登鲐背犹赤子。高铭暄治学严谨，生活中却有“老顽童”的一面：固执地坚持着常年晚睡的习惯，不甘落后，主动拥抱互联网，还会时不时蹦出几句很潮的网络语言。学生眼里的高铭暄，状态一直特别“燃”。“一天8个多小时的研讨会，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他却能扛下来。我们心疼他，中午要求他休息一会儿再开始，他有时不听劝。”2004届人大博士毕业生朱本欣说。每天伏案工作，高铭暄习惯晚睡，有时候会到三四点，通常也要到一两点。“我的孩子、同学都催我早睡，可事儿干不完呐。年龄虽然大了，身体还是可以。”高铭暄说。高铭暄一如最初的辛勤耕耘，是中国刑法学界硕果累累的保证，其培养的学生成为了刑法学界的中流砥柱，赵秉志、陈兴良等均出自门下。今年，高铭暄在人大培养的最后一位博士曹波毕业，高铭暄为人大培养的博士生已有52位。十三年前就已从人大退休的高铭暄，一直被返聘。“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句话对高铭暄影响至深，“一对照，我达到了，算是超额服役。”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高铭暄■ 对话心要静下来，冷板凳也要坐新京报：你已经“超额服役”多年，是否想过停下来休息？高铭暄：我没有放下什么东西（做学问），纯粹休息的习惯。虽然我不再在人大带研究生、博士生了，学校会给我安排一两次讲座，我跟人大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断。人大需要我的话，我会尽力而为。这也说明我对人大是热爱的，对人大是富有感情的。希望这所学校越办越好，这所学校的历史是光荣的，我也希望它能继承这个传统办得更加出色。新京报：可以给当代专注刑法学领域研究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高铭暄：我跟年轻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的优点很多，比如观察问题比较敏锐，记忆力强，外语出色，使用电子信息工具比我们好。年轻人做学问，不要浮躁，心要静下来，冷板凳也要坐，要下工夫解决问题，力求全面、系统、深入。有些人快倒是快，写东西经不起推敲。做学问的诱惑很多，不要被这些诱惑所左右，也千万不要抄袭。政治上强，业务上精，方法要对，作风要正，文风要好，这是我对学生们的期望，也是多少年来自己的经验之谈。采写/新京报记者 方怡君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磊人物介绍高铭暄，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随后留校任教。1954年至1979年，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1981年7月，出版改革开放后首部法学学术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83年5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晋升为教授。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首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1986年，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99年9月，当选为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主席。2001年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15年4月，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2016年11月，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新中国刑法典创制的学者，刑法典的修订，部分刑事立法解释、刑事司法解释的出台，都包含着他的睿智、心血以及追求法治的梦想。他在三尺讲台上至今已耕耘66载，为我国刑法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为我国的刑事法治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还在书斋中笔耕不辍，许多著作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典范。他就是高铭暄先生。9月17日，《法制日报》记者在高铭暄先生的办公室里拜访了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记者面前的高铭暄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眼睛里透着深邃的目光。采访先生，如同阅读一本朴实厚重的法治人生卷帙。少年立志研究刑法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迭”的小渔村里。“我的祖父没读过书，但很敬重读书人。一般渔民人家，早早把孩子送到渔船上，我的祖父却把两个儿子送进学堂读书。”高铭暄回忆说。高铭暄的父亲就读的是一所新型学校——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他远赴上海，在上海特区法院工作。高铭暄出生后，留在家乡跟着祖母生活。1941年，高铭暄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温州瓯海中学(后改名为温州四中)读书，1944年春季考入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高中二年级分科时，高铭暄选择学理科。为什么学理科呢？“我当时觉得学理科以后考大学要顺利些，而且文科也是要考数学的。我选理科不是不爱文科，中学时我就拿定主意，将来念大学要学文科，而且明确要学法律。”他说。1947年夏，高铭暄从温州中学毕业，到杭州与父亲团聚，同时准备考大学。当时的高校没有统一招生制度，每所学校都是自主招生。高铭暄在杭州报考了浙江大学，在上海报考了复旦大学。因为国立武汉大学在杭州有招生点，高铭暄回到杭州后又报考了武汉大学。由于成绩优秀，3所大学都录取了高铭暄。经过考虑，他决定到浙江大学读书。当时，浙江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唯独没有法学院。为了发展法学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教授请来，担任新组建的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我在浙江大学只上了前头两年的课，第一个学期的课程就有刑法总则，是李浩培先生教的，院长亲自上课。”高铭暄回忆说。也就是这一学期刑法课，将高铭暄引上刑法学研究之路。李浩培先生早年留学英国，是国内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在高铭暄的印象中，李浩培先生讲的刑法学对象明确、体系完整、内容生动、逻辑严密，并且与实际生活非常贴近，听起来毫无枯燥之感。“听了李先生的课后，我就暗地下了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高铭暄说。他后来才知道，他能听李浩培先生的刑法课实际上是巧遇。工作以后，他曾与李浩培先生一起编纂刑法学词典。在一次见面闲谈中，两人谈到刑法教学问题，高铭暄说“我的刑法就是您教的”。李浩培先生感到惊异，经过仔细回忆才想起来，说：“那次是因为该上刑法课的时候刑法学教授还没有聘到，所以就自己上了。”“后来我在刑法这方面有所成就，李浩培就对别人讲‘高铭暄的刑法是我教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高铭暄说。除了李浩培先生，父亲对高铭暄走上研究刑法道路的影响也很大。“父亲审理的案件大多是刑事案件，家里的书籍多是刑法方面的，我读书时自然而然受到了熏陶。”高铭暄说。上世纪80年代,高铭暄(左三)与他指导的4名博士生在研讨刑法问题。有幸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夏天，浙江大学法学院被撤销，法学院的学生既可以转系，也可以参加地方工作。“我喜欢读法律，不想转别的系，也不想马上参加工作。”高铭暄说。于是，在恩师李浩培的介绍下，通过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转入北京大学。1949年9月16日，高铭暄告别父母北上，到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读书。到北京后，恰逢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高铭暄作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典，现场听到毛泽东主席洪亮的声音。“我们站在人民大会堂东北角那个方位。”高铭暄感慨地说，“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的荣幸，新中国成立了……从那时候起自己就是新中国的公民了”。在北京大学法律系，高铭暄开阔了眼界。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法学家，如搞宪法的钱端升、张志让，搞国际法的王铁崖，搞刑法的蔡枢衡等。1951年7月，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要招收10名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律系领导在征求他的分配志愿时，他非常高兴，提出愿意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读刑法学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当研究生期间，高铭暄先后接受了贝斯特洛娃等4位前苏联专家的刑法学专业教育，对刑法学有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1953年暑假过后，高铭暄正式脱离学生身份，毕业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至今，高铭暄已经从教66载。参与刑法草案创制“我参加立法工作是1954年10月。”高铭暄说。当时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法制不完善问题日益凸显。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刑法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一眼就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中，刑法是具有重要地位的。9月宪法刚刚通过，10月就开始准备起草刑法。”高铭暄说。1954年10月，高铭暄接到通知，要求他暂时搁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刑法起草工作，那年他26岁。在刑法起草小组，刑法总则部分由所有人员一起制定，大家整天围着大桌子，一字一句地斟酌写条文。随后起草分则部分，依据前期拟定的章节和框架，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小组。各个小组自行组织讨论和撰写，成稿之后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忙忙碌碌的几个月时间倏忽而过。刑法起草小组如期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拟定任务。紧接着是无数次的会议讨论，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到195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这个稿子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第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还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曾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第22稿进行修改后，作为刑法草案公布试行。但不久，因为种种原因，刑法起草工作中断。刑法起草工作再次启动，是几年以后的事情。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不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同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全面启动，高铭暄再次放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上班。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他们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令人惋惜的是，因“文革”等原因，刑法草案第33稿被束之高阁。2016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授予高铭暄教授(右)名誉博士学位之后,高铭暄教授和早稻田大学西原村夫教授共同主持学术会议。见证首部刑法典颁布1969年下半年，高铭暄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大部分师生先是参加京郊一家炼油厂的建设，接着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但无论处于怎样的逆境，高铭暄都没有改变研究刑法的信念。1971年，高铭暄等中青年教师被调回北京，到北京医学院工作。他被分配到医学院院部机关的教务组，负责医护班教学的管理事宜，后来调去负责宣传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同年10月，高铭暄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回到学校后第一件事，高铭暄就直奔法律系保密资料室，查找当年存放的参加立法时留存的资料。在参加刑法起草时，高铭暄深深感到担负的历史重任，自觉详细记录刑法起草过程中每次会议的情况，厘清每个条文、每个字句改动的前因后果，保留中国刑法发展的历史印记。每次会议结束，他都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把会议记录整理好，记满了好几个本子。立法过程需要大量参考资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曾经向社会各界进行资料征集，然后发给参与立法的人员。所有资料高铭暄都认真保存，按照先后顺序装订成册，叠起来有1米多高。临下放时，他将这些资料交到法律系保密资料室保存。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批资料被烧掉了。“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怔怔地发呆。”在高铭暄看来，新中国早期很多重要的刑法立法资料就这样湮灭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78年10月，中央批准由中央政法小组召开法制建设座谈会，确定由陶希晋负责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单位以及各个法律院校的专家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进行修订。刑法草案修订小组随即成立，在小组成员中，唯有高铭暄和高西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是刑法草案自1954年起到1979年间起草过程的亲历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刑法草案修订小组就拿出讨论稿，然后进一步征求意见，带着征求意见，再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在对刑法草案进行修改时，高铭暄的多个建议和意见被采纳，例如关于抗诉的提法。“抗诉”源于前苏联刑事法中的“抗议”，但在中国，由检察院对法院提出抗议，显得很不妥。高铭暄提议改成“抗诉”。这个说法被采纳后，一直沿用至今。刑法草案修订工作从1979年3月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持进行，法制委员会拟定出的刑法草案稿在1979年5月29日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审议通过。1979年7月1日，刑法草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开会当天，高铭暄和大部分参加刑法草案修订工作的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待命。高铭暄清楚地记得：“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看着会场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代表一致鼓掌通过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定稿后的刑法典，共有条文192条，其中总则89条，分则103条。”“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自此拥有属于自己的刑法典了。”高铭暄说，刑事审判终于实现有法可依。从1954年参加立法到1979年刑法典颁布，高铭暄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两鬓零星添白的中年人，他已记不清到底和大家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提了多少意见和建议，搜集整理了多少资料，对每一个条文进行过多少次的草拟、修改和完善。推动刑法日益完善刑法典出台后，由于社会形势变化太快，加上刑法典本身的一些缺陷，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作出重要修改、补充和完善。1981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25部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的创制过程，我大部分都参加了。”高铭暄说。与此同时，刑法典的修改工作提上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起草“刑法总则修改稿”，由高铭暄负责成立修改小组。截至1994年9月，修改小组先后提出一份刑法总则大纲和4份刑法总则修改稿，提交给国家立法机关作为参考。1996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官方版刑法总则修改稿。在高铭暄看来，此次修订，有几件大事值得回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革命罪的废止。高铭暄提出，反革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直接纳入法律条文，会在具体司法活动中产生各种不便，比如会成为某些国家恶意中伤我国的口实，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也会以此为理由庇身于其他国家躲避惩罚。因此，高铭暄和持相同意见的学者多次向立法机关建议，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但要在刑法中彻底消除已然存在数十年的反革命罪，困难重重。高铭暄等人的建议遭到个别学者的激烈反对。学术争论迅速升级，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1995年，高铭暄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文章，白纸黑字写下应当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推动下，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典修订草案中，反革命罪被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法典公布后，这寥寥几个字的改动，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自1998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1个单行刑法、10个刑法修正案、13个有关刑法的解释。高铭暄参与了大部分单行刑事法律和刑事立法解释的草创活动。“我还参加了部分刑事司法解释的起草、修订和研讨咨询工作。”高铭暄说，此外，还一直关注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比如倡导在我国实施赦免。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八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199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高铭暄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商议，认为这是一个启用赦免难得的时机。他们征求全国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后，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建议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201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高铭暄和他的团队再次向有关部门提交一系列关于特赦的研究报告。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4类人员实行特赦。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这是我国自19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实行特赦。2019年6月29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对9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研究开创数个第一在参与立法之余，高铭暄潜心求索学问。1981年7月，高铭暄将立法工作中的笔记加以整理，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法学专著，详实记述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起草到颁行的25年艰辛历程，出版后深受欢迎，1.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还出现了手抄本。不久，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云集北京，他们受司法部委托，将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铭暄被推荐为此书的主编，由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高格担任副主编。这本书出版后，颇受推崇，印数突破150万册，创同类法学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1986年11月，高铭暄主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付梓，成为我国法学领域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学科文献性著作，为法学各专业研究综述的写作和出版树立了典范。1994年10月，高铭暄主编的法学专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这套倾注他10年心血的著作，集纳了我国刑法总则理论领域的重要成果，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2012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出版31年后，高铭暄下定决心对这本书进行修订，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一上市即告售罄。在数十年生涯中，高铭暄的刑法学思想为中国刑法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高铭暄谦虚地说：“我写的书受人重视的有几本。我觉得，出书要出精品，要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流传，就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在国内，高铭暄致力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特别是刑法学科的发展；在国外，高铭暄努力提升我国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1999年9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上，高铭暄当选为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兼任协会中国分会主席。2015年4月，高铭暄在联合国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这个奖素有“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之称，颁发给一位中国刑法学者，具有历史性突破意义。教学工作是高铭暄的本职。高铭暄对记者说：“从1953年到现在，我都在课堂上教书。我喜欢上课，这辈子就是吃教学这碗饭的。”66年来，高铭暄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还为进修生、电大生、法官、检察官学员班讲课。因此，说他桃李满天下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出差时，碰见一个人，那人说：“我是您的学生啊，我在某一年听过您的课。”1983年5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高铭暄晋升为教授。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高铭暄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结束了新中国自己不能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截至目前，高铭暄已培养出刑法学博士64人，另有3人正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指导的博士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姜伟，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13年11月15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右)专程到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看望他的老师高铭暄教授(左)。2001年，高铭暄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今年9月17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高铭暄对记者说：“此次成为法学界唯一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祖国，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高铭暄认为，自己获得这份荣誉也要归功于法学界，归功于所在单位和同事们，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自己也做不出这么多事情。“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对我来讲是鼓励和鞭策，荣誉本身意味着责任，荣誉越高，责任越重。我91岁了，今后更要以身作则，继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高铭暄说。记者手记9月17日上午，当记者提前10分钟赶到高铭暄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他那中气十足的说话声。此时距离记者第一次采访高老已有13年。在此期间，记者多次见到高老，他的声音始终充满力量，他的身体依然硬朗，从他的身上看不到老态龙钟，从他的言谈、思维和反映出的思想上，也感受不到些许落伍。在高老看来，这是他从少年时就开始唱京剧的缘故。唱京剧用的是丹田之气，唱完以后满身发热，既锻炼身体，又愉悦心情高老说，一个人在职业、专业职务之外应当培养一些健康有益的爱好，坚持下去，不断学习。可以说，京剧这个业余爱好是伴随他的学术事业发展全过程的。高老对京剧的爱好及其感悟，何尝不是他刑事法治人生的写照？来源：法制日报编辑：渠洋 朱婵婵

2019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发布2020年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据统计，本次公示的拟录取名单共计52人，相对于2019年的60人、2018年的55人有所减少，但是比2017年的40人还是多不少。据悉当前清华大学法学院共有专业教师67人，其中教授36人，副教授29人，助理教授1人，讲师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56人，90％以上的教师拥有在海外长期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这样看来，2019年并非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招生。翻阅清华大学2019年发布的2020年招生目录，共计有51位博导有招生计划。基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推测出部分在招生目录中的博导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学生，因为刑法学博导5人，招生7人，这样其他专业的46位博导共计招生45名。从当前公示的拟录取名单来看，202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在比较法学、法律史、法社会学、法学理论、国际法学、环境与能源法学、经济法学、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体育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14个法学二级学科下招生。各个专业的招生人数分别为比较法学3人、法律史2人、法社会学1人、法学理论3人、国际法学6人、环境与能源法学1人、经济法学1人、民法学9人、商法学5人、诉讼法学4人、体育法学1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5人、刑法学7人、知识产权法学4人。对应的参加申请考核复试的人数分别为比较法学5人、法律史4人、法社会学2人、法学理论3人、国际法学6人、环境与能源法学3人、经济法学4人、民法学13人、商法学12人、诉讼法学7人、体育法学2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7人、刑法学13人、知识产权法学8人。即共有89名考生参加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年的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52人，录取比为1.7：1。清华大学法学院自2017年起正式全面实施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方式，最近几年博士报名时间均为8月底9月初，并于9月中下旬开展复试工作，10月底正式公布拟录取名单。从近年来的招生情况来看，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招生的竞争难度逐年加大，往届生越来越不占优势，特别是该院的英语成绩要求令很多考生达不到报名条件。因此建议想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考生务必尽早准备，及时联系目标导师。以上是对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年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的简单统计分析，希望对广大考生有用。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章作者小编，今天就和小伙伴们聊一聊她，一个叫石晨曦的女孩，她今年26岁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我国准精算师。曾获2016年博士国家奖学金，并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布了很多篇的论文。但是这么优秀的学霸，后面选择的归属，真的令人深思，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她是一名超级学霸，曾2次得到国家奖学金，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工作能力十分强。她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引领者，而且她受到大家的关注不只是她在学术研究层面的造诣外，还由于，她自己挑选了到柏林禅寺去修习（历时7天的暑期夏令营）。针对本次到柏林禅寺修习，石晨曦的话是：“从早上起來一直到入睡，除开中午用餐的時间，始终在电脑前面，看参考文献或是看统计数据，针对我而言，我觉得它太过单一化，觉得很乏味，会觉得茫然。”另外，即便在成为博士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后，在接受访谈时，石晨曦在提到自个在学术研究层面的低潮期的那时候，这般说到：“有时候感觉仿佛觉得科学研究看不见发展方向。再或是，稿子投出去但是一拖再拖没有回应，这时候就会猜疑自个。或是有的时候也会心生顾虑，感觉科学研究了这么多年，要是出不来結果该怎么办呢。综上所述就是说有某些心理状态上的阻碍。搞科学研究会有很多长期单一化的反复工作中，会较为枯燥乏味。这类枯燥乏味感针对女孩而言，或是针对之前不常常搞科学研究的人而言，有时候会有一些无法忍受。”还有，她不但令人感叹，学术研究之途的艰苦，这就是所谓的“板凳坐得10年冷”。人们眼里的“天之骄子”，文凭金字塔顶端的这种人，她们心里所承受的诸多工作压力是许多人确实没法感受到的。在人们羡慕别人的荣耀时，许多时候忘了，这些人都处在比平常人多出许多倍的努力！与此同时，也令人禁不住想到，不久前的一则消息：30名研究生，来源于祖国的大江南北，都是一般的上班族，有的在大学当过老师，有的是银行员工，还有的是外资企业管理层，这里面非常高的薪资都超过百万，可是他们体会不到幸福快乐，找不着心里的平静。因此他们一同决定在四川省的云海寺剃度出家，重振云海寺以往的面貌。那时候这则新闻报道造成了强烈反响，强烈反响的聚焦点是：做为文凭金字塔式的这种人，到底为什么要挑选那样其实违反常理的生活方式？生活和生命的实质性意义到底是什么？小编觉得，其实大家认真的静下心来看，不管任何岗位，任何荣耀，我觉得全是外在的一种标签，而自己好像能在复杂多变的人世间安顿好自个的心里世界，算是更为本质的。由于，人们终归還是要回归到自个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心里世界是可以随意变化的，在应对外界世界时，才算是有纪律且有力量的。好了，今天的文章就讲述到了这里了， 如果小伙伴们想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在看留言区留言哦！

我们普通人的一生都是有规则的，依照既定的路线求学、工作，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之前也有这样的“神童”，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位“神童”，他10岁高考16岁读博，08年逼父母在北京买房，但是现在看来眼光不一般。16岁的在读博士生逼父母在北京买房！如今看来眼光不一般小的时候，假如小时候有很多成绩优秀的孩子，一定会成为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在这以前，之前出现很多的神童，他的名字叫做张炘炀，他一直生活在普通的家庭里，在张炘炀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水平。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阶级，不过父母二人一直很重视张炘炀的学习。自小便与众不同的神童张炘炀是我国大学生中就读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考上博士年龄最小的一个天才。张炘炀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一直深受别人的喜爱，两岁时就已认识一千多个汉字，在别的孩子开始看动画片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读书识字。在父母看见孩子在知识方面异于常人之后，就想要更好地培养他，也不想辜负孩子的先天机会。所以在张炘炀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培养他的数学、英语还有学科的能力，系统的给他安排学习教育，而他也不负父母所望。张炘炀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悉心教导，因此在小学刚刚开始的时候，张炘炀的知识程度就已经达到了五年级的学习水平。所以张炘炀在入学一年后，就决定给孩子辅导各种的机构。即使张炘炀的年纪在班级里是最小的，但是他的成绩并不是最落后的。所以“神童”的事迹告诉我们，没有先天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后天不用心的父母！上面这个忠告都来自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书信，他把自己一生的智慧通过写信的方式流传给了家族后代，薪火相传的智慧，让这个家族富过6代，跻身成为了最富有的富豪。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指的是自古以来，富裕人家皆传不到三代就会没落。洛克菲勒不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父亲，他的家族始终传承成功家风，延续了六代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家族之一。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他指导孩子一定要学会敬畏金钱：洛克菲勒家族有一句名言：把你所有的钱当作辛苦钱。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而洛克菲勒家族至今已经富过了6代，最后的最后也没有这个家族也没有发生过矛盾。家族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深知财富可以造就人，有时候还会诋毁人。现在，经过改正，约翰洛克菲勒写给子孙的信一共有38封，集合成了《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这本书。把老洛克菲勒激情澎湃的创业史都融会连通了进来，可以说是了洛克菲勒家族的信条和智慧的结晶所在。在美国，这本书被多数富商们捧为教子育人的经典著作，比尔盖茨之前多次向人们推荐这本书，在其中学到了很多。据了解到，这本书还是李嘉诚的枕边书，王健林之前这本书当作儿子20岁的礼物。这些商业大佬如此追捧，还能证明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现在这一本书只要36元，一顿汉堡的钱，给孩子读还是自己读，都是不一样的看法。

2017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6集政论专题片《法制中国》，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那么，你知道我国的法律是怎么制定出来，又是被谁制定的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位法律“拓荒者”——高铭暄。他是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9月29日，他被授予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高铭暄，1928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父亲从事司法工作。受到父亲影响，1947年，高铭暄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后由于浙大法学院停办，转入北大继续学习法律专业。毕业后，正值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要招收10名研究生，高铭暄选择继续深造，之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工作。25年、38稿，拟出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54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高铭暄，就加入了我国刑法起草的班子，他们用了25年时间，前后修改了38次，才于1979年正式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刚刚成立的班子里，只有高铭暄一人是法学专业出身。此外，第一部《刑法》属于从无到有，因此整个小组毫无经验，也无从借鉴参考，只能从成千上万起案件中收集资料和调查。1957年，第22稿终于修改完毕，但因为一些原因立法工作不得不中断。1962年，刑法修订工作重新开始，就在他们全力以赴拿出第33稿时，因为一些原因又停滞了十几年。直到1978年，《刑法》立法工作第三次开始，在此前的基础上修改了5次后，终于获得通过，那天的高铭暄激动到了极点，而此时的他已经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老人。30余年培养67位法学博士高铭暄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一个法学博士学位，这对于一生从事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他来说，多少有点不完美。为了弥补这个缺憾，2016年，已经88岁高龄的他通过努力，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他来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他最喜欢的事是上讲台，他的一生从未离开校园。为我国培养了67位法学博士，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目前刑法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他仍然在“超长服役”，因为他要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希望他们热爱刑法，并以此影响他人。自称是“90”后的他，生活中确实有点“潮”，不仅会用电脑、会玩手机，还会在朋友圈打卡学习英语。还是一位“资深熬夜爱好者”，因为在他看来，工作才是最大的乐趣，不仅不会累，而且能提神。对于88岁还在考博士的高老，你怎么看？欢迎评论。我是胡侃教育，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谢谢。

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 作为新中国刑法的开拓者，高铭暄与很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刑法学教材主编、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学者……9月29日，高铭暄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作为“90后”，高铭暄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学界、课堂。前不久，人民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冯玉军去看望高铭暄，还听他打趣道：“我从研究生到现在已经奋斗了近70年，我还要再奋斗20年。”高铭暄是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的学者。人民大学新闻中心供图见证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提及高铭暄，便不得不说他与刑法的故事。作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刑法起草工作也提上日程。当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赴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通知，这也是刑法立法“首次上马”。1957年6月，经过多次修改，刑法草案第22稿出炉，并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征求代表意见。就在这时，“反右派”斗争开始，紧跟着是“大跃进”，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1962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再次全面启动，新的起草工作几乎把此前的全盘推倒重来。次年10月，立法小组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草案修订工作“落”了下来，第33稿一停就是十几年。直至1978年10月，刑法立法“三次上马”。 经过200多个日夜，刑法起草小组在原来33稿的基础之上又五易其稿。第38稿的刑法典草稿于1979年5月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并提交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审议。“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至今清楚记得这个时间点。“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看着会场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代表一致鼓掌通过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激动到极点了，当时兴奋得很。”经历了漫长的“三起两落”，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高铭暄也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的中年人。“我们的刑法学是还落后，但要有自信”不仅助力国内刑法学发展，高铭暄也是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推动者。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冯军1989年在高铭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赴日本参加联合培养。他还记得那些年中国刑法学在国际学界的窘迫。“1993年10月高老师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德国、东亚刑法学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我看到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用德语同德国学者交流，而中国大陆学者只能通过并不顺畅的翻译表达自己想法，也没人想认真听中国大陆刑法学者的见解。”他回忆道。那天晚上，冯军问高铭暄，“高老师，中国刑法学太落后了，怎么办呢？”高铭暄坦然地回答：“我们的刑法学是还很落后，还需要向别人学习，但是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中国是一个大国。”2015年4月15日，高铭暄在卡塔尔多哈联合国大会上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是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高铭暄认为，这个荣誉也证明，我国的刑法学为国际所承认，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发言写满10页手稿纸“学术是事业也是生命。”这是高铭暄经常教育学生的话。尽管年事已高，对学术的严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依然是他的习惯。去年，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高铭暄做了题为《中国刑法学回顾与展望》的主旨发言。为了这个发言，高铭暄前期准备的手稿有10页纸。“那份手稿上有许多修改痕迹，能看出进行了多次校对、斟酌、推敲。”人大法学院刑法博士生敖博告诉新京报记者，“并且，手稿上写着四页老师对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的思考。”视为事业和生命的学术，在高铭暄眼中也是在修正错误中成长的。“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理解、宽容面对错误的批评。”“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我都质疑过高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是高老师从来没有怨过我。”冯军说。早先，高铭暄曾撰写《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文章中，他对于自己反对的观点，认为不可取，但却不指明观点来源。“严格来说，在论文中不指明自己反对观点的出处，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做法，可以体会到高老师善待批评宽容的态度。” 冯军解释道。30多年培养60多位刑法学博士既是学者，更是师者。高铭暄常言，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1996年年末，冯军独自一人在德国波恩。没想到12月23日收到了高铭暄从北京的来信。“高老师写了催我奋进的话语：‘冯军你学习勤奋，毅力又佳，当然还要继续努力，（把德语）提高达到你对日语那样的熟练程度。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你也寄予诚挚的期望。”这封信冯军一直保存着，“这段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是太不寻常的精神食粮。”去年教师节，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轶拜访高铭暄，提出想让他今年新学期给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高老师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上讲台是做老师本分，上讲台是我最喜欢的事。”王轶说。考虑到高铭暄的年纪已是“90后”，这堂课原定一个小时，结果高铭暄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我这一生就喜欢坐冷板凳，喜欢有自己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随着自己慢慢老去，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还有些东西留给社会，这是我精神上的财富。”高铭暄说。据了解，1984年至今，高铭暄已经培养了六十多位刑法学博士生，其中不乏法学大家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新京报记者 王俊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