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

为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质量，繁荣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推进教育科研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促进教师执教水平提升，《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于近日完成了2018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统计范围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7-2018年）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复合影响因子不低于0.9的16家教育类期刊（《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国高教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校教育管理》《教育发展研究》《中国大学教学》《复旦教育论坛》《江苏高教》《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教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教发展与评估》），刊载的2234篇有效统计论文（第一作者为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本次统计有四个维度。1.高校维度。包括公办本科高校、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等三类。2.作者维度。包括活跃作者、作者署名情况、职称结构等三类。3.课题资助维度。4.研究领域维度。通过发文的内容阅读，根据标题、主题词、关键词来提炼。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高校1. 公办本科高校。依据2017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名单，2018年共有430所高校在16家教育类期刊上发表了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全国高校总数（2914所）的14.76%。其中，有352所公办本科高校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2125篇。本统计以发文5篇及以上为筛选条件，共有110所高校发文1707篇，位列全国817所公办本科高校的前15%。本统计将这110所公办本科高校列为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公办本科高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并列第4位）位列前5名。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可以看出：1.“双一流”建设高校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共发文1452篇，占全部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总量的68.33%，其中发文5篇以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共发文1380篇，占全部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总量的65.04%。2.我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机构比较集中，352所公办本科高校发表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95.12%，其中，发文总量排名前50的高校的贡献率达到59.22%。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公办本科高校名单（110所）2. 公办高职高专院校。2018年有49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在16家教育类期刊上发文，占全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总数（1068所）的4.59%。49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发表论文71篇，占被统计论文的3.18%。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高职高专院校共13所发文35篇。本统计将这13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列为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公办高职高专院校。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公办高职高专院校（13所）3. 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2018年有29所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在16家教育类期刊上，共发文38篇，占民办高校总数（735所）的3.95%。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共7所发文16篇。本统计将这7所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列为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7所）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是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和集中体现。通过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支撑高校人才培养，已成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成为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必需。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刊载的论文和发文作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实力与水平。本统计将2018年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义为活跃作者，共72 人，占本统计的第一作者总数（1817人）的 3.96%。其中，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活跃作者58人，共发文257篇，人均发文 3.57 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11.50%。2018年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名单（72人）《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自2003年起开展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工作，至今持续了16年，统计分析了2000—2018年共19年的发文情况。统计结果刊发在《中国高教研究》每年第4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向世界推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重任。新时代要求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教育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学术支持。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我国第三方机构对国内一流大学的近两年的高水平论文进行了统计，按照论文总数、被引数量和排名前1%三个指标综合测算并排名，15所高校胜出。被排在最前列的高校，这也基本代表了我国内地高校的科研能力和论文国际发表水平。15所高校情况，绿色线条表示发展速度快那么，我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论文发表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第一，我们先看看排行榜的论文数量包含的意思。排在第一名的是北京大学，论文发表总数是6.62万篇，被引用的数量是98.17万次。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发表总数量是8.31万篇，明显高于北京大学，但是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略低于北京大学，为97.94万次。第三名是清华大学，论文发表总数与北京大学略高一点，数量为6.70万，被引总数为92.64万，低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其他排名靠前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各高校，它们在国际高质量学术论文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发展速度较快。第二，我们再看看，影响论文质量排名的三大因素，这给我国内地高校带来哪些启示呢？其一，当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整体观察整体师均引用表现时，人选相应层次的大学愈多，所覆盖的大学和学科类型愈广，大学之间表现的波动性也很大。南京大学比如，中国入选QS排名1-200名以内的大学，是全球最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5个国家国最低。而且，我国入选的高校基本是理工学科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相应层次内及层次间的标准差较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引进教师的空间还很大。其二，师均引用表现与人选大学的论文总引用次数呈正相关、与教师规模呈负相关。因中外大学对“大学教职员工“理解不同，各个高校在上传这项数据时可能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这很容易极易致使某一大学师均引用整体表现的逆势扬高。我国就属于这种类型——大学教师人数多，发表论文数量多。其三，引用水平与卓越科研成果有较强关联。清华大学美、英、德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在“卓越科研维度”上的一贯优秀表现和良好学术传统是其总引用、篇均引用、引文引用居高不下的根本保证。我国虽为论文总量大国，但“卓越科研维度”上几乎没有特别突出的大学。这与我国多年的现实情况以及注重学术产出数量的评价导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引文引用”“篇均引用”和“总引用数”的表现不佳。第三，我们还看看，我国高校论文发表所呈现的利弊。其一是优点，我国国内一流大学的学术论文效率优势体现在英文发表而不是中文发表。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发表效率开始下降，但英文发表的效率正逐渐提高。与英文科技发表相比，我国高校论文发表的效率在英文社科发表中增长更快、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更大一些。这充分说明，我国学术论文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好，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浙江大学其二是弊端，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5所高校已经达到甚至超越全球TOP100大学论文发表的平均水平，在高水平发表指标表现方面与全球TOP100大学仍有一定差距，各项指标均低于世界一流水平，高质量成果比率偏低，这反映我国论文发表的“量大质劣”问题尚未完全扭转，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总之，我国高校目前要克服的就是“急功近利”四个字，必须由对“量”的追求转到对“质”的追求上面来。这样才是正道，也是光明之道。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以重大高等教育战略问题和高等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变化为主攻方向，积极响应相关部门对教育研究服务实践需求的要求，也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起到了有力支撑作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的发生和持续影响，2020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高等教育在此期间也出现了诸多变化并发生转型。有的转型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剧变，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推动高校教学方式、治理方式等多方面转型；有的转型主要来自内部发展变革的诉求，比如“破五唯”以及推出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案带来的高等教育评价转型；还有的转型是内外部环境同时变化的合力引发的，比如新时代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转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展开紧急应对并发生转型。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校线下教学向线上教学转型。2020年初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大部分大中小学都开启了线上教学。研究者也及时跟进，集中研究并评价了这场规模庞大的倒逼式教学转型的效果。胡小平和谢作栩研究发现，线上教学有效应对了疫情危机并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新的体验，但也反映出不少教师在线教学操作不熟悉、师生互动未达到预期效果等问题。郑宏等人调查了不同背景和不同在线教学经历的13997名高校教师，发现超过3/4的高校教师乐于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且疫情期间参与在线教学的经历对教师在疫情后开展在线教学很有利。其次，疫情对高校毕业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李涛等人对全国13738份学生样本调研分析发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并未因疫情产生较大变化，未就业毕业生主观因素和客观疫情共同加大了就业难度。岳昌君研究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双重影响，认为非标准就业已是大势所趋，毕业生要及时转变就业观念。最后，疫情引发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型也受到不少关注。钟秉林等人提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考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教育”，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研判，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林克松和朱德全指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教育在设计、执行和反思三个环节均遭遇挑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代，亟须提升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教育评价方式的转型一直是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论题。石中英认为，要走出“五唯”困境，最重要的是要回归教育本体，完善教育评价治理体系，加强教育评价学科建设，并且要内外结合，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王建华认为，作为当前大学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评估日益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指挥棒”，但有误用和滥用的风险。未来大学发展路向，要实现从过度重视“物的再生产”到重视“人的再生产”的转型。《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6期）以《超越“五唯”：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忧思与展望》为题组织刊发了一组论文，提出超越“五唯”须从学术评价外在强制的后果逻辑转型至内心认同的正当性逻辑，尤需完善学术共同体，建立学术声誉制度，避免评价结果与物质奖励过度关联。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文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个评价”新理念。其后，一些期刊和报纸纷纷组织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如《中国高教研究》组织了题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的专题研讨和系列笔谈。其中，马陆亭认为，增值评价是对评价对象的进步幅度进行测评的一种评价方法，要从注重教育结果转向更加注重教育过程，探索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评价改革。刘复兴认为，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教育评价改革要树立新标准，面向新问题，完成新任务，确立新主体，利用新技术，明确新路径。周光礼认为，新时代大学评价必须超越数量指标，注重大学的精神与灵魂、文化与内涵，建设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新时代中国教育评价能否超越“五唯”并带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尤其是当前恰逢进入第五轮学科评估和新一轮“双一流”评选的周期，这也将成为检验教育评价方式转型成色的试金石。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与转型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新时代，将从以往注重单个城市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培育与建设，高等教育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董云川和常楠静提出，未来要实现资源互补、内外贯通、整合联动、有机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必须跨越行政壁垒，突破不均衡的发展现实，切实策动高校个体间循序渐进的“联动行为”，真正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郭健和顾岩峰分析了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肇因，指出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保障资源利用最大效益、促进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所有城市群和都市圈中，作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显然更具有示范意义，其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和转型也最受研究者关注。如卢晓中和卓泽林从高等教育形成过程、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高等教育多样性以及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四个维度比较了旧金山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发展特征。吴颖和崔玉平研究了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所经历的萌芽、全面推进和逐步展开、快速发展、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四个阶段，以及国家政治领导力、区域经济一体化驱动力、区域社会网络及文化聚合力、国际成功实践带动力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生变革动力的多重动力源。张亚和王世龙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分析，提出高等教育集群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五种路径：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协同，优化学科对接服务产业协同，培育生态文化服务环保协同，构建制度载体服务体制机制协同，依托专业特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协同。2020年，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是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多维转型的一年。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也对堪称复杂而快速的实践转型作出了及时的回应，坚持问题导向，以重大高等教育战略问题和高等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变化为主攻方向，不但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对教育研究服务实践需求的要求，也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起到了有力支撑作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AGA200016）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先哲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本文在综合分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读生数、博士毕业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或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高被引作者数、世界排名前200/500名大学的数量(以上海交大排名为依据)等指标的基础上，尝试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粗略划分为五大梯队，并对这五大梯队的特征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抉择。本文之所以选择上述指标是基于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质量的考虑，这两大维度基本可以衡量一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态势。①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梯队及其特征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全世界238个国家、地区中，仅有43个国家、地区有大学入围世界大学排名前500强。本文将其他195个国家、地区归入最后一个梯队，然后在综合考虑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对剩余43个国家、地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归类分析。当然，即便对这43个国家、地区，也是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1.第一梯队：美国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其特点是实力超强、规模超大。无论是高等教育规模、科研实力，还是其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根据上海交大201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非常明显，哈佛大学连续11年蝉联全球第一，前20名中有17所大学来自美国，前500强中美国高校的数量接近1/3。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第一强国，1930-2009年，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人约占60％，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2009年全世界高被引作者数中，美国有4124人，排名第二的英国有374人，而中国大陆仅4人。作为第一梯队国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公私立大学并举的高等教育体制、多渠道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大学管理体制、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等。美国极其发达的私立高等教育体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家都在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但就私立高校所获捐赠以及学术声誉而言，这些国家均无法与美国相媲美。当然，和美国类似，英国的牛津、剑桥等精英大学也通常被视为私立高校。长期以来，英格兰以院校自治而闻名，大学不受教育部直接管辖。但从另一方面看，英国大学大多依据王室颁布的特许状而成立，而且接受国家的资助。此外，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历史上还经常受到王室委员会的调查。英国的大学在理论上和法理上是自治和“私立”的，以剑桥大学为例，大学在行政上并不隶属于政府，大学内部实行自主管理，校长经由选举产生，对摄政院(Regent House，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但由于大学主要受政府资助，所以事实上受政府影响很深。相对于英国私立高校的实际状况而言，美国私立高校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巨额捐赠经费且不受政府干预，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特色和制度优势。除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度的高校自治之外，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多样性也是美国的一大特色。致力于提供精英型本科教育的小型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和致力于满足一般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充当“冷却器”的社区学院都是美国独一无二的高校类型。多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同时也使得哈佛等名校可以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继续维持精英高等教育的特征，追求学术卓越。2.第二梯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由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构成的第二梯队，其特点是实力强，规模大，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实力均位于世界前列。从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努力程度来看，第二梯队国家与美国之间并无明显差距，从高等教育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比例为指标)来看，第二梯队国家中的英国也能与美国相抗衡。但是，从世界顶尖大学数、世界顶尖学者数(以高被引作者数为指标)这两项关键指标来看，美国则遥遥领先于第二梯队国家。在第二梯队中，德国、法国、加拿大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各自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远低于美国。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强中，德、法、日三国所占大学的数量为0，而美国占去了17所。法国排名首位的巴黎第六大学则居第37位，德国大学最好的名次是居第50位的慕尼黑工业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排在第28位。导致上述国家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科研院所体系比较强大。在德国和法国，科研院所的实力非常强大，并且获得了大量的科研资源，相对而言大学所获得的资源就少了。以2011年度德国为例，马普研究院(下辖80个研究所)、莱布尼茨协会(下辖87个研究所)的科研经费是14亿欧元，弗劳恩霍夫的科研经费为16亿欧元，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下辖17个国家研究中心)的科研经费更是高达33亿欧元。这四大科研机构一年的科研经费高达77亿欧元，而德国所有高等学校(包括178所大学和203所应用科技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才116亿欧元。在法国，除了科研院所，大学校(grandesécole)的声誉高于大学也是该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一大困境。为了协调科研院所、大学、大学校三者的关系，促进三方的合作，提高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声誉，法国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与高等教育集群，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变法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中的不利状况。根据这一改革，大学、科研院所、大学校可根据地理区域资源组成“联合大学”。到2011年2月，自愿组成的“联合大学”已达21所。另外，从经费投入来看，欧洲各国包括英国在内也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例如，德国2011年“卓越计划”的投入大约为24亿美元，这一数额还比不上一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一年的预算。因此，如果欧洲大学未来仅依靠政府作为主要经费来源的话，欧洲顶尖大学试图与哈佛等美国名校抗衡是非常困难的。3.第三梯队：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丹麦等以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丹麦、挪威、比利时等北欧、西欧国家为核心，以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为半核心的第三梯队，其特点是实力强、规模小。核心七国的人口均不足1000万(比利时除外)，但人均国民收入位于世界前列，且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其特点是“小而精”。第三梯队的国家聚集了一批历史悠久并拥有良好学术声誉的一流大学。以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当年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中，来自瑞士、瑞典、芬兰、丹麦、挪威、比利时、以色列七个国家的大学占据了15席，占全世界的15％，而这七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才5029万，约占全世界人口的0.7％。其中瑞士的联邦理工学院、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均进入前100名，分别高居世界第20位、第42位、第59位、第76位、第74位、第69位及第85位。这些顶尖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以高投入为支撑的。第三梯队国家研发投入的努力程度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一般的西方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25％，相比之下，丹麦的这一比例为3％，瑞典为3.6％，而芬兰接近4％。就高被引作者数而言，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北欧国家也领先于中国大陆。历史上，北欧国家曾产生过不少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直到今天，北欧国家仍在产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例如，2013年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都表明北欧国家在最尖端的科学研究领域相对于中国而言具有优势。在高等教育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方面，中国也远不如第三梯队国家中的丹麦、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万名留学人员在我国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当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因此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仅为0.8％，这一比例也远低于北欧四国。由于自身科研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都比较小，第三梯队的北欧国家非常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和科研影响力；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小、办学机制灵活，改革难度也较小，容易实现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的创新。4.第四梯队：主要由金砖四国构成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构成的第四梯队(实力较强，规模超大)，被称为金砖四国梯队。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人口大国，而且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从世界一流大学数、诺贝尔奖获奖数、高被引作者数等指标来看，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正处于追赶阶段。金砖四国的一个共同点是高等教育规模庞大。2010年，中国拥有2600多所高校，学生规模达到2980万人。2007-2008年度，印度的高校在读生达到1721万人。2005年，俄罗斯共有662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和409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在读学生为586万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在读学生为102.4万人。1986年，巴西共授予了868个博士学位，到2003年，这一数字为8094，在18年间，巴西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扩张了9.32倍。2006年，巴西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增加到9366个。从高等教育结构来看，金砖四国均形成了公私立高校并立的高等教育系统。俄罗斯在1992年前并无私立高校，苏联解体后正式发展私立高等教育，1999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发展到349所。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大多为营利性的小型学校，主要招收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学生大多学习成绩不佳且来自富裕家庭，学费是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非常迅速，2000-2001年度，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42.6％，2005-2006年度，这一比例增加到63.21％，同年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51.53％。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也在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但其办学质量和生源吸引力与公办高校差距很大。从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来看，根据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在金砖四国中处于领先地位，有7所大学入围世界前200名，入围世界500强的大学共有42所，成为继美国之后，占据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强席位最多的国家。尽管俄罗斯入围世界前200名的大学只有一所，但莫斯科国立大学(位居79)在金砖四国大学中位列第一。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实力来看，尽管自1981年以来，金砖四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但从被引用率来看与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国家的差距很大。2009年中国大陆高被引作者数仅为4人，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同时，从1901-200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文学奖与和平奖除外)的名单看，第一梯队的美国共有194位获奖者(36.81％)，位居第一。紧跟随后的是第二梯队的英、法、德，分别为81位(15.37％)、72位(13.66％)、42位(7.97％)。作为第三梯队国家的瑞士获奖总数为15位，瑞典为14位。第四梯队的金砖四国获诺贝尔奖人数更少，俄罗斯共有5人获奖，仅占总数的0.95％，印度只有1位获奖者。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顶尖学者使得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缺乏吸引力，结果是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比例远落后于第一、第二梯队的国家。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存在对外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还存在大量优秀生源外流的现象。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留学生输出大国。2007年，全世界共有421100名留学生来自中国，占全世界所有留学生人数的15％，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印度(153300人)、韩国(105300人)、德国(77500人)、日本(54500人)、美国(50300人)、马来西亚(46500人)、加拿大(43900人)以及俄罗斯(42900人)。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经济基础的薄弱是影响金砖四国提升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平均人均国民收入是8654美元，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世界平均值，为9660美元，在16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47位。巴西位居第55位，其人均国民收入为7300美元，虽低于世界平均值，但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中国位居第96位，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这一数值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印度位居第127位，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104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此外，土耳其、韩国、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也可归入这一梯队。其中土耳其的人口有7000多万，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6％。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土耳其有1所大学进入前500名；2005年国际论文发表数位列世界第19位。5.第五梯队：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构成（从略）②五大梯队格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化”趋势历史地看，居于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高等教育体系会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各国学习的范本。例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德国处于世界学术中心的位置，其高等教育理念和结构对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此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明显加大，选修课、学分制、董事会、私立大学等高等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在其中起推动力量的是留美学生群体。而德国、法国、日本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相对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在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实力大幅增强。第二梯队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此后一直到1952年都被美国托管。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启动了很多美国化的教育改革，例如将学制从“六五三三”制变为“六三三四”制。同时，在占领军的要求下，日本文部省在国内众多反对声中仍旧提出了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的改革方案。但是，美国的改革意图并未得到全盘贯彻。例如美国曾在1950年向日本政府建议大学采取美国的董事会外行控制模式，此举意在提高日本公民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参与程度，削弱其官僚制色彩，但这一建议遭到教授群体和左派学生的联合抵制，甚至出现学生罢学，最终这一方案没有被采纳。即便是在很多方面仅次于美国的英国，其高等教育政策也受到美国的间接影响。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负责草拟这一报告的委员会在报告出台前考察了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其中考察最为深入的就是美国。委员会组成考察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考察，最终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的经验被《罗宾斯报告》充分地加以吸收了。在文化上非常注重捍卫本国传统的法国，近年来其高等教育改革也明显受美国的影响。2007年，法国高等教育仿照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革，其中最大的一项改革是增强大学自主权。2009年，法国继德国之后启动了“卓越计划”，旨在提高法国顶尖大学的世界排名。这两项改革背后的最大智囊正是在哈佛任教的法裔学者阿吉恩(Philippe Aghion)。从整个欧洲层面的高等教育改革看，博洛尼亚进程的启动可能会使欧洲大学更加接近美国模式，至少是在学制方面。另外，德国、法国、丹麦、芬兰等国家同时启动的“卓越计划”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意在打破传统的平等主义取向，建立分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体系。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国家的高等教育受美国影响也非常深。例如，韩国从二战后至今主要效仿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二战后，美国不仅在财政上支持韩国，而且以派遣美国学者访问韩国的形式在高校课程设置、整体制度设计方面提供咨询。韩国的顶尖私立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在创校之时即立志以加州理工学院为范本。同时，由于英语在学术期刊中的霸权地位，美国(以及英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在国际大学排名中的位置，纷纷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教师发表英文国际论文，这一政策不仅见之于中国等亚洲国家，也见之于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综上所述，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绝对领先的第一梯队位置，因此很多国家包括第二梯队和第四梯队的国家都极力向美国看齐，在办学模式等方面模仿美国体制，出现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化”趋势。③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1900年美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较强的多元文化等。但是，美国在高等教育制度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尽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曾深受英、德等国的影响，但其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注重办学模式的本土创新。首先，从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安排来看，美国重视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美国在追赶德国高等教育阶段所建立的很多私立大学后来都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如康奈尔大学(1865年成立)、斯坦福大学(1885年成立)、芝加哥大学(1891年成立)等。由于强调市场作用，弱化政府干预，美国大学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也具备了更多的创新空间。其次，从大学层面的制度安排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了学系、研究生院、选修课等组织和制度上的创新，这三项制度都是美国大学的发明，并对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大学实行教授讲席制，研究所是围绕教授建立起来的，教授独揽研究所的资源，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在课题选择和课题研究方面完全服从于教授，那么，在保证教授科研创新的同时，其他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被压制了。和德国的研究所制度不同，美国的学系制度则保证学系中每个教师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样，更多学者的创新精神就被激发起来了。第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前提。20世纪初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德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采用了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注入为大学的崛起提供了稳固的财政支持，这一制度优势是德、英等国所不具备的。以芝加哥大学的创办为例，洛克菲勒为芝加哥大学的创办捐赠了35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柏林大学35年的预算和东京帝国大学70年的预算！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实力。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俄为师，在很多方面受到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学习范本，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受到美、英、德等国的影响。例如，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吴本厦、吴镇柔等多次考察英国、德国、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据此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改革。根据长期分管教育工作的中国前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自述，学生助学贷款政策源自他在英国的一次考察，大学城的灵感产生于他在美国费城考察期间，职业教育的立法则是受他阅读一篇介绍德国职业教育的文章的触发。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影响最大，中国的很多重大教育决策，如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建立大学城、在大学中推行通识教育、产学研结合等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实际上处于“全球-国家-地方”的三维空间中，也就是马金森等学者提出的关于高等教育影响因素的“全球-国家-地方模型”。该理论指出，第一，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经济、文化、教育理论以及高校自身的影响；第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区域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第三，体现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保存和促进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的挑战。因此，我国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就不能仅限于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应在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制度优势的同时，注重结合本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彰显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必须在办学模式上有所创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从高等教育规模而言，我国已经超过作为第一梯队的美国。但就世界一流大学数、高被引作者数、世界级顶尖科研成果等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与竞争力的指标而言，我国不仅比不上英国、德国、法国等第二梯队国家，甚至也比不上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等第三梯队国家。因此，我国下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应将重点转移到质量建设和内涵发展上，逐步迈入第二梯队的高等教育强国行列。和德国、俄罗斯、法国一样，中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也有强大的科学院系统，高校和科学院之间彼此隔绝，甚少合作，同时，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院系之间，也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由此形成了封闭、低效的科研-教学体系。中国要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必须打破这一局面，实现协同创新。这是宏观体制方面的着力点。从中观层面而言，如何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保障教师学术自由的制度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也是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前提。增强大学自主权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传统上，受国家干预较多的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最近20多年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大学自主权，如2004年日本启动了大学法人化改革，2007年法国通过了《大学自治法》。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美国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已经维持了将近100年。由于目前美国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以及美国所独有的比较制度优势，可以预见美国的中心地位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上述五大梯队的划分相对客观地呈现了中国在目前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同时这一划分也显示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在当今世界的超级地位。在这一格局下，美国化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似乎是节约探索成本的一条捷径。但是，值得警醒的是，在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也开始担忧本国高等教育体制面临的风险，即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市场化转向的内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德国、美国的成功经验所昭示的那样，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办学模式，在制度上形成比较优势，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最后，形成自己的办学模式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大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核心价值理念，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等。这些价值观是超越国度且具有普适性的。大学只有将这些核心价值内在化，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提供相应保障，才能实现真正的卓越。（来源：作者：沈文钦 王东芳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并迈入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是高等教育内涵的重要体现，也将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进一步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现状、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推动学术创新，《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于近日完成了2019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经优化，2019年统计论文的范围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复合影响因子不低于0.9的教育类期刊（不含CSSCI扩展版），包括《教育研究》（北京）、《中国高教研究》（北京）、《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武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研究》（武汉）、《高校教育管理》（镇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复旦教育论坛》（上海）、《江苏高教》（南京）、《中国高等教育》（北京）、《高教探索》（广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北京）、《大学教育科学》（长沙）、《现代大学教育》（长沙）共计14家教育类期刊（以下简称14家期刊）上刊载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2019年14家期刊共刊载各类稿件2789篇，本研究剔除广告、短论、博士论文提要、投稿须知、征订启事、学术动态等文献信息，以及刊载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教育类综合期刊中的非高教类文章，获得高教类科研论文共计2119篇。高校发文情况为更好地了解国内高校高等教育科研最新进展，在2119篇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基础上，本研究剔除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境外高校（包括港澳台）以及政府机关、教育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军事院校的论文181篇，获得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中国大陆普通高校（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等）的高等教育科研类论文1938篇，以此为统计范围进行国内高校发文分布情况分析。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显示，截至2019年6月15日，全国高校共计2956所，其中普通高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成人高校268所。普通本科高校1266所，其中公办822所，民办434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2所，中外合作办学8所。高职高专院校1422所，其中公办1098所，民办322所，中外合作办学2所。2019年，全国高校共有374所在上述14家期刊上发表了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院校总数的12.65%。其中，公办本科高校315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38.32%，公办高职高专院校37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3.37%，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与民办高职高专）22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2.91%。1. 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情况。统计显示，2019年315所公办本科高校在14家期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1849篇，占国内高校统计论文总数的95.41%，这一比例与2018年的95.12%基本持平。其中，发文5篇及以上的高校92所，占公办本科发文高校的29.21%。这些高校共发文1426篇，占同类发文高校发文总量的77.12%。（见表1）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分布呈现如下特点。（1）“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高等教育科研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共10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发文1286篇，占公办本科高校全部发文的69.55%，其中，发文5篇以上的机构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共有65所，占同类发文高校70.65%，共发文1181篇，占“双一流”建设高校全部发文的91.84%，占公办本科高校全部发文的63.87%。（2）我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集中的特征仍然较为明显。315所公办本科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全部被统计论文总量的87.26%。其中，发文总量排名前50的公办本科高校发文1163篇，占同类机构发文数的62.90%，比2018年的59.22%有所提升，反映了进一步集中的现象。（3）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高校发文量、发文高校数、机构平均发文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参与度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共有164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占本区域同类高校总数的48.81%，共发文1251篇，高校平均发文7.63篇。中部地区有76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占本区域同类高校总数的41.76%，共发文312篇，高校平均发文4.11篇。西部地区共有55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占本区域同类高校总数的26.07%，发文183篇，高校平均发文3.33篇。东北地区共有22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占本区域同类高校总数的23.66%，发文97篇，高校平均发文4.41篇。2. 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2019年3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2018年49所）在14家期刊上共发表论文59篇，占国内高校发文总数的3.04%，平均发文1.59篇（2018年1.45篇）。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高职院校共10所，（见表2）共发文32篇，占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总量的54.24%。3. 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2019年全国共有756所民办高校，在14家期刊上发文的仅有22所，占同类高校数的2.91%，其中仅含1所民办高职院校。22所民办高校共发文30篇，占被统计论文的1.55%。其中，宁波财经学院、武昌理工学院各发文3篇，位居发文榜首。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山东协和学院、文华学院、三亚学院各发文2篇。（见表3）其他16所民办高校各发文1篇。（二）其他机构发文情况高等学校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其他机构也有贡献。2019年共有111家其他机构合计发文181篇，平均发文1.63篇，其中，中国工程院发文9篇居榜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各发文7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各发文6篇。据统计，发文3篇及以上的其他机构共计14家，合计发文72篇，占同类机构发文的39.78%。（见表4）另有7家教育科学研究院系统机构发文21篇，3所军事院校（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各发文1篇，境外高校发文共30篇。来源：中国高教研究作者：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北京　100191王者鹤，《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191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教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周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李璐，《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　100191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北京　100872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第92-97页

新华网北京12月6日电（王琦）面向未来的教育该是什么样？未来的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日前，2018新华网教育论坛主题聚焦“解锁未来”，邀请教育界专家学者、高校、中小学及教育行业知名人士汇聚一堂进行智慧碰撞，共同探讨未来教育发展趋势。“解锁未来，媒体是瞭望者，主管部门是政策制定者，高校是探索者、实施者。”在论坛现场，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在题为《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主题演讲中，从五个方面谈了自己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他认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要去探索，这就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知识”呈现爆炸增长趋势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模式需要改变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1918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直以来，大学是因为高深的知识而存在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因此，研究大学的未来首先要研究“知识发生了什么改变”。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NAP）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研究了1960年到2013年的SCI论文的合作者人数，发现1960年左右单独撰写文章的作者很多，但到了2013年多数论文由两人或多人合著，其中由11至100位作者合著的论文数量增长近一万倍。半个世纪以来，论文数量以及论文的合作者数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数字上的变化表明，“知识”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也改变了大学的研究方式：首先，学术研究已越来越依赖“团队合作”模式。现今，几十位、上百位甚至上千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工作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说明社会有越来越多大科学、大工程需要团队合作完成。其次，人文学、社科学的研究脱离了“书斋”式的研究模式，同样也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再次，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从过去只有“单学科”解决问题，转变为同时出现“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模式。面对现代学术研究环境和知识裂变方式发生的这些改变，王希勤认为：“这向大学管理发出了重要信号。”他强调，如何将众多学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研究，成了现代大学面临的突出问题，所以“建立大学的现代治理体系是十分紧迫的”。大学思维范式发生变化 突破原有“二元论”限制信息时代大学面临什么样的改变？王希勤介绍，此前，西方对大学的研究逻辑是基于“二元论”的逻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身”和“心”的关系。这种传统认识论的框架认为，客观的、物质的这些概念可以归到“身”的范畴；主观的、精神的这些概念则可以归到“心”的范畴。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位知名的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了新的理论，推翻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关系。该理论认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与“观察者是谁”有关，而“精神的”和“物质的”与“观察的对象是什么”有关，可见“物质的”不等于“客观的”，“精神的”也不等于“主观的”。据此，我们可以把现象分为四类：客观的-物质的、客观的-精神的、主观的-精神的、主观的-物质的。王希勤举例说，譬如“清华是个大学”这样的命题，是人的判断，属于精神的而非物质的，但其具有客观性，因为任何人去考察都可以得出同样的判断；再比如一个人感到“痒”、“疼”、“饿”，是主观的，但却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因为这些信号是由身体发出的而非人脑构造出来的。在过去，“主观的存在”属于“冷暖自知”，需要通过语言的表述才能让别人知道，而语言的表述经过了个人大脑的处理，未必能保证真实，因此科学研究对这个无法验证的领域是回避的。但是现在处于数据时代，科学家可以剥离大脑的主观影响，通过把个体的感受用现代的传感器技术、信息技术采集保存下来，变成大家可认证的数据，变得相对客观，并通过量化的手段研究。面对这种突破了“二元论”限制的研究思维模式，王希勤认为：“文科主要研究人的认知的内容，科学则研究大家都可以观察的存在。当“主观的存在”成为了研究对象，科学和人文或许会发生新的融合。这种融合必然会改变大学文理分家的治理模式，也会让中华文明的优势得以彰显”。大学回归社会成为必然 大学不再仅是上层建筑亦为经济基础现代大学不仅要做纯净的研究，同样也要服务社会。当代社会中，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大学是这两个第一的结合点。王希勤表示，大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上层建筑，亦为经济基础。现代大学也不再是让教育与生产、教育与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大学培养的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大学需要回归社会、回归本源，是历史的趋势。中国大学在回归过程中把自己融入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王希勤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正在发生改变。他举例说：“在清华大学，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越来越从接近市场的那一端，逐步向接近基础研究的一端转移”。但是这种转移绝对不是要让大学重回象牙塔，而是要让大学承担起原始创新的责任，并且与技术孵化、产业化、商业化一起构成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新的治理体系。中国的大学正在走向理性 经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分离王希勤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大学正在经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体现在教师个体和学校之间正在从“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同样也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大学的学术评价中强调“客观事实”，强调排除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王希勤认为，中国大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主要在于我们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寻求辨证的统一。”王希勤在发言中举例说：“譬如中国的文化讲关系文化，而现代性则讲求科学思想，要求在评价当中拿事实说话，拿逻辑说话；中国的文化重感情讲义气，而现代性则要求强化契约精神，按制度和合同办事；还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当市场机制让人才之间的收入待遇出现差距，人们还是有一些不适应。” 中国大学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鲁迅在《故乡》里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王希勤看来，中国大学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人走得比较多的路”，而这条路“是西方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他强调：“现代大学在西方的模式下发展到一个境界，面临很多问题。中国的教育界要引领世界，走出一条新的路。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要去探索，这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王希勤认为，中国大学可以通过把组织“人格化”，通过梳理关系体系去思考大学的治理体系应该如何设置。王希勤认为：“大学的关系体系是思考大学建设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关系体系决定了大学是为谁办的，为谁培养人。关系体系背后存在价值诉求，价值诉求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大学。多种价值诉求组成价值体系，通过规范化、制度化、契约化，最终可以得到制度体系。制度体系是管理体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学的组织体系、运行体系，来服务于关系体系。管理体系决定了怎么办大学，怎么培养人。”王希勤介绍说，这种逻辑也就是清华正在探索的治理体系的逻辑。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荟萃了那个时代众多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精英人物，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最为璀璨的文化景观，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为何能在战时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西南联大，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创造出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成为“举世可追忆的文化遗产”，这一现象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究。基于此，研究和探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学术地位及其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对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曾在《大学一解》中强调，大学师生要与全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而“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1929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生，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辞世两周年，并为他建立纪念碑时，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使学者颠沛流离，对学术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究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候生活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抱着学术救国、学术自由、独立思想、自由思考的传统，去努力探索和实践的。他们立足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自觉地承担起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为20世纪的中国进行学术创造和探索。01坚持爱国救国的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西南联大学者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的决定，十分仓促，虽然长沙临大的新校址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布置，国民政府在沿途设站招待接应，但滞留在北平、天津的师生，必须各凭本事穿越封锁线和沦陷区。尽管南下的路途艰难险阻，甚至生死未卜，三校师生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坚持离京、津南下，形成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文化大迁徙。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西南联大学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着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但他们没有并停留在忧国忧民的喟叹之中，消沉甚至堕落，而是勇敢地投入到抗战救国的行列，援笔为枪，磨墨作弹，或因地制宜，就近调查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作开发边疆、支持前方的参考资料；或闭门伏案，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支点，为民族自信和民族复兴输入精神资源，为坚持抗战、赢得抗战制造精神武器。如冯友兰教授，抗战的爆发，激起他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复土建国的愿望，他全身心投入到“贞元六书”的撰述中，把自己的著述和民族大业结合起来，以光大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西南联大学者每天都要面对轰炸、贫困甚至死亡，但他们依然镇定从容、坚定不移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是与激励他们的爱国救国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的。02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现代大学教授，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对于学术自由和尊严的守望，有着崇高而可敬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学术传统的支撑下，西南联大学者才能够共赴时难，矢志不移地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造。对西南联大学者来说，保持学术独立，进行自由的教学科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也是学者生存的底线，任何人都是无法改变的。正是在西南联大学者的抗拒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想直接控制、操纵西南联大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西南联大学者，以其强烈的群体意志，坚决捍卫学术自由和尊严。当时的联大，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授讲课就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或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和同学切磋。如果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老师发难。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并不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学术尊严，而是很有雅量地点头微笑，欣赏自己弟子的见解。当时的西南联大，名流云集，各种流派、学术观点纷呈杂然，体现出学者们的学术个性。他们能够在兼容并包的自由氛围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他们能够自由研究、自由探讨、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在争鸣中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对师生或是对整个学术界而言，均受益匪浅。03坚持独立思想的传统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建“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利用抗战时期军政统一的号令，趁机将手伸到各大学去，而在西南联大则遭到了失败。由此不难看出，在西南联大学者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他们维持其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一面。独立思想成为西南联大衡量学者的重要标准，在抗战时期，尽管他们处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与贫困之中，但绝大部分学者仍坚守其志，本着独立之精神来从事学术研究，绝不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失节丧德之事。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良知和正义。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国民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着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独立见解，发挥着议政参政、干预国事、批判现状、唤起民众、知识传承等作用。西南联大学者，无论是从事实证研究的，还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上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研究远离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们独立地进行思考和探索，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让人们重新树立起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建立起对知识分子的景仰。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地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救亡与复兴，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成为当时全民族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远离战场、相对封闭的昆明和云南省主席龙云治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西南联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西南联大学者，经过多年对西学的研习、消化、吸收，具备了融会中西学术创造的深厚功底，西南联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由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推动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01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中有这样的话：“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飧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不稍懈怠。”正是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完成了《论道》、《知识论》两部哲学著作。《论道》旨在建立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该书广泛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道”加以系统的阐释，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知识论》中，金岳霖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融通中西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对人类的认识本质、过程和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冯友兰先生写出具有重要影响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闻一多先生先后完成《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以及一些关于上古文学史的论文，他的《楚辞校补》，被公认为是抗战时期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朱自清先生以散文创作享誉中外，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取得突出的成就，先后完成《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和编写《精读指导举隅》（与叶圣陶合作）等论著；陈寅恪先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期间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些论文。钱穆先生完成30多万字的《国史大纲》，成为抗战时期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国史著作。王力出版“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他在西南联大时期，重视汉语的特点，尝试系统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在当时国内外语言学界尚属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除了上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外，像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都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成书或出版于西南联大时期，体现了西南联大学者的学术实绩，亦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02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南联大，也无法绕开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以西南联大学者为主体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实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由发展到繁荣的真正转变。西南联大不仅是当时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镇，其培养的人才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在战时和战后都服务于国内外各大学和科研院所，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中文系培养的学生，有古典文学专家季镇淮、阴法鲁、李嘉言等，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刘绶松等，语言学家朱德熙、王均、周定一、李荣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马学良、陈士林、常竑恩等，他们都是国内该领域的权威。在海外的有张琨和周法高，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哲学系培养的学生，有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专家任继愈等，中外哲学研究专家石峻、汪子嵩、张世英、王太庆、冯契等；逻辑学研究专家周礼全等；在海外的有王浩、殷海光等。其中王浩是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专家。在中国逻辑学界，金岳霖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逻辑学的进步和发展。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培养了王浩、周礼全、张世英、殷海光等学生。这些学生和他早期培养的沈有鼎、王宪钧等在战后分别留在大陆和海外。这些学生又各自培养了一大批逻辑学家，进行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03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体现了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思想与激情西南联大学者，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是“士人”主动参与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少见的成功范例。在西南联大时期，贺麟先生把学术视为抗战建国的一部分，把哲人爱国的最佳方式理解为提升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论著中，提出了文化抗战、精神抗战、学术救国、学术建国等口号和主张。他呼吁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礼教和旧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理性整合，以发挥其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纽带作用，最终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民族文化的复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穆先生和一批北大教授集体商议，要迅速编纂一部足以唤醒国魂的中国通史。到西南联大后，他的《国史大纲》在重庆出版。闻一多先生对“龙”和“图腾”的研究，除了学术上的价值外，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在日本侵略者的论调中，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各个民族，都是独立存在的，彼此原无联系。针对日本人的这种论调，闻一多指出龙的主干，是以蛇为主体的一种图腾，认为：“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团族，龙在我们历史与文化中的意义，真是太重大了。”这种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对激励民族团结、抵御外侮，具有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怀着学术报国的思想与激情，他们或积极撰写国史，或提出文化抗战，或贬斥敌人，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为激励和鼓舞人民投入反抗侵略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三、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及成就，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从西南联大1946年解散算起，到现在已有70余年。然而，西南联大，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磨灭，依然还是那样清晰明亮，那样富有感召力。西南联大学者，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积极沉潜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和中国文化的改造，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必将永远留存并且绵延在人们的心中。在西南联大仅存8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其学术传统，还是研究著述，都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中外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西南联大，这一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独特现象，20世纪教育史上奇迹的创造者，值得人们倍加珍惜和研究。01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岁月，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民族深重的灾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西南联大学者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苟利国家生死以，皆因祸福趋避之”，来自海外和祖国四面八方的学者、学生，无论左、中、右，还是老、中、青，都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聚集于西南联大，辛勤耕耘，共赴国难。可以说，西南联大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向心力，正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意志的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深厚的民族感情，使他们无法割舍那种与生俱来的传统民族文化之根。8年的艰苦抗战，将他们同脚下的土地连接得更紧，将他们开拓进取的精神极大地激发出来。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需要西南联大那一代学者的精神，需要敢为人先、勇于超越的气魄，需要团结一致、精益求精的精神，需要超越时代、开阔高远的眼界。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思想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融汇西南联大学者那种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不断探索、深入研究，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投身到国家民族的建设大业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的智慧和动力。02至诚至真，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时期，正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可谓艰苦备尝、饱经忧患。但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西南联大学者在传道授业之余，产出了一批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学校能望其项背的。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西南联大学者能够在艰难的时世中，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不仅值得人们称道，更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对西南联大学者的杰出成就和治学经验，不愿意过多地去研究和探讨，特别是从学术文化的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西南联大。因此，对西南联大学者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自觉地在学术研究中展现家国情怀的学术文化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并非是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成就的贬抑，而是要让人们重新认识、珍惜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更好地建构和发展未来。当年西南联大的学者，并非是一个具有某种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却是由各种纷乱复杂的文化思想所构成的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说西南联大学者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那就是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在西南联大，各种思想文化观点十分活跃，不同的思想观点，彼此相互争斗，但是，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西南联大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将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从中产生出更加深刻和深远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在学术自由的良好氛围中，西南联大学者自觉地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剔除门户之争，排除派别之扰，精诚合作，包容众家，自觉维护良好的学术风气，使学术成就不断推陈出新、日益精进。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我国高等院校学术领域内，以官阶替代学术标准、“学术等级制”对学术平等的消解、学术自由的泛化、学术研究的目的不端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学习和研究西南联大学者的治学精神，对改革我国高校学术领域的种种弊端，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西南联大学者那种至诚至真、兼容并包的精神，也需要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思想，更需要那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怀和气度，给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以丰富的引领和启迪。03潜心治学，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西南联大这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库，深刻地体现出中国20世纪文化思想的特征。总体上，其体现的依然是中与西、新与旧两种文化思想的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从文化思想发展看，其体现的思想文化是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在中国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西南联大学者潜心治学，进行思想文化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抗战。正是在这一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指导下，一批又一批出身西南联大，后又到国外深造的学子，如田汝康、王佐良、许渊冲等，在学成之后，又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纷纷回到祖国，与广大民众一道，为国家的繁荣兴盛贡献力量。也可以这样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高尚的爱国情操，深厚的文化素养，精湛的专业学识，诲人不倦的教学，让西南联大学者在8年的短暂历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要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要在人才培养上不断突破，就必须像西南联大学者那样，踏实做事，低头做人，潜心学问，静心育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铸文化教育的新辉煌。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并已在国内形成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等五大高校重镇；这五个城市聚集了国内70%以上的高等教育院校，并且均是名校林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五大高教中心和学术重镇。当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黄金期，随着双一流大学工程和职业院校双高计划的实施，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又迎来新的“春天”。除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在全力助推高等教育发展外，各省市也都纷纷出台政策，描绘各自的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其中，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且独特的地域优势和经济条件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知名高校纷纷前来设立分校、研究生院、研究院等，深圳市也一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具活力的城市。一、深圳市市属高校深圳市现拥有的全国知名市属高校有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由北京大学援建中文、外语类学科，清华大学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深圳大学建设30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特区需要为导引，为深圳培养了大批人才，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深圳大学有望冲击下一轮双一流大学工程，其工程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学科均进世界排名前1%。南方科技大学由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创办，是目前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高校，聚集了大批海外顶尖学术人才，现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系大学，且“高精尖”的办学思路和模式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道路。深圳技术大学于2019年11月27日创立，是深圳市的一所公立应用型本科院校，其设立的目标就是面向高端产业发展需求，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工程师、设计师等极具“工匠特色”的顶尖专门人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被誉为“高职院校中的清华”，现已入选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第一类），是第一类高水平学校建设A档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能力、科研能力、师资阵容堪比国内一般本科院校，其已早在2012年开始招生本科生。二、已建成的名牌大学分校或校区深圳市现已建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于2002年“进军”深圳，现在深圳大学城设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后又再次基础上了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并于2018年开始独立招收本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充分利用本部的师资优势和深圳的地域及经济优势，成立虽然不到两年但发展及其迅速，2019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理科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越中山大学，俨然成为广东省理工第一名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2014年正式成立，并在次年开始面向内地招生本科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传承香港中文大学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其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理事会管理机制，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设有4个书院、3个学院及研究生院和14个本科专业及11个研究生专业。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是暨南大学布局的”三地五校区”中的深圳校区，是暨南大学的27个学院之一，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深圳的办学窗口。目前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设有旅游管理、英语2个系，并开设了高尔夫球与休闲管理专业，拥有计算机中心、图书资料中心、体育中心、数字化校园、多媒体教室、电子商务实验室、语言实验室、多功能报告厅及直属产学研基地燕晗山酒楼等教学设施。三、已建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机构） 深圳市目前拥有一所国内知名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其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三方在深圳合办的一所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极具国际视野，面向全球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采用汉语、俄语、英语三种语言进行教学，是深圳市乃至全国最具“国际范”的高等院校。四、已建的高校深圳研究院高校研究院，在学术界是指科学试验的研究机构，是大学之后的进阶教育研究机构，是高校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共有22所高校在深圳设立的研究院，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大学深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山东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浸会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浙江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东南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些高校深圳研究院已经成为各高校科技开发、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成为这些高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提升高校综合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些高校设立在深圳的研究院也极大推动了深圳市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者会利互惠，开创了中国高校和地方合作的崭新模式。五、拟建及在建大学或校区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均在深圳拟建校区或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更在紧张建设当中。清华大学早2001年就在深圳成立了研究生院，是C9高校联盟中第一个在深圳市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到了2014年，清华大学又与伯克利加州大学、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备忘录，拟创建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2016年，清华大学又与深圳市政府签署新协议，拟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共建清华大学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和清华大学一样，北京大学于2001年与深圳市合作共建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其后，北京大学又与深圳市政府在签署合作办学备忘录，二者准备共建北京大学深圳校区。中国人民大学于2002年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研究院，其又于2016年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准备在深圳研究院的基础上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先进技术学院于2013年揭牌成立；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院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双方拟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建设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校区。中山大学已在2015年成立，但目前仍处于在建状态，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是中山大学继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之后的第三个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深圳校区拟筹建10余个院系，包括医学院（深圳）、公共卫生学院（深圳）、药学院（深圳）、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材料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智能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农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等；同时，中山大学计划在深圳校区布局建设3至4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将面向学术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被建设成为同领域国际最高水平的平台。“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最钟爱的城市和最理想的办学合作对象，深圳已经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加速向高等教育特区的方向发展。为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强力支撑，深圳正在探索创建与世界级大湾区建设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机制、新体系。深圳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中心，成为中国第六大高校重镇和学术重镇，你觉得还会远吗？

1当前，处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能否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一起来看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刊发在《人民论坛》的最新文章。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转载请注明来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建设具有一流大学精神、一流治学理念、一流教师学生、一流管理制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我们应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校各项事业的发展，矢志不渝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1坚持中国特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办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党的领导。一方面，要保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思想领导作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把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贯穿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工作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另一方面，需加强党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关键要根据“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操作纳入议事日程，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的各个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继承中国优良的教育传统，立足学校实情，遵循教育规律，将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办学治校的具体实践中，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办好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还要明确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高校只有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内涵，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同时，这也决定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必然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发展，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才能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不仅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兴学之本。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立德与树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立德是因，树人是果。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认为，“德”是天地之根本，是社会之根本，也是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国无德则不兴，人无德则不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重申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赋予其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内涵。立德树人是共产党人抓教育的初心和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首先要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引领教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的理念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2突出中国优势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逻辑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我们党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教育视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进入新时代，党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出更高要求，高等院校所承担的教育责任更加艰巨。教书育人是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师的天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把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水平，提升知识传播效率，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坚持教育的人民性。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大优势；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最鲜明的品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提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工农创造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方面，坚持教育的人民性，就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有没有培养出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人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高校应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主动肩负起使命担当。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对于学生而言，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实现梦想是他们最大的追求；对于父母而言，让子女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对于国家而言，将下一代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是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首要任务，把人民满意作为精神追求，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上多想办法、多做实事。现阶段，在发展教育和实现教育公平上，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集中力量办教育。大学是国家发展的一件大事。建设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在我国能够凭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最大限度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办成许多大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已经取得辉煌成就。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正是新时代我国集中力量办教育、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制度体现。3加强内涵支撑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举措我们的大学和大学学科，无论整体还是个体，距离世界公认的一流质量、一流水准还有差距。我们不缺一流的校园、一流的设备，中国学者、学生的勤奋聪颖世人公认。我们缺的恰恰是能把大学的物质条件与人的条件紧密有机地融合、最终提质增效的能力——对一流大学的内涵支撑。加强一流大学的内涵支撑，当务之急就是要实现一流大学内外部的协同治理。强化人才培养，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高校，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培养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提升科研水平，全面支撑社会服务。高校应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以一流学术贡献为目标，着力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努力成为国际学术前沿的领跑者。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尖端科研原创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平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运行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支撑社会服务。一流的科研与学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领域与实际需求，以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当下最迫切的难题，助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建设一流师资，巩固学科核心力量。“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教师应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一大批各方面各领域的优秀人才。这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虑大学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以巩固我国学科建设的核心力量。开展国际合作，提升对外交流话语权。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研计划和科研项目。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与对外交流话语权，树立我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加强内部治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科研运行保障、经费筹措使用、绩效评价、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大胆尝试。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各项改革需要齐头并进、协同配合，共同推进教育体制的系统化、规范化、整体化。新时代，我们的高校都肩负着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面对历史新机遇新挑战，高校既要吸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治校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突出中国优势，办出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大批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选自 | 《人民论坛》9月上原标题 | 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新媒体编辑 | 刘一霖原文责编 | 张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