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研究

11月29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来到省电子政务外网统一云平台主机房所在的中国移动电商基地，专题调研我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情况，并就人口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共建共享云平台，互联互通大数据，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便利化水平。(11月29日华声在线)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新时代建设更好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一步，其迎合信息时代潮流，推动政府自我革新与提升，又给群众和企业提供了现实方便，把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去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环节，也指出政府服务还存在网上服务事项不全、信息共享程度低、可办理率不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仍然不便等问题。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箭在弦上。 当前，湖南对电子政务建设相对滞后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也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成功经验，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上后发追赶，重点突破，加快推进，这都凸显了湖南打造崭新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指出，要按照“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资源整合、注重开放协同”的原则，以服务驱动和技术支撑为主线，围绕“互联网+政务服务”业务支撑体系、基础平台体系、关键保障技术、评价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政务服务供给的信息化解决路径和操作方法，为构建统一、规范、多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提供保障。 这些都是湖南进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底气，也科学性的引导着湖南更好建设服务型的便捷智慧政府。湖南将以更大的气力，更精细化的操作，更诚挚的服务，来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有一刻放松，也不能有一丝傲娇，要日积月累的坚持下去，才能赢得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最终胜利。正如杜家毫所言，要坚决避免“一任领导一种思路、一个机构一套系统、一项工作多头指挥”，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的路子坚定不移走下去，以点带面、由条到块，在推动各部门协同联动、流程再造、系统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求毕其功于一役，但求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 未来，湖南要再加把劲，优化再造政务服务，融合升级平台渠道，夯实支撑基础，加强组织保障。提升政府的效率，促进政府的高端发展，让服务型政府成为现实，也真正为老百姓提供实际的方便，由此也能够释放出很多活力，为社会与经济的蓬勃健康发展助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制图：彭训文 数据来源：中国机构编制网(注：2003年至2018年数据未计入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大踏步构建服务型政府(发布与解读)“一只蛤蟆跳进水里，归农业部管，蹦到岸上就归林业局管。”“我种牡丹归林业局管，改种芍药就得归农业部了，一个是草本、一个是木本。”在3月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这样描述政府机构职能交叉。不过，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公布，这些现象将成历史。根据方案，就国务院而言，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很多年来想改未改的地方如今动了真格……海内外纷纷用“前所未有”“全面变革”“深刻重构”这样的词来评价。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进行了8次改革，组成部门(部委)由52个降至26个(不含国务院办公厅)，政府效能不断提升。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4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形成了一种基本逻辑和成功经验，那就是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进入新时代，要更加重视加强机构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巩固改革成果，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我参加一次座谈会，有专家跟我说他去调研时发现，在餐馆里边吃饭是由地税向餐馆收营业税，而要打包带走就由国税来收增值税。他问当地有关方面，要是站在餐馆门槛上吃该由哪个部门来收税啊？当时对方给他的回答是‘你这是抬杠’。”在会见采访今年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了这个故事。此次机构改革，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类似多头收税、干扰企业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之所以能合并，基础在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营改增、取消营业税，实现了税收以共享税为主。湖南省娄底市市长杨懿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娄底市此前国税地税就在一个办事大厅办公，现在两者合起来，对于地方财政、税收征管体系来说都是一个新格局。”这是此次国务院机构大变革的一个缩影。根据方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等成为国务院的新机构，而国土资源部、法制办、三峡办、银监会、保监会等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办公厅外，设置组成部门26个，直属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0个，办事机构2个。“新一轮机构改革，涉及领域之广、层次之深、力度之大、节奏之密集，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少见的，展现了新时代深化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对记者表示，与以往不同，新一轮机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开启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改革环境和发展条件。他分析说，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实力、水平和社会成熟度更高，深化机构改革的大环境已经具备；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任务，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形成科学有效的党和国家管理体制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中共十九大报告，还是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今年的全国两会，都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体现了极高的政治定位和战略意义。因此，此次改革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府机构改革，而且广泛涉及中共、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群团、社会组织及跨军地等各个领域，还涉及军地之间机构和职能优化转移，以及机构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之间关系，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三月十三日，北京市民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门前拍照留念。樊甲山摄(人民视觉)职能整合取得新突破“一个煎饼果子，到底该谁管？”对于这种城市乱象，以往群众要投诉，得跑食品安全、质量、价格等好几个部门，人们用“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大草帽”来形容这种监管脱节现象。此次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贯穿“确保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理念，将原来工商、质检、食药监、发改委的价格督查、商务部的反垄断执法等部门职责整合，目标正是为了让群众只跑一次，只对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就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具体内容看，“优化协同高效”成为重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李军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其中亮点总结为4个方面。一是解决了人民群众呼声最强烈、职责交叉最严重的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医保等领域问题，在政府职能整合协同方面取得新突破。例如，整合了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医疗保障管理职能。二是大部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基本建立了适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大系统管理的大部门体制。例如，文化与旅游机构合并，法制部门与司法部门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三是适应中国的全球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引进海外人才战略，在国际发展与移民事务等新功能方面做了完善，拓展了政府治理新领域。例如，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设立。四是更好地进行了退伍军人、林业草原方面的统一管理，便于更专业化执行。例如，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更重要的一个亮点是，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优化党政体系运行为改革思路。例如，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归入中央统战部管理，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电影管理职责归入中央宣传部等。此外，党的组织、政法、机关党建、教育培训等部门职责配置也进行了优化，理顺了党政关系。“改革不仅涉及对党政职能定位的重新认识，而且涉及权责边界的合理划分；不仅涉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变革，而且全面涵盖党的组织系统调整，更触及了党政融合发展等深层次问题。”贠杰认为，这将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并使其进一步制度化。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这让此次机构改革更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在此次改革前，国务院机构共进行了7次改革，分别为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提高政府效率成为关键问题。1982年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近100个，人员4.9万多人，一个部委的副部长最多达20多位。改革后，各部门缩减为61个，人员3.2万人。“前几轮改革目的是改变政府什么都管的问题，主要以精简、压缩机构和人员数量为主，没有充分意识到政府职能问题。”贠杰说，由于随后人事矛盾突出，导致改革效果并不明显。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1993年改革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将坚持政企分开作为主要内容，以改变政府像“企业”、企业像“车间”的情况。贠杰表示，从这次改革起，我们开始意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改革方向和节奏趋于稳定。后来的改革重点逐步转向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例如，2003年改革重点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008年改革提出探索大部门体制；2013年改革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然而，当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时，机构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因此，今年机构改革将“优化协同高效”作为重点。“今年改革在理念、范围、深度上均大大超越了以往历次机构改革。”贠杰表示，与以往政府系统为主的机构改革不同，此次改革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政融合发展为改革主线。在实践层面，不仅聚焦政府职责缺位和行政效能问题，而且高度重视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等问题。在组织体系方面，不仅关注部门与部门之间职权和责任优化统合问题，而且在纵向上把中央与地方职责关系的重新调整纳入改革视野，强调合理界定各层级间职能配置、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总结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李军鹏认为传达出一些基本逻辑：一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准确定位机构改革的目标及其重点任务。二是牢牢把握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积极有为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三是牢牢把握“市场决定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标准，不断拓展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政府服务与公共服务的视野与领域。四是勇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不断推进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改革。五是坚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出台改革的顶层设计原则方案，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先行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机构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各阶段问题充分考虑。比如，科学定位政府职能。比如，面对问题、困难和改革障碍，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时，更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法宝。”贠杰说。发挥好制度优势方案确定了改革落地的时间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要在2018年底前落实到位。3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如何破除思想藩篱？如何调整固化利益格局？如何有效加强系统性和协同性？如何巩固改革成果？……这些都是推进此次机构改革面临的挑战，有的还是始终存在的问题。“机构改革要在结构、功能和文化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贠杰认为，结构方面，这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而是要实现党政融合发展。功能方面，机构职能要优化调整，同时实现机构间协调高效和高执行力。文化方面，要破除一些部门人员等待观望、生搬硬套、本位主义等思想认识藩篱。在改革过程中，明确改革目标也十分关键。在西方，打造一个“有限政府”成为主流，中国则将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目标。此次方案提出，要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贠杰看来，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应该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起一个服务型政府或有效政府，“做到科学有为、为所当为。也就是说，该管的一定要管，不该管的一定不管。”贠杰表示，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属性不同，因此政府职能也有区别。例如此次改革提出的党政融合、高执行力等，都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要将这些特点化为优势，要通过机构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来实现”。他具体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重视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方法步骤和措施保障，健全评估和督察机制，确保机构改革沿着正确轨道平稳有序高效推进。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齐中熙、宋晓东、李劲峰1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为26个。改革着重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提高政府执行力。——关键词1自然资源监管：组建自然资源部，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方案提出，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务委员王勇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时表示，自然资源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质勘查行业管理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石市市长董卫民说，自然资源部门的组建，将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关键词2污染防治：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环保监管和执法方案提出，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说明指出，生态环境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污染防治、核与辐射安全，组织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等。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王洪海说，生态环境保护过去存在职责分散，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难以统一的问题。改革方案从大环境大生态大系统入手，能够保证持续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关键词3乡村振兴：组建农业农村部，全面解决“三农”问题方案提出，组建农业农村部。不再保留农业部。说明指出，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主要职责包括，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和政策，监督管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等。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济源市市长石迎军说，改革把过去分散的涉农项目和管理职责进行整合，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关键词4健康中国：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防控重大疾病并应对老龄化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保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指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拟订国民健康政策，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急、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等。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说，改革有助于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把过去分散在医疗、民政等部门的养老看护保健等职能整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关键词5公共安全：组建应急管理部，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方案提出，组建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说明指出，应急管理部的职责主要包括，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工作；建立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旭教授表示，改革健全了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在面临灾害时更加及时有效地调动各项资源，快速实现上下联动，提高防灾减灾和救灾的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更坚强的力量。——关键词6科技创新：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方案提出，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说明指出，科学技术部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基础研究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组织协调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编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规划并监督实施，牵头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和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监管机制，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等。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会说，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可以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进一步释放创新的强大活力，有助于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键词7市场监管：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进综合执法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说明指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承担反垄断统一执法；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说，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关键词8防范金融风险：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混业监管强筑牢安全底线方案提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说明指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银监会、保监会合并后，可以有效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在制定金融机构的风控标准时，可以更好地协调统一，有助于筑牢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底线。——关键词9公共服务：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加强不同群体不同领域的精准服务与保障改革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部门调整：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财政部管理。说明指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以及指导全国拥军优属工作等。国家移民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拟订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管理、外国人停留居留管理等。国家医疗保障局的主要职责是，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等。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鸿星说，改革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价值导向。把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全覆盖，精准管理，让更多的百姓享受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关键词10文化软实力：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方案提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说明指出，文化和旅游部的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拟订文化和旅游工作政策措施，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职责包括，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推进广播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审查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等。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歌舞团副团长咸顺女表示，改革有利于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市场发展和对外交流，提高广播电视的节目质量和影响力，彰显大国文化自信。（参与采写：何欣荣、刘硕、翟永冠）

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进入全面提升阶段，数字政府成为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一体化政府建设的重要助推器、提升治理智慧化水平的重要工具。但通过评估也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建议从完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深化网上政务服务建设、强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考核评估制度方面，持续推进数字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在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模式、提升行政管理和服务效率、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改进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政府以信息化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管理和服务一体化、便捷化、智能化水平，建成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1）深化政务公开、强化政策解读和舆情引导，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信力。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基本能够围绕国家、地区重点工作、部门职能、社会关注重点，利用政府网站、新媒体渠道开通相关专题栏目，推进政务信息公开。评估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省级政府、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利用门户网站直接发布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扫黑除恶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信息共计45 000余条。其中，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专题信息发布量均超过1万条。八成以上的部委网站、九成以上的地方政府网站开设政策解读栏目，以文字、图解、音视频等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多个部委、地方政府网站开设回应关切类专栏，对涉及本部门、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重大政府决策、社会热点问题、网络谣言等进行回应。政府网站成为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心工作宣传、社会公众便捷获取政府重点信息的权威渠道，成为开展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引导舆情的主阵地，在促进透明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创新政务服务方式，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为了让百姓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当前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按照国家要求持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把政府门户网站作为在线服务统一门户，不断探索出“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秒批”等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用户体验。▲“爱山东”平台已上线应用2600个。政务服务方面，不动产登记、公积金办理、教育入学、户口办理等服务在青岛、烟台等多地市均已实现“一网通办”。3）打造政民互动直通车，提升政府治理权威性。评估结果显示，超过90%的政府网站建立了多样化的互动交流渠道解民忧、听民意、汇民智，利用留言咨询、在线访谈、征集调查等方式与公众开展互动交流，解决公众难题、听取公众意见建议、鼓励公众参政问政，努力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民主化水平，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通过评估也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1）不同服务渠道数据资源一致性有待加强。2）数据共享整合力度有待加强。3）政务数据开发利用水平有待提升。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完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深化网上政务服务建设、强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考核评估制度等方面入手，持续推进数字政府服务能力建设。1）加强统筹协调机制建设。各地应加强政务信息化工作的统筹协调，构建统一领导、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统筹有力的各部门协同联动的综合协同机构，保障数字政府建设有效推进。国家层面制定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加强对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分类指导。2）深化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破除在不同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明确数据共享种类、标准、范围、流程等，实现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强化治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促进公共服务智慧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3）强化政务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利用政府网站等平台逐步推动政务数据向社会开放，推动政务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指导各地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行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4）建立健全考核评估制度。按照依托互联网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等要求，研究制定数字政府建设运营情况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评价各地、各部门数字政府建设情况、运营效果、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通过考核评估进一步促进各地、各部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升。综合自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期刊、云基华海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之治”开辟了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任务。这既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必须顺应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形势新变化，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做出新规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阶段的总体目标，强调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13个坚持和完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019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围绕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列出了100个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涉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创新经验和世界意义，等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也列出了大量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突出对“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制度前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就地方治理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改革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层面，还要注重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焦点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差别和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目前学界需要加强对地方治理实践模式转变与地方治理理论范式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从而推进地方治理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就基层治理而言，从基层政权建设、村（居）民自治等到基层治理及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则反映了我国基层管理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后，各地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属于基层治理的范畴，当代社区不断扩展公共职能，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中的重要力量。社区治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服务的供给及其合作网络的治理。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过去一年更是未来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在总结本学科70年的发展变化，作为70年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管理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话题讨论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公共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实践课题与理论主题。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然而却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关注度略显不足的领域。根据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调研报告的资料，除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几家培养单位之外，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及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中设立“全球治理”研究方向的院校并不多。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最高层次，在它之下依次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及社区治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直面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以此在学界突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范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与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技术革命与政府治理变革随着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展开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更高阶段。总结过去一年的相关高频词，人类社会正走向所谓的“后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社会”“智能化时代”“智能社会”或“超智能社会”。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和量子化推动政府治理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这催生了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浪潮，迎来了“数字政府”“政府3.0”“智能化政府”“智慧政府”或“智慧治理”。尽管公共管理学界已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技术与政府”并没有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已有的“电子政务”属于这个领域的内容）。事实上，技术与政府属于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分支或主题领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推动包括国家或政府治理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或“观念—技术—制度”的三分法中就可以领悟技术与政府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重视技术与政府这一基本主题的研究，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家或政府的体制、机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及其催生的数字化政府或智慧政府及智慧决策的新实践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也是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以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现阶段我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政府职能履行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落脚点。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安排者三种基本角色中做出选择与组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能，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本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管理学界持续关注的主题。2019年，“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则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例如，201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杂志在第4期和第7期设专栏探讨这一话题。公共管理学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加强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并总结提炼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这一实践领域的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府理论及政府职能理论，为公共管理学奠定更宽广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前提，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民生是人民最大的福祉，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载体，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支撑。“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更高期待，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施政重心。当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构成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对“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对公共服务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完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协作，抓民生和抓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抓重点、补短板等议题。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大致可将公共管理学科划分为三大领域或板块：一是公共组织（公共行政学）——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的体制、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二是公共政策（政策分析）——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质性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分析研究；三是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民生改善以及事业单位管理等为研究对象。原有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涵的不清晰，制约了该学科领域及其人才培养的发展。在新时代，随着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需要推动本领域由“公共事业管理”向“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构建起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公共服务”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与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政策与治理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国家治理的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党和国家特别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继承、发展、扬弃与借鉴。例如，在吸取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一方面，必须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之路，必须总结和提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以此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以史为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需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的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实践与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继续深化的基本动因在于：一是一系列新变革的涌现，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科学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官僚体制的失效，如：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日益复杂化；三是西方社会中公民对政府不满的加剧与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期望和要求。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所强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主编安德鲁·梅西（Andrew Massey）在2017年第4期的主编导语中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全球化问题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公共行政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难以应付。在理论上，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学科范式与理论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出现由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变。在西方，继“新公共管理”之后，公共部门管理进入了所谓的“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或“公共价值管理”时代，出现了诸如“（新）公共治理”或 “新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数字化治理”“整体化治理”一类的“新”模式。其中，“公共价值管理”“新公共治理”和“合作治理”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或知识综合。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跟踪国外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及其前沿，批判性地借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及有益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解决中国问题，又要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积极探索重大全球或国际问题、增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前沿，特别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成就。从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强化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采用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研究途径。格雷在“eScience：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概念，指出科学研究的四次范式变化——从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到计算模拟再到数据科学或数据驱动的知识增长。当代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革命，其标志则是社会科学的兴起，这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人类行为计算的科学。当代科学前沿领域的进展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部分生物科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的内容正有效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天生是自利”的观点并不成立，平等观念有其基因基础；进化性的生存更依赖于集体性交往，而非自我疏导。数据化和智能化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今天，人类行动的数据可以被系统地、规模化地掌握，人们的行为踪迹都可以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这使得研究个人、团体及全人类的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虚拟现实/现实增强”等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标志着虚拟现实时代的来临。2018年的《科学》和《自然》杂志都有文章论及这个话题，《管理科学》编辑部则宣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是管理科学的新主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它与传统分析工具结合，可以检验传统方法无法检验的假设，拓宽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今天，行为、实验、预测和数据驱动已成为新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知识增长方式，也成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召开了多次相应主题的研讨会，论著也明显增加。因此，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的行为、实验、模拟、预测和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技术、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中的多学科知识融合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涌现以及知识融合成为当代科技进步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野日益模糊。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行政学采用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微观视角，以心理学和实验方法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心理学及个体行为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也日益交融。近现代社会科学走过从整体到分化或专门化的历程，如从政治经济学、精神科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学（官房学）到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则由专门化到整体化演变，如知识产生方式由学科导向转入问题导向，进入所谓的“后学科时代”。如加里·金在《重构社会科学》一文中所说：随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性增强和更具合作性，社会科学的实际定义拓宽了，不能再基于过去特定学科领域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及应用性的特点。大量学科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因此必须倡导和推动与公共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同样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美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詹姆斯·佩里在2016年第2期的寄语中，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正在消失吗？”（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的设问，强调必须高度关注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布尔贡（Jocelyne Bourgon）在《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发表的头条论文《反思、重构与重塑》中认为，影响未来治理模式的挑战性趋势正在形成，政治及国家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正在改变。现在是时候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反思公共行政学了，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理论”，它将国家、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与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推进，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提出了历史性任务。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有大量关于本学科转型与重构的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题论坛，形成了一系列的论著，观点精彩纷呈。“第四次管理革命”“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中国管理（范式）”“百年变局与管理科学”等也成为管理科学的热门话题。例如，曹仰锋在《第四次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管理的百年历史上发生了四次管理革命，即从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精益管理到价值共生。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涉及大量问题。例如，怎样把握和处理好学科发展中的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等方面关系；如何凸显中国公共管理学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如何促进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内容。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其地位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可以称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因此，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顺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立足现实，回望历史，直面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新趋势和新问题。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其理论创新，拓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与主题，夯实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振明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2021年1月2日，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第十届管理决策效率评价研讨会暨《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2020）》（下称《报告》）发布会”，推出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优秀榜单。这是国内连续出版、发布的第10部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年度报告。《报告》在继承以往研究思路与方法基础上，基于地方政府在履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职能现状，重点揭示脱贫攻坚与地方政府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论证决胜脱贫攻坚与提升政府效率面临的问题及治理对策，完善相应指标体系，测度与分析2020年我国省级政府效率、地级市政府效率、县级政府效率及国定脱贫县政府预防返贫效率（简称防贫效率），发布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优秀榜单，包括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十高省”“百高市”“百高县”，以及中国防贫效率“百高县”。同时，本次发布会还推出《报告》的第一部分册：《中国地方政府文化与旅游公共服务效率研究报告（2020）》，发布地方政府文化与旅游公共服务效率“十高省”“百高市”榜单。会议由江西师范大学社科处长曾振华教授主持，《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唐天伟教授在会上诠释了《报告》内容及创新点。刘洋研究员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并做了分享交流：其一，《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连续10年发布，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对当年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和效能进行测度、分析、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对指标体系和报告内容进行调整优化，已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权威、原创、实证、实效的资政智库成果。其二，今年的研究报告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精准扶贫和“十三五”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开启第二个一百年新征程、启动“十四五”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以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以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外更趋复杂的形势变化，形成的一份高质量研究成果，能够为各级党委政府“十四五”规划及政府治理优化提供对策建议。其三，《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效能型服务型政府的连贯性研究成果，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展现中国形象的典型研究成果和数据资料，建议课题组加强研究成果海外交流推广，为其他国家地区改进政府效率提供借鉴。其四，建议课题组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地方政府效率评价指数平台，力争实现政府效率监测常态化。利用互联网平台，引入社会公众评价，了解网友对地方政府效率的获得感等主观评价，丰富报告测度维度。其五，建议课题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疫情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的新变化，以及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带来的新变革，以及结合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提出地方政府治理深化改革中长期目标和建议。会上，刘洋研究员也对地方政府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效率研究报告做了分析，据公开数据，2019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98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56%，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文旅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朝阳产业。文化旅游更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人流量限制导致传统的门票经济、客流量拉动的吃住游购娱收入均受到了影响，日常运营管理增加了疫情防控成本。地方政府近年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旅商康养融合和数字文旅做了大量工作，其绩效体现出文旅产业的竞争力和应对变局的韧性。

“放管服”改革，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是近年来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小经在中小行的帮助下开了个大公司！快来看看吧！学习出版社联合解读中国工作室精心制作了16集动漫微视频——《中小治棒棒哒》。今天推出第六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何行之有效》。03:17△《中小治棒棒哒》第6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何行之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经过不断探索创新，我国行政体制日益健全，既合理吸收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一些有效做法，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本集中，中小行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企业经营者带来了众多便利服务。噼里啪啦的鞭炮，红色的气球拱门，两排漂亮的花篮，一组热闹的舞狮，众人站在门口喜笑颜开庆祝中小经的新公司开张了。大家对中小经的新公司充满好奇。中小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小经可是我们家族最有商业头脑的了，他早就把政策研究得透透的，消防技术服务刚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解禁出来，就被他瞄上了。中小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政府规定市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19版的清单共列了一百三十一项，比2018年版减少了二十项，消防技术服务就是其中一项。中小经：没错，我就是看准了这一行，以前门槛很高，进入限制很多，开始我也很犹豫，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办下来了中小行：现在注册公司可方便了，政府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公司名称查询、申报材料都能直接在网上操作，审核通过后就等着拿本了。中小经：对，连拿执照都不用去现场了，可以快递，前前后后只要一个多星期，真是很赞，我还在系统上给了他们一个好评。在2019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377万户，便利的操作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普通百姓们拥有了更多致富机会。中小治：近些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放管服”，大幅削减政府审批事项，大大缩减了企业的开办时间。中小领：不光这些，政府为了支持创业，还鼓励银行给新开办的企业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解决他们的资金问题。中小行：税收还有优惠呢！增值税的减免力度也很大，这块的负担就减轻不少。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该放的全放开，该管的管到位，为企业和社会做好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探索发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拥有坚实的百姓基础，展现蓬勃的生机。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保证。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厦门大学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黄新华从党的领导、制度供给、行政体制改革、风险防范化解、干部队伍建设和数字治理等多角度入手，对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进行深入解读。全文将于近期《国家治理》周刊刊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只有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才能抓住科技、产业、国际力量调整等机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更重要的是，“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只有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才能完成“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前提。“十三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正是得益于党的领导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得益于党领导下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得益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必须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为此，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各个领域，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二要深化党的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在国家治理各环节发挥着核心作用，深化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抓住这支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队伍，强化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建设，把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三要推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必须在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的基层治理，将党组织向社区最基层延伸，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增强制度供给，提升制度执行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互动关系中，制度是基础和前提。制度是否具有优势，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优势，在根本上与制度优势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但一些具体领域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短板与不足。随着“十四五”时期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以及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加强制度供给，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增加制度数量供给的同时也要注重制度质量的提升，通过制度设计发展出更具有效性和适应性的制度。只有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能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持续巩固我国的制度优势，为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奠定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两个要素对治理效能的决定性作用，在增加制度供给的前提下，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还必须提升制度执行力。因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是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换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制度执行力是指贯彻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能力，拥有良好的制度并不代表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良好的治理效能，必须经由强大的制度执行力才能将其转化。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执行力，就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结果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发生偏离的现象，使治理绩效大打折扣。提升制度执行力，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首先需要加强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制度执行的问题，科学地进行制度设计，让制度天然利于执行。其次要强化制度意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最后要完善制度监督，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和问责机制，用政治监督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又进一步强化制度优势的良性互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行政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历经多次调整，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治理实践的要求，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十四五”时期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优化政府的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适应“十四五”时期治理要求的政府治理体系，让政府更好承担起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为此，一要践行人民主体思想，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在政务服务中必须要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是否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二要加强法治行政建设，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立法部门要完善行政法律法规，积极完善各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前沿领域的行政立法，使行政管理活动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三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从“简政放权”入手，同时做到“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形成“放”“管”“服”三管齐下、互为支撑的改革局面。四要推动资源下沉，提升基层行政效率。要不断推进政府治理重心和配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基层下移，让基层的资源和行政事务相配套，为乡镇、街道和社区赋权增能，提升国家治理“最后一公里”的行政效率。健全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有效应对风险与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高度复合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风险社会中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安全是政府的根本任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健全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有效应对风险与挑战。国家治理是一个“输入—输出”的动态过程，制度优势、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治理行动等是这一过程中的治理输入，治理效能就是这一过程中的治理输出。而风险与挑战就是国家治理这一“输入—输出”过程的“中梗阻”，不处理好，就会严重阻碍治理效能的输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国内的风险挑战对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阻碍，健全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树立风险意识，在国家治理中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思路，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必须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必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在重大突发事件到来时，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提升干部的治理能力，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批又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越来越艰巨繁重，各方面工作也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对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断提升干部的治理能力，锻造出一支又一支适应“十四五”时期复杂艰巨挑战和繁重的治理任务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才能更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第一，要提升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推动“十四五”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拥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才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第二，要增强干部队伍的学习和创新能力。面对新发展格局，发展的新特征新方向对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推动各级干部在治理实践中不断自我革新和进步，以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第三，要增强干部队伍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挑战的能力。国际国内各方面的风险不断积累和集中显露将贯穿于“十四五”时期的全过程，必须增强干部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应对本领，在防范和应对风险挑战中提升治理效能。第四，要增强干部队伍对现代信息技术的适应和驾驭能力。在信息时代，只有能够在治理中熟练而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干部才是合格的干部。在此基础上，必须改进干部队伍的选拔和考核方式，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要把那些敢于担当和治理能力强的干部识别出来、使用起来。必须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关爱，提升干部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让干部以热情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因此要建立健全干部关心关爱制度机制，把关心爱护干部落到实处，保障干部的合法权益，重视干部身体和心理健康。加强数字治理，善用信息技术优化国家治理21世纪以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着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深刻转型，数字计算、融合、关联分析等预判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快速、全面、有效的治理力量的形成。数字赋能将革新和优化治理工具，有利于治理主体更好地感知社会发展态势。“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新基建取得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基础建设，网民规模达9.4亿。持续推进的数字新基建和越来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加强数字治理奠定了基础。“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进一步发挥数字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用数字治理优化信息收集、公众沟通、公共决策等各环节，推动国家治理过程、手段、方式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让国家治理更加科学、高效，让现代信息技术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增量。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数字治理思维，确保数字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在持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在决策过程和信息收集方面运用的同时，必须加强数字治理平台建设，建设与数字治理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体制机制，防范数字治理的潜在风险，注重数字安全、防止信息冒用、信息泄露，处理好数字治理特别是人工智能、数据算法（包括算法歧视）的应用不可避免带来的伦理问题，让数字技术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载体。【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石术对本文亦有贡献】作者 |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厦门大学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黄新华原文责编 | 臧雪文 李 懿新媒体编辑 | 臧雪文更多精彩文章，欢迎关注《国家治理》周刊及人民论坛网！

文｜姜惠宸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电子政务为各地区各部门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有效地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电子政务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效能进一步提高，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2020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电子政务调查》（2020版），这份报告是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背景下完成的。COVID–19大流行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指导下努力应对挑战，以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和电子政务的创新模式来实现危机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电子政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大核心指标（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和电子参与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水平。本文将从中国电子政务的跨越式发展、全球视野中的电子政务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如何提升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跨越“数字鸿沟”、赢得更多“数字红利”进行战略性思考。｜中国电子政务的跨越式发展1.政府鼎力支持：电子政务稳步发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电子政务。近年来，国家发布一系列政策规划，优化电子政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发展。2012年，《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发布，明确提出要“走一条立足国情、讲求实效、面向未来的电子政务发展道路”。2014年，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总理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6年，“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发布，提出要建立国家层面的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支持善治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一网通办”，为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支撑。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近年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在电子政务领域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电子政务效能的提高。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政务发展道路，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指南》围绕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电子文件、“互联网+政务”等重点工作，提出相关标准体系框架及建设重点，明确到2022年建立较为先进的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2.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电子政务：核心指标达到“非常高”水平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简称“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中国自2003年联合国发布首份报告以来，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EGDI）总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见图1）。2012年以来，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不但实现了指数增长，而且还实现了全球排名的稳步前进，并于2020年实现电子政务领域两大核心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水平。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首次进入全球前50名，位于全球第45名；中国电子参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补充指数，E-Participation Index，EPI）首次进入全球前10名（图2），位居全球第9名。根据联合国的指数评级标准，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已由2018年的0.6811提升为2020年的0.7948，从“高”水平（High） 跃升至“ 非常高” 水平（Very High）；中国的电子参与指数，由2018年的0.9045进一步提升到2020 年的0.9643，同样达到“非常高”水平。3.G20视角中的中国电子政务（1）核心指数水平提升近年来，中国在电子政务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应该客观评估，中国电子政务及其各主要指标在全球中的相对位置、全球各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要了解中国与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较高国家间的差距，这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以G20（二十国集团）中除欧盟外的1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由表1可见，从增长动力看，2012年到2020年，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美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全球排名总体呈上升趋势，5次报告中有3次全球排名较上年提高。其中，中国、印度、阿根廷2020年全球排名较2012年分别上升了33、25、24位，电子政务发展具有强劲动力。从发展水平看，近年来G20国家中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均为发达国家。2012年，G20国家排名前5的分别为韩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其全球排名依次为第1、4、6、11、11；2020年，G20国家中排名前5的分别为韩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其全球排名依次为第2、2、4、5、14位。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电子参与指数，我们研究了G20国家运用电子政务提供电子信息（E-information）、开展电子磋商（E-consultation）、推进电子决策（E-decision-making）的状况。根据表2，从增长动力看，土耳其、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2012年到2020年的电子参与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5次报告中至少有3次全球排名较上年提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印度的电子参与指数提升较大、发展势头较好，三个国家2020年全球排名较2012年提高了101、57、46个名次。在这几个国家中，中国电子参与指数的排名最高，为全球第9名，这不仅因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电子政务领域的持续深化改革。截至2021年2月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联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务院44个部门政务服务平台，事项实施清单520.11万项，汇聚政务服务办件数超过7.95亿件，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政务服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从电子参与指数的发展水平看，2012年G20国家排名前5的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即韩国（全球排名第1）、美国、英国（全球排名并列5）、澳大利亚、德国（全球排名并列第8）。2020年，G20 国家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美国（全球排名并列第1）、日本（全球排名第4）、英国（全球排名第6）、中国、澳大利亚（全球排名并列第9）。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中国的电子参与指数首次达到G20国家第5名，居于领先水平。（2）发展指数精准分析根据联合国编制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 我们将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细分为在线服务指数（Online Services Index，OSI ） 、电信基础设施指数（Telecommunic ations Infrastructure Index，TII）、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HCI），并对G20国家按年度进行排名，详见表3—表5。表3为G20国家的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中国和土耳其在样本期（2012年-2020年） 的在线服务能力提升较大，排名分别上升10和9位，达到第5、第9；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澳大利亚的在线服务指数名次也较2012 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4、4、3、3、3位，达到第11、10、8、16、3。在样本期内排名上升次数达到3 次的有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土耳其、意大利。从发展水平看，2012年，在线服务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美国（并列第1）、英国、加拿大、法国。到2020年，在线服务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韩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并列第3，中国和日本并列第5。表4为G20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日本在样本期的电信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最大，排名上升8位，由2012年的第10名大幅提升为2020年的第2 名；中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2020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较2012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4、4、3位，达到第12、8、6名。在样本期内，中国的排名上升次数最多，达到3次。从发展水平看，2012 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2020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韩国、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表5为G20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沙特阿拉伯和德国在样本期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最大，2020年较2012年排名分别上升8、7位，由第18、9名提升为第10、2名；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的人力资本指数名次较2012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5、4、3位， 从第8、17、11名提升为第3、13、8名。在样本期内， 德国、土耳其、俄罗斯的排名上升次数最多，达到3次。从发展水平看，2012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加拿大、美国。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阿根廷。由此可见，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源于在线服务和电信基础设施方面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在线服务能力指数从2012年的0.5294上升为2020年的0.9059，中国在G20国家中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15名跃升至2020年的第5名。与此同时，中国的在线服务指数和电信基础设施指数的发展趋势都体现了较好的成长性，在G20国家中呈上升趋势。从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细分指标看，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的在线服务指数（0.9059）和G20国家最高值（1.0000，韩国）相比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在电信基础设施（0.7388）和人力资本（0.7396） 指数方面，中国与G20国家最高值（0.9684，韩国；1.0000，澳大利亚）相比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全球视野下的电子政务：“数字鸿沟”与“数字红利”并存1.全球电子政务的发展变化我们整理了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根据其评级标准，将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分为“低”（Low）、“中” （Middle）、“高”（High）、“非常高”（Very High），以此绘制全球EGDI指数相关趋势分析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电子政务达到更高水平。由图3可见，全球EGDI指数达到“高”或“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量自2014年开始连续6年实现持续增加。2012年和2014年联合国成员国中分别有48.2%和45.1%的国家EGDI指数达到或超过“高”评级，2020年65.3%的国家EGDI指数达到或超过“高”评级。与此同时，在2012年，14.0%和37.8%的国家EGDI指数评级为“低”或“中”，而到2020年相关比重已降低至4.1%和30.6%。2. 全球五大洲电子政务发展演变由图4可见，总体而言，全球五大洲EGDI指数自2012年来呈上升态势。具体而言，各大洲受基础条件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电子政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非洲和大洋洲的EGDI指数虽有波动，但总体来看在持续增长，其均值水平仍明显低于全球均值。美洲和亚洲近年来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稍高于全球均值，而欧洲的表现则明显超过全球均值。我们将成员国按各大洲细分，绘制相应的EGDI指数各评级变化趋势图。由图5可见，从2012年到2020年，亚洲EGDI指数为“低”“中”评级的国家数由3、21个分别下降为1、12个，而EGDI 指数达到“非常高”评级的国家由4个增加到15个。根据图6-（A），美洲EGDI指数为“低”“中”评级的国家数由2012年的1、11个降为2018年的0、10个，并在2020年变为0、5个。EGDI指数为“高”“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由2012年的21、2个提升为2020年的23个、7个。由图6-（B ）可知， 在2014年， 欧洲EGDI指数为“中”“高”评级的国家数为2、25个，于2016年分别降为0、24 个。EGDI指数达到“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由2014年的16个，逐步提升为2016、2018、2020年的19、27、33个。从比重上看，在2012年仅有37.2%的欧洲国家达到“非常高”水平，而2020年已有76.7%的国家达到“非常高”水平。根据图7 -（A ），虽然非洲的EGDI指数均值始终低于全球均值，但从结构上看，2012年有38.9%的国家EGDI指数为“低” 评级，而2020年仅有13.0%的国家EGDI指数为“低”评级。相对而言，“高”评级的国家比重由2012 年的3.7%大幅提升至2020年的25.9%。由图7-（B）可看出，大洋洲国家的EGDI指数自2018年开始全部达到或超过“中”评级，“高” 或“非常高”评级的国家在2012年仅占14.3%，而2020年已达35.7%。3.全球五大洲电子政务发展结构优化研究我们基于国家层面的EGDI指数，进一步分析各大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的变化情况，详见图8。从2012年到2014年，非洲和亚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国家数较多，分别为5、7个，美洲、大洋洲、欧洲仅有1、1、2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由较低评级转为较高评级；从2014年到2016年，“评级提高”的国家主要为亚洲和欧洲国家，美洲和非洲国家各有3个国家“评级提高”。从2016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各大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的国家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仅大洋洲就有5个国家“评级提高”， 欧洲和亚洲分别有8个和9个国家“评级提高”，而美洲和非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历史新高， 分别为10和14个；从2018年到2020 年，除大洋洲外，欧洲和美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7个和9个， 亚洲和非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11个和15个。｜关于提升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战略性思考1.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区域性差异显著根据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2020版），我们发现，由于各大洲、各国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各大洲国家用EGDI指数度量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具有显著的“数字鸿沟”特征。其中，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强劲动能，并且在2020年实现电子政务两大核心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 水平。2. 发展中国家缩小“ 数字鸿沟”的关键点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以及G20国家中，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名列前茅的似乎多为发达国家。但是，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最新报告也表明，虽然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并通常具有更高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但是这一因素并非是推动国家电子政务发展的唯一关键因素。近年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状况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并且电子政务在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20年5 月31日，中国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枢纽）自运行一周年以来，实名注册人数超过1亿， 访问人数超过8亿，累计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平台支撑地方部门数据共享超过80亿次，并在疫情期间开展“保企业、稳就业”服务，有效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服务。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电子政务调查》中指出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与以往不同，并且数字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后疫情时段的世界中缩短数字鸿沟？如何赢得更多数字红利？我们认为，可着力推进电子政务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在线服务，让政府运行更加高效，从而缩短数字鸿沟、赢得数字红利。3.对“数字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电子政务的启示关于如何推进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发展，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提供了科学可行的行动参考。联合国对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领先（在具有“非常高”水平的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家的调研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具有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形成的战略性数字政策及提供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已高度制度化、连续性强且不断进步；②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融入协调多部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③设立中央机构或部门，由首席信息官（CIO） 领导，负责制定多年期、得到不同政策领域规划支持的“数字议程” （Digital Agenda）；④具有全面的数字政府法规和监管框架；⑤大多数国家已开展关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并围绕新技术制定国家战略和开展试点工作。尽管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目前已达到“非常高”水平，但是与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程度较高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关于推进中国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迈进、更好地服务“数字中国”建设，要制定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战略，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电子政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加大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力度；要提高科技创新活力，优化我国电信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要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重点关注电子政务领域跨学科人才培养，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提供新生力量；要结合新兴前沿技术，发掘更多适用于电子政务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在线服务能力，通过不懈努力尽快缩短与全球领先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要积极发挥电子政务效能，为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中国”创造更多数字红利，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参考文献及文内图表略）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前沿交叉战略研究中心、管理与经济学院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6期，原题为《中国电子政务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中国智库 China Think Tank=====“中国智库”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开设的新媒体账号，旨在搭建联系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的桥梁，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中国发展出版社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单位，业务领域包括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智库服务等。除出版社本部外，旗下还有《中国发展观察》《经济要参》《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报告》《新经济导刊》等期刊社和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国研智库创新科学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斯科特广告公司、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