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博士学位

读着大专的学历，日后能拿本科的文凭？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建议，给大专学生增设副学士学位。李健表示，高职院校在校人数、招生人数占全国大学生比例一半以上，却没有适应他们的学位。从给大专生增设副学士学位，网友很快想到给本科生增设副硕士学位，给硕士增设副博士学位，再给博士增设一个副院士……有考研党甚至笑出了泪，“快，安排上，考研凉了我还是个副硕士！”争议建议一出，争议无数，各家皆有理由。有人反对说，即便增设副学士学位，也只是一种名称美化而已，于实无补。况且，中国高校的鄙视链已经够长了，弄不好又多了一个鄙视链的名目。985瞧不上211，211瞧不上一本，一本瞧不上二本，二本瞧不上专科，专科只好瞧不上失业生。若再设一个副的，一场鄙视链大战，没完没了。有人则表示赞同，坦言你不懂专科生的心酸。因为当年没能考上本科，现在遭受的一切不公，都是在还曾经的债啊。有大专生吐了大实话，“有学位就是了不起啊，社会上很多岗位就是卡死本科线。很多地方专科没资格考公务员，事业编也卡住了。应聘公司，一个大专生连简历筛选都过不了。”还有人保持中立，觉得给大专生增设副学士学位，没什么不可以。不过他们提醒道，这只能当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千万别当做雪中送炭。比起一顶学士帽，实力和机遇才是王道。一个面临就业的大专生说道，“不管是什么学历，最重要的还是不停努力。人生很长，前20年不如别人，那接下去就慢慢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机遇增设副学位这一话题火爆的背后，是规模数以百万计的高职高专生。近几年来，我国普通专科招生人数逐年递增：2016年343.21万，2017年350.74万，2018年达到368.83万。这一人数还将继续增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高职扩招100万人，被外界解读为前所未有。“2019年，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话说。大幅扩招也有了资金支持。在2019年3月7日的两会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今年拟安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237亿元，同比增长26.6%。扩招的背后，源自国家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尽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800万，但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并不能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还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日前对当下的结构性失业作了说明：我国正面临特有的“白领过剩”问题，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技工、熟练工人和工程师。技术人才的缺口有多大呢？到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750万人，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也将分别达300万人。数据来源：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联合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一边是本科生就业困难，一边是专科技术人才极度短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人社部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发展发挥专科人才的优势，岂是增设一个副学士学位就能起效的？这跟学院改名大学是一个道理，没有实力，学位证做成纯金的又有何用。与其给一个名分，不如切切实实地做好职业教育，保证毕业生的含金量。毕竟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要招聘一个高职毕业生，并不注重他的学位到底有多漂亮，而是关心他的技术是否过硬。高等教育的关键在质量。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所长王江清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等。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则坚持宽进和严出相结合，德技并修，培育更多新时代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与此同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工人早已不是印象中的“老大黑粗”，3D打印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生物等新领域纷纷涌现。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依旧裹足不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依然存在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问题，进而所有职业院校即便办学水平再高，都难以吸引受教育者。中国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2018年，大学招生790.99万人，其中本科生422.16万，高职高专368.83万，毛入学率48.1%。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精英教育观该退场了。熊丙奇提醒，全社会应该淡化学历，关注高等学校办学的特色和质量，我国社会也就要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以能力论短长，才能让人才各展所长。就像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职业教育时说的，“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俄罗斯在19世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培养高级人才，1804年颁布实施的《大学章程》标志着俄罗斯学位制度的正式确立。在前苏联时期，继承并发展了俄国学位制度，逐步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副博士和博士学位设置和授予制度，以及研究生教育体系。1932年，苏联成立了学位学衔最高评定委员会。苏联解体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俄罗斯开始了学位制度的改革，力图在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构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保持自己特色的的学位体制。目前，俄罗斯高等教育和大学后教育体制仍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单就学制来讲，新旧体制并存。旧学制旧学制的学期为5-5.5年，学生经过考试，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如电子学、建筑学“工程师”、“经济师”、“农艺师”等专家称号，称为“持文凭的专业人才”。获得此项证书后，通过考试或推荐，可以攻读副博士学位，一般3-4年，答辩通过后获科学副博士学位证书，是科学学位，俄罗斯认为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哲学博士（Ph . D）。获得副博士学位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通常5至10年成为某一学科学术带头人之后，有权申请科学博士学位答辩，如通过，可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证书。新学制新学制是将高等教育和大学后教育分为四种阶段进行。新学制的产生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使高校陷入困境，政府开始考虑允许学校招收自费留学生以改善学校经济状况，但前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与西方国家体制不合，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对外国留学生教育采用新体制。1996年以前，俄罗斯没有学士、硕士学位的称号，只有工程学工作资格、教师资格、农业（家）资格、经济（师）资格等所学专业的从业资格，但培养层次的单一性不利于行业和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高等教育学位体制改革，恢复学士、硕士学位，逐步形成了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四级学位制度。①不完全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由高等院校按照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大纲实施教育，学制2年，完成这一阶段学习任务并考试合格的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教育，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领取《不完全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后就业，不授予学位。本阶段毕业生大概相当于我国的大专或略低。②基础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中间阶段，由高校按照专业基础教育大纲进行实施，仅限于人文、社会、经济、理科等专业。学制分4年制和5年制，学士学位4年制开始2年是不完全高等教育阶段，后2年是系统专业知识教育，是在前2年基础上的继续，按我国习惯可成为2+2学制。学生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可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学士学位，并可以继续接受下一阶段教育。5年制毕业时获得所学专业工作资格证书，工程学工作资格、教师资格、农业（家）资格、经济（师）资格等。③完全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完成阶段，由高校按教学大纲在基础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续加一年毕业，授予高等教育相应专业专家文凭，属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续加2年毕业者，成绩合格，通过答辩后获《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硕士学位，属于研究型人才培养方向。④高等后教育。包括副博士和博士教育，学制均为3年，完成所有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并通过答辩者授予科学副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改变了苏联时期获得博士需要有一定研究工作经验或成为学科带头人的要求，修改为通过3年的学习，提交合格的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而获得。（责任编辑马征，荣誉主编李志民）

乌克兰基本继承了原苏联学制，其中包括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研究生教育)。乌克兰现行高等教育结构和学位制度包括专家资格教育和学位教育两种。 　　 现在乌克兰高等教育也提供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副博士)学位教育，由高等院校按照基础专业教育大纲在第一级不完全高等教育后实施的基础高等教育，旨在根据学生选定的高等教育专业方向培养具有“学士学位”的专家，学制4 年。学校向按规定修完全部课程(包括实习)，通过全部考试考查，经考核合格的学生颁发《高等教育毕业证》，同时授予学士学位。获“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更高一级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教育专业范围仅限于人文、社会经济、理科和部分工科专业等。硕士学位教育是在学士学位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二年专业培养(包括科研或教学实习)，标准学制为2年，(加学士学位教育共6年，即4+2)。学校向按规定修完全部硕士学位课程，通过考试、答辩，经考核合格的学生颁发《高等教育毕业证》，同时授予硕士学位。 　　 根据乌克兰国家高等专业教育标准，专家资格教育保留原来的学制——5年。学校向按规定修完专家资格教育全部课程，通过考试、答辩，经考核合格的学生颁发《高等教育毕业证》，同时授予“工程师”、“农艺师”等称号的专家资格。获“硕士学位”或“专家资格”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均可报考副博士研究生，攻读副博士学位。副博士学位教育学制3年，副博士资格考试合格，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者可获得副博士学位，针对海外学生办法国际标准的Ph.D证书(博士)。 　　 乌克兰的院校讲课以俄语为主，外国留学生第一年为预科(预备系)主要是学习俄语，各高等院校一般学制为五年(医科大学为六年),毕业时获硕士学位(如学习四年也准毕业，但只能获得学士学位)。现在有部分高校对于部分专业采用英语授课，本科(学士学位)四年，硕士学位二年。 　　 在学历认证方面，根据1998年12月中乌两过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中国承认乌克兰高等院校颁发的学历证书和乌克兰最高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学位证书。 乌克兰现有普通学校21,500所，高等院校1,047所，职业技术学校737所。 　　国立基辅大学、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基辅国际民航大学、乌克兰国家技术大学(基辅工学院)、国立哈尔科夫技术大学、基辅建筑工程学院、基辅医学院、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基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哈尔科夫音乐学院、敖德萨音乐学院、乌克兰艺术学院等院校在世界范围内有很高的知名度。

1980年2月12日，国务院颂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位，是根据专业学术水平而授予的称号，是对某一学者在学术水平上的一个评价。学位的分级各国并不完全相同。如意大利只设博士学位一级；苏联设科学博士和科学副博士两级；美国设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4级﹐多数国家采用3级制：学士﹑硕士﹑博士。有些国家除了这 3级学位之外还设有荣誉学位。中国现行的学位分级，采用多数国家比较通行的做法，设学士﹑硕士和博士3级学位。学士、硕士、博士的称呼，虽然自古就有，但与学位制并不沾边。因为在古代，博士是个官名；学士最初指在学读书的贵族子弟，以后也成了官职的名称；而硕士则是对德高望重、博学广闻的人一种尊称。另外，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虽然有秀才、举人、进士等级，但这些等级只是充作当官任职的阶梯，与学位制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学位制，严格说来是近代才开始建立的，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已有类似今日学位制的涵义。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正式设进士科，实行以策取士，这是科举取士的开始。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比较完备﹐而且科目繁多，武则天统治时期已有殿试。宋代大体沿用唐制，以明经﹑进士两科为最普遍，而考取最多者为进士科。由“道”(当时行政区划的名称)考试及格者称“贡士”和“举人”，送中央礼部考试﹐及格者称“进士”，明代科举制度尤为完备，省试取中者称“举人”；殿试取中者称“进士”，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清代科举制度与此大致相同。中国引进西方学位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4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制定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当时教育﹑科学的落后﹐《学位授予法》未能全部实施﹐从1935——1949年的14年间﹐只授过学士和200多个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曾先后三次拟实施学位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未能真正实行。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行的三级学位制，并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1982年6月我国的首批博士学位产生。至此，我国的学位制度才全面趋于完善和成熟。现代中国的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的人员，通过硕士（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在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康鹏根据人民网、新华网、百度百科等综合整理，图片来自网络）下载齐鲁壹点客户端，关注本壹点号——说古谈今，就能查阅以前的文章并能第一时间看到更新。齐鲁壹点客户端版权稿件，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公路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沙庆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23日20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沙庆林院士。沙庆林院士1930年5月出生于江苏宜兴，195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同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从事道路研究工作，1954年经国家选派赴莫斯科公路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在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工作，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沙庆林院士长期从事公路工程材料、结构、施工工艺和质量管理研究，始终工作在公路科研、建设、教学第一线，卓越的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公路建设领域诸多空白。他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为我国公路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公路科技领域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公路工程界的重大损失。根据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治丧办联系人：赵辉，010-62079168，010-62014130（传真），13681519533。沙庆林同志生平沙庆林，男，1930年5月出生，江苏宜兴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公路领域著名专家、沥青路面方面的杰出领军人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2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同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工作，1954年经国家选派赴莫斯科公路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在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工作，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沙庆林指导科研人员做试验。沙庆林院士淡泊名利，潜心钻研，长期从事公路工程材料、结构、施工工艺和质量管理研究。他主持了七五至十五期间多项国家和行业科技攻关项目，自主研发了路面材料强度测试仪器及试验方法；主持了京津塘高速公路沥青路面结构设计研究项目，首次根据我国工程实验数据完成了京津塘高速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创立了我国高速公路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强基、薄面、稳土基”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公路建设领域诸多空白。沙院士赤子之心，报效祖国，1954年至1957年在莫斯科公路学院学成后毅然回国，投身我国公路建设事业；60年代末、70年代在亚非六国七次援建，从事援外公路工程的设计研究与工程实施，为祖国赢得荣誉。沙院士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国内率先开展长寿命沥青路面设计与建造技术研究，自主研发了具有良好高温稳定性、抗滑性能、经济耐久的多碎石型沥青混凝土；主持修建了重载交通长寿命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实体工程，创建了我国半刚性基层沥青混凝土路面修建技术体系，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为实现我国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87年，工作中的沙庆林。沙院士学风端正，薪火相传，一生恪守科学道德，求真务实，重视对后辈人才培养，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治学严谨，为公路工程领域培养了一批人才，是我国公路科研行业的一面旗帜。责编/李宁

9月17日，42人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等5位科学家荣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这5位科学家中，有两位不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仁东和顾方舟。“‘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中国‘糖丸’之父”顾方舟则少为人知。顾方舟是谁？不是院士的他为何能获此殊荣？昨晚，经社君采访了他的女儿顾晓曼和学界晚辈李文辉，查阅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并参考了相关新闻报道，尽可能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顾方舟。一生为了一粒“糖丸”说起“糖丸”，80后、90后可能没听说过，比他们年纪大的人不但知道，而且大都吃过——包裹着一层糖衣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至今，健在的老人中还有因为患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得小儿麻痹症而走路不便的。顾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脊灰、开发脊灰疫苗、控制小儿麻痹症，为我国最终实现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造福亿万儿童，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出卓越的、历史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1926年生于浙江宁波，1944—195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期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51—1955年就读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获病毒学副博士学位；1958年11月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顾先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今年1月2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2岁。他1987年当选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1989年当选欧 洲科学、艺术、文学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生平故事放弃当医生，转而研究病毒(内容节选自范瑞婷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众号的《为了一种疾病的消失》）他（顾方舟）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顾老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他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目睹了老百姓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无法独善其身、安静地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当一名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他认为，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人可以饿着，猴子不能饿着（内容节选自《健康时报》报道《病毒学家顾方舟逝世！他曾这样消灭了中国的小儿麻痹症》）搞研究，要有供实验的猴子。于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把实验室地点确定在了云南昆明，因为那里有一个猿猴基地。昆明当时并没有成形的实验室，1960年，顾方舟带着7个人来到了这里，当时大家都傻了，这里分明是一片荒山，除了猿猴基地的猴舍，连供人居住的房子都没有。再加上苏联又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很多科研人员觉得搞疫苗研究没希望，有人甚至建议项目下马。这时，在昆明的顾方舟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你要说句实话，这个到底能不能干?”“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第二天，顾方舟就带着身边的人开始建造实验室。顾方舟清楚记得，当时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完整的裤子穿。山洞里潮湿得厉害，临时搭建的宿舍，一下雨就漏得和室外没什么分别。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顾方舟和几名电工自己建。没有冰库，他们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去冷藏，有的时候疫苗要背上背下十几趟。这些劳累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饿肚子。顾方舟回忆说，赶上自然灾害，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重体力活，高强度脑力劳动却一天也不能停。一次，猿猴室发生了骚乱，一个饲养员在偷猴子粮食的时候被发现了，大家都很愤怒，但顾方舟却觉得非常辛酸，人居然饿得去偷猴子的口粮。他对饲养员说：人可以饿着，但猴子不能饿。在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试药（节选自周琼发表于八点健闻微信公众号的《糖丸爷爷顾方舟：以身试“毒”，救了三代中国人》）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在中国生产出来。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猴子身上安全有效。但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需要用人来做临床试验。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顾方舟和同事一起，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一周后，顾方舟和同事们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对大人安全，还不够。脊灰的受害者主要是孩子，还得对小孩安全有效。接下来，顾方舟瞒着妻子，将疫苗给一岁的儿子喝下。同事们也分别给自己的孩子们喂服了疫苗。“其实没什么。”顾方舟说，“我们是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我不可能随便拿自己的孩子冒险。” 事实证明了顾方舟的判断。接下来500万份疫苗分发下去，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试用、检测。临床对比显示，活疫苗不仅安全，且能显著降低发病率。为了方便保存、运输、发放以及服用，顾方舟和同事们发明了“脊灰糖丸”。1965年，“糖丸”在全国推广。各地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装冰棍用的敞口保温瓶，装着“糖丸”，一颗颗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女儿眼中的父亲：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顾先生的夫人李以莞离休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教授，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是女儿顾晓曼。9月17日晚，记者采访了顾晓曼。她回忆说——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母亲给父亲的挽联上写的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这是父亲一生的至真写照。他一辈子最惦记的就是全国孩子们的健康。作为父亲的小女儿，我从小就崇拜父亲，父辈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崇高的奉献和担当精神，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晚辈永远怀念和学习。在女儿的心目中，顾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爸爸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他内心特别纯粹，淡泊名利。他爱国家，爱孩子们，是一个充满仁爱精神的人。生活中他是我和哥哥们的慈父，也特别关爱妈妈。父母给我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作为他们的子女，我感到很幸运，也很幸福。后学眼中的“顾老”：老爷子学者气很浓“虽然我和顾先生见面不多，但对他非常钦佩。”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李文辉早年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读博士，他的导师王树蕙是顾先生的同事。9月17日晚李文辉在接受经社君采访时说：“我是1997—2001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读博士的，那时候顾老——周围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已经从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了。我们办公室的大沙发，还是顾老和他的老师留下来的。从我导师那里知道，顾老是位认真做事、令人尊敬的科学家。”“2006年顾老80岁生日那天，协和医学院基础研究所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庆祝顾老80华诞。”李文辉说，“我当时在美国从事艾滋病病毒和SARS病毒的研究，受邀回来做报告。做完报告下来后，顾老很热情地鼓励我，让我好好干。我的感觉是，老爷子学者气很浓，非常有风度——他年轻的时候应该非常帅。”“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位副主任说的一句话：虽然顾先生既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他做的工作和人品，并不比院士差。”李文辉对此感叹不已。 此后，他和师兄去家中、医院探望顾老。“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顾老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确实挺让人佩服。”李文辉说，令人欣慰的是，顾老晚年得到很好的照顾，评了一级教授。(来源:人民日报经济社会微信公号)

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程开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的盛大活动中，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程开甲等5位科学高峰的勤奋攀登者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个朴实而崇高的称号一方面折射出他们在探索新知的道路上奋勇拼搏的精神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诠释了他们科学为民的浓郁家国情怀。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精彩的科学故事，领略他们非凡的科学人生。叶培建：志在九天畅游星海“那天，您用两个皮球，为我们讲解地球、月球的自转公转关系；您用一把雨伞演示太空中的飞行器天线接收信号的原理……”这是浙江杭州一所学校的学生日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叶培建的一封贺信，祝贺他荣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两年前的5月，学生们在“与院士爷爷见面会”上，聆听了叶培建讲述的中国航天科学课。1945年1月，叶培建出生于江苏泰兴。他从小就按父亲读书报国的教诲，刻苦钻研，努力进取。1962年，他考取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航天部卫星总装厂，从此与航空航天有了不解之缘。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叶培建很快走出国门，赴瑞士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归来报效祖国，历任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9月1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首发星顺利升空。叶培建在从发射基地乘车赶往机场并转往指挥控制中心的路上，获知卫星运行过程出现意外情况，他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这是他挂帅研制的第一颗卫星，难道刚上天就出问题了？面对突发状况，叶培建很快冷静下来，沉着寻找原因并断然处置，卫星随即迅速调整姿态，恢复正常。最终，这颗卫星在太空里遨游了4年零3个月，实际寿命超过原先设计寿命一倍多，成为当时中国寿命最长的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叶培建是中国卫星事业的功臣，他的名字更多的与月球和中国“嫦娥工程”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记得这一幕：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稳步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成功落月的那一刻，叶培建走向掩面而泣的嫦娥四号项目执行总监张熇，紧紧握住她的手，表示热烈祝贺和热情鼓励。作为领衔参与“嫦娥工程”的老一代航天人，叶培建当然理解中国航天新生代担纲大任取得重大胜利时的激动心情。2007年10月，叶培建亲身感受过类似的欣喜与激动。彼时，嫦娥一号成功实现绕月探测，中国航天事业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之后又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叶培建兼任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深谙成功背后的艰辛和付出，作为国际航天的后来者，中国航天每迈出的一步都是辛勤攀登的结果。随后叶培建领衔参与实施的嫦娥二号、嫦娥三号任务连战连捷，中国月球探测成就赢得全球赞誉。(张亚雄、陈海波)吴文俊：数学“顽童”算法人生在人工智能大热的当下，有个人的名字时常被提及。他就是著名数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先驱——吴文俊。他由于在数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荣获国际自动推理的最高奖Herbrand奖。2000年，吴文俊和袁隆平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19年，吴文俊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他就进入了小学。直至上初中，数学都不是他青睐的学科。高中时，他逐渐对数学、物理，特别是几何与力学产生学习的兴趣。1936年，吴文俊中学毕业，因为家境困难，而学校提供的奖学金要求他必须报考上海交大数学系。由此，他进入名校。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初念数学系并非吴文俊的本意。没想到，这是命运造成的一个美妙的“错误”。在大三的时候，他接触到英文著作《代数几何》并深深地迷上了数学。大学毕业后，吴文俊由于在数学方面的突出表现，经引见认识了苏步青、陈省身等当时数学界的大家。后来，他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受教于陈省身，稳稳地踏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誉满天下，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吴文俊的工作被公认为50年代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果被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引用。1956年，吴文俊与钱学森、华罗庚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次年，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一。上世纪70年代，在计算机工厂劳动的吴文俊切身感受到计算机的巨大威力，意识到将数学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已年近六旬的吴文俊决定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转而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领域。他一头扎进机房，学习算法语言，编制算法程序。很快他就找到了中外古今数学的结合点：用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在计算机上实现几何定理的证明，进而推动数学机械化，建立机械化数学。这一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多个高技术领域，解决了曲面拼接、机构设计、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核心问题，成为当代数学发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里程碑。2009年，90岁高龄的吴文俊开始研究世界级难题“大整数分解”。这是当今使用最为广泛的密码的安全性的数学基础。2010年，因他在数学领域的付出，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第7683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2017年，“吴文俊应用数学奖”设立，以此推动数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领域的发展。“我此刻可以算个老人了，走过了人生的90多年，好长好长的一条河道呀。讲述这些旧事，有点像一个顽童，顺着河水捡拾石子，左一个，右一个，色彩斑斓的，外形怪异的，或者普通得没有一点耀眼之处的，形形色色，各色各样……”吴文俊在回忆一生时如是说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稿)南仁东：廿年追赶“天眼”观星有个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FAST)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2017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FAST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中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而“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肺癌病情恶化，于北京时间2017年9月15日病逝，享年72岁。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攻读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他曾前往荷兰、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对“差距”的认知。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纷纷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中国在这一领域却远远落后，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南仁东决心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他说：“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这一试，便是整整22年。首先是启动FAST的选址工作。历经十余年的跋山涉水甚至数次遭遇险情，南仁东终于找到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FAST建设的台址——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接着是进入工程建设。从开工之日起，南仁东的身影就时常出现在施工现场。他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南仁东还与工人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馈源支撑塔、索网，铺设面板……直至竣工。俯瞰起来，FAST恰似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余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于他而言，FAST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说：“如果将来项目没成功，你怎么交代？你是欠了国家的、乡亲的。”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中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FAST将让中国在此领域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时代楷模”到“改革先锋”，如今又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人们窥见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南仁东曾说：“这个东西(FAST)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FAST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魂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侯艳)顾方舟：鞠躬尽瘁泽被子孙提及顾方舟的名字，也许有些人印象不深，但提起糖丸，提起小儿麻痹症疫苗，很多人并不陌生。一颗小小的糖丸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避免了无数家庭和个人的悲剧。而它的研制者，就是中国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顾方舟。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受母亲的影响，1944年顾方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公共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顾方舟被派往苏联深造，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他被派往北京昌平的流行病研究所，主攻脑炎的研究。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疫情，俗称小儿麻痹症。顾方舟旋即被国家有关部门赋予专门研究攻克该病的重任，并被派到苏联考察针对该病的灭活疫苗。他经过研究认为，灭活疫苗虽然安全，但成本高、须多次接种，不符合中国当时的条件，口服的减毒疫苗效果好、成本低但安全性存疑。顾方舟随后与团队进驻云南昆明建立了猿猴实验站，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第一批疫苗并在猴子身上通过了动物实验。接下来的临床试验受阻，顾方舟和同事们带头喝下疫苗溶液，以身试药。不仅如此，为了测试幼儿接种该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偷偷地给自己不满1岁的儿子服下疫苗溶液，之后他的同事们也纷纷让自己适龄孩子服药试验。试验期过后，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和同事们抱在一起激动得流下热泪。此后，疫苗转入2000名适龄儿童的第二期试验和450万名适龄儿童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均顺利通过。疫苗由此开始向全国推开。1962年，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灰疫苗改进剂型即固体糖丸，免疫方式得到更好更快推广。2000年7月21日，74岁的顾方舟在卫生部举行的“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庄严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正式成为消灭“脊灰”的国家。1985年，顾方舟开始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从事行政工作之后，他大力推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院校在食管癌、肝癌、肺癌等重大疾病的病因学、发病学及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4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顾方舟坚持八年制医学精英教育，推行临床实习阶段“导师制”；实行开放政策，增强国际合作，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顾方舟80岁的时候，学生给他出了一本书，名为《使命与奉献》，这是他自己想的名字。他始终带着一种庄严使命，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奉献给国家和人民。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逝世，享年92岁，他的夫人李以莞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这是顾方舟一生的真实写照。(张雅)程开甲：大爱无言戈壁惊雷“空投、平洞、竖井、朔风、野地、黄沙，戈壁寒暑成大器，于无声处起惊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联。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这是2018感动中国人物的一段颁奖词，获奖者就是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程开甲。他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以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1918年8月，程开甲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7年他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里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四位教授的训练。1946年，程开甲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考入爱丁堡大学，师从有“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称的玻恩教授。1948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并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4月的一天晚上，程开甲通过电影新闻片了解到“紫石英”号事件，振奋不已。他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敢于向干预中国革命的英国军舰开炮，击伤“紫石英”号，感到特别扬眉吐气，认为这是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强烈信号：中华民族不可欺。他由此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此后，程开甲更加频繁地给国内的家人和同学写信，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了解国内局势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程开甲婉拒玻恩教授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启了他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他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后调入南京大学。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1960年，程开甲调入北京，开始从事中国核武器研究，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两年后，44岁的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踏入了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开始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工作。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等在内的30多次不同试验方式的核试验任务，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中国的核爆炸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二十余年后，程开甲离开新疆的试验基地回到北京，转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15年10月，97岁的他光荣退休。程开甲一生获奖无数。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他荣获“八一勋章”。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因病在京逝世，享年101岁。11月21日上午，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门口，来自社会各界的悼念人士排起了长队送别这位“两弹一星”元勋。(文心)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欲问英雄何处在，他们天国守忠魂又到一年清明时。今年国家发生了大事，不少人失去了生命，他们虽然平凡而伟大，没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伟大的灵魂。除了一些平凡的人意外，也有一些真正伟大的人，湖北14名一线牺牲人员被评为首批烈士，他们都是伟大的人，值得永远缅怀，另外在科技界，2020年以来，我国已痛失13位院士。他们也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大师远去，荣光永存。清明之际，我们在此悼念缅怀。这些院士都是哪些院校毕业的呢，今年小编就简单汇总一下。清华大学蒋洪德（1942年7月4日—2020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原籍湖南省长沙市，叶轮机械与动力工程专家。生前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5年，蒋洪德毕业于清华大学燃气轮机专业，获学士学位；1968年3月至1978年9月，在青岛汽轮机厂工作；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蒋洪德长期从事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 2020年1月4日，蒋洪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李道增（1930年1月19日－2020年3月19日），出生于上海，系李鸿章后裔，祖籍安徽合肥，师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道增于1947年以高分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系任教；李道增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对建筑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 ；专精于剧场设计，通晓中外剧场的历史发展 。卢世璧 （1930年7月8日－2020年3月28日），男，汉族 ，湖北省宜昌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骨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南开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士生导师 [2-4] 。卢世璧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医予组；1951年，转入中国协和医学院医疗系（八年制）学习；1956年，业后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住院医师；1958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历任骨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等；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0年3月2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北京大学周同惠（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3日），生于北京，籍贯广西桂林，周同惠于1944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48年进入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求学；1952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周同惠主要从事药物分析与中草药活性成分分析的基础研究，开展药物代谢及代谢产物的鉴定与分析方法的研究。他领导研究建立了运动员禁用的五大类100种药物的分析及确证方法，筹建了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浙江大学池志强（1924年11月16日-2020年1月7日），浙江省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人，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池志强于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系；1959年获前苏联列宁格拉儿科医学院副博士学位；池志强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在抗放射损伤药物、神经系统药物研究，成绩突出；早期从事血吸虫病化学治疗、锑剂解毒研究，采用二巯基丙磺酸钠解锑毒，有显著疗效；研究放射损伤化学防护，找到一些对实验动物有防护作用的药物，并对其防护作用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从事分子神经药理的研究，特别对强效镇痛剂、阿片受体的分离纯化及选择性配体研究有一定影响。2020年1月7日1时43分，池志强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复旦大学方守贤（1932年10月28日—2020年1月19日），男，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原主任。方守贤于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并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至2009年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顾问；2013年获得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终身成就奖 ；2020年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武汉大学李方华（1932年1月6日-2020年1月24日），女，生于香港，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物理学家、电子显微学专家，中国电子衍射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先驱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0年李方华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56年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李方华主要从事衍射物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晶体学研究。在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衬度理论和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研究，微小晶体结构测定，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测定，以及准晶体学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1月24日，李方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北京师范大学孙儒泳（1927年6月12日—2020年2月14日），浙江宁波人，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儒泳于195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4年保送到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学习；1958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 [2] ；2020年2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华中科技大学段正澄（1934年6月15日-2020年2月15日），男，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1957年段正澄从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机械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制造自动化研究所所长。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段正澄长期从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20年2月15日，段正澄因病在武汉去世。交通大学沙庆林于195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57年获得莫斯科公路学院副博士学位；1957年至2000年任职于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亚非六国从事援外公路工程设计施工和科研 [3] ；1978年担任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沙庆林长期从事公路路面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与施工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级公路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结构设计施工和质量管理。金陵大学蒋亦元于195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工程专业，算南京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校友 。同年10月到东北农学院任教，历任东北农业大学农机系（工程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7年－1959年，在苏联师从荣誉院士列多希聂夫教授进修；1982年－1983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访问深造；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亦元院士一生致力于农业装备研究，长期在科研教学第一线。2020年2月24日16时18分，蒋亦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2岁同济大学宁津生195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测量系工程测量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进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1988年至1997年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15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8岁 。宁津生长期从事大地测量领域的研究，在大地水准面、地球重力场模型、国家天文重力水准网等方面成果显著华东理工大学周俊（1932年2月5日-202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东台，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 [1] 。1951年周俊从南京国立药专（现中国药科大学）专科毕业后进入南京援朝医疗团工作；1953年调任华东卫生局保健委员会，担任司药；1958年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位于云南昆明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 [3] ；2020年3月27日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 。周俊长期从事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的研究，率先在中国国内系统地开展植物配糖体、云南白药和植物环肽的研究 。创立了我国植物化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院士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这13名院士，都是国家的重量级人才，今年他们逝去了。深刻缅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