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崛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近年来不断深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峣教授主编的《大国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遵循张培刚先生提出的“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的命题,将国家规模因素融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系统地探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开辟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该著作中,作者既在发展理论方面力求创新和突破,也分别从历史和现实层面展开严谨的实证规范研究。不仅从规模和结构范畴出发,构建了逻辑自洽的大国发展理论体系;同时还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以及动力进行深入探讨,创造性地揭示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学原理。其严谨的逻辑性和理论的创新性,为推进发展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合理地界定了发展中大国,明确了大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充分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帕金斯和张培刚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欧阳峣教授明确界定了“发展中大国”和“大规模国家”的含义,并综合这双重含义把“发展中大国”定义为: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市场潜力大,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较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国家。基于这个定义,作者在书中构建了发展中大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遴选出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13个发展中大国,展开了实证研究。特别地,作者从经济发展、产业水平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阐述了发展中大国国际地位的演变,勾画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评估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这种关于发展中大国研究对象的界定、遴选和影响力评价,既使大国发展经济学拥有明确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又凸显了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地位和研究发展中大国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从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初始特征出发,在书中形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根据欧阳峣教授的研究,发展中大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整体规模庞大,体现在要素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等维度;二是经济多元化,体现为由技术水平、产业形态及区域发展差异性所形成的多层次结构。据此,作者将“规模”和“结构”范畴作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就“规模”而言,作者逐步展现了从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到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的演进过程,论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就“结构”而言,作者逐步展现了从要素结构到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提出了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同时,作者根据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和优势,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可以遵循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包括基于内需的大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构造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战略、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战略以及从技术模仿到技术超越的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探索大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提出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学原理。作者认为,发展中大国具有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庞大的初始特征,由此形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进而形成国内生产要素供需均衡的内生能力。作者将这种从要素规模到供需均衡的机制,称为大国内生能力原理。发展中大国具有要素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多元特征,由此形成多元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形成多元要素耦合的综合优势。作者将这种从多元结构到要素耦合的机制,称为大国综合优势原理。这两条原理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有必要强调的是,作者运用这两个原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衰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崛起的典型化事实,总结了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科学素材和理论依据。(作者:万广华,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欧阳峣主编的《大国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提出大国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入总结大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为依据,探索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共性规律和机制。该书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发展特征和转型特征,不仅为发展中大国走向富强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治理方式选择,而且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对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析概括,使该书具有较为坚实的实践支撑。二是积极探索大国经济发展机制。关于大国经济特征、大国具有国内生产要素供需均衡的内在优势以及实现多元要素耦合的综合优势的分析,对于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努力构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通过深入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和颇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06日 09 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应广大粉丝的要求,梅小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适合有经济学相关学科背景的同学和老师们投稿!如果你喜欢“SSCI投稿经验系列”,欢迎留言评论,和梅小森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期刊,我们会全力帮你一探究竟。今天梅小森给你介绍的是《 Asian Economic Journal 》《亚洲经济杂志》《亚洲经济杂志》详细介绍了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广泛主题,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家研究。它是理论家、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之间进行辩论的论坛,并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导向型著作。《亚洲经济杂志》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研究。对于那些对亚洲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使《 亚洲经济杂志》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源。......期刊官网: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78381那么被这本期刊收录的论文选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下面,梅小森就为大家找来了《亚洲经济杂志》最近发表的成果!梅小森选的这两篇论文都很有实际运用价值,希望给大家启发。附上最新期刊目录:梅小森了解到《亚洲经济杂志》近期的论文选题包括: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全球失衡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灾害经济学印度尼西亚经济经济学专业和教学交流汇率和货币危机金融机构和市场企业行为粮食和农业政策增长和生产力家庭行为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供应链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贫困与收入分配公共部门服务部门腐败与发展......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将持续更新,敬请期待!另外,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与经济管理国际会议正在广泛征稿,会议论文集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不要错过!“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和经济管理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将于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以网络在线形式召开,大会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研讨的高水平平台来分享他们的卓越成果,探索研究领域内的热门问题,交换新的经验和技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都将由会议技术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将由梅森出版集团(Mason Publish Group)正式出版,并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官方邮箱Email:ICCIEM2020@163.com完整版《私募股权特征、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韩国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工资差距无关》
在很多人眼中,高校教师是很不错的职业,因为很自由。的确,做学者的方式很多,可以很平庸,也可以很酷,选择余地很大。但唯一绕不开的,恐怕是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最近有网友爆出自己给某高校期刊投稿被拒,而拒稿信中回复的理由是该期刊「只接收双一流高校的作者投稿」。论文作者上传的截图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跟进吐槽了当下某些中文期刊的奇葩录用标准。比如要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支持,不录用本科生论文等等。某学报投稿须知中文学术期刊乱相的冰山一角,逐渐浮出水面。中文期刊越来越「窝里横」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中的一则寓言: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马太效应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头部吸走尾部的资源,多者更多,少者更少。马太效应在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如今中国学术期刊也正陷入堆叠的马太效应的漩涡。中文期刊与外文期刊,特别是 SCI 期刊相比,处于马太效应的劣势位置。在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中,论文的发表与众多影响学者生存和发展的实际利益挂钩,业绩考评、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职位晋升、学位授予等无一不以论文发表为考量;与此同时,评价体系又偏重于外文期刊,尤其是 SCI 期刊,这就导致了优质学术稿件的外流。在国内颇受追捧的 CNS这就导致目前的一个不良态势:SCI 期刊普遍声誉越来越好,向其投稿的人越来越多;而中文期刊的声誉越来越差,向其投稿的人越来越少。学者要么根本不发中文论文,要么就先把优质稿件投国外期刊,劣质稿件才考虑投国内期刊。中文学术期刊今天的状况,令无数人心痛。曾几何时,很多优秀的国内科研成果都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比如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分离和鉴定青蒿素、杂交水稻技术等。可现在呢?—— 肥水都流向外人田。图片来源:《科学通报》而吊诡的是,中文学术期刊在论文发表方面又滋生出新的马太效应。大佬和发中文论文非常容易,甚至不论质量好坏都能发。年初被网友扒出来的徐中民马屁论文就是个鲜活的例子。背靠背的两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论文,均发表于北核期刊《冰川冻土》20135 期,徐中民独立署名。图片来源:论文截图乍一看,论文题目正经,发表于正规期刊,且作者的学术 title 也不低。但在强忍生理厌恶读完后,却发现这是一篇打着学术名号拍导师马屁的下作脏文。「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从此扬名天下。连《冰川冻土》这样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我国冰、雪、冻土和冰冻圈研究领域顶级的学术期刊,都能出现这种只看投稿人身份而不看作品质量的情况,其他中文学术期刊就更不敢想了。大佬(以及大佬的学生)发中文论文很轻松,但青年学者独立发表学术成果则难上加难,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曾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 4% 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中文学术期刊如此操作,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名家大组的影响力较大,其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引用上来,期刊自然好处多多。与之对应的,硕士生、博士生影响力很低,独立署名的论文自然不受待见。中文学术期刊一边面对 SCI 期刊为代表的外文学术期刊的不断吸血,一边为国内学术大佬大行方便之门,对青年学者层层设卡。在堆叠的马太效应下,中文期刊日渐衰败,却越来越「窝里横」。中文期刊本不该衰败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而上帝震惊于人类的野心,又愤怒于人类的怀疑,就在一个夜晚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建造巴别塔的计划也因此失败。如今我们依旧生活在多语言的世界,但由于历史、政治、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原因,英语成为当今学术最强势语言,全球学术也逐渐朝着英文化的方向转变。理工科研究的学术语言基本已经统一为英语,而且在描述学术成果时相对更加「具象」,比如化学方程式、数学公式、图表或图片等都可以展示成果。而人文学科的跨语言表述则稍显困难,很多专业术语非常抽象,且仅能依托于本民族语言,无法通过英文精确表达,强行翻译必然会丢失从表层到内核的许多精髓。学术评价的效应由此产生。在巴别塔效应下,国际学术中弱势语言体系的研究成果容易受到系统性低估。这是由跨语言学术评价的自身特点决定的。跨语言学术评价,首先是一种语言体系的学术界试图评价另一种语言体系的学术成果。显而易见,这正是以 SSCI 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做的事情。SSCI 是英语母语国家的研究者创造出的一套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不仅汉语,其他非英语语言也少有一席之地。2017 年 SSCI 的 3208 本期刊中,近九成为英文期刊。2017 年 SSCI 的 3208 本期刊中,近九跨语言学术评价的另一层含义,则是一种语言体系的学术界试图将本体系的学术评价寄望于另一种语言体系的学术界。在国内学术界,这种寄望则表现为对英文为主的外文期刊的追捧。这种追捧进而造成前文提及的马太效应的一种。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文学术期刊,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跨语言学术评价的弊端。但前提是,要有足够数量的水平有保障的中文学术期刊啊。谁该为中文期刊的衰败负责?谁都知道,谁也都希望有足够数量的水平有保障的中文学术期刊。不少人献计献策,但说到底,问题还在钱上。现代学术出版,已成为完全市场化的行为,欧美国家已经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运作方式。出版集团以各种方式「拥有」学术期刊,通过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出售期刊论文的版权来获取回报,解决期刊的运营开支。运营的事交给出版集团,学术的事留给期刊编委。一言蔽之,整个体系里,养活期刊的人是真正看论文的人。高校和学术机构花钱购买的是论文版权,看中的是论文质量。期刊也因之更重视自身学术声望,想要更多优质的学术论文发表在自己杂志上,多数情况下,也就不会向论文作者收取版面费(OA 期刊是另一套玩法,此处不作过多延伸)。反观中文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就十分恶劣了。首先,巴别塔效应下,中文论文的需求面很窄。英文论文,全世界学者都要看;中文论文大多数仅给中国学者看。所以,中文论文的版权价值很低。其次,学术出版极为小众,电子化冲击之下,学校倾向于购买数据库,而不是购买实体杂志。学术刊物的印数一再降低,而实际销售数量又远低于印数,赚不到钱。第三,以知网为代表的学术中间商,攫取了大量本该属于期刊的利润。中文期刊不仅拿不到中国知网支付的版权费用,反而要向中国知网支付收录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期刊如果拿不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唯一能赚钱的路子,大概就是收取版面费了。不少人都在吐槽中文期刊通过扩版的方式增大版面费的收入,却很少会意识到,期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实在太穷了!那么,钱都让谁赚了呢?答案很明显:中国知网。图片来源:中国知网中国知网毛利率高达六成,一年挣下 10 亿。这笔可观的收入成为同方股份的救命稻草,也就永远不可能反哺学界,培育优秀中文期刊。中文期刊在给知网送去源源不断的论文的同时,只能「自谋生路」。看来看去,整个链条上,能养活刊物的,只有那些需要发表论文的人。于是国内期刊收取版面费成为普遍现象。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表论文的人养活期刊,是打造不出优秀刊物的。要想真正成为科技大国,打造中国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乃应有之义,国家和政府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顶层设计,真金白银地投入了大量资源。去年年底,Nature 专门刊文对此进行报道。图片来源:Nature 官网可中文学术期刊的问题这么多,究竟该怎么办呢?笔者也不知道怎么办,也许,应该先从打破知网的垄断开始吧?毫无疑问,「前博士」翟天临一定会同意。
近日,一篇7年前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的论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引发关注。文中用大量篇幅赞导师见识高远和师娘风姿绰约,进而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而文中所说的导师正是《冰川冻土》的主编程国栋。1月12日,《冰川冻土》发表声明将对该文进行撤稿,并向读者致歉。荔枝新闻注意到,文章分为“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与“理论框架与集成实践”两篇,该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该项目资助总金额为200万元。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博导,冻土学家徐中民。据公开信息显示,这篇论文是徐中民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时期的研究项目之一,项目名称为“黑河流域中游水-生态-经济模型综合研究”,项目类别为系“重大研究计划”,研究时间为2012 年 01 月 01 日 至2015 年 12 月 31 日。“黑河流域中游水-生态-经济模型综合研究”项目一共有5部研究成果,分别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理论篇》《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实践篇》《生态经济学的集成研究框架》《上升型的生态视角》《第三窗口——超越牛顿和达尔文的自然生活》。其中,《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理论篇》《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实践篇》均为合著,前者系与导师程国栋合著,《上升型的生态视角》与《第三窗口——超越牛顿和达尔文的自然生活》 徐中民署名为“校对”。《生态经济学的集成研究框架》为徐中民专著,公开资料显示,该书一共50页,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内容框架与上述受争议的论文相似。文章作者徐中民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表示,自然科学家需要情感注入,需要点文史哲的知识,万事视为水,有情才生春。自然科学没有情感的注入,就是冷冰冰的。徐中民还称,热议论文只是其中一篇,其他篇就进入论文要点。热议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问题,实际问题潜伏得非常深刻,对目前地理学沉溺于科学的预测未来是很大的补充,主要就是探讨如何攀登上共同发展之路。除了上述文章,有网友指出,徐中民还在《冰川冻土》上发表了诸如《幸福之路-生态经济涣有丘的序幕》、《卓越之路-变化、持久和永恒》等与期刊研究方向关系不大的文章。对此,《冰川冻土》工作人员回应称,将对徐中民在《冰川冻土》发表的其他文章逐一进行审核处理。此前据澎湃新闻报道,徐中民的导师程国栋表示,徐中民在《冰川冻土》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与《冰川冻土》的学术定位不符。《冰川冻土》期刊已在期刊的微信公号和交流群中发布了撤稿声明,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善后工作。程国栋称“已正式向领导申请引咎辞职,辞去主编的职务,并对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诚恳地向广大读者道歉!”
文 | 中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系统中嵌入了新的因素,所以经济“战疫”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不是应对而是应付。如何找到一个系统抓手,纲举目张地让短期经济“战疫”措施同时可以有力地推进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经济治理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顺应时代潮流、变革通往未来。历史多次证明,大灾大难的关头,往往是加速改革、推动经济跨越式进步的重大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案例,其最大意义在于:危机结束了40年金融主导经济的时代,并开启了实业与金融协调发展的时代。从表面看,奥巴马提出、特朗普推进的所谓“再工业化”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而且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地位和作用在全球骤然提升,这招致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发达国家严重忌惮,从而形成东西方经济格局“再调整”。谈当下的经济“战疫”,为什么要说全球经济大变局?笔者认为,经济“战疫”最有效的方式是:以看清大局为前提,依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把短期经济拉动措施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一体,让灾难变成加速改革的机遇,并通过加速改革,释放经济潜力,自然填平疫情带来的经济凹陷。改革需要理论突破为阐明上述主张,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当今世界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新凯恩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具体应用,这是全球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依据。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从西方近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历程看,按照次序,其主线大致是:1933年之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时代以此为据而演进;1933年之后,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美国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而政府主导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经济“滞涨”现象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主导经济行为,同时开启了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正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回首过往10年,金融资本行为开始受到限制。“沃尔克法案”亦称《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确立就是代表性作品。金融危机10年之后的2018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几乎否定了“沃尔克法案”,但从实际内容看,所谓“再度放松金融监管”不过是“从新梳理了必须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之标准”,并为小型金融机构释放出监管空间,但2008年之后开启的“金融审慎监管”理念却坚如磐石。纵观一些西方国家,与金融约束对应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再培育”,与之相伴的是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名义下的“市场保护主义”兴起。从国际层面看,贸易战、技术战明火执仗,货币战、资本战暗流涌动;从国内层面看,罢免案、罢工潮此起彼伏,金融肥、民众苦怨声载道。但切莫迷惘,这其实恰恰是这个新时代初期的基本特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必然导致各国既要充分保护本国市场、又要更多占领他国市场,为此而采取各种“战术手段”,不足为奇。与此同时,金融利益集团占据的经济舞台中央,根本容不下实业资本挤占,于是其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代表实业资本利益的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清一个重要经济格局:未来,绝非金融资本或实体资本独占经济舞台中央,而是二者水乳交融的共生共荣。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个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银行与信用联盟》的报告;2017年10月,又先后发布了针对资本市场监管、资产管理及保险业监管的改革建议。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金融监管的改革目标均体现着抑制空转、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内涵。其“度”之关键在于:不是去分辨谁重谁轻、谁该取代谁,而是如何形成“两类资本”的合力,更为有效地“创造经济机会”。这明显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经济特质。但问题是:这个时代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它作为当前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前沿课题,正逐渐演变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核心、最重要的经济依据。关于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笔者更愿意用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简称“新凯理论”)取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提法。事实上,经济实践在不断发展,经济理论也应与时俱进。“新凯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机械、不教条,博采众长。更为可贵的是,作为“新凯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更加讲求贴近实际,实事求是,不仅坚持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内核”,同时也吸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而使理论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微之后,“新凯理论”进入研究阶段,它们在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给定了一系列理论假设。比如,凯恩斯认为市场不存在出清问题,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时刻出清状态,但“新凯理论”则认为,“非完全出清”才是市场常态;凯恩斯认为工资、价格刚性,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工资、价格弹性,但“新凯理论”则认为“价格粘性”才是市场常态。原因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主导,新自由主义认为充分竞争,但新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垄断竞争是主体”;在垄断竞争前提下,工资和价格变动更多取决于垄断集团的利益考量,所以变化很慢,呈现粘性。诸如此类。就目前看,尽管理论界对其仍有诸多质疑和争议,但学界依然普遍认为,“新凯理论”已经使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理论界和实践层对于宏观经济的思考方式、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正因如此,“新凯理论”已经对宏观经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在美国,华尔街对“新凯理论”又爱又恨。爱的是,2008年它们依靠“新凯理论”支撑的一套做法躲开了破产命运,也是依靠这套做法让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走出了崩溃的边缘;恨的是,“新凯理论”推翻了它们心中自由市场主义神殿,而必须接受很多、更严格的监管,同时可能使自己失去对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新凯理论”的实践与借鉴基于对垄断竞争的认识,“新凯理论”从微观角度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正是这一论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结论:尽管工资、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工资、价格变化更多取决于垄断厂商对利益判断。而很多时候,价格上涨和工资变动未必会给垄断厂商带来利益增长,反而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侵蚀其利润,哪怕价格变动只需厂商支付轻微的“菜单成本”,但“菜单价格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沟通成本的大幅提高,甚至使厂商丢失市场。所以,无论货币供给如何变化,垄断厂商往往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充分考量价格变动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以垄断定价权对抗货币供给变动带给物价的影响,从而导致“价格粘性”——价格随货币政策变化而变化显得非常迟缓。这样的理论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为我们熟知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都是“新凯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代表性人物。在他们的金融行动中,除强化金融监管、大力约束“私下签约”的金融衍生品无度发育之外,还大胆启动了“货币资本化”进程,这被华尔街称为“扭曲操作”,实际就是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长期基础货币,并借此培育长期资本市场,而以长期股权资本的增长,有效压低金融和实业企业的过高的负债率(杠杆率)。美国金融危机救援三人组——伯南克、盖特纳、鲍尔森共同证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风险源自“容易导致挤兑的短期融资过度”、以及期限错配导致的“高杠杠”风险和金融系统向影子银行转移过多风险。同时,这些领域的监管几乎是空白,而且美联储的紧急安全保护网也无法覆盖到它们。从一系列“大变革”的结果看,貌似危机救援的政策,实际不仅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而且推动其走向历史性变革,并取得积极的经济成果。比如,压力测试显示美国银行体系的优质资本金已经非常充足,这大大减低了金融系统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从2008年到2015年,证券贷款从平均每日的2.5万亿美元降准至1万亿美元;曾带给贝尔斯登和花旗银行大麻烦的几类高风险融资工具,已被彻底清除,至今都未出现;金融危机之前,无抵押短期负债占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1/3,而现在仅为1/6,大幅降低了50%。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增长历程,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而被新自由主义担忧并被反复提及的“恶性通胀”并未发生,这是不是“价格粘性”的作用?美国一系列政策变革当然是“新凯理论”的重要实践。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对经济构成重大影响,尽管其程度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毕竟是一次重大经济事件。如果简单以过去的方式,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或填平疫情损失,那势必加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央企和国企的债务负担。尤其在疫情本已导致企业债务恶化、银行逾期负债增加的前提下,杠杠进一步放大,势必加剧中国金融风险。现在看,短期内经济杠杆率上涨不可避免,但绝不能让不可持续的杠杠风险被疫情推向极致,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必须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让短期政策符合长期发展战略,为此建议:宏观财政政策要以补短板为重,比如疫情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缺位等;而货币政策部门,完全可以考虑借鉴“新凯理论”的标志性作为——借助“货币资本化”必然带来的资本市场升力,把经济“战疫”短期拉动经济的需求、中期经济降低杠杆风险的需求,以及长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责编: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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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民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判断、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极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第一,明确新方位,把舵我国经济发展正确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并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深入阐述。对此,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保障我国经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二,聚焦新矛盾,彰显我国经济发展价值立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铿锵誓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就要求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都要立足破解这一主要矛盾,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逐步满足人民对“幼有好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强扶”的新期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三,确立新目标,擘画我国经济发展宏伟蓝图。目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引领行动。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战略安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今年,我国“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经济发展目标包括: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等。根据我们测算,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可达到1.4万美元左右,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可达到2万美元左右(比202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4.73%),有望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宏伟蓝图势将极大激发全国人民的奋斗热情和激情,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建设新体系,强化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支撑。新的经济发展方位和目标需要新的经济体系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经济工作中,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系统思维,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第五,探索新治理,保障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加强对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谋划、部署推动,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这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犹如三个支点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框架,势将对我国经济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第六,部署新战略,激活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动能。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制定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充分发挥重大战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增设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带动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配置全球资源能力。这些新战略触动深层次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带动全方位创新,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挖潜、助力、赋能。第七,应对新挑战,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风险困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增长失速、经济结构失衡、产业链条失序、经贸规则失灵等诸多矛盾问题交织,“西方之乱”同西方疫情大流行叠加,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底线,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习近平总书记这些深邃思想为我们增强斗争本领、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增加了我们有效应对挑战、赢得斗争胜利的能力和底气。第八,构建新格局,优化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大国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内需体系、内部循环、内生动能,这样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近年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要顺势而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双循环中,我们既要深化改革,提升国内循环的完整性、主导权、竞争力,强化国内循环的主体、根基、主导地位,又要扩大开放,提升国际循环的开放性、包容度、融合力,发挥国际循环的链接、补充、支持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带动力。由上可见,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两个大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战略谋划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创新特质、实践特点,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一是时代特征鲜明,直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二是创新品质突出,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战略性的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部署了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全局性的新战略新平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逻辑体系严密,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新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系统部署经济发展的新体系、新治理、新战略,有效应对新挑战,推动实现发展新目标、形成发展新格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是人民立场坚定,时时反映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需要,处处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幸福的追求,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各项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闪烁着“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光芒。五是实践伟力巨大,我国经济持续增长,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左右。今年我国经济更是经受住了疫情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复苏。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快构建,关键时刻充分彰显了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力。六是世界影响深远,倡导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深刻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科学回答了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可以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展开,习近平经济思想必将更加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和实践伟力!(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副局长)本文转载自《学习与研究》杂志2020年第11期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7周年院庆和《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之际,“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于5月25日(周六)上午9:00在北大经济学院大楼东旭报告厅召开。这也是继2018年12月举办的 “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之后,北大经济学院组织开展的又一项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支持自主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全国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129个重点期刊的180名主编和社长出席这次论坛。此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还同时推出了“海外顶刊主编系列讲座”。据悉,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Econometric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等主编,也将陆续来华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