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研究

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首先，非常感谢人大组织了这样一场发展经济学的研讨会，而且是首届研讨会。我今天主要讲述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确实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问题不一定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我先从中美贸易战说起。大家都知道中美贸易战，美国人真正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打压、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大家都在说“修昔底德陷阱”——雅典城邦崛起遇到了斯巴达老城邦的压制，二者必有一战，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问题，与中美贸易战一样。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我在学校讲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最终被中美贸易战证实了，证实了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本身不是发展，落后国家的增长才是发展。第一，存在一个发展悖论。落后国家，处处不如人，要技术没技术、要资本没资本，人力资本也差，制度又不好，管理也不会，还要和发达国家趋同，就如同雅典追斯巴达、中国追美国。美国过去也追英国，日本也追美国。但是，你处处落后，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比发达国家快，怎么才能实现这样的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悖论。而且，如果落后国家没有这样的增长情况的话，便很难取得发展，因为这样不会与发达国家趋同——美国的经济增速是3%，你的增速也是增长3%，那么差距就永远存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增长3%，有的国家增长5%，但是这5%里面有2%是人口增长，结果总是缩小不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二，增长快就意味着能够真正缩小差距，缩小差距的过程中，矛盾更加严重。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增长，什么叫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增长理论”，但为什么有了“增长理论”又要发展经济学？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发展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增长理论是一般性理论，是可以应用到所有国家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殊理论，是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发展经济学，一般的说法是，增长只是物质水平的增长，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不能用社会发展代替经济发展。不是说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落后国家与落后相关的增长问题，都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这就说明，发展经济学必须是国际性的，必须在相互关系中讨论经济发展，必须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探讨增长问题，探讨自己独特的增长困境、增长优势、增长手段和增长渠道，而不是一般地讨论增长。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增长理论，因为增长毕竟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学毕竟是增长经济学对于落后国家的应用和扩展，因此首先要把经济增长搞清楚。了解增长理论，就要了解增长的要素。增长的要素现在已经不单独是最早的劳动和资本了，而是劳动、教育、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物质资本中包含的技术等等。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得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还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余额。对于余额，有人从技术上进行解释，而越来越多的人从制度改进上加以解释。实际上，我们要用这四个要素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增长要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落后国家要思考的是自己的增长要素和发达国家的增长要素有何差别。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种要素结构的制约，有劳动力但是教育水平低，有资源储备但物质基础差、缺乏资本，技术水平低，制度不完善等等。要注意观察在增长要素的结构方面，发达国家是什么样的，落后国家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就可以利用其要素禀赋。以“结构比较、落后比较”为特征，所谓的“国家差别”就是要素结构的差别，这就是“三层论”。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GDP收入；后来结构主义看到了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消费结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要素禀赋的结构，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的结构如何决定经济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已经长期存在了。大家去查一下埃奇沃思方盒，其中就提到了，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禀赋分配可以使价格结构发生完全，可以达到任何一种价格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之后，出现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假定可以分配禀赋、分配要素，让市场进行活动，根据市场的竞争、供求关系，最后得出的经济结构符合要素结构。后来有了欧林的理论，有了里昂惕夫之谜，他按照传统比较学理论，认为美国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都是禀赋结构、要素结构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已经不是新的理论了，而是解释增长的一般性理论。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要从要素上、从我们有怎样的教育状况 、怎样的供给侧状况、有何制度、有多少资本，来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思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如何克服差距，并最终实现发展和增长。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有什么差别，这是理论的抽象性问题。英国早期也有像我国这样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候，但是那时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那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强大。大分流之后，出现了大批发展中国家。英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的时候，1万美元的国发展中家就有了发展和追赶的问题。每个落后国家都面临增长问题，面临一般性的问题，但是一般性问题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在我看来，刘易斯模型是增长理论，而不是发展经济学。我们目前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可以应用刘易斯模型。早年，英国也可以用这个模型。马克思的模型就是一个无限劳动力模型，刘易斯的贡献是把发达国家市场一般均衡的场景结合起来，但是他讲的问题，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工资不变，马克思叫做必要劳动。欧洲以前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落后国家，在刘易斯曲线上，我们一开始怎么就出现了一个现代部门，怎么就变成了二元经济？英国是因为发生了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可能依靠外资，可能是因为外资的投入产生了一个新的部门，劳动力开始转移，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工业化进程都要进行，工业化的增长是一般性的增长，每一个国的家增长，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仅仅在于资本、技术的来源——是自己创造的还是学习的，我后面要讲这些问题。体制的问题也是这样，各国有各国的体制问题，还有传统、文化、政治因素的问题。但是，只有那些为了发展而采取的制度——当然有时候与国家的历史禀赋密切相关，但是要关注的是制度、体制如何在追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比如，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落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否则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如果大家都平等竞争的话，为什么WTO会给发展中国家15年的保护，为什么当年有美国克拉克、德国李斯特的幼稚的工业理论？幼稚工业理论、外资理论，还有我接下来会讲的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怎么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些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抽象能力，要思考你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增长的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研究落后国家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刚才蔡昉教授和刘世锦教授谈到的基本不是发展经济学问题，而是增长理论的问题。他讲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出现贫困的情况下的一般性问题，但是，要研究有哪些特殊问题，要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探讨这些问题。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哪一个更重要，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人非常强调比较优势，但是我认为，后发优势更重要，而且持续地重要。第一，比较优势可能只在初期起作用。我们还是一个人口大国，那些人口小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更用不了多久；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只是承认落后，长此以往，便可能只集中在落后产业当中。比如一些资源发达国家，为什么说资源是一个“诅咒”，它生产资源，结果总是在这个产业跳不出来，没有获得知识去发展其他产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势也许能够说明我国前十年、前二十年的高增长，但是解释不了后二十年。后二十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包括华为、深圳华北北路，中国的学习模仿逐步接近前沿，支撑了后面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开始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打开渠道，然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沿的因素起到了作用，提升了整个要素结构。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比较优势上，就只是承认落后的现实，却不能进一步产生一些价值。而后发优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习，我们模仿，然后逐步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体现了创新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走到今天，应该说是一个伟大成就了。我们不可能指望一天之内拥有创新能力，一些年轻学者和媒体总是指责中国的企业落后，但是模仿到今天，我们在产业中的地位逐步接近前沿，后发优势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omer的新增长理论，解释的是发达国家在均衡的基础上，为什么还能进一步增长。对于我们来说，要借助这样的理论来进行我们的发展理论研究，研究落后国家怎样成长。用这个理论审视我们过去的40年，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才说的增长理论的阶段，各个国家都一定会经历，从马尔萨斯陷阱到早期的剩余劳动力，到马克思，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到后来的刘易斯拐点，讲的都是劳动力供给问题。刘易斯拐点之后，就有了一个经济模式转变的问题，然后进入新的创新增长周期。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要想增长，都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走完这个过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有一二十年。第二个阶段，仍然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模仿、学习、引进。第二阶段应该说是后20年，这时，我们的科技产业有所发展，各个产业都在逐步接近前沿。第三阶段，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我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现在基本没有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了，美国加征关税之后，我们就更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并且仍然要学习和模仿。华为给他们公司员工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要继续学习美国，不要被反美情绪所干扰”，这就是落后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应有心态，我们落后，就要好好学习。目前，我国落后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很低，而是我们的能力比较差。发展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跨国公司已经把市场占领了，一个弱小企业要想挤进市场是非常艰难的。一开始的问题是竞争能力不足，当你的竞争力提升时，其他的国家便会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压你，这进一步证明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即便没有文化差异、没有政治问题，最后也会有修昔底德的冲突。反过来，这也说明发展经济学有多么重要，我们研究落后国家的增长有多么重要。从历史教训中进行战略对策的思考，第一，要从发展阶段的高度加以思考；第二，需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美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打了百年贸易战，最后崛起，成为了超级大国。研究发展经济学，从发展的过程和历史进程来思考，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问题。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更多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学习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抽象法，第一，要知道历史上有哪些理论；第二，要把问题抽象开，分清什么是发展问题，什么是增长问题。差别是有具体结果的，这时候就要抽象。落后国家的问题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文化、政治的问题，或者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不足的问题，这都是需要自己发展的问题。另外，还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特殊视角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阳峣主编的《大国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提出大国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入总结大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为依据，探索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共性规律和机制。该书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发展特征和转型特征，不仅为发展中大国走向富强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治理方式选择，而且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对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析概括，使该书具有较为坚实的实践支撑。二是积极探索大国经济发展机制。关于大国经济特征、大国具有国内生产要素供需均衡的内在优势以及实现多元要素耦合的综合优势的分析，对于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努力构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通过深入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和颇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06日 09 版)

文/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一、有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什么还要有“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是什么？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都会在前言提到经济增长理论，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似乎没有专门阐述清楚过。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只研究GDP的增长，发展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变迁、社会与人文的进步。但其实，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不仅仅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了，已经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了。社会和人文的发展与进步，尽管与经济增长有关系，但更多的属于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不能说发展经济学就是要包涵一切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专注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由“增长理论”去回答的么？为什么还要有一单独的分支“发展经济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提出“华盛顿共识”的人们，就认为一般经济理论存在了，就不需要什么发展经济学了，否定发展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必要（这曾导致一些大学取消了这门课程）。而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如“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没有取得很好的预想成果，更是扩大了这种“无用论”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早期一些研究在方向问题上不是很清楚，也是导致其“无用”的一个原因。发展经济学要想发展，就必须确定自己特殊的核心问题，或其特殊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的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其经济增长。二、“发展的悖论”：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征性问题要说明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有什么区别，首先要想一下“发展”的特殊含义是什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身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当中，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认知到“发展”这个词的独特涵义。第一，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任何国家，无论是落后还是发达，其经济增长都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需要技术提升和制度改进。但是，落后国家的特点首先就是在这些方面“处处落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因此没有多少人力资本；资本稀缺、技术水平落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增长，就要面对“发达”国家或发达企业的压制，因为所谓落后，是与发达相对而言的，是因为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存在，在对比当中才显得一些国家落后。所以，这时一个贫穷国家或实力弱小的企业要实现增长，就不得不在已经被发达国家“瓜分”了的全球市场上“挤出”一些份额；要花高价钱买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要按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办事；要由发达国家批准加入国际组织，当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比如发生贸易摩擦时，发达国家会用各种手段进行“制裁”、“管辖”，而落后国家没有什么还手的招数……等等。总之，所谓发展，是指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的增长。“Developing country”这个英文词最初也的确是为了给“Backward country”找一个比较积极的替代品而发明出来的。第二，落后国家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只有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才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追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和美国每年人均GDP增速都一样，都增长3%，人均收入差距永远不能缩小，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发展的最终涵义其实是缩小差距。历史上的确有的国家，曾经每年增长5%，但人口增长要有2%，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3%，与发达国家美国每年增长3%没有什么差别，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会扩大），还是处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这就是可以称为“发展的悖论”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三、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与区别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区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适用于研究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都需要拥有物质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这些“增长的要素”，都需要通过要素禀赋的提升来提升收入水平。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理论的特点是它的理论要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情况，比如技术进步有利于收入增长、贸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改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增长速度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落后国家。而特殊理论，就是指它专门研究一类特殊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特殊理论，就是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在处处不如人情况下还要实现较快增长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一般性的增长问题，还是特殊的发展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判别方法就是看这个问题是否是由“落后”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世界上有更加先进、强大的国家和企业存在，它们的存在导致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举例来说。（1）早年德国追赶英国时，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理论（infant instry theory）。这个理论后来被（正在追赶欧洲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最初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落后国家在有发达国家存在、压得你无法增长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贸易保护，给本国刚刚诞生的“婴儿产业”一个成长的机会，才能长大成人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2）20世纪50~7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世界二元体系问题，当然也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它研究的是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等无法与之竞争并发展成为早年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基础，只能用资源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换取工业品，而由于发达国家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导致本国发生贸易赤字、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总是处在“中心—外围”（center-priphery）的二元结构当中，发达的越发达，落后的越落后，发展中国家总也追不上去。（3）要素结构（也称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理论，也的确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但是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所以要想实现增长，就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18世纪的英国也缺少资本与技术，劳动力也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搞的工业（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但那时各国还没有一个要素结构差异的问题，只有在后来，世界上的国家分为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的情况下，有了要素结构的差异，才有了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而这当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4）后发优势理论。“后发”（late comer，也称backwardness）本身就是差异存在的结果。如何利用“后发”这个本来的劣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增长，是发展经济学解释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我们后面将着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也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落后国家还很落后的时候，发达国家处处高叫“市场规则”和“市场竞争”，而当落后国家有了一些竞争力的时候，发达国家还会动用国家强力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多次发生（被称为“修斯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难题。只有最发达的国家或一直在前沿的发达国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正因如此，这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于的“增长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收支危机、国际援助、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等，凡是有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之后发生的与落后国家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是发展的特征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早期用过的增长手段，不再成为今天落后国家的“政策选项”（limited option），比如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再用殖民地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国家可以像当年那样毫无节制地碳排放，也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特殊命题。同时，也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发展”的问题，实际只是哪里都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增长问题。比如，200年前英国无论是工业化水平，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估计都不如现在的中国高，但英国当时面临的只是自身如何提升增长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只有它到处侵略别人而没有人可以“制裁”它。是不是“发展”问题，要看有没有先进的一方存在。这是一个相对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水平的问题。贫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等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问题，都是现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早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特殊。在某个时点上看，即使是200年前，世界各国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你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人类各民族在最初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后来因地理、气候等原因，有的较快进入了增长阶段，有的则迟迟没有，或者有的出现周期与倒退，差距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增长理论”，其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西欧为背景分析论述各国人民如何依赖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没有技术进步，几百上千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1%（Madison，2001），在生存线上挣扎（战争与瘟疫）。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欧洲工业化早期存在的固定工资（他所说的“必要劳动”）、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后来开始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落后国家往往也会一再出现，所以从基本性质上来说这是一般性的早期阶段增长问题，而不是“后发”的问题。落后国家现在才发生，只因为它们刚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则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跨过了“刘易斯拐点”），问题本身不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相关。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当年基于工业化早期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不变”的情况形成的“古典理论”，与发达国家剩余劳动力用完之后工资随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新古典”情况，通过“刘易斯拐点”，连接、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当中，因此它事实上是对经济增长全过程的一个完整描述，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与描述，属于“一般理论”。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过了“拐点”，而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拐点之前的早期阶段，在当前看上去好像只是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特殊理论。由于发展也是增长，所以我们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时，自然也要用到各种增长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固定工资情况是一切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都会发生的，而不是落后国家的“特征性问题”。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刘易斯模型中包含着“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新部门的产生和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发达国家“外资”进入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本国内生的某种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所引起的。总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际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研究在发达国家已抢占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比它们更快地增长。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强弱关系前提下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只研究一国自己，就只是经济增长理论讲的一般性问题。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条件等，它们有时也与贫困并存甚至与贫困相关，许多人也把这些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这是“越界”了。不是一切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对落后国家中某个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四、增长的要素在说明了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关系之后，我们先要回到增长理论，简要地分析一下“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作为一般理论的增长理论毕竟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这些年实际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增长的要素不仅仅包括最初众所周知的劳动和资本，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后来，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无法被资本和劳动所解释的那个“残差”（resial），被归为技术进步，并将其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再后来，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制度也逐渐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理论。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增长的要素了，而是4个“增长的要素”了，即劳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包括资源）、知识（技术进步）与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要超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传统的生产要素，还应该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这两个新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核心差异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落后国家除了物质资本积累存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更关键的还在于技术水平和制度质量上的落后。总之，人均收入低只是落后国家经济之所以欠发达的表面现象，要素禀赋结构落后才是最本质上的原因。中国经济过去4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技术上有我们的弱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仍然不高。发生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通过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们的出口，会对我们的经济、企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站在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追赶。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如何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体制机制；如何改革金融体系，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五、“发展要素”：用好相对优势通过增长要素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落后国家的“处处落后”。但是，处处落后，要素禀赋结构低下，还要更快地增长，比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还要快，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这个结论其实提示我们，要在增长要素之外寻找一些可以利用的因素，才能取得发展。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发展要素”的东西。所谓的“发展要素”，主要是以下3种。第一，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因而可以为经济起飞挣得“第一桶金”。第二，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 comers）。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这个后发优势，是一个落后国家最终能够实现追赶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要素。第三，“本土优势”，指的是在本国市场当中，本土的企业、本土的竞争者有特定的优势。尤其是，历史上美国和中国的情况都表明一国人口较多所导致的“本土市场规模”较大，在竞争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内市场大，本国品牌走上国际的机率会高一些。国内市场大，也会更多地吸引外国企业的进入。不过这与本国制度与文化特殊性无关，而与大国还是小国的特征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这些相对优势中，一些学者一直强调的是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大都在一开始就介绍比较优势。的确，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一开始只是有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这一个要素，也只能利用它、依靠它。但是，如果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很久。事实上，中国过去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也绝不仅仅是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过程，特别是后面的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其实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后面的20年里，劳动工资的增长已经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下滑，而在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的发展，包括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高新科技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有着截然不同。比较优势是依靠较低的劳动成本，竞争力仅仅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后发优势是后来者以较低的学习成本，模仿、引进、吸收，缩短知识和技术与前沿的差距。后发优势概念当中，“模仿”是一个关键词。实际上，落后国家模仿不丢人。中国过去这些年取得的技术进步，被一些人说成是“偷窃”（知识产权），这就属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遏制与打压了。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总会有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美国当年追赶欧洲时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每年花300多亿美元买仍然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中国消化、吸收、模仿大量已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off-patent）的技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不受产权保护的，但要掌握它们也需要付出学习和引进的长期努力。中国过去这些年做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让发达国家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得以“外溢”到我们这里来。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做对了的一个事情是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贸摩擦，使我们对哪个发展要素是更加重要有了新的认识。发达国家不会担心落后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会对它们构成挑战，因为第一，它们反正没有廉价劳动力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了，第二，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做得再大，也是低端技术，也没有上升到中、高端对他们形成竞争。真正会改变竞争格局的“后发优势”，是知识的学习和技术的交流，这会使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获得提升，实现真正的发展。六、发展的阶段过去人们往往用收入水平或产业结构来划分发展阶段，其实那些可以说都是在划分“增长的阶段”。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根据“发展要素”起作用的过程，来划分真正的“发展的阶段”。概括地说，落后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而不是增长几年就停滞了，根本没有实现趋同），一定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发展。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再高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能一个国家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之间专业分工、相互贸易，这样才更有效率。当然，中国现在还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我们在许多知识和技术领域里仍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仍然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也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原文刊发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34~38页。

#三大体系#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学科意义尤其重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解读中国实践，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规律性认识，体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与思想理论成果。何立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干。赵长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范畴创新、理论板块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中的新范畴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其中起构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论板块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理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短板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新，是其重要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阐释，围绕“五个统筹”的框架展开。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是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谢伏瞻提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谢伏瞻还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如期实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燕继荣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关于新发展格局，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丰富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新发展格局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同新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将其学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可以从自身增长的经验中提炼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循环问题，同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促进双循环的重点。高培勇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刘志彪等提出，双循环过去也有，现在的主场在我国，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市场中心。能不能形成双循环体制，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李稻葵认为，扩大内需既是在外部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由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陆铭提出，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释放制度红利。严成樑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需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卢锋提出，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预测水平。刘伟、陈彦斌的研究显示，预计2020—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将达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达到2020年的2.1倍，从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有学者提出，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有学者综述近20位访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的评价。他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中国道路中的基础作用，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研究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有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近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历史考证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尤其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的论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平台的特征，以及阐述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当代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最新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等。关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具体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商品链成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有学者提出，当代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特征和特性。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经济基础。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剧增强。还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21世纪以来，他们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来源等焦点展开学术论争，提出生态不平等交换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长期趋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我国学者还对一些经济范畴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于财富理论，洪银兴指出，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动态、经济结构等问题，冯志轩、刘凤义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乔晓楠、李欣关注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的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李黎力提出，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具有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李帮喜等提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新卡莱茨基经济学在21世纪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提出，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简单套用西方数理模型，会导致研究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无法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量变和质变。一些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编辑部号召，破除“唯定量倾向”。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定量思维，金碚提出的基于史论、综合分析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作用的“域观经济”范式，具有观察当今世界的方法论优势。一些研究利用拓扑学研究信息多样传递的动态网络结构图，通过弹性网络方法的应用提高了国内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运筹、数学、计算机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速测度贡献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计算软件。例如对生产率内涵边界的测度，陈诗一等能源、环境、气候等领域的国内学者，已经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探索纳入能源、环境、生态等新指标，以形成符合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指数。三、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张燕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平均实际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巴曙松认为，虽然当前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但如果应对不力，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至暗时刻。也有文章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有学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资本家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强制工人劳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至上”，造就了无可挽救的“灾难资本主义”。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逐渐收缩，横向分工链条向邻近国家或区域集聚。其纵向并购的垄断性尤其依托数字经济的寡头势力。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地位，可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与韧性、配套跨国公司发展、推进自贸区发展、实现供应链互动循环和促进其集群升级等方向着手。有研究发现，不同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要从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比重的逐渐上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变化。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进行全球产业链回缩和替代战略调整。鞠建东等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呈现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区块格局，美国、德国、中国分别为其核心节点。刘志彪提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将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还有文章提出，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关于区域协调。202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命题。有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城乡的开放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下的城乡共治，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政策变迁，以及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路径，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关注焦点。有学者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解读，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监管考核，需要驱动各地方政府对区域高水平均衡达成行动一致性偏好。除了缩小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虚拟经济的区域不平等同样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虽然南北经济差距自2013年开始逐渐拉大，但2016年起我国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趋同。还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结构红利的倒U型转折是内在原因。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有学者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进行解读，认为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与外资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利用先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扩散效应，但路径依赖和竞争关系扭曲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提升创新绩效。互联网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获益明显。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安同良等提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从复杂经济学视角予以重新审视，需要在复杂性视域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1+N”多层次创新系统。关于数字经济。经济学界对其特征及其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展开了讨论。许宪春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前者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度，认为数字经济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认为融合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属于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还有学者提出，数字产业链的特殊性在于，数据既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传播介质。数字贸易口径的统一与否，触发了国家间关于税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争议。杨虎涛认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意味着全球生产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将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大为缩小，束缚传统服务业的全球化地理空间将不复存在，从而出现机器化的知识生产。数据的特点是重复使用、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共享效应，极易形成垄断。数字大资本集团与金融集团的融合，更容易剥削和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使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陷入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与数字经济相关，学界对数字货币的性质、影响和监管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收入分配。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新热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还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诸多挑战。扩大内需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不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累退性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必须改变。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阶段从转移型向替代型的过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而技术进步方式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规模变化则是关键。关于财政现代化。杨志勇提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70多年财政政策的共同关注点。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国财政可持续之谜无异于缘木求鱼。吕炜等提出，仅从地方政府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已呈较大不适应性，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赋权方式，推动了改革目标的实现。财政金融两大体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债务问题上，尤其需要统筹二者。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为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因素。这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强调，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其中，财政安全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集中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维度。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效应不同步，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安全。刘伟、苏剑提出，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国峰提出，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模式与现实不符，错误地运用宏观会计原理，功能性财政势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张成思提出，偏离（远离）金融价格核心指标的数量型金融理论终将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科学性缺陷”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研究分析，金融资本货币因素的强大作用，使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摆脱工业社会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约束，脱实向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学。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价与汇率下调，资本流入减少，产出水平和消费者价格下跌。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往往伴随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的银行融资渠道比市场融资渠道风险更高。银行在网络中的关联位置与强度，显著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统计方法和识别策略逐渐兴起，高频数据与动态分析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时变GDFM（tvGDFM）模型，或将Diebold-Yilmaz关联性指数用于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CDS）利差的风险传染网络分析。对此，杨子晖、张明、周颖刚、梁琪、王君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更大，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稳定器作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秉承差异化监管理念。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内在关联性，成为研究亮点。有学者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防控输入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维护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金融科技风险、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以及来自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等，也引发国内学界热烈讨论。关于粮食和能源安全。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基底是经济研究的焦点，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观的指引下，有学者从打造粮食生产供需改革双轨机制，注重供给数量向供给价格和粮农收入转变，由保障生产向保障生产、流通和储备转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方式从耕地向立体转变等维度，提出深化农业供应链改革、保障粮食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建议。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经济学界围绕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展开研讨。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斐然，但仍需从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机制、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等方面深化改革。从全球能源效率变动的结构看，虽然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和各国产业结构与投资率的差异，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学者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总的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执笔：钟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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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取得长足发展。学科体系不断扩展。世界经济学以世界经济为研究对象，以探索世界经济运行规律为目的。我国世界经济学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时代主题及全球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近年来，“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全球经济治理和中美贸易摩擦等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关注焦点和研究主流。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关键词频统计中，“一带一路”自2016年以来一直高居首位。2017年，属于世界经济学范畴的“一带一路”主题图书达211种，而2016年仅42种。分别以“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的世界经济学中文论文，各有3篇入选《世界经济年鉴》“2018年国际经济学最佳中文论文TOP10”。学科结构持续优化。世界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辖多个三级学科。其传统子学科为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世界经济统计学、全球宏观经济学、国际发展经济学等。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治理学等新兴子学科得到长足发展。从2015年到2019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发文数量增长100%，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增长80%，全球经济治理学增长15.5%。新兴子学科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学由部分传统子学科强势主导的局面。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治理学纷纷崛起，在世界经济学发文总量中的合计占比从2015年的14.1%提升至21%，而国际贸易学的占比则从32.7%降至27.4%，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占比从17.1%降至14.2%，全球宏观经济学从10.2%降至8.6%。研究方法多样化。世界经济学研究由过去的定性分析为主，转向现在以定量分析为主。大致在2000年以前，我国世界经济学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即通过逻辑推理、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断等思维方式，着重从质的方面研究世界经济的特定属性。但定性分析方法易受个人价值观影响，不利于结论的准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随着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的广泛普及，以及统计数据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所带来的统计数据数量的扩大、质量的提高、可得性的改善，定量分析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主流。定量分析方法计算较复杂，且计算量较大，需依赖计算机和功能较为强大的统计学软件。同定性分析相比，定量分析更加系统、严谨、高效、精确。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大数据现象，并将定量分析的基础从统计数字等结构性数据扩展到文字、声音、图像等非结构性数据，世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一轮变革正在孕育。当代世界经济学定量分析更强调议题、经济学理论、数理统计方法、统计数据之间的高度一致性。这个研究过程链条长、研究难度大，各节点都会影响最终结论，因而对研究者素质要求很高。只有议题、理论、方法和数据之间高度一致，才可能得到可靠结论。作为世界经济学综合性最高且难度最大的领域，多国宏观经济模型在中国实现从无到有。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相继开发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和全球宏观经济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汇率变动、利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和世界经济预测中。多国宏观经济模型基于经济学一般理论和世界经济学多个子学科理论，研究生产、收入、消费、投资、金融、跨境经贸等多种经济行为。它需要将多个经济体的复杂经济行为连接在一起。这些经济体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异质性，设定实证模型时需要体现这些特殊性。模型对经济理论假说的验证和统计模型的估计，要同时考虑统计方法的适用性和各经济体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多国宏观经济模型是科学、系统、综合分析世界经济运行的有力工具，有利于分析国际经济行为互动特别是经济政策跨境溢出和世界经济运行全貌。大型发达经济体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一般都研制了多国宏观经济模型，以便助力自身经济决策或国际经济协调。评价体系初步建立。我国有关世界经济学成果的评价体系已初步建立。学术评价是引领世界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年鉴》逐步探索建立科学的世界经济学评价体系，迄今为止已建立世界经济学“最佳论文TOP10”（中英文榜单）、“国际经济学主要图书”和“国际经济学主要学人”等榜单，正在建立“国际经济学主要机构”榜单。这些评价以学术成果为基础，注重学术传播力，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品牌效应日渐提升，对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能力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日渐上升。在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成为我国学界风尚。此外，世界经济学中文论文过去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上，现在则主要刊发于世界经济学专业性期刊和经济学综合性期刊。近二十年来，外文成果尤其是英文成果占比不断提高。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论文在英语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中国学界主办的英文经济学期刊在全球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也日渐上升。在国际经济组织任职的中国学人越来越多，中国学术机构声誉快速提升。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一些学术短板也亟待补齐。如前所述，世界经济统计学、国际投资学等部分传统子学科发展缓慢，未能充分发挥潜力，以满足实践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广受期待，但仍很薄弱，有待扶持；国际发展经济学范围广阔，但现有研究聚焦不够，尚待紧扣实践需求，加快研究时代和实践所需的重点议题。世界经济学内部各子学科之间的广泛交叉尤需大力倡导和践行。“议题—理论—方法—实践”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研究学术论证的主要范式，其中“理论”和“方法”目前仍主要来自欧美学界。部分中国相关议题甚至全球相关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更多中国立场、中国原创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其一，重视国际政治经济数据库的自主创建。现有相关数据库多由外资主导，国内用户使用成本高。中国现有相关政治经济数据均已具备一定基础，但相关研究、考据、整理和应用却面临各种挑战。其二，世界经济学研究的计量等数据处理软件多来自欧美，本土原创软件极少。国内原创基础学术软件开发与应用，有待鼓励、支持和保护。（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仕国精彩推荐：推动经济学研究回归现实经济思想史研究助推经济学学术体系构建经济学视野中的分配问题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红安网消息11月1日，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在张培刚故居举行“2020年度红安助学金发放仪式”，向红安一中和八里湾镇30名品学兼优初中高中学生发放助学金。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谢正学，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县长刘堂军，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以及王映辉、高红英等县领导出席发放仪式。巴曙松在致辞中希望，受资助同学向张培刚先生学习，树立远大志向，潜心钻研学习，争做时代骄子，成为有用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不懈奋斗。王映辉表示，将以这次捐赠活动为契机，在全县上下进一步形成重视教育、尊重知识、鼓励成才的社会风气，激发社会各界关心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坚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先后资助我县200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学业。 点赞 5 发长微博【来源：红安县融媒体中心】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新浪财经《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10月24日举行，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发表演讲。高培勇表示疫后和十四五期间的新发展格局凸显强调的是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灵魂和核心意义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做统筹、做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高培勇举例称，“比如说在今天一个企业要采购原材料，如果放在过去，天然它应该是哪个地方的原材料物有所值，而且能够具有最高的水平，它就到哪个地方去采购。但是在今天再采购原材料的时候除了以往考虑之外，必须要考虑采购的来源地是不是安全可靠的，会不会段供等等情况。”所以，也就是说从疫后，从十四五开始，今后我们的考量范围至少是双层，既要考虑到发展，又要考虑到安全。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个时期党中央围绕着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做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新提法，比如说要统筹发展理念安全；比如说要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高培勇强调，疫后和十四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发展与安全要并重，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我们很可能不紧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要研究经济安全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要研究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不仅要引领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方向，而且要引领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方向，特别是要引领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研究方向。”更要指出的是疫后与十四五，不仅要研究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问题，而且要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背后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要研究统筹性发展格局背景条件下的安全与发展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转变，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研究，今后可能要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要进行双元的分析，要用双层的思考，要富有双维的视角，这是一个基本的见解。他谈到，在疫后在十四五，我们不仅要聚焦于规模、增速，而且要聚焦于质量、效益，还要聚焦于安全，更要在统筹发展安全基础上实现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还得加上“安全”两个字。我们不仅要着眼于短期调控，而且要着眼于跨周期设计，还要注重风险的防范，更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基础上，实施短期调控、跨周期设计与调节，以及风险防范相呼应，我们也可能不紧要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且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还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格局，更要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11月1日，2020年度张培刚基金会红安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张培刚故居——红安县八里湾镇东边田村下陈家田湾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谢正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建华，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基金会理事长巴曙松，县领导刘堂军、王映辉、高红英及教育局长曾红波出席了发放仪式。发放仪式上，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基金会理事长巴曙松在致辞中对红安学子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以前辈为榜样，当树凌云志，莫负少年时。红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映辉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表示感谢，并向张培刚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怀念，鼓励同学们要牢记基金会的殷切希望，努力学习，传承和发扬张培刚先生的爱国之心和治学精神，争取成为祖国的栋梁。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为受助学生发放了助学金。据了解，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连续9年资助红安学子，资助贫困学生达200余人。与会嘉宾与县领导在助学金发放仪式前还参加了张培刚铜像暨张培刚故居修缮落成仪式。来源：红安县教育局审核：石全军 编辑：刘先莹联系邮箱：390402876@qq.com关于我们红安教育教育动态丨信息公开丨便民服务弘扬教育正能量传播教育好声音【来源：红安教育】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