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二是专业法律学术的成长时期,三是研究方法多元探索的新世纪。在中国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门政策学、价值学走向科学的法学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嬗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恢复与重建之初,其还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法学是幼稚的”(戴逸语)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这个幼稚就突出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简陋。注释是当时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大多数法学论著均停留在注释法学(也有人将其称为“概念法学”“法条主义”或“政法法学”)的阶段,教学和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解释、宣讲当时刚刚通过的各项新的法律。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当时学者们编写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注解,在对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刑事诉讼法的性质和历史沿革等作简要介绍后,接着便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的顺序,对其总则和分则的内容逐条加以释明,学理性的相关探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时的注释法学之所以被人看成是一种幼稚的法学,就是因为其没有理论,也没有深度,只有直白的语法和空洞的意识形态教条。这个状况令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不摆脱注释法学,就不能有成熟的法学”(江平语)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法学人的共识,于是许多有抱负的中国法学者开始试图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下,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伴随外语教学的普及,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大量外文文献被翻译过来,使20世纪90年代比较法研究空前繁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制度与实践成为中国的参照,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从西方继受过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的广泛流行,使价值法学在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中十分盛行,学者们挥舞这些大词,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规范研究,一方面,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使许多西方“先进”的法律与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律人中间得到了普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法律的修订和司法的改革进行了社会动员,制造了社会舆论,提供了智力支持。比较法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人们建构制度时的想象力;价值法学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们接受了一些普适性的法治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律文本,就是价值法学在立法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它们对于提升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则有所不足,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很难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提供直接有效的建言。特别是价值法学,其所谓法学论文与政论文章区别不大,学者们的发言时常类同政客,其观点(特别是关于司法改革的)就有了激进、保守和折中的分野。由于拿不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许多所谓的学术主张缺乏充分而客观的论证,以致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达不成共识,其给中国法律的修改和司法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混乱。针对这种状况,在21世纪初,中国的法学家们进行了再次突围,在诸如“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类问题的指引下,法学研究范式有了新的突破:一是“社科法学”(大致包括理论社会学、经验社会学、价值法学、法经济学等)兴起,二是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在精进后以法教义学的名义再次登场(虽然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和教义法学在内涵上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喜欢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出现了良性竞争、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这使得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法学逐渐变成一门大家公认的主流社会科学。问题决定知识和方法。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作为解释与研究问题的工具,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存在使用是否恰当与对路的问题。只要恰当、只要对路,能解释和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的知识和好的方法。法学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实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对法律文本而言,采用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对路的、恰当的;而对法律实践而言,采用实证(抑或经验)的研究方法则是最为妥当和对路的。所以,注释、比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均是法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它们各有优长,均有合适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用武之地,不能互相取代、厚此薄彼。步入21世纪,在中国各部门法学研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实证研究(大致属于社科法学中的经验社会学范畴)的兴起,其与原来的法教义学、比较法学正在共同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样态。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各大主流刊物都倾向于优先刊发实证研究的论文,以至于到了文章如果没有详尽的数据和精美的统计图表就几乎不可能发表的地步。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定量研究,提升了中国部门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但也存在诸如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的问题,时常将局部微观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搞得很清楚,但对于中国法律和司法的总体理论建构则十分不足,如何使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保存一个时代法制的记忆,正是未来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努力的方向。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法学日渐缩小了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学研究的差距。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全球学术资源实现了共时共享。如今国外学者的重要学术论著基本上是甫一问世就有了中文版,全世界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均牵动着中国法学者们的神经,中国法学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同步了。今天,国内外双向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已十分频繁,在越来越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已可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法学正在走向和融入世界。但长期以来,我们是学习和拿来多于创新和贡献。时至今日,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仍然不足,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仍然不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步人后尘、拾人牙慧的历史阶段。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独特的实践经验,以中国的话语,贡献出原创性的思想和学说,是中国法学学者们面临的历史使命。(作者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永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年来,考研的热度居高不下,到法学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愿望。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示对法学这种听起来死气沉沉地专业表示不感兴趣,认为学习法学就是死记硬背,并且作为文科专业还不好就业。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法学专业的就业面十分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在只要你对于国家的法律足够熟悉,找一份好工作简直就是易如反掌。那么在我国的大学里最受欢迎最难考的四所法学名校都是哪些呢?一、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简称“法大”,位于中国北京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位列中国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是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国政法既拥有985,211这样的名校资源,又有首都北京的区位优势,是法学名校“五院“中最好的学校了。当然,考上该校的难度也是这四所学校里最高的,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想留在北京发展就是一件轻松的事了。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简称“中南财”,位于武汉,是国家“211工程”、“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院校,入选“2011计划”、“111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武汉7所211里比较好一所了,所以考上中南财难度也是不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遍及湖北省的检察院、法院,所以说如果你能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真的是不愁找工作,而且前途无量。三、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简称华政,位于上海市,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高校,入选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全国首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自贸区司法研究基地。华东政法本身随谈不是211,但是华中政法大学的分数线却比一些985还要高,这就是因为他自身的学科实力了,但也表明考上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同时因为上海的律所数量非常多,所以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也是能很容易找到心仪的工作。四、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位于重庆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政法类高等学府,改革开放后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自主招生试点高校。西南政法学院法学确实很牛,被称作法学界的"黄埔军校",所以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也是很难的。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生还是很有市场的,如果能考上的话,去政法部门工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政法界的权威认识和领导干部都是当年的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这里提到的四所名校大概就是法学里最受欢迎的四所了,虽然考上的难度很大,但是如果你能考上这四所大学的研究生,在就业的时候就是前途无量了,你可以选择去律所做一名精英律师,可以去大企业去做公司的法务,也可以公检法部门当公务员,还可以去高校当老师。总之,考上这几所大学的研究生真的是能够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职业选择。
央广网北京7月24日消息(记者孙莹)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会议7月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部署要求,加强政治引领,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培养法治人才,扎实做好法学会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中国法学会第八届领导机构履职一年来,坚持改革、规范、管理一体推进,法学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进一步增强,推动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法学法律工作者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者、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培养者。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推动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积极参与法治实践,促进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和宣传普及。抓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深化法学交流,增强斗争精神和本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国法学会一年一度的重磅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公告来啦!速看!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招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指导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学理论和对策支持。二、实施方式今年中国法学会对年度招标课题的实施方式进行改革。立项评审和结项鉴定合并进行,公布课题指南,申请人确定选题后即自行开展研究,以研究成果申请。于2020年5月31日前提出申请意向,8月31日前提交完整研究成果。成果形式包括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立法建议稿、专著、论文。中国法学会组织专家对成果进行评审,择优立项,根据专家评分、结合选题价值,分别作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调研项目、基础研究重点激励项目、西部扶持项目立项,并给予经费资助。同时设立部分自选课题,经费自筹。三、课题选题《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指南》(以下简称《课题指南》)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征求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形成。申请人应从《课题指南》中选定题目开展研究,可以根据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对选题文字做适当修改。四、申请人资格1.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能作为课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2.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或具有法学博士学位(如系非法学专业博士学位,本科或硕士应为法学专业)。3.申请人可以组成课题组申报,但申请人本人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足以单独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也可单独申报。4.申请人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同时可作为另一个课题的课题组成员。单纯作为课题组成员的,可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组。超过的,按不合格申请处理。5.不得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等中央部门批准的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的课题成果申请,不得以已结项的中国法学会课题申请,不得以已出版、发表的成果申请。正在主持中国法学会课题尚未结项的,不得申请。立项后发现主持人存在以上情况的,撤销立项。6.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当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以兼职人员身份申报的,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身份的真实性。五、评审程序中国法学会组织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双向匿名通讯评审,主要对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创新性、规范性、可转化性进行评价。全部申请根据学科分类,由三名同行专家进行评审,每一学科按照专家评分从高到低排序,总分在前1-3名的,结合选题价值,分别作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调研项目、基础研究重点激励项目、西部扶持项目立项,并给予经费资助。其余总分在前20%的,作为自选课题立项,经费自筹。在分管会领导主持下召开定评会,以专家评分为基础,综合考虑选题的重要性,确定拟立项名单,报学会党组会议审议确定。评审过程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六、成果转化课题立项后,主持人应在1个月内向中国法学会提交成果要报,每份3500字左右,选取成果中最具有决策咨询性的部分,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法治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从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强调思想性战略性,突出问题意识,侧重对策建议,不需要对整个课题成果进行凝练;文风朴实,语言精炼。具有重要价值的,将作为中国法学会《要报》报中央有关部门。七、申请办法1.课题申请人下载并填写《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请意向表》《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成果评审活页》。2020年5月31日前,将申请意向表电子版发至邮箱clskt2020@126.com,邮件名称为“申请意向:姓名+学科+课题名称”2020年8月31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1份,评审活页、研究成果各4份,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7办公室收,邮编100081,联系电话:010-66173342。将全部申请材料电子版打包发至邮箱clskt2020@126.com,邮件名称为“姓名+学科+课题名称”。2.评审采取匿名评审,在研究成果和评审活页中不得出现任何透露申请人个人信息的文字,如所发表论文的名称、刊物,否则将作为不合格申请处理。3.为了方便申请人申报,申请时暂不需要所在单位、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核盖章。经评审拟立项的,由拟立项课题的申请人按照我会的要求,提供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及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八、其他事项1.申请人应遵守《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经查证属实,取消申请资格,如获准立项则撤销立项。3.获准立项的课题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本申报公告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人:曹菲 姚国艳联系电话:(010)66173342Email:clskt2020@126.com以下附件可登录中国法学会官网下载:1.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指南2.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请意向表3.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4.中国法学会202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成果评审活页5.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中国法学会2020年4月10日
今年7月底法学研究生陈某向警方报警称自己在网上炒期货被骗250万警方调查发现陈某之前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然后就进入了直播间对讲课老师的水平深信不疑随后陈某将家里的房子卖掉向亲戚借钱凑了250万跟着炒期货可没想到一两天250万竟全部亏掉警方分析称,嫌疑人以不经意的方式在直播间中把他们事后要使用的期货平台引荐出来,然后嫌疑人窝点里的普通员工在直播间中充当水军造势,被害人从而燃起对期货平台的兴趣。陈某根据直播老师的推荐,买进卖出,自己期货平台的账户数额也越来越高。可十几天后,老师的推荐不再有效果,推荐什么就亏什么,两天下来250万就全部亏掉了。警方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最终在广州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网上追逃9人涉案金额两千多万来源:@荔枝新闻编辑:三三
【学校简介】兰州大学,直属于国家教育部,985、“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国家重点大学,位居甘肃兰州,我国最西北最好的大学。【法学学科基本情况】在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该校法学学科获评为B-等级,也就是位居全国前30%~40%,该校最好的学科是草学,获评A+等级,全国第一!鉴于此,该校必须要发力法学学科了。【正文】成立大会现场近日(2020年12月31日),兰州大学正式成立了民法典研究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甘培忠同志(法学院院长)介绍了民法典研究院成立的背景和必要性,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法治国家,兰州大学成立民法典研究院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同志(中国民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出席并进行了简短的发言,他肯定了兰州大学民法典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也对研究院未来的发展寄予了希望并高度评价。研讨会现场当日,首届学术研讨会也隆重举行了,来自人大、北大、吉林大学等多所一线名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共襄盛举,一起探讨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方向。
00:43“当代刑事司法暨法治昭通建设研讨会”10月26日至27日在云南省昭通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业界专家学者参会,着力推动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云南省法学会、昭通市委、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昆明理工大学联合举办。记者:林碧锋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
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在京会见出席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的理事、监事并讲话。戎珊 图新华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25日在京会见出席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的理事、监事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公益组织作用,支持法学研究,促进法治交流,发展法学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更好服务法学事业发展,服务法治中国建设。王晨指出,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致力于法治公益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新一届理事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发展道路。要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意见》要求,明确基金会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突出法治特色,为开展法治交流、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法治扶贫等提供有力支持。严格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力。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法学会主管的、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国家级公募基金会。(原标题为《王晨会见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时强调 加强法学研究法治交流 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记者金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25日在京会见出席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的理事、监事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公益组织作用,支持法学研究,促进法治交流,发展法学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更好服务法学事业发展,服务法治中国建设。王晨指出,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致力于法治公益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新一届理事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发展道路。要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意见》要求,明确基金会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突出法治特色,为开展法治交流、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法治扶贫等提供有力支持。严格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力。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法学会主管的、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国家级公募基金会。《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6日 03 版)
#三大体系#人工智能的相关概念已越来越为法学研究者所熟知,但也引致一定批评。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学研究者缺乏相关计算机专业知识,难以深入研究此类问题;二是此类问题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学问题,而只是一个具体的现象。仔细思考即可发现,这两类批评意见均不能成立。对于第一类批评而言,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但并不研究技术本身。诚然,在研究技术引发的问题时,虽然技术本身的知识非常重要,但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精通技术的程度。以知识产权为例,绝不能认为法学研究者因没有理工科背景,而无法研究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法学研究者只需要知晓技术与对应法律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无须考察技术本身。又以人格为例,法学关心的仅仅是自然人、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其法律关系。历史上,法人人格拟制说、法人人格实在说的争论,也仅仅是关于法人意思表示的形成方式的争论,而绝不会去研究自然人的脑科学构造或法人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误解,才导致许多人错误地从人工智能的“智慧”出发,倒推论证其法律人格的可能性。事实上,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本身即可分为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以及法律问题的人工智能化两大议题。在本质上,只有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需要深厚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支撑的是法律问题的人工智能化。其实质上是人工智能问题而非法学问题。典型如法律人工智能的构建,即通过计算机科学与逻辑学的方法,将法律代码直接转化为计算机代码,致力于实现“莱布尼茨之梦”,构建出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售货机式法院”。这些问题本身属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技术建设,不属于法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类技术建设中,法学研究的方向只能是智慧司法与法治理念的矛盾、现行制度的冲突、新型制度的构建、法律风险的防范等问题。对于第二类批评而言,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究竟是一种类型化的法学问题还是具体现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直接关系到“智慧法学”“数据法学”“网络法学”等新兴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早在20世纪末,网络法历史上即存在著名的“马法之议”。有学者认为,网络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关于网络可以存在网络法,那么便可得出关于马也存在“马法”的荒谬结论。这一见解与对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第二类批评高度吻合。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网络平台、数据处理、信用评分等法律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网络法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在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法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向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对“不学习”的法律制度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智能算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如通过“算法合谋”形成垄断,利用“电子产品动态定价”技术进行“大数据杀熟”,通过数据挖掘与还原技术掌握用户的“数字人格”等。此外,人工智能算法还可能出错,如将普通人错误标注为犯罪嫌疑人、将旅客错误标注为恐怖分子、将“无家可归者”错误标记为“乞讨者”等。然而,现行法律却难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出现了法律的功能危机。对此,甚至有学者宣告了“法律的死亡”。同时,人工智能也被称为“智能利维坦”。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正是在这些独特的议题上,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逐渐走向了成熟。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必须避免落入“科幻法学”的误区。与关于技术现状的“科技法学”不同,“科幻法学”充满了文学的色彩与丰富的想象。其常以各类著名科幻小说为对象进行想象、分析和论证,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法则”就常被提及。《银河帝国》《2001太空漫游》《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三体》等经典科幻作品已经成为部分法学家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幻想象并不属于法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要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是不是也可以研究火星殖民的法律?甚至进而是不是可以研究哈利波特系列“魔法法学”“玄幻法学”“奇幻法学”?显然,这是无比荒谬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必须注意避免此类假问题,应坚持从人工智能实际应用所产生的现实法律问题出发,深入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真正的法律问题。综上,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中呈现的法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未来法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相关问题的研究,既非“蹭热点”的时髦,亦非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事业。(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人工智能致害责任:法理基础、致害类型及归责路径研究”(19YJC820014)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旭至相关阅读: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修辞与想象人工智能助力现代治理多维审思人工智能现象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