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研究

法学成为近年来的考研热门专业，关于法学考研的院校都有哪些呢，和启航考研中心一起来看看排名前5的学校吧。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位列国家首批“双一流”（A类）、211工程、985工程，是全国首批获准在法学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博士点和硕士点覆盖了全部的二级学科。拥有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含所有二级学科)1个(法学)、国家级重点二级学科4个，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含全部博士学位学科点)。是中国一所著名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学院之一，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良好的教师队伍。根据评估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全国法学学科中均排名第一，并开始跻身于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2、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简称法大，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位列中国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学校下设18个教学单位、24个本科专业，拥有3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截至2017年9月，共有在校学生16736人，其中本科生9319人，研究生6612人，留学生805人，拥有教师968人。进入新世纪的法学院，以“法治天下、学问古今”为院训，以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目标为导向，全面规划和开展各项中心工作，力争将法学院建成“高品质、创新型、开放性”的一流法学院。3、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简称北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学科是我国最早设置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科之一，最早在全国设立了经济法学本科专业和经济法学硕士点，刑法学科的刑法硕士点是我国最早的刑法硕士点之一。北大法学院教学科研力量雄厚，长期以来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拥有5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7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6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57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42个博士后流动站、法学院是教育部首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和多个法学实践场所。5、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位于重庆市，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近日，甘肃省委政法委、甘肃省法学会联合发文，公布了2020年度法学研究课题优秀成果表彰资助名单。在获奖的15项课题成果中，甘肃法院系统独占6项。其中，甘谷县人民法院《西部基层县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研报告——以甘肃省天水市第一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为样本》荣获2020年法学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据悉，此次评选活动在全省政法系统、高等院校提交的91项课题成果中，通过匿名评审，最终确定15项课题成果获奖并予以表彰资助。【来源：天水甘谷发布】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老一辈口中经常说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于现今文明社会大家都是依法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当中。国家颁布的法律现今都已经不知道有多厚的一本书，很少人会去真正地了解法律，或者是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对于一个懂法善于用法的人来说，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工作、处事要得心应手得多。现今法学也是当代大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之一，但是法学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学习什么内容？这是很多报考法学专业学生的疑惑。法学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对于选择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自己就读的大学很大一部上决定你未来在法学这一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具有怎样的成就，我国设有法学专业的大学具有一百多所，学校的实力也是具有不同的差距。第一档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两所学校在我国第四轮的学科评估中，自己本校的法学专业都是被评上A+类专业，在全国也仅仅只有这两所大学的法学专业是A+，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这两所大学就是他们法学的殿堂，很多人都想着自己能够进入其中学习。人大的法学是我国现今建立的“五院四系”之一，同样的法大也在其中占据一席地位，在法学界这两所大学都是极其具有话语权的。同时两所学校的校训也是极为贴切一个学法人士的作人根本，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秉持正义。同法大相比，人大显得更加综合，接触面更加广泛，同时人大的分数也比法大高一点，这是很多学生择校最先会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档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这五所大学的法学专业都是处于同一个层次，学校的法学专业在学科评估中都是被列为是A类。即便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并不是就意味着在每个领域都是顶尖的，同人大以及法大相比，在法学这一块上还是后两者在国内更具话语权。华东政法大学以及西南政法大学都是我国“五院四系”的学校之一，在法学这一块，五院四系当中的学校在国内极具知名度的，也是国内一些律师事务所或者法院比较看好的大学。很多律师以及政法机关的人员都是出身于“五院四系”中。而武汉大学的 法律系便就是四系之一，在国内它们代表着中国法学研究以及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第三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第四轮的学科评估中这七所大学的法学专业都是被评为是A-类别，其中吉林大学的法律系也是出至“五院四系”中的四系之一，但是很可惜的是学校却仅仅是被评为是A-。对于那些不想选择五院四系，而又想留在南方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工作的学生而言，像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都是法学生不错的选择，这些大学所处的城市在经济上也是国内较为靠前的发达城市，同时对于法学生而言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给予的机会也就更多。这国际商务发这一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可谓是独占一枝，很多该领域的名师都在这所学校，同时学校很多的学生都喜欢修双学位，一般都会选择再修一个金融扩宽自己的眼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是现今的五院四系之一，学校的知识产权以及名商这两块在全国排名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在过去几年还被评上了是双一流学科。但是学校的地理位置不佳，在武汉，学校实力竞争不过武汉大学的法学系，而对于像要在深圳广州发展的学生而言，却是值得报考。总结我国开设法学专业的大学一共有着一百多所，对于上面介绍的14所大学都是我国法学学科评估等级在A类的大学，也是国内这一百所学校中法学专业较为知名的大学，当然在A类的后面还有着B类，虽然学科的等级要第一个档次，但是学校该专业的录取分数也会相应的第一部分，对于学法的人而言，考研是绝大部分人都需要面临的，所以不用一开始因为自己学校法学专业弱于一些学校而感到失望。

日本战前对罗马法的研究与对德国法教义学的继受，使得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走过了粗疏立法的时代。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复兴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动，为日本法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与新挑战。这也是促使昭和后期日本法学研究形成多元学风、各种学说纷呈的原因。平成之后，日本的法学家多着力于法教义学体系的重整，日本的法学研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期。日本的法学期刊多有纯粹介绍外国立法例者，日本的比较法研究因而得以迅速发展。日本早期的法学论文内容在于廓清继受外国法律的误植之处；其后逐渐变化为将外国的法学理论运用于本国案例。日本在学习外国之余，不免自我发明，此为日本法学的贡献所在。然而，日本的法学理论精细过度，偶有治丝益棼的情况。日本法学界重视判例评析。早期的判例评析表现为对欧洲法的继受。其后，东京大学引进美国式的判例评析，试图从日本的判例中归纳出日本特色，期以创造判决先例。平成后期，日本法学界开始对外国的法学理论有更多反思，新的研究范式逐渐出现，不再仅是将外国的法学理论细致无误地介绍到日本。总体来说，日本法学家并不刻意强调创新，其贡献主要从积累中显现。日本法学期刊的生态反映了日本法学研究的特色，主要分以下几大类。第一，大学纪要。日本大学发行的法学期刊大致有三种，分别是专门刊登本校教师近期研究成果的刊物、师生研究成果均可刊登的刊物，以及刊登大学研究生研究成果的刊物。日本大学发行的法学期刊不一定冠以大学名称。例如，东京大学的期刊是《法学协会杂志》，京都大学的期刊是《法学论丛》。早稻田大学的期刊名与众不同，用的就是自己的校名《早稻田法学》。专门刊登本校教师近期研究成果的刊物代表学校研究水平，编辑或投稿人均以该校教师为主。凡是编著者注明为“某某大学法学会”时，多属于这一类刊物。师生均能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乃由师生共同组成。上述两种刊物的栏目，包括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判决评释、资料介绍。专门刊登大学研究生研究成果的刊物，则由该所大学的研究所编辑，出刊的频率较低。第二，发行志/机关志（学会的定期刊物）。日本的学会组织非常发达，传统法领域如民商法、公法、刑法、诉讼法等，都有学会组织。学会每年召开年会，并将会议论文集结出刊。例如，公法学会的《公法研究》、私法学会的《私法研究》、刑法学会的《刑法杂志》、法哲学学会的《法哲学年报》、法社会学学会的《法社会学》等。日本另有一些特殊的学会组织，通常与某大学的研究室或重量级教授有关。例如，日美法学会编纂的《美国法》，由东京大学法学院的某一个研究室负责。东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会的《国家学会杂志》、神户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会的《经济法学学会年报》等，均属此类。第三，商业性期刊。日本法学界的商业性期刊出刊频率很高，并且与实务界密切结合。商业性杂志可分为两种：一是专业型。例如，有斐阁的《民商法杂志》、商事法务研究会的NBL、日本评论社的《法律时报》等。二是综合型。例如，法曹会的《法曹（时报）》、有斐阁的《法律家》（ジュリスト）。此外，还有学生型月刊，例如，日本评论社的《法学演习》（法学セミナー）、有斐阁的《法学教室》。这两种月刊均设有“最新判决演习”“学习讲座”“问题演习”“基础讲座”等栏目，同时也提供立法、司法以及学界等最新动态消息。此外，也有学者会利用基础讲座这个栏目连载论文，日后集结成教科书。日本评论社编辑的《法律时报》会在每年12月设定“学界回顾”专栏，出版社会请各专业的学者对其研究领域内的文章做一些总汇与简单的评析，参阅该专栏后，大致对本年度的学术状况就能有所了解。第四，政府定期出版刊物。政府定期的出版物，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第一课企画组《家庭裁判所月报》、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外国的立法》、法务省保护局《更生保护》、法务总合研究所内设法总研志友会民事研修编辑室《民事研修》、法务总合研究所内设日本刑事政策研究会《罪与罚》、法务省民事局《民事月报》、财务省（原大藏省）印刷局《时的法令》等。这一类出版物的主要目的是公布重要判决内容，倡导立法，介绍国外的最新立法等。第五，出版社的分类介绍。日本出版法律类书籍与杂志的出版社不算太多，其中以创立于1877年的株式会社有斐阁最为出名。该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法学专著与法律工具书籍，其中的《法律家》是很重要的法学期刊。日本评论社在日本法学界亦有相当分量，《法律时报》与《法学演习》均由其出版。株式会社商事法务出版的书籍，均集中在民商法领域；NBL、《数据版/商事法务》《旬刊（商事法务）》等杂志，均由其出版。株式会社立花书房主要出版刑事法领域的刊物，如《警察公论》《警察学论集》等。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则以出版地方自治行政性质相关杂志为主，如《地方自治》。总之，日本大学的法学类刊物数量虽多，但刊载于大学刊物上的论文质量却未见得都很高；一些在一般大学工作的优秀年轻教授们，虽然也会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在本校期刊，但多数人更愿意利用学会的刊物来争取能见度。学会的刊物虽然没有大学多，但是因为同一领域的专家们在此平台上一起切磋竞争，通过这种期刊，可以迅速掌握日本相关法律领域的研究情况。一般说来，学会期刊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商业性的期刊分工细腻，出刊频繁，回应社会需求快速，具有很高的实务价值，也间接体现出了一定学术价值。政府出版的期刊，主要是介绍国内外法令。日本法学界重视本土研究，并侧重比较法研究，因此这一类刊物也有相当学术价值。基本上，日本的法学期刊并不重视统一的引注格式、引用率等。各种刊物的水平都是在一段时间后自然形成。日本法学界与德国法学界近似，更看重的是期刊所能发挥的思想交流与信息提供等功能，对于期刊之评价，则抱持顺其自然的态度，由此可以窥见日本法学研究的平实稳重风格。　（作者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冠玺精彩推荐：中国古代“说话”流变本科职业教育改革：如何先行先试中小学亟须补上学术诚信这一课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19年,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促动它们与法学研究相交融的一股势力;在这一年里,我们拔除芥蒂、冲破壁垒,越来越多的交叉法学研究得以涌现;在这一年里,我们正本清源、探索形上,那些试图回归元问题、元概念、元理论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理论法学领域,更多的人有勇气甚或能力开启建构一体化知识框架的尝试。在这一年里,我们目睹法典编纂时代的盛景,却又身处各类知识混杂的聒噪中:当我们渐趋突破哲思的重围,真正的教义学回归还会远吗?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是2019年法学学术研究最具热度的两个主题词。总的来看,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大致在三个路向上展开,分别是哲学取向的研究、教义学取向的研究与“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哲学取向的议论聚焦于人工智能对法律“人格体”的重构,它围绕着“人工智能是不是人或类人”的本体论问题展开。人工智能对法教义学的挑战必然缘于它的“是人”或“类人”化处置,否则,依靠普常的解释操作即可圆融。“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热度最劲,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实务观察者、从业者投身其中,更被借为法学通约至自然科学的一座桥梁,可从“计算法学”的兴起中窥得玄机。当然,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如刘艳红教授曾作出关于当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反智化”的论断,大多数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讨论也充溢着悲观情绪,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究竟应向何处去,还有待时间的澄清、拷问。至于“区块链”,它更像是一个“问题集”。它似乎不具有如同“人工智能”一般改变法学知识生产方式、自我构造方式的强大能力,只不过在社会事实层面为当下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制造了一些新困境、供给了一些新资源。我们同时应当敏锐地知觉到,这些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必然附带大量新兴权利的回应;或者说,这些新兴权利的功能和使命本就是为上述新兴知识体式的实证化“正名”或“背书”。于是,我们也能够发现,新兴(型)权利及其相关研究主题,在2019年的法学知识生产活动中,同样显要;涉及的脉向大致包括社会事实层面的新兴权利回顾与描述、新兴权利的正当性证成、新兴权利实证化的正当性证成、新兴权利的谱系勾勒与制度安排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在惯常的观念中,“交叉学科”研究属于“边缘法学”范畴,从知识论上讲或许如此;可是,若从2019年乃至近三年来的中国法学研究景况看去,得出的结论恐恰相反。无论是“领域法学”的自然勃兴,还是源于某种“零度化”的知识追求(如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抑或是自有理念的学派竞合,都能够为这种背离于普常认知规律的“显学”作解一二。不过,当中自然存在值得鼓励的元素和片段。譬如,当下风头正盛的“社会理论法学”研究,其以“系统论法学”为基底,客观上起到了引入除教义学外的欧陆另一重要知识传统的补偿、衡平作用,更加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内法理学界、理论法社会学界、宪法学界的青年研究主力整合起来,甚至将知识影响渗透、扩展至立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商法学等领域和部门。之所以说它值得鼓励,却也不仅仅是其在知识传播、移植上的能效,更重要的是,它引导当下的青年学者找到了某种植基于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虽然从大的路向上判断,这种努力无法为中国原本法学知识的建构作出核心贡献,但能够对那些漫无目的的功利性议论起到阻却作用,继而接引至中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性提升”与“理性回归”。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到底是法学知识“中心建构”完备后转向边缘的规律性结果,还是缘于我们对于法学知识生产类型的某种根基性错误认知?如果是后者,那么,接下来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元理论领域的研究回归近年来,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法学的元理论领域的研究。这种对元理论领域的充分关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宣誓了理论法学“可用性”。这并不是什么卑微的说辞,而是长期萦绕或深埋于理论法学从业者心头的一阵“隐痛”。张文显教授领衔的“法理行动计划”于2019年4月召开节点例会,基于前九次的积累(贯穿于各个部门法学,更涉及许多热点法学研究领域),讨论“法理的概念”这一元问题并形成“青岛共识”;而后于11月,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辨析“法理”与“法教义”的范畴界限,以澄清学界积久的、对于“法教义学”的误解。兴起于沪上、亦充分反映青年学者活力的自然法学研究共同体持续将这一影响放大,他们怀着“自然法研究复兴”于中国的雄心壮志,寻求来自哲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的资源扶助,与“古典之思”隔空对话,是为更加根本的元理论探索。至于部门法学,怀有精致教义学技术的民法学、刑法学界,也不再耽于发展更为细致却“末梢”的实践学问,而有志于回溯基础性概念。譬如,陈兴良教授著称“注释刑法学经由刑法哲学抵达教义刑法学”,实际厘清了刑法哲学与刑法教义学间的概念关系。再如,赵宏教授对“主观公权利”这一行政法基础范畴的历史追溯,彭诚信教授对权利冲突本质的探讨,房绍坤教授对个人信息的属性探源,施天涛、朱慈蕴教授等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厘定等,这种之于部门法——不仅涉及公法,更涉及私法——研究的后设议论比比皆是。上述通达于理论法与部门法的“元”理论取向回归,或许源于相关学术运动的感召力,又或许是法学知识共同体臻于成熟的自为表现。但无论怎样,令人可喜的始终是思维的进阶:学人们不再沉迷于那些“急就章”式的研究中,也愿意进行更加富有挑战性和艰深的思考和知识作业,这必将导向中国法学学科在大历史框架中的良性发展与理性回归。未来研究的展望在2019年中,我们有面对新兴体式的茫然与欣喜,也有偏离正常轨道的惶惑与不安,更有身入艰深却郑重之领域的自省与自决;我们能够从中观察到那些有助于法学知识成长的可喜因素,却也不得不直面教义学在“法学知识总论”中的缺憾。如今,民法典编纂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当民法教义学者为之激昂时,冷静地思考如何在民法典编纂之中、之后安放由此促生的、新的“教义学循环”,或许更有意义。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一贯主张的原本法学(或称正宗法学)研究,到底是因为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无需看顾、暂时被搁置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始便未揭开它的面纱,而根本不晓其为何物?答案多半可能是后者。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被用以佐证法学之科学性的现象便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既未通识科学品格,也不知晓此问题论域,更不了解“法学”本身是个什么样子;而总是转圜、受惑于各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表象或“他者”之中,停不下脚步、抽不出身法,最终可能溺死其中。正确的做法,或者说,解决大家真正关切的“法学科学性”“摆脱法学幼稚病”等问题的做法是帮助中国法学研究重新走入教义学轨道;质言之,建构起关于法教义学的科学认知,树立起(狭义)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同一观念,抛弃将法教义学辖制于某一理论流派或思想阵营的偏隘观点,迎来其真正意涵,即其是对法学学科性质与知识品格的本体书写。尤其是对理论法学而言,既不要将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相混淆,认为法教义学就是法理学或法教义学,或是法理学的某一支派;更不要简单地将法教义学等同于法解释学(法诠释学、法释义)、概念法学、规范法学等,继而将其“矮化”。要客观认识法哲学、法政治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律与文学等“关于法学的研究”(study about law)的价值,并以此巩固持守作为“法学的研究”(study of law)的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这才是法学学者的立身之本、法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之道!(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舒国滢 王夏昊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当今中国法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法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那么，如何确立问题意识？有人认为，确立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指法学研究应当注重针对性、现实性和可行性，强调法学研究对法治实践的对策回应。这种理解突出了法学研究实践性强的特点，因而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涵盖法学研究学术性、理论性强的另一面。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当建立在对问题、话题和命题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把握上，依照学术规律来展现法学的实践品格。具体而言，就是将现实中的某个法律问题或法律现象纳入法学的学术语境中去理解，将法律问题或现象概括、提升为一个有学术意义的话题，然后就这一话题提出新的学术命题并使用学术语言加以论证，从而增加知识总量和理论含量。通过这种方式确立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区分学术“科研”和“科普”，有效推动法学知识创新。我国法学界每年发表的法学论文数以万计，但其中不少论文的知识创见并不多。在某些所谓热点问题的跟风讨论中，文章数量持续增长，但知识总量未见明显增加。许多文章只是以文献引证的方式对已有知识进行普及和重述。向社会大众作学术知识的普及，自然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但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提出新命题、推动知识创新也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说，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有问题意识、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否重要，并不取决于讨论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对这个问题能否形成新的学术创见。这样确立问题意识，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发论文比快、拼多的浮躁风气，鼓励更多研究者沉下心来从事真正有知识增量的学术研究。“有问题意识”不同于“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做到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不难，但很多研究对象明确的法学论文，实际上是对其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介绍和说明，缺乏一个将文章各部分贯穿在一起的新话题、新命题。一些作者只是为写而写，将“某某制度研究”变成“某某制度介绍”。避免这种现象，需要把研究对象放到真正的学术讨论中观察，关注前人对这一研究对象已做出哪些研究成果，尤其是有学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减少学术重复生产，推动法学知识积累。确立问题意识，还应增强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当今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深入广泛，很多国外法学研究成果甫一问世便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国内法学研究者去国外学习交流的人数也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的法学问题意识也受到国外学术的束缚。如果研究者以他国的制度背景、法律案例和法学理论作为评判标准和主要论据，对中国某个问题发表看法、展开论证，就容易提出偏颇结论。比如，西方的一些机构和学者致力于以其所设计的“法治指数”来评价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状况。如果将这些指数作为评价中国法治的标准，则显然不妥，因为这些指数的设计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法治背景，无法充分反映中国法治运行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各种调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西方法治评价中很少涉及。其实，法学知识生产受到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现实情况等的深刻影响，唯有从中国的法律问题出发，回到中国的实际语境中去概括话题、提出命题，才能打造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法学，增强中国法学在知识和理论生产上的竞争力。（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并多次引用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启示我们，法学与史学、法治建设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传承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法学研究应如何从史学中汲取营养？如何理解中国法律史学的实践意义和独特价值？本期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上述话题展开探讨。 法学与史学，都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法学主要研究当下，它是研究法律及其实施的学科；史学主要讲述过去，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法学和史学拥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建立在事实、材料和证据之上。这种共同点使法学研究可以从史学中汲取丰富营养，这体现为：历史材料让法学变得更为厚实、历史观让法学变得更有灵气、历史方法让法学变得更加成熟。历史材料让法学更为厚实史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丰富历史文献资料。对法学而言，史学研究提供的史料，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构成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比如，刑法研究就大量利用了史学界整理推出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如《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宋刑统》（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及《折狱龟鉴译注》（宋代郑克著，刘俊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而刑事诉讼法学和法医学研究，大量参考利用了《刑案汇览》《驳案汇编》《刑部加减档案》等中国古代大型判例汇编，以及《洗冤集录》《无冤录》等诸多历史上的法医检验成果。我们的民法研究不仅参考利用了《唐律疏议》等中国古代法典，而且参考借鉴了历史学家张传玺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整理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判例文献。在民法理论研究方面，过去我们一般把民法的起源追溯到古罗马法，然而最近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不仅古罗马法受到古希腊法的直接影响，而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法，都得益于公元前18世纪前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法律文化的滋养。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法关于民事主体、商业交易、契约订立、财产转让、债务纠纷处理、法律行为的程序保障等，都受到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的深刻影响。法律史研究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就更多了。不仅使用史学家所整理出版的传世文献，如《尚书》《左传》《商君书》《韩非子》《唐律疏议》，以及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一些律学著作，如清代王明德撰《读律佩觿》等，而且还大量利用近年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献和文物。比如，在1975年以前，中国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涉及秦代部分都语焉不详。即便如杨鸿烈、陈顾远、仁井田陞、泷川正次郎等著名中、日法律史大家，对秦律的论述也无法深入。而撰写了一代名著《九朝律考》的程树德，虽试图梳理、复原已失传了的唐朝之前中国各主要王朝的法律制度，但也只能溯及到汉律，也是苦于没有秦代法律的史料。当时，我们对秦代法制的了解仅止于零星传世文献记叙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明法度，定律令”“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以及秦律“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的特点。然而，到底怎么个“一统”“皆有法式”，怎么个“繁”“密”？无法进行探讨。而1975年之后，由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人们看到了《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法律以及其注释书原貌，大大扩展了法史学者的眼界。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辛整理、释读、研究，秦代法律研究的局面为之一变，而今，我们大体知道了从秦代的国家行政管理法令到田土、婚姻、家庭、继承、户籍、环境保护、治吏以及财产交易等各个领域的法律规定。这样，之后所有的中国法律史教学都有了可靠范本，秦代法律的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历史观让法学变得更有灵气历史观是人们认识和看待历史的方式。经过史学界长期努力，目前至少有三个观念即事实观、发展观和进步观为学界普遍接受，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为法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灵气。第一，以事实说话，有一说一。这一观念，对法学研究同样重要。例如，关于中国古代《法经》真伪的学术争论，为什么至今没有停息？原因正是受史学的事实观的影响。根据《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七国考·魏刑法》等传世文献记载，公元前5世纪末魏国相李悝比较各国刑法规定，编撰了《法经》（既是法典，又是法学著作），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但由于一直没有得到考古出土文献的印证，所以法学界有一部分学者始终不承认中国古代曾经颁布过《法经》。事实观在法学研究中的贯彻，一方面凸显法学研究的忠诚度，另一方面也使法学研究增加了许多争论和辨异，为法学研究增添了许多色彩和灵气。第二，史学研究强调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的。例如，不同时期的法典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接受程度和评价会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研究任何一个法律问题（制度）、法律人物、法律事件以及法学作品时，都要以历史的眼光，而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和评价。因此，必须用综合多元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法律问题。在我国的民法研究中，不少学者苛责中国民法典的迟迟不能出台，认为1804年《法国民法典》在3个月内就完成了，苏俄1922年《民法典》也只用了几年时间，即使历经磨难、几次难产的1898年《日本民法典》和1900年《德国民法典》，也只花费了十几年时间，而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近70年，我们仍然没有能够完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这种观点，忽视我国历史传统和民法典编撰的历史背景，否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是没有坚持发展观的表现。第三，世界、社会都是在进步的，是在累积地发展的。这一观点应用于法学研究，会带来观念和认识的更新。比如，清末薛允升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唐明律合编》，将唐律与明律进行比对，褒唐律贬明律，而实际上是批判当时的大清律例。有不少法学研究者赞同薛氏的观点。但如果按照进步的历史观，仔细研究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就会发现薛氏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因为虽然自唐以后，中国各王朝越来越专制集权，但就立法技术、法典体例、法律规定的周密、法律规定与国家治理活动实践的接轨以及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注释、阐明等各方面看，大明律是超越唐律的，大清律例又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其稳定“律”，变动“例”，通过“例”的废、改、立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在法律治理国家这一层面上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境界。当然，人类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趋于进步的功能，即使专制集权的时期，实际上也在内部积累着对抗和摧毁专制集权的力量，到一定时候，在相应各种条件作用下，这一力量就会爆发，从而将其外壳摧毁，使社会获得发展，法律也是如此。历史方法让法学变得更加成熟史学为法学研究至少提供了四种方法。第一，文本解读。即传世文献的阅读利用。该方法的优点是不受时间限制，即使生活在当代的人，也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研究数百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的法律制度。其缺点则是容易忽视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说容易忽视文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第二，社会考证。即从社会上搜集复原历史材料。这种方法涉及的内容比文本解读丰富复杂，包括历史上留下来的活动遗迹、出土文物、国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献资料等。该方法的优点除了研究不受时间限制外，还有研究结论更符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当时事物的真实状态，比文本解读更丰富多彩等。其缺点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历史保留古迹的多少、资料分布状况等的限制，而且史料来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第三，民族调查。即对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种族）进行田野、社会考察。该方法优点明显，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文本文献、考古资料、历史遗迹都极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人类早期社会进行复原研究，利用这种保留了当时生活习惯的种族群体进行考察，是一种有效方法，英国学者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美国学者摩尔根撰写《古代社会》，运用的都是这种方法。但该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即这种“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数量有限，而且即便找到了这样的民族，对其典型性、“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习惯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等，也需谨慎分析鉴别。第四，当事人访谈。即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通过其回忆再现以往社会生活原貌。这种方法虽然有许多缺点，如当事人可能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或记错事实，或可能因某种原因故意隐瞒、歪曲乃至伪造某些事实，或因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而无法完全真实叙述一些事实等。但该方法的优点也显而易见。因为在研究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的一些人和事时，曾经亲身经历过、接触过当时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的回忆，在得到其他相关资料印证的前提下，是具有较大可信度的。上述四种史学研究方法，对法学研究极为重要，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推动法学研究更加成熟。比如，就文本解读而言，法学的各个学科，不只法理学、法史学等基础法学，就是各个部门法学都可以使用。社会考证和民族调查，不仅对各个部门法的理论研究，如探讨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的历史起源有重大价值，就是对部门法的立法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如中国当前正在开展的民法典编撰工作，就离不开社会考证，即对当代中国社会民事、商事习惯的调查。当事人访谈对法学研究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经曲折，而亲身经历过这一完整过程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对这些当事人进行访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将中国法治的历史进程记录下来，将是一笔巨大法律文化遗产，对于指导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具有宝贵借鉴意义。正是借助这一重要方法，华东政法大学从2007年10月开始，历时8年时间，组织博士生和硕士生奔赴全国各地，与500余名法学家进行访谈，整理出版了10卷、共600多万字的《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15年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当代法学研究的空白，也为学界留下一笔重要法律文献史料。（作者：何勤华，系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

法律社会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它将法律置于社会整体的视野中来观察和描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法律研究方法。英国法律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所著的《法律社会学导论》从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入手，旨在呈现法律社会学的一般性导论，可以给予我们法学研究有益启发。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法律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应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和观察法律，无疑是法律社会学的首要研究方法。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该书从五种理论进路进行分析。该书认为，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律渗透在社会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因此，将法律放置在社会之下观察，法律即具有多维度的社会实在。社会学可以给法律提供“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作为社会生活框架的法律。其一，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研究表明，法律起源于伦常。伦常逐渐演变为法律，立法也必须与伦常保持一致。“社会生活自身具有活力，法律、哲学、宗教、道德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这种活力的各种表现而已。它们深深扎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几乎无力改变这种进程。”其二，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和语言都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因此，讨论法律制度时，离不开文化一词。事实上，“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之特征的问题都必须结合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其三，社会的发展表明，法律问题已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法律思维也不仅是法律人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中许多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方式的一部分。笔者以为，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法律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法律植根于社会，法律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第二，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法律。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时期都包含了法律和诉讼的广泛使用。”至于法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该书以立法策略为例，指出：法律塑造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进而对社会变迁的速度或者性质产生直接影响；法律通常给专门为变迁施加影响而设的机构奠定制度框架等。再如，该书以立法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或态度为例，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埃文的理论，指出有效立法必须具有权威和威信、必须确认服从法律的实际模式等七个条件。笔者认为，法律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虽然表明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工具，但是“法律植根于社会”的命题依然成立。第三，作为整合机制的法律。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一部法律的功能完全不依赖于制定者的意图，而取决于它在维护现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贡献。“社会制度或法律制度具有的显著功能，只能根据它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系统的要素所处的地位来确定，也许完全不同于与其存续直接相关的人们所公认的内容。”这就是功能分析方法。为了展示法律的功能分析，该书以庞德、涂尔干、卢埃林和帕森斯四位学者为例，说明法律是一种整合机制，即一种应对危及社会基本凝聚力的紧张或冲突的处理方式。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为法律在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关系全景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清晰的详细说明。第四，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观念解决的是一个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或态度的维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主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的压迫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压迫性工具，在维持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秩序和稳定、应对支配性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后者是指工人和资本家在法律上实现平等，一方面工人有权获得工资，另一方面资本家有权获得利润。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提供了三种解释进路：经济派生论、结构主义、阶级工具主义。此外，该书重点论述了作为西方法律和社会标志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采用一种绝对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契约、雇佣合同、婚姻等均是个人主义的体现。第五，法律具有正当性。可以说，法律的正当性是法律可接受性的前提和基础。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来自于一个由抽象且全面的规则体系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即所谓的法治。随着法律的发展，现代法律也出现了转型，包括三种类别：自由裁量式调整、机械式调整、个别化调整。面对法治后的法律正当性，书中认为，需要自由裁量式调整的助力，通过该调整，不仅为行政管理提供有效方式，还能够避免法律政策实施。该书深刻揭示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精细理论和系统体系，这无疑为法律社会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持久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检察日报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王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二是专业法律学术的成长时期，三是研究方法多元探索的新世纪。在中国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门政策学、价值学走向科学的法学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嬗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恢复与重建之初，其还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法学是幼稚的”（戴逸语）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这个幼稚就突出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简陋。注释是当时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大多数法学论著均停留在注释法学（也有人将其称为“概念法学”“法条主义”或“政法法学”）的阶段，教学和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解释、宣讲当时刚刚通过的各项新的法律。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当时学者们编写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注解，在对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刑事诉讼法的性质和历史沿革等作简要介绍后，接着便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的顺序，对其总则和分则的内容逐条加以释明，学理性的相关探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时的注释法学之所以被人看成是一种幼稚的法学，就是因为其没有理论，也没有深度，只有直白的语法和空洞的意识形态教条。这个状况令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不摆脱注释法学，就不能有成熟的法学”（江平语）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法学人的共识，于是许多有抱负的中国法学者开始试图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下，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伴随外语教学的普及，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大量外文文献被翻译过来，使20世纪90年代比较法研究空前繁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制度与实践成为中国的参照，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从西方继受过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的广泛流行，使价值法学在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中十分盛行，学者们挥舞这些大词，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规范研究，一方面，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使许多西方“先进”的法律与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律人中间得到了普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法律的修订和司法的改革进行了社会动员，制造了社会舆论，提供了智力支持。比较法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人们建构制度时的想象力；价值法学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们接受了一些普适性的法治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律文本，就是价值法学在立法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它们对于提升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则有所不足，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很难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提供直接有效的建言。特别是价值法学，其所谓法学论文与政论文章区别不大，学者们的发言时常类同政客，其观点（特别是关于司法改革的）就有了激进、保守和折中的分野。由于拿不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许多所谓的学术主张缺乏充分而客观的论证，以致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达不成共识，其给中国法律的修改和司法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混乱。针对这种状况，在21世纪初，中国的法学家们进行了再次突围，在诸如“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类问题的指引下，法学研究范式有了新的突破：一是“社科法学”（大致包括理论社会学、经验社会学、价值法学、法经济学等）兴起，二是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在精进后以法教义学的名义再次登场（虽然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和教义法学在内涵上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喜欢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出现了良性竞争、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这使得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法学逐渐变成一门大家公认的主流社会科学。问题决定知识和方法。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作为解释与研究问题的工具，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存在使用是否恰当与对路的问题。只要恰当、只要对路，能解释和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的知识和好的方法。法学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实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对法律文本而言，采用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对路的、恰当的；而对法律实践而言，采用实证（抑或经验）的研究方法则是最为妥当和对路的。所以，注释、比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均是法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它们各有优长，均有合适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用武之地，不能互相取代、厚此薄彼。步入21世纪，在中国各部门法学研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实证研究（大致属于社科法学中的经验社会学范畴）的兴起，其与原来的法教义学、比较法学正在共同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样态。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各大主流刊物都倾向于优先刊发实证研究的论文，以至于到了文章如果没有详尽的数据和精美的统计图表就几乎不可能发表的地步。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定量研究，提升了中国部门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但也存在诸如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的问题，时常将局部微观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搞得很清楚，但对于中国法律和司法的总体理论建构则十分不足，如何使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保存一个时代法制的记忆，正是未来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努力的方向。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法学日渐缩小了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学研究的差距。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全球学术资源实现了共时共享。如今国外学者的重要学术论著基本上是甫一问世就有了中文版，全世界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均牵动着中国法学者们的神经，中国法学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同步了。今天，国内外双向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已十分频繁，在越来越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已可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法学正在走向和融入世界。但长期以来，我们是学习和拿来多于创新和贡献。时至今日，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仍然不足，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仍然不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步人后尘、拾人牙慧的历史阶段。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独特的实践经验，以中国的话语，贡献出原创性的思想和学说，是中国法学学者们面临的历史使命。（作者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永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