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论文

也许在考上博士之前探讨这个问题很无聊。但是这确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太穷啦！我得考虑挣钱，挣钱就得先有工作，那么很自然的就得考虑法学博士的就业问题。这个问题从简单明了回答的角度来看，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想到的就业出路：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进入高校当一名法学教师、进入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工作、进入期刊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考公务员、做律师、进入企业、自主创业。好像都还不错，而且不少还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例如进入高校当老师，同时兼职做律师，生活很惬意。但是当回归到客观现实，我发现，我本科普通二本，研究生双非院校，这样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是进不了名校的，那么我可以去非名校呀。是的，如果自己考上清华北大人大法大等院校，进入省重点院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这四个学校我考不上，那么就需要调低一下自己的期望值，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或者专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这样真的是我想要的结果吗？毕竟现在研究生还是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的，没啥非得四年后博士毕业时再进入，何不选择先就业再读博。然后我又考虑了一下我的经济收入，发现现在省会城市的房价不低了，我博士毕业都30多岁了，得结婚买房，这可是一笔巨额的支出啊，普通院校的发展能够满足我的经济需求吗？好像也不能。再有就是我那时候应该不是单身了吧，我的爱人愿意跟我去一所普通的院校或者城市吗？好像也是一个巨大问题。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关注的问题，就是父母都60多岁了，读博期间如何实现自给自足，并且接济一下父母。所以，经过思考之后，我发现如果我只是考上法学博士，在读博期间没有开拓客观的收入的话，那么四年之后我的日子可能会很惨，因此仅以进入一所普通院校并不能令我鼓起足够的勇气去考博。那么其他出路呢？好像博士后在经济上好点，缺点就是需要熬夜写论文，发核心期刊论文。还好吧。进入企业或者自主创业、做律师，好像与读博的关联度并不大，不能成为我努力考博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作为引进人才进入公务员行列。可是这能够支撑起我读博的动力来源吗？现在想想真的不如本科毕业时就进入公务员行列，经过7年多的发展，应该混的也不错了。综上，如果仅是上述出路，我一个普通院校的学生，考取非清华北大人大法大等院校的博士，考博并非明智选择，大家觉得呢？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李仕春学位论文被指涉嫌抄袭多篇他人论文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注意到，近日有网友在网上举报，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毕业的博士生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多处抄袭他人论文成果。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下载了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该论文显示，李仕春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其2002年5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 共有十二章。网友反映，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抄袭了发表于1995年第4期《法学评论》上的论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作者为笪恺；发表于1995年6月《中国海商法年刊》上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作者为张鸿午；发表于1997年第2期《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作者为程宗璋。经澎湃新闻记者仔细比对发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第十一章“仲裁中的保全”里的第七节“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这一部分，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了笪恺《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而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第十二章“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内容，多处涉嫌抄袭了《简论对物诉讼》一文。除此之外，有网友指出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抄袭了程宗璋《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一文。但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程宗璋这篇论文涉嫌全文抄袭张鸿午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澎湃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质量监督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一定会认真对待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这一问题。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一节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他人论文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上找到了笪恺发表于1995年第4期《法学评论》上的《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经过比对发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中第十一章“仲裁中的保全”里的第七节“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了笪凯的论文。例如，李仕春论文第十一章“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一节中共有两部分论述内容，分别为“外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我国涉外商事仲裁财产保全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笪凯的论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分为“外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我国涉外商事仲裁财产保全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两个部分。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涉嫌抄袭笪凯论文的部分，左为笪凯论文此外，李仕春论文“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一节中写道，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是指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法院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就有关当事人的财产作出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以保全申请人的权益，保证将来作出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具有自愿性，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只是民间性组织，因此，在需要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全措施时，常需要求助于法院的支持和协助。这关系到如何处理法院和仲裁的关系，主要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问题和作出保全决定的机关问题。这一段内容和笪恺《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开篇第一段完全一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是指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法院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就有关当事人的财产作出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以保全申请人的权益，保证将来作出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具有自愿性，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只是民间性组织，因此，在需要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全措施时，常需要求助于法院的支持和协助。这关系到如何处理法院和仲裁的关系，主要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问题和作出保全决定的机关问题。再往下看，李仕春论文“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这一节写道，关于先行裁决在财产保全中的运用。两个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或者当事人提出经仲裁庭同意时，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就案件的任何问题作出中间裁决或者部分裁决”。《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而笪凯论文中这一部分为：关于先行裁决在财产保全中的运用。两个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或者当事人提出经仲裁庭同意时，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就案件的任何问题作出中间裁决或者部分裁决”。新颁布的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上述两段仅有一处不同，李仕春在2002年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时，对《仲裁法》发布时间的相关表述做了修改，将“新颁布的”几个字删去。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法》，在2002年时的确已不适用于“新颁布”这一表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多处涉嫌抄袭《简论对物诉讼》一文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找到了张鸿午的《简论对物诉讼》一文。比对后发现，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第十二章“海事请求保全”中的第四节“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中，涉嫌抄袭了张鸿午于1995年6月发表在《中国海商法年刊》上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中的多处内容。《简论对物诉讼》一文开篇第一段写道，对物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已存在多年。罗马法即曾按起诉书的内容，将诉讼分成对人诉讼( aciton in personam)和对物诉讼(action in rem )， 以及补充性的“ 混合诉讼” (action mixta )。对物诉讼为涉及所有权的诉讼，对人诉讼为涉及合同的诉讼，而介于两者之间，兼有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性质的则为混合诉讼……尽管大陆法与英国法皆有对物诉讼制度，对物诉讼并非为英国法所独享，但却以英国法的对物诉讼制度发展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而这其中又以英国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最为经常普遍，英国海事对物诉讼则又大多是针对船舶的诉讼。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它特指英国“ 针对” 船舶的海事诉讼。李仕春在其论文“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的“对物诉讼制度概述”中写道：对物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已有很长的历史。罗马法曾按起诉书的内容，将诉讼分成对人诉讼(action in personam)、对物诉讼和补充性的混合诉讼。对人诉讼为涉及合同的诉讼，对物诉讼为涉及所有权的诉讼，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兼有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性质的混合诉讼。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都有对物诉讼，但以英美法的对物诉讼制度发展得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其中又以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最为普遍。英国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大多是针对船舶的诉讼。正因为如此，当今对物诉讼的外延已很有限。一般说来，它特指针对船舶的对物诉讼。上述两段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李仕春论文中设计抄袭张鸿午论文的部分，左为张鸿午论文再比如，张鸿午在《简论对物诉讼》的第一部分“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 ”中的倒数第二段写道：综合上述，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是人而不是船。抛开形式、称谓，就其内容和本质而言，对物诉讼实际上是对人诉讼，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人诉讼。其特殊之处在于，与普通对人诉讼相比，这种诉讼程序总是同船舶扣押联系在一起。而船舶扣押，正如英国著名海商法学者马斯登 (Marsden) 和罗斯可 ( Roscoe) 在论及对物诉讼时所言， 是说服被告到案的武器，也如马斯登 (Marsden) 和罗斯可( Roscoe)所说，船舶扣押亦是取得担保的一种手段。而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对物诉讼制度概述”中的最后一段写道：综合上述，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对物诉讼也是对人诉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人诉讼。与普通对人诉讼相比，这种诉讼程序总是同船舶扣押联系在一起。正如英国著名海商法学者马斯登和罗斯可在论及对物诉讼时所言，扣押船舶是说服被告到案的武器。也如马斯登和罗斯可所说，船舶扣押亦是取得担保的一种手段。上述两段论文内容，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仅稍作改动、大体一致。而经过完整比对，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张鸿午论文中的多处段落被李仕春完整涉嫌抄袭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另一篇网友指出被抄袭的论文，实为涉嫌抄袭他人论文除此之外，有网友指出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抄袭了程宗璋发表于1997年第2期《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但经过仔细比对，澎湃新闻记者发现《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全文涉嫌抄袭张鸿午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程宗璋论文抄袭张鸿午论文截图。左为程宗璋论文。例如，程宗璋在其论文的开篇便写道：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 , 特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对物诉讼。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因此除本段的特别说明外，本文的对物诉讼仅指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对于对物诉讼，无论所“对”何物，我国理论界向来持一种排斥态度，认为它有悖学理、不合逻辑。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作进一步探讨。这段内容正是张鸿午在其《简论对物诉讼》一文中开篇第一段的其中一部分，原文为：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它特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诉讼。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因此除本段的特别说明外，文中的对物诉讼仅指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对于对物诉讼，无论所“对”何物，我国理论界向来持一种排斥态度，认为它有悖学理、不合逻辑。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作进一步探讨。此外，程宗璋这篇论文的结构与张鸿午的论文结构也完全一致。如程宗璋论文共有三部分，分别为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对物诉讼产生的客观根据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对物诉讼与海事诉前保全。而张鸿午的论文也分为：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对物诉讼产生的客观根据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对物诉讼与海事诉前保全三部分。程宗璋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也与张鸿午论文的参考文献篇目完全一致，连排列顺序都没有变。张鸿午论文发表时间为1995年6月，比程宗璋1997年发表的这一论文早近2年。此外，程宗璋的上述论文还涉嫌一稿多投，标题完全一致、论文和结构高度雷同的论文还发表于1997年12月份的《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

全国两会正如火如荼召开，笔者刷新闻时看到了“中山大学校长建议扩大博士生招生和培养规模”的新闻，考虑到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最近很多学弟学妹问我要不要考博士，我把建议他们读博士的四个理由放在这。第一，读博士往往是你跻身名校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数量上讲，每年毕业的研究生不足60万人，已经属于社会精品，不过总有不甘人后者，极欲投身名校的怀抱，意图打响跨越社会阶层的翻身仗。不过按笔者的亲身经历，除了能发光，名校并不能当饭吃，至少不能保证你一直吃好饭，有时候甚至只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你即使进入了名校读博士，根据“中关村学术的鄙视链”序列，你在人北清本科的眼中，也是内外有别。当然，庸俗地讲，校友资源确实也非常重要，君不见重要公开场合的私下场合，攀校友也是打开局面或维持关系的重要手段。国内法科名校，一定绕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院四系”，详者，自行度娘之，不过斗转星移，格局也重新洗了牌，虽尚不敢全盘认同目前国内各色法科教育的排行榜，不过作为参考，人北清已长期盘踞法科三甲的位置，其他五院四系及社科院法学所等，也数名流。明理楼—清华法学院所在地第二，起点高，学而优则仕概率加大。社会上博士属稀缺资源，体制内中更是如此，前段时间出现的陕西90后女博士副县长，更是刷爆了网络，应该说选拔高学历优秀分子进入体制进行培养，为国、为党、为人民服务已不鲜见，从已经提拔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师，到央行的周行长，财政部的前楼部长，年轻时都是著名学者。政法系统内这一规律也是屡试不爽，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司法部的现任官员中，都有前优秀学者的身影，近年国家出台了法学老师和法学实务部门互聘的“双千”计划，在制度层面上确立这样的安排。从逻辑上讲，学者型官员确实具备很多常人不具备的素质，要知道写出一篇好的法学博士论文，不说头悬梁、锥刺股，但是掉头发，变油腻，那是必经之路，经过苦熬心血锻炼出的框架性思考能力和纵深性写作能力，但凡是个爱才之人，都忍不住为我所用。所以，请记住一句片面的话，“笔杆子”就是和平年代的“枪杆子”。2013年国家正式启动双千计划第三，法学家在法律界深藏功与名。读过梅里曼《大陆法系》一书同学们可能知道，大陆法系国家内法学家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甚至认为法学家为大陆法系中真正的主角，这样的观点未免偏激，但具有提示意义。从法律运行的维度看，立法上法学家是直接的参与者，由全国人大审查的法律案（可理解为用于审议的法律条文初稿）在组建起草班子时，都会有法学家的身影，我们看到2017年颁行的《民法总则》，大量采用了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法学所牵头的”专家意见稿“的部分内容。司法和执法上，法学家的见解和释义有时可以成为判决的依据，2016年全国优秀法律文书评选活动中，南京玄武区法院一份获奖判决点名道姓援引学者观点。如果你认为法学老师就这点能耐，那就错了。一般来讲高校并不反对老师兼职律师，原来高校甚至会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改制脱钩（优秀者如人大的地石所，中国政法的法大所等等）。高校老师做律师成功者，往往接的也是大案，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讲，小案子费的劲儿不如稳当地教教书讲讲课来得快。既是名师也是大状者，不乏少数。最后，博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生活节奏松紧可控。聊点小确幸的，大学老师不坐班，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和教务商量好后，可将教学课程排到集中几天，其余时间趴窝慎独，外出营生，没人管你，再加上两个寒暑大假，对家庭来讲，可谓福音。

新京报讯（记者 潘闻博 张熙廷）昨日，中国政法大学两篇博士学位论文被指雷同引发关注。12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官微声明称，已对此事展开调查。12月20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法大学2005届、2006届两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涉嫌雷同。新京报记者21日下午检索发现，在国内一知名学术网站，两篇论文仍可搜索到并下载。发表于2005年的论文名为《国家豁免专论》，作者为张露藜；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名为《国家豁免问题研究》，作者为王海虹。二人专业都为国际法学，指导教师皆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两篇论文关键词存在重合。张露藜论文关键词为“国家豁免、限制豁免论、国家豁免的主体、国家豁免的例外、执行豁免”，王海虹论文关键词与之相比，仅少了“执行豁免”一词。论文目录亦有相同之处。两篇论文第三章标题都为“国家豁免的主体问题”，其下四个小节标题亦完全一致。王海虹的论文。 论文截图张露藜的论文。 论文截图记者还发现，张露藜论文第15页最后一自然段，与王海虹论文第13页第3自然段的文句表述、标点符号完全一致。针对此事，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博今日发布声明称，学校已责成相关部门对该情况展开调查。若相关情况查明属实，学校将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办法》处理。中国政法大学官网显示，周忠海为该校法学教授，亦是国际法学专业、军事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WTO法、国际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军事法、国际人道法等。新京报记者今日多次拨打周忠海手机号码，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对于短信问询，其亦未予回复。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 张熙廷 编辑 张太凌 校对 张彦君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两年接连报道了多起高校学术不端事件。这样的疑似案例仍在发生。近日，澎湃新闻接获举报，中国政法大学两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高度相似，而完成时间仅相隔一年。此外，两篇论文的作者还是同一导师指导、同一专业毕业的“同门”，前后仅相差一届。澎湃新闻从中国知网下载了这两篇博士学文论文，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5届博士毕业生张露藜的《国家豁免专论》（以下简称“张露藜论文”）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6届博士毕业生王海虹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王海虹论文”）。张露藜论文封面王海虹论文封面张露藜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3月，王海虹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6年3月，时间上王海虹论文比张露藜论文晚一年。澎湃新闻记者对比两篇论文的目录发现，王海虹论文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章、第四章全部小节的标题，均能在张露藜论文目录中找到内容完全一致的小节标题。此外，张露藜论文的关键词为“国家豁免 限制豁免论 国家豁免的主体 国家豁免的例外 执行豁免”，王海虹论文的关键词是张露藜论文关键词的前四个，只不包含“执行豁免”。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篇论文的正文、参考书目都存在大面积雷同。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另外，我们是二级学院，而且那个时间（两篇论文完成时间），我们学院应该还没设立，关于这个事情具体还是向学校的研究生院反映。”这名女老师说。国际法学院“学院简介”显示，中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3月12日成立的国际经济法系。2002年，为了适应我国法学教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政法大学决定在原来国际经济法系的基础上设立国际法学院。随后，澎湃新闻多次拨打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综合科等办公室的电话，暂无人接听。12月20日，澎湃新闻联系采访了张露藜和王海虹两人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周忠海委托其妻子转告澎湃新闻称，“他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了解，没有这回事儿，这个情况也不存在。”正文多个段落近乎无差别两篇论文都是以“国家豁免”为研究对象，题目也相近。张露藜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专论”，王海虹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问题研究”。比对发现，两篇论文的正文内容有多处高度雷同，很多段落近乎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以第一章为例，张露藜论文的第一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基本理论”。其中一个小节是阐述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开头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王海虹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也论述了“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其中在具体论述“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时，王海虹论文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对比发现，以上两段内容，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结尾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的结尾写道：“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王海虹论文的第一章第二小节的结尾是这样表述的：“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以上两段内容包括小括号里的解释标注都一字不差。再看两篇论文第二章的比对情况。张露藜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二章的标题是“国家豁免的历史起源、发展和现状”。其中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一节时，张露藜论文依次以比利时、意大利、埃及、英国、美国和法国为例，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实践情况。以介绍埃及的实践为例，张露藜论文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张露藜论文还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件进行说明：“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王海虹论文第二章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小节时也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其中在介绍埃及国家豁免的情况时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然后王海虹论文接下来还写道：“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三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主体问题”。其中，张露藜论文在该章第二节“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有一段表述是这样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王海虹论文在第三章一节题为“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写道：“《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同时也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以上两段内容，除了开头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处不同，以后王海虹论文多了一句“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外，其他内容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再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其中在论述“国家企业与国家豁免主体的关系”时，张露藜论文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和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王海虹论文第三章也有关于“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的论述。其中一段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上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以上两段，只有一字不同，张露藜论文写的“理论和”，王海虹论文写的是“理论上”。张露藜论文第五章与王海虹论文第四章都是论述“国家豁免的例外”，存在多处雷同。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写道：“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也有一段内容的表述是：“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以上两段内容一模一样。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的结尾写道：“在雇佣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佣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佣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佣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佣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佣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的结尾则写道：“综上，在雇用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用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用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用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用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用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对比以上两段发现，王海虹论文除了多了“综上”，以及“雇佣”与“雇用”的差别之外，其他完全一致。结论部分多段落一致除此之外，两篇论文在文末的结论处也存在多个段落一致的情况。张露藜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王海虹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张露藜论文最后两段写道：“对于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方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己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订立，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王海虹论文的文末最后两段的具体表述是：“对于《豁免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这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已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发展，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以上两段，除了“公约”和“《豁免公约》”的区别外，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参考文献大部分相同除了正文、结论之外，两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也存在高度一致的情况。具体来看，张露藜论文的参考文献分为5个部分，包括中文著作、译著、中文期刊资料、英文著作以及英文期刊。其中，张露藜论文的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有20条，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共24条，其中前20条在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上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译著类参考文献中，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列了10条，且这10条在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上完全一致。中文期刊、资料方面，张露藜论文列出6条文献，王海虹论文则列出9条文献，但王海虹论文所列的前6条文献在作者、出版社、版次方面均与张露藜论文列举的参考文献完全一致。再看引用的英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张露藜论文列举了48条，王海虹论文列举了49条。后者除第49条“Hazel Fox.,”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外，其余48条文献与张露藜论文所列举的48条完全一样。张露藜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王海虹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另外，张露藜还列出21条英文期刊类参考文献。王海虹论文在这一部分引用了30条，其中的20条又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附有论文独创性的声明，只不过张露藜论文的独创性声明中未见其本人的签名。王海虹论文在独创性声明中写道：“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国际法学院：暂不掌握情况，会了解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另外，我们是二级学院，这个事情具体应该向学校的研究生院反映。”这名女老师说。随后，澎湃新闻多次拨打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办、综合科等办公室的电话，暂无人接听。12月20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联系采访了张露藜和王海虹两人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周忠海委托其妻子转告澎湃新闻称，“他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了解，没有这回事儿，这个情况也不存在”。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办法》规定，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共有四种情形：一是照搬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原文，或者是对不同资料来源中的原文词句进行拼接且不注明来源。二是使用他人的思想见解或语言表述而不申明其来源。具体表现为：总体剽窃，即整体立论、构思、框架等方面的抄袭；复述他人行文、变换措辞使用他人论点和论证、呈示他人思路等。三是转引但不予注明。四是捏造或篡改研究成果、调查数据或文献资料。该办法同时规定，已经授予学位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经查证属实，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申请人为在职人员的，通知其所在单位。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被查出抄袭、剽窃情节严重或屡次被查出存在抄袭、剽窃现象的指导教师，学校将按照有关教师规范对教师师德、师风的相关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有关情况，并追究其相应责任。对于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二级培养单位，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并核减其招生计划，情节严重的，给予负责人相应处分。

针对网友举报的湖南大学毕业生董某、黎某博士学位论文涉嫌作假问题，湖南大学回应来了！7月3日晚22时29分，湖南大学官方微博@湖南大学发布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通报称，针对网络有关湖南大学毕业生董某、黎某博士学位论文的质疑，湖南大学已成立专门工作组，正在开展调查核实。同届博士生论文相似度78%先后毕业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实名举报，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董某2007年10月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涉嫌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经济法基础理论方向的博士生黎某，2007年3月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涉嫌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这位网友写道：董博士的学位论文，13万字中至少有6万多字是抄袭的，而且大段大段毫不掩饰。董岚的博士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大量抄袭了同一届湖南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查询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后，发现也是抄袭约半。第15部分的复制达到75.5%，而第11、12部分复制比多达82%。据报道，根据网友举报，记者通过知网下载了董岚的论文，上传论文检测平台查询发现，董某博士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查重率达81%，与同届博士生黎某论文相似度高达78%。此外该报道还发现两人的研究方向均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且两人的导师互为对方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另据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董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量段落与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中的段落雷同；其博士学位论文还涉嫌抄袭了匡远配的博士学位论文《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以农技推广为例》。论文高度雷同部分（图片来源：澎湃新闻）此外，董某、黎某的博士学位论文与匡远配、汪三贵撰写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 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有大量雷同或相近部分；匡远配、汪三贵2005年发表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则被完整复制在匡、汪二人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一文中。湖大规定：复制比超35%，则论文需评议2015年，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曾发布《关于我校启用万方数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通知》。通知规定：文字复制比超过35%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学位申请人员对论文检测重复部分做出详细说明并由导师签署意见，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组对论文检测结果进行评议和分析。如专家组不同意该论文送审，学位申请人员3个月后方可申请进行第二次检测；如专家组同意该论文送审，论文检测报告、说明及专家组意见将作为博士学位申请材料附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大会讨论。如该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该学术不端行为将提交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审议。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通知截图据了解到，董某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曾于任职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在湖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黎某现任湖南省益阳市委副书记，曾于任职宁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在湖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目前，湖南大学尚未发布调查结果。来源：中国青年报

法大两同门博士学位论文涉嫌高度雷同，学院：会进一步了解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两年接连报道了多起高校学术不端事件。这样的疑似案例仍在发生。近日，澎湃新闻接获举报，中国政法大学两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高度相似，而完成时间仅相隔一年。此外，两篇论文的作者还是同一导师指导、同一专业毕业的“同门”，前后仅相差一届。澎湃新闻从中国知网下载了这两篇博士学文论文，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5届博士毕业生张露藜的《国家豁免专论》(以下简称“张露藜论文”)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6届博士毕业生王海虹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王海虹论文”)。张露藜论文封面王海虹论文封面张露藜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3月，王海虹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6年3月，时间上王海虹论文比张露藜论文晚一年。澎湃新闻记者对比两篇论文的目录发现，王海虹论文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章、第四章全部小节的标题，均能在张露藜论文目录中找到内容完全一致的小节标题。此外，张露藜论文的关键词为“国家豁免 限制豁免论 国家豁免的主体 国家豁免的例外 执行豁免”，王海虹论文的关键词是张露藜论文关键词的前四个，只不包含“执行豁免”。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篇论文的正文、参考书目都存在大面积雷同。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另外，我们是二级学院，而且那个时间(两篇论文完成时间)，我们学院应该还没设立，关于这个事情具体还是向学校的研究生院反映。”这名女老师说。国际法学院“学院简介”显示，中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3月12日成立的国际经济法系。2002年，为了适应我国法学教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政法大学决定在原来国际经济法系的基础上设立国际法学院。随后，澎湃新闻多次拨打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综合科等办公室的电话，暂无人接听。12月20日，澎湃新闻联系采访了张露藜和王海虹两人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周忠海委托其妻子转告澎湃新闻称，“他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了解，没有这回事儿，这个情况也不存在。”正文多个段落近乎无差别两篇论文都是以“国家豁免”为研究对象，题目也相近。张露藜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专论”，王海虹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问题研究”。比对发现，两篇论文的正文内容有多处高度雷同，很多段落近乎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以第一章为例，张露藜论文的第一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基本理论”。其中一个小节是阐述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开头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王海虹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也论述了“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其中在具体论述“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时，王海虹论文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对比发现，以上两段内容，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结尾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的结尾写道：“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王海虹论文的第一章第二小节的结尾是这样表述的：“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以上两段内容包括小括号里的解释标注都一字不差。再看两篇论文第二章的比对情况。张露藜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二章的标题是“国家豁免的历史起源、发展和现状”。其中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一节时，张露藜论文依次以比利时、意大利、埃及、英国、美国和法国为例，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实践情况。以介绍埃及的实践为例，张露藜论文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张露藜论文还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件进行说明：“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王海虹论文第二章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小节时也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其中在介绍埃及国家豁免的情况时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然后王海虹论文接下来还写道：“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三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主体问题”。其中，张露藜论文在该章第二节“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有一段表述是这样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王海虹论文在第三章一节题为“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写道：“《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同时也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以上两段内容，除了开头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处不同，以后王海虹论文多了一句“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外，其他内容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再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其中在论述“国家企业与国家豁免主体的关系”时，张露藜论文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和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王海虹论文第三章也有关于“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的论述。其中一段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上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以上两段，只有一字不同，张露藜论文写的“理论和”，王海虹论文写的是“理论上”。张露藜论文第五章与王海虹论文第四章都是论述“国家豁免的例外”，存在多处雷同。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写道：“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也有一段内容的表述是：“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以上两段内容一模一样。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的结尾写道：“在雇佣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佣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佣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佣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佣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佣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的结尾则写道：“综上，在雇用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用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用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用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用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用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对比以上两段发现，王海虹论文除了多了“综上”，以及“雇佣”与“雇用”的差别之外，其他完全一致。结论部分多段落一致除此之外，两篇论文在文末的结论处也存在多个段落一致的情况。张露藜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王海虹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张露藜论文最后两段写道：“对于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方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己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订立，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王海虹论文的文末最后两段的具体表述是：“对于《豁免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这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已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发展，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以上两段，除了“公约”和“《豁免公约》”的区别外，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参考文献大部分相同除了正文、结论之外，两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也存在高度一致的情况。具体来看，张露藜论文的参考文献分为5个部分，包括中文著作、译著、中文期刊资料、英文著作以及英文期刊。其中，张露藜论文的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有20条，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共24条，其中前20条在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上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译著类参考文献中，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列了10条，且这10条在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上完全一致。中文期刊、资料方面，张露藜论文列出6条文献，王海虹论文则列出9条文献，但王海虹论文所列的前6条文献在作者、出版社、版次方面均与张露藜论文列举的参考文献完全一致。再看引用的英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张露藜论文列举了48条，王海虹论文列举了49条。后者除第49条“Hazel Fox.,”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外，其余48条文献与张露藜论文所列举的48条完全一样。张露藜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王海虹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另外，张露藜还列出21条英文期刊类参考文献。王海虹论文在这一部分引用了30条，其中的20条又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附有论文独创性的声明，只不过张露藜论文的独创性声明中未见其本人的签名。王海虹论文在独创性声明中写道：“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国际法学院：暂不掌握情况，会了解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另外，我们是二级学院，这个事情具体应该向学校的研究生院反映。”这名女老师说。随后，澎湃新闻多次拨打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办、综合科等办公室的电话，暂无人接听。12月20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联系采访了张露藜和王海虹两人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周忠海委托其妻子转告澎湃新闻称，“他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了解，没有这回事儿，这个情况也不存在”。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办法》规定，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共有四种情形：一是照搬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原文，或者是对不同资料来源中的原文词句进行拼接且不注明来源。二是使用他人的思想见解或语言表述而不申明其来源。具体表现为：总体剽窃，即整体立论、构思、框架等方面的抄袭；复述他人行文、变换措辞使用他人论点和论证、呈示他人思路等。三是转引但不予注明。四是捏造或篡改研究成果、调查数据或文献资料。该办法同时规定，已经授予学位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经查证属实，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申请人为在职人员的，通知其所在单位。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被查出抄袭、剽窃情节严重或屡次被查出存在抄袭、剽窃现象的指导教师，学校将按照有关教师规范对教师师德、师风的相关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有关情况，并追究其相应责任。对于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二级培养单位，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并核减其招生计划，情节严重的，给予负责人相应处分。

笔者拙文《当下社会，读法学博士的几个理由》发布后，朋友说给大家画了好一幅“考上博士走上人生巅峰”的图景，这是“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要我把博士艰苦的读书生涯和毕业的阵痛转型老实交代，看到他们寒风中拿着电脑赶赴图书馆的踽踽背影，我写了下面的文字。第一，博士科研压力大，毕业太难。看书+码字是博士阶段的主业，由于已经进入高段位，研究问题时不能还像硕士一样把问题弄清楚说明白即可，还要提出逻辑自洽且更有体系性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意味着你要费力地把前人相关研究都梳理清楚，也意味着你要问题导向构建你自己的观点体系，随着中国学者国际影响力日隆，语言关是不得不过的坎，不巧的是如果你研究的问题偏大陆法系的话，德语、日语甚至是拉丁文也是要啃的，有条件的话博士期间最好去国外交流一下，或访问学者，或联合培养，一来锻炼语言，二来方便查找资料。语言关是国内法学研究工作者必过的坎科研压力大是广大博士的普遍心声，好不容易码完字，就面临发表成果，但是法学期刊的发展已经进入较为稳定的阶段（法学期刊的发展史又是一段江湖，有机会再说），核心期刊少（普遍认可的“16大”加上c刊30种左右），面对国内600多所法学院系，按每所院系30名专任教师估算，每年发一篇计算，这就是近2万的需求量，可以想象，教授们的文章尚无着落，遑论博士，可矛盾的是，科研成果是毕业的硬通货之一，为了发文章，可是要打破了头的。等到毕业论文答辩时，那就更是一段苦旅。客观地说，国内法学研究处在勃兴阶段，研究成果喷涌，中青年法学家们很多也都具有留学背景，厚积多年，视野开阔，在看待博士答辩时自是俯视，而随着文献资料呈几何数的增长，博士在写作时准备工作也就越多，可以想象答辩时的场景。多期因素叠加的不利后果就是毕业难，一般来讲，名校博士四年毕业是起步，延迟五至七年者，比比皆是。《中国法学》是法学顶级三大刊物之一第二，高校日渐饱和，博士就业难。博士嘛，进入高校当老师还是大多数的选择，除了国内应届毕业博士，海外的博士也纷纷选择回国发展，加上国内院校师资之间的流动，排名靠前，处于一二线城市等地理位置优越的高校就像A股市场上的壳公司，稀缺的不得了，而每年从高校离职加退休的老师又能空出多少坑呢？拥挤的需求和可怜的供给，其结果就是博士靠自己进高校的难度和90后靠自己在北京买房子一样。学过经济学的知道，提供替代品是扩大供给的有效方式，各高校们选择的替代品是什么呢？师资博士后，笔者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也懵了，那我还到底是不是老师，高校给出的答复是，不一定，成为师资博士后，你要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待博士后出站以后择优录取，是的，师资博士后就是你要承担高校老师的义务，但是老师的身份不能保证，要差额择优录取。没办法，博士也是市场经济。第三，成为名角之前，博士要忍受青椒阶段。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得以进入高校成为教员，但如果家底不是很厚的话，你极有可能从天之骄子变身高压人群。这些年媒体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做了很多报道，集中指出三大压力——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这三大压力在法学教师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在高校做教师的朋友经常和我抱怨，面对现在的科研强度，才知道原来写博士论文也是一件小case（这话讨打），目前高校科研指标在个人职称的评定中权重很大，说白了，你只有论文发得多，课题做得多，才能不断晋升，科研压力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除非你能放飞自我，愿意一辈子当讲师，否则只能使用更好的洗发水，默默地对着电脑码字，然后动用一切资源发文章。应当指出，法学研究者，属于典型的“越老越值钱”，不晋升职称，《当下社会，读法学博士的几个理由》文中说的种种利好也就与你无缘，这不是法学的特性问题，而是实践性社会科学的通病。雪上加霜的是，很多高校职称大都饱和，意味着从讲师到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的名额，退一个补一个，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至于经济收入少，高校也很委屈，它们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吃的也是财政饭，这就决定了收入是参照体制内发放的，这是硬杠杠。在顶住科研和教学的压力同时，想赚外快，就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导读针对网友举报的湖南大学毕业生董某、黎某博士学位论文涉嫌作假问题，湖南大学回应来了！7月3日晚22时29分，湖南大学官方微博@湖南大学发布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通报称，针对网络有关湖南大学毕业生董某、黎某博士学位论文的质疑，湖南大学已成立专门工作组，正在开展调查核实。同届博士生论文相似度78%先后毕业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实名举报，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董某2007年10月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涉嫌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经济法基础理论方向的博士生黎某，2007年3月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涉嫌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这位网友写道：董博士的学位论文，13万字中至少有6万多字是抄袭的，而且大段大段毫不掩饰。董岚的博士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大量抄袭了同一届湖南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查询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后，发现也是抄袭约半。第15部分的复制达到75.5%，而第11、12部分复制比多达82%。据荔枝新闻报道，根据网友举报，记者通过知网下载了董岚的论文，上传论文检测平台查询发现，董某博士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查重率达81%，与同届博士生黎某论文相似度高达78%。此外该报道还发现两人的研究方向均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且两人的导师互为对方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另据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董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量段落与黎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中的段落雷同；其博士学位论文还涉嫌抄袭了匡远配的博士学位论文《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以农技推广为例》。论文高度雷同部分（图片来源：澎湃新闻）此外，董某、黎某的博士学位论文与匡远配、汪三贵撰写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 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有大量雷同或相近部分；匡远配、汪三贵2005年发表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则被完整复制在匡、汪二人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一文中。湖大规定：复制比超35%，则论文需评议2015年，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曾发布《关于我校启用万方数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通知》。通知规定：文字复制比超过35%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学位申请人员对论文检测重复部分做出详细说明并由导师签署意见，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组对论文检测结果进行评议和分析。如专家组不同意该论文送审，学位申请人员3个月后方可申请进行第二次检测；如专家组同意该论文送审，论文检测报告、说明及专家组意见将作为博士学位申请材料附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大会讨论。如该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该学术不端行为将提交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审议。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通知截图据了解到，董某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曾于任职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在湖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黎某现任湖南省益阳市委副书记，曾于任职宁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在湖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目前，湖南大学尚未发布调查结果。来源：中国青年报综合荔枝新闻、澎湃新闻、@湖南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