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研究编辑

文章 |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来源 | 麦读今天我来这里主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不是聊法学，而是聊法学期刊。刚才王教授也介绍了，我本人除了教书之外，还兼做法学刊物的编辑。我今天不是以一个教授的身份而是一个编辑的身份来谈谈中国法学期刊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呢？话题选择的动机和初衷非常简单。在座的各位，咱们学法学的，老师是研究法学的，我们做一个研究，研究成果就要发表。很多的论文因为投错了地方，你论文的风格和某些法学杂志的风格不相适应的时候，可能没有被采用。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我把在座的各位都看成我们《政法论坛》这样一个法学学术期刊的潜在作者，从这个角度我想告诉大家，咱们的法学期刊登载的论文有什么样不同的风格和品位。大家如果要发表论文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我们要发表，按照法学期刊的编辑角度，和大家提供一点参考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和初衷，我想讲这样一个话题。今天的讲演分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学期刊的现状，一个是走向。特别是走向很重要。大家不管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法学老师，要专门地进行法学研究和发表论文，你要知道往哪走，我们有我们的行规和规矩，作为期刊有它的规矩。咱们中国在法律类期刊上应该在全世界来讲是个大国，有600多种。分三个类别，一个是法律文化生活类的，像法制新闻、法制文学，这类我归为法律生活类。大家都知道《民主与法制》这是另外一个期刊，在座年轻的后生和老师、同行一般不可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是一个消费型的，消费法律文化的刊物，这类刊物在中国比重比较大，大概有400多种，这是非常大类别的期刊。第二类期刊是部门实务为主，大概有100种，《公安大学学报》《检察官学院学报》《中国监狱学刊》《中国版权》《中国公证》等，这些都是部门行业为主的期刊。在座的各位和这些期刊关系也不是很大，我们一般也不会给这类杂志发论文。第三类是以法学学术为主要的期刊，这和我们有关系，我着重讲这类期刊，这在我们国家大约有180多种。法学学术期刊以刊物的主办单位来分，大体上可以分三类：第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社联以及下属单位为主办单位的期刊。这是我们法学学术期刊的主流。主要有：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中国法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主办的《法学研究》和《环球法律评论》，地方社科院和地方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历史比较老的是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政治与法律》、北京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杂志》、山东法学会主办的《法学论坛》，我们的叫《政法论坛》。《法学论坛》是山东省法学会主办的。还有河北省法学会主办的《河北法学》。这类期刊是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和社联、独立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这类刊物里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法学研究》，一个是《中国法学》。这是法学期刊的大户。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能够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发文章，肯定是一个非常光彩的事情而不是丢人的事情。这类期刊是比较重要的。第二类是政法专业院校所主办的期刊，这个就谈到我们了。比如说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政法论坛》，西南政法大学的《现代法学》、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律科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商研究》、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第三类是高校法学院系所主办的学术期刊。这类期刊也比较多，上面那一类，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以及独立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大概有30多种，政法院校所主办的期刊，这里的类别大约有10来种。第三类高校法学院系的期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学法学的人都知道的，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评论》、北京大学的《中外法学》、清华大学的《清华法学》。《清华法学》是新增加的由高校法学院主办的刊物，到目前为止办得还不错。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家》、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行政法研究》、苏州大学法学院的《东吴法律评论》、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北大法律评论》、南京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主办的《金陵法律评论》等等。这包括了以书代刊、季刊等，大约有20来种。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基本上分独立的研究机构的、政法院校的期刊、高等院校法学院主办的期刊。全部加起来是180种，大家要写论文发表论文只能在这180种里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现状。配图来自《边走边唱》，王人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现在法学期刊的格局是什么呢？很简单，最大的一个格局，中国法学学术期刊的重心肯定在北京。在这180种里，北京占的比重应该是一半，六七十种左右，中国法学期刊的重心仍然在北京。以北京为主的这样一个法学期刊的格局，在中国基本上就形成了。在这些刊物里，在北京为核心的法学期刊的格局里，从一个刊物办刊的特色，以及这个刊物采用论文的偏好来分，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现在法学学术期刊基本上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类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法学学术期刊。比如说《法学研究》，法学研究很少登单纯介绍国外的论文，它对这个不感兴趣。同样，我们的《政法论坛》一般也不发表单纯介绍国外某一个法律制度、某一个法律规则、某一个法学流派、某一个法学思想家的法学思想。这些我们肯定不登。这个格局基本形成了。这些是主要登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法学期刊。从这个类别来分，《中国法学》也属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相反，有些刊物可能是以发表研究国外为比较主要的内容的刊物。像《中外法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比较法研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环球法律评论》，这就是登研究国外为主的法学期刊。也就是说，对国外的法律、法学的研究，在这些刊物上占比较大的篇幅。但是法学研究、政法论坛这样的刊物，我们基本上是不做这方面的设计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不登任何涉及国外的文章？我告诉大家，《政法论坛》有这样一个风格，要读一本西方法律著作，这类文章我们登。因为我们为了鼓励读书。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学知识是传授过来的，我们是继受的，中国没有法学知识传统。整个的法学体系和知识是来自西方的，我们追根溯源，这方面一点不涉及肯定不行。你要搞国际经济法肯定是西方的法律知识体系，中国的国际经济法不可能是主流化的。法学的话语肯定是以西方为主流，这样的话刊物不涉及西方是没有情理的。我们为了鼓励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去读书，我们专门开了栏目《读书札记》，你可以发表读了某一本书，你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你的札记可以发表，这是纯粹法学知识的话语而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我们两个栏目是登有关西方的，一个是《读书札记》，还有一个就是书评。前不久，发表了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很长的书评，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如果你写《试论卢梭的社会思想》，我绝对不登。他换了一个角度，每一个大学或者国家的学术期刊肯定有一个栏目书评。我们国家的学术期刊之所以办得不如人意，进不了一流期刊，就是我们的书评不够。因为中国的学者基本上不读书，怎么能写出好的书评呢？而要发表书评，那基本上不是书评，完全是广告。有什么创新，这哪是书评？！这是广告。广告我们也登，海淀工商管理局给我们批了广告的许可证，但是我们不可能给你稿费而是要收你钱的。我们封二封三专门给你登，一版一万元。我们不发这样的书评，要有真正的学术书评。要有两个标准，这本书要是经典，值得评。如果你写《评王人博的书》，对不起，你这是给我做广告呢，不能登。陈端洪教授评卢梭的书确实下了工夫，读出了感觉。在座各位年轻的后生和同行，我想《政法论坛》的大门向各位敞开，其他地方我不敢讲，书评和读书札记是永远向大家敞开的，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很多人会写论文，但是很少写书评和札记，因为他们不懂书，博士不读书了，教授更不读书。你可以写很长的论文，比如《试论公司法的完善》。这样的论文一天可以写两篇，但是书评不容易。我们是外行，但也不是外到大家认为的那样。一本杂志是登中国的为主，我们也登国外的，在这两个栏目里。我想通过这样的努力，鼓励年轻的法学后生去读书、去思考，养成读书的习惯。你不读书怎么做学问？读书札记是你做论文的前期工作。你连一个札记都写不出来，怎么写论文呢？现在好了，我们从农业社会一步到了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写札记而直接写博士论文，那能成什么样的？很多刊物是不登载单纯研究国外的东西的，而有些刊物是专门做对国外研究的选题的。《政法论坛》还有一个例外，我告诉大家，你要登国外的，除了读书札记和书评之外，还有一个可以登的。比如说，研究美国的死刑问题，但是必须挂一点。《试论美国的死刑制度》我绝对不登，但是你说《美国死刑制度对中国的启示》，这就登了，这是中美比较。单纯介绍国外的制度有学术价值吗？既没有学术价值又没有实践意义。你以为中国的立法者都不懂国外？都懂啊。我给他们下了定义，法学的海归有两个价值，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以介绍中国法为饭碗。海归了学成回国了，以介绍外国法为职业。这样的文章一般我们不登的。这是以研究问题为根据的刊物。再一个，从法学学术期刊的品格和品位来分类，我认为可以分三类。一类特别注重意识形态，跟形势跟得特别紧的。比如说，登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讲话，比如《中国法学》。如果你要发表什么讲话，最好在《中国法学》登，我们不发这样的论文。还有一个是研究和中国社会官方最密切最热的问题，这类刊物有，他不注重学术性而注重前沿性。《中国法学》在这方面是老大，你写这方面的论文最好往《中国法学》投。还有一类刊物特别注重技术，我称之为“技术法学”，以《法学研究》为代表。《法学研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它不登宏大叙述的论文，它不太重视理论和思想，它注重技术。你把一个东西做得很精细，这符合《法学研究》的风格。大家不信打开法学研究看看。当然美国的学者、行业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批评。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顺便说一句，哈佛大学教授过来讲座的时候，说哈佛大学法学院只收了中国三家期刊，一家是《法学研究》，一家是《中国法学》，另一家是《政法论坛》。而按照哈佛大学的教授评论，美国人更喜欢《政法论坛》这样的风格。《法学研究》很精细，但是眼界太窄，它不注重理论和思想，你不注重这样的刊物，上不了这个档次。做这样评价那些同行会有意见，但是我很注重这本杂志，因为它很精细，如同把一个女人做得很有品位。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翁就是《法学研究》，小女人味很浓，或者说小资，但是缺少大视野。而《法学研究》是社科院法学所的，做得很精细，很用工，技术性很强，但是理论和思想性不强。第三类刊物偏重理论和思想，这不是《政法论坛》，我想做但不是很成功。相反是我们自己学生办的刊物，像《北大法律评论》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它进不了我们的评价系统，大家当教授、当博导、考核，先看发的哪个期刊。但《北大法律评论》，因为是学生刊物，如同哈佛大学法律评论，进不了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名家能够写出一流作品的法学家不给北大法律评论，可能给《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这是他们遇到的很大的困难。作为办期刊的人，我一直呼吁要把《北大法律评论》纳入到我们的系统中去，那是学生办的刊物。这是在中国的第一次让学生来评价老师的东西。结果，很多老师的稿件被学生否定掉了。他们说，这写的是什么？！退稿！说实话，在座的各位，法学的地位不是以老师和学生来分类的。我说的直白点，我也带博士、硕士。我认为很多硕士、博士的水平是超过了博导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不一样，无法衡量真正的学术氛围。而《北大法律评论》偏重这方面。我们《政法论坛》也在努力。一个学术刊物一定要偏重理论和思想。如果你的论文写得比较玄，就往这些杂志上投，写得很扎实、很精细的，往《法学研究》投。配图来自《边走边唱》，王人博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目前法学期刊存在的问题。说实话，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中国法学期刊都遇到了头号的问题，套用红色电影《南征北战》来讲，“不是兄弟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我们办刊物的都想发好文章，但是问题是哪有好文章可发？这是最大的问题。不要误认为我们这些编辑和主编都是吃干饭不识货的。有人说，我这么好的论文都给我退稿？！说实话，真正好论文不可能退稿的。这是中国法学期刊所面临的最尴尬的形势，也是中国法学研究最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中国法学研究表面化，大家表面化到什么程度，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一个编辑一个月要处理三百篇稿件，他们多痛苦，最痛苦的职业就是法学编辑，我称之为“垃圾处理”。这个话可能不恭敬，我用官方的话来讲，按照教育部社科司统计，高校和独立的研究机构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的论文有十万篇。按照这个说法，80%以上都是垃圾。所以中国是生产垃圾的大国，环境污染的大国。我在一个讲演中讲过，中国是资源非常贫乏的，这样的浪费，法学生产的浪费，不但造成了垃圾污染，更重要的是掏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你解读中国，就要有一个视角，不能仅拿着问题去写，必须要有一个视角。我举个例子，我要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一个视角。你说你从中国男足进去，你愣说中国是个体育大国。你说从中国乒乓球、跳水、体操来解读中国，说中国是个体育大国，没问题。因为你视角不一样。但是你从中国男足来看，中国是个体育大国，这不笑掉大牙。如果你从法学来定义中国是个法学大国，和男足一样，会被世人笑掉大牙的。各位，我真不夸张。我这样表达大家就听懂了，讲这些话中国人不太有脸面。中国13亿人的大国，五千年历史的文明，能够建成鸟巢、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大国，但是法学能够成为大国吗？中国是个法学大国？谁信啊？！在世界法学的主流话语里，你的话语权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法学的主流话语是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现在世界的法学格局里，主流的法学格局是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来自中国法学界的学者怎么能够和来自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法学家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呢？很多中国的学者很牛的：哈佛大学请我去讲过学，耶鲁大学请我讲学。你问他，请你谈的题目是什么？这些中国的学者被西方主流话语请过去讲的都是中国问题，老外很好奇。你到美国哈佛大学聊聊人类的未来，人家说别别，走吧，研究人类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在主流法学话语之下，什么是中国法学的真正地位？刚才这位同行说了，你们编辑有很大的权力，这个话没错。我们有毙你的权力，把你毙了可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法学刊物非常不正常的。中国有匿名评审的制度吗？怎么可能？谁不知道谁。匿名评审是美国的期刊发表的制度。美国的匿名评审有一个前提，是洲际的。同样一篇论文，匿名评审必须有三个专家来进行，一个是来自欧洲的，一个来自美洲的，一个来自亚洲的。三个来自不同洲际的同行专家认为这个很牛，那肯定牛。中国的匿名评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匿名。你不知道吗？所以中国的很多刊物说，我们实行匿名评审，人们会笑掉大牙的。中国这个社会怎么能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匿名评审制度。我们的博士论文是不是匿名评审？怎么可能真正用匿名？一看来自经贸大学的写的什么东西，那是王军的学生，我对王军有看法，把他毙掉。我们的学科评审也一样，都用无记名投票而且是保密制度的。我们没散会，那边就知道了，谁得了多少票。中国不是一个保密大国而是一个泄密大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匿名评审，是学术体系、评价体制决定的。只要没有真正的匿名评审，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到公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做刊物的人的责任来总结，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法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下，你即便做得像美国那样的匿名评审也没有用，因为你的论文不值得这样去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论文不能用。我们做的不是研究，这就是我们法学类期刊所遇到的同类问题。没有真正的好稿子，这是最恼火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流于形式，面孔千篇一律，这都是表象。根子就是中国的法学者，特别是成了名的法学者，特别是当了教授的法学者，他不搞知识生产而是知识消费，怎么写论文？我认为，教授的论文可以不好好看，但是副教授的论文要好好看，因为他要评教授。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法学期刊的现状。可能我说的有点极端和绝对。但是极端可能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也就是目前期刊的现状。讲到这里，我希望各位来自外经贸大学的同行和年轻的后生们，你们能够把最好的科研成果，不要交给《中国法学》，交给我们《政法论坛》。我最反感的，有些哥们，他认为我们挺傻的，他说把最好的文章交给你了。我说真够意思，给他发了。其实，同一期他还有一篇论文。结果，是把最好的给了《中国法学》，把次的给我们。我们也不是次品处理厂啊！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支持《政法论坛》，把你们最好的给我们。这是对兄弟的抬举。但是说实话，现在确实法学期刊令人担忧，大家做论文的很少。他们说，我忙，太忙了；今天全国人大又叫我去参加什么论证会；昨天我刚给国务院法制局写了报告，哪有时间读书啊。我在我的小书里写的，这是一个瞎忙的时代，我们忙得没有时间去读书没有时间做学问了。我也是学法史出身的，中国的学问有一个规律，板凳十年冷。不坐冷板凳怎么写好论文。在座的法学后生，你在读书吗？你在应付各种考试，在找工作，很难静下心来思考。最令人反感的是，法大的博士硕士和我讲，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你给我指正一下，我花了很多心血，我认为有很多创新哦。这样的论文不能看，他说有创新就不能看了，因为肯定没有创新，有创新用你说吗？你认为我没有眼力，你的创新我发现不了？说大点你在欺骗我。在座的各位，我真是在约稿子，而我很少给教授约稿子。我给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04级本科生约的稿子我发了，一个叫羽戈的。给法大的一个本科生约过稿子。羽戈是我在西南教过的一个本科生，现在文集都出版了。他是04年毕业的本科生，现在是无业游民。他写了几篇文章，我好多年没有看文章觉得拍案叫绝了。他是写柳如是的。他写了《柳如是暗地妖娆》，我看了题目就觉得很有才学。这样的文章写出来，我们的教授感到很汗颜，但是我很庆幸的是我教过他。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博士硕士，论文不一定谈得上。不一定在哪个栏目，真正的论文我们未必能做得出来，我相信你做不出来。现在写了读书札记和书评，既是练笔也是把自己的读书思考整理一下，挺好的。第二，中国法学期刊的走向。有这么三个问题，时间关系我点到为止。中国的法学期刊必须强调学术性，中国法学期刊离开了学术两个字就没有生命了，没有厚重感。学术和政治、学术和实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者是做学术的，什么叫学术？行话可以说是黑话，出了这个圈你听不懂。牙医的术语我们不知道，我们给一个医生说什么叫要约？他们也不懂。一个法学期刊必须强调学术性，要增加学术厚重感。这有两个方面的来源，要以西学为原则，不读西书肯定不可能把法学做得很学术。第二以中国古典为原点，邓正来教授一直提倡回到孔子，回到柏拉图。这样的提法可能值得商榷，但是动机我们认同。再有，中国的法学学术期刊一定要形成法学的谱系。我们法学人应该在哪一个谱系上找到我们的角色。我在很多地方做过讲演，就是中国法学的谱系的问题。法学如果没有流派哪称得上法学。法学期刊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法学》所属的流派就是意识形态派，以学习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讲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流派。以《法学研究》为代表的属于技术派。总之，法学一定要有自己的谱系和流派。还有，中国的法学期刊，包括做研究的人，应该处理好几个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一个是理论与实践。这话说起来很老套，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如果过于联系实际可能缺乏了学术性，如果理论过于漠视实践，那可能就是玄学。你和实践之间太紧也不行，你仅仅梳理这个事件也不行。我一直提倡说，中国的法学家应该关心政治、关心现实，但是又必须和政治和现实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中国的很多法学者非常热衷关注现实，但是距离感不够，太近了。但是学术又不能不关心现实和实际，我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关注现实，但是要保留一个适当的距离，要有距离感，这是一个学人应该做的。法学期刊也要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法论坛》不能登社论某一个领导人讲话。甚至我告诉大家，今年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温总理视察过中国政法大学，他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对于《政法论坛》的封二封三刊要不要登温总理视察政法大学的问题，我说不行，这不是学术活动。如果你说温总理视察了政法大学的某个国际研讨会，那肯定要登的。我们很关注温家宝视察政法大学，但要有距离。我们不是不登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级别还不够呢！我们可以转载，但我想也别转了。也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和学术，在国外这不是个大事，而在中国，引用舒国滢教授的话来讲，不要过分强调法律是一门科学，如果过分强调法学是一门科学的时候，可能不太利于法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咱们法学家中有的人，对某些敏感的问题，特别喜欢直白的表达，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套用解释学的话来讲，不在乎你说什么，只在乎你怎么说。说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怎么说。你说“中国要实现多党制”“要搞三权分立”。这样讲是不行的。我们对三权分立也可以谈，关键在怎么说。一句话，中国的法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最后结语一句话，希望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能够支持我们《政法论坛》，讲得不好。谢谢各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7月30日讯 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暨中国会展法律与政策委员会成立大会于7月29日以广东东莞为线下主会场，通过国家级经济移动云平台——中经网会iCE Meeting进行了独家直播。13位国内外会展、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在线分享后疫情时代会展业创新、责任与多元共治。论坛在线观看人数已达到 11万+。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线上+线下现场。袁梓 摄 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暨中国会展法律与政策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广东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北京叒比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直播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致开幕词，并宣布研究会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书记、院长、教授 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为大会致开幕词。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现场嘉宾。袁梓 摄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泽炎宣布《中国会展法治报告》编辑启动，《中国会展法治报告》是中国的第一份在会展法治方面的专业报告，具有国内绝对领先性，引领潮流。是引导会展企业会展活动，对中国各地市会展法律与政策的提供独立评估，可以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为会展业及相关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建议。长沙市会展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树中发表演讲。袁梓 摄长沙市会展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树中发表了“会展主办方的法律困境与会展立法前瞻”主旨演讲，谁是真正的展会主办方？发起者？投资者？运营者？直接收益者？风险承担者？在此过程中，需要厘清会展立法上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会展业范围及会展主办方参与方界定；二是展会名称及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政府对于会展业行政管理的界限。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万春发表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会展立法探讨”主旨演讲，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是一个大事件，不仅是法学界的大事件，更是备受社会关注。对会展业立法更具指导意义，如倡导绿色发展观念，会议、会展及场馆建设在未来发展更趋向于绿色发展，面对疫情，会展活动延期，会展合同如何践行，如何保护会展业的知识产权，会展法律责任承担等需要会展业立法。未来很长时间内，疫情防控是常态，会展活动属地负责是常态，因此，后疫情时代，地方会展立法过程中，需明确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的责任，为会展活动创造健康、宽松的发展环境。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代柏发表了 “澳门会展业发展：政策及其优化分析”主旨演讲，澳门发展会展业有政府、地理位置、交通等便利，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专章阐释支持港澳发展的重大举措：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商务部积极支持澳门发展会展业、特色金融、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措施包括：支持澳门会展业向优质化品牌化发展，为重点展会活动提供出入境签注便利，推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大型国际品牌展会落户澳门。澳门会展活动的增加值总额2015年至2017年期间由14.4亿澳门元上升至35亿澳门元，占所有行业增加值的比重由0.4％上升至0.9％。 亚太盛会活动管理协会产业联系副会长林冠文发表了“台湾会展活动产业的复苏之路”主旨演讲，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动观光会展行业在线培训、转型、做政策指导。发放消费券促消费，推动京剧等文化产业发展，举办线上艺术博览会，吸引到了全球各地的关注，提高了人民生活。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副主席姚红和国际会议中心协会 CEO Sven Bossu 发表了“迎接挑战时代的变化”主旨演讲，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地的会展活动场所都因业务关闭而处于“生存模式”，据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统计，全球6290个展览活动取消，6660个展览活动推迟。在此情况下，需要全球合作以分享知识，准则和经验教训，AIPC与UFI（全球展览业协会）和ICCA（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一起，已向整个会展活动行业提供了3份会展业实践指南。在9月之前将发布的新版《商务会展重启指南》，针对全行业收录经验教训和新的会展信息。未来，会展活动场地也需要为客户提供线下和线上两种服务，以提供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以真正满足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 随后，英国博尔顿大学国际小组组长 Ben Chen 发表了“从欧盟的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融合”的主旨演讲，《法商研究》资深编辑、副编审、编辑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理事翟中鞠发表了“法学研究如何选题：方法与热点”主旨演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展览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大可为本次会议总结发言，宏观政策如何惠及会展企业？政府要有担当，积极推动复工复产，要在严格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复工复产，防控工作到位了，即使出现局部疫情，不能简单追责。因为经济政策只有在复工复产中，才会发挥作用；加强政府部门间政策协调，形成部门联动；政策要有针对性，帮扶对象要精准定义，这既涉及到公平问题，也涉及到效率问题，措施要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如税收返回，贴息贷款等等，当前，首先需要启动市场。 （王俊杰/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按：对于善意问题的关注源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在现今的时代善意似乎愈发稀缺，同时也越发难以界定。这其中引发的思考是善意者在最低限度的法律上该如何保护，善意的认定又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体系。本文只是这些议题的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法学研究能关注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展开更多有温度的理论研究。本文的写作也得益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同仁的支持和帮助，正是民商法研究所的“神仙”氛围，让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思考和讨论能展现在大家面前。注：本文发表于《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转自《法学研究》公众号。本文共计24,504字，建议阅读时间50分钟摘要：私法中适用信赖保护之善意普遍存在且多样。究其本质，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这一认知状态是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不知悉。对于此种不知悉的评价，依善意的发展历史及其认定的特性，应属于法律价值判断，并可通过过失要件进行利益衡量。鉴于善意及其认定的共性，为化解善意认定规则上的争议，可以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为主线脉络，对善意的认定进行体系化的规则建构。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是善意认定类型的层级区分依据，依此形成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层级协调因素。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决定了具体认定善意中的实体考量因素和程序方式选择。依此，可形成“非为明知”和“非因过失而不知”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以及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最终构建起以体系思维为引导的善意认定规则体系。关键词：善意认定；可信赖事实；一般可信赖性；特定可信赖性目录一、问题的提出二、善意及其认定的本质（一）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二）作为法律价值判断的善意认定三、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一）可信赖程度作为类型区分之标准（二）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区分（三）依可信赖程度的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区分四、善意的具体认定（一）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二）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结论一、问题的提出善意，系私法中普遍存在之表述与要求，各类规定纷繁复杂，其中最值研究者，当属信赖保护中之善意。[1]有些规范有关于“善意”之明确表述，如物权法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2]物权法第24条、第129条、第158条（民法典第225条、第335条、第374条）等规定的特殊物权变动规则中的善意，[3]民法总则（民法典）第65条规定的商事登记不得对抗规则中的善意。[4]有些规范则隐含着“善意”之要求，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72条中的“有理由相信”，[5]合同法第50条（民法典第504条）中的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6]然而，各善意之规定散置于私法的不同条文中，致使现有研究偏重于在其所附制度中一笔带过，至今未有体系而全面的整体研究。[7]虽然第三人之善意系指“不知悉”已属通说，[8]但何谓“不知悉”以及如何判断“不知悉”，却未有定论。首先，对于同一制度内的善意采何认定标准，仍有争议。如针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有论者从善意的主观属性出发，认为“不知悉”与过失无关；[9]或认为虽与过失无关，但依客观情势，判断交易经验上一般人均可知悉时，则为非善意；[10]也有观点认为，善意乃“非为明知且非可得而知”（即“非因过失而不知”）。[11]我国法以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为借鉴，认为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12]但却未如德国法那样区分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标准。[13]其次，不同制度间的善意认定标准存有差异的原因未被揭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相互关系和判断层级，均未得到重视和阐释。我国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与表见代理中善意第三人的善意即采不同认定标准，前者乃“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后者乃“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14]现有的分散性研究并未明晰此种差异的缘由，体系思考之不足亦导致善意认定的相关争议不断。[15]除实体认定标准外，善意的程序认定方式亦有争议。因善意多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非善意”的反面表述，故在程序上一般采推定模式。[16]然而，推定是否一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对于私法中的善意是一律采取推定还是有其他认定方式，也未有定论。[17]可见，私法中善意的实体认定标准与程序认定方式均存有争议。涉及善意的各制度虽各有其特定目的，但背后均共享对善意者予以信赖保护之思想，[18]因而各善意认定实际上相互关联，只有在体系中确立认定的标准和方式，并将实体与程序相融合，才能使善意的认定更具说服力。鉴此，本文拟对私法中善意之认定进行体系化研究，并由此构建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19]二、善意及其认定的本质（一）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1.可信赖事实作为认知对象善意有积极观念与消极观念之区分，后者只需不知他人非为权利人，前者须有以他人为权利人之积极信念。[20]一般认为，积极观念的要求过于苛刻，[21]因而各国立法例均以“消极观念说”为主。[22]我国通说亦采“消极观念说”。[23]从词源上看，善意起源于拉丁文“bona fides”，意为“不知情”，[24]但并未有积极确信事实为真的意思。在规范表达上，也通常以“知道与否”来界定善意，且从反面表述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非为善意，如我国合同法第50条、第151条、第158条第3款（民法典第504条、第613条、第621条第3款）等，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173条、第405条、第932条第2款等。由此，善意仅表达了“不知悉”的消极观念。“不知悉”依其字义，系一种认知状态。法律上以善意表“不知悉”，实际上是将私法主体的这一认知状态评价为善意。然而，作为对一种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善意必然要求私法主体有特定的认知对象，私法主体是以何种情事为认知对象进而被评价为善意的，仍需进一步界定。从认知论的角度看，人们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完成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表象乃事物所展现的外在现象，是事物之真实情况的表征，我们只能借助对外在表象的观察来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25]观察是人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表象输入到自身的感知系统中，并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反应。私法主体也是从各类表象来判断真实的法律关系，如代理关系中，交易相对人仅能从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等表象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换言之，私法主体对事实的认知其实都是以对事实之表象的认知为基础的。一般而言，若表象与真实情况一致，则不会发生法律纠纷；仅当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才需要判断私法主体对该不一致是否知悉并用善意与否来评价这种认知状况。法律上，善意的拉丁文“bona fides”，相当于英文的“good faith”，[26]并与德语中的“guter Glaube”一致，字面上均为“好的信任”之义。这意味着信任并非建于虚无之上，有信任的基础，才能成为“好的”信任，即善意。“好的”信任意味着私法主体所认知的事实至少在表象上是值得信任的。若所有人均可轻易分辨真伪而得出表象不值得信任的结论，自无善意可言。某一表象之所以无法被轻易分辨真伪，是因为在相应制度供给之下，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即表象通常揭示了真实情况，由此表象才有被信任的可能。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事实，因存在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而具有可信赖性，被称为可信赖事实（Vertrauenstatbestand）。基于此，可信赖事实成为私法主体表现为善意时的认知对象。2.可信赖事实的特性作为人们行为的信任基础，可信赖事实首先应当具有可信赖性，同时，它也应当是人们交往中可认识的重要事实。但对于哪些事实能成为可信赖事实，学说有争议。有仅限于“交易当事人之行为外观”者，[27]有扩充为“主体资格、权利状态和表意行为等法律上视为重要因素之外部要件事实”者，[28]有笼统概括为“表见事实”者。[29]对此，需结合可信赖事实的特性作进一步分析。第一，可信赖事实应当具有可信赖性，这意味着存在使可信赖事实的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保障。此类保障源于可信赖事实相关制度的内在逻辑，如将不动产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由此激励交易当事人主动且正确地登记，以保障不动产登记情况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可信赖事实的此种一致性保障机制，在法律上均以规范化的制度存在，但不同可信赖事实之一致性保障机制在规范供给上存在差异，由此会导致其同步一致性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可信赖程度不同的可信赖事实。此外，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除了受内在规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相关交易的时机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影响着善意的认定，并是善意规则体系构建的核心基础。第二，可信赖事实是一种外部事实，但并非一切可感知的事实都可成为可信赖事实。可信赖事实产生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中，其指向某一相对人，如甲对乙宣称丙是A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此时对于丙而言未有可信赖事实，在丙知悉或容忍甲的言词时，对于乙而言就存在“丙为表见合伙人”之可信赖事实。因此，可信赖事实具有指向性，并非单纯的“行为外观”或“表见事实”。第三，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具有持续性。此种不一致至少持续到相对人已完成相关行为时，才可使得可信赖事实对相对人发挥作用。如股权转让人登记于商事登记簿中之事实，致使相对人依此表象认为转让人与真实权利人一致，在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后，相对人才知悉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才可主张依股权工商登记之事实获得保护。第四，可信赖事实作为法律关系中的事实，须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即该事实获得法律上重视的原因，在于其足以影响交易等行为。但这一事实不单单涉及行为、主体资格、权利状态或表意等事实，通常还是与法律行为一般成立要件相关的事实，并已被法律定型。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30]可信赖事实可从这些角度进行归纳：（1）与当事人身份有关的事实，如组织成员权；（2）与当事人权限有关的事实，包括处分权（含对标的的要求）、代表权、经营范围权限等；（3）与意思表示有关的事实，包括明确的言词、可推断的行为以及交易习惯下的行为，如代理权授予的书面言词、对他人为代理的容忍行为以及商事惯例中沉默视为同意等；（4）其他足以影响相对人行为的事实，如上市公司公告、一般的公司公告，商事登记中的组织形式、经营场所等。[31]由于交易及相关行为的差异，对于何为可信赖事实仍需进行个案判断。例如，在一般交易中，当事人并不关注对方的身份，但另一些（如涉及身份行为或偿付能力的）交易中，身份外观可能影响相对人的行为（如与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就存在合伙人或股东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的不同）。（二）作为法律价值判断的善意认定1.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第一，从善意的历史发展来看，善意发源于罗马法上的诚信观念，具有伦理道德属性，其中“fides”和“bonus”本身就是伦理概念，前者指“信”的德，后者是“善”的意思。[32]因而，从词源上，其本就暗含价值判断的属性。同时，历史上，诚信被区分为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善意源于其中的主观诚信概念，针对的是主体的内部心理，与针对主体外部行为的客观诚信相区分。[33]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同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信赖（信任）这一社会伦理因素，基于伦理因素的考量，两者均考虑主体是否具备故意和过失等主观因素，[34]因而只有基于可原谅错误的不知悉才为善意。[35]错误是否可原谅，已经从单纯的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并与过错概念紧密相连。第二，从善意的认定过程来看，其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很难进行完全客观化的认定。与对所有事物的认知一样，人的主观心理只能从外在的表现来判断。由此，善意的认定过程也只能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来判断其主观心理状态。但是，要从客观事实判断主观心理状态，仍需基于法律所确立的原则进行价值判断。第三，从善意认定的实体考量因素来看，其不仅考量单个的外在客观事实，还需综合当事人的行为、所处的环境等相关因素来认定；[36]或结合个案中的交易场所、有关处分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进行考量。[37]综合认定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认定，而是融合诸多因素依据法律上的价值取向来判断是否构成善意。由此，善意认定的性质也从事实认定转化为法律价值判断。[38]此与过失等主观心理判断的客观化一脉相承。[39]第四，从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来看，其是以推定的方式进行，故善意不是被直接发现的事实，而是依据一系列事实所作出的判断。此种判断需要有参照的基准，即依据一般理性人或通常情形来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悉。但这些判断基准并非现实存在，而是裁判者通过对以往案例及自身知识经验的总结得出的结论。由此，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中所依据的参照基准并非客观事实，其认定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的价值判断。综上，善意与否，即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的认知状态的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核心在于，对私法主体的何种认知状态应予保护，需进行利益衡量。明确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提示我们认识到善意认定背后蕴含着对诸如交易安全和效率等价值的利益衡量。进行利益衡量需有具体的衡平因素，善意认定过程中的利益衡平因素即是与这种认定密切相关的过失要件。2.过失作为价值判断的衡平因素过失之所以可作为善意认定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的衡平因素，除了善意的历史发展揭示善意作为主观诚信时已包含对过失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过失要件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成本与风险，从而实现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利益衡量。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其认定核心在于判断民事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是否知悉。知悉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显然的知悉，乃明知之状态；二是依据交易经验、常识等综合判断下应当知悉，乃盖然性的知悉。[40]在明知情形下，第三人无需花费成本核实即可避免不当交易，相较于保障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相一致者（潜在责任者）的监管成本，明知不一致的第三人所需付出的成本更低，故应排除对此类第三人的善意保护，由其承受风险。但若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非明知，而是仅有怀疑，其需付出相应成本核实，此时由谁承担风险，取决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程度，以此来分配风险更为合理。[41]当第三人负有核实的注意义务时，其就应当知悉。“应当知悉”在德国法上的表述是“kennen musste”，字义上已蕴含着必须知悉的注意义务，违反该注意义务而不知，则非为善意。注意义务之违反乃过失问题，因而德国民法典第122条中，“应当知悉”与“因过失而不知”（infolge von Fahrlssigkeitnicht kannte）等同；德国民法典第173条标题中的“fahrlssiger Unkenntnis”与法条中的“kennen muss”对应，也表明两者应同等对待。综上，“应当知悉”本身蕴含着注意义务的要求，乃过失判断之问题。过失要件使得善意认定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得以更好地展开。当客观情事为第三人提供了足够的“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可能不一致”的警示时，第三人就应尽到起码的注意义务以防止自身的认知出现偏差。第三人未关注相应的警示而使自己陷于认知错误时，若仍认定其为善意，则将在利益衡量上过分保护第三人而导致利益失衡。[42]由此，过失要件能够合理分配信息成本的负担，[43]使得善意保护中的利益衡量更为合理。不同情形下的善意认定对过失程度的要求也不同，过失程度可成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区分标志。三、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一）可信赖程度作为类型区分之标准私法中的善意有不同的认定标准。一般而言，不动产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仅要求“非为明知”即可，而动产占有作为认知对象时，则还需“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4]商事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善意需“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5]代理委托授权书等代理权外观作为认知对象时，则需“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46]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是因为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此种评价必然受制于认知对象之状况。善意评价是基于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若某事实显不具有可信赖性，即其表象与真实情况之不一致显而易见时，自不具有不知悉此种不一致之可能，因而也不能评价为善意。可信赖性源于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但不同可信赖事实的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存在差异，由此，可信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如不动产登记的可信赖程度最高、商事登记次之、登记之外的授权委托书最低。正是基于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程度的不同，才会出现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认定要求的变化。比较法上，也有学者以商事登记与非商事登记事实之可信赖程度不同，而提高对非商事登记事实的善意认定标准。[47]针对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标准不同，也是因为土地登记簿相较于占有，存在更为坚实的信赖基础。[48]由此，不同的可信赖事实呈现差异化的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也随之而变化。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高的可信赖事实，善意者所负的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就会下降，此时对于善意的认定标准随之下降；反之，则加重善意者的负担，提高善意的认定标准。[49]善意的认定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变化，而可区分不同标准并由此形成善意认定的类型区分。（二）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区分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与“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有关，但此种判断仅源于可信赖事实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影响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还包括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样，从认识的角度来看，就形成了一般可信赖性与特定可信赖性的区分。其中，一般可信赖性源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规范化制度逻辑，是一种一般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源于可信赖事实所处的变化的外部环境，是一种特定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受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域、针对对象、存续时间、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结合等因素影响，随个案情形而变化。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所改变的是可信赖事实的外部认知环境，并未改变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内在逻辑，因而特定可信赖性是对一般可信赖性的具体修正，并不改变可信赖程度的层级。[50]同时，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一般在善意的具体认定中予以考量，如“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确定了善意的认定标准后，分别在第16条和第17条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进行了具体规定。从此角度而言，特定可信赖性是对善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影响，而一般可信赖性是对善意认定的根本性影响。为此，一般可信赖性可作为善意认定的规范性标准类型层级区分的依据。可信赖事实既可以是权利信息的展示，也可以是状态信息的展示，同时还存在不同的信息展示载体。通过对现行法的梳理，依其信息载体不同，可信赖事实可分为登记（包括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等）、状态（占有）、类商事登记（上市公司公告、一般公司公告等）、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等；口头形式）与行为（各类表征代理或代表的行为、各类表征合伙人等成员权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的行为）等。这些可信赖事实的制度逻辑中均存在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机制。以不动产登记为参照模板，其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具体制度可区分为内在保障与外在保障。其中，内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实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要件，或者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是否具有推定效力等；外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实是否有国家强制及其审查力度，是否因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而受到惩戒（公法的惩戒与私法的惩戒）等。各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程度不同，就构成了其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对此可作以下类型区分：1.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是权利生效要件并具有推定效力。[51]当不动产登记是权利变动生效要件时，交易当事人会积极主动地登记以确保权利的移转和获取。同时，基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真实权利人亦会积极关注不动产登记之状况，确保自己享有之权利已被正确登记。由此，能够鼓励真实权利人积极登记并确保登记之正确性。[52]在外在保障机制上，不动产登记有国家统一登记的强制要求，且登记机关采取实质审查模式，登记不正确也将使得真实权利人的权利因不动产善意取得等受到私法上的不利益。为此，不动产登记具有最全面的制度保障，因具有较高的可信赖程度而被称为具有公信力。[53]其制度保障机制可作为判断其他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程度的参照模板，可标记为最高档。2.动产占有占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权状态，也具有表征其背后权利的特性。通常认为，占有之外观状态与实际情形，具有“八九不离十”的盖然性，[54]其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这背后的内在保障机制，一方面在于占有及其移转（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另一方面在于占有也具有推定效力。[55]作为生效要件，其促使当事人积极移转占有以确保权利已有效变动；又因其具有推定效力，使得真实权利人也积极关注占有的状况，确保其控制力或选任正直的直接占有人。如此，占有也具有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制度供给。但由于对物之利用需求旺盛，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已成常态。[56]同时，占有毕竟不同于登记，外在保障机制上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未有必要的核验与监督，因而其虽也可称为具有公信力，但可信赖程度已有所下降，可标记为中档偏上。3.商事登记商事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仅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所具有的推定效力也弱于不动产登记和占有。[57]在外在保障机制上，商事登记虽然具有国家强制要求，但偏重于形式审查。[58]商事登记不当也将受到私法上和公法上的惩戒，如《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了对企业法人在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此外，还将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因为内在保障机制上的弱化，外在审查力度的下降，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亦下降。然而，考虑到商事登记仍具有强制登记属性，且商事登记义务主体对登记正确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可信赖程度相较于占有也并未大幅下降，可标记为中档。4.类商事登记事实商事登记之外，还存在商事公告类的信息传递机制，典型的如上市公司公告和一般的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进行清算的公告。在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内部保障机制上，上市公司公告不是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也不具有推定效力，仅为信息公示方式。在外部保障机制上，证券法第78条第2款规定了通过上市公司公告披露的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否则依据证券法第181条以下条文和证监会的各类监管规范，上市公司将受到一系列行政和刑事处罚。[59]除此之外，依据证券法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以下简称“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上市公司公告瑕疵还会引发民事赔偿等私法惩戒。为此，上市公司存在及时公告的强制要求，若公告不当也将受到公法上的处罚和私法上的惩戒。但由于缺乏国家力量支撑，所有信息均由公告主体自身审核，从而在确保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上，较登记弱。因而，可推论上市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应低于商事登记。但由于证券监管的持续性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专业性，相较于投资者，公告主体更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充分审核来保障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由此，其可信赖程度仍可保持与商事登记相当，仅略偏低，可标记为中档偏下。与上市公司公告类似的还有一般的公司公告，主要涉及公司的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此种公告也仅为信息公示方式，不存在强有力的内部保障机制。但在外部保障机制上，公司法第204条规定了不依法公告的行政处罚。理论上，公告不当也可能基于违反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和公司法第189条规定的“清算义务”而使相关主体承担私法责任。但一般公司公告针对特定债权人，亦可通过通知完成信息传递，在确保公告正确性上的激励小于上市公司公告。为此，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弱于上市公司公告。但考虑到它们的信息展示逻辑相同，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可属于同一层级，只是其属于该层级中的最低层级，可标记为中档最低。5.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和行为也可成为可信赖事实，但其缺乏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内部保障机制，如授权委托书等代理权外观事实并非代理权授予的生效或对抗要件，且不具有推定效力，也不存在国家强制和公法上的直接惩戒。但在外部保障机制上，其至少存在私法上惩戒的可能，如因选任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当而需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因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仅能通过私法上的惩戒来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其可信赖程度最低，可标记为最低档。即使如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内部也存在差异，可进一步区分为书面言词（书证型）、可推断行为、口头言词等。三者因证据效力（私法惩戒可能性）的递减而在可信赖程度上亦递减。（三）依可信赖程度的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区分依据上述可信赖事实之一般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在理论和实证法上可通过过失程度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层级。第一，针对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仅要求“非为明知”即可，而针对动产占有的善意，则还需“非因重大过失不知”。如前所述，此为德国通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动产登记之可信赖程度强于动产占有。我国实务中也认为，“由于占有的公信力低于登记，因而两者需差别对待”。[60]但我国“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将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统一为“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之所以如此规定，首先在于“物权法解释一”第2条基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情，[61]妥协性地降低了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其次，根据《德国土地登记条例》第36条、第37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需以公证证书的形式提供申请材料。公证环节增强了对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相一致的保障。我国法并无此要求，不动产登记的可信赖程度相比而言下降。最后，“物权法解释一”第16条第2款和第17条中对于不动产和动产情形下的重大过失进行了分别规定，两者在重大过失之注意义务上有明显差异，从而形成了内部的善意认定类型层级。第二，针对商事登记的善意，民法总则（民法典）第65条等并未明确善意的认定标准。比较法上，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1款和第3款对商事登记的善意均采取“非为明知”的标准。[62]理论上也认为，此时第三人的非善意不包括因重大过失而不知。[63]但此与德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有关。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2条和《德国商事登记规定》第8条的规定，商事登记的申请材料一般须经公证才能提交，从而提高了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因此，德国法上才会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信赖采取“非为明知”的标准。反观我国，并未有对商事登记材料的公证要求，因而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不能仅要求“非为明知”。另一方面，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对股东名册的善意采“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标准。股东名册虽然不是直接的商事登记事项，但从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表述来看，股东名册是“列入”商事登记簿的。在商事登记已电子化的今日，股东名册与商事登记其他事项一样，收录于平行的登记文件夹（Registrierordner）。由此，股东名册在形式上与商事组织提交的其他登记事项类似。此外，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第3款、第40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名册也需公证后提交，且通过董事责任来保证股东名册变更的及时和正确，此与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等内部保障机制在效果上相当。但股东名册并不会被登记机关更深入地审查，由此导致德国法上股东名册虽与商事登记类似，但可信赖程度下降。对比而言，我国商事登记在可信赖性保障上与德国法上的股东名册在程度上更为接近。因此，我国法上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也应增加“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要求。第三，针对类商事登记事实的善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19条将“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作为排除“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但该条忽视了因果关系仅为客观判断，“明知”指向的是主观方面，即善意的要求。投资者主观方面的非善意不在于排除因果关系，而是会导致保护基础的丧失。[64]该司法解释对类商事登记的善意仅要求“非为明知”，与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形并不符合。一方面，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应明知投资有风险，其具有相应的信息识别注意义务；另一方面，类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也并未因监管的持续性而大幅提高，其仅与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相当。为此，针对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也应要求“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具体的认定规则上应与对商事登记之善意有差异。就非上市公司公告而言，其可信赖程度虽比上市公司公告要低，但较之登记之外的事实，仍与上市公司公告处于同一个层级。因而，对非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标准仍采取“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重大过失的判断上会有差异，即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上有差异。这与“物权法解释一”第15—17条中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在规范标准上相同，但对重大过失的认定予以差异化规定的做法一致。第四，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现行法一般采取“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标准。如表见代理中的善意，通说认为应采“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及实务也采相同见解。[65]此外，依合同法第50条（民法典第504条），商事表见代表中的善意也采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标准，其中“应当知道”即“因过失而不知”。[66]比较法上，我国台湾民法第107条、第169条，日本民法第122条亦采相同标准。实际上，实证法上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居多，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49条中，合同相对方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第三人欺诈的，即为善意，合同另一方丧失对于因受欺诈而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撤销权；[67]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67条中，代理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的，即为善意，代理人无须承担连带责任等。[68]其他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45条、第170条，合同法第74条、第169条（民法典第539条、[69]第636条）等，也均为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但登记之外事实本身仍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需要通过具体案件中过失的认定标准来体现，同时也需要程序法上的善意认定方式来衡平。综上，在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下，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协调因素，形成一定的类型层级。但是，善意的具体认定还受制于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此时，这些因素除了对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产生影响外，还将影响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即通过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的区分来完成对各类善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平衡。四、善意的具体认定善意的具体认定中，首先要定位善意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处于上述何种类型层级，进而明确其规范标准，其后再进行具体的认定。因善意通常采取反面规定，即通过“知悉”来排除善意，所以善意的具体认定一方面是在实体上判断何谓明知，及因何种过失程度而不知；另一方面是在程序上明确以何种方式进行具体的判断。两者除受一般可信赖性影响外，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通过分析一般可信赖性和特定可信赖性对善意认定的影响，可挖掘善意认定实体标准的判断要素和程序方式的选择依据，进而以此构建起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一）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1.“非为明知”的认定（1）信息类型的影响“非为明知”是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未有明确的认知。因善意的认定往往从其反面进行，故具体的实体认定也从何谓“明知”展开。“明知”的认定首先受第三人能获得的信息类型的影响，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影响第三人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的判断。第三人能获得的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是可信赖事实本身所展现的信息，这部分信息区分为两种亚类型：（1）可信赖事实中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如不动产登记簿中的登记主体的信息或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信息明显有误。若存在直接证明第三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证据，如第三人已对他人明示自己知悉，自可证明。若直接证明困难，则只能以推定的方式完成，如依一般理性人之标准可发现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或者受让人本身就是登记错误的参与者，受让人当然了解登记错误的发生过程，即可推定为明知。[70]（2）可信赖事实中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典型的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预告登记以及查封登记等提示性登记；上市公司公告中的财务报表已经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可信赖事实本身存在这些提示性信息，即可推定第三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更容易在一般可信赖程度较高的可信赖事实中获得，如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公司公告等。对于一般可信赖程度较低的可信赖事实，更容易获取的是第二种类型的信息，即可信赖事实之外的信息。此亦可区分两种亚类型：（1）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这些具有直接证明效力的外在信息必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可作为第三人认知的基础，如真实权利人以生效判决进行的通知、[71]企业撤销代表人的通知、[72]企业更正公告信息的通知[73]等。（2）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可能是第三人直接知悉的，也可能是第三人间接知悉的，如通过非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知悉不动产登记簿中的权利主体错误、通过媒体的报道知悉上市公司公告有瑕疵等。[74]相较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提示性信息，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说服力有限，第三人需要去核实调查才能判断信息的可信度。此时，第三人是否具有核实调查义务及其义务程度，就成为考量的核心。这本质上关涉的是注意义务的程度及其违反问题，将之纳入“因过失而不知”中进行认定，更为合理。（2）信息状况的影响“明知”的认定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如第三人了解的关于可信赖事实的额外信息、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等，均可在个案中影响对“明知”的判断。其判断基准是可信赖事实的外在状况（即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是否已经对上述信息类型产生影响。例如，第三人可能获得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因而“明知”的标准降低。如第三人就是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知悉甲乙夫妻共有房屋仅登记于甲名下，在甲未出示乙授权时，仍与甲进行交易，应认定为“明知”。又如，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由于交易效率和安全的要求，必须强调其流通性，[75]提高对其之占有的可信赖程度。[76]在此情形下，第三人获取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的难度增加，“明知”的标准应提高。对于其他的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遵循相同的分析路径。2.“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同样，“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也是从其反面即何谓“因过失而不知”展开，其核心是过失及其与“不知”之间关系的认定。传统上，过失区分为重过失和轻过失，[77]但两者区分标准模糊。前者采取普通人标准，[78]后者采取一般理性人标准。[79]但此两种标准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理性人与普通之人的标准争议颇多。[80]究其本质，重大过失是作为普通之人已意识到某种风险，但并未引起其必要的注意，强调的是行为人应具备某种认知，但却未对该种认知加以注意而仍然行为。因此，重大过失是一种有认知的过失，即认知到了某事实发生或存在的风险。[81]轻过失则并未有对于风险的明确认知，需要去调查核验才可能认知风险并放弃行为。具体到“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已有明确认知，即有高度怀疑时仍然行为；因轻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只有模糊认知，即有轻度怀疑时却未尽到核实调查义务。至于如何判断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状态，一般可信赖程度仅能提供一般性指引，即一般可信赖程度越高，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能性越低，但具体的判断仍需在个案中考量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各影响因素，以此指导具体的认定。[82]基于此，“因过失而不知”的具体认定要素可区分为以下类型：（1）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域交易场域包括交易场所，交易的时机、方式、价格，以及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的额外信息等。第一，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通常划分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公开市场如拍卖等情形，除了公开性外，还受资质、特殊交易程序等限制，因而增强了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使得第三人无需付出过多的成本去核实调查，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认知能力就会下降，由此导致过失的判断标准提高。第二，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也会影响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此时需要借助交易习惯进行判定，若交易方式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都应提高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从而要求其尽到更多注意义务去核实调查。在此，区分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标准，是对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所产生的风险的认知状态及由此产生的怀疑程度。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将使得第三人认知到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其应有较高程度的怀疑而进行调查核实，否则构成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此时，交易习惯应作一般习惯和商事习惯之区分，因为商人的风险认知能力强于非商人，应当遵循要求更高的商事习惯。[83]第三，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获知的额外信息，也会影响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如在善意取得中，第三人曾与转让人进行过系列交易或与之非常熟悉，就更应当知道转让人是否有处分权。[84]又如股权转让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股东应知道股权转让的情形，因而其若以商事登记簿未变更为由而轻信，即构成重大过失。（2）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不同，也会影响其可信赖程度，从而导致第三人注意义务的变化。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基于交易效率的需要，占有金钱等即有处分权的可信赖程度提高，使得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应降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是代表权限时，一般交易权限与特别交易权限也应作区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10条的规定，限营、特营情形下，交易权限不能仅依据商事登记簿记载的经营范围，还需要相应的许可证明。在无许可证明时，第三人应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而须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否则构成重大过失。（3）可信赖事实的存续时间信息传递中，人们会根据迄今为止的状态作出判断，[85]所以若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很长，则可能造成“现存的事实状态与真实状态一致”的印象。由此，一项长期存在的可信赖事实，其可信赖程度更高，因为迄今为止的状态提高了外观状态与真实状态同步一致的概率。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规定，股权登记错误若存在超过一定的期限（3年），则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下降，此时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能性也相应降低，除非存在新的风险认知因素，否则第三人不构成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可信赖事实的混合增强实务中，第三人的认知基础可能并非单一可信赖事实，潜在责任者也往往通过可信赖事实的混合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86]这一方面可能是通过高层级的可信赖事实来增加低层级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如通过商事登记增强自己书面言词的可信赖程度。此时，由于跨越了层级，应当按高层级可信赖事实调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可能是通过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的相互印证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此时，善意的规范标准不变，但具体认定上，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下降，应当提高过失的认定标准。（二）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善意的具体认定需通过一定的程序方式实现对实体标准的判断，不同一般可信赖程度及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下的善意认定差异亦需通过程序方式的选择予以体现。不同难易程度的程序方式选择展现了善意认定在程序法操作上的精细化，亦衔接了善意认定的实体与程序规则。从私法各具体制度中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来看，无论我国法还是比较法，均采取推定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正面证明自己善意是一个“魔鬼证明”（probatio diabolica）；[87]另一方面，实体法中的善意一般是通过其反面来加以规定，这其实已为程序法上善意的证明方式指明了方向，即需要主张非善意者从反面来证明第三人非善意。但此种推定在程序法上以什么方式展开，仍有疑问：首先，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其次，是否所有层级的善意认定一律采取直接推定。1.善意推定的基本原理对于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比较法和我国法上素有争论。[88]从善意推定的具体过程来看，第一，善意推定并非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中并未有善意（或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规定，这与诸如侵权责任法第6条（民法典第1165条）中的过错推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不同。证明责任倒置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善意推定是在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规则。第二，善意推定的功能在于减轻程序上的证明难度，此点可参照德国法上关于其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中过错证明难度的减轻机制，该机制一般以运用表面证据规则（Anscheinsbeweise）为通说，[89]并不需要证明责任倒置。第三，表面证据规则的运用实际上弱化了主张善意者提出证据的义务，但对于主张善意者提出表面证据的要求存在不同情形。在一般性推定中，由对方首先提出非善意的证据，己方主张善意本身就被看作是一项表面证据；在有条件推定中，己方除主张善意外，还需先提出初步的表面证据，以完成提出证据义务，此后才进入推定，并允许对方提出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可信赖事实在可信赖程度上存在差异，使得对善意的认定亦随之改变，此种改变不仅导致实体认定标准的变化，而且涉及程序方式上整体证明难易度的调节，即在运用表面证据规则进行善意推定时，对表面证据的强弱要求不同，并由此区分为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2.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规则一般情形下，表面证据的要求低，提出主张的陈述本身也可构成一项证据，此为一般性推定。但此种主张至少应包括善意行为的具体事实和过程。例如，善意取得中，善意取得人通常对从何处受让及在何种情形之下取得某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要求，被告拒绝为此项陈述时，其未完成表面证据的举证，不能推定其为善意。[90]在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中，主张善意者提出了善意主张后，反对者可对此进行反驳性举证，即通过举证第三人是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而证明其非善意。此时，非善意的证明包括明知的证明与因过失而不知的证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明知的证明存在直接证明的可能，如在笔录或庭审中第三人自我供述已明知，或查明第三人交易时随身携带着对不动产登记真伪的查询结果，即可认定为明知。相反，对于因过失而不知，由于过失本身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因而很难说存在直接证明因过失而不知的可能。（1）“非为明知”的推定由于“非为明知”乃内心事实，依经验观之，诉讼程序中极难证明，一般推定第三人“非为明知”，但允许反对者通过证明第三人“明知”来进行反驳。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以及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均可成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明知的基础，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存在生效的判决文书等。此外，影响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影响第三人获取相关基础事实的难易度，因而上述关于可信赖事实的信息状况的分析，也可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明知时的进一步考量要素。（2）“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非因过失而不知”存在同样的证明困境，因此，也只能推定之，反对者可通过证明因过失而不知进行反驳。其中的核心在于证明过失，但过失已采客观化认定，即通过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来判断。需注意的是，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与因一般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并不相同。前者需同时证明存在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和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后者仅需证明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由此，“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与其反驳的核心在于证明是否具有注意义务、是否有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以及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其中，是否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需结合前述“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要素，除一般可信赖程度的影响外，应着重考察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区分各种情形进行认定。3.善意的有条件推定规则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虽为原则，但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下降，尤其是因存在影响特定可信赖的因素而在同一层级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时，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典型的如特别交易权限的事项，法律已规定不能由代表人单独实施的行为（如合伙人一致决事项），以及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禁止经营的事项，第三人须先证明存在股东会决议、内部一致同意书或者特许、许可等文件。实务中已有判决认识到此点，要求第三人不能仅信赖对方的承诺、保证以及相关公章签订合同，而是还需对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一致同意书等进行审查。[91]但此种审查仅为形式审查，因为第三人缺乏实质审查的技术能力，决议或特许、许可的真伪不在审查范围之内，除非是明显的伪造。[92]一旦第三人举证证明决议或特许、许可存在，善意的认定又进入一般推定模式，即主张非善意者要依据上述一般性推定规则举证证明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已有认知及未尽到合理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93]区分哪些情形是有条件的推定，一方面是依据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来认定。言词或简单书面材料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最低，第三人的信赖基础过于薄弱，其主张自己善意即进入推定并不合理。此时，第三人至少应先行提出这些可信赖事实展现的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实质关联等证据，才能进入推定模式。若第三人不能提出相关证据，则只能认定其非为善意。这与让主张非善意者进行反驳相比，更为节省诉讼资源，也避免因内心事实问题的证明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另一方面，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因影响其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内部认定的差异。如上述同为商事登记的可信赖事实，若针对一般权限事项，采取一般性推定即可；若针对特别权限事项，则应先证明享有特别权限，从而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其他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导致推定的有条件化，但并非所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都会导致有条件推定。只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增加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的信赖基础时，才会导致有条件的推定。例如，可信赖事实针对特别权限增加了特别权限的信赖基础，可信赖事实混合增强时增加了其他可信赖事实的信赖基础。[94]其他影响因素如在非公开市场，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不合理或不符合交易习惯，可信赖事实与第三人较近，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较长等，一般并未增加新的信赖基础，仅使得原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发生变化，可采取一般性推定并通过“非为明知”与“非因过失而不知”的不同认定标准来体现差异。结论私法中存在众多关于信赖保护的善意，通过对其进行体系化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认知的对象是可信赖事实。当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不知悉时，这一认知状态在法律上可被评价为善意。善意的认定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其中过失是价值判断中利益平衡的要件。2.鉴于善意与可信赖事实的关系，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在实证法和理论上可作为善意认定的“体系轴”。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使得善意认定区分为以过失为协调因素的类型层级，从而形成善意认定在实体法上的规范标准。3.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将影响善意具体认定中的实体标准判断和程序方式选择。在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上，“非为明知”以信息类型（一般可信赖程度影响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和信息状况（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导致信息状况不同）作为判断要素；“非因过失而不知”以特定可信赖性各影响因素为判断要素。在程序方式的具体展开上，因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使得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不同，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的不同使得针对同一层级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也不同，从而形成对表面证据强弱要求不同的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由此形成的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首先形成了善意认定的一般类型层级供裁判者进行“定位”，以明确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再根据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和程序展开方式进行具体的认定。其次，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起到了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作用，为善意的认定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增强了善意认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体现了体系化思维，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私法之内在体系。体系化思维也有助于具体规范解释适用时的说理论证，为司法裁判提供支撑。注释：*本文的写作特别要感谢张谷老师、周江洪老师、张家勇老师、张继成老师、陈信勇老师、韩家勇老师，以及时常讨论的伙伴们：陆青、章程、周淳和林洹民。也要感谢冯珏编辑和外审专家，冯老师对学术的较真和细致，乃我辈楷模。*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商事习惯司法适用问题研究”（20YJC820040）、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商事信用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9SFB3030）的资助。[1] 与善意相对的，还有恶意的表述，如合同法第42条（民法典第500条）中的“恶意进行磋商”，合同法第52条（民法典第154条）中的“恶意串通”等。这些关于恶意的规定，规制的是基于恶意而为的客观行为，已被纳入诚信要求中予以考量，本文则侧重于信赖者主观“不知悉”的善意。关于诚信与善意的区分，参见董学立：《论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65页；甄增水：《民法中的善意》，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页以下。关于善意的历史发展，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7页以下。[2] 关于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分析，参见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要件》，《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第31页以下。[3] 参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页以下。[4] 该条文义上针对法人登记，但登记不得对抗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商事主体因其对外经营特性而符合内外法律关系区分的前提，所以在解释上，一方面要限缩该条适用的法人类型，另一方面要扩张适用至非法人的商事组织。参见石一峰：《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第57页。[5] 参见杨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70页。[6] 参见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144页。[7] 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8] 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吴国喆：《善意认定的属性及反推技术》，《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8页。[9] 参见李光夏：《民法物权新论》，上海书报社1955年版，第83页；前引[2]，叶金强文，第82页。[10] 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4页。[11] 1982年台上字第2819号判决。[12] 参见前引[8]，尹田书，第204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以下简称“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也规定，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乃“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13] 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应采何种标准，我国学说与实务也有差异。通说认为是“非为明知”，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第6页；程啸：《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分》，《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531页。反对意见认为不动产和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应统一为“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14] 参见史浩明：《论表见代理》，《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第70页；曹新明：《论表见代理》，《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第65页；江帆、孙鹏主编：《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15] 关于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标准就有三种观点。参见夏昊晗：《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法学》2018年第6期，第104页以下。[16] Vgl.Wolf/Wellenhofer, Sachenrecht,30.Aufl.2015,§8 Rn.16; Baur/Stürner, Sachenrecht,18.Aufl.2009,§52Rn.25, S.673; Hübner, Handelsrecht,5. Aufl.2004, S.59;Canaris,Handelsrecht,24. Aufl.2006, S.66；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以下；刘家安：《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17] 参见徐涤宇：《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解释基准——以物权法第106条为分析文本》，《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98页以下；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49页以下。[18] Vgl.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 S.43.当然，善意只是信赖保护的构成之一。对信赖者信赖的判断，需要综合信赖者的善意、信赖者对可信赖事实的知悉、信赖者的信赖处置行为以及信赖处置行为与信赖之间具备因果关系。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1971,S.503ff.[19] 诚如曾世雄所言：善意恶意等因广泛附随于各种制度而存在，彼此有其共通，俨然自成一体系，故有特予讨论之必要。参见前引[7]，曾世雄书，第227页。[2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21] 参见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22] 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2款、日本民法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等，通说均认为采消极观念说。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23] 参见前引[16]，梁慧星等书，第194页；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第108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亦采消极观念说。[24] 参见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11页。徐国栋将“bonafides”译为诚信，并区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其中主观诚信在现今法律文本中对应的表述就是善意。参见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80页以下。[25]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页。[26] 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27] 参见张国建：《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45页；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以下。[28] 参见田土诚主编：《交易安全的法律保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29] 参见李井杓：《韩国商法上的表见责任制度之研究》，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30]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31] 影响相对人对最终责任人是否承担有限责任的判断以及合同履行地的判断。[32] Cfr.Pietro Bonfante, Essenza della bona fides e suo rapporto colla teorica dierrore, Bulletino dell’ 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Vol. VI (1894), p.91.转引自徐国栋：《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分合与更名问题比较法考察——兼论中国的诚信立法向何处去》，《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13页。[33] 参见前引[24]，徐国栋文，第80页；前引[1]，徐国栋文，第98页。[34] 参见前引[1]，徐国栋文，第98页。[35] Vgl. Carl Georg Bruns, Das Wesen der bonafides bei der Ersitzung: ein praktisches Gutachten nebst einem theoretischen Nachtrage,1872, S.79f.[36] 参见王利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为分析对象》，《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82页。[37] 参见前引[2]，叶金强文，第84页。[38] 参见前引[8]，吴国喆文，第23页。[39]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过失也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心理，在判断上也转向以“注意义务”为基础的客观化综合判断，故也涉及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参见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4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41] Vgl.Schfer/Ott, Lehrbuch der konomischen Analyse des Zivilrechts,2. Aufl.1995,Berlin, S.472ff.[42] 参见前引[8]，吴国喆文，第21页。[43] 参见前引[13]，王泽鉴书，第486页。[44] 此为德国通说，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300页，第673页；前引[16]，Wolf/Wellenhofer书，第8节边码17，第19节边码21。[45] 参见前引[4]，石一峰文，第57页。[46] 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法学》2013年第2期，第65页以下。[47]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92页。[48] 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300页。[49] Vgl.Wiegand,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2011,§932,Rn.37.[50] 如不动产登记在一般可信赖程度上肯定强于登记之外的言词，不能因为登记之外的言词处于公开市场、存续时间长等外部因素，而使其可信赖程度跨越层级、超过不动产登记。[51] 德国民法典第873条规定了因合意和登记而取得土地的登记生效主义，第891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第892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依此可善意取得不动产）。我国物权法第9条（民法典第209条）、第14条（民法典第214条）规定了登记生效主义，第16条、第17条（民法典第216条、第217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52] 参见前引[49]，Wiegand评注书，第408页以下。[53] 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169页；前引[16]，Wolf/Wellenhofer书，第19节，边码1以下。[54]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页。[55] 我国物权法第23条（民法典第224条）规定了交付生效主义，占有的推定效力虽未明文规定，但为学理所承认；物权法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关于占有的推定效力，参见庄加园、李昊：《论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为借鉴》，《清华法学》2011年第3期，第123页以下。[56] 参见温世扬：《物权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57] 参见前引[4]，石一峰文，第54页。[58]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4条第2款和实务判决均确认此点。实务判决参见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行初字第130号行政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4）庆中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59] 刑法第160条、第161条分别规定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60] 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3）金商初字第0498号判决书。[61] 实践中，登记不当情形仍不在少数，如房改房、继承等或为规避税费而不进行登记。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62] 德国民法典第68条对于社团登记簿的善意，也采取了“非为明知”的表述，与商事登记相同；商事登记与社团登记的情形也类似，因此下文的分析也适用于社团登记。[63]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55页。[64] 参见石一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认定》，《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85页。[6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01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4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93号民事裁定书。[66] 此处的商事表见代表既可能基于商事登记产生，也可能基于登记之外的事实而发生，前者仍采“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标准，后者才采“非因过失而不知”标准。具体分析可参见前引[6]，石一峰文，第137页以下。因而，需注意的是具体规范中的善意可能针对的可信赖事实具有多样性。诸如善意占有、善意不当得利等制度，亦因占有与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其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也具有多样性，需依据具体情形分析到底是对不动产登记、占有还是商事登记或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67]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4045号民事判决书。[68] 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3民终628号民事判决书。[69] 民法典第539条已将合同法第74条中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本文分析所得的善意要求相符。[70] 参见前引[13]，王利明文，第7页。[71] 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行终6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行初99号行政判决书。[72]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4862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再72号民事判决书。[73]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民二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74]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75] 参见前引[13]，王泽鉴书，第503页。[76] 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8页。[77] 参见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78]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79]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以下。[80] 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页。[81] 同上文，第89页。[82] 有学者指出，重大过失的判断需要根据交易场所、有关处分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信息来考虑。参见前引[2]，叶金强文，第84页。比较法上，相同见解参见Schwab/Prütting, Sachenrecht,29 Aufl.2000,S.181。[83] 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3）金商初字第0498号判决书。[84] 参见前引[36]，王利明文，第83页。[85]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50页以下。[86] 此与潜在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亦相关。[87] 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2款要求第三人自己证明其既不明知也不应知此种事实，此被学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61页。[88] 采举证责任倒置者有前引[16]，Canaris书，第93页以下；Roth, in:Koller/Kindler/Roth/Morck, Handelsgesetzbuch(Kommentar),8. Aufl.2015,§15 Rn.57采取事实推定的有Rhricht/Grafvon Westphalen/Haas (Hrsg.),Handelsgesetzbuch,4. Aufl.2014, Anhang zu§5 Rn.34。我国相关争论可参见前引[17]，徐涤宇文，第98页以下；前引[17]，吴泽勇文，第149页以下。[89] Vgl.Wagn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23,7. Aufl.2017,Rn.87ff.; Hager,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823,2017,Rn. G34.[9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5页。[9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00560号民事判决书。[9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9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94] 如果第三人不先举证证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则仍按照单一可信赖事实的标准认定，此时主张非善意者更易进行反驳。因而，欲主张自己是对混合可信赖事实的信赖，以降低自己的注意义务要求的，需先举证证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

人民日报人民周刊讯（统筹：秦前松）：2019年9月28日，正值金秋时节，桂子飘香，“法学期刊与新时代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系武汉大学恢复法科教育40周年纪念学术活动之一，由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法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周汉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当代法学》主编李建华、《中国法律评论》主编袁芳、《法制日报》理论部主任蒋安杰、《法商研究》常务副主编温世扬、《比较法研究》副主编丁洁琳、《法学》副主编于改之、《法学家》副主编尤陈俊、《现代法学》副主编董彦斌、《法学论坛》副主编吴岩、《法学家》编辑高圣平、《中外法学》编辑杨明、《法律科学》编辑焦和平、《法制与社会发展》编辑郑怀宇等各大法学期刊报社的主编和编辑拨冗莅临珞珈山，同时参会的还有校内外师生代表四十余人。开幕式由《法学评论》秦前红主编主持。武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夏义堃副院长和武大法学院冯果院长分别致辞。夏义堃副院长介绍了武汉大学文科期刊的办刊历史和现状，对如何办好专业期刊提出了建议和期冀。她认为，学术期刊承载着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传播以及进行学术品鉴的重要功能，高校期刊的办刊水平反映了高校的学术面貌和学术发展态势。冯果院长介绍了武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情况。他提到：今年正是武大法科重建40周年，我们院里也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40年风雨历程，我们一代代珞珈法律人不断进行耕耘，逐步形成了具有武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武大法学院的成绩取得不容易，学术成果的传递、学术群体的形成、学术风格的养成都有赖于各大期刊的栽培与支持，借此机会向大家通报一下法学院目前的状况，更想表达的是对大家的敬意和谢意。《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周汉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当代法学》主编李建华、《中国法律评论》主编袁芳分别进行了主旨发言。周汉华主编首先回忆了自己在武大求学的美好经历，表达了对母校法科建设如此出色的骄傲自豪之感。随后他谈到，近几年C刊的发文量都在缩减，因为好文章少之又少，而《环球法律评论》的高标准高要求也从未放低，始终坚持学术的创新性，推崇文章理论观点要创新，方法要创新。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关怀，要重视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和发掘，但不能拔苗助长，要尊重学术规律。马长山主编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1.期刊偏好与成果发表。期刊和作者要保持沟通对话。2.办刊的动力和压力。严格控制学术底线。3.办刊方向与学术研究。办刊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和自主性。李建华主编对办好期刊需要把握的几对关系做了解读。在法学期刊与法学创新的关系上，二者相辅相成，法学创新的发展为法学期刊提供素材，法学期刊推动法学的创新发展。在法学期刊与期刊办刊单位的关系上，好的法学期刊离不开办刊单位的支持，办刊单位也通过期刊展示科研实力、学科特色，对此应公正评价。因此有关于自发率问题，只要控制在合适比例，应当予以理解。在法学期刊的办刊特色与交流合作问题上，既追求自己的办刊特色，也重视法学期刊间的交流互动。袁芳主编向大家分享了中法评办刊的一些心得体会。她指出，受益于法律出版社的品牌资源、资金支持和放权管理，中法评在办刊方面没有太多负担，能够专心做学术。在办刊理念上，一是把刊物当产品来做，注重内容的思想性、评论性和策略性，突出问题意识、担当意识、传播意识和政治意识；二是注重品牌的推广和维护，通过主办、协办、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通过利用好新媒体平台，提升刊物的影响力，并以最好的服务回馈作者的支持。此次研讨会上，与会期刊编辑与作者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对话。与谈编辑听取作者的论文汇报后，根据具体情况从选题、标题、研究方法、结构安排、文献引用、投稿策略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各项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对于作者的一些质疑和求教，编辑们也耐心地予以解释和指导。现场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欢声笑语，各方代表精彩的发言与踊跃的讨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热烈的气氛、高昂的情绪，令这次编辑作者对话交流会几度延时。在法学院大楼走廊回响的讨论声中，法学期刊与新时代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圆满落幕。编辑：法评媒

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12月20日揭牌成立。这是华东政法大学发挥法学专业和人才优势成立的上海高校首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将立足上海，与全国一流法学专家和理论骨干携手合作开展相关研究、阐释工作；中心将在广泛汲取各方面智慧和资源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理论研究，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建设，选拔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教学能力突出、建言献策踊跃的专家学者，更好地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和阐释的共同体。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沈炜，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曾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原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上海交通大学沈国明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商研究》主编姚莉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教育部、市教卫委党委、全国各高校法学院领导、专家和教师代表参会。据悉，研究中心由郭为禄和叶青担任中心主任，由著名法理学专家、《法学》杂志主编胡玉鸿教授担任执行主任，同时设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张文显、徐显明、公丕祥、李林、沈国明等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付子堂担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宗科、姚莉等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副主任委员，全国各知名院校法学院所专家担任委员。当天还举办了一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理论研讨会,来自教育部、上海市委党校、三十二所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专题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问题,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学术阐释。（看看新闻Knews记者：朱玫 编辑：小真）

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承办，《法商研究》编辑部 、《法学》编辑部 、《比较法研究》编辑部 、2020年第二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将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民法典时代民商法解释论的新发展”为主题，论坛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2名，奖金各10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三等奖8名，奖金各2000元。据了解，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首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在此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已连续举办了九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也举办了首届“全国民商经济法博士生论坛”，以上论坛均旨在为全国民商法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提供学术成长的机会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求学术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杨 东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信予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共票与公共数据开放”(项目编号:19XNQ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载于《法律适用》2020第一期内容摘要数据作为司法审判中语音识别、区块链存证、人工智能等辅助技术发展的“原材料”，也是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建设的核心要素。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介、分布式、防篡改等特点给数据的利用方式、价值体现提供了新的选择，特别是区块链存证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使数据脱离了纸质文本的“形式束缚”与第三方中介的“效力依附”，为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信任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数据的顺畅流动是走向信用司法体系的应有之义，但囿于数据流动的制度成本大且激励不足而存在“数据滞流”现象，需要区块链技术和“共票”机制在司法机构之间构建对等的平台和有效激励机制，构建属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司法信用体系。关键词：数据滞流智能合约共票一、问题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这一讲话明确了区块链技术在我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与司法审判工作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潮流下，既产生了数字货币、区块链存证、农产品溯源、身份认证、护照办理、时间银行、政府管理、档案验证等创新应用，也出现了利用区块链、数字货币进行传销诈骗，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跨国界等特点进行金融犯罪等问题。急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时代并未给司法的应对预留太多时间，新型案件数量剧增、电子证据形式复杂化和执行难度增大是司法必须直面的燃眉之急。互联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人们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又将面临新型案件剧增的现实压力。各级法院在解决区块链带来的新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司法数字化中的创新应用，全国诸多法院已选择了区块链技术作为其数字化业务发展的底层技术之一。截至2019年6月，已有杭州互联网法院主打的“司法区块链”“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的“天平链”，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包括司法区块链、可信电子证据平台、司法信用共治平台“一链两平台”的“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此外吉林、山东、天津、河南、四川等12个省（市）的高院、中院、基层法院均已上线了区块链电子证据平台。[1]这标志着摸索区块链在司法中应用的哨声已经吹响，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司法变革的底层技术。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应当如何解决层出不穷的司法问题？如何应对司法审判中面临的种种数字化挑战？更为紧迫的是，以金融为主要应用场景、以比特币闻名的区块链技术应如何嵌入我国司法数字化运行之中？二、司法的“数据滞留”困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分配合理有序。”这是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数据的助推下，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不断涌现，人类活动在现实与虚拟的交织中得以无限延展。[2]而体现个人的个性表达和言论等数据在一定程度体现个人心理和情感，[3]也因此个人的浏览记录、交易记录等数据被企业广泛收集形成数据画像用以精准营销。[4]数据的累加使得算法得以拟制出一个个“数据人”。更进一步说，现实生活中的数据由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的各种行为交互而形成，[5]因此数据不仅能忠实地拟制“人类”，也能反映其他更复杂的自然与社会情况，甚至可对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数据地球”。（一）数据补位：司法人力资源错配数据是这一轮技术集群涌现的“驱动原料”，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的发展中发挥“原材料”的作用。从生产要素理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会存在主导性生产要素,该要素代表着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6]不同于工业时代石油的相对稀缺性，数字时代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可复制、易增殖性，其价值随着人类的二次使用、交互等行为不断增加；更加关键的是，数据的非排他性使数据共享成为可能。[7]数据也是司法审判中各项辅助技术发展的“原材料”。当前，语音识别、区块链存证、人工智能等技术都在不同程度上嵌入了司法审判的各个流程之中，但这些技术离开了数据供给将形同虚设。比如当前智能化司法中存在的概率建模下的司法要素限缩、裁决算法的价值偏见、裁决算法黑箱等问题的解决，[8] 都依赖数据的大量供给。只有源源不断地向算法模型进行数据投入，才能使人工智能算法不断自我演化，更加符合人类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司法审判中更显“智能”。司法人力资源配置错位需要数据补位。司法审判中事务性工作繁重已被诟病许久，案件繁多现象与司法工作如影随形， [9]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文书传递成本高，证据验证和审查复杂，司法执行难度大，大量司法资源不得不被投入到包括填写传票、证据辨认、起草文书、送达文书、归档等琐碎的程序性事务。[10]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问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规模大，这就给法院的文书送达增加了压力。司法文书传递的本质是信息传递，如果可以实现数据在司法中多方触达，足以填补传统人力资源错配的困境。当前各类区块链司法创新的本质都是推动数据在司法中的功能补位。当前存在的区块链司法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北京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将各类电子数据通过区块链技术保证了真实性；另一类是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微法院”为代表的，将线下诉讼转移至线上，使得审判等司法活动可以借助现有的通讯技术突破空间的障碍，例如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网通法链”依托智慧司法政务云、百度超级链，联合“法院+检察院+仲裁+公证”多主体数据调用方，集聚“运营商+金融机构+企业”跨领域数据提供方，为智慧信用生态系统提供多方可查、安全可控、中立可信、负载均衡的区块链技术支撑；“移动微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在线对标准签名进行验证，确认当事人身份。上述法院在司法审判创新中都积极地应用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技术，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触达性，局部完成司法程序的优化，实现了数据在司法中的功能补位。（二）现实之困：数据滞流于何处机构和平台是承载数据的重要主体，也是决定数据流动模式的关键。《电子商务法》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等表述强调了平台在电子商务中的重要地位。数据存储具有相当的资金、技术、政策门槛，只有具有一定规模与相关产业支撑的企业才能作为数据库建设、管理者。[11]数据主体的门槛也决定了推动数据流动过程中必须考量机构和平台的相互关系与运作流程。根据数据承载主体之间的关系，数据流动可以分为纵向流动与横向流动。由于纵向的数据流动往往发生在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机构之间，所以数据流动相对顺畅。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建立的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庭审公开网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司法公开系统，“移动微法院”诉讼平台和以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专业法院建设，是对构建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的有益探索，有效解决了法院系统内的数据纵向流通问题。而横向数据流动往往发生在互不隶属的机构或平台之间，往往会出现“全频带阻塞”。[12]全频带阻塞，是指在战争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极端性质的电信号频带干扰。通常情况下战场通信采用算法加密，然后分频带阻塞，全频带阻塞的情况一般是在受压制的一方孤注一掷索性将所有通信频带通通强制干扰从而使整个战场交战各方通信完全中断的一种情况。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各类数据包涵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数据对外流转可能产生安全风险以及因用户信息泄露招致的行政处罚与公关危机。从客观方面看，不同机构的数据库建设标准不同，数据的收集与分类各有异同，加之缺乏对外数据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SDK（软件工具包）端口，使得数据流动在客观上也内含技术性障碍。市场机构之间的横向数据流动尚可通过市场交易、机构兼并和爬虫技术等实现。现行法中也存在一系列制度可以调整和保护数据所负载的利益，[13]比如近些年出现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开放银行”，就是通过开放金融机构的API或SDK端口，将金融数据与第三方进行共享，实现金融消费者的数据转移。[14]非市场机构之间的横向数据流动则由于共享激励长期缺位等原因而举步维艰。非市场机构往往是行政或者司法机构，其数据横向流动不足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是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而拒绝进行分享，数据共享带来的信息泄漏往往会造成相关机构的责任承担；第二是数据本身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共享将会暴露机构对数据库的管理问题；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激励。数据存储在不同机构的中心化数据库中，向外传送的数据就会成为对其他数据库的“无偿奉献”。市场手段往往难以实现对互不隶属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的正向激励，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机关，其最大的激励手段是行政的升迁。[15]这就使得数据共享往往流于形式，停留于“运动式治理”状态，[16]也因此难以形成数据流动的长效机制。沉疴需猛药，司法资源的错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滞流”背后的激励机制的构建问题。而在传统路径乏力的背景下，化解“数据滞流”之痼疾更要另辟蹊径；选择以区块链技术为内核驱动的数据治理之道，或可成为解决司法数据触达难题的另一种选择。三、区块链撬动司法数据流动“移动微法院”和以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专业法院建设，对构建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从数据真实性角度有效解决了司法数据纵向流通问题。不论是以三大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区块链存证创新，还是以“移动微法院”为代表的诉讼流程创新，都仅是在有限的民事法律领域对相关证据规则和司法程序进行优化，建立在法院和当事人关系相对简单的基础上，该过程中不必涉及其他司法、行政机关。而在超出这一范畴的刑事乃至行政领域则缺乏具体的场景应用，仍待进一步探索。（一）区块链：分布式的对等平台区块链根据其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公有链具有参与门槛低、参与者数量多的特点，只要具备一定资质即可加入，其大量应用于数字货币等领域，例如比特币（BTC）和以太坊（ETH）。私有链则是某一单位内部使用的区块链，不对外部开放，因而具有速度快的优点。而联盟链是介于公有链和私有链之间、偏向于私有链范畴的区块链。联盟链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完全分布式；2可控性较强；3数据的有限访问；4交易速度快。当前对联盟链青睐有加的大多是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较为著名的有R3区块链联盟、 R3区块链联盟于2015年9月份成立，目前已经有大约40多家国际银行组织加入，成员几乎遍布全球。其主要致力于为银行提供探索区块链技术的渠道以及建立区块链概念性产品。R3使用以太坊和微软Azure技术，将11家银行连接至分布式账本。超级账本（Hyperledger） 超级账本（Hyperledger）是Linux基金会于2015年发起的推进区块链数字技术和交易验证的开源项目，加入成员包括：荷兰银行（ABN AMRO）、埃森哲（Accenture）等十几个不同利益体，目标是让成员共同合作，共建开放平台，并简化业务流程。目前已经有北京AiYi数字金融技术公司、Belink（数贝荷包）、BitSE和Onchain共4家中国公司加入。和俄罗斯区块链联盟。俄罗斯区块链联盟也被称为“俄罗斯版R3”，正式成立于2016年7月1日，其成员包括支付公司QIWI、B&N银行、汉特-曼西斯克银行（Khanty-Mansiysk Otkritie Bank）、盛宝银行（Tinkoff Bank）、莫斯科商业世界银行（MDM Bank）以及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联盟链可以在技术上实现节点之间地位的完全平等。联盟链更类似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技术，联盟链与公有链的差别在于它只对特定的组织团体开放，因此联盟链的共识过程受到预选节点控制。也就是说，联盟链上的节点都受到一定资格限制。简单来说，联盟链上的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只读的，只有节点有权利进行验证或发布交易，这些节点组成了一个联盟，普通用户如果想发布或者验证交易，则需获得联盟的许可。在联盟链中诸多机构可以联盟链为基础平等地开展工作，各个节点数据库也保持一致。诸多加入的机构将会接受统一的数据标准，多数据库同步记录，这就减少了不同机构之间数据录入的成本。如果数据记录不准确，也可以在联盟链上发起“异议”，通过多个数据的对比和“投票”机制纠正数据库记录。与传统集中式数据库之间数据流动的“零和游戏”不同，联盟链之间的数据库建设改变了传统集中式数据库数据有去无回的数据共享方式，在理论上可以实现“1+1≥2”的效果。联盟链可以兼顾数据开放与信息保密，满足司法数据的保密性要求。首先，数据开放往往与信息保密不可兼得，但在联盟链上可以设置相应权限，只有在该联盟链上的节点数据库才可以进行读取、上传和发起修改。其次是在数据库中应用“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是由SGoldwasser、SMicali及CRackoff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它指的是证明者能够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的情况下，使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零知识证明实质上是一种涉及两方或更多方的协议，即两方或更多方完成一项任务所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可以实现最小泄露证明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联盟链中的每个节点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私钥，每个节点产生的数据信息只有该节点知道。如果节点与节点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换和数据交流，就必须知道对方节点私钥，这能够在保证信息流通的同时，避免节点隐私泄露的问题。最后，对于私钥的获取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甚至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在要式条件达成情况下自动获取，这在司法等具有一定保密性的领域具有极高的价值。全国范围内部分司法机关和机构已经先行试用了联盟链，联盟链有望成为司法机关共建数据库的基础支撑。杭州互联网法院主打的“司法区块链”“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包括司法区块链、可信电子证据平台、司法信用共治平台“一链两平台”的“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将电信、移动、联通等三大运营商，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仲裁委、南方公证处和广州公证处等司法机构，腾讯、平安、华为、百度、阿里、京东等30余家企业纳入智慧信用生态系统。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的“业务链、管理链、生态链”三链合一“天平链2.0版本”，已完成跨链接入区块链节点19个，已完成版权、著作权、互联网金融等9类25个应用节点数据对接，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4万件案件全部上链，上链电子数据超过1000万条，跨链存证数据量已达上亿条。[17]除互联网法院外，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全国已完成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山东、陕西、河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直辖市的22家法院及国家授时中心、多元纠纷调解平台、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共计27个联盟链节点建设，共完成超过194亿条数据上链存证固证，支持链上取证核验。[18]（二）“共票”：数据流动的激励机制数据在实现技术上的平等共享之后，还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各个机构上传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共票”（Coken)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机制，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机制创新。[19]对于共票制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众筹是核心制度,区块链是基础技术,‘共票’是共享权益。”[20] 数据与“共票”的关系是共票制度的核心，区块链技术是“共票”理论的技术基础。[21]区块链为数据赋权，让每个数据贡献者都有参与数据共享的权利；“共票”为数据赋能，旨在实现两大功能：第一是价值发现，锁定高价值数据；第二是让每个参与者分享数据共享的红利，调动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共票制度的核心在于构建内生激励机制，以促进司法诚信体系的良性运转。区块链为数据共享提供了底层技术。基于区块链技术，数据可以实现在多个数据库（节点）之间的同步；甚至从理论上说，以区块链为根本，有望实现对于数据共享这一行为的有效激励。[22]“共票”对于激励制度影响之大，与其说是一场技术革命，毋宁说是一次制度革命。“共票”是一种权益凭证，在数据流动中，可以根据不同机构所贡献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向其反馈作为激励凭证的“共票”。一方面，可以“共票”衡量相关机构所提供数据的质量并作为其业务的考核凭据之一，甚至形成共同建设司法诚信体系的“锦标赛体制”；缺乏术语解释，[23]另一方面，“共票”作为一种权益凭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流通，兑换一定的实物或公共服务。通过“共票”可以激发司法机关等的数据共享热情，产生数据共享的内生动力。四、重构数据时代的信任机制信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了社会，[24] 而区块链被誉为数字时代改变信任的“工具”，其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交往习惯和社会形态。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通道把全球70多亿人类连接起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活动的便利性；而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等技术变革正在逐渐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25]信任的建立与维系也经历了瓦解与重构，单纯的信息互联网已向人类可以互相信任的价值互联网演变。（一）铺垫：司法电子化从历史发展看，司法从纸质到电子，从电子到数字是发展的必然进程。早在1983年，龚祥瑞和李克强就借鉴了美国、欧洲和前苏联在司法电子化建设方面的成果而提出法律工作的电子化（计算机化）对中国司法具有重大意义。[26]从2007年到2017年，全国各级法院都在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诉讼服务网”“律师服务网络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等一系列网站也相继开通。[27]被“禁锢”于各个机构、大学、图书馆的以纸质文本呈现的法律文件、资料被转化为电子形式，从而实现快速检索。法律文本与资料的电子化为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审判将会顺理成章地实现数字化。司法数字化意味着案件起诉、立案、调解、举证、质证、庭审、宣判、执行等诉讼环节全部在线完成，这就要求在信息传递中实现“数据库→数据库”的直接数据转移，而非“数据库→纸质文本→数据库”的模式。由于电子化是纸质文本上传至各自孤立的数据库中，数据库的建设标准不同意味着不同机构的数据库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数据交流，数据入口缺乏与格式不兼容使得数据在不同数据库之间的转移存在巨大的技术障碍。只有从根本上脱离纸质文本的“效力”束缚，司法审判才能真正走向数字化。电子化和数字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文件效力来源不同，电子化的效力来源于第三方机构的背书，而数字化意味着数据本身就具有效力。电子化是纸质文本的电子化，在这一过程中，第三方机构的法律效力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庭审中提交的电子证据往往是纸质版文件的扫描件或是相关页面的截图，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件的电子化，依然需要第三方的“公证”。以二进制代码形式呈现的数据本身就具有不必假借于外物的法律效力，这才是司法数字化所要达至的目标。（二）先声：区块链存证法律和技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许多领域两者具有可替代性。[28]由于可以对电子化的证据进行篡改和伪造，仅仅是电子化的证据无法自证其“真”，数字化仍需区块链技术实现证据的不可篡改性。正如单个人无法实现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篡改，区块链也通过众多“节点”形式的数据库保存了记录，这就防止了数据在上传之后被篡改，保证了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天平链的技术架构分为应用层、管理层、服务层、核心层和基础层。其中，应用层即为天平链电子存证平台，主要有用户功能、业务功能和管理功能。在管理层有接入功能节点功能，北京互联网法院积极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公证处、行业组织、大型央企、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互联网平台等，使其作为“天平链”的节点。基于区块链可以实现去中介化认证，大量区块链存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法大大、法链存证等区块链存证平台都在分布式记账的基础上保持节点的相对数量，既提高了司法存证的共识效率，也确保了司法存证内容的可信度；不同机构间数据的同步有效解决了传统流程复杂、公信力不足、信息不对称、传递效率低的痛点。比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设的“天平链”，利用区块链技术多方参与、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实现了“数据生成”、数据存证、数据取证、数据采取的全流程上链，解决了审判当中电子证据的取证难、存证难、认定难“三难”问题，是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典型应用。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网通法链”的事前存证，自动验证系统也实现了证据的全流程数字可信化。具体而言，在这一场景中，司法区块链、广州互联网法院电子证据平台、互联网应用平台、广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之间，通过事前对相关合同和证据进行保存，在诉讼发生时，快速提取司法区块链上存证的证据，实现了快速无争议的证据提取、验证，通过九个步骤的无缝衔接，有效地从根本上提高了司法效率。图1网通法链的事前存证，自动验证系统区块链存证的应用改变了传统证据结构,也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方式认可了区块链证据的合法性。[29]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私力取证获得的电子证据往往要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全面说明，而电子证据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对于缺乏相应技术水平的当事人而言取证难度也越高，以至于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虽种类繁多却难以自证其效力，[30] 特别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往往要耗费法官大量时间进行甄别和判断。而就登记在区块链上的证据而言，其真实性不需要其他证据补强和链式论证，本身就代表了真实性。因此在2018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了在符合真实性的条件下，区块链存储的电子证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采纳。区块链存证是司法数字化的先声，提高了个人与审判机关之间的数据流动效率，使得在诉讼中不必纠结证据的“真实性”，这意味着一套合适的诉讼系统足以“解放”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的人力资源。广州互联网法院在2019年8月探索“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并成功研发在线纠纷“类案批量智审系统”。当事人可通过该系统，在线批量提交证据、发起立案申请。法官可批量实现立案审查、排期、在线庭审、生成裁判文书、送达。与传统送达不同的是，送达全程区块链留痕，可实时追踪送达时间、地点、签收人等关键节点信息。同时，对于代表性强、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件，法官可以通过发送邀请码等形式，实现同类型案件当事人在线旁听，举一反三，推动平行案件达成和解、调解协议或自动履行。随着在网络世界嵌入程度的进一步攀升，区块链也将从当前的数字货币交易、存证、不动产登记、发票、产品溯源等领域走向更多的社会应用场景。（三）目标：信用司法体系司法变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轫于技术创新，滥觞于制度变革。[31]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时序数据、集体维护、可编程和安全可信等特点,特别适合构建可编程的货币系统、金融系统乃至宏观社会系统。[32]对于司法而言，其意味着可以构建基于区块链的信用司法体系。区块链存证有助于解决数据从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传递过程中的真实性问题，数字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数据库→纸质文本→数据库”的信息传递到“数据库→数据库”的数据转移，从点到面，从起诉到执行的司法全流程数字化。未来更是需要拓展数据触达的深度，延伸数据流动的广度，打造以数据为驱动的信用司法体系是未来司法建设的主攻方向。区块链的2.0形式——智能合约被视为数字世界运行的齿轮和未来信用系统中可运行的诉源治理新模式。[33]智能合约最早由Nick Szabo博士提出,它被认为是以数字形式定义的能够自动执行条款的合约。[34]在未来大量的合同可以转至区块链上，对于违反合同条款的行为一般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直接进行处置，只有出现智能合约无法处理的纠纷时，法院才予以介入。可以假设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事人对智能合约中约定的事项产生纠纷，无法通过预先设定的条款进行解决，那么法院将介入处理，而后在全网“广播”判决结果，并在区块链上直接执行诉讼标的。在2019年10月2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上线了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打造“自愿签署-自动履约-履行不能智能立案-智能审判-智能执行”的闭环司法体系，这一体系旨在高效处理违约行为，并通过智能合约减少了不可控因素的发生，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实现数据可信化全记录，多部门协作，全节点见证，是智能合约在信用司法体系应用的先驱。在司法中对于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有赖于相关成就条件的“上链”——广泛的现实资产的数字化和法律行为的数字化。目前在不动产、学历登记、农产品溯源、遗嘱、发票、门票、债券发行、身份验证、遗嘱继承、合同订立等领域都出现了区块链的落地应用。以娄底市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共享平台为例，传统的法院判决与执行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差，这就给诉讼标的的转移留下了违法操作空间。特别是在现有的各个数据库系统分割的状态下，房管部门与法院对于不动产的登记记录不一致，甚至可能现实情况和登记情况也存在不一致，在执行中发现不动产产权已经转移等情况。区块链不动产登记就是在这一情况下，打通了不动产的数据登记，解决了执行中存在的标的不符状况。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多元统一的信用司法体系。我国各地应用区块链技术有快有慢，特别是在证据提取和执行层面需要社会治理手段的配合，各地区也会因本地化色彩产生创新的“地方特色”，形成各地具有一定差异的信用司法生态。比如广州互联网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在保证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基础上形成的“五色信用”评价体系、“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E法亭”便民诉讼服务设施、“E链智执”执行工作平台等立足于广东地区的信用司法小生态。要鼓励司法与基层治理创新有机融合，在证据保存提取、执行财产网络处置等方面形成多元并存、良性促进的格局，最后在互相补充的基础上构建拓展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信用司法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的司法体系和构筑于区块链技术之上的信用司法体系将同时并存，对于这两种体系的长期并存中，司法创新不断发挥“扬弃”的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司法的革新，而两者的动态变化将会最终孕育生成契约化的法治秩序。[35]五、结论与展望对于区块链技术创新到底会将未来的司法引向何处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这是法律秩序的产生是由人类理性决定还是由社会实践决定两种观点碰撞的当代重现。哈耶克将人类秩序分为“自生秩序”和“建构秩序”，[36] 西方法学家针对法律秩序的产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特别是19世纪初德国海德堡大学罗马法教授蒂堡（AFThibaut）与法学家萨维尼（KVSavigny）关于统一民法的“建构主义与自然生成路径之争”。[37]就区块链在司法中的创新而论，发挥植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创新潜力，结合各个地区现实情况的多样性，探索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社情的区块链司法应用之路，这是新时代以区块链技术变革为契机推动信用司法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在司法工作中对区块链技术的重视，不仅是对其本身技术特征的推崇，更是应当把握技术革新带来的制度变革契机，进一步打通司法领域的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在区块链嵌入司法审判的同时，关注区块链司法创新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制度张力和生命力的多元社会信用司法体系，回应人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司法工作中具体落实的殷切期盼。注释：[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2] 参见马长山：“‘互联网+时代’法治秩序的解组与重建”，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3] 参见贺栩栩：“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4] 参见丁晓东：“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5] 参见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6] 参见岳佐华、李录堂：“生产要素演进规律及其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载《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7] 参见胡贝贝、王胜光：“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产函数”，载《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9期。[8] 参见马靖云：“智慧司法的难题及其破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9] 参见尤陈俊：“‘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10] 参见周迅：“当前基层法院人案现状的主要特点及对策分析——以溧水法院的调查为样本”，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11] 参见杨东：“‘二选一’是否垄断不可一概而论”，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10月28日第7版。[12] 参见刘慈欣：《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精选》，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352页。[13] 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14] 参见杨东、程向文：“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机制研究”，载《金融监管研究》2019年第10期。[15] 参见周飞舟：“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16] 参见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17] 徐伟伦：“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天平链20’”，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9日第3版。[1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19] 参见杨东：“Libra：数字货币型跨境支付清算模式与治理”，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20] 参见杨东:《区块链+监管=法链》,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21] 参见杨东：“‘共票’:区块链治理新维度”，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22] See Yang Dong,Blockchain and Coken Economics：A New Economic Era，Author House UK 2019p5-16[23] 参见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24] 参见翟学伟：“从社会流动看中国信任结构的变迁”，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25] Swan Melanie,Blockchain: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O'Reilly Media Inc,2015p16[26] 参见龚祥瑞、李克强：“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载《法学杂志》1983年第3期。[27] 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3期。[28]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29] 参见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据法革新”，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30] 参见刘显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系探析——以两大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31] 参见杨东:“论金融领域的颠覆式创新与监管重构”,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1期，第30页。[32] 参见袁勇、王飞跃：“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载《自动化学报》2016年第4期。[33] 参见杜前：“智能合约，让纠纷解决更高效”，载《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7日第7版。[34] Nick Szabo,Smart Contract:Building Blocks for Digital Markets1996载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martcontractshtml,2019年12月4日访问。[35] 参见梁平、冯兆蕙：“基层治理的法治秩序与生成路径”，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6期。[36]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37] 参见梁平：“基层非正式治理的法治化路径”，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0期。来源：《法律适用》2020第一期编辑：杜绮祺

第26次山东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公示公告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展示近年来山东省法学法律研究丰硕成果，激励更多优秀法学法律工作者脱颖而出，近日，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省法学会组织开展第26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经由山东政法智库、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等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匿名严格公正评选、认真研究，共评选出获奖优秀成果77项。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38项。现将拟获奖的名单予以公示。一、一等奖（15项）1.论宪法与国际法的互动作者单位：王德志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2.广义抑或狭义：身份犯中身份概念的再界定——以身份的本质为中心作者单位：周啸天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卷第3辑3.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完善作者单位：孙光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4.论司法过程中的案件事实论证作者单位：武飞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9年第6期5.《合同法》第167条（分期付款买卖）评注作者单位：郝丽燕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9年第5期6.终身监禁之立法解读、法律性质及溯及力作者单位：吴玉萍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2017年第10期7.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作者单位：苗红培 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发表期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8.构成要件保护目的与过失犯结果不法的规范限缩作者单位：李波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7年第5期9.公司法民事责任的解释方法——以公司股东、内部法律责任分析为视角作者单位：杨志壮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律科学》2019年第6期10.中国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演进趋势与改革走向——基于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作者单位：管金平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11.从私法范畴到政策维度——当代物权变动制度的哲学反思作者单位：刘经靖 烟台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12.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作者单位：李克杰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13.日本宗教法人制度作者单位：黄晓林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14.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研究作者单位：徐丽枝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5.比较法视角下我国农业补贴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作者单位：王维芳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10月结项二、二等奖（24项）1.警察即时强制权的规范化行使——以公民权利保护为线索作者单位：刘军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东方法学》2019年第6期2.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陷阱及其化解——兼评法释〔2017〕20号第12条作者单位：满洪杰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2018年第7期3.犯罪学视角下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理作者单位：侯艳芳（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5期4.法律漏洞补充行为的失范与规制作者单位：曹磊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5.立法解释的学理解构与制度重建——以刑法为视角作者单位：马凤春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6.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作者单位：张爱艳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陈 灿 山东郓城法院法官助理发表期刊：《刑法论丛》2019年第1卷7.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法教义学分析作者单位：安 然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8.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构建作者单位：王占启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9年第9期9.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与表达思路作者单位：管洪彦(第一作者)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江汉论坛》（CSSCI）2017年第4期10.人工智能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作者单位：郭传凯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11.论法律解释的目标作者单位：解永照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12.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作者单位：黄春燕《政法论丛》编辑部发表期刊：《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13.更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评价作者单位：孙 杰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14.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善作者单位：于 晓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7年第6期15.自动驾驶汽车风险的立法规制研究作者单位：侯郭垒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8年第5期16.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作者单位：钱继磊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17.检察机关检察权制度研究作者单位：李 震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马建华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实证研究—以S省H市两级法院为例作者单位：王 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19.英国普通法权利保护研究作者单位：刘吉涛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20.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限制及其正当性作者单位：罗亚海 临沂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21.明代监察御史巡按职责研究作者单位：陶道强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22.乡村振兴战略法律问题研究作者单位：王淑华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山东省法学会2018年度“民营经济法治保障十大课题”2019年7月结项23.国有企业类型化改革与监管的法律体系重构作者单位：封延会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2019年12月结项 24.法治中国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建设研究作者单位：韩 慧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2019年9月结项三、三等奖（38项）1.法律漏洞的特征与填补路径作者单位：李秀芬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立法”和“行政”概念的宪法解释作者单位：门中敬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3.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治的困境与对策作者单位：范冠峰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4.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裂隙与衔接作者单位：张栋祥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5.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ublic-interest Litigants in China: Evolution, Obstacles and Solutions（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演进、困境及应对）作者单位：翟甜甜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张晏瑲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SSCI一区，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年第3期6.两汉经律融合视域下“比”的法律意义作者单位：林 丛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7.论澳大利亚家庭法审查中的儿童程序参与作者单位：齐凯悦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民商法论丛》2019年第2期8.论新时代公安组织文化的再塑造作者单位：石 嵩（第一作者）青岛市市南区委政法委发表期刊：《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9.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作者单位：姜爱丽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10.终止追究并不等同免予追究作者单位：祖丙山 平原县人民检察院发表期刊：《检察日报》2019年5月26日第三版11.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探析作者单位：冷 帅（第一作者）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发表期刊：《中国律师》2017年第5期、第6期12.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替代性解决方法研究作者单位：刘万啸 山东政法学院经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13.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交通法学教材建设的问题与举措作者单位：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发表期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14.论“三权分置”下农村承包地上的权利体系配置作者单位：肖立梅 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9年第4期15.法国破产重整方案中的债转股问题研究（译文）作者单位：种 林（第一作者）山东政法学院经贸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9年第1期1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研究—基于 s 省试点实践调查作者单位：伊庆山 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发表期刊：《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17.中国近代遗产税立法及司法实践研究作者单位：郑显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王 蕾(第二作者)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发表期刊：《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18.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作者单位：张亚丽（第一作者）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19.专利权的所有权构造方式及其功能作者单位：郭雪军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发表期刊：《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0期20.亲属法价值取向中的人性根基作者单位：李 伟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21.广播组织权客体研究作者单位：崔立红（第一作者）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22.“认罪认罚从宽”内涵再辨析作者单位：赵 恒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23.行政救济考核指标如何设计—以地权保护为例的分析作者单位：章彦英（第一作者）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 24.经济刑法机能的重塑：从管制主义迈向自治主义作者单位：张小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25.Growth and Innovation of Land Trust System in China（中国土地信托制度的成长路径与创新实践）作者单位：于朝印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26.乡村法治社会建设研究的四重哲学维度作者单位：张 强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7日27.当代新法家研究及其主要价值作者单位：赵玉增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4期28.二审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理性逻辑与进路探索作者单位：荣明潇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表期刊：《法律适用》2017年第9期29.论正犯与共犯区分之中国选择作者单位：马 聪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30.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的特殊性作者单位：董金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法学系发表期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31.法律硕士人才培养中的六大关系研究作者单位：窦衍瑞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32.个人金融信息管理：隐私保护与金融交易作者单位：朱宝丽（第一作者）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33.预防犯罪与矫正罪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者单位：王立军（主编）山东省监狱学会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34.山东省地理标志保护发展作者单位：杨 永 菏泽学院政法学院出版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5.要素式审判权运行机制研究作者单位：胡发胜（主编）莒南县人民法院出版单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36.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作者单位：李会勋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7.多维视角下的诉权保障研究作者单位：王岩云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38.美国私人养老金法律制度研究作者单位：周 煜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对上述名单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间内向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反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地址。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公示期限至3月10日。受理单位：山东省法学会研究部受理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受理电话：0531-82923349通讯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5743号邮政编码：250014来源：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山东省法学会

人民日报客户端政经视窗讯（法治观察员 一舟）2019年8月6-9日，第七届天山法学论坛在新疆大学成功举行。论坛由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给予指导，武汉大学法学院、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学会、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新疆）基地、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保障基地、自治区专利信息中心、新疆大学图书馆、新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中心承办，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协办。天山法学论坛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落实中央援疆工作中，与新疆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学论坛，是新疆法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盛会。从2005年第一届联合举办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七届。本届论坛，武汉大学法学院派出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者、院长冯果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秦前红教授，副院长祝捷教授以及孙晋教授、段磊副研究员、苏绍龙助理研究员等重量级学术阵容参与了论坛的组织和研讨；《法学评论》给予了学术支持。同时，论坛还邀请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同济大学李明德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易继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施新洲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弘弘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姬亚平教授、内蒙古大学杨凯民教授等，以及《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张广兴教授；《法学》、《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法制日报》、《江海学刊》等期刊杂志的主编、编审、编辑等50余名疆外专家学者和50余名疆内学者，还特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杨翔科长和外事办李保全主任。参加会议的疆内外学者达100余人，是历届天山法学论坛参会人数最多、规格最高、议题最多、提交论文最多的一次盛会。论坛开幕式上，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对口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从2005年武汉大学对口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以来，已经为新疆大学法学院培养了16名博士，占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三分之二。在武汉大学交流的师生达到20人次，派出援疆干部4人。经过十多年的持续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7年在教育部法学评估中获得C+，进入全国法学学科前50名。2008年获批西北地区唯一一个法学一级博士点。冯果教授对新疆大学法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表示祝贺，并表示武汉大学法学院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大学法学学科的发展，通过设立科研平台加强双方的合作交流。并对武汉大学法学院第九批援疆干部邓社民副教授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为了加强双方的紧密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贡献法治新智慧，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新疆大学法学院联合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法律研究中心”。此外，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疆大学设立“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新疆分院”，并为两个科研平台举行了揭牌仪式。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旭，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办主任李保全、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李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法律研究中心”揭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孙晋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信办杨翔科长和新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青松为“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新疆分院”揭牌。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展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落实中央援疆工作的积极态度和取得的实效，进一步加强了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新疆大学法学院的合作交流和对口支援工作。编辑：赵欣、主编：秦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