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博士论文

6月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微博举报湖南省高院政治部主任董岚、湖南益阳市委副书记黎石秋博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数日后授予上述二人博士学位的湖南大学回应称，已成立专门工作调查组进行核实。7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湖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处）了解到，目前湖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正在调查核实此事，湖南大学纪检监察机构并未介入，调查结束后会公布调查结果。湖南省高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其内部正在对此事进行核实。湖南益阳市委宣传部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益阳市所有新闻采访及消息发布均由其主管的益阳市新闻中心负责。不过，该中心工作人员并未就论文抄袭一事有任何介绍。举报者说：“这完全是个巧合”吴丹红是一位法学博士，籍贯浙江义乌，目前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其在互联网上颇为活跃，微博名称为“吴法天”，是一位有着94万多微博粉丝的公众人物。对于本次举报的目的，坊间多有猜测。澎湃新闻6月26日发布了题为《“70后”女厅官董岚履新湖南省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的报道，四天后吴丹红即在微博举报董岚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吴丹红微博截图对此，吴丹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完全是个巧合。其述说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他对湖南官场比较熟悉，之前就知道董岚在益阳任职，也曾下载过董岚的博士论文，但并未查重过；二是近期湖南新晃邓世平案、湖南益阳教师李尚平案均重回公众视野，这促使其思考益阳的政法工作，而近几年的益阳政法工作又是董岚主管；三是就在其举报的数日前，时任湖南娄底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马晓慧因200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抄袭被举报。一位熟悉当地官场情况的湖南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目的如何，对于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任何人都有举报权利，吴丹红当然也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来说如果想阻击官员升迁，一般都是会在任命前或者是在公示期，但很少是在履新后。在这起举报事件之前，还有一起论文涉嫌抄袭的举报，被举报者的身份也是官员，同样也涉及湖南大学。6月25日，微信公众号“湖南谢伟刘浒冤案申诉”发了一篇题为《实名举报丨制造“奸师冤案”的湖南女检察官硕士论文抄袭》的文章，身为父亲的谢国东认为在涉及儿子谢伟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中，马晓慧制造了“冤案”，遂在发现她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后，以“品行不端”为由实名举报。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马晓慧、董岚和黎石秋均为法律专业毕业生，三人硕、博学位均是从湖南大学取得的。更早前，云南财经大学一名教师3月份在网上举报，在网上进行博士论文查重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博士论文与湖南大学刘梦洁2018年4月的硕士论文累计重复了15626字，并表示刘梦洁硕士论文系剽窃其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湖南大学最终调查认定刘梦洁硕士学位论文存在抄袭现象，构成学术不端，学校决定撤销刘梦洁硕士学位，给予其导师洪源警告处分，取消其导师资格，调离教学岗位。论文重复率高，涉嫌相互抄公开简历显示，马晓慧是在2009年10月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检察机关试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与实践研究》。红星新闻指，中国知网查询显示，马晓慧论文复制比为48.1%。董岚是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其2007年10月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法问题研究》被指涉嫌大篇幅抄袭，荔枝新闻检测后发现，其博士论文重复率达81%。不仅如此，其硕士论文也涉嫌抄袭。据中国知网论文检测数据，董岚2002年1月发表的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票据市场的发展及其主要法律对策》总文字复制比52.3%，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为42.6%。黎石秋博士论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研究》发表于2007年3月，中国知网检测显示，除本人已发表文献部分的情况下，黎石秋的博士论文复制率达37.1%，硕士学位论文《不正当比较广告法律规制研究》发表于2003年10月，复制比例高达75.4%。一般来说，大部分院校对硕士学位论文重复率要求在20%以内，博士论文为15%或10%以下。上述三人远高于此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网上公开发表的毕业论文显示，董岚与黎石秋同为湖南大学2007届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均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问题，但黎石秋的答辩日期要早于董岚，后来董岚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还与黎石秋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量段落高度雷同。澎湃新闻此前对比发现，董岚、黎石秋博士学位论文中，还涉嫌抄袭匡远配、汪三贵发表在《兰州学刊》2006年第3期上的论文《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还有一个巧合是，黎石秋博士的导师为王全兴，答辩委员会主席为刘定华；董岚的导师为刘定华，答辩委员会主席为王全兴。前文所述的马晓慧的导师也是王全兴。马晓慧硕士论文涉嫌抄袭被报道后，有媒体采访王全兴，其回应称，没有听过此事，甚至对她都没什么印象，“我教了那么多学生，哪能全部记得。”身陷论文涉嫌抄袭风波，三人仍在岗工作。7月5日，湖南法院网发布名为《坚决贯彻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制度》的会议稿，虽然稿件中没有提及董岚名字，但所附图片显示，桌上放着写有“董岚”的姓名牌。《益阳日报》报道则显示，黎石秋仍正常出席公务活动。外界疑惑，三人的论文是如何通过答辩的，湖南大学是否涉嫌故意放水，其中又是否有学术腐败？上观新闻此前报道认为，湖南大学系教育部直属大学，此事应该由更高层级的教育部介入，抽调异地高校专家学者，组成第三方专家组进行调查。而董岚、黎石秋读博时即有官员身份，对调查过程全程监控，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

原标题：中国政法大学两名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 校方：正调查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博21日发布声明称，针对2005、2006届两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相似情况，学校高度重视，已责成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对所反映情况展开调查。若相关情况査明属实，学校将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办法》严肃处理。↑中国政法大学微博截图此前据媒体报道，中国政法大学两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高度相似，而完成时间仅相隔一年。两篇论文的作者还是同一导师指导、同一专业毕业的“同门”，前后仅相差一届。编辑：张尔莉 李瑜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李仕春学位论文被指涉嫌抄袭多篇他人论文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日有网友在网上举报，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毕业的博士生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多处抄袭他人论文成果。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下载了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该论文显示，李仕春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其2002年5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 共有十二章。网友反映，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抄袭了发表于1995年第4期《法学评论》上的论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作者为笪恺；发表于1995年6月《中国海商法年刊》上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作者为张鸿午；发表于1997年第2期《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作者为程宗璋。经澎湃新闻记者仔细比对发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第十一章“仲裁中的保全”里的第七节“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这一部分，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了笪恺《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而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第十二章“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内容，多处涉嫌抄袭了《简论对物诉讼》一文。除此之外，有网友指出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抄袭了程宗璋《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一文。但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程宗璋这篇论文涉嫌全文抄袭张鸿午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澎湃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质量监督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一定会认真对待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这一问题。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一节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他人论文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上找到了笪恺发表于1995年第4期《法学评论》上的《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经过比对发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民事保全程序研究》中第十一章“仲裁中的保全”里的第七节“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几乎完整涉嫌抄袭了笪凯的论文。例如，李仕春论文第十一章“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一节中共有两部分论述内容，分别为“外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我国涉外商事仲裁财产保全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笪凯的论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分为“外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我国涉外商事仲裁财产保全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两个部分。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涉嫌抄袭笪凯论文的部分，左为笪凯论文此外，李仕春论文“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一节中写道，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是指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法院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就有关当事人的财产作出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以保全申请人的权益，保证将来作出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具有自愿性，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只是民间性组织，因此，在需要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全措施时，常需要求助于法院的支持和协助。这关系到如何处理法院和仲裁的关系，主要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问题和作出保全决定的机关问题。这一段内容和笪恺《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兼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文开篇第一段完全一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是指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法院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就有关当事人的财产作出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以保全申请人的权益，保证将来作出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具有自愿性，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只是民间性组织，因此，在需要对当事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全措施时，常需要求助于法院的支持和协助。这关系到如何处理法院和仲裁的关系，主要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问题和作出保全决定的机关问题。再往下看，李仕春论文“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这一节写道，关于先行裁决在财产保全中的运用。两个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或者当事人提出经仲裁庭同意时，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就案件的任何问题作出中间裁决或者部分裁决”。《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而笪凯论文中这一部分为：关于先行裁决在财产保全中的运用。两个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或者当事人提出经仲裁庭同意时，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就案件的任何问题作出中间裁决或者部分裁决”。新颁布的仲裁法第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上述两段仅有一处不同，李仕春在2002年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时，对《仲裁法》发布时间的相关表述做了修改，将“新颁布的”几个字删去。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法》，在2002年时的确已不适用于“新颁布”这一表述。李仕春博士学位论文中多处涉嫌抄袭《简论对物诉讼》一文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知网找到了张鸿午的《简论对物诉讼》一文。比对后发现，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第十二章“海事请求保全”中的第四节“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中，涉嫌抄袭了张鸿午于1995年6月发表在《中国海商法年刊》上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中的多处内容。《简论对物诉讼》一文开篇第一段写道，对物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已存在多年。罗马法即曾按起诉书的内容，将诉讼分成对人诉讼( aciton in personam)和对物诉讼(action in rem )， 以及补充性的“ 混合诉讼” (action mixta )。对物诉讼为涉及所有权的诉讼，对人诉讼为涉及合同的诉讼，而介于两者之间，兼有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性质的则为混合诉讼……尽管大陆法与英国法皆有对物诉讼制度，对物诉讼并非为英国法所独享，但却以英国法的对物诉讼制度发展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而这其中又以英国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最为经常普遍，英国海事对物诉讼则又大多是针对船舶的诉讼。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它特指英国“ 针对” 船舶的海事诉讼。李仕春在其论文“海事请求保全与对物诉讼”这一部分的“对物诉讼制度概述”中写道：对物诉讼作为一种诉讼类型已有很长的历史。罗马法曾按起诉书的内容，将诉讼分成对人诉讼(action in personam)、对物诉讼和补充性的混合诉讼。对人诉讼为涉及合同的诉讼，对物诉讼为涉及所有权的诉讼，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兼有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性质的混合诉讼。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都有对物诉讼，但以英美法的对物诉讼制度发展得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其中又以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最为普遍。英国海事案件的对物诉讼大多是针对船舶的诉讼。正因为如此，当今对物诉讼的外延已很有限。一般说来，它特指针对船舶的对物诉讼。上述两段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李仕春论文中设计抄袭张鸿午论文的部分，左为张鸿午论文再比如，张鸿午在《简论对物诉讼》的第一部分“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 ”中的倒数第二段写道：综合上述，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是人而不是船。抛开形式、称谓，就其内容和本质而言，对物诉讼实际上是对人诉讼，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人诉讼。其特殊之处在于，与普通对人诉讼相比，这种诉讼程序总是同船舶扣押联系在一起。而船舶扣押，正如英国著名海商法学者马斯登 (Marsden) 和罗斯可 ( Roscoe) 在论及对物诉讼时所言， 是说服被告到案的武器，也如马斯登 (Marsden) 和罗斯可( Roscoe)所说，船舶扣押亦是取得担保的一种手段。而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对物诉讼制度概述”中的最后一段写道：综合上述，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对物诉讼也是对人诉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人诉讼。与普通对人诉讼相比，这种诉讼程序总是同船舶扣押联系在一起。正如英国著名海商法学者马斯登和罗斯可在论及对物诉讼时所言，扣押船舶是说服被告到案的武器。也如马斯登和罗斯可所说，船舶扣押亦是取得担保的一种手段。上述两段论文内容，李仕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仅稍作改动、大体一致。而经过完整比对，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张鸿午论文中的多处段落被李仕春完整涉嫌抄袭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另一篇网友指出被抄袭的论文，实为涉嫌抄袭他人论文除此之外，有网友指出李仕春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抄袭了程宗璋发表于1997年第2期《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但经过仔细比对，澎湃新闻记者发现《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全文涉嫌抄袭张鸿午的论文《简论对物诉讼》。程宗璋论文抄袭张鸿午论文截图。左为程宗璋论文。例如，程宗璋在其论文的开篇便写道：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 , 特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对物诉讼。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因此除本段的特别说明外，本文的对物诉讼仅指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对于对物诉讼，无论所“对”何物，我国理论界向来持一种排斥态度，认为它有悖学理、不合逻辑。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作进一步探讨。这段内容正是张鸿午在其《简论对物诉讼》一文中开篇第一段的其中一部分，原文为：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它特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诉讼。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因此除本段的特别说明外，文中的对物诉讼仅指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对于对物诉讼，无论所“对”何物，我国理论界向来持一种排斥态度，认为它有悖学理、不合逻辑。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作进一步探讨。此外，程宗璋这篇论文的结构与张鸿午的论文结构也完全一致。如程宗璋论文共有三部分，分别为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对物诉讼产生的客观根据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对物诉讼与海事诉前保全。而张鸿午的论文也分为：对物诉讼的真正目标及其本质属性、对物诉讼产生的客观根据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对物诉讼与海事诉前保全三部分。程宗璋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也与张鸿午论文的参考文献篇目完全一致，连排列顺序都没有变。张鸿午论文发表时间为1995年6月，比程宗璋1997年发表的这一论文早近2年。此外，程宗璋的上述论文还涉嫌一稿多投，标题完全一致、论文和结构高度雷同的论文还发表于1997年12月份的《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来源 | 澎湃新闻

近日，澎湃新闻接获举报，中国政法大学两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高度相似，而完成时间仅相隔一年。此外，两篇论文的作者还是同一导师指导、同一专业毕业的“同门”，前后仅相差一届。最新进展，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博@中国政法大学宣布，学校高度重视，已责成相关部门展开调查。若查明属实，将严肃处理。澎湃新闻从中国知网下载了这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5届博士毕业生张露藜的《国家豁免专论》（以下简称“张露藜论文”）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6届博士毕业生王海虹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王海虹论文”）。张露藜论文封面王海虹论文封面张露藜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3月，王海虹论文的完成时间是2006年3月，时间上王海虹论文比张露藜论文晚一年。澎湃新闻记者对比两篇论文的目录发现，王海虹论文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章、第四章全部小节的标题，均能在张露藜论文目录中找到内容完全一致的小节标题。此外，张露藜论文的关键词为“国家豁免 限制豁免论 国家豁免的主体 国家豁免的例外 执行豁免”，王海虹论文的关键词是张露藜论文关键词的前四个，只不包含“执行豁免”。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篇论文的正文、参考书目都存在大面积雷同。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另外，我们是二级学院，而且那个时间（两篇论文完成时间），我们学院应该还没设立，关于这个事情具体还是向学校的研究生院反映。”这名女老师说。国际法学院“学院简介”显示，中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9年3月12日成立的国际经济法系。2002年，为了适应我国法学教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政法大学决定在原来国际经济法系的基础上设立国际法学院。随后，澎湃新闻多次拨打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综合科等办公室的电话，暂无人接听。12月20日，澎湃新闻联系采访了张露藜和王海虹两人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周忠海。周忠海委托其妻子转告澎湃新闻称，“他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了解，没有这回事儿，这个情况也不存在。”正文多个段落近乎无差别两篇论文都是以“国家豁免”为研究对象，题目也相近。张露藜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专论”，王海虹论文标题是“国家豁免问题研究”。比对发现，两篇论文的正文内容有多处高度雷同，很多段落近乎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以第一章为例，张露藜论文的第一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基本理论”。其中一个小节是阐述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开头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王海虹论文第一章第二节也论述了“国家豁免的意义与复杂性”。其中在具体论述“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时，王海虹论文写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很难将国家豁免的问题简单地归于国际习惯法、条约法或国内法，事实上，对待国际法问题也不应用简单归类的办法，而应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进行综合研究。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豁免问题的不同法律渊源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形成；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条约；从国家实践中也不可能得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在同一法律渊源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国际习惯法是沿着国家豁免为前提，限制豁免为例外的道路发展，还是相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有关知名学术团体起草的条约草案也呈现出冲突和不平衡的趋势；各国的立场和实践也呈现出种种冲突和不平衡的迹象。因此，目前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挑战。”对比发现，以上两段内容，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结尾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一章“国家豁免的复杂性”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国家豁免的复杂性”小节的结尾写道：“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王海虹论文的第一章第二小节的结尾是这样表述的：“因此，根据国际习惯法成立的要素，即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绝对豁免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第二，国际法中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即任何情况下国内法院对涉及一个外国国家的诉讼完全不能行使司法管辖权。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依然受到豁免保护，但是外国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并不能摆脱所在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第三，虽然目前各国的实践和法律确信都一致否认绝对豁免主义，但由于各国对限制豁免的具体实施（核心问题是怎样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限制豁免主义也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总之，传统的国家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与今天正在发展和动荡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在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国家豁免的主要法律渊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加复杂。”以上两段内容包括小括号里的解释标注都一字不差。再看两篇论文第二章的比对情况。张露藜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二章“重要的国家实践”部分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二章的标题是“国家豁免的历史起源、发展和现状”。其中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一节时，张露藜论文依次以比利时、意大利、埃及、英国、美国和法国为例，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实践情况。以介绍埃及的实践为例，张露藜论文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张露藜论文还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件进行说明：“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王海虹论文第二章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小节时也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其中在介绍埃及国家豁免的情况时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然后王海虹论文接下来还写道：“1930年，由法国人为首席法官、一名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以及两名埃及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审理了‘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等诉土耳其烟草合营专卖局’一案，土耳其政府作为土耳其烟草垄断公司的接管人是该案的共同被告，它在诉讼中提出：该公司是土耳其的政府机构，应当享有豁免权。法庭遵循其在此之前的判决，认为经营烟草垄断公司的行为与主权无关，该案的结果导致了对土耳其政府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组成法庭的三个外国法官所在的国家当时是绝对豁免主义的支持者。”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一节内容截图。张露藜论文第三章论述的是“国家豁免的主体问题”。其中，张露藜论文在该章第二节“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有一段表述是这样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王海虹论文在第三章一节题为“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中写道：“《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将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列为首要的享有豁免权的主体，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同时也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家的组织结构在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后又形成了享有豁免权的单个实体：（1）为国家而行为并代表国家的名义；（2）行使主权权力和政府职能。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包括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政府的各种机关行事的国家本身、主权国家的君主或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首长、政府部门的机关或下属机关、办公室或局以及代表国家的使团，包括外交使团、领事、长驻代表团和使节等。”以上两段内容，除了开头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处不同，以后王海虹论文多了一句“它是对各国长期实践的肯定”外，其他内容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三章“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一节内容截图。再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其中在论述“国家企业与国家豁免主体的关系”时，张露藜论文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和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王海虹论文第三章也有关于“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的论述。其中一段写道：“国家常常通过国家企业与外国从事交易，其原因有时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有时则是将国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企业能否主张国家豁免，理论上对此一直有争议。关于国家企业能否享有国家豁免的主张主要有两种。按照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只要国家企业具有国家的地位，则当然具有主张和享有国家豁免的资格。但是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企业能否享有豁免主要是基于该企业是否从事主权行为。通常，以国家企业的法律地位、公司组织、诉讼能力和政府控制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考虑因素者，被称为结构主义，而以国家企业所从事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是否给予豁免的标准者，被称为功能主义。”以上两段，只有一字不同，张露藜论文写的“理论和”，王海虹论文写的是“理论上”。张露藜论文第五章与王海虹论文第四章都是论述“国家豁免的例外”，存在多处雷同。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内容截图。比如，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一节“概说”部分写道：“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一节“概说”也有一段内容的表述是：“在条约实践方面，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都经常地载有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不得主张管辖豁免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前苏联和其它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航海友好条约’和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会毫不例外地将商业交易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各国的实践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在各国的国内立法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都将外国的商业行为列为限制豁免的主要对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判决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例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埃及和巴基斯坦都有判决显示法院否认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享有管辖豁免。以上的发展足以说明国家在外国法人或自然人从事商业交易而产生的诉讼中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以上两段内容一模一样。张露藜论文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部分内容截图。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部分内容截图。此外，张露藜论文在第五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的结尾写道：“在雇佣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佣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佣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佣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佣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佣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王海虹论文第四章第四节“国家豁免的例外之三：雇用合同”的结尾则写道：“综上，在雇用合同和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府的雇员是否有权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在法院地国起诉雇用国。上述国家实践和立法的现状显示，尽管不存在关于外国国家雇员地位的国际法原则，但相关的判例经常仅仅将雇用合同视为是商业（私法）合同的特殊类型。此外，对于涉及履行国家主权权力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雇用合同，法院一般都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强烈地要求拥有规范其在境外服务的官员的权力。目前，国家似乎并不倾向于同意扩大对雇用合同适用国家豁免例外的限制性条件，即对直接履行政府权力的职能的雇用合同不得适用国家豁免的例外。”对比以上两段发现，王海虹论文除了多了“综上”，以及“雇佣”与“雇用”的差别之外，其他完全一致。结论部分多段落一致除此之外，两篇论文在文末的结论处也存在多个段落一致的情况。张露藜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王海虹论文结论最后两段截图。张露藜论文最后两段写道：“对于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方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己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订立，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王海虹论文的文末最后两段的具体表述是：“对于《豁免公约》的未来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国不能坐等其成，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因而不少国家先后制订了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为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缺乏一部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需要，这使我国在面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时无法可依。即使将来公约对大多数国家产生效力，也仍然会有许多问题留待各国国内法处理，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在这一领域留下立法上的盲点，借鉴国际立法和外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结合已经形成的公约草案，尽快出台一部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总之，国家豁免问题仍然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当解决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即既要坚持国家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推动关于国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发展，又要在实际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协调这个问题上同其它国家及其自然人或法人的利害冲突，从而做到既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保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我国对外民商事关系顺利发展。”以上两段，除了“公约”和“《豁免公约》”的区别外，一字不差。张露藜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参考文献截图。参考文献大部分相同除了正文、结论之外，两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也存在高度一致的情况。具体来看，张露藜论文的参考文献分为5个部分，包括中文著作、译著、中文期刊资料、英文著作以及英文期刊。其中，张露藜论文的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有20条，王海虹论文中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共24条，其中前20条在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上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译著类参考文献中，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列了10条，且这10条在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上完全一致。中文期刊、资料方面，张露藜论文列出6条文献，王海虹论文则列出9条文献，但王海虹论文所列的前6条文献在作者、出版社、版次方面均与张露藜论文列举的参考文献完全一致。再看引用的英文著作类参考文献，张露藜论文列举了48条，王海虹论文列举了49条。后者除第49条“Hazel Fox.,”The Law of State I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外，其余48条文献与张露藜论文所列举的48条完全一样。张露藜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王海虹论文英文著作参考文献部分截图。另外，张露藜还列出21条英文期刊类参考文献。王海虹论文在这一部分引用了30条，其中的20条又与张露藜论文完全一致。张露藜论文和王海虹论文均附有论文独创性的声明，只不过张露藜论文的独创性声明中未见其本人的签名。王海虹论文在独创性声明中写道：“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国际法学院：暂不掌握情况，会了解12月20日上午，澎湃新闻就上述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雷同一事致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该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学院此前并未掌握相关情况，将做进一步了解核实。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办法》规定，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共有四种情形：一是照搬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原文，或者是对不同资料来源中的原文词句进行拼接且不注明来源。二是使用他人的思想见解或语言表述而不申明其来源。具体表现为：总体剽窃，即整体立论、构思、框架等方面的抄袭；复述他人行文、变换措辞使用他人论点和论证、呈示他人思路等。三是转引但不予注明。四是捏造或篡改研究成果、调查数据或文献资料。该办法同时规定，已经授予学位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经查证属实，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申请人为在职人员的，通知其所在单位。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被查出抄袭、剽窃情节严重或屡次被查出存在抄袭、剽窃现象的指导教师，学校将按照有关教师规范对教师师德、师风的相关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有关情况，并追究其相应责任。对于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二级培养单位，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并核减其招生计划，情节严重的，给予负责人相应处分。(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8月，杭州师范大学在职教师郭彦努被指涉论文抄袭一事引发关注。最近，后续来了！南京艺术学院：撤销郭彦努艺术学博士学位11月，郭彦努的毕业院校南京艺术学院亦因其论文存在抄袭、剽窃决定撤销她的博士学位。南京艺术学院官网消息显示，该学院研究生处11月9日发布《撤销学位公告》称，郭彦努，女，于2019年6月获得我校艺术学博士学位。经校学术委员会调查核实，认定郭彦努的博士学位论文《祁彪佳的园林世界》和其期刊论文《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存在多处抄袭、剽窃现象，情节严重。前述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第七条、《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40号）第二十九条、《南京艺术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南艺院发〔2004〕72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经2020年10月14日校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决定撤销郭彦努艺术学博士学位，注销其博士学位证书（学位证书编号：1033122019000031），原学位证书作废。此前报道今年8月，杭州师范大学博士郭彦努发表的文章《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被指抄袭豆瓣博主“心匠”的文章《深山藏古寺（八），古宕石佛寺》。8月19日，杭州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对近期关于学校教师郭彦努公开发表文章《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论文署名单位非杭师大）存在抄袭现象的反映，经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调查，认为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其行为违反学术道德。随后，杭州智慧人才平台发布《关于取消郭彦努E类人才资格的通报》。通报称，根据《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和杭州师范大学对郭彦努公开发表文章存在抄袭现象的调查处理情况，取消郭彦努E类人才资格。来源：中国青年报综合自南京艺术学院官网、澎湃新闻、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及中青报官微此前报道留言爆料欢迎广大网友爆料，无论是校园新鲜事、突发事、烦心事，还是好人好事、暖心事，欢迎文末留言，并附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保护您的隐私，如有需要将化名采访。中国青年网青小小一直在你身边。合作电话：010-64098582

今年8月，杭州师范大学在职教师郭彦努被指涉论文抄袭豆瓣网友一事引发关注。最近，后续来了！南京艺术学院：撤销郭彦努艺术学博士学位11月，郭彦努的毕业院校南京艺术学院亦因其论文存在抄袭、剽窃决定撤销她的博士学位。南京艺术学院官网消息显示，该学院研究生处11月9日发布《撤销学位公告》称，郭彦努，女，于2019年6月获得我校艺术学博士学位。经校学术委员会调查核实，认定郭彦努的博士学位论文《祁彪佳的园林世界》和其期刊论文《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存在多处抄袭、剽窃现象，情节严重。前述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第七条、《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40号）第二十九条、《南京艺术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南艺院发〔2004〕72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经2020年10月14日校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决定撤销郭彦努艺术学博士学位，注销其博士学位证书（学位证书编号：1033122019000031），原学位证书作废。此前报道今年8月，杭州师范大学博士郭彦努发表的文章《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被指抄袭豆瓣博主“心匠”的文章《深山藏古寺（八），古宕石佛寺》。8月19日，杭州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对近期关于学校教师郭彦努公开发表文章《绍兴石宕园林研究—以羊山石佛寺为例》（论文署名单位非杭师大）存在抄袭现象的反映，经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调查，认为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其行为违反学术道德。随后，杭州智慧人才平台发布《关于取消郭彦努E类人才资格的通报》。通报称，根据《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和杭州师范大学对郭彦努公开发表文章存在抄袭现象的调查处理情况，取消郭彦努E类人才资格。【来源：中国青年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女教授跟生活的死磕 作者：吉大秋果论文是一把照妖镜，能照见人很多的缺陷！首先声明一点，写论文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有些人说不难啊，那是他好了伤疤忘了痛，相信我，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都贼疼，过后都忘了，然后还不耽误生第二个……（我好像在说我自己，哈哈，关于论文为什么这么难请参看《从教育学角度，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如果你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困惑、迷茫、焦虑、沮丧、甚至抑郁……这都正常，因为人们在处理一件对自己来说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就是超出了自己能力范畴的事情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也正是这些难提示着你，你的能力，认知，甚至性格上存在短板，你可能需要克服，战胜自己。所以说，写博士论文这档子事，与其说是求学历，求知识，还不如说是挑战自己的短板和局限，然后实现自己的突破和成长。读博士就是一群人，也许闲着没事干，也许还没做好到社会上找工作的思想准备，反正就稀里糊涂地读上了。多数人在读博士之前其实都没意识到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会在未来的几年里让自己的情绪和能力发生很大的起伏。有些同学读着读着就哭着喊着说啥不读了，觉得自己不适合，有些同学读着读着就抑郁了，说不清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实验迟迟不出数据，也许是问题意识一直没有，还有可能是跟导师处得不愉快，也有可能是编辑退稿，屡次退稿……甚至有些同学读着读着就读失联了，都是有可能的。由于职业原因，很多博士生也都喜欢找我聊天，聊论文，聊困惑。有些学生跟我说自己失眠，有些学生跟我说自己闹心，不是跟父母闹别扭就是跟男朋友吵架，有些学生跟我说觉得博士论文太难了，甚至有些同学跟我说自己尽力了，腰肌都劳损了，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可能还有其他的症状。我想说的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谁都是一样的，都是很难的，如果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困惑，出现了一些焦虑或者其他的现象，首先你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读博士读错了，也不要想着自己是不是读博士这块料，没有人是天生适合做什么的，博士这份工作本身就需要人能专研，能沉下心静下气，然后在以符合学术规律的方式坚持两三年，是能熬出来的。如果你熬不出来，那不是读博士本身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至少要反思一下，我为什么失眠了？我为什么焦虑了？我为什么困惑了，倍感煎熬？很多跟我抱怨自己失眠抑郁的同学，其实本身最大的问题是连开始都没开始，所有的文献都堆在那里，看的书从来都没有超过前20页，然后你过来跟我抱怨博士太难读，其实，是你自己太懒了，不自律，不刻苦。有可能你跟我说，老师我很自律，我每天都在图书馆泡着，十几个小时，我很刻苦。如果是这样，你还是不出成果，困惑焦虑，你要反思一下你的方法是否正确，你是不是对什么是阅读，写作，做笔记，文献综述，写作有什么误解？我曾经给学生开过《如何阅读一篇文献——专业文献的分析型阅读》这门课，上过课的同学普遍反映，原来要这样读文献，自己之前顶多就是看看，随手在旁边做个眉批就完事了，合上书也没有什么印象。这不行，这属于线性阅读，不能满足论文写作的需要。这部分也可以看我写的帖子《研究生们，你这种文献的读法根本做不出毕业论文》《阅读文献的时候，思维导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仍要反思自己，而不是什么抱怨人生太苦，选择错误以及命运的作弄……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说，“自己”这个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你要撞上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才是自我。既然读博士是大家的选择，写博士论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那么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抱怨，也别感情用事，更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反思一下，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写作上的困难折射的是你的哪些短板？是不自律？缺规划？耐不住烦？不投入等人格上的短板；还是思路不对？理解错误？方法错误等认知上的短板？只有这样你才能用博士论文照见自己，一味地抱怨，抑郁、放弃甚至失联逃避都是你选择放弃面对自己，也放弃了一个认识和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再咬牙坚持一下，你会遇见一个不同的自己。

导报讯 （驻台记者 薛洋 文/图）台大法律系名誉教授贺德芬2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证据，称其并未在1984年取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其现在展示的博士证书是伪造的赝品。她痛批，蔡35年前用假的证书当了副教授，后来还代表台湾去做贸易谈判，学术最起码的尊严都被践踏到一文不值。贺德芬29日在台北公布美籍华裔学者林环墙所做的“独立调查报告：蔡英文博士论文与证书的真伪”，并提出以下几点质疑：第一，伦敦大学中央图书馆从未收过蔡英文的论文；第二，大英图书馆蔡英文论文纪录是在2015年6月才新登录的；第三，唯独蔡英文例外，伦敦政经学院1984年105个博士都有正式论文纪录。贺德芬表示，英国几大图书馆都找不到蔡英文论文的原始文本，因此正常的人都能提出合理的怀疑，同时经林环墙的寄信询问，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主管也回复称，从来没有收过蔡的论文。除论文之外，贺德芬指出，蔡英文日前提出的论文证书上的签字，不是伦敦政经学院1984年副校长签字，而是2012年的副校长的签名。证件若遗失经法定程序可以补发，但签名要跟原本一模一样，包括原来的日期、签名，“我们认证蔡的证书百分之百是假的”。贺德芬批评，蔡英文用伪造的博士证书，28岁可以到政大担任副教授，她一路作假，这是很不光荣的事，更是国际丑闻。贺德芬甚至称蔡是一个靠说谎欺骗台湾35年的“刑事犯”，她应坦荡荡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对于贺德芬的指控，蔡英文办公室当天也随即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张惇涵出示蔡2015年向伦敦政经学院申请的补发学位证书及相关文件，并表示将对抹黑和不实言论采取法律行动，备妥文件后提起诉讼。

7月24日，上海大学博士生柴丽杰因学位申请遭拒起诉上海大学一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澎湃新闻记者从浦东法院获悉，该案件正在审理中，当天庭审未作宣判。7月26日，上海大学宣传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因为现在还没审判，所以现在为了尊重法庭、尊重案情、尊重当事人，还不便于发表有关此事的意见。当记者问及是否有学院级别的与学校规定有所不同的博士学位授予要求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对此并不清楚。2019年3月18日，上海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柴丽杰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澎湃新闻记者从该行政起诉状获悉，原告柴丽杰因不服被告上海大学不履行法定职责，未组织有关院、系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一事，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上海大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自己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该行政起诉状中写道，原告柴丽杰于2014年9月至2017年12月在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原告无任何违法乱纪行为、按规定修完全部博士课程并通过全部学业考试。原告撰写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被告组织的开题、预答辩、盲审、正式答辩等环节。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最终答辩意见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在读期间，柴丽杰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商法年会”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2017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颁发了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证书称其“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准予毕业。2018年11月28日，原告依据《上海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向被告邮寄了申请颁发博士学位的全部材料。然而，被告以原告发表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不符合规定为由，未组织学校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上海大学官网截图经查，根据《上海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即可符合博士学位的授予条件。原告柴丽杰提供的上海大学《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采访对象 供图记者从原告提供的上海大学《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上看到，上海大学在对柴丽杰的回复中表示：“您作为上海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应满足《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版）。由于您未能达到相关标准要求，故未能获得学位。”7月25日，柴丽杰的代理律师曹竹平告诉澎湃新闻，从原告申请博士学位到开庭以来，上海大学因原告发表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数量不符合学院规定的3篇，拒绝其博士学位申请。曹竹平认为，上海大学因学生不符合学院指标而拒绝学位申请的行为，属于违法增设前置条件，并不合理。故而原告认为，依据《学位条例》规定，被告作为学位授予机构，负有依法对原告提出的学位申请进行评定并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学位的法定职责。而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澎湃新闻记者从浦东新区法院获悉，该案件正在审理中。来源 澎湃新闻留言爆料欢迎广大网友爆料，无论是校园新鲜事、突发事、烦心事，还是好人好事、暖心事，欢迎文末留言，并附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保护您的隐私，如有需要将化名采访。反映学生呼声，回应青年诉求，报道校园故事，传播教育好声音，中青网教育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