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今天正式开考。上海考区报名人数达2.65万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0岁,年龄最小的18岁,平均年龄27岁;3600余人为本科在读,跨省户籍异地报名1.36万人,港澳台考生有90人。“法考”和“司考”有何不同?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以往司法考试相比,在报名条件、考试内容、考试方式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调整。比如,关于报名条件,突出强调了“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才具有报名资格;同时规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便做好制度衔接。关于考试方式,提高了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客观题考试在包括港澳考区在内的全国各考区全面推行计算机化考试,主观题考试以纸笔考试为主,在若干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实行一次考试分阶段进行,客观题考试通过后才可参加主观题考试,且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在下一个考试年度内有效。△上海市司法局指挥中心对全市情况进行巡视为确保第一阶段机考的顺利进行,上海全市共设置了63个考点,分布在除崇明、金山、奉贤外的13个区,共472个考场。全市共配备2.75万个机位,有近4%的备用机位率,一旦在考试过程中发生计算机故障等问题,将立即为考生启用备用机,且考试系统会自动保存答题信息,考生只需继续作答即可,若换机操作占用了考试时间,还将按规定为考生补时。与此同时,为确保机考设备的电力供应,每个单一电源考点都保证有双电路或配备发电车、备用电源等保电设施,对63个考点的电力供应进行100%保障。△开考前考生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身份认证据悉,去年司法考试过程中,上海试点的“考务安全系统”通过人脸识别、鹰眼监控、联网管理等高科技手段保障了考试的顺利进行和公平公正,智能化水平领先全国,受到了司法部的高度肯定。今年,上海在遵循司法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机考新变化,对该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智能传输等方面进一步升级改造。与此同时,为防止作弊,每台机考设备都配有防窥条,每个考场都设置前后两个摄像头,做到“零死角”监控,且每个考点选取一路考场画面与司法部、市司法局指挥中心对接,实现100%实时巡考。△上午考试结束后考务人员封场编辑:王宇迪责编:陈敏
热剧《温暖的弦》开播不久,看到在众多『剧情烂梗』『情节老套』的影评中,竟有好几篇逆风打出『张翰演技确实进步不少』的噱头,好奇之下,便在午餐时间打开这部剧,测试是否下饭。可意想不到的是,在本该关注的问题之外,FOX完全被饰演女主的张钧甯吸引了。第一次知道她,是很早因为仔仔看的一部台剧《痞子英雄》,她在剧中饰演鉴识官蓝西英,当时被称为台湾第一气质美女。或许因为《痞子印象》中的张钧甯几乎素颜出境,或许是蓝西英这个角色太人淡如菊,当时FOX并不觉得她是第一眼美女,甚至get不到美点,一直觉得比较路人脸。直到近几年她开始在大陆剧中频频出现,从唯美的古装相《武媚娘传奇》到《海上牧云记》再到时装剧《最美的时光》和《温暖的弦》,这个女子好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吸引眼球。稍微了解下她的履历表,你就会大呼吃惊:出生于德国,成长于台湾书香门第,父亲是法学博士;母亲是文学硕士、知名的文学作家,自己是法律硕士,当年那篇轰动网络的11万字的硕士论文,是学霸本人了。被弹幕击中,突然发现82年出生的张钧甯,如今已经36岁,如果说见过哪位女明星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美的,那一定非张钧甯莫属了。知道我在写这篇文章,喜欢看综艺的室友凑过来添油加醋,说在贝爷那部十足变态的综艺《跟着贝尔去冒险》中张钧甯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惊艳了,所有任务都二话不说笑着完成,喜欢挑战的她让贝爷都夸赞不已。后来她粉上了这个表面温柔内心坚强的女孩子,之后才知道原来很多综艺来找她,但她唯独挑了这款难度系数高、挑战极限的综艺,当然也是圆了自己见小时候偶像的梦。其实也难怪,在这个『看脸决定一切』的年代,我们都被张钧甯温柔静好的外表骗了,私底下她是一个热爱挑战自我的倔强女孩,成功完成过半马长跑,去过南极……突然想起在上海看到过她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海报,也曾看到过有文章写她和闺蜜陈意涵两人活出了女人30岁可以有的最好的模样——两个人一起绑辫子头、一起刺青、一起裸泳、一起跳海……嗯,元气满满的少女无疑了。看到剧里的张钧甯,演技要比太多流量小花们到位自然,除此之外,处处显露出的衣品和气质能让你看出女人如何活出最美。亲戚长辈们总喜欢在耳边念叨:女孩子一定要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抓紧时间谈恋爱成家,因为一旦过了三十岁就成为『被男人挑剩下的』,不好嫁。所以身边也有太多女孩,在最好的年龄,为了达成『把自己嫁出去』的目标活得兵荒马乱,反而放弃了让自己获得成长的最佳时机,活得丧失自我,完全依赖爱情为生,于是年纪越大,越丧失优势。但是从张钧甯身上,FOX只看到两个字:从容。在事业上,她不疾不徐,在一步一步扎实的沉淀中磨练演技,认定的事业就要一辈子做好,不辱『演员』二字;在生活中,她就是元气少女的代名词,年龄于她只是身外物,勇于挑战自己,撕下一切标签,每天都是充实的。张钧甯最让人欣赏的一点,大概是用尽全力去实现『不争』的结果。所谓用尽全力,是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永不放弃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所谓不争,是在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一切后,不爱过分计较结果,保持心境的平和。而所有这些,不说是普通人,哪怕是在明星演员中也不多见。因为保持形象容易,但维持气质难,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面相,往往和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总是互为映衬的。36岁的张钧甯,凭什么依旧女神?凭什么越来越美?或许就是和这份心态有关吧。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在生活里不疾不徐,缓缓前进,热烈地拥抱生活,迎接每一个挑战,永远不放弃完善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最对的人。版式编辑 | Cecelia作者 | Fox Lee我是李狐狸,一只特立独行的狐狸。本文配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后台即可删除。
质创作者燃次元(ID:chaintruth)原创燃财经出品作者 | 朱晓宇 郭一梦 冯晓亭 杜晓玲侯燕婷 曹 杨 邓双琳编辑 | 饶霞飞2020年,“内卷”一词席卷整个中国互联网,到了今年,“内卷”的热度不降反曾,甚至朝着低龄化的方向发展。最近,关于“北京朝阳区小学毕业旅行去了北极”登上微博热搜,引起了普遍热议,网友纷纷跟帖表示,“奉劝各位爹妈别卷了,这还有啥可卷的。”当“内卷”成为热词时,“年轻人如何反内卷”也引起了社会的思考。日前,微博话题#年轻人如何反内卷#引发热议,并登上热搜。截至发稿,该话题阅读量高达1.9亿,讨论1.7万。这两年,可能没有比“内卷”更加出圈的学术用语了。原本“内卷”是人类学家解释一个社会或组织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当社会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人们通过内部竞争来获取更多资源。但是现在,它被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不断提及,用来形容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内耗,代指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并且陷入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怪圈。在互联网,“内卷”一词在豆瓣小组的“985废物引进计划”被热议并迅速传播,这个小组里聚集无数高校毕业,却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在互联网上催生了一片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网上清华学生连骑车都在跑程序,被网友们戏称为“内卷之王”。《差评》曾分析报道,如今,网友们似乎很愿意将那些努力工作和学习的人,称之为“社畜”和“奋斗逼”,用“内卷”去形容努力的行为或结果。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各行业带有#内卷#关键词的话题讨论,有多条阅读量过亿,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内卷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无论是鸡娃、升学、买房还是奋斗,无不在面临着内卷。随着“内卷”的流传、出圈和演变,它逐渐变成了焦虑的代名词。职场社畜说“内卷”,各大中小学生说“内卷”,现在就连娱乐圈也没逃脱。可以说,在当下的语境里,“内卷”已经不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能还略带贬义,因为努力就是内卷的开始。本期小酒馆,我们和7位年轻人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的内卷焦虑,他们中有的是主动内卷,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的是被迫内卷,但是陷入“被自愿”的竞争,只能靠无止境的消耗保哲自身。实际上,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竞争始终存在,面对内卷,年轻人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陷入内卷的怪圈。在很多人看来,内卷的本质就是僧多粥少,需要抢,因为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从这个角度来说,张一鸣在字节跳动9周年演讲中的一句话或许能给年轻人一些启发。“以平常心做非常事”,当外部竞争波澜起伏时,内心要保持平静如常,以此来应对来自工作和生活中的竞争和挑战。当然,反内卷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蛋糕做大,或者是去找新的蛋糕。事实上,任何一个还在高速增长的公司里,内卷的情况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体会过的内卷,在育儿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蒋清 | 28岁 财务分析师在我生孩子前,我人生过得挺顺风顺水的,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一路在重点学校就读,刚毕业就进了不错的外企,毕业三年内,中注会和澳注会的考试也全部通过,临到30岁晋升到管理层,就连组建家庭也格外顺利,25岁那年我便结婚买房有车有娃。最近很火的“内卷”概念,我自己在工作上并没有切身体会,我以为自己逃得过“卷”,未曾想在育儿上,我开始“卷”了起来。最近一周,我已经连续五天向我三岁的儿子动怒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十以内的加减他就是学不会,就连数字有时也会忘记。反而《宝宝巴士》里的英文学得倒是利索,古诗也能背下好多篇,单单这数学,怎么也教不会。或许会有人认为我在小题大做,觉得三岁小孩不识数很正常,但事实上,这一点都不正常。我儿子的幼儿园同班同学,除去厉害那一两位“天牛”已经学会乘除外,其余的同学也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唯独我儿子,连十以内的数字都还认不全。而且,幼儿园每个月还有月测试,过两年上大班时还会进行考试分级,考试内容无外乎数学英语和古诗词。而表现好的孩子,老师自然会明里暗里另眼相看。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虽然我之前对我儿子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跟上大部队别掉队。但是按照现在趋势,他月测分数基本回回垫底,继续这么下去,大班分级大概率被分到最差的班级。我之前想过给他报一个数学逻辑班,但由于开课时间和他其他兴趣班时间有冲突,于是我便和我老公决定晚上在家自行对孩子进行辅导。但从这学期2月末开学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孩子还是丝毫不见进长。为此,我还私底下向多位同学家长取经,求助如何对孩子进行数学启蒙,得到的反馈无外乎,“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自己学会的”、“孩子突然开窍就好啦,他之前也是什么都不懂”……这样的回复让我甚是焦虑,一度让我怀疑我儿子的智商。无可奈何之下,我觉得即便将晚上的国画兴趣班改时间,也得给孩子报上一门数学逻辑班。于是这周五晚上,我带上儿子去了附近一个数学逻辑班咨询课程,辅导老师在得知我儿子所在幼儿园时,对我说了一句,“我们班上很多学生都和你家宝宝同个幼儿园。”我拿来课程登记表一看,发现我儿子好几个同班同学都报班了,关键是,和我说“不知怎么就自己学会”家长的孩子姓名也在其中。因此,在试听课结束后,我一下买了一整年的课程,在当晚课后,我在家还对他进行一次内容复盘,确保他掌握了知识点。虽然这样对我还有对孩子来说,都会更累,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势在必行,不然这个月的月测,他又该垫底了。孩子刚满1岁买学区房,买完却不一定顺利升学许悦 | 28岁 咨询公司员工“公民同招”之后,在上海买学区房,是一次博弈。说真的,为了孩子,我其实蛮拼的。在孩子出生前后,我就大致搞清楚了上海的教育情况。多年以来,上海的家长都是努力“鸡娃”,让小孩足够优秀,能被优秀的民办小学录取;或者努力工作,花钱也要让小孩上一所不错的学校。我家孩子在2019年12月出生,没过几个月,也就是在2020年春天,上海全面实施中小学“公民同招”,规定幼升小、小升初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民办学校也要摇号录取生源,不能提前择优录取。这意味着,能不能上“牛小”变成随机事件,反而买学区房上优质公办学校可能性更大。政策一出,上海家长群的氛围都变了,学区房价格也开始上涨。因为上海很多学校的入学条件是孩子落户五年以上,我不敢落后,2020年下半年,我走上看房之路,先后看了20多套学区房。那个过程非常焦虑,每次刷房产APP,发现看上的小区房源都少了几套,或者白天看上一套房,犹豫了一晚上,第二天房子就没了,似乎大家买上千万的学区房就像买白菜一样不假思索。2020年11月初,我决定咬牙花660万元买一套梅园三街坊的46平米小居室,单价约14万元/平方米,房子是1985年建的,非常老旧,但是拥有重点小学和初中的“双学位”,教育资源优质。当时挺惊险的,付完定金后,我发现房价还是不断涨,怕业主变卦,赶紧联系他走网签流程。事实上,身边就有朋友,因为一个月之间房价大变,业主反悔不卖的情况。顺利上岸后,我心里很开心,不再去管学区房价格涨还是跌。但没想到就在3月份,上海又出台了中考改革新规,从2022年开始,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拿出其招生总计划数的50-65%来进行“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招生计划”,剩下的名额则通过高中自主招生和统一考试招生来录取学生。这意味着,就算孩子顺利读上优质初中,中考被优质高中录取的机会大幅下降了。我和丈夫掏空积蓄买下这套学区房,还是不能保证孩子就能一路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谈以后还会有的政策变化,但明显地,目前看来,我们这一代家长,孩子的补习只能更多绝不能少,因为竞争再一次变大了。偶像工业内卷,不努力刷榜我的爱豆就会落后萨达| 24岁 追星达人最近大家都在说“内卷”,其实内卷不止存在于职场、学生和家庭主妇,就连娱乐圈也没逃脱内卷的魔咒。我从初中开始追星,那个时候还是2011年左右,爆火的韩国EXO组合连续红了好几年,我当时很喜欢组合里的队长吴亦凡,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但即便如此,我都没有给他花过钱。其实十年前追星大家只需要有一份喜欢的“勇气”,不太需要花钱,只要打开电视,坐在电视机前给他贡献收视率就好,十年前衡量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就是收视率。但是到了现在,偶像工业盛行,爱豆像工业流水线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他们不断地需要大众支持和应援,除了收视率,你还要给他打榜。现在的偶像工业发达到了什么地步?你甚至足不出户,打开手机就能把你的喜欢变成了可折现的人民币,流进了偶像工业的口袋。就拿杨超越来说,我当初粉她,想让她出道,就必须要帮她打榜花钱,不然她就得湮没在芸芸众生里。杨超越选秀初期,我们就组建了很多粉丝群,动员了绝大多数粉丝帮她投票打榜,就怕舞台上其他的爱豆压下了超越妹妹。有一次,超越妹妹害怕淘汰在舞台上哭了,孟美岐明目张胆地在舞台上翻白眼,我们粉丝就接受不了,反击的手段就是爆光她的黑料。超越妹妹出道以后,我们也不能松懈,因为还有各种时尚、商业价值等热度的排名需要我们这样的粉丝去刷榜,一旦粉丝们错失了一个榜单,可能她的人气就开始下降,拿到的资源也会断崖式的下跌。她不火了,我们粉她的快乐就没了。奶完一个偶像把她扶出道,发现还有更多的偶像再等着我们去奶呢。现在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什么青你1、青你2、创造营1、2、3......男团女团都出来了,偶像为了出道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为了扶持偶像,我们的钱包也越来越瘪。现在新人胜旧人,超越妹妹的热度也比如之前了。内卷其实就是竞争,竞争就是供大于求,偶像工业也是如此。在这个过度饱和的市场当中,推陈出新,节奏加快,当单一的标准无法拦下所有人时,就人为地增加衡量尺度,于是我也被动地接受了很多追偶像的门槛。现在回头去看那些二三线艺人,很多都转行了,还有一些为了拍戏,卖房子,给剧组贴钱,等到拍的剧播了之后,获得更多的回报。哪怕是一线明星,也会有内卷,同类型的艺人争夺资源,很有可能会降片酬抢其他艺人的戏,现在娱乐圈的盘子就这么大,大家互相抢蛋糕,只能互相消耗。我突然发现,追星获得的快乐是一样的,但是花的钱却越来越多。十几年来。我粉过很多偶像,换偶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当然花费的代价也更大。要命的是,只要你呆在粉丝圈里,你就会不断被教育为偶像花钱。娱乐圈的内卷,就卷在身份、财富和阶层,更重要的是,要有粉丝真的愿意为偶像一直“卷”下去。对粉丝而言,我的爱豆榜单遥遥领先,多才多艺,貌美帅气,我活得才有价值。到了现在,偶像工业内卷也已经劝退了不少饭圈的粉丝,当大家自己也处在内卷的圈子时,更加无法接受娱乐圈的内卷,因为粉偶像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快乐,但是当我的快乐阀值被不断提升时,就没有追星的必要了。一个要求本科的普通岗位,却有一群硕士在竞争美美 | 25岁 运营最近我明显感觉到,私企求职越来越内卷了。三年前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求职还算顺利,面试前只要准备的比较充分,基本上都能拿到offer,身边的同学基本上也都能拿到心仪的offer。但是今年换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求职的难度陡然增加了不少,一个JD要求是本科的普通岗位,面试的时候却发现一起竞争的人要么是硕士、要么是海归,本科生只有我一个。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这种岗位并没有那么抢手,但是今年的竞争却异常激烈。一位做Hr的朋友告诉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原本计划出国继续深造的人都被迫留在国内,一些在国外读书原打算在国外工作的,也都回国找工作了,所以经常出现一个要求并不高的岗位却有很多优秀的人同台竞争的局面。为了得到心仪的offer,我只能压低期望薪资,但是没想到,比我学历更高的竞争者,竟然给出了比我更低的期望薪资,这样一来,我的性价比更不如别人了。于是我只能放低需求。原本以为自己有了三年工作经验,而且之前的业绩做的还不错,跳槽会有个更好的开始,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难,比我优秀的人都在降维打击了,来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我能吃到的部分甚至都不如三年前多。就这样,我找了三个月工作,才勉强找到了一家还算合适的公司。但是求职只是内卷的开始,入职新公司以后,我发现虽然规定下班时间是朝九晚六,但是大家都是到了八点以后才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默认的规则。我们是一个新的团队,组员大部分都是近期入职,为了成功通过试用期,大家不比谁的效率更高,反而比谁的工时更长,有的同事甚至白天摸鱼一天,到了6点下班时间才开始工作。虽然对这种风气感到无力,但是身处这种环境,也不得不被裹挟着“卷起来”。我想,或许是我不够优秀,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我也计划开始考研了,希望能扩大自己的边界,逃离内卷。但我知道,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到了那个时候,或许和我竞争的还会有博士生,这个社会里 ,没有人能够真正逃离内卷。城管一职超千人报名,卷不过我就跑佐佐木 | 30岁 普通白领“内卷”这个词虽然是最近两年才大火起来的,但其实在我们这种小乡镇,早就卷起来了,而且比那些所谓的大城市、大公司卷的严重多了。我老家是一个极其偏远且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区县。我们这里几乎没用大企业,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工作,过着每日3个小时的通勤生活。如果想要回到本地找到一个福利待遇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就只能考公务员或者校招进入银行。我在大学毕业那会儿没想过要回来工作,总觉得年轻人,应该到社会上拼一拼。工作了差不多3年左右,我觉得有点累了,才想着考个公务员回家工作,虽然赚得钱少,但是开支也小了,主要是不折腾。也是在准备报考公务员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想要回乡工作的人这么多。第一次参加公考,我记得当时对于报考者的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其他条件均无限制的“城管监察员”一职,招聘比例竟然达到了1171:1,成为了我们这个市竞争最激烈的岗位。不过虽然岗位的要求是“大专及以上”,但参加考试的人学历“本科及以上”的大有人在。我记得还有一年是400:1,不过再看到这个数据我也淡定了,毕竟工作机会太少,有个岗位大家都会挤破头往里钻。我前前后后应一共考了三次公务员两次事业单位,其中有两次笔试直接没及格,还有两次是过了笔试线没进面试,只有一次进了面试,不过最后也没面上。现在依旧是继续花费3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奔波着。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反而不想回来参与大家的“卷”了。“让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雪婕|25岁 新媒体运营关于“内卷”这个话题,我最感同身受的是在职场上的那些形式主义。比如为了表现自我,那些“积极分子”形而上的“加班”。扪心自问,大家一天上班八个小时,真正有效率工作的时间,是否超过5个小时?但明明无所事事,还非要拖着晚走装给领导看,以表示自己很忙,工作很饱和。现实生活中,总有响应职场996号召的“劳模”。他们每天熬夜、牺牲周末,通过“疯狂加班”来获得领导的肯定,表面上埋头苦干,实则效率低下。我上家公司就是这样,我们是4人一个团队的活动部,说起来倒也不是那么忙,一天8个小时按任务分配倒也是能完成工作的。可是我们部门有个女生就深得领导喜爱,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她都是“形式主义”。我们部门其他同事发现她利用白天的时间偷偷来学英语,到下班时间点却和领导去提工作上的问题,搞得特别上进一样。后来我们建立了个群,大家都在讨论她,这样的人其实挺影响团队氛围。其实在职场上这样的人很多。我室友常常和我吐槽,和她一组一位女生是个“邀功精”。他们在做一个视频项目的时候,从脚本到拍摄再到对接出镜的人,以及对外谈资源,都是缺一不可的环节。当成品出来,并且受到表扬的时候,这位女同事常常吹嘘自己有了多么精巧的创意,有多么深邃的思想。但是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是大家一起打磨出来的,她只是参与了一些,反而被在会议上大力邀功,活都是别人干,表扬都是她的。而她,只要动动嘴就可以。领导每次都会夸她。这些“形式主义奋斗者”打破了原有的工作模式。其他人为了在表现上过得去,也开始加班。久而久之,到了下班点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家都选择“同甘共苦,继续奋战”。然而,与自愿加班不同,内卷状态下加班的职场人陷入了低效重复的怪圈。不仅没有学到东西,得不到升职加薪,还浪费了用来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时间,最终很可能会一事无成。若长期处于这样的内耗中,员工的精力和身体都无法承受。对公司而言,这种单纯消耗时间的“加班”并不能带来更多收益,反而磨损了员工的精力,拉高了工作时长的上限,不利于企业的长远效益。三战法硕,我的对手永远都在变一凡 | 24岁 无业人员对于法学,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五院四系”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在大四那年准备跨专业考研的时候,法学就是我唯一选择。当时身边也有不少准备考法硕的人,但他们从大三或者更早就开始学习了。我甚至当时还怀疑,明明一年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为什么提前这么久就开始学习?当我自己开始准备的时候,发现只需要一本《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分析》就够了,我还天真的以为,这很轻松。直到我看着目标院校往年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国家线40分时,我才开始慌了。我通过各种途径买教学视频,去找目标院校的学长学姐,每天问东问西,去刷每年的法硕真题,甚至逃了专业课去自习室抓紧一切时间去熟悉专业课的内容。除了跟同一届的考生竞争背书速度,我还要背着同寝室的人,去搜索不一样的复习资料,生怕自己落后于别人。大三之前的寝室生活都是吃喝玩乐,大四完全变了个样子,就连一起准备跨考的室友,也开始避开我,自己出去学习,回到寝室连一句关于学习的话都不提。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一年。走进考场的时候,令我震惊了,法硕(非法学)这个专业我一直知道是个热门专业,但我从来没想过,座位旁边是一位孕妇,后来走出考场,我问了问原因,只是不想当家庭主妇罢了。一直以为我的对手只是同龄人,但真是应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如果真要用一句话形容跨考形势的话:考得好不如报的好,报的好不如生得早。第一年,或许是我还不够努力,分数并没有达到院校要求。我毫不犹豫,毕业后,继续准备二战。我把没有背熟的知识点,全部又巩固了一遍,信心满满的走进考场,却又失魂落魄的走出来。偶然听到妈妈说,跟她年龄一样大的同事,今天考上了和我一样的研究生,那一刻我感觉这两年的努力都不值一提。我打开手机,看着分数线越来越高的目标院校,人数也逐渐增加,想着自己在家准备考研的两年时间,如果放弃了,又觉得比较可惜,我继续准备三战。脱离社会整整三年,埋头学习,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只希望今年我能从千万大军中脱颖而出。*题图来源于《这个不可以报销》,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unsplash。文中萨达、蒋清、美美、雪婕、许悦、佐佐木 、一凡为化名。*免责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编者按】法官流失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学术问题,刘忠教授从法学学者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他所理解的法官流失原因,并认为法官流失并非传统上理解的“待遇过低”,法官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法院内部晋升的各种非正式规则严重影响到正式职务晋升制度发挥作用”——也就是晋升不公平。应该说,刘教授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性,待遇问题也并不能充分解释法官流失,晋升难对于法官来说也是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将法官流失归因为晋升难,也并不全面,法官流失不是一种原因导致的,也不能通过一种药方解决,只有通过充分的,深入的调查才能接近事实的真相。我们更期待有这样视角和分析的理论文章,能够为治理“法官流失”之弊出谋划策。刘忠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摘要:在有关法官和法院的议题设定中,法官流失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主题。研究者多将法官流失归因于法官待遇差、法院机构地位低,但是实际上,法官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法官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大幅度改善,证伪了法官辞职与法官整体福利指标之间正相关性。法官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法院内部晋升的各种非正式规则严重影响到正式职务晋升制度发挥作用。法院职级晋升上的异化,导致优秀法官相对剥夺感增强,因而以选择离开的方式表达不满。法院改革的中心在于内部治理,而主要不在于外部对法院人财物的制约。法院改革应进行内部治理转向。关键词:法官辞职 法官待遇 法院改革 内部治理本文提交2017年11月18日第二届法律社会学青年学术论坛,发表于《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原题为《 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现代西方诉讼构造的观念体系下,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心议程被设定为法官中心、法院至上。为实现此目标,研究者集中论证法院机构地位应拔高,法官待遇应提升,如此才能吸引法学精英、律政先锋进入法院,法院的公共信任度和民众认同才能改善。由此为导向,多年来颁布的众多方案,都以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比例、提升法官福利水平为真实内涵。法院的机构地位、法官的福利水平,从历时性看,获得巨大提高;从共时性分析,较之许多同级党政机关和律师都有较大超出。但是,在有关法院的作品中,以法院福利待遇低为主题的研究始终弥散。晚近,“法官流失”一词开始被高频使用。这些研究的归因逻辑线路是:法官流失→法官待遇差→法官缺乏职业保障→司法的人财物受制于外部。本文对此归因路线进行拆解,对于法官辞职和由此牵引出的法院内部晋升中的积弊,重新进行分析。如何实现良好的法官晋升激励机制,应是法院改革的中心之一。将司法改革集中于去除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的定位,遮蔽了真实的痼疾所在。本文使用的“转向”(turn)一词为借用。西方哲学先后经历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每次都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哲学的内容。“转向”并非否定先前,而是自我更新。对法院改革进行内部转向,建立一个优良的法院内部治理,与践行系于司法的政策目标具有更紧密的关系。一对法官“流失”相关数据的精细拆解何谓法官流失?定义域内的“法官”,是指中央政法编制内助审员以上人员;“流失”指法院统计报表中,中央政法编制内助审员以上人数减少。两者都须辨析。其一,不包括非中央政法编制人员。从“一五纲要”开始,法院书记员被要求实行合同聘任制。2004年之后试点法官助理的法院,部分法官助理也临时聘任。这两类人员,非中央政法编制。大量刚毕业学生,应聘担任合同书记员、法官助理,目的在于积累司法经验(俗称“刷履历”),三年合同期满即转考公务员、进律所或升学,人员流转极快。部分律所合伙人、学者见求职、考研者中有法院经历者日益增多,错以为大面积法官离职。其二,同样是中央政法编制内法官离开法院,须细致区分以下各类情形。第一类,并非“我要离开”,而是“要我离开”,是有意驱离。包括:(1)清理调出。如最高法院规定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情形应予清退。(2)精简。如2000年中央编委要求法院在政法编制控制数基础上,按10%比例精简,部分法官“提退”。(3)因违纪被处分、双开,因犯罪被判刑。2003年,全国法院处理违法违纪案件1297人,其中法官794人。第二类,自然减少。包括:(4)正常年龄退休;(5)任职期间病故。第三类,(6)职务晋升或交流至其他机关任职。第四类,离职。2014年,中央决定法院保留39%的员额。但与历次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时,干部向行业协会、企业分流不同,法院未入额人员并不分流到法院之外,仍保有公务员身份,只是不再担任法官。少数未入额法官因失落而离职,出现:(7)离职升学、转考其他公务员。(8)辞职做律师、法务。由上可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法官离开法院这一行为每个个体意义各不相同,计量法学偏爱的大规模数量统计结果,在此没有一个统一意义。“流失”一词,仅增加了思维成本,属于奥卡姆剃刀所称“如非必要,勿增实体”的赘词。真正为普通公众关注,纳入本文讨论对象者,只有第8类。但是,作为一种宣传策略,媒体并不仔细提供每一个数字指向的个体事实,而是采用典型事例加一般数据的手法,即:通过简单枚举,将最突出的法官辞职转做律师的例子进行放大,然后再给出一个规模数据。给外部观察者传递的印象即是:法官离职,都系法官待遇差和无司法自主权,导致留不住人。如果不是从强烈意识形态前见出发,当代人对公务员离职都有平和的心态。现世的人追求的目标日益多样,尤其在当代电子、网络、交通条件下,时间感、空间感较此前大不同,人的心理体验异于以前,各种抱负多元。没有任何一个职位,能安放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使在世俗者眼中身处高不可及职位的官员,都有辞职转做律师者。但对党政机关人员分流和辞职从事律师,部分研究者认为是解决机关臃肿、克服官僚化的治本之策,媒体的方向是鼓与呼,不会将之与待遇进行勾连。但一到法院,整个舆论被引导到法院待遇低、法官收入差,直至司法受制于人等大叙事。法院将部分研究者对法官辞职原因的归纳,援为根据,将之作为诉求更多待遇改善的根由。2000年,中央编委部署全国法院减编10%,但编制返还,用于书记员改革。然而,在次年最高法院给中组部的报告中称:“审判人员的职级配备偏低、社会地位没有很好得到保障,影响了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致使审判队伍不稳,业务骨干外流,仅2000年一年之间全国四级法院共外流2017名干部。这也是造成法院取证难、办案难、执行难的客观原因之一,势必影响人民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权威,也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将法官辞职进行单一归因,归结为法官待遇差的断言,首先遭遇比较法证伪。部分研究者对中国四级法院,包括对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法官进行制度设计,原型都出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系统,各州法院芜杂,州法官有任期限制、非终身,非任命制,而是选举,职权、声望远不及联邦法官。1789年宪法第3条规定,只要联邦法官行为端正(ring good behavior)就可以保住职位(hold their offices),也就是除非渎职,哪怕重病至不能履职,如晚年的道格拉斯大法官,只要自己不离职,无法将其免职。对整个联邦法院,按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说法,2000-2005年有38位法官离开法院。波斯纳的数据是:这六年间,总数1200位现职和资深联邦法官中,有12位辞职;1969-1974年,总数720位法官中,有10位辞职。1981年到2007年,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也有8位辞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2000年流失2017人的数据,以当时中国法院政法编制30万人计算,流失比例0.7%。相比美国联邦法院,罗伯茨的数据为3.6%,即使按波斯纳的数据,比例也为1%。因法官待遇差、法院没有吸引力而选择辞职,这种看法也与普通公众日常经验发生矛盾。普通公众对职业选择热点的观察,有两个风向标:一是军转干部。在1980年代前票证经济下的物资紧缺时代,军转干部最中意择业方向是百货公司、供销社等商业批发、零售单位。去公检法的人员,各方面能力要次一级。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商业凋零后,公检法,尤其法院,是工作能力强的军转干部的首选。另一个是领导干部子女。一些地市、县区负责人在解决子女就业时,首选进政法机关。在通过公开招考录用法院公务员之前,一些人能进入法院,是基于家庭背景。“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各部门岗位的高低优劣,深深浸于体制内的亲历、参与者,其体验和判断必定胜于通过键盘、屏幕了解世界的书斋摇椅上的研究者。如果说法院待遇差、法官收入低,导致大批法官辞职,那么军转干部、领导干部子女的选择就是非理性的。这显然与经验抵牾。当然,在离职法官中,并非政策性分流、退休、交流任职等情形,而是从事律师等市场职业者,有一定数量。但是,中组部等主管部门查知不少公务员辞职,目的是“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断言法官辞职从事律师即是福利待遇差,而不剔除目的是为了给权力贴现从事居间、中介的情形,难以服人。对此,最高法院政治部亦承认“实践中,确实存在极少数法院工作人员辞职后从事与原职务有经常性直接关联的业务活动,利用曾在法院工作的便利条件与法院内部人员进行利益输送,或借助自身的影响力扰乱正当的法律服务竞争环境等问题,引起社会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反感,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对于法官辞职后的行为进行具体限制。经过以上精算,“流失”法官至少有8种情形,仅第8种为主动辞职从事律师、法务者,其中再剔除目的就是为了中组部等部门察觉的“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剩下的动机单纯从事律师者,所占比例并不大。那么,仅就这一部分辞职法官的行为作根据,是否即可断言法院机构地位低、法官福利待遇差?假设是,那么,此意味着法官福利与离职之间具有一个正比例函数关系,如果法官福利改善,辞职即会减少,相应法院就福利改善,向媒体造势和决策层的吁请也会减弱。谱绘近年法院、法官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图景之后,发现这一函数关系并不成立。二法官福利指数的改善证伪了其与法官辞职之间的正相关性较之马斯洛心理层次说,极为直白的表达是俗语所称的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列入法官个人福利多目标追求集合U=(a1,a2,an-1,an)中最重要的四个项目是:职级、个人货币收入(工资福利、个人住房等)、非货币收入(与职权相关的的职业尊严、办公场所条件等)、悠闲(工作负担等)。对法官福利指数改善的测评,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一)历时性向度1.职级分两种,一个是职,习惯称“实职”。另一个是级,习惯称“虚职”。如,地市级中院的庭长,是正科职位干部,但是区分资历,法院党组会与地方党委沟通,将部分任职年久者安排为副县级审判员。从中发1979年64号文件开始,法院院长级别被高配1985年,中办又发文重申。1987年,进一步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员、助审员级别给与规定。为避免僧多粥少,1987年对法院各级别干部的比例进行了固定。2001年,又对比例进行了提高。不仅在“虚职”上不断提高,对“实职”,中央和地方党委,通过给法院不断增设庭室、先后增加政治部主任、执行局长进党组、增设2-3名专委等职务新品种,给予倾斜性照顾。[5]2014年起,为最高法院先后增设六个巡回法庭,每个法庭设两名副庭长,每个副庭长都是正厅职。虽然庭长由本部副院长、专委兼任,副庭长由本部审判庭庭长调任,但是院本部提升部分干部补了审判庭庭长原位。通过增设机构、增加职数比例的多年掘进,法院的职位数量激增。在广东高院,2013年,不到500名中央政法编制的规模内,领导班子成员20人,另有副厅级干部8人。不包括数量较多的处级、副处级审判员,实职副处以上共117人。2.工资福利等待遇1998年,中央要求对政法机关的行政办公经费,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一倍以上标准予以安排。按照财政部的数据,1995年,全国公检法支出298.84亿元,是1990年的3倍;人均公用经费支出11284元,比一般行政机关人均公用经费支出高5658元,基本达到一般行政机关的2倍。这种优先保障,一直持续,尤其在2009年后,政法经费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分类全额保障,更加强化。具体至法官个人,《法官法》仿照军衔、警衔,给法官设置了衔级制度。为其建立一个类似军衔、警衔的衔级制度,目的只在于效仿军队、公安增发薪酬。对于标准,最高法院提出“审判津贴标准本着与工资之和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20%-25%确定。” 中央在2007年,同意最高法院要求,继军队军衔和公安、安全机关的警衔补贴后,根据法官等级每月发放180-340元的审判津贴。3.个人住房2003年,著名的国发18号文件对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意义进行提示,此后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许多人的收入赶不上飞涨的房价。但是,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机关,财政部门颁发了各种补贴。各地法院也多以集资合作建房等方式,以低价格解决本院干警住房。在北京,房价上涨迅猛,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讲述: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亲自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基本解决了正局级和部分审判骨干的住房。”4.与职权相关的职业尊严在以法官个体独立为基本观念的思潮熏染下,2015年“四五纲要”推进法官个人责任制,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对大多数案件,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不再批案,具体案件的承办人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大。按最高法院的数据,改革后,“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确立合议庭、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全国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数量占到案件总数98%以上。”法官的职务获得感线性增长。5.办公场所门楼高低、办公场所的优劣,构成人员非货币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最高法院数字:“十五期间”,全国70%以上法院改建、新建了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和办公用房。全国法院新增车辆2万多辆。五年间,全国法院物质装备建设共投入资金近200亿元。在各种激励作用下,法院办公场所建设在近三十年,获得极大发展。6.工作负担法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文书撰写。传统上,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审理报告、各种笔录等文书制作完全依赖手写,手写文书的审批、传递、打印、校改也耗用大量精力。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判例检索也极为辛苦。晚近,办公用计算机、数据库、办公局域网络、语音转换、电子卷宗等手段使用之后,相关工作负担大为减轻。在实行人员分类制改革后,合同制法官助理、书记员大量聘用,审理案件的法官主要精力集中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事务性工作负担减轻。当然,各地案件负担极为不均衡,2017上半年全国法院受案数量排名前三位即是上海浦东新区、北京朝阳、广州越秀。在受众印象中,抱怨案多人少、待遇差和法官辞职比例最高的主要是京沪穗三市。为解决三市的案件负担,中央决策层给与了积极应对,方式之一是增设新法院。在京沪,一个中院在1995年拆分为一中、二中院。1998年上海、广州两个海事法院分别由交通部移交两市。2012年,驻在京沪穗的铁路运输中院及基层院,分别由对应的路局、分局划归三市。2013年增设北京三中院。2014年增设北京四中院(铁路),上海三中院(铁路),另为京沪穗增设三个中院级别的知识产权法院。2018年再为上海增设一所中院级别的专门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为京穗两市各增设一所基层院级别的专门法院:北京和广州互联网法院。加上司法改革后管辖跨辖区案件的专门法院北京、上海、广州、广州第二铁路运输法院,北京有5个中院,2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上海有5个中院,1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广州有4个中院,3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数量极大超出其他城市。此政策效应溢出,产生正外部性,不仅为这三市法官实际减少了负担,更极大增加了职级比例。增设一个法院,需从全市调配法官,激活了全市法院职级调整,整个干部职级都动态提升。由上可见,以历时性眼光看,在1979年中发64号文件三十多年以来,以干部职级和货币收入两项为核心的法院、法官整体福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整个曲线方向向右上倾斜。(二)共时性向度前部分通过历时性方式查勘了法官收益效用由多个参数构成,通过法官收益变化,证伪了法官离职与福利待遇低有关。再以律师、公司法务、其他政法机关人员作映衬,以共时性方式,对法官福利效用函数查勘,从对比中尤可看清真实状态:1.职级考评法院职级待遇,常被研究者作为参照物的是党委和行政机关。但中央组织工作文件,在对法院干部的职务配备上,明确要求“法院审判业务人员的职务配备规格和职数比例略高于同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尤能体现法院职级待遇优越的是与检察院的对比。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机构转隶之前,“一府两院”中,两院历来被等量齐观,但在实际职级待遇上,法院高于检察院。1996年机构改革,中央批准的方案中,高院内部机构为15至17个,对应的省级检察院为14至16个;中院为14个,对应的市级检察院为13个;基层法院设置9个,对应的县检察院为8个。2001年机构改革,法院同样保持了对检察院的超出。2.工资福利等待遇列入中央政法编制保障的法官,不仅是当期现金收入高且稳定,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还有完全可预期的退休收入,无生存压力之感。在律所工作,收入完全无预期,常有基本意义上的生存压力;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完全无退休工资;在任何公司工作,都会有破产、失业或被减裁之虞。3.个人住房1994年律师制度大变革之后,律师“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机构的性质”,而是“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律师自嘲是法律个体户,不存在机关优惠集资建房和财政补贴等福利。4.与职权相关的职业尊严法官坐在法庭正中、高于检察官席的审判席上,面对站立侧旁接受质证的出庭侦查人员,以及需举手示意才能发言的公诉人、律师和各种诉讼参与人,法官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感和职业愉悦。从事律师,生存依赖于案源,拓展案源面临激烈竞争,需要加强社交和形象塑造,法官做久之后,角色转换并不容易。将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业尊严感进行对比,尤有说服力。检察工作基本以刑事案件侦查、批捕和起诉为主,法院更多是自然人、公司等私主体之间适用“处分原则”的民商事纠纷,不仅案件性质不同,而且人均案件负担差异极大,加之强调法官自主,所以在案件决定权的层级分布上,同为案件承办人,普通法官职权较之普通检察官大的多。虽然在2018年反贪反渎和预防三个机构职能转隶监察委之前,作为一个机构整体的检察院,在职权上与法院并无大的差距,但检察院奉行上下一体原则,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和同一检察院内都是上级领导下级。检察权分布为倒金字塔型,大要案权力集中于上级检察院;在每一检察院内部,事权又集中于检察长、副检察长,承办人决定权极小。[23]因此,普通法官的自我认同要远高于普通检察官。此外,随着可诉性、诉权的日益扩大,法官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不断趋强。5.办公场所法院基本都有良好办公环境,设施维护运转,由财政和法院经费负担,无需法官个人承担任何费用。法官办公场所条件的优良,虽然不是直接注入的货币,但是作为非货币收入,实实在在地转换成了健康和幸福感。许多律所也有豪华办公场所,原因在于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一种信用品、经验品,而不是搜寻品,客户筛选律师只能依赖服务品质信号。所以,律所多使用资产符号传递品质信息,高端律所都租用豪华写字楼作为办公场所。但律所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个人集合,律所各种费用由合伙人分摊,每个独立结算律师都根据自己使用律所场地的方位优劣和大小支付费用。做律师如逆水行舟,不管当期有无收益,租金和各种费用催收不免,压力、焦虑无时不在。6.工作负担与行政权的积极、主动相比,司法权被给出的职责是消极、被动。这决定了法官工作方式应当是在审判庭内听审,或是办公室阅读文书材料,基本不需要野外工作,尤其是审判工作性质不具有突发性、应急性,不需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作出应对,拿出工作实效。仅就工作负担最重的刑事公诉案件而言,按照刑诉法156、202条规定,审限也有三个月,如果“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等情况,审限还可延长到6个月。在如此长审限内,法官可以自己调节工作节奏。对比公安人员,一线民警每四天一次24小时在单位备勤值班;不论酷暑的正午、严寒的深夜和节假日,不管潜在危险多大,值勤的男女民警,接到110出警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警。而律师,不论时间早晚,更是要被委托人、客户随时电话备讯,被大客户召之即来,否则可能在当期会被投诉,更无法得到下阶段的委托和收费。由此看,单独拆出来法官福利指标体系中某一个,与同级党委、行政机关中刻意选出的指标比较,法院可能不占优,以各项指标总和,以整体福利来比,法院具有最大优势。2017年员额制完成后,全国不少法官就地躺倒成为法官助理,但绝大多数都不选择辞职。最高法院公布了近年辞职法官的比例,仅在0.35%以下,这对本文的论断进行了补注。此外,作为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在方式上,以整体主义方式论证,会产生精准度欠缺,应将法官与律师进行个体主义比较。律师内部,收入水平悬殊,阶级、阶层分化严重。在职级晋升上,升至厅级以上高级法官者固然是少数,但年收入千万级以上的“大par”(业内对高收入的高伙partner的习称)更是少数。作为研究者,不能隐匿律师业最大的制约条件——“案源”,否则,即会误导旁观者,给局外人带来一个错误印象,似乎是:法官转做律师,客户即扑面而来,“无边案源萧萧下,不尽收费滚滚来”。行业内人士都知道,在法律服务市场,拓展案源如任何有形商品市场一样残酷艰难。律师收入有名、暗收入之分,部分诉讼律师灰黑收入极高,原因在于有特殊通道,如黄松有、奚晓明案件中的律师。这种收入模式,非其他律师能移用复制。2018年底,全国律师数量近40万人,大部分律师在从事收费低的简单业务。在访谈中,当初“冲冠一怒为待遇”而从法院离职做律师却案源匮乏,坦承后悔者不在少数。但是,将法官和律师收入进行比对的研究者,其策略实际是一种变形后的“田忌赛马”。对律师序列,排序是:A京沪穗年收入千万级的律师;B京沪穗年收入五百万级的律师;C收入百万级的律师;D中西部年收十万元以下的律师。对法官序列:甲:县区法院院长、中院副院长以上法官;乙:中西部县区法院副院长;丙:中西部县区法院庭长;丁:中西部县区法院普通审判员、助审员。对比策略是:A —乙;B—丙;C—丁。但是,在律师群体中占最高比例的D,被弃置不提。而且,对比例不超过律师总数10%左右的ABC三类人,在媒体聚光下过度渲染,在报道上无限放大。实际上,“一五纲要”以来历次司法改革,都以增大法院权力,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提高法官福利待遇,为公开的或隐蔽的真实内涵。虽然在研究手段上,外部观察者极难获得一个较长时段内全国或一个省法官流失的数量和具体详情,仅以法院和媒体给出的数据片段,传递的图景是法院和法官的福利不断增强,而法官流失越来越严重。这即证明法官离职与福利指数没有正相关性。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将法院待遇差、法官福利低,作为法官离职原因,无法成立。那么,实践中,确实有不少法官离职,原因何在?三法院内部职级晋升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细析本文作为分析根据的各项指标体系,其中办公场所、人员经费、福利等要素,对在同一个法院工作的法官群体来说,不因人员编制增长而边际收益明显降低,属于类公共品,所以在成员内部之间不具有竞争性。本文认为,测评“流失”法官中离职单纯从事律师那一部分人的离职原因,职级晋升是最值得关注的变量。理由如下:(1)财政供养官员的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在现代官僚制建立后,都与个人职务职级正相关,福利目标集合中的其他各项条件,都与职务职级有对应关系;(2)职级具有稀缺性。在科层制社会构成单元中,职务分布为金字塔型,对应的是差异性分布的人数,愈向上,人数越少,稀缺性愈强;(3)人非索群独居,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与蚂蚁、蜂群等集群动物不同的是,作为城邦/社会集群中的人,建立了一种自我认同,即“我是谁?”。这在库利的“镜中之我”理论看来,取决于“我”投射于外部后,别人的判断。在职务高度稀缺的给定条件下,获得晋升,意味着能力、水平被认可,社交圈、被媒体关注度更高,自己抱负施展、自我认同的实现期许也更强。从而,职级一方面具有直接货币收入差异属性,另外则具有非货币意义上的尊严和认同属性,具有独立变量意义。因此,职级晋升成为公务机关内许多人的竞逐目标。由于职级晋升引发竞争,职级差等成为撬动法官行为最有力的杠杆,法院因此刻意构建一个差异性的职级序列,利用职级对法官行为进行诱导和控制。之所以如此,因为在法院内部另具有不同于其他公务机关的特殊性:(1)法官有最后裁断权,裁断之上无裁断,而大量诱致法官做出裁判的行动不可查测,据以做出裁判的内心纤细意志无法以外显方式展示;(2)实体法、程序法、证据规则,对于法律适用具有约束力,但都无法完全禁绝法官在事实认定上的心证空间;(3)为遏制法官寻租、权力贴现,通过事先规制、事中约束、事后监督,都只能起部分作用。不滥用自由裁量权,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法官个人的自我内敛。因此,建立一个晋升阶梯,通过职级晋升,保持对法官行为的激励,诱导法官对可能偏移的行为进行自我规训。在法官数量庞大的现实状况下,法院尤其需要一种控制机制实现内部秩序,细密的职级分层从而成为手段之一。由上可见,个人的追求和法院的有意诱导,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职级晋升成为法院内部秩序中的中枢问题。职级晋升也因此成为微观政治中最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复杂,因为在各种政治机体内,都多少存在着职级晋升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职级晋升,标准应当是能力、业绩和政治忠诚。不管是现代国家还是前现代家产制下的政治体,正式制度的要求都如此。但是,在历来的政治中都存在各种非正式规则,对官员的升迁,具有实际影响力。非正式规则,不见于文,只可从现象中查知;非正式也不意味着不占支配地位。相反,非正式规则常能抑制正式制度。职级晋升中的非正式规则,为西方研究者所过度关注的是所谓站队、派系、山头(factionalism)等行为,但在法院内,另有不为正式制度研究者所瞩目的许多微小却具有作用力的行动。例如:(1)在后勤设施陈旧时代的许多法院,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内部勤务,包括拖地板,到单位的锅炉房给办公室的暖水瓶灌满开水。坚持这样做的普通干警,都会给其他人留下良好印象。(2)笔录和判决书、裁定书的稿本、审理报告以及各种文书都是手写,而一个人字写得好坏,影响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对一个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的评价。一些干部通过这样的方式,长期的自我“印象管理”,多会将一个勤勉的形象沉淀在领导和同事印象中。各种法官职级晋升中的非正式规则能够畅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低度的司法知识专业化。中国大规模民商经济立法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此前,法院审判工作所需各种专业知识,基本流于粗放,案件主要是自然犯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婚姻家事案件以及简单民间债务纠纷等。其中多数案件,仅凭人生阅历和日常朴素的伦理观念即可裁断,法学科班出身与未受过学院内法学知识训练的法官,在专业能力上的位差,远无理工科、医学等门类那么明显。通过前述印象管理方式,非科班出身干警,也能在提拔时获得青睐。本文例举的这两种非正式规则也在近年失去依托。原因不是来自强制规范的禁止,而是社会经济演化释放出的转变。多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法院“两庭”建设投入,法院都兴建新办公楼,使用了自动热水器、饮水机,机关清洁多外包给物业公司;办公用电脑普及,司法文书都在各自电脑上敲击,部分“智慧法院”已实现裁判文书自动生成,通过办公系统传输审批、打印。通过打开水、拖地板、苦练硬笔书法等对形象塑造,在法官晋升中的意义淡化。但是,包括地域、山头、职业出身和各种单位政治等在内的干部晋升中的更多的各种非正式规则,实际被压制,来自于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正式制度的颁布实施。从1982年开始,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中共中央对各级干部大力更新换代。在四项指标中:(1)革命化,主要是看文革期间的表现。但不属于“三种人”,而是所谓随大流的“观潮派”和普通群众,数量庞大。(2)年轻化。中央对省部、厅局、县处等不同级别拟选任干部年龄设定了上限,如省部级干部,“掌握在四十岁左右和四十五岁左右这样两批人”。以中国人口基数规模,符合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体数量同样庞大。(3)知识化。建国三十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只有30万人左右。作为知识化表征的文凭以其稀缺性成为强有力条件。(4)专业化。1980年全国仅4所政法学院、22个大学法律系,在校学生占高校学生总数0.5%,1949年到1978年毕业政法学生2.9万人,占同期大学毕业生总数的0.9%。。因此,以同时符合这四项指标作为根据选拔干部,实际上是最具有稀缺性的法律本科文凭,成为杠杠支点意义的变量。俗称“文凭是个宝,年龄少不了”,“以文凭一刀切”,成为这一时期干部选用最大特点。除了1980年代初中期破格提拔文革前大学生之外,在随后的干部提拔中,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迅速进入干部培养梯队。这与当时法官学历状况有关。从1984年统计看,全国法院15万人,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为3%。1990年,全国法院22.54万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4.9%,地方法院审判员和正副庭长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3.2万人。直到2002年《法官法》之前,法院大多数人都是“业大”专业证书文凭。法院统计数据内获得本科学历的,也基本是党校函授、电大、自考等成人教育形式。2001年,即使在文化教育水平相当发达的上海,规定选任审判长资格的学历条件时规定:一般应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含在读本科)。鉴于符合条件的人可能较少,放宽规定特别优秀的业务骨干须具有法律专科学历(含专业证书)。经过多年文凭政治演生历程后,决策层和组织部门有越来越多经验,逐渐不再以单一的文凭选拔干部。原因:其一、由于文凭附加值极高,在局部地方诱发入门壁垒松弛。1980年代中期之后,已可通过委培、定向等方式进入大学,文凭逐渐不必然证明较强知识能力。其二、知识与美德无关。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黄松有都是科班出身,而且都是法学博士。以文凭做“一刀切”式干部提拔,遭致实践中各种否证。根本导致传统干部晋升制度崩解的是,干部选拔四项指标中最具有自然稀缺性的普通高校文凭学历形态激变。1999年后高校扩招,法学学科设置泛化,法学本科学历供给量激增。稍后的研究生扩招,再次将学历稀缺性打破,研究生品种不仅有法学硕士,还增加了非法本法硕,又增加法本法硕。2015年,有权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单位有186个。高学历也加速量化生成,截止到2017年,全国有48个一级法学博士点。二级法学博士点和挂靠其他专业招收法学博士的难以计数。仅以西南政法为例,1979年招首届研究生11人,2009年为4679人。三十年膨胀了425倍。由于总供给巨幅增加,在学历供需上,卖方市场逆转为买方市场,作为学历颁发者的大学,处于激烈竞争生源状态,部分法学院为争抢法硕生源,竞相降低条件,如降总分、降单科分、免试先入学听课再补入学资格等。对于法官来说,拿到一个法律硕士文凭并不困难。读一个学士学位,还是继续读硕士、博士学位,逐渐成为个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不再具有直接附加、可兑换的政治资本。在加大的学历教育供给洪峰持续下,各层次的法学文凭稀缺依次被冲垮。此前仅靠一个文凭即能获得提拔重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管多高的洋学历、土学历,必须参与竞争,以实际能力获得认证。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即是:以文凭为轴心的单一晋升规则崩解,机关政治内容发生巨变,另一种干部提拔使用的非正式规则逐渐抬头,再次扭偏了正式制度。怀抱旧有的“文凭大树下好乘凉”观念的一些法官,开始无荫可乘。四职级晋升规则的异化折射出法院内部治理的积弊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指标都逐渐虚化后,如何建立一个形式理性化、可测评的标准根据,成为法官选任中一个突出问题。一些法院在竞争上岗中,曾实行过简单以票取人做法。这遭致一些经验质疑,因为实践中常见部分工作能力强、坚持原则的法官,在票选政治下得票率并不高。反而个别工作能力一般,常以原则做交易,或者从不得罪人的老好人,会有极好的票面。对此,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说:“应注意防止在决定干部任用时‘一切由群众说了算’的现象”,“党管干部和走群众路线都是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竞争上岗中要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通过竞争上岗确定有关职位的人选,要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把群众对竞争人员的评价作为决定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党委(党组)要牢牢掌握竞争上岗工作的主动权,从制定方案、设计程序到具体组织实施的整个过程,都要在党委(党组)的领导下,由组织人事部门具体承办。”原本从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开始,到2002年正式颁布、2014年《条例》修正,干部选任的基础条件和资格、程序都有规定。但由于党委、人大、政府、两院等各机关人员差异性大,《条例》不可能具体规范至每个职位,对具体人员专业能力的识别,势必由本机关裁量。在干部选任“红”与“专”协调时,以专业性强或不足,作为干部任用或否决的理由,成为业务性强的机关自主决定权日益加重的根据之一。在法院,亦为突出。法院干部任用分为三个层级:1.法院院长,由上级党委主管,上级法院党组协管,任免决定权在上级党委,但是“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1998年之后,上级法院党组利用组工制度赋予的这一正式权力,在人选建议和任用上,具有极大分量。2.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专委这一级干部,由同级地方党委主管,任免征求上级法院党组意见。虽然决定权不在本院,但本院具有强大的人选提名建议权,尤其对非中意人选,具有极强否决权。从日后工作协调、班子团结和全局工作出发,地方党委都会充分尊重、吸纳作为“一把手”的院长对副院长人选的意见。即使有院长不便直接拒绝的人选,在与上级法院汇报后,上级法院党组、政治部都会支持自己的下级法院,出面与地方党委协调,建议改变任命。实践中,将院长对副院长任用上有力的建议权和强硬的否决权,戏称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3.法院内设机构正副职(俗称的中层),由本院党组主管。对所有中层,最后决定权在院党组会。在实际产生形态上,对中层副职,主管副院长即具有较大决定分量。对中层正职,主管副院长具有建议权,主要取决于作为党组书记的院长的态度。由此可知,法院职级提升,决定力量不在于外部,而在法院自身。在学历条件消散后,以工作能力、业绩为选拔根据,很难建立可计算、可操作的测评根据,尤其是在边缘处界限模糊不清。这即为主观评测留下极大空间,为各种非正式规则的潜入,提供了通道。一些自生自发的非正式规则,再次处于超越正式制度的支配性地位,成为建立职级提升的新秩序规则。法官职务晋升,在部分法院,更多依靠裙带关系或者贿买。在部分法院,法官谋取晋升,依靠激烈的行贿竞争,贿金最高者胜出。近年判决的法院院长职务案件,受贿犯罪事实基本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利用审判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部分是在干部调整、晋升中,收受贿赂。如原任深圳龙岗区法院院长、深圳中院副院长黄常青,2015年因受贿400万元被查处,除收受律师贿赂外,另外收受下属买官行贿款近百万,在收受贿赂后,将一些法官提拔为业务庭长、副处级干部。2018年被立案查处的副省级城市长春中院院长张德友是法学博士,“他在担任吉林、长春两市法院院长期间,在干部任用工作中,利用职权,先后为多名基层法院院长在职级晋升中提供帮助,从中收受现金、高档烟酒等‘感谢’。”以上晋升方式,在部分地区的部分法院,成为常态。缺乏裙带关系,又不愿堕入行贿竞争者,或流于边缘化,或自我放逐,选择离职。在基层法院,职级晋升尤为艰难。基层法院,院长为副县职,其他副院长是副科职、高配为正科级审判员。庭长基本是科员,或地方上称谓的股级,老资格的庭长会解决科级审判员。但因为县区法院人数相对较少,而且个人认同都是基于对比本人所在群体产生,如果公平晋升,并不会产生反向激励。而且全国80%的案件初审集中在基层法院,事权分量极重。但是,1998年以来,法院纵向一体化现象严重。上级法院向下派院长、副院长数量日益增多。基层法院职级晋升艰难,主要不是职位少,而是来自于上级法院挤占。不仅中院不断将自己的庭长下派到基层院任院长,或副庭长担任副院长,连高院也加入其中,将普通的正科级助审员下派到条件好的县区法院任副院长。吉林即规定:省法院40岁左右的中层干部可选派到中院任副院长;省法院和中院35岁左右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可以选派到基层法院任副院长。这极大地挤压了下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晋升通道。一方面,中国法院是一种锥形设置,平均12 个中院对一个高院,7.8个基层法院对一个中院,97.9个基层法院对1个高院。因此,每一个下级法院院长,要升任到上一级法院任党组成员,都有多个来自平行职位的竞争者,晋升极为困难。另一方面,与法院数量锥形分布相反,法院内设机构则是倒锥形,越往上越宽厚。按最近一次地方法院机构改革方案:高院设置15至18个机构;中院设置14至16个机构;基层法院设置9至12个机构。这些内部机构不包括与审判庭平级的纪检、监察,也不包括中院以上政治部内设的3-5个处和执行局内设的3-5个庭室。此外,在中院以上,另设有基层院不设立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以及法官学院等事业编制机构。高院以上多有期刊,最高院另还有报社、出版社、应用法学研究所等事业单位和司改办等临时机构。法院内设事业单位的普通人员为事业编,但机构的正副职都是政法编制。由审判庭普通人员调到事业单位任正副职,即迈上了职级晋升和下派的台阶。这种内设机构的倒锥性设置,对法院内部晋升的影响是:上级法院内设机构不断膨大,具有下派任职资格的正副职也随之倍增,上级法院又具有最强劲的干部任用支配权,有能力不断将自己的干部下派下级法院任职,四级法院层层挤压传递,一直掼到最底层,结果即是占全国法官人数80%的基层法院法官提拔最艰难,基本是至副院长即到天花板。晋升院长如此,副院长及以下干部晋升也同样艰难。实践中,四级法院中央政法编制内人员,熬时间资历,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再到审判员,都不会有障碍,只是迟早几年问题,但要担任副庭长、庭长,则面临激烈竞争。再向上晋升,则有诸多困难。原本一个副院长出缺,本院通过内部晋升可获得整体的最大福利改善,如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提拔,出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留下的位置,可由作为专委的执行局长升任。执行局长空出的专委职位,可由办公室主任升任,还可再提拔两名干部任执行局长、办公室主任。依次跟进,全院实现动态的跟序晋升。但上级法院下派一人,将一个位置堵塞,整个法院晋升链的通道即停滞。职级晋升的自变量意义,对纯粹的学院研究者而言可能会被认为分量过大。但实际上,对法官而言,昔日学生时代并无强烈的官职进取心,但处于机关氛围濡化日久,基础性导向即是以职级评价个人成功。一个双一流A类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毕业,到法院工作,公认的业务骨干,但工作十年,仍只是普通审判员,而只是“业大”专业证书结业、网络教育函授本科毕业,曾做过自己书记员的人,业务一般,仅因有特殊渠道,就被提拔为领导自己的庭长甚至副院长,该审判员即会因严重不公而情感受挫。河南辉县法院民庭庭长刘建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在法院工作14年,干部调整竞聘副院长失败,随即选择辞职做律师。2016年,原本本职工作即是与媒体打交道,深为媒体熟悉的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任新闻局副局长七年后,辞职去了阿里巴巴公司。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对着麦克风的发言,成为作为前发言人燃爆舆论的最后一次发言。每个离职法官的内心体验都未必愿与他人道来,要获得大规模公开数据统计支持极为困难,但逻辑和公开的个例指向一致。五法院改革的重新定向由上可见,并不是决策层给予法院整体职级比例不足,更不是法官货币、非货币福利水平不高,而是以晋升为中心的法院内部治理需要重新设计。职级晋升,在政治内部治理中,原本是为了给公务员中的优秀者以回报,并通过提升优秀者传递出信号,激励其他人员检视自己的行为,矫正可能的行为偏差。如果那些不依赖贿买或特殊关系渠道,而寄希望于业务精良、工作勤勉的人员,因无法获得相应职级回报,而不断选择辞职,公务员群体即会逐层劣化。虽然单纯转做律师的法官比例极小,但由此折射出的是整个法院内部治理的积弊。那么,扩大法院职数,是否可能消解法官离职?这种策论也被证明只是一种无效应答式反应。因为职务和级别设立,都只能是少数人享有。在法官数量众多、案件数量众多的法院,以业务相同、相近为分类标准,设立多个次级管理单元(庭、处、室),由一人担当负责职务,目的在于效率。如每人都有独立意志,众声喧哗,效率尽失。基于“类案同判”朴素意识的当事人,也会因此怀疑公正。2017年,最高法院编制总数有1300人之多,入额法官高达367人,不计算审委会委员、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刑事岗位151人,民事岗位99人,行政赔偿岗位19人。2018年11月第二批又入额法官40人。如此多法官,如何统一审判尺度;如此多人员,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管理,法院内部势必会发育出一套机制。任何体制下的负责机制,依然只能是一两人承担。另外,级别(虚职)设立,是为了奖掖先进,激励有为者,因此也只能是分配给少数人。如果无差别的由所有人齐平享有,南郭先生大行其道,则无以在内部实现有效秩序。因此,职务获得擢升者只能是少数,失意者常在。从近年经验看,亦支持了这一看法。在职级上,最高法院院长是副总理级,各副院长只是副部级。决策层通过增设常务副院长(正部级)这一做法,拉升了法院职级。地方党委对地方法院也相继比照增设了常务副职。如前述,政治部主任、执行局长进党组,允许增设2-3名专委作为院领导等做法,也拉高了法院领导职数。通过增设更多法院、巡回法庭、内设庭室,更极大增加了干部职级比例。但是,因为职级晋升机制出现局部偏差,导致提高职级比例和增加职数,出现反向激励:在一些时候不仅未平息不满,反而诱发内部矛盾和不满。研究二战期间士兵满意度的学者发现,美国空军比其他军警晋升要快,而且更可预期。但是,由于大多数空军人员都觉得自己比其他成员更为出色,所期望的要比实际获得的更多,反而有更强烈挫折感。研究者名之为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对中国法官离职现象进行深描,可查知这一诠释,同样对本文主题具有解释力。如前述,四级法院内中央政法编制法官,解决审判员都不存在问题。作为普通审判员,最高院是副厅级,高院为副处级,中院为副科级。但是高院的副处级审判员不会与中院副科级审判员相比而沾沾自喜。辞职法官的相对剥夺感,是基于自我设定的同一个群体——本院具有可比性的同辈人而滋生。不仅导致未晋升者不满,这种内部晋升上的不公导致的反向激励,在获得晋升者中也被展示出来。因为原本因优秀而被晋升的干部,看到能力、美德远不及自己的人竟与自己平行,亦会滋生不满。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优越(不平等)的境界。——这些情况也许都有道理,也许都不应该——较低的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此情形与金属铸币时代劣币驱逐良币一样:成色不足、重量不够的铸币进入流通,导致优良铸币的实际兑换价值被压低,最后只好退出市场。那么,通过提高法官货币收入,是否能消解法官离职?时下,法院改革一个中心议程被部分研究者设定为提高法官待遇。最新理由是既然“以审判为中心”,就应给出与法官权力对应的报酬。根据仍是相沿多年的高薪养廉说:通过高薪,让法官意识到贪腐导致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损失过大,从而不想贪腐。但是,高薪与“以审判为中心”之间并没有直接相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目的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意味着:证据质证在法庭,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判决根据形成在法庭。没有更多含义。而且,这种以高薪谋取清廉的策论,遭遇两个方面的否证:其一,反向经验。意欲贪腐的个别法官对高薪丧失的顾虑,不抵一单大额受贿的激励。何况还有被查获的低几率,壮大了收益预期。其二,司改不内部转向,继续通过外部注入福利,提高法官的货币收入福利指数,无法降低被剥夺感和减少辞职。在货币收益和福利待遇上,与前述职级上的相对剥夺感一样,离职法官的心理体验,不是在拿自己的优越与公安检察院对比,而是与自我设定的参照系——与自己年龄、学历、资历相当的本院法官对比。因此,无差别地提升法官的整体福利指数,而非公正地解决法院内的二次分配问题,并不能消除其差异感。通过无限制抬升法官职级和货币福利及其他非货币收入,以挽留优秀法官的做法,之所以不被支持,更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遮蔽了合法性危机。传统上,司法制度研究者中的浪漫派总期待法官只服从自己的良心,而不服从任何派别、舆论、民意、其他法官的干预,也因此认为只要通过在高学历、法学科班出身、律师中选拔并给予高薪等手段守护好法官的良心,就会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冷静的现实观察者并不这么看待。对法官进行行为经济分析的研究即认为:“许多传统法律学者关于法官行为的理论并不符合实际,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并且得到了法官群体的支持。在他们的理论中,对名利的追求以及意识形态在司法决策中并不产生影响。”按照还原论观念,司法组织设计是司法的中枢设计,其在整个司法结构中的位置是:实体法受制于程序法,程序法受制于司法体制,而司法组织设计又在司法体制内处于基础决定位置,是司法内部秩序构建的柱梁。因不满而辞职从事律师的法官,虽比例极小,但这种行为表达出的信号内容清晰:(1)不公正的晋升机制损伤了法院内部秩序。如果晋升与业绩、个人品行无关,只与贿金多少有关,那么,就可以不理会任何司法伦理和制度约束。(2)作为一种微观政治异化,不公正晋升征表的是政治治理结构性危机。对于政治治理者而言,职位晋升激励的正式制度,如何能够有效践行,是关系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官员因自己的优秀获得了正当晋升,使得官员对所处其中的国家机构形成高度认同;官员获得了国家机构内职级晋升的回报,也带来收入和各种福利的改善,从而使个体的利益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法院内部不适当的晋升机制,会颠覆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政治的信心。由此可见,在法院内部职务晋升中感到不满而离职,只是法院内部治理中大量反向激励、反效率做法这一最应予以改革的总病灶的病症之一,这一病灶真正破坏伤害的是公众的司法信任和政治正当。先前部分研究对于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给予了过度的倾注,对于原本是法院内部治理中积存的痼疾,也习惯于归结为外部的人财物供给不足。对于更应给予优先性考量的法院职级晋升,却丢在观察的视域之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倒转望远镜看——物体虽近在咫尺但同时又远在天边。与部分研究者的认知偏差不同,中央有关部门则对此问题始终有清晰认识。2014年,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河南后向河南省委反馈巡视情况:“组织人事、法院系统等领域腐败案件增多。”“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2017年2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巡视最高法院后的反馈意见中也尖锐的提出:“选人用人不够规范,干部管理不够严格,一些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为此,要求最高法院“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好干部’ 标准,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格干部选任程序,坚决防止带病提拔、违规使用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用人环境。”最高法院党组随后关于巡视整改情况进行通报,其中提出要“着力解决‘选人用人问题突出’问题”,“ 着力解决“廉洁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本文由此认为,以法官晋升作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是较大而化之的法院外部人财物约束边界更重要的问题域。在法院改革这一主题上,从关注外部到进行内部治理转向,中心问题是职级晋升。在制度上,如何对法院进行深层次改革,需要纵深推进。2018年5月中央政法委即提出要“统筹推进政法组织体系改革”,“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和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政法改革新格局”。政策研究者提出解决内部晋升的对策是对行政事务与审判事务进行二分。另外的建议是消解科层制。在手段上,研究者关注两个,其一,自然科技的深度运用,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各种网络、信息化手段在法院中的运用。技术约束条件给定的行为边界得到变化之后,法院内部人员构成会相应松动。其二,对司法化、可诉性等命题进行深度的调整。对这两种远端对策的实效,有待深度学术分析和经验中渐进的检验。来源:公众号“基层法治”“法治昌明”,原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法律人那些事投稿邮箱:dahehanjingwei@163.com
在最新一期《令人心动的offer》中看了丁辉这个典型案例后,何炅提出疑问“难道在快步入三十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吗?”丁辉从第一次出场,就有很高的话题度。围绕在他身上的话题就是“大龄实习生”。丁辉30岁了,却与比自己年龄小的刚毕业的学生竞争一份律所的实习工作。杨天真说“我觉得他有很多机会,但是是这个机会你用在哪里?你过去所有的累积跟经验,没有帮助你成为你现在的武器,你选择的是和所有从零开始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你在起点那些基本条件上你又比不过他们。我觉得他这个选择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负担,我们经常感叹自己的人生没有机会。我觉得很多人他缺的其实不是机会,他却的是能力,但他以为他缺的是机会,他以为他有了一个机会之后,他就能拥有他想要的,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你根本不具备那个能力。如果你有那个能力,你早就创造出那个机会来了。”杨天真这段话也许说得有点残酷,但却说出了社会的事实,社会是一个看综合能力的地方,它不会对任何人有偏颇。你的人生可以随时重启,但是同时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你在年龄上有弱势,那么你必须在其他方面有足够的优势才行。丁辉进入法律界比较晚,导致了30岁了还跟比他小的实习生竞争一个实习岗位。这一劣势毋庸置疑。也是没办法忽视的。大龄职场人想要在职场中取得有利地位,应该在能力上下功夫。既然年龄是你的劣势,那么就用能力来补。最怕的就是年龄大了,能力还不足。或者说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年龄。人生可以重启吗?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丁辉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对于自己“背水一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本科学的是文化产业管理,毕业后做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对于这份工作他觉得已经做到无法突破了,感觉自己不是很喜欢,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第二个原因是女朋友觉得他不够优秀,为了证明给女朋友看,他决定转行。丁辉勇敢地重新选择人生方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我们看丁辉的履历,可以看出是个典型的转行履历,2016年是个分界点。也是他人生的重启。2016年前他的学历是常熟理工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这样的履历很普通,没有亮点。毕业后做了一份销售的工作。但是2016年他考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也拿了很多奖。丁辉在重启后的人生里十分努力。职业方向的改变,高学历加名校毕业,能否让他一飞冲天?2019年入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这份工作仅仅做了一年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是一九九八年初成立的迄今为止上海市最大规模的国内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算是很好的律所了,但是跟君合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点。如果说锦天城是地方性知名律所的话,那么君合就是全国性知名律所。2020年,丁辉这次来参加《令人心动的offer》也许就是想靠这个节目,获得进入全国性知名律所君合工作的机会。此时他30岁。他知道,他起步晚,再不背水一战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王钊律师曾经对丁辉说“你因为是有一年的工作经验,这是导致我们很多就是要求高了,那可能打分就会手紧,不要有一个什么心理上的负担。没必要,你有优势的,你做过律师,他们没做过律师,那你应该表现出更强的这个概念,发挥你的特长,琢磨琢磨你以前做律师的那些经验。怎么样带到这些活动里面去,这个是享受,你整体把它作为一个负担就发挥不好。”丁辉知道自己的年龄劣势,知道自己起步晚。所以他越想抓住一切机会往上走。把以前“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这对于很多晚熟的人都深有同感。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明确的追求和职业规划,以至于浪费了很多美好的时间。等到有一天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时,却发现青春已过。要奋力赶上往往很吃力。但是对于慢慢清晰起来的梦想,却无法停止前进的脚步。虽然有年龄的劣势,但是还要勇往直前,因为不进则退。努力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管多晚,请你捉住他,尽量缩小能力与年龄的差距。最后小编想说的事,年龄其实不是问题,更不是借口,希望丁辉好好打磨自己的业务能力,静下心,不为证明给别人看,只因自己真心喜欢。不要再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了,好好磨练自己的业务能力,等你能力有了,其他你想要的东西自然会来。只不过这一过程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对勇于重启人生的人点赞,丁辉加油!
鲍毓明涉嫌性侵一案从曝光起,波澜不断。澎湃新闻8月5日报道称,有网民在网络上反映,指控鲍毓明性侵、自称其养女的李星星,拥有两个不同身份和户籍信息,一个出生日期在2001年,一个出生日期在1997年,即李星星的真实年龄存疑。8月15日凌晨,鲍毓明回应称,在与李星星接触的这几年中,自己从未看见过对方的任何证件,也"从未强迫过李星星做任何事"。李星星坚称出生自2001年对此,李星星则表示,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两张身份证,自己的身份证出生日期以及真实出生日期一直是2001年。对于他的说法,李星星方代理律师吕孝权律师称,鲍毓明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倒是保留追究他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轻则名誉侵权,重则涉嫌刑事诽谤。"罗生门:至今没有定论的真实年龄其实早在此前,李星星的年龄问题就有过争议。4月12日,曾帮助过李星星的律师周桃透露,李星星告诉过南京警方,她真实的出生年份是2002年,比她身份证的登记年龄更小。周桃还说:"南京警方做了很多工作,还找到她老家村里的接生人员,但结论不支持李星星的说法"。今年5月,媒体走访李星星老家时,村民们表示已记不清她的确切年龄。有的村民介绍李星星哥哥生于1992年,兄妹之间应该没差9岁之多。但也有村民反映,李星星出生于新世纪后。最近又出现了"两张身份证"的传闻,让李星星的真实年龄,更加成谜。媒体和律师都未看过其身份证据悉,李星星被疑的两张身份证,一张出生年月为2001年8月,另一张为1997年10月。披露此事的网友表示,目前他已经向公安部门举报,要求对李星星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7月22日,李星星对媒体表示,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两张身份证,她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以及真实出生日期一直是2001年。据南风窗报道称,在请求看她的身份证原件时,被她以"在妈妈那放着"为由拒绝了。据了解,李星星也未向其委托的代理律师提供过身份证原件,仅仅给了身份证号码。不过据多名律师提供的信息显示,他们通过李星星身份证号码获得的出生年月均为2001年8月。但据新京报早前报道,在探访李星星老家后发现,当地村委会的花名册上登记着的李星星身份信息显示,她的出生年份为1997年。两个身份证号同时存在,疑因此前改过户口李星星被网民举报的"两个身份证号",就是通过学籍号曝光的。按照规则,全国学籍号由"字母G+身份证号"组成,照理说,每个人学籍号在字母G后面的一串数字应该和身份证号完全一致。然而,在学籍系统中输入李星星提供的身份证号,却查知她的全国学籍号中对应的出生年月,是"1997年10月"。根据安徽省学籍号命名规则可以推出女孩上小学时间为2004年。倘若对应女孩自称的2001年出生,则意味着3岁就上小学。此外,根据相关政策,全国学籍号为"G+身份证号",但学生身份证号发生变化等特殊情况下,二者可不相同。确实,也有多名村民提到,李星星改过户口。李星星爷爷家附近的一位邻居说,据他了解,李星星户口不和父母哥哥一处。这位邻居回忆说,改户口是为了李星星在县城读书,但她没读完初中就去了南京。"两张身份证"确实不同寻常。并且,被网民举报的两个身份信息,至今都能在12306购票系统上同时经过核验。12306的工作人员称,"两张身份证能同时通过核验,证明其在公安系统同时有效。"据澎湃新闻8月5日报道,有公安部门工作人员透露,可以查询到李星星的同一个学籍照片却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证号和户籍信息。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具体身份信息对应的是否为同一人员,目前相关方面正在调查。鲍毓明再发声:从未强迫李星星,也没见过她身份证8月15日,鲍毓明就李星星一案再发声,称在与李星星接触的这几年中,他从未看见过对方的任何证件,包括身份证,也"从未强迫过李星星做任何事"。此外,鲍毓明涉嫌性侵一案在去年10月重新立案,鲍毓明取保候审的一年期限将至,这件众人关注、疑云重重众人的案件或将定论。8月12日,鲍毓明发朋友圈表示,"结果公布后,我将召开中外记者会,把广受关注的所有问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讲给全世界"。年龄影响罪名认定,鲍某被追责的可能性变小女方年龄问题对性侵案件的认定有何影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执业律师叶竹盛表示,强奸罪的认定,关键是看证据是否充分,并不仅仅取决于年龄大小。按照疑似存在的身份证信息,如果李星星真的已在2015年成年,虽然认定强奸的指控仍可能成立,但是需要证明发生性关系时存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违背妇女意愿"的情形。时隔多年,恐难以证明,换言之,较难认定为强奸。此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法律硕士表示,如果"鲍毓明性侵案"的女孩真有两张身份证,而且真的出生于1997年,那么,鲍毓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一下子变得很小很小了。"因为这等于说,鲍毓明第一次认识这个女孩时她就已满18岁,是个成年人,所谓性侵"幼女"的说法就不存在了。鲍毓明也不用担心"以收养之名性侵幼女"的舆论指控了,因为到了18岁,女孩已经不能被收养,两个人之间再怎么闹,都是成年单身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这位律师还评价鲍毓明称,"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企业高管,鲍毓明这位已经加入美国籍的中年男人的确很成熟,对舆论谴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理解得很务实。"来源:斑马民生汇
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都希望能够到国外去深造,澳大利亚法律专业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那么,如何申请澳大利亚法律硕士专业呢?希望能够对于大家有所帮助。在澳洲,从事法律行业的小伙伴,通常会拥有高收入以及较高的社会认同地位。在进行选校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看到几种不同类型的法学课程名称,一个是Juris Doctor(JD),一个是Master of Laws(LLM)。JD该课程面向所有学生的申请,对是否要求法律背景无限制。三年制的授课型硕士学位,同专业学生可减免学分,最快两年完成学业。另外,JD毕业后可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JD被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所认可的最高学位程度是硕士学位。LLMLLM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法律硕士课程。它要求申请者必须具备法学背景,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提升相关法律知识,然而LLM毕业者并不能获得注册律师证书,也无法取得移民资格。除了在学制、招生标准等方面存在不同,JD和LLM在学习内容上也有部分差异:JD将更多的侧重点放在了为法律实践工作做准备,着重教授学生法律是什么以及如何应用。而LLM的学生由于已经具备基本法律技能,所以该学位要求学生不仅要理解法律,还要知道法律该如何改变。设置的课程一般也会着重学生理解立法者之间的争论,帮助学生就政策问题树立自己的看法。澳大利亚法律硕士专业院校推荐悉尼大学所设法律课程全面,其中适合海外学生就读的硕士专业有:国际商法(MIBL)、国际法(MIL)、国际税法(Mint Tax),这些专业不要求申请者有商业和法律背景,但是一定要有学士学位;环境科学和法律硕士(MESL),要求申请者取得自然科学或法律专业学士学位;法律硕士(LLM),要求申请者具有法律学士学位。以上专业无工作经验的要求。IELTS:7.0(每科不低于6.0)墨尔本大学GD课程偏多,硕士专业虽然课程也较为全面,但是要求比较严格。申请者须有法律专业荣誉学士学位或者法律或相关专业学士学位并且具备至少两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或者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成功完成GD课程中的4门科目,并取得优秀成绩,同时要具备一年的工作经验。IELTS:6.5(写作6.0)莫纳什大学法律专业主要有: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比较法,无专业背景要求,但是需要有工作经验法律硕士,法律学士学位,成绩优秀,无工作经验要求法律硕士(By Specialization),法律学士学位,成绩优秀,无工作经验要求法律硕士(Legal Practice,Skills and Ethics),专业不限,成绩优秀,无工作经验要求IELTS:6.5(每科不低于6.0)西澳大学法律是该校的强势专业之一,适合国际学生就读的有:· 法律硕士(Master of Laws),要求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平均分达到60分· 刑事司法硕士(Master of Criminal Justice),要求获得法律学士学位或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以上两个专业均无工作经验的要求IELTS:6.5(每科不低于6.0)麦考瑞大学该校的法律专业不够强,但是如果有学生想去那里读书,可以介绍以下专业,它在环境法方面的课程还是较为全面的。商法和国际贸易法无专业背景限制,但是有工作经验的要求。法律硕士的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方向必须具有法律学士学位,但没有工作经验要求。国际环境法硕士既无专业背景限制,也没有工作经验要求。IELTS:6.5(每科不低于6.0)悉尼科技大学该校的法律专业相比之下,要求较为宽松。除法律硕士要求法律本科毕业以外,其他专业如金融服务法、工业产权、国际贸易法、法律和立法实践、税法等都没有专业背景限制,而且也无工作经验要求。IELTS:6.5(写作6.0)
考试一天天接近,除了埋头复习,关于报考点及目标院校的信息也要及时关注。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最新公布考场安排的院校及最新公布报考人数的院校,相关同学注意记下关于查考场等重要信息。报考点考场安排1、电子科技大学报考点2、中国科学院大学报考点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18年12月22日至23日举行,1188中国科学院大学考点考场分布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区和玉泉路校区。中关村校区考生全部为管理类联考的考生(报考专业为125100工商管理硕士、125200公共管理硕士、125600工程管理硕士),考试时间为2018年12月22日;玉泉路校区考生全部为非管理类联考的其他统考考生,考试时间为2018年12月22-23日。注意:考生具体考场安排将于2018年12月中旬公布,请关注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考点考场信息查询。3、山东财经大学报考点为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现将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山东财经大学报考点初试有关安排予以公布,请相关考生提前安排考试有关事宜。一、涉及考生范围此安排仅限山东财经大学报考点考生(报名号前位为3775),报考山东财经大学其他考生的考试地点由所选报考点安排。二、考试地点2019年山东财经大学考点考场安排在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进行,具体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40号。考试地点如因特殊情况发生变更,请以准考证上标注的考场为准。三、考场情况考生每一场考试的考场教室均会发生变化,具体考场会在准考证上注明,请考生务必在考试前一天查看并牢记本人考试各考场所在教学楼及教室,以免走错考场耽误考试。四、准考证下载打印准考证下载时间为:2018年12月14日-24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考生考试时须携带下载打印的准考证与有效身份证参加考试。五、诚信考试如果考生在研究生考试期间违规,将受到“取消考试成绩”“停考”等处罚,其违规行为将记入本人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如使用作弊器材、非法 “助考”、替考等,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提醒广大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抱憾终身。小编提醒:选择山东财经大学为报考点的同学注意,每考一场换一个教室,看考场时请务必将每个考场地址查看清楚,每科考试请认真核对,以免走错考场。其他已公布考场安排的院校:19考研部分院校考场安排已公布,周边酒店房价翻几番!已公布报考人数院校及报考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年报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比去年增加945名。近日,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结束,经教育部传回现场确认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17年增加1736名、比2018年增加945名。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我校考生人数为6506名,较2017年增加36.39%,较2018年增加16.99%。其中我校毕业生为817名,占报考总人数的12.56%;外校毕业生为5689名,占报考总人数的87.44%;报考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考生人数为3914名,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考生人数为1743名,报考非全日制专业学位人数为849名。2019年我校接收推免生660名,其中学术型推免生604名,全日制专业学位推免生56名。按2018年招生规模,2019年我校硕士研究生的报录比可达3:1。山东省淄博市2019年考研报考人数达11987人我市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确认工作于11月9日全部结束,共确认考生11987人,比上年度增长2255人。研究生报考后续工作进入招生单位审核信息、报考点编排考点考场阶段。请考生密切关注教育部研招网、招生院校、省考试院及市招办网站,及时获得考试相关信息。12月14日至12月24日,考生登录研招网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点考场安排请考前一周登陆淄博市招生办公室查询。届时考生务必本人准确核实考试时间、科目、考点地址,提前到考点周边了解交通和食宿情况,切实做好准备工作。小编提醒:在山东淄博报考的同学,要注意,考场安排需要自己查询,考前一周查询。河北省2019年考研报考人数147188名,增幅22.1%一、全省报名情况从本次报名情况看,我省共报考147188人,比去年增加26608人,增幅为22.1%。其中,参加全国统考报名144363人,参加单考报名34人,参加推免报名2791人(包含支教团推免计划43人,农村师资计划40人,医学长学制109人)。参加考试的报名考生144397人,比去年增加26460人,增幅为22.4%;推免报名比去年增加148人,增幅为5.6%。在参加考试的报名考生中(不含推免生):性别统计:男性59077人,占40.9%,女性85320人,占59.1%;年龄统计:25岁及以下考生121609人,占84.2%,26岁至34岁考生20268人,占14.0%,35岁及以上考生2520人,占1.8%;考生来源统计: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82190人,比去年增加10398人,占56.9%,同比下降4.0%;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257人,在职及其他人员61950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考生140843人,占97.5%,同等学力考生3554人;专硕or学硕: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85580人,占59.3%,同比增长3.2%,报考学术型硕士研究生58817人,占40.7%;全日制or非全日制: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30460人,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3937人,占9.7%,同比增长1.1%。二、招生单位报考情况2019年全国各地报考我省招生单位共75066人(含接收推免生496人),比去年增加13619人,增幅为22.2%。参加考试的报名考生74570人,其中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46161人,报考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8409;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64535人,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0035人。三、主要特点1.报名人数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2.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人数持续增加,仍是报考主力,但所占比重下降。3.在职及其他类考生占参加考试报名人数42.9%,同比增长4%,所占比重持续增加。4.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比重持续增加。5.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数比重略有增加。天津市2019年考研现场确认人数达57956名,增幅21.5%据统计,共有57956名考生在我市33个考区进行了现场确认(不含推免考生),比2018年增加了10255人,增幅为21.5%,创历史新高。报名考生中,报考我市招生单位的考生为29140人,占总人数的50.3%;应届本科毕业生34654人,占总人数的59.8%。全国报考我市招生单位的考生共有82540人,比2018年增加了18579人,增幅为29%。市高招办提醒广大考生,研考初试将于12月22日至24日举行,考生可于12月14日至24日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12月17日开始,考生可登录天津市招考资讯网查询本人各科目考试地点、考场、座位等相关考试信息。考生凭《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小编提醒:在天津报考的同学们请注意,12月17日登陆登录天津市招考资资讯网查询本人各科目考试地点、考场、座位等相关考试信息。江西省78531人报考研究生全省11个报名点共接纳报考全国各招生单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78531人,比上一年的62910人增加了15621人,增长24.83%。报考人员中,全国统考生63830人,管理类联考考生10166人,法律硕士联考考生4535人。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1152人,占90.6%;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379人,占9.4%。(央广网江西频道11月22日消息 记者:骆辉)河南省2019年考研报名考生达23.36万人 增幅突破25%今年我省报名考生有23.36万人,比去年增加4.75万人,增幅突破25%,报考人数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专家认为,考研人数连年增加与就业形势有关,也与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想继续深造有关。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备受考研学子关注。记者了解到:郑州大学2019年意向招收硕士研究生6000名(含推荐免试生),其中全日制5400名、非全日制600名。河南大学2019年共有38个招生单位、近200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预计招收全日制研究生2800人左右、非全日制400人左右。河南省安阳市2019年考研报考人数达12788人我市报名共计12788人,其中安阳师院2890人,安阳工学院2124人,安阳学院1097人,市招办报社会分散生6677人。报名人数比2018年增加了3135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2019年考研报考人数达275人今年我校报名点网上报名共275人,现场确认275人,放弃确认0人。湖北省2019年考研报名人数144086人 增幅19.3%全省报考人数为144086人,比2018年增加23312人,增幅19.3%。其中报考学术型硕士人数57152人,比去年增加4658人,报考专业型硕士人数为 86934人,比去年增加18654人。报考考生中应届生人数为87267人,比去年增加10613人。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考研,我省共设32个报考点,全省考点报名人数前3名的分别是:长江大学:9148人,华中科技大学:8826人,武汉大学 :8697人。
大刘被称为香港最有故事的人,凭借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和无数花边新闻,大刘的知名度很高。除了与若干女明星的过往外,真正与大刘有颇深关系的有三个人,两任妻子,还有一个前女友吕丽君。今天要说说的就是大刘的几个孩子。虽然生母不同,但是都非常优秀。他最大的两个孩子是与前妻所生的,刘銮雄的长子刘鸣炜被香港人戏称为投胎佼佼者——刘鸣炜和刘秀融。刘鸣炜身高一米八三,拥有法律学士学位(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于2001年登记成为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同时有特许金融分析家(CFA)资格。毕业后曾在伦敦高盛及Longview Partner任职,伦敦经济及政治科学学院的法律硕士学位,之后还在2007年2月取得哲学(法律)博士学位。刘鸣炜十岁时就收到了与自己年龄相等的礼物,十万港币。拿到一大笔钱后他既没有大手大脚地挥霍,也没有贸然投资。他先是每晚兴奋地数钱,等兴奋劲儿过去之后,就把钱稳妥地存到了银行里。这个故事讲出来后,网友给刘公子起了个新名字,刘十万。刘公子虽然是个富二代,但其实画风一直相当清奇。与父亲大刘不同,他衣食住行相当简朴,经常出没于地铁和平价餐厅,15年还捐出几千万在香港成立再生医学中心,研究心脏衰竭,肝脏衰竭和脑退化。他本人非常节俭,现在也保持了小时候多存款的风格。曾经在一期节目上,他劝年轻人找一份固定工作,有不错的月薪,再作储蓄。而且一定要懂得牺牲,少看几场电影,少一点去日本玩,努力一点就能存够买楼的首期。这也真是秉承了他从小的性情。不过此话一出,刘鸣炜立即受到网友攻击,你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知道存钱有多艰难吗?大刘上岁数后喜欢接受采访,开了栏目刘銮雄说大刘,在采访中力挺儿子。他说很多人都问我怎么能发达,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懒了,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花钱多。说香港现在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省着钱,有了一定积蓄后打拼出来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回忆说自己从前住在有老鼠的房间里,和前妻宝咏琴只想有自己的房子,一百万定期存款。而现在的年轻人,房间里一定要有冷气,舒舒服服过日子。还嘲讽现在的年轻人说,不让他们去旅游?比杀了他们的老爸老妈还惨!刘鸣炜两年前就批评现在的年轻人爱旅游,买手机又追求最新款,如果愿意牺牲一下,就能有存款,买房就能付首期。大刘觉得儿子一点都没讲错,只是说这些话别人不爱听,让儿子少讲。大刘还曾说自己和前妻生的两个孩子的关系不太亲近,尤其是长子,深爱他的母亲。刘鸣炜刚出生时,恰逢父母事业腾飞,大刘曾说他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为了家人一直在努力拼搏。哪儿有时间陪伴子女?而大刘不喜欢与人交际,宝咏琴要去美国与人谈生意,因为舍不得长子,一直带在身边,因此长子与母亲的关系极好。宝咏琴晚年曾在访谈中透露:“看到别人一家大小往烧烤,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挽着一袋一袋衣物用品, 小孩子开开心心,这是童年时代从没经历过的。结婚以后,我也不能把这些给予两个孩子,因为刘先生是绝对不肯做这些事情。家庭的亲情,和你有钱没钱根本全无关系。”大刘本人相当欣赏自己的长子,曾经说长子除了有些倔强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和父亲不同,他本人情史简单,甚至还上过相亲节目。前妻和女友长相和大刘的女友相比,也是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他比较偏向于高学历女性。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孝顺母亲、节俭、高学历的富二代清流形象跃然纸上。在刘秀融9岁时,母亲因不堪刘銮雄花边新闻骚扰,与大刘离婚。父母离异后,刘秀融与哥哥刘鸣炜一直由祖母抚养,幼年极少与父母一同露面。留学期间,返港时都是住回祖母刘老太家中,因而她与祖母关系最好。在青春叛逆期时,她和母亲关系一度紧张,而在母亲去世后,她与父亲生出罅隙。而后,又有所缓和,父亲和几位新欢同框照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从小在瑞士贵族学校读书,曾前往英国攻读经济学,其后于纽约攻读心理学硕士,2010年毕业后,进入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工作,与艺术品和古董为伍。在大刘公布的财产分配中,她分得了一亿美元,非常少。吕丽君的大女儿刘秀盈已经十几岁了,吕丽君非常重视她的才艺。吕丽君曾在基金会的主页上分享了一段女儿抱着吉它自弹自唱的视频,画面中女儿清纯可人,满屏的少女感扑面而来。霍金生在世的时候,吕丽君就曾想方设法地带女儿去见霍金,她还花高价请人教女儿学音乐。2008年10月,甘比为丈夫刘銮雄生下了大女儿刘秀桦Josephine。据港媒报道,10岁的秀桦开始创业卖玩具了。大刘对于秀桦的创业非常重视,不仅帮助她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私人公司,而且还请了助手帮她打理。挂档信息之中大刘和甘比成为了女儿的助手,而老大则是女儿秀桦。甘比邀请了好友郑秀文、杨千嬅等明星为秀桦宣传。还在自家大楼里为女儿准备了一个自动售卖机,只卖女儿这款玩具。秀桦对自己的事业也颇为上心,到父亲办置的售卖机前面查看买卖情况。从甘比升任香港女首富以来,多次被拍到热心公益,秀桦小朋友也是在场帮妈妈忙的,非常乖!在外面吃饭,还会帮忙喂妹妹。大刘的孩子都很优秀啊。本期到此结束,喜欢请关注,谢谢。
文|子佳看职场字|2400字,约5分钟最近45岁女商贩被“限龄”的新闻几次冲上热点,好奇地在某度搜索了一下“年龄歧视”,搜索结果高达450万条,而另一个关键词“中年歧视”,搜索结果则翻了近5倍,达到惊人的2100万条。早在2016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上涨到35.9岁,但是为什么年龄歧视这个话题经久不息?01 年龄歧视一直存在15年前,2005年的10月份,备考公务员7个月的法律硕士杨世建,因为超龄97天,不符合35周岁以下的报考资格,被挡在国考之外。杨世建没有忍下这口气,选择状告国家人事部,怒斥人事部相关录用规定违反宪法,剥夺了35周岁以上公民就业,以及参与公务员选拔的合理权利,时称“年龄歧视第一案”。15年后,2020年10月份,武汉江岸区菜市场升级,贴出告示要求女商贩不得超过45周岁,男商贩不得超过50周岁。平头老百姓没有打官司的习惯,但是网络的发达与舆论的发酵,也传出了辛劳十多年商贩的无奈与呐喊,77岁的奶奶说:“我39岁起就在菜场卖鸡蛋……”跨越时空,年龄歧视一直都存在,欣慰的是社会在进步。2006年3月,北京高院针对杨世建一事终审判决,维持不予受理的一审结果,因为考试报名属于公务员内部管理事项,缺乏法律依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但是当年1月,新颁发的《公务员法》取消了报考必须满足35周岁以下的限制条件,新法体现了公务员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同样,2020年10月,武汉相应市场监管局回应:所张贴的告示属于企业运营方的自主性行为,已进行约谈并责令整改,央视官方主持人海霞也公开发声指责这种行为。年龄歧视问题一直都在,但是明显受到广泛关注,并在控制中逐步好转。02 年龄歧视无法根除1967年,美国《就业年龄歧视法案》颁发,旨在维护40岁以上员工因年龄问题遭遇就业歧视,立法只是让企业在用工上更加谨慎,但是实际上隐形的年龄歧视依然存在。2016年,美国立法49年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0月的一篇报道称:年龄越大的人求职中面临的歧视也越多,而老年妇女受到的歧视更严重。更有力的证据是,同年美国英特尔公司裁员2300人,被裁人员年龄中位数49岁,超出同岗位保留人员7岁以上。美国联邦平等就业委员会因此介入关注,但是最终因无确切证据起诉,只能鼓励受影响的人自行发起诉讼。年龄歧视广受学者关注,但是所有的手段只能缓解,却无法解除根源问题。歧视本身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总会有人认为年龄偏大决定了身体机能、创造性、思考力都开始萎缩。即使招聘官有足够认知来控制个人偏见,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科学、精准的判断方式,以及受到企业队伍年轻化的考核导向,而选择以年龄大小的概率论来定人生死。知乎上关于年龄歧视,有一句高赞的回答:理性的人都相似。不理性的人,各有各的蠢法。可惜,理性的人只存在于想象中,人类天生是情绪和理性合二为一的高级动物,而且可悲的是感性往往甚于理性。03 幸运的是,年龄偏大没想象中那么缺乏竞争力研究人员指出:组成人类理性思考的前额皮质,至少要到25岁以后才能发育成熟,而这一生理构造主要决定了一个人的情绪控制、复杂事物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与预判能力。从生理构造上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抽象思维等基础智力,在年轻时已经达到顶峰,而且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退化。而涉及社会认知、知识精进、经验内化、人际链接类的实践性智力(实践性智力来源于斯腾伯格,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核心),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增加。简单点讲,无论从基础智力,还是解决问题的实践性智力,科学都证明中老年人优于年轻人。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讲,剩下被质疑最多的除了身体机能,就是创造力。令人惊喜的是,纽约大学神经心理学家和认知学家——戈尔德伯格博士,在其2018年新书《创造力》中指出:人的左右脑连接需要通过一个“突显网络”,也就是说有一个网络,来决定左脑的理性评估右脑的各种新想法,才能产生效果。通俗地讲,就是人类需要有知识的沉淀,才能实现创新突破,而这正是中老年人的优势所在。在书中,博士直接指出:我们的创造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赫克托·泽尼尔的随机思维测试发现,人在60多岁时还能保持接近于顶峰状态的创造力,……某些人这种高水平状态甚至可以持续到80多岁。-摘自《大器晚成》中老年人完全不用妄自菲薄,无论是创造力、智力、解决问题能力都胜于年轻人。04 中老年奋力自救的关键在于好奇心那么,为什么社会还是对于中老年求职者有着年龄歧视?因为不少中老年人陷入了思维认知的定势,丧失好奇心。身边中老年职场人最常见的状态:每天聊着东家长西家短,又或者是对着热门的八卦新闻、娱乐热点乐此不疲,一旦说到要看点新知识,第一反应就是,“一大把年纪了,也不一定学的会,学了也没啥用,学来干嘛?还不如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碰见了一个新方法或者新东西,比如说自媒体、二维码、小程序,兴致勃勃地上来学习应用了两天,然后就嘟嘟囔囔着太复杂,还没有原来的工具用着舒服,也没觉得带来啥便利。遇到要用新方式做一件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这方法我早在几年前就用过了,没啥用。”……在孩提时代,每个人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所以才会不断去求知。小时候,没有人会考虑是不是忙得过来,是不是学得会,学完又有什么用,纯粹的只是想要解惑,但是我们却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好奇探索中,不断成长起来。由南希·迈耶斯执导,2015年上映的电影《实习生》中,70岁高龄的本,年轻时是个事业有成的商人,退休后却依然不甘寂寞重返职场做起了实习生,被人问起为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想和人联系,想有激情……重要的是我会与时俱进,我渴望学习。”当本在深夜陪着老板朱斯加班,第一次注册脸书账号学习的时候,被朱斯询问这么大年纪还要学习新鲜事物,本有一句经典台词:“Better later than never”(迟做总比不做好)看到这儿作为中老年人应该明白,无论是智力、解决问题能力、还是创造力,并不比年轻人弱。中老年唯一的自救之路:保有好奇心!最后,借用郭德纲老师的句子:甭管它什么“年龄歧视”,只有一步一步做了,才有可能看到花团锦簇,才有机会知道灯彩佳话。欢迎评论区留言,聊聊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