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考博

在与考生的日常交流中，我们经常被两个问题所困扰，已经成为无效占用我们时间的两大时间杀手。这两个问题为：一是无效的信息确认工作。二是不符合大前提的咨询工作。无效的信息确认工作是指有考生看到我们推送了某个院系的招生信息，他自己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找到，因此就跑来问我们怎么找到的，是真的吗？对于这种问题真的很无奈，你不回复吧，他说你服务不周到，甚至可能出现日后的举报、拉黑、取关操作，如果你去一一的回复吧，哪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他做免费的无效服务呢？收费吗？不现实。我们只能发文告知一下不要再去做这个无效的工作了。说白了，我们为啥一直在分享各种方法，包括咨询的正确方式、自我介绍的方法等等，都是在尽量减少这种费时费力的问题。不符合大前提的咨询工作是指一名考生本来不符合报名条件或者进入复试的条件，但是他不告诉你，一直在咨询复试的真题、复试的办法等等后续问题，到最后你发现他根本就不符合报名条件，或者他就是想了解一些可以检索到的信息，非得让你一对一的告诉他。本文将要呈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在当下竞争日益激烈的考博市场上，为了防止报名人数过多以及遴选到更优秀的人才，不少院校在博士报名的准入条件上设置了一些或明或暗的规定，如果你不符合，那么很遗憾的请你放弃吧，也不需要占用别人的时间与精力，人生并非这一个选择，院校也并非这一个。其中一些条件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努力获取，如考博英语可以通过努力复习，推荐大家认真研究真题提升自己的水平，以下这本书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关注的报名限制条件，不是指诸如通过英语六级、需要教授写推荐信、需要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成绩单、博导没有招生名额等基本要求，而是指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条件。清华大学法学院：外语成绩证明复印件：考生须提供以下至少一种证明，各种成绩证明的出具日期至纸质版报考材料截止接收之日不超过五年视为有效。（1）英语：①国家英语六级考试500分以上；②托福90分以上（IBT）；③雅思（A类）6.5分以上；④国家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合格证书；⑤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并获得经国家教育部认证的学位。（2）小语种：学生须提供国家级语言考试（中国举办或该语言国举办）的通过证书或合格成绩单。小语种语言考试成绩需达到相当于我国英语水平考试中的六级水平。注：获得过外语专业学位的考生仍需提供上述合格的外语成绩证明。北京大学法学院：5年内取得且至入学时仍在有效期内的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有效期依外语水平证明的类型具体确定，有效期自入学年的9月1日起向前推算。例如，2020年9月1日入学的考生须提交2015年9月1日以后参加CET-6考试的成绩，或提交2018年9月1日以后参加IELTS、TOEFL考试的成绩，以此类推）：（1）英语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PKU-GATE）60分以上；②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500分以上；③托福90分以上（IBT）；④雅思（A类）6.5分以上；⑤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合格证书；⑥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的，须由招生工作小组认定。2019年之前北大法学院要求3年内取得，2020年放宽为5年内取得。天津大学法学院：未取得硕士学位的单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报考，法学院不招收全日制学术型定向博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外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CET-6≥430或IELTS≥6.0或TOEFL≥90或在国际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外文专业学术论文或具有相当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除英语水平证明外，申请者还需满足下述条件之一：1）入选教育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以及非法学专业硕士生（本科或研究生阶段至少有一个法学学位）；2）“法学”学科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以及其他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高校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3）世界大学排名前200或法学院排名前100的大学硕士学位的学生；4）在硕士阶段以第一作者在CSSCI法学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学生；5）其他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学术专长的考生。仅招收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录取后须辞职且全脱产学习，并将人事档案转入我校。 东南大学法学院：请务必在报名前与拟报考导师联系，经导师同意后方可报考。申请者应为全日制应届或全日制往届硕士毕业生（含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其硕士学习经历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全国重点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为B+以上的学科3）重要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国家各部委、军工系统等下属科研院所）4）国外一流大学（须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报告）对于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和突出科研能力，并于近三年内在本学科领域已取得比较突出科研成果的申请者，可不受上述限制，但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1）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过较高水平学术论文2）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有个人获奖证书）3）其它重要科研成果（须经院系专家小组审核确认并报研究生院审批）。非理工科学院可允许少量科研或教学单位的在职人员报考“定向就业”博士生，且录取比例不超过学院录取人数的8%。招生方式为申请考核，考生除满足申请考核的基本报考条件外，还须达到以下科研成果要求：文管类考生近三年内须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至少一篇学术论文在东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发表学术论文刊物参考目录所列的期刊范围内。在发表论文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研究如何写法学论文。推荐阅读如下图书：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英语条件原则上需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应获得我国大学英语六级460分以上（直接攻读博士生480分及以上）；或WSK（PETS 5）合格；或英语专业八级合格；或在英语国家获得过学士及以上学位且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学位认证，毕业后五年内申请攻读我院博士研究生；或雅思6.0分及以上或托福80分及以上。学术能力方面，要求对于所报考领域，具有学术热情，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潜力及学术创新能力，原则上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例如，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公开出版或参编的学术著作，主持或参与的省部级以上课题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对身高有要求。吉林大学法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本科或硕士毕业于国内原“985高校”或“211高校”或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法学排名B以上的法学院毕业生；或者在经教育部认证的境外高校（科研院所）获得学位并有研究成果。学术能力或者学术成果突出者，不受此限。“申请考核制”的博士考生应首先征得拟报考导师的同意。山东大学法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全日制本科毕业学校（不含独立学院）为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或境外高水平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学校不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或境外高水平大学的，以及只获得硕士毕业证书或只获得硕士学位证书的考生，须自2015年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上发表1篇被CSSCI或SSC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在SCI二区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发表2篇被SCI或EI（其中至少有1篇SC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与上述学术论文要求相当的其他学术成果。其中，人文社科类论文，研究生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的，可将学生视为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和学位授予学校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境外高水平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和学位授予学校不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境外高水平大学的，须自2015年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被CSSCI或SSCI、SCI、EI收录，或与上述学术论文要求相当的其他学术成果。其中，人文社科类论文，研究生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的，可将学生视为第一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须在近3年来以第一作者在C类以上CSSCI检索刊物或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三大法律数据库收录期刊公开发表法学学术论文不少于1篇。提供以下至少一项参加英语考试的成绩证明，并满足本条所列最低分数要求。具体包括：国际法专业：TOEFL（最低100分），雅思（最低7分），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最低600分）；其他专业：TOEFL（最低90分）、雅思（最低6分）、国家英语六级（最低550分）。复旦大学法学院：国家英语六级考试500分以上；托福90分以上（IBT）；雅思（A类）6.5分以上；国家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合格证书；或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四川大学法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要求为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及毕业证书）或毕业2年内且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往届生。学业水平要求：（1）毕业于高水平院校；（2）硕士阶段学习成绩优良；（3）考生科研成果要求：要求以第一作者身份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发表CSSCI论文1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本科和硕士毕业学校应当均为985高校或211高校（含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国民航大学），且所学专业至少一个为法学（法律）专业。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或国家司法考试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视为所学专业为法学（法律）专业。拟攻读航空航天法、网络与信息法、知识产权法特色学科方向，具有相关交叉学科背景，且经过所报考的博士生导师认可及学院资格审查专家小组审查同意的，视为满足本项对所学专业的要求。本科或硕士学位在国外高校获得，且学位学历经过教育部认证的，视为在211以上高校获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本人申请，经学院资格审查专家小组审查同意，可以适当放宽申请人毕业院校和外语水平条件的限制：1.在中国法学会认定的CLSCI期刊（中国法学创新网认定的十六本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或者发表法学类论文3篇（其中至少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或者至少在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CSSCI来源集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或者提供其他足以证明申请人具有很高学术潜力的证明；2.在国内重要法律院系或科研机构获得正教授职称或相当的职称；3.在本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并获得全国性的重要奖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且本科就读专业在入学当年为所在省份本科第一批录取专业；已获硕士学位，硕士就读学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或获得经教育部认证的境外知名大学的硕士学位。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良好的培养潜质，公开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学术专著，或具有其他能体现较强科研能力和良好培养潜质的成果。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现任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或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或与我校“双一流”建设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西南政法大学：外语成绩证明复印件（考生必须提供以下至少一种证明）：英语①雅思6.5以上。②托福90分以上。③国家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合格证书。④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⑤不能提供有效成绩证明的考生均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成绩合格，该考试成绩仅当次有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学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国内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不含单独考试、援藏计划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2）毕业5年以内的往届硕士毕业生，且年龄不超过35周岁（按2019年9月1日入学时计算）。毕业院校或专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取得国外硕士学位，并获得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硕士阶段学习院校进入报考当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2）硕士就读于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3）硕士就读于国内高校，且硕士专业所属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排名为“B”以上（含）。（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教育部最近一次学科评估结果为准）。海南大学：申请考核制考生为双一流高校、国家及部委直属科研院所、国外高水平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全日制优秀应届硕士毕业生（入学前须取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或已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往届毕业生（境外所获得学位须经教育部相关机构认证）。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已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苏州大学：申请考核制考生在入学前须取得学术型硕士学位，且为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本科和硕士阶段须就读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高水平学科（专业）；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表达能力，体现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就读学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3）传统优势政法院校；（4）海外著名高校（须在复试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不具备上述院校条件的考生，须提交至少1篇在CSSCI期刊独立发表8000字以上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认定以《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典》的规定为准）。以上是我们收集到的部分院系博士报名限制条件，希望对大家的报考有所帮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其中，担任法官、检察官的条件中，需年满23周岁的规定拟删除。根据现有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的条件包括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按照草案规定的学历条件和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实际上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年龄将超过二十三周岁，这也符合法官、检察官职业需要一定社会阅历的要求。因此，草案可不再具体规定年满二十三周岁。同时，为有利于基层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检察院吸引高层次人才，建议对法学类硕士、博士毕业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适当放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采纳上述意见。因此，草案二审稿将担任法官(检察官)必备条件修改为：(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五)具备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其他相应学位，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六)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其中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学位，或者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可以分别放宽至四年、三年。适用前款第五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来源：大河客户端 编辑：侯昺昊

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是当前国内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自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以来，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一直备受广泛的争议，尤其是2009年以来，专业硕士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招生专业数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目前全国高校共设有了39个专硕学位：包括包括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教育硕士、博士，体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翻译硕士，艺术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工程硕士，建筑学学士、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博士，临床医学硕士、博士，口腔医学硕士、博士，公共卫生硕士，新闻硕士，会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军事硕士专业学位。专业硕士招生人数已经超越学术型硕士人数，占当年全部研究生考试招生数的一半以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由于专业型硕士在培养上更倾向于专业实践能力的提升，讲究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比学术性更受企业雇主的喜爱。但是随着专硕毕业人数与日俱增，迫于就业和晋升的多重压力，很多专硕毕业生已经不再满足于硕士学位，开始考虑通过考博来提升自己学历层次。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那么问题来了，专业硕士究竟可不可以考博？如果可以的话，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是一样可以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只要获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证”就可以报考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现实中专业型硕士毕业生报考博士的难度要比学术型硕士难得多。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从设置专业型硕士的初衷说起，学术型硕士学位根据学科来设立，主要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为高校培养大学教师，为科研机构培养科研人才；而专业型硕士学位重视实践，为特定职业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随着申请-考核制在各高校开始出现，专硕考博之路将越来越窄，学硕选择考博的人已经为数不少，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专硕入学考试难度普遍低于学硕，因此，导师或多或少都会戴上有色眼镜，认为专硕学生接受的科研训练少，科研能力不如学硕，如果自身又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就很难通过考核进入面试。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其次，就报考博士而言，专硕和学硕的报考条件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必须最迟在入学前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但是，学术型硕士比专业型硕士有更多的选择，不仅可以参加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符合条件的学硕还可以申请硕博连读。各招生单位不同专业，报考条件不同，具体条件应以院校招生简章为准。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可以考博吗最后，专业型硕士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前景越来越乐观，就业前景和竞争力其实并不输给学术硕士。但是，由于入学门槛比学术硕士低，课程设置上以实战为主，因而更适合就业和创业。当然，如果你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选择继续读博深造也未尝不可。

学法律的童鞋们看过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Juris Doctor(以下简称JD)的中文翻译做出调整：1. Juris Doctor(以下简称JD)学位将被统一翻译为“职业法律文凭”。2.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JD属于“硕士”，而加拿大的JD属于“本科”。消息一出，那些被JD折磨得剩下半条人命的同学们这回也忍不住出来吐槽一番，自己辛辛苦苦读来的研究生瞬间降级成技校毕业生的感觉....1、“Juris Doctor”里的"Doctor”是一个博士学位头衔吗?还不得不说，一个学术头衔对一个留学生来说还真的是挺重要的，不仅影响以后的雇主对你的职业评估，还会影响你回国后享有的福利政策，毕竟，头衔里有个“Doctor”走路也带风有木有?!2、但是“Juris Doctor”里的有"Doctor”就真的是博士吗?JD在美国，严格定义来说，属于professional doctorates，准确翻译过来应该是专业型博士，在政府分类中的正式名称为“博士学位-专业实践(doctor's degree – professional practice)”。而我们观念里认为的那些博士，属于“研究型博士”，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博士学位头衔应该是JSD(Doctor of Justice Science)或者PHD。简单来说，“专业型博士”重实践，“研究性型博士”重研究。因此虽然名字里有博士，但严格来说JD属于一个硕士专业，是本科毕业之后去申读的一个学位，跟我们平时讲的法律硕士LLM是同等级别的。但通常读JD需要花是2到3年，LLM则只需要读一年，很多人就有疑问说，既然两者毕业之后都是硕士，那多花两年的时间和学费真的值得吗?我们以香港为例，看JD和LLM到底有哪些区别，那些去香港读法律的同学们又应该怎么选择专业呢?3、同样是硕士，JD比LLM多读两年值得吗?JD - Juris Doctor，是专门为没有法律背景的学生提供全面深入的法律教育的课程，所以别人在大学四年里学过的东西，你需要在这2到3年中从头学一遍，再加上硕士级别的课程，需要的时间自然会比普通法律硕士更多。课程以coursework为主，基本没有research成分，所以JD也属于硕士学位。而我们常见的LLM - Master of Laws，一般为一年制的法学硕士课程，是提供给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学生继续研修的课程。除此之外，香港法律规定，要成为香港的执照律师必须还要通过PCLL考试，而完成了JD课程的学生直接获得PCLL的入读资格，之后再实习两年就可以在香港当律师了。但是LLM毕业后无资格参加香港特有的PCLL考试，无法取得香港律师执照的，最多只能作为律师助理。这样说来，那是不是报读JD更好呢?也不是在录取条件条件上说，JD比LLM更为苛刻，而在课程安排上，JD难度和压力也会更大。从职业发展上看，如果是决心希望留港工作的而且预算足够、满足入学条件的同学，那么就可以选择JD项目，含金量更高，且发展前景更好。而对于想回内地就业的同学，则推荐选择LLM项目，因为LLM项目的时间及资金成本较低，性价比更高，在内地成为律师的前提都是要参与司法考试，且对JD学位无任何优惠政策，PCLL在内地也无法使用。

2021年的考研报名即将开启，很多同学对法学考研的院校选择这个问题上依然举旗不定，笔者作为过来人，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总体来说，院校的选择要考虑几个因素，即想去什么城市，想从事什么职业，自己的实力究竟有多少。01城市其实，选择哪所院校最关键的标准在于好就业，其次要衡量自己的实力能够考上什么样层次的学校。而要想好就业首先要明确自己想去哪个城市。对于法学来说，显然是为大城市而生的专业。主要的城市选择就在于北上广，其他城市还包括杭州、南京、重庆、成都等等。因此，选择报考目标院校的基本标准就在于，你想去哪个城市工作，就考哪个地方的研究生。以北京为例，如果你想去北京，那么一定要报考北京地区的研究生。因为北京的工作都是面向北京高校毕业生倾斜。比如北京的公务员考试报考条件仅限于北京高校的毕业生，外地的毕业生必须符合三好学生或者一等奖学金等附加条件才能报考。因此，对于外地高校的毕业生颇为不利。再比如某杜、某达、某坤、某问等月收入超过2.5万元的高级律所，往往都需要超过一年的实习期才能录用，京外学生由于没有时间基本没戏。考博更是如此，身处京圈，更容易认识北京各大高校的博导，考取博士的概率比京外高出许多。因此，要想去北京工作，一定要考北京的研究生。 以此类推，想去上海，就考华东政法大学，想去重庆，就考西南政法大学，想去广州，就考中山大学。当然，北京的好的研究生院校走到哪里都不怕，反过来就很艰难。 还要特别提示的是，对于本科不是法学，想考法律硕士，还想干公务员的同学来说，更要来北京，因为北京的公务员并不要求本科必须是法学，反之江浙沪地区严格要求。 02职业选择法学研究生的就业主要是三个层面，即读博、公务员和律师。你想从事什么职业，也决定了你目标院校的选择。 第一，如果想读博士，一定要考北京的研究生。北京才是学术的重镇，知名博导全在北京。来到北京，即使你学校一般，也有大量的机会结识牛导。毕竟，现在的博士申请都是考核制，因此和博导的眼缘非常重要，导师往往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学生。从这一点来说，京外院校的机会明显偏少。当然，如果能跟到京外院校的大牛，也是不错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第二，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最好不要去北京，上海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如果能考到清北人的研究生，自然更好不过，有望进红圈所拿两万高薪，户口也有解决的希望。但对于大多数人想从事律师的学生来说，北京并不是好的选择。北京的户口非常难拿，从事律师职业，意味着将没有户口，而且律师的开始阶段非常困难，每月的工资甚至都付不起房租。想干律师，最好考华东政法大学，在江浙沪的认可度比复旦、上交、浙大、南大都高一些,为了户口容易一些也可以考取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和复旦。如果想去广州，最好考中山大学，毕竟广州没有政法类院校，中山大学的法学研究生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 第三，如果想从事公务员职业，一定要选择较好的985院校和名牌政法类院校。这主要考虑的是选调生的问题，因为选调生待遇好，而且考取相对容易。对于选调生而言，清北最好，不少省都会先选择清北的学生，再来选择其他知名院校的学生。例如天津河北，先给一部分岗位给清北毕业生，再来选择其他985院校的毕业生。再如浙江，仅面对26所知名院校和名牌政法大学招录选调生。要想报考公务员，只拿下部分省份选调生报名资格的大学最好谨慎考虑。 第四，如果想报考军队文职，最好报考985和211院校。例如解放军军事法院2020年文职人员招聘法官助理的条件是：男性，中共党员，985和211工程大学的法学硕士毕业。03个人实力名校的名额是有限的，因此选择考研院校，还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笔者把考研院校分成四档：第一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类，名牌政法类院校和985院校；第三类，特色专业院校；第四类，普通院校。选择院校的原则应该是考研院校的实力大于等于本科院校。事实上，大多数单位看重的是你的最终学历的院校。只有在最终学历差不多时，才会比较本科学历。因此，一定不要为了上个研究生，调剂到比本科学校差很多的学校。比如，从名牌政法类院校，考研调剂到一个很普通的211，就是一个败笔。 报考清华、北大、人大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报考人数众多，但录取人数较少，复试录取的不确定性也很大，985院校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名牌政法类院校招生人数较多，但由于报考人数多同样不好考，不过相对于985院校来说容易一些。其实，考生还可以关注特色专业的学校。例如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可以借助其平台，在民商法，经济法和国际法上大有作为。即使你是个三本院校，认为自身实力不够冲击上述名校的话，考一所普通院校其实也不至于沮丧。特别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往往要求法学专业研究生，但对哪个院校的研究生基本不做要求，因此只要你是研究生，你就具有报考资格，因此仍然有成长和进步的空间。反之，就算你本科学校再好，没读上研究生，很多单位的报考资格都没有。04总结总之，考研院校的选择需要结合自身条件，考虑城市、职业选择和个人实力等多种因素。本文只是结合自己的经验优势和上述因素，从就业现实的角度对考研院校的选择作出的简单分析。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考研报名人数的多少体现了专业的热门程度和受认可程度，而这些信息对于在读的大学生和准备考研的同学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的。翻译专业翻译硕士非常热门的原因主要是本科英语专业会有很多的方向，比如英语、商务英语等等，但英专本科生报考研究生，如果考本专业，选择的专业大多是翻译硕士。此外，翻译硕士也有众多跨考生。由于跨考生具有符合专业背景，且比英专生的知识面广一点，所以跨考生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每年的考研大军，女生算是绝对的主力了，可以从近几年考研报名的数据统计就能看到。而对于女生来说选专业很重要，有的专业更需要“体力”和“理科思维”，可能不太适合女生报考。医学专业医学专业毕业生可谓有苦又累，尤其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同学这一点估计体会更加强烈。但如今三甲医院如此难进，很多博士都进不去，何况一个本科生。这就导致了很多学医的同学被迫去读研、考博，为了能找到好单位和更好的职业发展。考上研你还是个学生，你得在学校上课、得跟着导师做科研项目写论文。研究生毕业后，你仍然面临就业问题，你可以去外面企业应聘、可以创业、当然还可以考公务员或者事业编。会计专业会计专硕是多年来考研久经不衰的热门专业，跨考人数非常多，本科会计学专业的同学也有很大一部分选择读会计专硕。考试科目较简单。会计硕士的考试科目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和英语二，就是传说中的考研只考两门科目的专业。不考数学，对很多同学来说也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考研越来越成为大学生的第二次高考，高中生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过着应试的生活，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大学四年生活交给了研究生考试。大学专业由于法学专业的学科知识十分庞杂且深厚，所以在本科四年学到的东西，很多时候在就业市场上并不非常认可本科生，所以为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很多同学选择报考法律硕士。这几个专业考研人数最多，需要慎重选择。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到法律硕士（非法学）考研如何选择院校时，建议优选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法硕考研的套路都在这里——2018年法律硕士考研全流程指南。无数同学对我将西政与北大并列表示不服，认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和北京大学的法律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第四轮学科评估法学排名这种质疑确有道理，不管你有没有上过大学，但一定知道北京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西南政法大学只在业内有一定的声誉，非专业人士可能闻所未闻。然而曾经西南政法大学占据了中国法学院校的半壁江山，风头远远盖过北京大学法学院。后来，风水轮流转，西南政法大学的众多名师纷纷出走各大高校（包括北大），带动了一批法学名校的兴盛。纵使好汉不提当年勇，做人应该向前看，但即便是今天日渐式微又奋而崛起的西南政法大学，依然和北京大学同为中国法学学科的Ａ类学科，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法学高水平。根据昨天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法学学科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被评为Ａ+级别成为中国法学学科的第一梯队，北大、清华、华政、武大、西政五所院校紧随其后被评为A级，成为中国法学学科第二梯队。前四轮学科评估法学排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自2004年公布第一轮学科评估结果起至今四轮学科评估已经完成。这项评估工作由教育部相关部门牵头和推进，当之无愧为最权威和具有说服力的学科评估。而根据这四轮学科评估公布的法学学科排名来看，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牢牢占据了中国法学学科的霸主地位，代表中国法学学科的最高水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这些年来也一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江湖地位。传统的“五院四系”中，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院）都基本稳固了自己的排名，这么多年以来，虽然跌汤起伏但目前结果还算比较令人满意。唯一的遗憾是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已经无法排进前二十。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北京大学法学系、武汉大学法学系、吉林大学法学系也一直稳居前十。西南政法大学夜景可以说，四轮评估下来，基本上可以看出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学的学科格局，当然细微的变动在所难免但也绝不会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排名尚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毕竟今年被评为法学一流学科，国家也会加大对该校法学学科的进一步投入。未来一段时间，作为法学学科的学生无论是高考、考研还是考博都可以综合这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做出适当的选择。

山东大学法学教育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山东高等法律专科学校。在百廿山大历史进程中，法科是一门重要的学科。1980年，山东大学法学学科复办，1983年成立法律系，1994年成立法学院。学院下设法律史学、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等承担教研任务的研究所。法律史学、法理学、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人权法学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秘书处现设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法学家徐显明教授担任名誉院长。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周长军教授担任院长。学院现有专任教师70余人，教授近30人。其中，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3人，泰山学者1人，山东大学杰出中青年学者3人，齐鲁学者3人，未来学者5人。著名法学家乔伟先生像学院现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2012年成为全国首批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4年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2015年中国法学会在学院设立“中日韩法律研究中心”和“中日韩高端法律人才培训基地”，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大学检察理论研究中心成立，2020年法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另有3个省级重点学科和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是山东省法学研究基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服务基地挂靠单位。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1300余人，本科生570余人。法学类即法学专业。该专业积极探索本科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现有法学班、法英双学位班（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中日经贸法律特色班、知识产权特色班等特色班级。法学专业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国际化战略，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涉外法律人才和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素养及法律实务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6年被评为山东省品牌专业，2009年获批教育部、财政部第四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荣获山东大学首批优秀专业，2020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学班：学制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1. 法英双学位班（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法英双学位班（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是为适应社会发展及其对涉外人才培养的需求，由法学院与外国语学院联办的"五年制外语与法学双学士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它特别强调学生法律素养与外语能力的深度融合，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既具有相当外语水平又具备深厚法律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法学专业（法学与英语双学位班）采用大类招生和培养，专业分流时间为第一学期。该实验班通过构建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和育人环境，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拔尖涉外法律人才。通过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与专业素质，进一步拓宽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国际视野。培养的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具备出色的英语能力，具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毕业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或从事国际性的高端法律工作，服务于国家，献力于国际社会。入学后选拔，学制5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和文学学士学位。2.中日经贸法律特色班中日经贸法律特色班旨在培养具有较高日语水平，熟悉中日经贸法律的法学人才。该特色班的学生不但要与法学本科班一样学习英语和中国法，还要学习日语专业大部分的课程以及日本法概况、日本民法、中日比较法等日本法课程。该班邀请了多位日本法学专家参与教学工作，努力提升日语背景法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教学水平。学院每年选派在校生赴日本的友好大学法学院交换留学。中日经贸法律特色班毕业生多去日本留学或就职于涉外律所、公检法机关和外资企业。中日经贸法律特色班采用大类招生和培养，专业分流时间为第一学期。入学后选拔，学制4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学院目前有法理学、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学3门省级精品课程，民法总论、债权法学和日本法制概况3门校级精品课程。1.模拟法庭法学院通过模拟法庭比赛塑造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学生多次斩获“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大赛冠军、“普莱斯”传媒法模拟法庭中国赛区冠军、“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中国赛区一等奖等殊荣，在“贸仲杯”“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刑事法庭”等高水平模拟法庭比赛中也有不俗表现。2.实践教学法学院与实务部门共建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平台；依托山东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开展一系列大型普法宣传活动和个案法律援助服务；依托山东大学学生法学社开展法艺博览、学术沙龙、法庭旁听、普法宣传、模拟法庭等活动，促进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义、维护社会权益、扶助弱势群体。3.国际化战略法学院大力推行国际化战略，与欧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学术交流，每年选派数十名优秀学生到境外知名法学院交流访学或攻读学位。法学院通过建立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等多种国际化战略，逐步构建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一批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拔尖涉外法律人才，海外交流合作已经成为学生培养的一种重要途径。冷春，山东大学法学院1984级本科生，现任山东省青岛市市中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一级公证员。冷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山大法学系的创建人乔伟先生。她在山大就读期间，乔老先生已经不在一线授课，但经常还是会为学生们做学术报告。乔伟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学术成就对师姐影响深远。前段时间，法学院在青岛举办了乔伟先生塑像安放仪式，她也受邀参加。她感慨道：三十五年，流逝的是时光，先生的高风亮节将永远伴随山大法学的成长。刘卫华，山东大学法学院1994级本科生，现任浪潮集团副总裁。刘卫华认为法理学的学习让自己真正踏进了法学的殿堂，至今想来仍觉得受用一生。作为徐显明院长最后一届亲自授课的本科生，师兄仍记得一座难求的教室、掌声阵阵的课堂、金句频出的老师、聚精会神的同学……一个学期的学习让他从根本上理解了法学，贯穿了整个学科脉络。“单纯背法律条文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大”，刘卫华坦言，用法律视角思考问题、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的意识正是大学四年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每当遇到一个案子、一个投资项目的时候，从不同角度去审视、去印证，这归根结底是怀疑的精神、法律的精神”。王见，山东大学法学院1985级本科生，主持人、高级记者，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周末说法》节目主任，济南仲裁委仲裁员。王见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坚定地选择了山大法律系。回忆母校时光，她如数家珍：午后图书馆的阵阵书香，清晨和黄昏小树林的琅琅书声，晚间洪楼电影院的人潮涌动，还有每逢周日去挤唯一一趟1路公交车时的呼朋引伴……30年河东河西，物非人亦非，但“山大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是此生中最难忘怀的”。“母校给我的影响是终生的”，王见表示，法学院四年培养了一种思维习惯，就是运用法学思维、法律逻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让她终生受益。“我周围都是法律人，用全面的视角、严密的逻辑、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和评判新闻，也成为我媒体从业生涯的独特优势。”如今师姐不仅作为济南仲裁委首席仲裁员，经常调解、裁决商事纠纷；而且长期主持法律节目，为自己单位、周围同事、亲朋好友和广大听众的法律问题出谋划策。贺冰洁，山东大学法学院1997级本科生，现任中共济南市历下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大学四年时光中的片段，二十年后依旧让贺冰洁记忆犹新。1999年5月的一个普通周六，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贺冰洁他们并在石巍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从学院内部的国际法课堂到万众瞩目的科技馆礼堂，师兄用法律人的方式发出了山大人的声音。2001年6月，山大迎来了合校后的首届毕业生，“新山大有新气象”，身着学士服站在全校毕业典礼的会场，这不仅是贺冰洁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百年山大历史上的第一次。作为全校一百位学生代表之一，在展涛校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的那一刻，几多记忆几多感慨涌上心头。山大法学院对我而言，像是一个良师益友，我发展在它的发展中，我成长在它的壮大里。在这将近两年的校园时光里面，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大学，在这里专业课的学习像是稷下学宫的传道，在这里我们会在老师的帮助下努力拓宽我们认识的边界，通过大量的阅读与实践形成自己稳定的价值观，而不是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法律，社会应当被理想化，权利应当被认真对待，法律应当是这个社会正确的、理所当然的打开方式；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品格：每个老师鲜明的个人色彩与强烈的正义感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法律不应当被用来作恶，它要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对于当时来到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决定，我丝毫不后悔。它用亲身躬行告诉我，大学之道，真的在明明德。——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王懋祺不知不觉，我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就读已经将近两年了。第一次从内陆小城来到海滨之边，满心欢喜和期待。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一隅，我走进法学院的门庭，望见的是橙红色的孟莎式屋顶与米白色砖墙，记住的是华岗苑里亲切认真的教职工老师、振声苑里自信踏实的学子、图书馆七层踱步思索的身影以及从不太高的起点出发不断前进的自己……山大法学院是厚重的，青青草畔老校长的石雕催人奋进；山大法学院是笃定的，学风淳朴求实创新；山大法学院是自信的，不畏风雨昂首前行；山大法学院更是可爱的，大家始终都是亲切的一家人。“学无止境，气有浩然”，我会铭记在法学院生活的点点滴滴，努力养浩然之气，做大写之人，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诗篇。——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杨睿思就业去向主要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跨国公司、国有企业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其中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党政机关的领导、国际知名的法律专家或者学术英才。来源：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本科招办 山东大学法学院 照片 / 崔振 编辑 / 牟浩杰 责编 / 宋沁潞 洪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