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博士

罗伯特·穆齐尔（1880年11月6日—1942年4月15日）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穆齐尔生长在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17岁进维也纳军事技术学院，1903年进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出版长篇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获得好评。获博士学位后放弃在大学任教机会，选择了作家的职业，后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协会》、《三个女人》以及剧本《醉心的人们》等。1930年出版潜心十年创作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1933年又出版了第二卷。希特勒上台后，他开始了流亡生活。罗伯特·穆齐尔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没有个性的人》被列为禁书，第三部的另外20章（即第39章至第58章）的出版受到阻挠，罗伯特·穆齐尔也被迫流亡异国。此后，穆齐尔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1942年4月15日，穆齐尔在瑞士日内瓦的寓所溘然长逝。就在他辞世的那天，他还在坚持润色《没有个性的人》的第二卷第52章《一个夏日的气息》，而直到此时这部已经花费了他25年精力的巨著离终曲还遥遥无期。穆齐尔生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五十年代后随着《没有个性的人》重新出版，他才引起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八十年代西方掀起穆齐尔热。人们把他与弗兰兹·卡夫卡、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派作家。1999年，由作家、评论家和日耳曼文学家等33名重量级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提出了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评选活动，位居前5名榜首的是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35票），随后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32票）、托马斯·曼的《魔山》（29票）、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8票）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1票）。小说《三个女人》现在，《没有个性的人》与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把这部书当成她的“永久读物”，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这部“思考的小说”、“哲学的小说”为小说艺术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穆齐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思想和写作才华怎样呢？哲学诗画为你精选了他的22个名句，一起来欣赏，进入。1，本性决定行为，本性取决于行为。2，艺术难道不是一种将媚俗从生活中剥离出去的手段吗？它将其层层剥掉。它越是抽象，空气就越透明。越是远离生活，它就越清晰吗？声称生活比艺术更重要是多大的颠倒啊！生活是好的，只要它能经受得住艺术的考验：生活中没有艺术能力的东西就是媚俗！3，生活就是生活：谁不了解它，对谁来说它就是无法描绘的。它是友谊和敌对，是欢喜鼓舞和冷静醒悟，是肠肌蠕动和意识形态。思考除了其他目的以外还要在这些东西中创造精神秩序，也毁坏精神秩序。概念从众多的生活现象中制造出一种现象，而一种生活现象也同样地从一个概念中制造出很多新的概念。众所周知的是，自从我们的诗人认为自己从哲学那里听说思想不可以去思考，而必须去生活之后，他们就不再思考了。4，如今，极其多的人觉得自己与极其多的别的人处于令人惋惜的对立之中。人极不信任生活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一个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说到底，事物只是通过自身的限度，进而通过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有几分敌对的行为而存在的；没有教皇也就不会有路德，没有异教徒也就不会有教皇，所以明摆着的，人对自己同类的深切依傍就存在于对其同类的拒斥之中。5，生命就是外界的压力挟着人一步一步向前，犹如留在路上的脚印。6，今天每个人所迫切需求的莫过于简单、朴实、健康，也需要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就是把一个人牢牢栓在地上的东西。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7，尘世中虚拟的东西不仅包括了神经虚弱的人的梦，而且也包括了还没萌生出来的上帝的愿望。一桩虚拟的经历或一桩虚拟的实情不等于现实的经历和现实的真实，更不等于现实存在的价值，而是至少按照它们的追随者的观点来说，它们包含着某种很有神性的东西……这些神性的东西促成了我们逐渐成为理想主义者或梦幻主义者。8，这是一个没有被清除掉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哪点让我们感觉到了强烈的、特殊的个性呢？我们像工厂里复制制造出的螺丝钉，一个个毫无差别，彼此的个性被抹平了，因此也就毫无生机和希望。9，时代是无法反驳的；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不可知论，而是因为没人有那么多时间来干这件事。除了严密监视并偶尔警告那些时代，人们也做不了别的。10，一个人如果没有被时代即刻惩罚过，他就没有资格怨恨社会。11，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看上去具有如此一般性的才智，以致竟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你从他的形象上猜不出他的职业来，不过他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可是这些个性却与他无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固定的，他在这个世界的形象不表明任何别的东西，只表明了今天所有现象都有的这种杂乱无章的性格。12，艺术完全可以选择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作为起点，但是为此目的而被表现的东西——不是表现本身，而是那些被表现的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却已经既非伤风败俗，亦非病态了。……它意味着去表现某种东西：去表现它与千百种其他事物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客观地去表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某种东西变得能够被理解和感受……13，读大学时，这俩人醉心于一种唯物主义的生命解释，即把人视作没有心灵和上帝的生理和经济机器。也许人的确就是这样的，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样一种哲学的魅力不在于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那种魔鬼般的悲观的可怕的智性特征。14，有些文学遗产是伟大的礼物；但是通常来说，遗作总是与商店倒闭时的大甩卖和大减价具有可疑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它们尽管如此还能受到喜爱，可能是因为，读者们对于一个最后一次向他们提出要求的作家往往怀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偏爱。15，各种人物获得荣誉，要是在从前人们才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粗暴生硬的东西变得温和，已分离的又汇合，有独立思想的人向赞誉让步，已经形成的审美力重新遭到风险。16，在一件干得糟糕的事情上，人们可以看到所有干得糟糕的事情的比喻。17，我们沉默不语，就是在互相赠与生命片刻。18，那个当初已被埋葬的世纪在其下半叶没显出多大的特色来。它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在研究上是明智的，但是除了这些它的能量焦点问题以外，它寂静和虚假得像一片沼泽。……崇高目标的要求以一个警察局的方式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学生托勒斯特的迷惘》19，知识所提出的对深刻、大胆和创新的要求，暂时还仅局限在全然理性和科学的方面。但是知性在蔓延生长，一旦它把握住了情感，它将成为精神。迈出这一步，是诗人的事情。20，那个有寻常现实感的人像一条鱼，它咬钓钩，没有看见那根线，而那个有那种也可以被人们称之为虚拟感的现实感的人，则从水里把一根线拉起来而浑然不知线上是否有钓饵。与一种对咬那钓饵的生命的极端冷漠态度相对应的，是他有着做出十分古怪的事情的危险。21，在一个没有个性的年代，人们愈发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临终话语，尽管它们只是佯作的临终的话语。身处一个充满喧闹和叹息的世界，却只发表一些小小的故事和观察；在有那么多重要事情的年代，却只谈次要的事情；为那些远离事件中心的现象而生气；毫无疑问，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懦弱。22，当人类靠近时，羊是胆怯和笨拙的；它们尝过傲慢的责打和掷石子的滋味。但是当它们安静地站着，凝视远方时，它们就忘记了人类。它们十只或十五只地把脑袋抵在一起，组成一个光环，脑袋构成光环巨大的、沉重的中心，后背构成另一种颜色的光线。它们的头顶紧紧地互相挤靠着。它们就这样站着，由它们组成的圆轮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除了风和阳光，以及它们额头之间那一分一秒的永恒之搏动，它们似乎不想去感觉其他东西，这搏动在它们的血液里，并且从头向头传达着，仿佛囚犯在敲打着监狱的墙壁。

来源：华商韬略文 | 华商韬略 巴图海身为哲学博士的他，用2000元起家却赢得190亿的显赫身价，成为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第四大石油公司，然而却因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债务，最终被香港高院裁定破产，被迫离开自己创立的公司。如此跌宕起伏的故事，其背后的主人公是光汇石油的创始人薛光林。寒门出身的薛光林，生于安徽天长市,与A股上市公司苏宁易购的掌门人是同乡。他自幼就是学霸，年仅二十六岁时便获得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本来薛光林可以拥有一份高薪而且稳定的工作,但不甘平凡的他却毅然决然地南下深圳，靠2000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但拥有高学历的薛光林，却愣是靠倒卖BP机赚取了第一桶金。1993年开始，国内石油市场逐渐走高，石油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石油已经不能满足国民需求，薛光林从中嗅到了商机，果断做起石油生意，并在深圳建了第一座大型石油基地。1998年，石油领域的央企国企开始狂飙突进，当时的“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开始掌管石油的进出口，导致许多民营石油公司无法继续经营。而薛光林则凭借自己的储油基地，成功的生存下来，并且与中石油合作，担任分销商和中转站。这也是薛光林迈向中国“第四桶油”（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的关键一步。作为在夹缝中生存下的中国最大民营石油企业，薛光林的光汇石油踏准了错位竞争。在稳住阵脚后，他发现港口领域具备相当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而当时几家国有石油企业都只发展陆上石油业务。于是，薛光林将公司的经营方向转向海上供油服务领域。薛光林曾称，光汇石油与两桶油（当时中海油还没有成立）之间是互补关系，大的项目光汇石油没法儿做，但可以做边角料。2006年随着国家开放海上供油市场，凭借仓储、运输与零售等下游产业链优势，光汇石油也顺利取得免税船供油牌照。在当时拥有这个牌照的企业只有5家，而光汇则是其中唯一的一家民营企业。靠着经营“两桶油”的边角料，光汇石油水涨船高，薛光林的身价也开始进入飞跃期。2008年，薛光林带领光汇石油在香港上市。有了充足的资金后，薛光林开始在许多港口和岛屿上修建了储油仓库和配套设施，总库容高达一千两百万立方米，并分别配套多个三十万吨的级大码头。此外，他还拥有了一支总运力达三百万载重吨的远洋油轮船队。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靠着石油，薛光林一直是富豪榜上的常客。2010年薛光林家族以197.5亿元，荣登“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第13位。但干成第四大石油企业后薛光林怎么还能把自己搞破产了呢？石油是大才能不倒，才能守住自己的生存的行业。而为了规模，薛光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追求规模，却又踩空了行情。看着互联网的热潮正兴，这个传统行业老板竟想自己撸袖子下场干互联网，而正是因为薛光林的追风“赶时髦”，却最终导致了企业的陨落。光汇石油2015年开始试水互联网行业，推出了车主加油消费创新型平台——光汇云油。这相当于一个在线储油工具，投资人在油价低点在线购买锁定价格，而在油价上涨时，随时兑现获取增值收益。薛光林也希望自己能踏上风口，向“互联网+”转型，于是为光汇云油先后挖来了腾讯、百度、微软等业界大佬级企业的得力人才。此外，薛光林还为光汇云油砸下重金，赞助活动、入股构建生态，比如入股中国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易安保险、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等。但与其他企业不同，本就是博士出身薛光林不是那种放手让人干活的人，反而以一个“门外汉”思维去“一言堂”指导专业人士干活，导致光汇云油屡现动荡。据媒体报道，光汇云油曾在半年内换掉了四位COO（首席运营官）。“到处挖人，他只要不满意就换，导致我们无所适从，不CARE流失率这些”，一位前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有前员工反映，马化腾曾亲自体验过光汇云油APP，但评价并不好，薛光林一度希望光汇云油这一平台能与腾讯合作，甚至接入微信九宫格，但均未能成行。而在不断动荡中，光汇云油已经逐渐迷失了方向，很像当年“腾百万”打造的电商app。而在互联网转型中，却也透露出薛光林对整体业务把控的失控。互联网曾被他视为其拆东墙补西墙的依靠。然而，最可怕却是，往日风光无限的薛光林却需要面对两堵墙同时垮掉局面。一直以来，石油行业的上游相比下游，利润更为丰厚，一般有20%~30%的利润，一旦做好，抗风险能力更强，行业话语权也更大。在2014年时，光汇石油为进军上游，曾以10.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两个海上油田区块的参与权益，这两块油田区块位于渤海湾。但仅3个月后，光汇石油又收购Newfield Global Inc的所有发行股份，以控制其位于中国渤海湾和南海的油气区块。但高速扩张的背后，却是债台高筑的危险局面，维系现状的前提是需要保证石油行情的不断上扬。可光汇石油在收购后不就，国际油价就从100元每桶高点开始一泄如注，导致公司的投资亏损严重，仅2015年下半年，就亏损了5.23亿港元。而此后，光汇石油的业绩就一蹶不振，2016财年，光汇石油的营收就下跌到480亿港元，下滑了35%，而到了2017年，光汇石油连业绩都不再发出。也是从2017年开始，港股上市的光汇石油已停盘超过两年。今年4月，因为个人担保公司无法偿还逾期债务，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光汇石油董事局主席薛光林破产！如今，薛光林虽然得以策略顾问的名义委身在自己的公司，但与往日的风光相比，这位博士在公司的地位却已名存实亡。在光汇石油的官网，记录着薛光林的一段话，“20多年前，我有一个梦想，建立一个中国民营的全球性能源公司”，但如今这个梦却已不属于他了。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个很有内涵的人物。他的学问之高，简直不像个总统——作为学者从政，威尔逊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过古希腊和罗马史，当过私立大学校长，在历史和政治学方面很有造诣，出过十几本著作，号称美国历史上“学术地位最高”的总统。由于学识超群，他不需要助手帮忙准备演讲稿，随时可以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被称为“擅于创造警句的人”。比如，“我们因为梦想而伟大。一切伟人都是梦想家。”“书籍—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对比当今那位不学无术的白宫主人，威尔逊简直就是学霸对学渣了。威尔逊是一个惊人高效的作家和演讲家，据说他只用两个手指打字，在一台哈蒙德牌打字机完成了大部分演讲稿和其他写作。关于他的演讲水平，有个耳熟能详的小故事。某人对威尔逊简短有力的演讲非常赞赏，就问他演讲前花得多长时间去准备。“演讲十分钟的话，要准备两星期！”威尔逊回答。“十五分钟呢？”“要准备一周！”“ 半小时呢？”“要准备三天！”威尔逊说，“要是演讲一小时的话，不用准备，马上就可以讲。”作为政治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威尔逊主义”。1919年，作为美法英三巨头之一，威尔逊带着被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参加巴黎和会。在这帮前来瓜分胜利果实的战胜国首脑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老奸巨猾，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咄咄逼人，怀抱着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而在谈判的紧要关头，威尔逊突然病倒。白宫医生给国内发电报称：“总统昨晚染上重感冒，卧床。”在这场世界大战的末期，西班牙流感开始蔓延，据说这也是加速一战终结的原因。威尔逊患上的就是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击垮了威尔逊，他之后卧床不起，表现古怪，有人评论说，“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削弱了他的体力，准确地讲是在谈判紧要关头，流感至少耗尽了他的精力和专注力。”原本威尔逊坚持不要在合约中过分削弱德国，而法国和意大利坚持严惩，最终饱受流感折磨的威尔逊只好妥协，签下《凡尔赛和约》。这一条约对德国极为严苛，加速了该国的经济困难、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催生了纳粹的兴起与上台，从而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最郁闷的是，威尔逊极力倡导成立“国际联盟”，确立美国领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凡尔赛条约签订后，1920年，在威尔逊主持下，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等种种原因，美国参议院居然否决了美国加入国联。为此东奔西走、竭尽全力的威尔逊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遭受政治上的重创。所谓威尔逊主义，就是认为世界需要转向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和民族自决等不同的原则和做法，最核心的就是成立国联和平处理国家争端。然而，国会的否决让美国重新走向孤立主义，威尔逊的理想暂时破灭了。“宁愿战败千次，也决不为不光荣的妥协而朝三暮四”，威尔逊秉承这一信念，获得了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继西奥多·罗斯福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美国总统。经历了流感和未能加入国联的打击，再加上严重的中风，威尔逊在接下来的总统任期中几乎处于半残状态，丧失了工作能力，国内政绩也因此乏善可陈。他病逝于1924年。随着二战和战后美国实力的急剧膨胀，美国事实上已接受了威尔逊主义的原则。用威尔逊的话说，就是作为被上帝选中的“天命之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战后至今，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存在和干涉，将自身价值观推行到人类的各个角落，就是拜威尔逊遗产所赐。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美国总统的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前4位，仅次于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见美国精英界对这位总统的认可。如今，威尔逊早已逝去，而威尔逊主义的幽灵伴随着美国的胡萝卜和大棒，还在全球游荡。（图片来自网络）

邹国俊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太功利，太崇尚实用主义，但他最打动我的是对格斗是最纯粹的热爱。康恩说：他的精神值得包括职业拳手在内的所有人学习。而他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格斗运动经历：汗如雨下，乐在其中。今天的主人公梅春雷有着很多的身份，他是深圳市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深圳市政协委员，盐田区政协常委；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哲学博士。而他马上又要以50岁的年纪登上“英雄传说”的擂台，进行自己的第一场职业格斗比赛。作为看着武侠小说与电影《少林寺》成长的一代人，大学时代的梅春雷就带着对武术的向往，开始练习太极拳与形意八卦，而真正让他走入格斗运动的初衷却是为了减肥。“前几年，工作压力大，脾气暴躁，身体健康状态也不好，体重也超过了100公斤，最开始是想通过搏击去减肥，我用了7个月时间减掉了20公斤。”为了达到减肥的目的，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都会坚持训练1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的梅春雷体重稳定保持在了83公斤左右，减肥的目的达到了，但却染上了对于搏击的“瘾”。“练多了就会想去磨练技巧，然后就开始实战，再后来登台比赛，我就是如果喜欢一个东西，就想要把它玩到极致的那种人。”梅春雷目前已经有过6场业余比赛的经历，结果是全胜，并且4次TKO对手。而在他的个人简介中，“搏击运动员”也成为必不可少，并且引以为傲的一项。当谈到搏击到底有何种魅力能够对他如此吸引时，作为哲学博士的梅春雷给出了这样三句话：身体是最高的政治，生命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搏击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梅春雷说：身体是最高的政治是大哲学家尼采说的，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约束与规范，比如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间睡觉，都是科学与社会告诉你的，而我们当代人的生命也是在被现代文化阉割，比如娘炮文化的诞生，我们离身体本源的东西越来越远，所以需要用一些方式来野蛮自己的体魄，这样我们才能保留身体内一些宝贵的东西。生命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是大哲学家西美尔说的，我们生命有很多潜能没有开发出来，生命潜能也需要培育，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可能性是要高于现实的。而保留身体的更好的状态，就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搏击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我的感悟，每一种艺术家都有他们的表达形式，舞蹈，书法，画家等等。而搏击运动员，就是用身体，用技术，用擂台来表达自己的生命，我在享受不同的技战术，这就是艺术。在梅春雷的眼里，搏击是简单的。他说：搏击的简单在于它是一个单维度的东西。人活在世上需要经济基础，需要养家糊口，还有很多责任与义务。有句话叫“秋未尽蝉不得不鸣”，我们生活中有太多被动的东西，需要做出妥协。但是搏击是非常简单，非常纯粹的，所以搏击最容易带给我快乐。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简单与纯粹恰恰是最初始阶段的状态，也是最难保持的东西。也正是因此，还有和梅春雷一样的很多人都在追寻没有利益掺杂的纯粹状态。梅春雷曾自费组建了深圳市政协委员搏击训练营，初衷就是带朋友们出出汗。在他眼里，搏击训练和请大家吃饭的性质是一样的，而运动出汗一定要比喝酒更健康。没想到的是，慢慢的，委员们带朋友过来，朋友也带朋友过来，现在训练营已经有一百多人了。这里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长、机关干部等等，但最让他感到骄傲的，却是这些人汇聚在搏击场上，互相不问级别，不问身份，来了就打拳，打完拳也不吃饭，各奔东西。用梅春雷的话说就是：聚成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格斗也是一种修行，而走上擂台则是这段修行中必不可少的经历。梅春雷有过6场业余比赛经历，但当得知自己能够参加11月份的“英雄传说”职业比赛时，按照邹国俊的话说就是“高兴的像个孩子”。在梅春雷最初以搏击的方式来减肥时，所有家人朋友都表示支持，但是一开始打业余比赛还是有很多担心和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梅春雷还作为公众公司的董事长，甚至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发布风险通告，以避免有重大风险未披露的情况出现。但经过几次比赛之后，大家不仅知道搏击运动只要有完善的保障措施与充分的训练，风险可以得到控制，而且也让大家认识到，梅春雷虽然50岁了，但是“确实还行”。对于自己的职业首秀，梅春雷表示胜负不重要，就是想挑战自己。他说：自己的水平打职业顶级的肯定打不了，但打初级的还有的一拼，可以试一试。梅春雷的职业首秀定在11月22号到23号左右，但他11月16号还在美国，显然时间并不算充裕。但他还是说：这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享受乐趣，我现在体重83公斤，邹教练希望我打80公斤的比赛，我觉得我能做到。我们常常以忙作为妥协的理由，但在梅春雷这里，时间上的矛盾都可以去平衡。就像他不认同“武痴”这个称呼一样，他说：武痴像是痴迷进去而不顾其他，但我还要做企业，读书和照顾小孩，只要每个维度遵循每个维度的规则和逻辑就好了，这样能更好的享受爱好。因为打比赛带给了梅春雷一定的曝光，知道他打拳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说：同学都很惊讶，班里有同学多看上去都像老头了，而我50岁的人却特别年轻，很多人羡慕我的精神状态。其实不仅仅是同龄人，“英雄传说”自由搏击训练基地的很多职业拳手也在受着梅春雷的激励，梅春雷的教练康恩说：50岁每天坚持一次训练，渴望在擂台比赛，而且还想着成为一个可以站职业擂台上的选手，让很多年轻拳手知道他们的运动生命也可以很长。梅春雷打过的每一场比赛他都会分享到朋友圈中，并记录着自己的战绩。但谈到在搏击领域的目标时，他没有提到成绩，而是说希望能打到60岁。他说：人的寿命很长，未来或许120岁是常态，150岁都有可能，但生命的长度增加，如何保证生命的质量是个问题。最后，梅春雷也直言，他只是搏击运动的爱好者，而不是推广者，但愿意去与身边的人分享快乐。笔者在与梅春雷对话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搏击带给他的那份没有负担的愉悦。我们往往一旦深入一件事情，就会因为种种因素的交织而使本该很纯粹的东西变得沉重，我们也变得患得患失，长此以往便失去了从中发掘美好的能力。“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被称为是人生最高等的境界，但对于爱好来说，始终保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初级阶段，或许更是克制的能力，而真正的爱好，或许也本该如此。

摘要历史、进步与建构是法国科学哲学的三个核心主题。历史要求科学哲学必须将认识论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进一步要求科学必须在历史中展现其进步历程，进而，科学理性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理性，而非无时间的逻辑结构; 建构要求知识和事实必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理解，它们都是具体的实验过程的情境化产物。这三个主题彼此联结，共同塑造了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和局域认识论特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科学哲学是欧洲大陆科学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国“新实证主义”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彭加勒、迪昂、米约、勒鲁瓦等在欧洲有着重要影响力。但是，对这些哲学家的工作的不同处理方式使得科学哲学开始分化出两大传统。德语世界的哲学家们吸收了他们的约定论思想并将之与弗雷格的二分立场( 思想结构与思维过程的二分，后被赖欣巴哈发展为“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二分) 等相结合，发展出了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而法国科学哲学家则继承了“新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进路，反对实证主义和逻辑分析。由此，法国科学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进路。对法国科学哲学总体特征的宏观勾画，有助于厘清 20 世纪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脉络，并可能对我们反思当下的一些科学哲学难题提供重要启发。一、历史 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路可以追溯到孔德。孔德的基本立场是，“科学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现象”，并不存在某种逻辑的、非历史的普遍原则可作为科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某种可以将科学与非科学一劳永逸区分开来的普遍准则。由此，历史也就被扩展为了历史主义。在法国哲学中，历史主义的两个对立面分别是实证主义和逻辑主义。就前者而言，尽管勒鲁瓦用“新实证主义”来指代彭加勒、迪昂、米约以及他本人的研究，但法国科学哲学家普遍强调心灵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主动性，反对将心灵视为外在世界的被动呈现，迪昂的理论整体论、彭加勒的约定论甚至勒鲁瓦的极端约定论都与此后逻辑实证主义的素朴立场保持了距离。例如，迪昂强调，“物理学中的实验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同时更是对“现象的理论诠释”。梅茨格同样强调心灵的重要性，“一些学说既产生于经验观察，也产生于研究者的心灵状态。” “新实证主义”之后，梅耶松的先验哲学进路主张在合规律性与因果性之间做出区分，从而指出，当实证主义以合规律性为自己的目标时，它遗漏了对更为重要的深层因果机制的考察，其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规律和原因”。巴什拉尽管拒绝梅耶松的先验进路，但他同样拒斥实证主义，他认为原初观察不仅不能成为科学的基础，反而是科学进步的障碍，在此意义上，实证主义所丢弃的批判精神，正是新科学精神的核心。与巴什拉类似，拉图尔同样拒绝实证主义对事实的被给予性的认可，他认为事实并不具有先在性，相反，事实所代表的是已经被遮蔽的时空中各种力量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事实是有历史的，尽管其历史已经被“既成的科学”所“黑箱化”。不管是前拉图尔时期的法国哲学家对心灵的强调，还是拉图尔对“行动中的科学”的考察，其核心都是将时间性引入科学。而时间性不仅站在了实证主义的对立面，同时也拒斥了逻辑主义。因为后者所要求的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它试图通过某种先验方式确立一种普遍的科学，科学与具体的时空无关。当然，逻辑主义在法国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一个偶然原因，便是几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早逝。由此，福柯才说“法国几乎没有逻辑学家，却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史家”。历史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将科学展现为一种历史过程。迪昂给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内涵，尽管其目的是“对物理科学藉以做出进步的方法提供简单的逻辑分析”，但他所谓的逻辑 分 析 实 际 上 就 是“给 出 物 理 学 原 理 的 历史”。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基本上接受了迪昂的思路，他们坚持历史对认识论的重要性，“认识论一直是历史的”，因为科学总是通过历史来展现自己的进程; 同时他们又强调认识论对历史的重要性，巴什拉主张区分“过时的”科学和“被认可的”科学，又指出“科学史家必须将观念当作事实，认识论者则必须将事实视为观念”，这都是在强调历史研究必须要有所“判定”，福柯准确指明了这种科学史的“规范性”内涵。进而，认识论与科学史必须结合，“不求助于认识论，知识论将成为空洞的沉思; 若与科学史撇清关系，认识论将会沦为其所要讨论之科学的完全多余的对偶物。”按此原则，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发展了一种历史认识论。拉图尔同样强调历史进路( 以及实践进路) 的优先性，他所谓“追随行动者”的方法论立场和“陌生人原则”实际上就是要让历史说话。不过，拉图尔的历史进路与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的历史研究有两点不同，一方面，巴什拉等人的历史是思想史，它坚持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二分，仍属认识论层面，而拉图尔则打破了这种二分，从而用社会史或实践史取代了思想史，进而使科学成为一种行动方式，进入了本体论。另一方面，与巴什拉等人的规范史不同，拉图尔坚持描述主义进路，它要求研究者不带任何预设地进入历史，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真实呈现，从而展现科学自身。在拉图尔的框架中，历史是自足的，并不需要研究者为之提供界定，进而认识论也就被实践研究所取代。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强调法国科学哲学的“民族志”特征，它所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从起点上规避了弗雷格和赖欣巴哈的二分法为哲学家们所限定的任务。因此，当库恩给英美哲学界带来一场学术地震时，哈金却指出这种思想在法国已是“老生常谈”; 同样，当批判者质问福柯在《词与物》中为何不提及库恩时，福柯回击说法国已经有康吉莱姆了。历史的优先性使得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当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试图通过对科学的先验分析从而确立一种普遍理性时，它赋予哲学以优先性，历史只不过充当了哲学的证据库; 法国哲学则主张哲学是历史的逻辑后件，巴什拉将这种关系表述为“科学创造了哲学”，随着科学的“进化”，哲学 也 必 须 抛 弃“过 时 的 哲 学 ”而 得 到“进化”。拉图尔强调，就如 ANT 在英语中的含义“蚂蚁”一样，哲学家必须像蚂蚁一样是“近视眼”，他们只能相信眼前所见，并用其有限的“视力”来追踪“痕迹”。因此，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历史或实践之上，拉图尔由此自言为经验哲学家。如果科学需要在历史中展现自身，那么，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库恩在范式间所持的不可通约立场，导致科学哲学走向了相对主义。与库恩不同，法国科学哲学家基本上都赞同进步主义，只不过在进步的发生方式、评价机制上存在分歧。二、进步 法国科学哲学家对进步问题的讨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进步前后的科学之间的关联度问题，即科学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 二是科学进步的评价机制，即合理性问题。科学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法国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按此标准，可以将法国哲学家分为两个阵营，连续性阵营和非连续性阵营。前者主要包括彭加勒、迪昂、梅耶松、拉图尔等，后者主要包括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等。连续性阵营往往主张日常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彭加勒就认为“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的事实而已。”连续性阵营的另一立场是认可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如迪昂认为近代物理学可以从中世纪物理学那里找到理论渊源，拉瓦锡的化学理论与斯塔尔的燃素说之间也绝非彻底断裂，“物理学理论不是突然创造的产物; 它是缓慢的和渐进的进化的结果。”与彭加勒一样，梅耶松认可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连续，但又认为这种连续并不在于两者的经验性，而在于背后所隐藏的思维结构的一致，即对因果性和同一性的寻求; 与迪昂类似，梅耶松也认可科学发展不同序列之间的连续，但其理由同样是“人类理性理解变化的方式从未改变”、理性是“真正的一”。梅耶松之后，非连续性立场因为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莱姆的影响而在法国哲学中占据主流，直到拉图尔的时代，情况才有所改变。拉图尔否认科学发展的非连续性，他甚至拒绝前现代和现代的二分。在他看来，现代性得以确立的哲学前提是客体与主体、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二分，但这种二分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因为就如霍布斯和玻意耳的争论所表明的，知识秩序和社会秩序是无法分开的。因此，不管科学还是非科学，都不过是人类“转译”实践中所产生的“杂合物”，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宏大分界”，存在的仅仅是量的“增殖”。非连续性阵营则一般坚持上述两个层面的断裂。如巴什拉指出，原初观察虽具有鲜活、生动等特点，但它们都是未经批判的经验，与科学事实有着本质差别。同样，科学发展的前后阶段之间也存在断裂，就如牛顿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物理学、从欧式几何到非欧几何一样，彼此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断裂，而正是这种断裂使得科学发展具有了“不可逆”的特征。与巴什拉一样，柯瓦雷也持非连续性观点，他批评迪昂在经典物理学与“伽利略的巴黎学派先驱”关系上的立场，主张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因为伽利略、笛卡尔等人实际上要对“整个思想框架本身进行改造，即推翻一种大体上非常自然的思想态度”，柯瓦雷从巴什拉那里借用了生物学概念“突变”来指代这种思想框架的变化过程。康吉莱姆基本上继承了上述两人的断裂性立场，但又强调，断裂也可能是“部分性的”，“哥白尼和伽利略的革命并非将传统一扫而空”，“柯瓦雷指出，伽利略的思想所带来的转变代表了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全然拒绝，他的这一观点难道没有言过其实吗?”由此，康吉莱姆在坚持宏观非连续性的前提下，承认了微观连续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康吉莱姆的这一立场与库恩不可通约性概念在范式之间所造成的排他性选择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康吉莱姆实际上为弱化库恩引发的相对主义指明了一条出路。当然，不管法国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如何，但其基本立场都是进步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对进步的评价标准有所差异。彭加勒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暂时的，必将被后继理论所取代，“每一个定律不管其正确与否，都可以用一个更精确更可几的定律来代替”，因此，好的理论应该是“更精确更可几”的理论，而科学的任务则在于揭示出自然界“和谐的法则”，这种和谐法则只有在理论与实验的互相补充中才能发现，“脱离实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验是盲目的实验。”不过，彭加勒同样坚持连续性的进步观，他认为进步就如同“动物形体的进化”，完全可以找到某种理论在“数世纪之前的踪迹”。与彭加勒不同，巴什拉认为进步是在对认识论的障碍的破除中实现的，其实现方式是断裂式的，即认识论的断裂，断裂所带来的是世界观的重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旧科学是不可比较的，科学仍然在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不再是累积式的，而是跳跃式的，进步的标准就是旧理论往往成为新理论的一个特例，就如牛顿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欧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关系一样。康吉莱姆在对巴什拉进步模型的改造中，指出了“科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科学中存在着某些理论或概念，它们本身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由于某种局限，其中却又包含着很多非科学的成分，这些理论或概念即为科学意识形态。因此，科学就以“科学—科学意识形态—新科学”这一序列推进自身，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差别主要在于“可操作性”和“方法论”层面，就如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一样，它源于对冯·贝尔胚胎学思想的模仿，但当被用于生物学领域之外时，它丧失了“有效性”，成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拉图尔在进步性问题上的立场比较特殊，要理解这种特殊性就需要从迪昂论题谈起。尽管进步主义是法国科学哲学的基调，但迪昂的理论整体论经奎因的解读之后，却成为了当代相对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拉图尔推崇迪昂，并不是因为迪昂的工作会导向相对主义，而是因为他开启了从社会角度反思科学的大门。对迪昂论题的不同态度，成为理解英国和法国两种认识论传统的关键点，“同样从非充分决定性问题出发，海峡一侧［英国］的人转向了社会解释”，从而将科学视为一项纯粹的社会事业，“而另一侧［法国］则更加坚定地转向了对理论重要性的强调”，从而建立了一套进步主义的理论史、概念史。当然，拉图尔既不同意鲁尔等人将进步解读为一种纯粹的社会约定，也不满意巴什拉等人将之解读为一项纯粹客观的事业。其立场是，既然进步性问题在认识论层面难有定论，那为何不转向实践、转向本体论呢? 这样，在一种经验本体论的层面上，科学进步就被转换成了科学解决问题能力的扩展。这种扩展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科学开始走出实验室，通过将实验室外的异质情境改造为准实验室环境，继而扩展了科学解决问题的空间范围;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在求异的过程中，不断将新的异质化要素变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从而增强了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前者推进了既有科学的适用范围，后者推动了新科学的形成。如果将其对进步性的讨论与“认识论的本体论化”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合理性在拉图尔那里并非逻辑问题，因为它无法为科学理论的评价提供一个祛情境化的普遍标准，相反，它是一个实践问题，其准则都是境遇性的，那些能够促使科学走向成功的因素，不管属于自然维度还是社会维度，都可以成为合理性理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拉图尔在本体论的维度上实践了劳丹对合理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接受对合理信念范围横加限制的素朴的合理性理论，那么不合理信念的范围———因而也就是社会学的范围———就会变得很大。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一个更为丰富的合理性理论，那么许多信念就变成了‘内在的’了。”这样，拉图尔在将自然和社会纳入科学的同时维持了其进步主义立场。当然，法国科学哲学家对进步性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科学研究的物质性维度。这一维度与法国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主题“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三、建构 法国科学哲学家一般都非常强调实验的重要性，甚至赋予实验以本体论的地位。因此，他们普遍拒绝“事实是被自然给予的”这一素朴实证主义的立场，反而坚持“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一建构主义立场。勒鲁瓦较早指出了事实的建构性，他强调，“科学事实确实是由观察到它们的科学家所创造出来的，远非从外部强加于他”，进而，“只有当人们以某种姿态看待自然时，事实才会存在，结果也才会被确定下来”。彭加勒正是在对勒鲁瓦的反驳中以语言隐喻来指代科学事实与原初事实之间的本质一致性: 科学家们所创造的不过是用以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而非事实本身。进而，本体论的差异使得师生两人在认识论上也发生了冲突，勒鲁瓦强调“我们的计算并不是正确的，但它们是有效的。它们的有利结果并不是我们的科学的成功，而是我们的行为的成功。”彭加勒则反驳说，“如果科学没有取得成功，她［就］不能作为行动规则。”质言之，勒鲁瓦试图将事实归于心灵，彭加勒则试图确保事实的相对独立性，并以此为科学提供本体论的支撑。勒鲁瓦之后，巴什拉和拉图尔代表了对事实建构性的两种讨论方式，技科学是理解两者之异同的关键。与勒鲁瓦将事实视为心灵的纯粹构造不同，巴什拉将事实的建构性定位于心灵与物质世界的辩证关系之中。为此，他创造了“技科学”( la science technique) 一词。技科学一方面强调心灵的重要性，“科学对世界的构造，并非凭借内在于实在的某种魔法般的刺激，而是借助内在于心灵的理性激励完成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性只有在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中才能完成这种建构。科学“按照世界的形象创造理性”，同时又“按照理性的形象建构世界”。现代科学的典型特征是实验，实验都又借助于特定的仪器展开，因此仪器就成为了心灵与世界的接触点，而现象、事实等则在这个接触点上被建构出来。“现象必须在仪器的模具中被挑选、过滤、提纯并形塑”，现象是“按照仪器的方案被生产出来的”，而“仪器又是物质化的理论”。由此，技科学的核心是，现象或事实在心灵与世界的交界面上被仪器建构出来。可见，巴什拉认为科学所要研究的并非终极实在，而只是“实在化”，这就在一种非二元论、“非笛卡尔式认识论”的框架中弱化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 事实可以是被建构的，但它同样是真实的。当然，到 底 是 谁 最 先 在 其 通 用 写 法 techno-science 的意义上提出“技科学”这一概念，学界仍有争议，巴什拉、霍托斯、拉图尔都有获得其优先权的资格。但不管优先权属于谁，把拉图尔的技科学思想追溯到巴什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有学者指出，“拉图尔似乎并未远离巴什拉的立场，尽管他换了一种说法从而将之包裹起来，并继续批驳认识论( 但通常都是笛卡尔的认识论) ”。这一评价只具有部分合理性。一方面，拉图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什拉的本体论建构主义立场，他最初对事实之建构性的讨论，就直接继承自巴什拉的“现象技术”; 但另一方面，拉图尔对应用理性主义和技术唯物主义的使用并不只是简单“换了一种说法”，而是将理论与仪器、实验的辩证法扩展为了实践的辩证法，并赋予实践以物质的、理论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多重内涵。拉图尔对建构性的讨论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肯定性的，即科学中的事实、现象甚至实体并非外在的客观存在，它们是在实验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实体具有先于实验的客观性，是因为科学家在实验结束后对实验过程进行了逻辑重构，从而将研究过程黑箱化，遮蔽了实体的建构性。例如，当我们赋予某一实体以 A 的名称时，它实际上指代的是一系列操作过程，即科学家把在一系列特定实验中展现出某些特定属性的东西叫做 A，在此意义上，A 是一个述行性的概念，不具有实指性。布鲁尔主义者可能会说，拉图尔意义上的 A 只是人们对自然的表征，并非自然本身。但拉图尔的思路中蕴含着一个未被他言明的推论，即以此种方式存在的 A 成为了此后科学研究的基础，在此意义上，A 确实具有了本体论的含义。基于此，“拉美西斯二世在 1976 年死于肺结核”也才具有了可理解性。这样，我们就到达了建构性的第二层内涵。这层内涵是否定性的，即自然和社会的超验性只是一种经验建构，因此是虚假的。传统科学哲学往往将自然或社会作为科学的超验性基础( 自然实在论) 或原因( 社会实在论) ，但却忘记了两者的经验基础。从自然角度来看，A 的超验性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超情境的、普遍的实体 A 的存在，而科学研究所表明的仅仅是以科学家所说的某种方式存在的 A，在此意义上，A 并非超验，它是一个经验过程的产物。从社会角度而言，新科学的引入，往往会带来社会结构或利益的重组，就如转基因技术将整个社会分为挺转基因派和反转基因派一样，因此并不存在外在于科学实践的宏观社会结构或利益取向，因为这些结构和利益仍需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它们同样是科学实践的结果，而非前提。由此，拉图尔的技科学概念将对事实之建构性的讨论，扩展成为了一种新的经验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近代哲学家们在客体与主体、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政治之间所塑造的二分。四、走向历史认识论与局域认识论 尽管法国科学哲学的这三重主题表面上看分别指向了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分裂存在的。它们可以在历史维度和物质维度上得到重构。历史不仅为哲学家们提供了实践科学哲学的方法，更重要地，它要求我们必须将理性放在历史中理解，即理性并非是一种超脱于历史的普遍存在，它并不具有唯一结构，理性是在历史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科学并不是唯一理性的化身，相反，理性成为了科学的表现形式，随着科学自身的进展，理性必须要改变自身以适应科学的这种变化。不管是巴什拉等人的历史认识论还是拉图尔所谓的建构主义实在论都是如此。科学研究的物质性维度，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实验特征的关注，特别地，法国科学哲学中存在着很强的化学哲学传统，这种传统从梅耶松、梅茨格、巴什拉一直延续到拉图尔。化学的典型特征是实验会带来新的实体、事实或现象，因此，科学在本体论上就成为了实验的产物。这样，建构性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这种建构性一方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即科学知识要以具体的实验过程为基础，于是局域认识论就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体现在本体论层面，它要求必须在实践中将事实的建构性和实在统一起来。这样，英美科学哲学中两对对立范畴历史主义与进步主义、建构主义与实在论，在法国哲学中就被非常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进而，法国科学哲学中很可能蕴含着一种解决当代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危机的可行道路。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三期作者简介刘鹏，生于1979年12月，山东寿光人，副教授。1999-200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分别获得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2008年，巴黎政治学院访问学者。2016年，华威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获“江苏省科技社团（学会）优秀青年人才”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法国科学哲学。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编辑 / 唐铱涵

通讯西欧区总经理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学业完成后即留在法国巴黎工作。之后，蔺成曾回国创业，后来又返回法国攻读博士，在法国企业工作。由于一直在通讯领域工作，结识了中兴通讯的高层。2004年，中兴通讯开始在西欧拓展业务，找到了在法国发展的蔺成，希望通过他在法国的多年根基打开在欧洲的市场。西欧属于发达国家市场，但在此创业并不意味着海外员工就可以舒适地享受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这里的市场门槛较高，作为市场新进入者的挑战更大。他们忍受着远离家人朋友的煎熬，在异国他乡开疆辟土；和其他海外员工一样，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刚开始就是一个人拎了箱子去创办中兴法国公司。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开账户的时候，银行的大堂经理说，这是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来开户。要公章，自己就从包里拿出来，我一个人一次就把开户业务给办好了。”回想起当初单枪匹马的创业经历，蔺成现在充满自信。为了节省费用，蔺成一个人租了酒店，同时作为公司注册地。打电话也是去大街上买个IP电话卡拨回国内，像许多草根创业者一样过着拮据的生活。生活上的不便还是其次，作为中国IT业第一批在西欧的创业者，在市场开拓上面临的困难比起不发达国家还更艰巨。蔺成回想说，当初找同学帮忙牵线搭桥，同学说打个电话回国都很困难，中国还能出口通信设备？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中兴通讯已经在西欧拥有了超百万客户，中兴的移动网也搭建起来了，在西欧市31岁的迈瑞欧洲区用户服务部经理任文智自2006年硕士毕业后就来到迈瑞工作，一直从事海外业务，打“飞的”四处奔波是家常便饭。公司为了照顾员工生活，在巴黎给大家租了公寓，有空时任文智就自己做顿喜欢吃的中国饭菜。远在海外，胃口可以对付，对家人的思念却只会与日俱增，难以排遣。“去年双胞胎儿子周岁我就不在家，觉得非常内疚，”任文智说。他儿子的生日是9月27日，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是9月21日。这意味着，儿子的2周岁生日可能他又要缺席了。“到时只能用网络视频遥寄父爱，”任文智无奈地说。蔺成说， “法国市场一直以翻倍的速度增长，去年开始由于基数加大了，变成每年增长30%到50%。与国内市场相比，仍是高速。”本文来自生意我最行，创业家系授权发布，略经编辑修改，版权归作者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新学年伊始，法国《人文科学》杂志推出“开学特刊”，邀请埃德加·莫兰、马塞尔·格歇、菲利普·梅里厄和雅克·朗西埃四位法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一起来探讨当今教育的关键在于什么？或许恰如“开学特刊”的编者埃洛依兹·莱蕾泰（Heloise Lherete）的编者按所说：教育，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课外，都像一个价值观、文化和信仰冲突的舞台。在法国，教育家和共和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如今又增添了新的争议，反映了当代人看待人类及其社会未来的方式。在这个神经科学兴盛，国际教育比拼成为常态的时代，一些新生的教育模式成了传统公立教育垄断体系中令人担忧的搅局者。作为取代公立学校的“另一种选择”，这些新建机构往往价格昂贵。在家庭里，父母忐忑地尝试着对乖孩子进行更亲切有效的快乐教育，然而在遇到令人头疼的孩子时，亲切、高效和快乐就难以维持了。新加坡、奥斯陆特殊的教学模式给了人们灵感，可模仿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揭示出我们共同的不确定性。教育家、科学家、蒙特梭利教育法的推崇者、捍卫公立学校体制的专制共和派决策者，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搅扰着整个教育界，我们无意裁决是非，只求尽量全面地呈现支持这场教育大辩论的各类新知，以期达成一些共识。因为归根结底，教育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一块建筑工地……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教育以明智如果教导生活确实是一切教育的使命，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课程存在根本缺陷。它尤其缺乏有关何谓“认知”，以及它的构成、弱点及难点的教学。认知并非一张客观反映现实的现成照片，它是一个转译、重塑的过程，永远存在犯错的风险。任何交流传播都有出错的风险，数学家香农（Claude Shannon）很好地证明过这一点。事实上，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认识自己的错误和错觉，了解造成谬误的缘由，都是生活中首要的需求之一。保持明智是一场战斗，为此我们要把精神武装起来。在学校里犯错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犯错，在事业、友谊、爱情乃至政治上受人欺骗做出错误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就严重多了。错误和错觉的危险对人类来说是永久性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必要引入另一个主题：理解他人。它的意义范围涵盖全球。我们不停地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就需要对这些文化有所了解。在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机构中，误解现象层出不穷。对认知的了解和人类间的相互理解，这两点是目前的教育所欠缺的。前者让我们尽可能少犯错，有些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后者让我们理解他人，不妄加鄙夷，明白他人是彼此相似又各有不同的。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不受制于社会命运关于教育该传授什么有一种共识：知无不教,有教无类。从基础知识（阅读、写作、计数）到专业知识（医学、语言、体育运动、计算机编程等），什么都可以教，谁都可以学。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在法国长久以来受到普遍认同。然而谈到“怎么教”，问题就来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是一场深刻变革走到穷途的产物。直到1960年代末，传道授业都是强行灌输的同义词。一半人学会了，另一半人还一窍不通，人们不会问为什么，没人特别当回事。从1970到1980年，教育舞台天翻地覆，鼓励学生去创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惜这种个人自由的崇高理想并没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奇怪的是，那些适应了强加给他们的知识体系的学生，到了今天恰恰是会自己构建知识的同一批人；相反，那些反抗灌输的叛逆者，他们的知识却往往只能拼拼凑凑难以成型。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经过乌托邦的狂热，之后是大萧条，如今进入了一个平复重建的阶段。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并不懂得如何教导所有人。但是我们会进步。就在此刻，人们正借助神经科学，创想更贴近个人的新教育方法。这是一片刚开启的新领域，其目标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允许每个人获得一定的知识水平，使他们都能在自身存在中游刃有余，也就是说不必受制于社会既定的命运。菲利普·梅里厄（Philippe Meirieu）菲利普·梅里厄（Philippe Meirieu）：把知识与价值联系起来该传授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即文化内容的传承和价值观的传递。一方面，有人坚持习得语言、掌握知识和探索作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有人强调适应社会价值、培养独立自主必不可少。然而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传授任何知识，都是在通过筛选知识和选择（不可能中立的）传达方式，来传递或隐或现的价值观。同样地，脱离了文化这一重心，不通过任何认知媒介或故事载体，价值也无法存在。因此，知识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就成了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想要推广“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却不去教导孩子们如何自由表达、自主思考，如何反抗不公、应对激烈竞争，终究会因失信而归于徒劳。教授数学或物理，不去通过实验操作实践和论证思辨来锻炼其思维严谨性，必然使这些学科脱离实质流于空谈，任凭孩子们被各种阴谋论迷惑。向他们展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精心创造的杰作，却用满足于平庸的评价标准来打出一个个低分，这是在背叛那些我们声称要为之奋斗的坚持。我们教育的真正关键，无论对父母、学校、社会机构还是媒体，都是“一致性”：我们的原则和行动要一致，我们所传授的知识和传授方式要一致，我们教孩子欣赏的事物和我们与他们日常所做的事物要一致。雅克·朗西埃（Jaques Rancière）雅克·朗西埃（Jaques Rancière）：传授是一种虚构我们该传授什么？最朴实的人满足于传授知识。聪明人吹嘘自己做得更好：他们能授人以渔，传授批判精神和反思价值。但这仍然是同一种模式，意味着传递了某件东西，某种精神被传到了另一个大脑，就像一件实物从一只手递给另一只手。于是人们自然会觉得，一个社会群体会将其智慧和道德遗产传承给一个幼儿精神集体，同时还传授了变化规则。这种虚构对于教育机构的运作是必须的，对于一种将权力所有者等同于能力所有者的社会秩序运作也是必须的。 其实“传授”这个词仍然不过是个圈套。柏拉图早就取笑过紧挨着苏格拉底，唯恐漏掉导师一句教导的门徒：没有什么能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在所谓的传授中，有两种活动发生了关联，或者借用约瑟夫·雅克多（Joseph Jacotot）的说法，是两场智力冒险的关联。处于教导者地位的人，其智力冒险就是向面对的人发起挑战，激发他/她作出回应，开拓出自己的学习之道。这种影响效应对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在某次听课或做作业时，偶然间抓住机会踏上新的起点，开启通往未知领域的征途。他们会从此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运用他们的能力造福于人并受人尊敬。（本文根据Hugo Albandea、Heloise Lherete发表于法国《人文科学》“开学特刊”的系列文章进行摘要、编译而成。）

【环球时报赴法国特派记者 毕方圆】“我思，故我在。”“近代哲学之父”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留下的这句名言，时隔几个世纪后，似乎依然能反映当今法国人的某种精神气质。《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赴法国采访，走访了十几所大学，一路下来最深刻的印象是，法国人太爱思考了，谈人生，谈理想，谈哲学，对法国人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既稀松平常又不可或缺。咖啡馆+哲学漫步巴黎街头，会看到各种文艺气息浓厚的咖啡馆，最有名的是塞纳河左岸的花神咖啡馆，这里曾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创作、会友的地方，被誉为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诞生地。如今的花神咖啡馆传承了哲学讨论的传统，有人会定期在这里举行“哲学沙龙”。随行的一名法国人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咖啡馆与哲学是巴黎的一个奇妙组合，不过对于爱好哲学的人来说，花神咖啡馆还是太过喧嚣，最棒的体验是位于巴黎第四区巴士底狱广场的“灯塔咖啡馆”。“灯塔咖啡馆”是哲学家马克·索泰1992年创办的，当时是巴黎第一家哲学咖啡馆，这里每周末聘请一两位文化名流当主持人，组织咖啡馆的客人探讨哲学问题。据了解，每次讨论的主题都是客人投票选出的，比如“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吗”“暴力有好坏之分吗”“懒惰是否能算是一种权利”等。参与讨论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知识分子，也有企业职员、工人，甚至家庭主妇。这种哲学咖啡馆后来风靡法国，类似的店在全法国有上百家，这种“咖啡馆+哲学”模式后来用来泛指“平民化的哲学探讨”，被引入到乡村、医院、监狱等地。法国小城勒索莱举行哲学沙龙，讨论“我是谁，我从哪来”。法国人对哲学的热爱，在巴黎天文台也留下佐证。《环球时报》记者参观巴黎天文台时了解到，这里每年会招收200多名市民学生修读天文学学位，这个学位纯属荣誉性质，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有很多人争相报名。天文台的负责人说，天文学对法国人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会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更令记者惊讶的是，巴黎火车站报刊亭出售一本名为《哲学》的杂志，据了解，这本杂志很畅销，曾被评为法国最佳期刊奖，巴黎街头的任何一个报刊亭都能买到。哲学这种看起来深奥又“无用”的东西竟栖身于市井报刊亭，足以反映出法国人平时的生活离不开哲学思考。孩子们为哲学打架“法国人浪漫吗？”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一场座谈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几名在法国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纷纷摇头，他们表示，从他们接触的法国师生中感受到，法国人最大的特质不是浪漫，而是理性和思辨。法国教育非常重视哲学，学生进入高中分科后，不论是文学类、科学类还是经管类，都要必修哲学课。根据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高中毕业会考的第一门就是哲学，考4个小时的论述题。每年的考题都很深奥，比如今年的题目包括“我有权利做的一切事都是正确的吗”“我们能从自身文化中解放出来吗”“理性能够解释一切吗”“艺术作品必然是美的吗”等。据了解，每年考试完，法国媒体都会热闹地报道这些哲学考题，电视台会邀请大学教授进行解读，还会让各路明星来谈自己的看法。法国一场哲学沙龙，主题是“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了解了法国深厚的哲学教育传统后，也就不难理解法国中学生为什么会为哲学打架。2015年夏，波尔多高中会考哲学考试的考场外，一名事后证实是康德信徒的考生喊了一句“黑格尔，你丫闭嘴”，立刻引起黑格尔拥趸的不满，两伙中学生陷入混战。在这种高强度的哲学教育背景下长大的法国人，对思想、理论和逻辑特别看重。在法国生活多年的一个美国人对《环球时报》记者感慨道，“理论上可行，但是实践中是否可行呢”这句常用的话，到了法国人那里会变成“实践中可行，但理论上是否可行呢”。近年来，随着欧洲恐怖袭击的增多，孩子会向父母提出有关生死、战争与和平、恐怖主义等问题，于是法国开始流行儿童哲学工作坊，老师会引导儿童思考“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吗”等问题。法国人思考，上帝不会发笑有句格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这么爱思考的法国人究竟能从这些哲学话题的讨论中获得什么呢？法国高等教育署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们从小学的哲学，并非一些哲学知识，而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高中毕业后，有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再去读卢梭、帕斯卡尔的书，但他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思考不会停步。她拿起手中的《哲学》杂志举例说，哲学是可以指导生活的，就比如这本杂志提到的主题词“权威”，当父母开始对孩子大喊大叫的时候，说明他们已然丧失了对孩子的权威。身份和地位并不意味着权威的自然生成，有些人位高权重，但未必有真正的权威;一个刚入职场的姑娘则可能因为自己的靠谱赢得众人的信任，进而获得某种隐形的权威……听她讲着，《环球时报》记者似乎理解了法国人对哲学的痴迷。在法国采访期间，恰好遇到法国教育界在讨论一个现象——众多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法国高才生从投行等名企辞职，投身去做面包师、屠夫、农夫等工作。“这种做法很‘法国’”，巴黎科学文艺人文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谈到此事时表示，她的一名同学名校毕业后有着很好的工作，后来辞职后去新西兰买了一块地，做起了“快乐农夫”。法国人因为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人生，对自己真正的内心需求很敏感，反而不那么在意外在世俗的眼光，所以他们会做出一些令外人大跌眼镜的事。因为有着独特的哲学视角，法国人对世界的感受是多维度的，不是只盯着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他们寻求的是一种不以丧失生活品质和文化价值为代价的发展。所以有段时间法国媒体对日本的发展很不齿，称之为“经济蚂蚁”。法国电影界对美国好莱坞的工业流水线作业也很排斥。这种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法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们比较有名的产业都与古老的农业、手工业有关，如葡萄酒、香水、奢侈品等。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5月8日电（李屏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只恒文 赵小萱）5月9日晚7时，2020年浙江青年阅读节第三场，出场的领读人是“牛津大咖”、哲学博士徐竹，他演讲的题目是：科学素养的灵魂——以《猜想与反驳》为例。本场直播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青年网、钉钉、抖音等平台同步进行。2020年浙江青年阅读节系列活动是由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青年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传媒学院主办，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掌阅、钉钉联合发起的，该活动以主题阅读为抓手，围绕“成长、情感、职场、榜样、科学素养”五个青春维度设置阅读主题，提供阅读书目，每个阅读主题下都将推荐相应书籍。策划：只恒文 李龙宇 李屏蓉海报设计：宋宝颖 李屏蓉设计制作：李屏蓉指导教师：崔 波活动执行人：杨 月 隗静秋 龚蓉梅 赵小萱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