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医学博士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不少的外国友人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分种族国家，不分行业岗位，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贝熙业，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贝熙业是一位援华的医生，和白求恩一样，他也几乎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贝熙业在法国医学博士毕业之后，就来到中国， 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法国医院大夫等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60多岁的贝熙业不顾危险与年迈，义无反顾的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队伍急缺药品治疗伤员。贝熙业得知后，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私人汽车，秘密帮助中共运送药品。除了运送药品，他还帮助不少爱国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在日常工作中，他也积极为中国普通百姓看病，而且不收取医药费。值得一提的是，贝熙业在80岁的时候，娶了一位名叫吴似丹的中国女子为妻。当时，吴似丹才28岁，是民国名媛，父亲吴明远为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家族在商界、政界都颇有实力。可贝熙业为何会和吴似丹结缘呢？原来，吴似丹从小身体就不好，正是在贝熙业的治疗和帮助下才得以康复。大学毕业后，吴似丹成为贝熙业的助手，两人日久生情，成就了这么一段传奇姻缘。更加传奇的是，贝熙业和吴似丹在1954年回到法国，一年后吴似丹竟然怀孕了！此时的贝熙业已经85岁高龄，不得不说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1960年，贝熙业因病去世，吴似丹独自抚养儿子。吴似丹此后曾担任全法女艺术家协会副会长，2013年在法国去世。

自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全球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各国都在防控疫情当中！关于病毒的源头，一直都是全世界各大媒体争论不休的焦点，有国家呼吁，有国家泼脏水，有国家栽赃陷害，反正什么样假新闻络绎不绝的轮番上演！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靠谱的答案。随着法国的研究，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源头，终于露出最后的面纱。日前，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医学院一篇研究报告，名为“新冠状病毒2019年12月已在法国传播”文章中披露的内容引发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关注，文章介绍，研究人员选取了14个因流感疾病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他们的患病日期在2019年12月2日到2019年12月16日期间，今年4月对其重进行做核酸检测，发现有一名42岁患者检测呈阳性！然而这名男子并未有中国旅行经历，这说明新冠状病毒肺炎在去年12月就已经在法国传播！比2020年1月24日，整整提前一个月，由此推测，在2020年1月期间，法国已经有大量人群被感染新冠状病毒肺炎。他们造成了病毒进一步扩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就疫情问题大肆摸黑中国并多次将病毒与中国挂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总统称有大量证据，表明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纯属无稽之谈。他还妄言中国有传染世界的历史，然而种种迹象与事实表明：病毒起源并不在中国。而中国在抗疫期间作出的贡献，而是有目共读的！“疫情是天灾”已是国际社会共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有力驳斥了病毒源头“阴谋论”

民国时期，因为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很多年轻人对爱情便有了自己的认识，他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门当户对，包办婚姻，反而是开始进行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不仅如此，他们还大胆的挑战世俗的眼光，年龄与身份，都不成为爱情的羁绊，有的人公开谈起了师生恋，甚至还有人甘愿嫁给比自己大很多岁的人，在他们看来，爱情就该如此，不应被世俗所羁绊。1924年，吴似丹出生在北京，她的父亲吴明远时为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而她所在的吴家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本家，由此可见吴家的家大业大，而那个时候，吴佩孚正是全中国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手握几十万大军，一时风光无两，吴似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她从小便被父亲当作是名媛培养，受到最好的教育，也得到最好的照顾，可是让吴似丹父亲头疼的是，吴似丹生来患有肺疾为了给女儿看病，吴明远拜访了国内外的名医，他们给出的一致结果就是，要吴似丹安静休养，在12岁时，吴明远经人介绍拜访了当时在中国居住的法国名医贝熙业，贝熙业是法国人，曾获取医学博士之位，后来在法国驻中国天津总领事馆任职，1914年从天津来北京，担任了袁世凯的医疗顾问，可以说，贝熙业是一位医术十分高明的医生，吴明远带女儿来这里看病，贝熙业也很照顾，随着治疗的进行，吴似丹的咳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一结果让吴家人很是高兴。病情得到缓解，吴似丹热爱绘画，通过介绍，她便入了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山水画，抗战爆发后，贝熙业的诊所送来了大量的伤兵，因为人手匮乏，吴似丹就主动做起了诊所的护士，帮助贝熙业治疗病人，那个时候的贝熙业十分繁忙，他利用自己法国使馆的身份，从外面运来医疗物资，其中，有些物质也被送到白求恩的前线阵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似丹逐渐爱上了贝熙业，两人决定结婚，他们的婚姻首先让吴家人表明了拒绝的态度，两人相差年龄太大，足足52岁，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可那个时候吴似丹铁了心要和贝熙业结婚，由此，她便和家里决裂了，1952年，28岁的吴似丹嫁给80岁的贝熙业，两人在中国生活两年，后来前往法国。在法国，吴似丹生下了她与贝熙业的儿子，两人相守6年后，贝熙业去世，从此，吴似丹就一直独身生活着，她热爱绘画，后半生将精力都用在绘画上，甚至法国的美术界还称赞她为”东方的女画家“晚年的吴似丹曾坦言道自己的婚姻实情，她与贝熙业之前是爱情，两人没有年龄和国籍的羁绊，而他们因为爱情结的婚，过得很幸福，即便相处的时间很短。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谴责了法国医生关于在非洲测试新冠病毒潜在疗法的有争议的评论，称这些言论是“殖民思想”。本周一，特德罗斯在日内瓦世卫组织媒体简报中说： “ 说实话，我感到非常震惊。在我说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这种种族主义言论实际上无济于事，这与团结背道而驰。”他指的是上周巴黎科钦医院ICU服务负责人让·保罗·米拉（Jean-Paul Mira）博士和法国国立卫生与医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卡米尔·洛赫特（Camille Locht）的讲话。两位医生于上周三出现在法国电视网络上，他们讨论了BCG结核疫苗是否可能成为Covid-19的潜在疗法。该药物正在荷兰和澳大利亚进行临床试验。在节目中，Mira提出非洲可能是进行临床试验的理想场所。“我说这话可能引起挑衅，”米拉在正式开始前先这样说，“我们是否应该在没有口罩，没有治疗方法，没有加护病房的非洲进行这项研究？”他指的是在非洲进行抗新冠病毒药物测试。这让人想到了战争时期的人体细菌实验。他补充说：“就像对一些艾滋病研究所做的那样，在妓女那里，我们会尝试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容易被暴露，并且无法保护自己。”“你是对的。”尼斯湖回答。“而且我们正在考虑同时在非洲进行一项研究，与安慰剂BCG进行相同类型的研究……”``非洲不是测试实验室''作为在医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话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起强烈的愤怒。Esprit D'Ebene组织与在法国的非洲裔边缘化年轻人一起工作，在Facebook上表示，“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不应再容忍这种提议。”“非洲人不是可以在不保证其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药品的实验鼠！” 该组织在声明中说道。退休的科特迪瓦足球运动员迪迪埃·德罗巴（Didier Drogba）是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德罗巴在推特上写道：“非洲不是测试实验室。” “我想强烈地谴责那些卑鄙、虚假以及最痛心的种族主义言论。”随后，米拉（Mira）在周五通过科钦医院（Cochin Hospital）发表道歉声明。他说：“我要向因我之前发表的言论而感到震惊和侮辱的人表示歉意。”但法国国立卫生与医学研究所在一份新闻稿中为 Locht 辩护，称“是社交媒体错误地解释了谈话主题”。后来它修改了声明，说：“卡米尔·洛赫特（Camille Locht）理解自昨天以来引起的情绪，并指出他没有发表任何种族主义言论。”该研究所试图澄清洛赫特的立场时说：“他唯一目的是确认该流行病是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都应能够从研究结果中受益。”并补充说：“决不能将非洲遗忘或排除在研究之外，因为这种大流行是全球性的。”摩洛哥的一个律师协会称，米拉的评论充满了“种族主义，歧视性和仇恨”，并表示将向法国检察官提出正式申诉。法国的反对党社会党也谴责了这样的评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充分尊重这些著名研究人员的情况下，非洲不是豚鼠实验室。”法国研究员玛丽安·塞维林（MarianneSéverin）说，这些言论“损害了在非洲大陆工作的研究人员的声誉”。她说：“这损害了所有研究非洲的法国科学家的声誉。”

法国一医学博士声称冠状病毒在十二月出现在欧洲法国第一例新型病毒案例，很可能发生在2019年12月，这进一步戳穿了美国部分政客的所谓“病毒起源”谎言！英国一医学博士声称，COVID-19于12月在欧洲出现，早于最初的设想。巴黎重症监护病房负责人伊夫·科恩（Yves Cohen）博士说，回顾一下，据ABC新闻报道，12月27日在巴黎东北郊区邦迪的让·维尔迪耶医院发现了COVID-19的阳性病例。那大约是在中国发现第一批病毒的同一时间。医生重新分析了12月和1月24例患有肺炎样疾病但对流感和其他病毒呈阴性的患者的分子诊断测试样品。当时，尚未提供针对冠状病毒的测试。科恩说，测试阳性的人可能是法国的“零号患者”，并敦促医生对所有肺炎阴性的患者样本进行重新测试。法国于1月24日报告了首例确诊的COVID-19病例，并将其与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相连。这也是欧洲首例报道的病例。在法国，已报告了131,000例冠状病毒病例，其中有近25,000例死亡。感染了COVID-19的患者超过50,000名已康复。欧洲的案件已达近140万。

口罩，成为了2020年最火爆的‘单品’，如今也成为了生活必需品。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最先使用口罩的是中国。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因为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13世纪初，口罩只出现于中国宫廷。侍者为防止自己的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上使用了一种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做成口罩；19世纪末，口罩开始应用于医护领域。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开始建议医护人员使用纱布罩具以防止细菌感染；20世纪初，口罩首次成为大众生活的必备品。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约5000万人的生命，普通人群被要求用口罩抵御病毒。20世纪中后期，口罩的大规模使用次数明显频繁。载入史册的历次大流感中口罩在预防和阻断病菌传播方面数次扮演着重要角色。1897年3月，德国人美得奇介绍给大家一种用纱布包口鼻以防止细菌侵入的方法。以后，又有人做了一种六层纱布的口罩，缝在衣领上，使用时翻过来罩住口鼻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口罩一直要用手按住，极不方便。后来又有人想出用带子系在耳朵上的方法，这就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口罩。1910年，我国哈尔滨爆发鼠疫，临危受命，辞别妻儿，年仅31岁的他，只带着一个助手就抵达哈尔滨。时任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医生发明了“伍氏口罩”。临危受命的伍连德，从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连德其人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其先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德国科赫实验室从事传染病病源学和疫苗学研究，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香港大学和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还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的第一人，并推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后赴香港，1946年回到马来西亚，在那里创办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1960年1月21日逝世于马来西亚。伍连德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伍连德是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从学习时代开始，伍连德就开启学霸模式，17岁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在剑桥读书的五年零三个月里，几乎囊括了学校所有的奖项。1899年6月，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人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1903年，年仅24岁的他，被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申请条件研究生1、学术背景要求：正规大学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最好是211或985大学(Recognised and competitive University)2、本科平均分要求：国内学生：非学术成绩的项目要求85-90分以上;学术成绩的项目要求90-95分以上3、语言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语言要求为：IELTS总分7.5以上，单项不低于7.0分;TOEFL总分100分以上，单项不低于25分4、条件录取：如申请者最后的语言成绩仍然略低于学校的分数要求，学校将会给予学生语言条件录取，可以通过在暑期参加为期5周的Pre-sessional语言课程。伍连德博士，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他专注于中国医学的发展。1914年，伍连德提出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同时，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6年，他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后来，这个学校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二分校(其前身为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就是这所大学创办的几家医院，尤其在外科和心血管领域名誉海内外。哈医大附属的几个医院，代表了哈尔滨，乃至于东北地区的最高医疗水平。在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在全国的排名高，全国排第6名，仅次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中山大学等。（由哈医大出资，在道外区保障街140号建立了“伍连德纪念馆”，纪念这位传奇医生的丰功伟绩。）可能大家会说，他出生于马来西亚，不是中国人，应该算华侨。但是这个华侨很不同，无论他身处满清中国、 英伦剑桥，还是在南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都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于2020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伍连德的“伍氏口罩”，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宝贵经验。‘古有伍连德，今有钟南山’，希望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在一线抗“疫”的科学家，医生和护士，他们值得尊重，战时更应感恩。有些事我们也许会遗忘，但是有些人我们必须铭记。

法国作为传统科研大国，取得了众多傲人的科学成果，不仅有着伟大的科研巨匠（如拉瓦锡、安倍）镌刻在埃菲尔铁塔上闪烁着历史的荣光，现今也依旧拥有着不俗的科研实力，其科研成果影响力排行全球第四，专业申请量为世界第六：取得过62个诺贝尔奖，12个菲尔茨奖，科学类发表数量世界第六。并且，法国在科研与发展方面投入排世界第五，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教育优质，举世闻名的法国博士教育培养了无数优秀科研人才，目前超7万余名学生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其中42%为国际学生。吸引了如此多的高端人才，究竟法国博士留学有何优势呢？今天小曼带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法国博士留学的种种吧！法国读博优势一、奖学金及资助丰厚且种类繁多：在法读博，取得教育资助通常是被博士生学院录取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法国留学在奖学金及资助获取方面也是种类繁多，按提供来源来分，其中包含：博士生学院、法国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间博士交流项目、法国外交部奖学金、博士生国际联合培养、地方机构性奖学金等。二、对高端人才有政策优待：外国博士生将优先享受行政手续简化的便利。例如，临时居留许可允许博士毕业生在法国额外停留12个月以完成它们的项目。优秀人才护照政策使得高水平博士生可以直接获得4年期有效签证，持该签证抵达法国以后没有任何行政手续需要完成。三、完善的第三方管理机制及退出机制：无论是博士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生活，都有跨专业的学校博士生院及其管理委员会管理，管理委员会中三分之委员从在读博士生中民主选举产生。如果学生老师有任何重大问题需要调解甚至于判决，由大学调解委员牵头，组织博士生院、博士生学校、大学学术委员会，三堂会审。判决结果报上级大学区督学报备。另外法律保障，博士生退出博士教育的权利。在个人申请、实验室同意的基础上，博士生可以辞职，退出博士教育。且无需退还在读期间的薪金与补助。因为签署的是用工合同，薪水受劳动法保护。法国博士学制一、法国博士学制短，一般三年毕业；相比中国的五年直博，美国的五到六年直博，只要你答辩没问题，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二、和中国需要考博，以考试形式完成选拔不同。法国读博为导师准入制，不需要入学考试，直接和导师面对面即可。一般需要联系法国导师，根据学科方向和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申请，学术要求主要是看个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科研的动机等等，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一般来说，申请时能有已经1-2篇在国际知名刊物或者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会比较加分，另外就是看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学习成绩。法国博士这个阶段的“师徒制”感非常重。与其说是找专业，找学校，都不如说是找导师。法国博士申请要求一、法国博士申请要求Master2毕业论文和学年的成绩；想要读博士，一般来说达到16分以上可以没什么太担心的了，最低的话得达到14分。再低比如13分，就属于破格录取的范围。当然这说的都是有法国的硕士学位有法国成绩的同学，从其他国家直接来法读博士就相应换算。二、必须要有奖学金；申请奖学金是申请法国博士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在法国所有的博士申请者必须要有奖学金，否则无法被录取（这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绝不存在半奖或者自费。一般博士签3年工作合同，到期立刻走人（这也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除非学生能申请到别的奖学金延期，一般延期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三、法语非必须项；与一般的本科和硕士申请不同，法国的博士是可以不考法语的。但要至少具备英语和对方进行学术沟通和科研写作的能力，这一点要向对方证明，所以说是否需要法语，大家还是要看专业和导师的要求，看导师是否接受用英语做研究。当然，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学了法语再去，因为这会极大地便于你快速地融入当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能更好地交流增强信心。法国博士申请要点法国申请博士与美国，德国，英国都不一样，重点有三：一、实验室与导师：这是申请博士的第一步。法国实验室每年也都会申请基金，最重要的基金ANR（应该相当于国内的国基）一般都在5月份前后出结果，之后会产生大量的博士职位。当然根据不同的基金一般2月份就开始有实验室陆陆续开始招博士了，一直到5月份高峰。准备申请博士的同学这时候就要联系导师了，一般就是网投简历和动机信，如果导师感兴趣的话就会邀请你到实验室看看，谈谈话算作面试了。如果导师觉得你合适就会把你当做奖学金的candidate。在法国导师必须要有一个HDR（博士文凭后更高级的文凭）的文凭才能有资格带博士，而有HDR的导师也必须注册在当地大学的Ecole Doctorale（相当于国内的研究生院），所有的博士生也必须注册在当地大学的Ecole Doctorale（在研究所上博士也不能例外），因为博士文凭是Ecole Doctorale发的，研究所也没有资格发文凭。博士文凭跟本科硕士的一样，都是国家文凭没有大学间的区别。二、奖学金：前文也提到过，申请法国博士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由奖学金或资助，在法国最重要的奖学金就是教育部奖学金也可以说是国家奖学金。一般来说，法国学校的奖学金最高，可能税后每个月在1600-1700欧左右，法国政府奖学金居中，税后1400-1500欧左右，加上一般可以申请学校的助教获得补助每月300-400欧，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是1200欧左右，折合人民币1万元。（国内CSC的公派生的奖学金，是一次性拨付到大使馆教育处，由使馆按月发放。）资助选拔标准是“三个一流”，即一流大学，一流导师，一流学生。三、注册Ecole Doctorale：如果你成功的找到接受实验室而且成功获得奖学金，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去Ecole Doctorale注册了，只有注册完成（之间需要Ecole Doctorale的头头签字批准）你才能拿到学生证成为真正的博士生。一般来讲博士生需要注册到自己导师挂靠的EcoleDoctorale，比方说导师挂在ecole physique那么学生就要在物理注册，毕业以后拿物理博士文凭。如果是交叉领域，比如说之前一直学的是生物，博士是生物物理，导师是物理的，同学可以生物物理任选一个注册，如果注册在生物，同学最后拿的是生物博士文凭。法国博士就业前景法国博士就业特别是理工科一般来说还是相对好就业的，因为博士属于教育等级中的Bac+8，好的大学和专业也会加分。在专业方面如电子信息、计算机、核能等等都比较好就业。大的法国公司包括法国EDF、Thales、雷诺等，研究机构包括CNRS、CNES、CEA、INRIA等等。30岁左右，大公司也是比较欢迎的。就业的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继续研究，一般会在读博之后选择在法国其他实验室或其他国家读1-2年的博士后，这个也是为研究继续深化打基础，同时也是往大学或研究机构教职上的过渡。有了博士的基础，博士后的申请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博士后之后，多半会选择去大学当讲师，此后就是副教授、教授这样的轨迹。另一类是选择去公司企业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法国比较重视科创企业的支持，在科技领域这个比较多，也是较为活跃。法国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PME还是很积极和活跃的，并且注重法国高新技术与中国市场的结合，也有些人选择回国创业，或是引进法国的团队和技术联合开展研究。法国博士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不必赘述，最关键的是好就业，尤其是有在科创领域创业想法的同学更适合法国博士留学。想了解海外博士申请的同学，锁定曼汉教育曼博士【MINHAND_EDU】噢！

【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报道】纳娜这个名字，巴黎的华侨华人已经非常熟悉。数年前，作为巴黎最大公立医院--皮提耶-萨勒佩特里医院急诊科医生，她提出并设立了“助华门诊”；今年3月，因法国新冠疫情形势严峻，被调到巴黎急救中心工作后，又提议开设了“华人热线”，帮助华侨华人防疫抗疫；在法国医疗物资缺乏、华侨华人热心捐助之际，她是联系双方的一座桥梁。她成为法国抗疫战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纳娜医生利用自己曾在武汉求学的中法医学背景，在法国的抗疫初期、结合中国经验提出了的合理化建议，努力消弭中法在抗疫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可谓法中携手抗疫中的一位美丽而顽强的华人逆行者。 巴黎急救中心热线室。（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由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 摄）法国新冠病例的最早发现者1985年出生的纳娜是云南人，母亲是一名医生，耳濡目染让她立志成为一名医生。2008年从昆明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纳娜来到武汉大学攻读武大与法国巴黎六大合作开设的急诊医学硕士，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来法国留学深造的机会。2009年，纳娜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并参加住院医师培训。2013年，纳娜通过法国卫生部外国医学博士统一竞赛考试，获得法国行医资格。经过苦读，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医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巴黎公立医院集团下属皮提耶-萨勒佩特里医院急诊科医生。 纳娜发现，许多法国的华人华侨，生活中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不通，尤其是就医时，不会用法语表述病情和需求，甚至对医院望而却步，小病拖成大病；中国游客生病求医时也是手足无措。于是，她萌发了开办“助华门诊”的念头。2015年3月，皮她向院方提出了“助华门诊”的方案，11月23日，在医院支持下，纳娜的“助华门诊”在医院开张，成为欧洲公立医院的第一家华人门诊。纳娜的患者除了当地华裔，还有在法国工作、旅游、探亲的中国人。为了方便大家，纳娜还开设了“助华门诊”的双语网站，定期回复邮件以及咨询电话，帮助笔译或口译患者病历。正是这一举措，让纳娜成为法国最早发现新冠确诊病人的人。 纳娜在巴黎急救中心。在武汉刚开始出现疫情的时候，纳娜在武汉的同事就经常给她介绍武汉的情况，让她对新冠疫情有了初步的认识。1月22日，一名武汉籍女生发朋友圈说自己热吃退烧药成功入境法国，引起大家的担忧。中国驻法使馆及时找到当事人，要求其打当地急救热线，通知有关急救部门前往处置。后女生回应，打了当地急救电话，急救中心说没有发烧不需检测。纳娜关注到这一现象后，立刻与里昂急救中心联系，并通过中国驻法使馆和该女生取得联系，建议急救中心对该女生进行病毒检测。最终检测为阴性。让大家放了心。 就在1月22日，纳娜还收到了一对武汉夫妇写来的求助邮件。他们介绍是来旅游的武汉夫妇，他们从武汉出发时，疫情刚开始，医学上还没有公布有人传人的现象。但在他们刚到法国，他们就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在此时钟南山医生宣布了新冠是会人传人的。他们很紧张，他们不会讲法语，立刻就把自己隔离在所住的宾馆里，并戴上了口罩，他们打了中国驻法使馆热线，向使馆求助，同时给纳娜写邮件求助。 纳娜立刻帮助联系了酒店所在地的急救热线15，并根据自己收集到的防护知识，告诉急救中心的同事，这两个人是疑似病例，要做好防护，穿好防护服，戴好医用防护口罩，如果有护目镜也戴好。因为当时法国卫生部还没有这方面的预警和防护措施。这样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自己的同事，也防止了感染扩散。两人随即被带往巴黎传染病医院比沙医院进行检查测试，很快确诊为新冠病例，并住院治疗。1月24日，法国卫生部对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两人住院期间也多次和纳娜联系，主要是因为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法国医学研究人员从两人身上成功分离出还存活的新冠病毒，为法国以后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和测试提供了基础。当时，要将分离出的病毒样本用于科学实验，需要病人签署同意协议。两人找到纳娜，在了解了详细情况后，欣然签字，愿意为科学实验做出贡献。 在法国疫情初期，纳娜帮助了100多中国游客处置类似情况。 利用媒体讲座，传播抗疫知识在疫情初期，纳娜接受了包括《欧洲时报》在内的多次中法媒体的采访，应邀为留法学生等举办医学讲座，向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介绍新冠知识和法国的防疫措施，同时也通过法国媒体的采访，向法国公众解释武汉疫情，介绍武汉成功防疫的经验和举措，以及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口罩的作用。这在当时讯息混杂、法国普遍认为新冠只是一场大流感的情况下，对防疫抗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不戴口罩曾在法国引起广泛争议，有些亚洲人还因为戴口罩受到歧视、甚至遭受毒打。纳娜在媒体上解释，在法国普通的诊疗时，一般是不戴口罩的。因为戴口罩容易引起误解，引起病人紧张。平时更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但在武汉的经验中，口罩起到了很好自我保护和防止传染的作用。所以，中国主张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而华侨华人与中国有着很多联系，有着多方面的渠道可以看到中国的防疫措施，因此，出于自我保护和防止公共感染，也保护他人的角度，自觉戴上了口罩。纳娜认为因口罩引起的争议这不能算是歧视，只是文化差异引起的恐慌，导致不当行为。只要沟通好了，就可以消弭误解。纳娜还向大家介绍了华侨华人在疫情的初期开始从中国回来就自觉进行隔离，自觉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华侨华人在抗疫中的所作所为。 皮提耶医院是法国最早接受新冠病人的两个医院之一，作为在急诊科工作的纳娜，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纳娜表示，在第一、第二阶段，由于病人并不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从急救热线转过来，直接进入传染科病房，及时采取防护和隔离措施，有少数人到门诊接待处，接诊医护人员发现有新冠症状后，也及时隔离、转往新冠病人的接诊处，因此没有造成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那时候，新冠的信息传递有些延迟。比如诊疗手段、无症状感染者是否传染等等，医生还不是十分清楚。而纳娜因为武汉求学经历，有很多同学毕业后在武汉的医院工作，他们每天都传来很多新冠病情的信息，她都把这些信息向感染科、急诊科的同事转发，同时向法国卫生部、巴黎急救中心上报，分享这些信息和对新冠不断加深的认知。当然，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情况，因人而异。纳娜说，其实后来很多验证的方法信息，在当初都已经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的。可是在当初执行上有些显而易见的阻力。比如，在疫情初期，纳娜建议除感染科、急诊科的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外，医院其他科室的人员也应戴口罩等进行防护，这在开始就很难被接受和采纳，更别提让普通民众戴口罩这样的建议了。她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不足，二是口罩资源的匮乏。那时候，连外科口罩都很缺乏，更别提佩戴ffp级别的口罩了。医院只能根据资源，将口罩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比如，在她原来工作的科室，只有在插管、取样这样的高风险的操作中，才能佩戴ffp3的口罩。在平时的诊疗中，即便是为疑似新冠患者做诊疗，也没有这样的口罩佩戴。她觉得医护资源匮乏是造成法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重要的原因。 由于医院床位的关系，法国在疫情大暴发时，对于轻症实行居家隔离。纳娜认为这一措施是在法国现有医疗体系下所作出的决策。居家隔离是由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帮助实现的，医生要考虑每个家庭的情况。而在急救中心配备一切随时可帮助重症病人转移到医院的医疗设施。比如可以在患者的家里就可以做插管、放置人工肺等手术，然后把病人直接转移到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这样就避免了在急诊室的交叉感染。在法国很多家庭，没有老年人，所以居家隔离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小一些。在居家不可能的情况下，将由医生作出决定，将其移至公共隔离空间，像征用的宾馆等。 其实华侨华人通过国内了解了新冠病毒的信息，但是如何将自己的防治纳入法国的医疗防治体系，纳娜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什么时候需要打急救电话、如何评测呼吸、什么时候需要找家庭医生、什么时候去急诊科、什么时候借助社区医生，什么时候去医院等进行的了详细的说明。 在华人急救热线工作的纳娜和志愿者们。开通华人急救热线，直接为华人服务法国暴发疫情后，巴黎急救中心的工作量增加了50%以上。很多医生被增派到急救中心，包括一些退休医生、全科医生，纳娜有急救的经验，便被选调到这里。而在这之前，纳娜了解到华人不知道如何打急救热线，有时打进来有说不清的状况时有发生，就提出了在急救中心建立华人热线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巴黎急救中心主任的支持，并很快答应设立。 经巴黎急救中心和皮提耶医院商量，纳娜3月下旬调到巴黎急救中心工作。这样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纳娜开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更多的华人服务。 4月6日巴黎急救中心开通华侨华人中文热线。接热线的是8位有中法医学背景的志愿者组成的，主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帮助华侨华人。这些人都和纳娜一样，在法国急救中心培训、实习过，因此可以保证优质的调度和医学服务。8个人进行排班，主要是通过热线对打电话者进行甄别。如果需要，将由他们直接和急救中心联系，并讲明应配备的设施，将患者根据病情送往不同的医院。在判定不重的时候，给这些患者一些建议，如何找社区、家庭医生等。每天有10几个人打电话，帮助一部分人及时住进了医院。 为了抗疫， 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纳娜对记者表示，从1月份武汉疫情发生到法国开封，自己基本每周都工作60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这个抗疫工作上了。本来4月是请了探亲假的，疫情来了后，就取消了，坚持在工作岗位。她说，很多同事也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面临危险，防护也不完善，但一想到患者，没有人退缩。 纳娜有一个女儿才一岁多，疫情来之后，她把女儿交给了来法探亲的父母看管，自己则一心扑在了抗疫上。“作为医生，我和同事面对危险从未惧怕，但我们都怕把病毒带回家。所以我把女儿暂时放到我父母那儿，直到巴黎开封后我休假时才把女儿接回来。”那时候，在上班前、下班后匆匆路过父母家时，眺望一下女儿的房间，成为纳娜缓解对女儿思念的一种方式。 不仅仅是自己积极参与抗疫，她还利用自己了解一线医院状况，发动、呼吁华侨华人为抗疫献爱心。作为武汉大学法国校友会一员，她搭建平台，武汉大学校友会成为第一个向法国医疗单位捐助口罩的协会。纳娜还是法中医学学会的会长，她以协会的名义倡议市民为医疗前线捐赠防疫物资，当地的华侨华人踊跃地参与其中。由于直接前往医院进行捐赠，感染风险大，所以，对于一些小量的防疫物资，她都会在下班之后亲自开车去取。她表示：“巴黎急救中心使用的口罩、洗手消毒液以及防护设备等物资，大部分来自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和法国华侨华人的捐赠。”她感谢大家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的宝贵支持。 对现阶段防疫的建议在法国解封前，很多人担心第二波疫情反弹，医护人员更担心。但从解封这一段看，法国疫情向好，虽然还有一些反复和聚集性感染，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疫情反弹。纳娜表示，现在疫情稳定向好，比预估情况好很多。但是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不能放松。除了尽量避免去人员聚集的地区，就是要在商场、公共交通等封闭空间和人员多的地方坚持戴口罩、注意距离，日常要坚持勤洗手等卫生防护措施。一旦出现症状，就要马上和家庭医生联系去做检测。没有症状，但是近距离和曾经患过新冠肺炎的病人接触过，或一起吃饭、交谈超过15分钟，或者对方有咳嗽、打喷嚏等现象的，也都要联系检测。 纳娜介绍说，现在医院也在总结，吸取以前的经验，总结教训，以便将来更及时有效的应对。 由于专心于抗疫，原来的“助华门诊”暂停了。现在纳娜又在急救中心工作了，但是她还是希望仍然保留在皮提耶医院的“助华门诊”，继续为华人服务。医院同意保留，但现在什么时候能恢复还不知道。 （编辑：李璟桐）

在军队中，都有“军医”这个职业，他们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也有很多军医都被授予军衔，比如我军的傅连璋中将、钱信忠少将。不过，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中，有一个牙医博士，不是因为救死扶伤，而是因为打仗厉害，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个“不务正业”的人，就是德军中将卡尔·毛斯。您也许会说：这个人是医生出身，握手术刀的，让他上战场打仗，能打好吗？还别说，这个人还真是能打好仗，看看德军名将绍肯对他的评价吧：“毛斯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前线老兵，也是一位熠熠闪光的模范军官，更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事实证明，对于毛斯的这番评语绝非溢美之辞，而是最真实的写照。早在一战时期，年仅16岁的毛斯就加入了德皇陆军。初生牛犊不怕虎，这话用在当时的毛斯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凭着英勇无畏的战斗，毛斯居然成了他所在师中第一个斩获十字勋章的战士。第二年，毛斯又晋升为少尉，成为最年轻的少尉军官。要知道，当时他还是个17岁的毛头小子啊。原本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发展，毛斯绝对是前途无量的军界新星，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差点毁了他的前途。在一次飞行训练中，由于座机失控，导致毛斯从高空摔落，虽侥幸未死，但是却留下了终身残疾。所以，一战结束后，毛斯早早就被裁掉了。既然不能当兵打仗了，毛斯索性就进入大学学习自己颇感兴趣的牙科专业，并在汉堡大学取得了牙医博士的学位，典型的学霸。在当时，拥有这样的学历完全称得上是高精尖人才了，但骨子里就不安分的毛斯，不愿意一辈子在牙医这行干下去，所以1934年纳粹大规模扩军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投奔了部队。虽然身有残疾，但是毛斯的表现却不逊于任何人，波兰战役、法国战役，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并在二战后期代理过第七装甲师的师长，像乌克兰战场、白俄罗斯战场，甚至是北方战场的丹泽、东普鲁士等等，也都有毛斯战斗过的脚步。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斯还曾获得过一枚“铜质近战勋章”，这枚勋章是给哪些人的呢？——参加过15次以上近身白刃战，且取得辉煌成绩的军人。也就是说，毛斯虽然有终身残疾，但这个人却最喜欢近身搏斗，甩开膀子跟对方拼刺刀。或许，在所有纳粹将军中，毛斯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这枚勋章的人。1945年3月，毛斯被流弹击中，再次身受重伤，部下想把他转移到后方医院，但他却坚决不走，硬是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毛斯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指挥部就应该设立在枪炮声最密集的地方，指挥官就应该与战士们同在，也必须在前线领导装甲突击。唯一会令我不能掌控战场局势的时刻，就是呆在后方的指挥部里，从地图上获悉军情之时。”看看这句话，简直比巴顿还要巴顿！二战结束后，毛斯没有被判刑，而是被遣返回家，又干起了老本行，开了一家牙医诊所。不过，都打了半辈子仗了，怎么会轻易安定下来呢？等到1955年西德重新组建国防军时，毛斯又去报了名，而此时的他，已经57岁了，而且左腿已经被截肢，只能靠假肢行走。这样的人，自然不可能再被同意入伍，再加上外界对纳粹的舆论压力，国防军最终拒绝了这位曾经的战斗英雄。无奈的毛斯，嘟囔着“这是对二战老兵的莫大侮辱”，悻悻地放弃了他最后接近部队的机会。几年后，毛斯因为心脏病在汉堡去世。在他的葬礼上，西德联邦国防军派出荣誉卫队为其扶灵，给了他非常高的礼遇，毛斯也该瞑目了。历史客栈作者：水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