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外国文学研究

“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你那彩霞般的影儿/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这是一首题为《我是一条小河》的爱情诗，作者是诗人冯至。冯至在艺术上的天资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诗作明净、清丽、韵味悠长，鲁迅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他凭着一部《杜甫传》，成为我国社科界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部委员”；20世纪80年代，他又写出了学术力作《论歌德》，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泰斗。当然，成就冯至那种非同一般的才气的，绝不只是天资和学识。作家叶廷芳《缅先生》一文，其中提到冯至做事业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廷芳想主编一部论文集，邀请一些人撰写有关现代主义作家的论文，每篇三四万字。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受到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影响，叶廷芳觉得冯至是写里尔克最合适的人选。刚开始时，冯至不肯答应。叶廷芳动员他：“您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顶尖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您关于里尔克写得还不够多，如果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一种欣慰。”他这才答应了。但截稿时间到了，冯至未能交稿。叶廷芳于是给他宽限三个月，但他还是不能交稿。叶廷芳又往后推三个月，去找冯至要稿，冯至却抱歉地说：“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叶廷芳听了十分震惊，宽慰他：“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可以了。”冯至马上反驳说：“诗歌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泰斗和社科界的“院士”，冯至主动承认自己对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没有读懂，一点也不顾及此事传出去之后的“负面影响”，表现了他的务实精神。而对没有看懂的作品，他不予置评，免得误导他人，让自己良心不安，这又是可贵的自省态度。因为务实，冯至的才气有了踏实的基础；因为自省，他在诗歌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说，真正的才气永远不只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客观优势，而是贵在自省。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 通讯员 杨希林暑假到了，但杭州老师的暑期生活却并不像爸妈们想得那么轻松：除了做好备课工作，他们还要抽空研读暑假作业单上的阅读作业，方便和学生讨论、交流读后感。鲜为人知的是，不少一线高中语文老师在研读外国文学经典时，心中一直有个烦恼：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作用？“原来，很多人认为外国文学就是外国的文学，但是我们现在阅读的译文版，其实是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单纯作为外国的文学来阅读。”一名教龄20余年的高中语文老师告诉钱报记者：“比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等作品，不少人都读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在源语国的生成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在7月12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八卷集系列专著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上，找到了答案——“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强调在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生成、演变与传播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实情，关注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传播演变过程中凸显的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形象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外国文学经典的源语生成当做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财富，为我国文化建设服务。会上，系列专著总主编，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回顾了10年来项目从申报到立项，从研讨到结题，再到成果出版的全过程。“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的经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吴教授还补充道，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绝对不是为了宣扬外国文化。我们是把外国文化普及起来，为我所用。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也是浙江省最早获得的人文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研讨会现场，其他专家学者也分享了自己在探索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的领悟。“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外国文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还是重要的学术资源。将学术的发展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以及学科原有的基础，有助于外国文学学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促进各个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系列专著分卷主编、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大学傅守祥教授总结道。“翻开这套丛书，我感到特别惊喜。我从小就热爱读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但囿于国别和时代背景，觉得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各有特点，无法进行系统性研究。而这套丛书将西方经典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系统整体图景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流动性环节来进行研究，打通艺术门类、国别和时代划分，通过纵横交错的多方位考察，展现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西方文学经典独特的生成方式，以及这些文学经典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描绘出了历史文化变迁在文学中留下的轨迹以及这些文学经典生成后的运行轨迹。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生存与传播的研究，它本身已经成为经典生成与传播的一部分。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富有创新，成果突出，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研讨会嘉宾之一，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可先教授表示。

很长的时间里，有众多的作者朋友们咨询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作者们先提供他们的个人简介，以明白他们的学历、工作单位和职称，因为不管是南大还是北大核心对作者都是有要求的。一些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下面我就分析说明一下。一、南大核心南大核心是国内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并进行评定的，评定时间是两年一次，评定结果会出版《CSSCI 来源期刊（20XX 年-20XX 年）目录》，会发布版本目录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发布的是2019年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2019 年-2020 年）目录》（见下图）。目前来说是南大核心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相当权威的数据库。南大核心通过对全国所有符合以下要求期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刊期在两月以下出版，非一刊号多版的期刊，分析其他引影响因子，就是指在统计当年，CSSCI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2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该刊自引）与前2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二、北大核心北大核心，4年评选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进行评定。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是依据国内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由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来鉴定，其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来说在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第四年评选后，会发布纸质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2019年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如下图）三、发核心的方法及对作者的要求因核心期刊都是权威学术方面的，因此对要发表的文章自然就会要求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筛选办法中一项就是对作者的学历、职称做出要求，因为一般有高学历及职称的作者，其论文质量不会太差。（一）发CSSCI（南大核心）要求对作者的要求：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论文字数最少的要求4800字，级别高的核心期刊会达到8000字以上。期刊编辑在选择论文时的筛选方每个期刊出版社都 不一样，对于应对技巧大致统计如下：1.熟悉期刊的风格与要求：(1)作者单位和简介：因一般核心期刊都要求作者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所以在投稿时附上详细的作者学历、职称、单位简介，会让编辑有个好的初印象。(2)论文的方向：作者投稿的文章要符合南大核心期刊的方向，因其属于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因此在选稿时会偏向于“文史哲法经”方面的学术论文，经济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观经济。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稿件、外国文学稿件、纯语言类稿件、教育教学类，德育等方面的稿件！(3)版面要求：字数在4800字到8000字左右最好。(4)其他要求：如果作者有基金的论文，请附上；如果有博导也一定请博导一起作为作者。（二）发表中文北大核心对作者的要求：1、讲师起(二本院校)2、重复率10以内(录用率)3、文章按期刊的要求写4、切记作者不要盲目写作5、先确定期刊再开始写四、总结不管南大核心还是北大核心，基本上只收高校作者的作品。上面关于南北核心发表对作者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对于在限制条件以外的作者们，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表核心了，也不是想让作者们知难而退，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帮助您找到克服的路径，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五、解决方案如果职称评审文件里加分项中可以出书（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申请专利、发表SCI，并不要只限于发核心，可以走以上的几种路径，因为这几种对于学历及职称的限制没有核心期刊的限制多，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于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发表，您有什么问题与意见，欢迎留言，谢谢您的阅读。

3月30日，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颁奖典礼暨外国文学研究高端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广外刘波教授的优秀成果《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副校长孙有中以及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典礼。彭龙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北外“双一流”建设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更为了弘扬北外老一辈学者的优秀治学传统，学校于2016年纪念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成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设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彭龙指出，我们要弘扬王佐良先生的学术精神，并以获奖学者们为榜样，潜心研究，奋发进取，为我国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孙有中宣布了首届“外国文学研究奖”的获奖作品。刘波教授的《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陆建德教授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上、下）、申丹教授和王邦维教授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本）、陈明教授的《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二等奖，王卓教授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杨金才教授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提名奖。据悉，“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秉持科学、公正、公开原则，面向全国，每两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旨在纪念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王佐良先生，鼓励本领域学者潜心探索，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界的学术大发展。（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

编者按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之三：让蝴蝶飞一会儿 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文 | 陈众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之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次之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同某些政治经济单边主义适成反差。在文学这个天平上，“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和显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写我、我写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业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常态。之二是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之三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也充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略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就像《文艺报》有一个“世界文坛”版面。前者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上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创刊号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无如之何的选择。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沙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带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小觑。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摆正了位置。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当然不是。但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愿景、一个问题甚或一种审视文学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广泛讨论的。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是的确存在于兹，从文学的起源到体裁的发生可见一斑。文学内部的诸多题材的、内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实实在在可视可感的。因此，姑且让这个带引号的“世界文学”问题暂时悬置吧！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嚷嚷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三个例子：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自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彷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学者聂珍钊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已蔚然成风。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学者王守仁和杨金才以及蒋承勇等引领或主编的现实主义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吴笛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学术史研究、伦理学批评还是历史社会学，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来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遗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催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认同是：从小看外国动漫和从小读经典的结果一定不同。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同时，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也不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

2018 年吴玉章奖学金获得者，学分绩点3.91，和综合测评均列年级第一，保研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公共管理专业，发表4篇独著论文，其中一篇CSSCI，获2017年校长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位“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新时代青年，书写着怎样的求学故事呢？她就是文学院2015级本科生吴楚舒。“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舒展而开阔，涉猎广泛且认真如一，她在持续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学习没有捷径，“自律”与“好奇”是关键词总学分绩点、专业学分绩点和综合测评三项均列年级第一，对于学业，吴楚舒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律”，她始终相信天道酬勤；二是“好奇”，她求知若渴，在万卷书、万里路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这位学霸说，学习没有捷径。学习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吴楚舒从进入大学起，就养成自律自觉的习惯，每门课设立合适的目标，制定清晰详尽的计划，无论是专业课还是跨选课，她都以饱满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在这个过程中，她往往能因目标达成而收获不少成就感。持续的正向反馈让她对于学习越来越得心应手。自律的习惯不仅让她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也能帮助她更加合理地规划和平衡学习与学生工作之间的关系。大二上学期，日常学习任务已很繁重的吴楚舒还要参加雅思考试，那年她是国学院和文学院“一二·九”合唱联队的领队，分担着联队第一次进入A组的压力，考试月的来袭更让她忙得焦头烂额。那段时间，吴楚舒细化了自己的时间规划表，将一天的安排精确到小时。在爱丁堡大学交流期间，吴楚舒也遇到了不少学业上的压力。不同于国内课堂，英国课程以lecture（大课、讲座）和seminar（讨论课）搭配tutorial（个别辅导）的形式为主，每周都有小组讨论时间。在一门英国历史社会学相关的课程中，作为组里唯一的非英语母语者和亚洲人，也缺乏英国历史和社会常识的积淀，吴楚舒一开始总是跟不上大家的思维和语速，一度感到畏惧和自我怀疑。在自我调整和疏导后，吴楚舒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反复阅读文献，主动向老师、优秀的外国同学请教，她越来越适应这样的学习节奏和环境氛围，并有幸结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小伙伴。期间她还参与了多项学术科研项目，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方向的课程英语论文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literary forms in literary criticism也获得发表。“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提高效率，“吴楚舒笑道，”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只要心存清晰的目标，许多看似繁重的负担就会成为提升自我的契机。“对吴楚舒而言，好奇与兴趣也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科研领域，吴楚舒注重把学术研究和自身爱好结合在一起，激发自己的探索热情。“穿越类网络文学不但传承着大众文艺‘欲望叙事’的鲜明属性，还以创新的形式反映着大众的新愿望、新情趣与新价值观……”出于对网络文学的兴趣，加之《文艺理论》课程上老师的启发，经过长时间的自学，吴楚舒最终独立完成了论文《穿越类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并发表在CSSCI中文核心期刊上。吴楚舒坚信，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和好奇心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局限于所学的专业，去广泛涉猎。2018年4月，她的诗歌作品《继往开来，井冈新颜》被编入“春风八百里 井冈四十年”全国新诗大奖赛优秀作品集，也是始于她对于新诗的兴趣和尝试。坚信功不唐捐，每一段经历都在无形中塑造着自我“如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吴楚舒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因为文学意味着将学问与性情融入人生。她热爱文学阅读，通过文字透视那未曾经历体悟的趣味人生，给予她更广阔的视野与底气。“学院的老师们或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或平易近人地叙事论理，从中都能领略到书卷气的迷人。”对于吴楚舒来说，将汉语言文学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既能为将来的深造打好基础，也能颐养性情。在研究生专业的选择上，这位热衷于探索的女生将视野从文学转到了教育领域。她参加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夏令营，并获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公共管理专业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拟录取资格。最后，她选择前往清华大学学习。吴楚舒将研究领域的变化归结于近几年的亲身经历。在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两年中，她曾经去京豫希望小学等地支教，深深被孩子们对外界的求知欲望所感染；在实习中，她参与了利群阳光助学行动，被寒门学子探索知识的热忱而感动；在英国选修的课程中，她曾和西班牙同学一同探索欧盟Erasmus Program——欧洲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学生合作交流计划，并自学探索英语教学方法领域，获得老师的很高评论，也激发了她对中国教育领域现状研究的浓郁兴趣。在计算机课程中对MOOC与翻转课堂在大数据时代大学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探究，参与中外民间教育智库的比较研究……愈多愈深的探索仿佛冥冥之中，指引她走向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生之路。“我逐渐感受到从事教育视野对社会的重要性。”吴楚舒坦言，“我发现，每一段看似平常的经历都无形中塑造着自我。”学业之外，学生工作与社会实践在吴楚舒的大学生活里，也占了不少的比重。担任院团委学生会文化部长、团支部文体委员、青年志愿者协会外联部部长的她，组织和筹办了多项赛事活动和志愿活动。在江南都市报担任实习记者期间，她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研和采访，并有多篇新闻稿件见报。境外交流期间，参与爱丁堡大学华语辩论队活动，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社团支教活动，废物食品回收等志愿活动等。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吴楚舒相信，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经历的每一次磨难，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加以回报。在不设限的人生里，不喜亦不惧“优秀不只有一种形态。”在爱丁堡大学一年的交流过程中，吴楚舒愈发理解并赞同这句话。在与各国同学的交流中，她看到了优秀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对生活的多样理解：有生物专业的同学出于爱好主动选修文学课程，也有一些同龄人极度热爱极限运动并将其作为终身爱好……不同背景下很多新的观念冲击让她的眼界更加多元和包容，也帮助她看到了自己人生潜在的多面性。吴楚舒是个很喜欢尝试、也在不停尝试的人。她想去探索人生的很多种可能，而不是受限于既定的框架之中。在人大这方精致的校园里，吴楚舒遇到了许多尝试的机会。2015年秋天，吴楚舒进入人文社会科学实验班，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国学和马克思主义五个学院的通识课程，在入学之初就给了她多维度探索的可能。大三那年，她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度过了一段充实的时光。除了文学，她选修或旁听了社会学、英语语言文学、东亚研究、苏格兰文学、教育学等多个方向的课程，与世界各国师生的沟通交流让她在人际交往中愈发开朗，提升了自己英语的口语和写作能力，并获得了导师的推荐信。同时，吴楚舒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判断自己未来在国外发展的可能性。准备保研时，吴楚舒并未选择本科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方向继续修读，而是将公共管理专业和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汉语言文学将作为终身的兴趣爱好，而对于未来发展，吴楚舒希望能够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等新兴的交叉领域里获得新的体验。虽热爱探索与尝试，但吴楚舒并不是一个“撒大网”的人，她的内心绷着一根弦，明晰着自己真正想要走的路和应当前往的方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吴楚舒的微信简介，这句诗源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作品《神释·大钧无私力》，后两句为“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天地之间，不要天天为自己的事忧心忡忡，你应尽的责任，要尽职尽责，不要计较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虽然现在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她期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坚定，不迷失于顺境，亦不难堪于困窘。楚舒，楚舒，“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愿她能永远以一种舒展的姿态，谱写自己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库共收录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897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论文392篇，转载率约为4%。全文转载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3年里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广受关注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讨论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热点问题。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的两个发展阶段。法国学派开创了影响研究范式，主要从事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学派则主张平行研究，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即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意。美国学派因不满于法国学派机械强调影响源头而提出平行研究，但平行研究的弊端是会出现很多硬比、乱比和随意比较，有学者甚至因此而将平行研究“妖魔化”。是否需要提出“中国学派”，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从逻辑上说，关注不同国家文学间的事实影响关系的法国学派和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的美国学派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必要提出新的学派。但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近3年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的比较文学论文，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影响研究，也没有纯粹的平行研究，而是集中于以下方面。首先是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如陈兵的《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赵学勇和王鑫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邹雅艳的《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侯铁军的《中国的瓷器化——瓷器与18世纪英国的中国观》等。其次是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误读。如徐勇的《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汪介之的《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谭渊的《“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张强的《意图的挪用：奥登在中国》等。再次是海外汉学研究，如季进的《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刘耘华的《欧美汉学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建构》等。而上述内容正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上述对形象学、译介学、接受学和海外汉学的研究，突显了中国比较文学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新特点。女性文学研究引人注目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2016—2018年被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前20名依次为（括号中为研究论文篇数）：莎士比亚（222）、托妮·莫里森（153）、福克纳（89）、伍尔夫（79）、爱丽丝·门罗（78）、艾米莉·勃朗特和夏洛蒂·勃朗特姐妹（76）、卡夫卡（72）、海明威（72）、托马斯·哈代（69）、简·奥斯汀（65）、D·H·劳伦斯（65）、石黑一雄（63）、多丽丝·莱辛（59）、纳博科夫（59）、赛珍珠（58）、伊恩·麦克尤恩（55）、菲茨杰拉德（54）、陀思妥耶夫斯基（52）、爱丽丝·沃克（52）。上述被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20位外国作家中，女性作家有9位，几乎占一半。而现今得到研究界广泛关注的托妮·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纳博科夫、石黑一雄等都是少数族裔作家。但是，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热闹的外表下也隐藏着危机，大量论文是对女性理论、后殖民理论或离散理论的简单套用。以女性文学研究为例，仅近3年外国文学领域就发表了女性文学研究论文近千篇。但是以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来看，女性文学研究在近3年中的转载数量并不多，仅十几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缺乏新视角、大量研究类同等问题。空间批评与空间叙事研究持续升温从空间批评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20世纪末，西方理论界经历了一次空间转向。一般认为，这一理论转向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首开其端，之后有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菲利普·韦格纳的《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以及爱德华·苏贾的“空间三部曲”等众多理论家的研究，遂使空间理论蔚为大观。空间理论不满于传统理论对空间的忽视，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往对“时间”的关注转移到“空间”上来。在空间理论的烛照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城市景观等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国内的论文发表情况看，以“空间”为主题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在2000年之前极为少见，2000年之后空间理论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2010年后相关研究大量出现，近年呈持续增长的态势。2016—2018年复印资料目录索引库收录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中与空间研究相关的有293篇，其中19篇被全文转载，转载率比较高。所转载论文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研究，如傅星寰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等；其次是对作品描绘的地域景观或故事发生的空间环境的研究，如杨曼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空间批评》等；再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作品文本空间结构的研究，如包慧怡的《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语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等。“诺奖”作家研究异军突起近年来，“诺奖”作家备受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本上都会引起研究热潮。2013—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分别是：爱丽丝·门罗、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鲍勃·迪伦、石黑一雄。五位“诺奖”得主都经历了一个得奖前研究较少，或根本没有研究（如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得“诺奖”后研究论文猛增，再到研究论文数量回落的过程。只有石黑一雄稍有不同，中国学界在其得奖前即对他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在他获得“诺奖”后相关研究也有明显增长。除上述四个研究热点之外，生态文学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美国“911文学”、老年书写、数字人文等研究也新见迭出，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标题：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热点与趋势——以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依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世瑞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他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写的《杜甫传》至今仍是杜甫草堂重要的纪念品。他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堪称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最早将世界级的现代诗人里尔克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就是冯至，曾担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新近由世纪文景推出。这是冯至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审美教育书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重磅译作及卷四大部分内容在市面上均已绝版多年，《哀弗立昂》《智利的地震》等作品则是首次从民国期刊补录的。书中收录的译作手稿、历史图片等珍贵图像资料，其中不少也是首次出版面世。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冯至先生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有深厚的西学造诣，一生著述广博，兼有多重身份。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加入“浅草社”“沉钟社”，他一面创作一面译诗，迅速在新诗诗坛上崭露头角。与许多浪漫的诗人不同，冯至的诗作在很早时候就显示出沉思的特性，也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他敏感意识到了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作和里程碑。1930年冯至前往德国留学，开始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向里尔克和歌德学习，思考如何寻找更加深刻而隽永的表达方式。冯至关注的诗人多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和鲜明的现代特征。译文全集卷一收录了冯至翻译的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入了歌德最知名的部分诗作《普罗米修士》《玛利浴场哀歌》等，以及冯至研究歌德的代表性作品《浅释歌德诗十三首》。20世纪40年代，冯至曾译出《浮士德》选段《哀弗立昂》，但此后多种冯至译诗集未见收录，编者通过查阅民国期刊予以补录。海涅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德国诗人，本卷收入了冯至50年代出版的《海涅诗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集外诗八首》。冯至以诗人之笔译诗，对节奏、韵律、情绪、氛围的掌控都恰到好处，堪称典范。德国波恩大学原汉学系主任陶德文说：“在冯至那里，质朴和充满艺术性的译文显示出了创造性，他把一切都转化为旋律和节奏，从其中勃兴出一种不可比拟的情绪。”冯至的译诗不仅与其创作相辅相成，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人王家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先生，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永远的伴侣，夫人姚可崑曾与冯至合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德语经典文学全景呈现在诗歌之外，冯至译文还囊括书信、小说、年谱、散文等多种体裁，种类丰富完整。冯至目光如炬，其选取的均为德语文学、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以亲切自然的口吻适应原作深刻而质朴的思想。全集卷二收录《审美教育书简》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前者是1793-1794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席勒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深刻分析了审美中的诸多论题，认为要改革国家，获得政治自由，必须首先改善时代的性格，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假道美学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后者是里尔克在30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书简。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面临的诸多疑惑和愁苦：诗和艺术、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难，探讨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等论题的深奥本质。卷三为歌德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作为德国“修养小说”最光辉的代表，展现出个人在内心求索与外界遭遇之间所演化而出的壮阔历程。卷四收录冯至翻译的《歌德年谱》《哈尔茨山游记》《远方的歌声》及集外译文。《歌德年谱》为德国俾德曼编，冯至译注，详细考证了伟大诗人歌德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历程，展现了一代文豪生活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哈尔茨山游记》是海涅早期散文代表作。集外译文则收入了冯至发表过，但生前未收入其各类选集的译文，包括短篇小说、凡·高书信、克尔凯郭尔随感等。“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冯先生治学成果丰硕，但他从不自夸，永远保持谦逊谨慎的作风。季羡林先生撰文说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每一个用字都仔细斟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一部译作不断打磨，直到做出最满意的版本。厚厚的四本天蓝色封面的书，装在暗蓝色的函套里，触感柔和，色泽典雅，如山峦静默、海水深远，暗合着冯先生的深邃、质朴与谦逊。一整匣抱在手中，沉甸甸的，那是经典的分量。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至是公认的一面大旗。但他却说：“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里，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我把‘游人们’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期待更多真诚的“游人”能在这位前辈“导游者”的引领下，畅游德语文学世界，乐享“外来的养分”。（原标题：德语文学世界的“导游者”）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赵婷流程编辑：u020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为什么”。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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