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所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东北财经大学多年来坚持科研精品化导向，密切结合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时追踪经济改革的前沿和动态，积极服务国家、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科研成果质量显著提升，科研精品不断涌现。2020年上半年，学校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学校师生在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发表论文《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东财教师齐鹰飞教授和博士研究生LI Yuanfei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生产网络模型的分析》的论文。该文通过将生产网络引入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对GDP、福利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在较为一般的假设条件下，GDP（从而财政支出乘数）以及家庭福利与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无关，但产业结构受财政支出部门配置的影响。该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可以基于"稳增长"视角首先决定财政支出总量，继而再从"调结构"角度将财政支出配置在不同部门。据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更加注重结构性调控，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助力。学校教师研究成果被国际顶尖会计学期刊录用并在线发表5月，会计学院刘行教授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李真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倪晨凯教授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Dividend Taxes, Investor Horizon and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在线刊发于国际顶尖会计学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该文考察了股利税引发的锁定效应是否会降低股票的异质波动性。文章的结论表明，股利税引发的锁定效应通过抑制短期个人投资者的交易，稳定了资本市场，提高了股价的信息含量。The Accounting Review是会计领域国际前三的期刊，也是UTD 24期刊之一，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此项科研成果有助于提高学校会计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学校教师研究成果被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录用并在线发表4月，会计学院教师张文兰博士与香港教育大学Yan-Leung Cheung教授、美国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In-Mu Haw教授、香港浸会大学Bingbing Hu副教授以及美国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Morgan Swink教授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Comm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in Supply Chains在线刊发于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JOM)。论文研究了供应商—客户关系中的共同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供应商业绩，强调了间接交叉持股在提高供应链整合、协调上下游公司关系，继而提高供应商业绩方面的突出作用。学校教师在《中国科学》发表文章4月，数学学院副教授陈娟的高水平科研论文《基于离散Kirchhoff理论的多边形样条薄板单元》发表在国内高水平期刊《中国科学: 物理学力学天文学》2020年第4期第50卷。该成果采用样条和基于三角形面积坐标的B网方法，构造允许1-irregular退化的多边形样条插值基函数，再结合离散Kirchhoff理论得到多边形薄板弯曲单元，可以处理凸多边形、凹多边形和退化的网格。这一结果为有限元方法中多边形薄板单元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该成果是陈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11572081）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学校教师首次在《中国科学: 物理学力学天文学》上发表的高水平、标志性学术成果。学校教师在国际知名财务学期刊JCF发表文章由会计学院副教授张晓东作为通讯作者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Abdoul G. Sam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Value relevance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regime in China正式发表于国际知名财务学期刊Journal of CorporateFinance2020年第62卷。该文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省作为事件点，考察了中央环保督查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文章结论表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不改变现行环保法规标准的前提下，通过提升执法规格进而影响环保法规的最终后果。文章提供了中央环保督察有效性的学术证据，有助于从科学研究角度讨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学校教师文章在国际期刊（JEDC）发表3月，由金融学院教师李江艳副教授（准聘）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The disposition effect and underreaction to private information 在国际知名专业学术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上发表。该论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针对投资者广泛存在的处置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金融市场资产价格进行了实验研究。该成果是学校金融学院国际合作研究的又一项阶段性成果，是2019年以来学校金融稳定研究团队取得的第四项国际化研究成果。学校教师研究成果被管理学UTD24国际顶级期刊录用3月，学校许建军副教授的研究成果被管理学UTD24期刊之一的ProctionandOperationsManagement录用， 该论文题目为"Optimal Spot Trading Integrated with Quantity Flexibility Contracts"，许建军为第一作者，合作者为西班牙萨拉戈萨物流研究中心教授Mustafa Cagri Gürbüz、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冯有翼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教授陈绍祥。该论文研究了通过长期合约和现货市场的双源采购及交易问题。学校近年来大力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聚焦发表国际权威期刊论文。此项科研成果是国际商学院和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在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水平稳步提升方面的重要体现，此项科研成果也是许建军个人第二篇国际顶级杂志（UTD24）成果。来自：东北财经大学

近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6级博士生刘诗源作为第一作者与WISE2019届博士毕业生林志帆（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以及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冷志鹏合作的论文“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正式刊出。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缺失在于忽视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生命周期上，现行税制的适用程度和企业的盈利、税基、发展目标、研发能力与意愿均存在显著差异，税收激励的功效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以准确衡量税收激励，基于现金流模式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来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揭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文献中关于税收激励效果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也为如何让减税降费的“红包”精准落袋、设计一套契合企业生命周期特征的税收政策、调整现行税制使其在供给侧改革下更加积极有效而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6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5级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导师为龙小宁教授，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引导、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较为完善的学术训练和科研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品质、厚实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与方法、了解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国际化的研究和管理人才。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图片添加来源于网络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3月17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新社、《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民族报》、《中国经济导报》、《证券日报》、人民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信息网、新浪网等媒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和师生80余人现场参加了发布会，另有60多人在线参加会议。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辽宁大学资深教授、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黄泰岩发布和介绍了“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李洪波出席发布会。自2003年，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至今已连续18年，并形成“五个一”系列成果：每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将历年的数据整理构建一个资料数据库。“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选取的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继续采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的主要期刊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取了作为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统计样本期刊。通过对2020年专家学者在以上19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共1811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自主创新；4.资本市场；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6.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8.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9.区域经济发展；10.公共经济。与2019年相比，前十大热点没有新进入和退出热点，只是排名顺序的小幅升降。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胜脱贫攻坚以及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三件大事，中国经济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五个统筹的鲜明特征。第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六稳”和“六保”，是2020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与发展稳居第一位，且文章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共经济仍然稳在前十大热点；就业和货币政策分别上升1位和3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热点前20名。第二，统筹全面小康与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发展阶段转换。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及时全面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三农”问题上升1位，重回历史最高位；自主创新仍排在历史高位；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仍位列前10，以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第三，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随着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转变，我国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抗冲击能力，以及金融和生态安全非常重要。为此，自主创新排在第3位的历史高位；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5位；人力资本上升5位，时隔12年后再次进入前20位；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仍然排在第11位的高位。第四，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相结合，不断增强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因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上升1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前20位；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因而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6位。第五，统筹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充分借鉴和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积极运用数理经济方法，才能构建起赢得世界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202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继续上升3位，达到历史最高。

在这篇“这个外国人拿中国数据发了多篇AER, JPE, RES等五大顶刊！汗颜！”，我们推荐过2020年AER第6期里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它聚焦于中国社会网络纽带对zheng生涯的影响。该篇文章的作者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吴卫星教授（先前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现为对外经贸研究生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应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根据“中国哪所高校Top5刊发表数量最多？哪所从未发表过？”，这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篇Top 5期刊，也是其第一篇AER期刊。社会纽带与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我们研究了与中国zheng局现任是老乡或大学同学关系，会如何影响候选人被选为新zheng局成员的可能性。在剔除了不同城市和大学之间质量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我们发现与zheng局现任存在老乡或大学同学关系的候选人，能够当选新任zheng局成员的概率会降低5-9个百分点（相关性）。对于退休的政治局成员来说，这种“纽带惩罚”同样存在；而对于低一级的zheng局成员，这种“纽带惩罚”会更强些，这与paixi内部竞争的作用相一致。吴卫星教授的教育和学术经历：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8至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2001.9-2004.7），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硕士（1998.9-2001.7），中国科学院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学士（1993.9-1998.7），湖北师范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家庭金融当年，吴卫星（博士）与汪甬祥（硕士）的合作： 汪勇祥,吴卫星. 基于流动性的资产定价模型——中国股市“流动性之谜”的一个理论解释[J]. 经济学(季刊),2004,(S1):27-40. [2017-09-19]. 吴卫星,汪勇祥. 基于搜寻的有限参与、事件风险与流动性溢价[J]. 经济研究, 2004, (08): 85-93+127. 吴卫星,汪勇祥,成刚. 信息不对称与股权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4, (11): 28-32. [2017-09-19].“Investment with Restricted stocks and Value of Information”, with Yongxiang W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5 April 2005, Volume 163, Issue 2, Pages 811-824.ISSN: 0096-3003.关于汪甬祥教授（现为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及其学术分享：https://bbs.pinggu.org/thread-915341-1-1.htmlhttp://faculty.marshall.usc.e/Yongxiang-Wang/CV_Yongxiang_Wang.pdf

一、定位首先明确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还是为了评定职称；其次在明确定位后，则需要多去了解符合你专业研究方向的期刊，网上收集或咨询有过发表论文经历的专业人士。按类别选择去看期刊，譬如教育类：《中国高教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心理类：《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护理类：《中华护理杂志》、《护理研究》新闻类：《新闻战线》、《新闻爱好者》社会类：《社会》、《社会科学战线》娱乐类：《青年记者》、《当代电视》汽车类：《汽车技术》、《汽车工程》财经类：《当代财经》、《财经问题研究》军事类：《环球军事》、《军事经济研究》环境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二、选题投稿论文的选题一定要符合投稿期刊刊登文章的要求，因此在投稿之前需要根据自己的领域选择对应的期刊，大致了解其已发表论文特色和水平，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投稿论文选题。三、阅读在撰写稿件之前，需要查阅与该研究方向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如期刊、学位、图书等。阅读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是避免闷头写完后才发现已有论文发表，另一方面是站在前人发表的学术成果上，提炼出可切入的研究点，深入研究，这样可以提高论文的质量。四、撰写经常撰写论文的学术君们会发现，优秀的论文都是有方法可寻的，如标题怎么起，论文框架怎么构建，图表怎么作，怎么写论据等。这里毕导总结了撰写优秀论文的八大要素。五、修改论文撰写好了后，需要对全文逐渐字进行细度，用最短的话表述鲜明论点。六、投稿投稿方式，可以邮箱，也可以在线投稿，具体根据杂志社要求选择即可。投稿期刊类型确定，如SCI、C刊、中文核心、统计源、国家级、省级等。此外，特别主要注意的是期刊的真伪性，可以在知网期刊中查询一下期刊的刊号再选择正确途径投稿。七、等待根据学术投稿规则，一稿不能多投，选择一个期刊投稿后，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待期刊的回复，通常这一时间再1个月到3个月左右。八、通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后，通常期刊会给予回复，分为三种情况，一录用回复，二修改回复，三退稿回复，不同的情况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对策即可。九、再改无论是否录用，再次修改必不可少，尤其是针对修改再投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虚心请教同行来多提提修改意见。十、录用影响录用的因素有很多，譬如文章方向、质量、期刊定位、修改意见回复等，做好每一个细节很重要。最后，发表期刊论文的秘籍是：多写细改，勤投多发，形成套路。主笔|林夕决图源|图片来源于网络

今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杰出校友柯荣住博士正式加盟经济学系，受聘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柯荣住，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ngt Holmstrom教授。他从本科开始即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并在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Theoretical Economics, 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等国际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学术能力得到诺奖得主James Mirrlees等诸多学者的高度肯定，被认为“有非常大的潜力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家”。柯荣住，1977年出生于浙江苍南，先后在浙江大学经济学系就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本科二年级便崭露头角，开始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其论文还被作为该年度国内最优秀的论文之一被收入刘世锦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7》，这是被收入该系列的唯一一篇本科生论文、也是浙江省经济学界第一篇论文。本科期间累计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权威期刊4篇，曽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学金”。从读研到出国前夕，柯荣住陆续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论文的引用接近1200次，还有两篇被收入《中国经济学》系列，代表了当时国内经济学研究前沿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有两篇中文文章（合作）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学界。一篇是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是国内最早关于社会信任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之一，成为《经济研究》与《管理世界》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另外一篇关于契约纠纷与诉讼中的逆向选择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在法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国内法学界有关法律实证方面的研究。另外，在民间金融与非正式制度方面，他较早引入拍卖理论规范分析互助会的保险功能与正式制度互动，成为互助会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在制度分析、家族企业、乡镇企业等2000年前后国内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上均有力作发表，成为当时国内青年经济学者的代表之一。2004年，柯荣住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Bengt Holmstrom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契约理论、激励与信息经济学、组织经济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目前，柯荣住已在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等国际权威的经济与管理学期刊发表关于机制设计、契约理论、激励制度等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是国际顶尖杂志Econometric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等杂志的审稿人。这些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学术成果，离不开学生时代的思考与研究。例如，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上的论文（合作）探讨从组织的角度如何管理稀缺的“岗位”系列，激励员工从职业生涯的角度为组织做贡献，这一观点被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的知名网站Kellogg Insight评为2015年度十大最佳帖子之一。这一原理能解释那些在扩张期的公司，往往可以以较节约的人工成本激励员工努力；而一旦扩张放缓，人工成本会不成比例地增加。发表于运筹学顶尖杂志Operations Research等上面的关于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章，也是学生时代学术思考的延续。尽管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但在使用了更锐利的工具之后，一些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柯荣住的学术经历，使他不仅具有对中国经济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国际水准的研究能力，使他能够在从事中国经济研究时将两种优势融为一体。柯荣住博士的加盟，也将为浙大经院经济学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内容来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傅琳责任编辑：周亦颖

在发表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论文的思想性、原创性和创新性都很重要，但同时，掌握一定的提交技巧将提高论文的收稿概率。在编辑实践过程中，缺乏写作和发表论文经验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往往面临着缺少技巧的局面。本文以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例，结合核心期刊的编辑经验，探讨作者论文发表的一些策略。一、加强论文创新力度学术期刊的编辑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稿件。因此，学术论文必须迅速引起编辑的注意，引起编辑的兴趣。这就要求论文主题新颖，论证严谨，格式规范。学术期刊的选题决定了一段时间内出版的方向和思路。研究者应密切关注研究领域的理论前沿和社会热点。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多关注学术期刊年度的公布选题，；二是关注多家知名网站、学者和研究团队总结年度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序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等；第三，密切关注国家和省部级各类项目的设立；第四，积极参加论文领域，获得大量的信息，了解同行的研究进度。二、投稿时需要灵活技巧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期刊审评期对作者准确选择期刊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作者在撰写投稿的期刊之前或过程中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是，对于投稿期刊的选择，笔者认为：首先，作者需要根据选题情况、类似主题的表达方式、文章的学术水平和自己出版的需要，列出一份期刊目录。其次，阅读列表中的期刊，了解其文章风格、栏目设置、近期主题、学术影响等，进一步缩小拟提交期刊的目录范围。最后，根据文章的学术水平、期刊的影响因素、出版周期等因素，对期刊进行分类，筛选出投稿期刊。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不同期刊在互联网上的贡献经验，以供参考。确定提交的学术期刊后，应当按照期刊上发表的《贡献指南》或者最近发表的文章修改文章格式，并在文章上注明作者简介、电子邮件和联系方式，以便于编辑与之联系。此外，作者还可以附上更详细的学术成果介绍，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以使编辑能够更快地了解作者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当然，如果一份手稿能得到业内知名学者和专家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编辑的注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需要提交自己的手稿。对学术期刊的贡献包括在线提交系统、电子邮件提交和信函提交。信笺投稿是互联网普及前的主流投稿方式，但它不及时，不适合当前的数字化办公条件。因此，除非期刊有特殊要求，建议尽量避免使用信函提交。三、和期刊经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和期刊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他们共同揭示规律，提出理论，澄清原因，解决问题。作者与期刊的关系有三种类型：临时合作、短期合作和长期合作。大多数出版物都可以视为临时合作伙伴关系。出版结束即合伙企业终止，这种情况下的作者没有积极与期刊和编辑保持联系。同时，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还不足以成为重要的期刊专家。短期合作关系通常是指作者与期刊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后期提供的稿件学术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如果一段时间后保持现状，这些作者将很难继续获得期刊和编辑的信任。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笔者在该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较高，态度严谨。期刊希望与这些作者成为朋友。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在合作的过程中，期刊和编辑足以获得作者的信任，从而形成长期的合作学术关系。

澎湃新闻记者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方面获悉，2月25日，中国经济学年会举行理事单位（线上）会议。会议进行了秘书长换届工作。张晓波教授秘书长任期结束。经过酝酿、提名、选举等程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老师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年会新任秘书长，任期5年。杨汝岱 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图公开资料显示，杨汝岱，1980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十四五规划专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中文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英文论文发表于Wor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期刊。除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职务之外，杨汝岱还担任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消费经济》副主编。杨汝岱曾在北大研究生院网站刊文分享自己的学习工作经验。他在文中说：博士阶段的学习是吸收前沿成果并转化为自身研究能力的时期，这和教师的定位并没有任何区别，这使得教学相长成为很好的学习和研究方式。经济学博士阶段的训练中，在掌握基础、掌握经典的同时，每年均有大量的新文献出现，这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材料，与同学们一起学习。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和讨论，达到教学相长。对于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在扎实掌握基础理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要创造足够多的机会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接触真实世界、了解真实世界。中国经济学年会创办于2001年，旨在加强中国高等院校经济类院系以及国内外其它经济学科研与教学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广大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学者学生搭建一个开放与互动的平台，以促进中国经济学教学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构建中国经济学界自由包容与严谨务实的学术环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格隆汇来源：西泽研究院本文根据某媒体采访整理。问：您曾经在业界工作多年，在金融机构一直做研究工作，现在出来建独立的研究院或者说智库，是基于什么考虑？答：首先从大的政策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大非常支持新型智库的发展，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市场，以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和容错纠错能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建立独立的智库，深刻洞察和独立表达，传递有温度的理性，是我们建立西泽研究院的初心。毕业后在金融机构工作接近十年，这十年对我至关重要。首先一点是让我发现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通常说的无法“学以致用”，我一直不赞成大学的教育完全遵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是教育，是培训；也不是大学，是技校。大学之大，不是实用主义那么狭小的格局。我们学的东西可能最后都是要用，但是有一个过程和等待，不能天天想着变现，很多都是“无用之用”。存在的问题是，当前财经院校经济学科教育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解构、重构，或者说洞见及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院校出来的东西，只在学术圈子里自循环，对市场的语言和界面都不友好，这些都导致经济领域的研究产业链，从经院理论研究，到卖方研究，到买方研究，这三大链条之间出现了断层。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业界来说也普遍缺乏思想营养，他们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其实大部分对市场的卖方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思想贡献。我见过好多学校老师的论文，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认知，却那把数学模型和计量做的很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产能的浪费。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北大的姚洋老师在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问：您是说整个经济学研究行业，存在着资源错配和浪费问题吗？是不是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这好像是政府的供给侧改革语境。答：你说的没错。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这十年，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十年，迫切需要理论界的指导和启示，学术滋养和思想支持的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院理论研究却基本止步不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百家争鸣相比，甚至有点退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姚洋老师前几天一再强调的。我在这儿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经院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其实很多非常有价值。我想说的是，这些有价值的成果没有通过一个更加普及或者带有启蒙意味的语言，更加友好和体验舒畅的“界面”传导给研究产业链的下一环。大多数文章通过复杂的建模和形式上的计量停留在学术杂志和内部课题上。这些窖藏的理论成果，不应该停留在封闭的体系里，只给学术界自己看，只给课题的甲方看。因为很多课题经费都是财政花的钱，是公共产品，应该让全社会的去消费。尤其是业界研究人员。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不理解，互相误会的问题。业界的研究人员基本看不上经院研究，认为他们都是在空谈，写的东西毫无应用价值，甚至是缺乏常识，思想贫乏，只是把模型和计量搞的纷繁复杂。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学校学的东西基本没用，甚至是错的。另一方面，学校的老师对业界的研究报告也看不上，认为都是没有根据的论断，论证方法太简单粗暴，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工整，没有参考文献和数学模型，很像“民科”。问：您说的研究产业链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当前的卖方研究已经非常成功了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研究也是一种产业，不过这个产业相对特殊和复杂一些，因为它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无形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商业产品，很多都是社会资助的公共研究成果，很难变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定价难的情况下。就经济学领域来说，研究产业链的一般图景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相当于科技成果从理论到研发，到投产的链条。买方就是借助研究成果，实打实的投入真金白银进行应用。我前面将研究产业链分为三个：经院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一个简化，没必要太细分。当前卖方研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的问题大家也能看到。因为卖方研究说到底是一种营销导向，是一种经纪业务的增值服务，依靠派点和分佣。还有一种评价体系，现在因为一场酒局暂时停摆了，就是著名的“新财富”，就是靠买方投票进行评价。实际上这种买卖方的研究生产和评估体系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直接一点，就是既然卖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派点和分佣，那我直接通过别的方式完成目的不就行了吗，非得费神费力的搞什么研究。写的研究报告也没多少人看，而且很多买方自己都没耐心和学养来读懂一些深度报告。所以很多卖方的首席，有一半的精力放到了搞关系，找内幕消息，发表一些奇形怪状的报告来吸引眼球了，比如网红直播，文革体，婉约派。问：您认为造成经济研究产业当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的原因，人的原因，还是文化或别的什么原因？答：其实当前金融领域的研究行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中国金融市场化不足或者存在双轨制现象的一个缩影或投射。看上去，问题出在研究所和研究员身上，即出现在供给侧层面，本质上却是需求侧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根本不市场化，也就不专业化，从而也就不需要什么研究。我这个论断你可以从侧面去找证据。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越是市场化的领域，需要的研究越精深，越专业。比如，同是研究人员，券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首席感觉就比银行的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券商卖方研究市场化程度，竞争激烈和考核激励体系，比银行完善和先进不少。所以你会看到，券商研究员出的报告，无论是在频次还是质量上，都感觉要比银行要好。他们的薪酬也比较市场化，当然压力也非常大。我在业界做过研究方面的负责人，过去我一直思考为什么银行这么重要的单位对专业研究的需求和敏感度都不高，尤其是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后来我打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动因发现，很多银行的利润贡献主要就是来自三块：地方债及融资平台非标、国企和房地产。靠的也是关系型维系的非市场化存款带来的超低利率，这应该说是一种租金或制度红利，因为市场化的机构，比如零售端的客户，配置的都是利率相对市场化的理财产品。而这三个领域，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行研和信贷政策的研究，说的再夸张一点，这三个领域，有国家信用担保的领域，都不太需要做严格专业的风控。所以银行的研究人员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给领导写材料，写官样的材料最好，比如大会致辞、向监管部门汇报讲稿、党建材料、署名文章。说到底，很像一个政府机关，研究部门就是政策研究室。因此，经济金融研究领域现在这个状态，还是需求侧的问题。非市场化的领域是不需要专业化的研究的。你把银行总行当做一个政府机关部门来看，就可能很快明白怎么回事了。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研究院，还有一个作用是起到品牌宣传和制造影响力的效果。因为金融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与传统广告相比，通过研究和思想产品向市场和投资者宣传，可能会更好一些。投资者佩服你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深度，就会信任你发行的产品，他们会觉得这个机构里有明白人。另外，投资者也会根据研究报告里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判断这个金融机构的价值观。问：难道银行不需要研究利率走势，政策走向，资产组合配置和战略方向尤其是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吗？答：上面为了说明问题，我的确把观点简单化了，也太过于批判主义。其实从当前的变化来看，情况正在改善，不同的银行也有不同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越是市场化的银行，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就越高。过去几年银行哪几个业务领域市场化程度高？主要有三个，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和真投行业务。零售客户可不讲太多关系资源，你产品不好了，体验不舒服了，人家说走就走。金融市场的银行间，是市场化利率定价，当然有央妈的利率走廊窗口指导，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市场化的。投行业务，我说的是那些债券发行承销、pe和IPO及定增等真投行业务，这些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所以，这三块是非常注重研究的。你看看专心做着三块的，这个银行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气质还是不错的，比如建立研究院和研究公司的银行。其他的专业含金量并不是那么高，只不过是熟练工种，产品内容和交易结构都很简单，难的是营销端，是客户维护。这些都不是研究能解决的。问：现在新财富暂时取消了，很多券商研究所也在转型，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研究院。您觉得整个经济金融类的研究产业要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答：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一方面，新财富运行了这么多年，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一到“拜票季”，整个券商界乱乱糟糟，觥筹交错，有些首席为了拉票不惜出卖尊严，喝酒那都是小事，每次拉票都要痛陈革命家史。这种消费别人的同情心和道德绑架的做法很荒谬。所以去年那个喝酒门，一个酒桌视频引发了研究市场的地震，最后的结局新财富评比取消。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不出这个喝酒门，也会出别的问题。变化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上去理解。总量上看需要去产能，现在金融行业的趋势，宏观经济和监管的环境，不需要那么多粗放的研究。或者说是去泡沫，体制内的一些没有思想性，又不接地气研究课题，业界的一些虚高的配置，其实都是可以砍掉的，所以研究员和其它金融从业人员一样，都将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在结构上，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内容产业的兴起，传播平台的拓展，跨界的交互，新兴的研究业态也孕育出来。这好像另一种双轨制，传统和新兴的研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或者说是思想市场的新结构，一些话语权是在垄断，但新的思想体系在形成，就像金融监管严格后会出现影子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多了会出现理财和资管。在思想和话语体系被管制和垄断后，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会出现紧缩和浪费，另一方面，人们对内容和思想产品的渴求也会催生新兴的表达结构。这个词在复杂系统学里面，叫涌现。它不是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问：展望未来，您觉得经济研究产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改进？最近今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感觉经济研究产业对政策决策的支持不够。十八大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新型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您觉得未来研究产业和思想市场如何发展，意义何在？答：最近有个杂志让我写新时代新型智库的建设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很多的感悟。首先是政策决策方面，我觉得迫切需要深度的、科学的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尤其是智库的思想和理性判断的支持。现在政策方面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从理论上，逻辑上，道德上，都近乎完美无瑕，但是执行起来，都出现很大的扭曲和走形，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你可以说那是必须的代价，但是代价有点大。比如说三大攻坚战，顶层设计高瞻远瞩，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是这些年下来，在取得明显效果的同时，也付出了较高的社会成本。我不是反对政策实施付出成本，我的意思是有些政策成本是完全可以规避掉的。何况，一些政策本身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比如金融去杠杆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和市场波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顶层的苦心和好心不能很好的执行？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超级规模体进化为超级复杂体，但下达的政策却是线性的，集中的和缺乏弹性的。比如资管新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出埃及记：资管新规与百万亿金融资产大迁徙》，资管新规从理论逻辑和道德上都很完美，是为了风险治理。但是，这么一刀切的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砍下去，导致几十万亿表外和非标资产无家可归，没有合规的科目可以安放。银行要缩表，肯定是捡软柿子捏，国企和政府平台得罪不起啊，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实质意义的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所以，金融去杠杆，去的一定是最脆弱的体制外的最外层。而这一层，民企也好，中小企业也好，是中国经济生态体系里面最有韧性的一部分，他们好像中国经济生态的“湿地”。湿地破坏，看似没有很严重的生态报复，但是会有长期不可逆的影响。现在，又强制给中小企业放贷，谈何容易，又何苦呢。对于经济研究产业，我想还是要回到十八大的语境和精神里，鼓励新型智库的发展，尤其是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声音，一方面服务投资者和买方，另一方面，服务政策决策，为顶层设计者分忧。这么大的国家，决定几个行业和亿万人命运的政策主要出自部委某个处的副处长，可见压力和工作强度有多大。复杂经济体，需要有个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自组织结构，政策出台前后都要倾听各界声音，力求将社会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经济研究产业，就需要提供来自市场的现实的基层的最真实的声音，形成自下而上的思想和意见传导，然后再自上而下形成总得政策框架。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应该就是政策的韧性；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应该是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对现代复杂经济体的理解程度，如何不折腾，如何无为无不为，这些不是传统权威式官员所能理解的，需要专业的学习，需要技术官员占主导。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此为方向，提供思想和方法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