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调研报告

新京报讯(记者 吴苹苹)疫情是否对亲子关系造成影响？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以“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让云端的孩子有幸福的童年”为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当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分享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后疫情时代家长最期待孩子身心健康“2020年，家长的焦虑仍普遍存在。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集中于脾气控制、教育方法，而中学生家长则更加焦虑于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当日，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总经理解琪分享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成果。 报告显示，有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否改变？解琪指出，身心健康是后疫情时代的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待。研究报告显示，69.8%的家长表示孩子的优秀意味着“身体健康”，65%的家长认为优秀的孩子要“乐观积极”，而认为学习成绩好是优秀孩子的标准的家长占比仅有17.9%。疫情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此次论坛的圆桌对话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疫情带来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认为，此次疫情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家长怎么与孩子相处。同时，俞敏洪指出，目前家庭教育在两大方面缺失，一是孩子规矩意识不足，二是孩子独立意识不强。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俞敏洪认为，一方面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规矩，同时明确遵守、违反规矩带来的奖惩；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随着孩子的长大，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我觉得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度。”专家认为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变革“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的改变，就是要从学校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教育体系的变革开始。”俞敏洪说。那目前教育体系需要完成哪些改变？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重塑教育评价系统刻不容缓，“如果只靠分数评人选人，我们的教育很难有全局性的改变。”对此，王殿军指出，应建立多维度、多元性、过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他以清华附中综合评价探索实践为例，并展示了该校学生“个人成长”的记录。记者看到，该记录共包含了该生读书分享与人文思索、学术志趣及偏好发展、艺术素养及特长培养、体质健康与体育锻炼、感动感悟与交流沟通、总结与个人反思等6大方面的积分比较情况。“这样评价之后，孩子能够看到自己全面的情况和与别人的差别。”王殿军说道。他表示，评价是撬动中国教育真正改变的支点，如果评价体系不修改，“教育只能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梦想。”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校对 杨许丽 刘越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活动从今年8月份开始，新东方教育集团通过线上调研的方式收集了18000多份家长的问卷，并采访了部分家庭进行了定性方向的调研，揭示了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的六个真相！真相一：随着孩子成长，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亲更多承担了孩子的生活委员和学习委员的角色。而父亲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带领孩子开展体育运动上，更多的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但，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母亲的重心会从辅导学习逐渐转为后勤保障。而父亲则从体育委员逐渐变为一个陪伴成长的角色。这说明，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多的父亲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教育上。真相二：6成家长不赞成线上教育疫情期间，为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有近7成的孩子都被安排了课外辅导班，初高中大部分孩子每天在线上课时间超过了3小时。但调查发现，6成的家长对线上学习持保留态度，甚至相当一部分家长很反对。其中，19.2%的家长认为，除了学校安排必须上的网课之外，基本不会选择线上学习形式。41.8%的家长认为，孩子要回到线下学习中来。而26.9%的家长则认为，线上线下可以互为补充，但线下模式不能放弃。线上学习的一大弊端和最大争议在于，孩子可能会由此染上网瘾，影响学习，而且是视力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在调研中发现，有半数左右的孩子能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近8成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持接受的态度。真相三：疫情更加紧密了亲子关系疫情期间，家长和孩子朝夕相处的时间更多，交流更充分，了解更深入。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这也是疫情给中国家庭教育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之一。真想四：家长焦虑依然普遍调研发现，焦虑依然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家庭中，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大部分家长主要对教育本身感到焦虑，大多数聚焦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学习，帮助孩子的学习。小学生家长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陪伴孩子学习、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住自己不发脾气。而中学生家长更困惑、更焦虑的是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不知道怎样缓和正变得越来越紧张的亲子关系。真相五：拖延是孩子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家长均表示拖延是孩子在学习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小学的孩子而言，粗心马虎问题更凸显，主要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未养成。到初高中后，在孩子的学习方面，父母的参与变少，对孩子的自控及自我规划能力期待变高，所以更容易发现孩子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55.4%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孩子的生活不规律，同时有47.1%的家长认为孩子懒散、自理能力差。此外，认为孩子存在自私问题的家长有19.5%，认为孩子不诚实的家长有4.8%，感觉孩子语言粗鲁、有暴力倾向的家长有4.8%。当孩子进入初中高中，青春期难沟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真相六：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疫情使得每一位家长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大多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但现在，已不在简简单单局限于孩子的学业成绩优秀，身体健康、乐观积极、有上进心、自控力强以及学习习惯好都成为评判孩子优秀的主要标准。而且大部分的家长均认可家校共育的理念。同时，大多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积极正面的影响。想要自己改变孩子，更多的家长愿意自己去学习。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关于中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儿童校外生活保驾护航1、儿童校外生活时间方面，倡导遵守儿童发展规律，科学合理安排儿童校外时间《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试行)》规定，要“科学合理安排学校作息时间，家校配合指导好学生课外活动，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除了这些明确的时间要求，还有一些相关文件，也为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时间和参与更多的校外活动创造条件。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本次调查显示，儿童在上学路上花费的时间平均为12 ~ 15分钟。其中，幼儿园平均为11.97分钟，小学低年级为12. 91分钟，小学高年级为 13. 24分钟，初中为15. 40分钟。基本符合“就近入学”原则，从而利于儿童有更多时间参与校内外生活。2、儿童校外生活空间方面，不断加大活动场所建设力度，为儿童校外生活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要建立校外科学实践活动与学校课程相衔接的机制。要增加县乡两级儿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娱乐等课外活动设施和场所。实现90% 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1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育、卫生、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2018年，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698号建议的答复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类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15337个，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12000多个、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150个、联合相关部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483个，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乡镇街 道五级校外实践育人场所网络。另外，全国已建成儿童之家18万余所，城乡社区覆盖率约为28%。这些无疑都为儿童的校外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保障。3、儿童校外生活内容方面，规范校外教育机构活动内容，引导科学的家庭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生活实践教育各环节。校外教育方面，200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校外活动场所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实践课堂, 在培养未成年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和服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却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造成了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方面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等问题。为迅速遏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018年12月，教育部又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研究起草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家庭教育方面，相关政策内容不断法制化、系统化，政府责任逐步强化。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及后续的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不断推进现代化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指导者专业化水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从内容、阵地、专业化、科学研究、工作机制等方面确立了家庭教育工作今后发展的格局。

幼小学生教育社会调研报告调查目的了解小学生什么时候说话不文明及他们说不文明语言的起因。调查时间20XX年7月至9月。调查范围XXX小学六年级学生50名。调查方法　1)观察法:仔细观察不文明语言何时出现及内容。2)谈话法:通过谈话了解有些学生为什么说话不文明，并分析原因。调查结果　1)小学生为什么说话不文明:(1)由于与别人的矛盾而产生愤怒情绪，说话会口不择言，一般都是发生在男生身上。(2)由于他人的行为、举止或是衣着相貌而取笑别人，说一些不雅的绰号。(3)很多小学生说不文明语言都是出于一种反抗的情绪，对某件事情不满的时候，甚至难过的时候。(4)还有大部分人表示，不文明语言是从长辈、周围人的嘴里听来的，有的是看电视、电影学来的，不自觉就讲出来了，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2)小学生讲不文明语言后心理表现或想法:(1)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舒服感。(2)有时边说边大笑，作为一种发泄的方式。(3)转载自第一范文网,请保留此标记听到周围的人讲过文明语言，所以不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3)小学生什么时候会说话不文 /明:(1)玩的时候:做游戏时有些人会赖皮，然后互相用语言攻击。(2)公共场合:一个同学在很多人面前让另一个人出洋相，被讥笑的那方就开始了语言攻击。(3)暗地里:和某人关系不好，不敢当面说，就在背地里说有损于他的话。分析　1)小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有些不文明语言是从家里、社会上听来的，还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在不文明的环境里，小学生的语言、举止都会受到影响。2)高年级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之一，就表现为用一些不太雅的语言表达心中的不满情绪，作为发泄的方式。有时并无恶意，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3)高年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讥笑同学，这也是讲不文明语言的原因之一。4)现在的独生子女的脾气、度量不算大、吃了亏，嘴上一点也不饶人，这也是原因之一。思考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作为现代中国人，应该发扬光大文明古国的传统美德。作为小学生，我们要担负起建设文明、繁荣祖国的重任，必须在各方面全面发展。幼儿教育社会调研报告调查对象:面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绝大多数民办学校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市场营销策略来吸引学生，本文以东莞民办学校为例。调查目的:东莞民办教育这几十年的历史、现状，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呢?在民办学校工作必需具备那些素质?调查方法:民办学校实际工作调查地点:东莞市调查时间:xx年3月——5月前言: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概况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私立教育源远流长。远在2400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等就开始兴办私学。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私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自此以后，私立学校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2年11月26日，彭真委员长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提出“两条腿”办教育的方针。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这个时期出现的民办教育多是非学历的文化补习性质的培训机构。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中国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指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民办教育推进到中、高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规范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进入了依法办学、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新阶段。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政府加大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力度。1999年夏，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会议决定，在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20xx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至今，我国民办教育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一、东莞市各级各类教育情况(一)学前教育。xx年，全市共有幼儿园727所，在园(班)幼儿208373人。在现有幼儿园中，公立集体办园175所，民办园552所。共有省、市一级幼儿园101所。本市户籍3-6周岁幼儿入园(班)率达95.35%，基本普及3年学前教育，实行6周岁入小学。(二)义务教育。xx年，全市共有小学331所，在校生552377人，本市户籍学龄儿童入学率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100%。全市共有初中151所，在校生187878人，，本市户籍学龄儿童入学率100%，毕业生升学率97.9%。全市“三残”儿童少年在校生501人，本市户籍“三残”儿童小学入学率98.8%，初中入学率98.17%。新莞人子女教育方面，全市中小学非本市户籍学生有549553人。非本市户籍小学生432597人，其中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有105011人;非本市户籍初中生96034人，其中在公办初中就读的有20976人;非本市户籍普通高中学生8792人，中职学生12130人。(三)高中阶段教育。xx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共有68所，其中普通高中(含完中)40所，在校生70398人;中职学校28所(含技工学校3所)，在校生50531人。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35744人，升入各类高中阶段学校就读的学生34985人，其中普通高中21155人，中职学校13830人。本市户籍学生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4.9%。(四)成人教育。xx年，全市有5所成人高等教育机构、32所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231所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年培训量达52万多人次，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规模达29756人(不含本市高校内的成人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全市共有20xx0人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共有51459人报名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五)民办教育。全市经批准开办的民办幼儿园有552所，民办中小学252所，其中办学层次为小学的有118所、初中10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04所、完全中学1所、普通高中1所、多层次学校9所、中职学校9所(含2所民办技工学校)。民办学校接收了大量新莞人学生，其中民办小学327586人，民办初中75058人，民办普通高中7456人，民办中职学校10228人。义务教育阶段新莞人学生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有402644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新莞人学生的71.4%。二、广东等沿海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民办学校?什么是民办学校?众所周知，广东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省份。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日新月异，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到这里淘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也为广东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连广东人自己都说我们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开发建设起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也背井离乡到了这里，教育问题却令他们头疼的。因为这些外来学生若要到当地的公办学校就读，每年要交一笔不菲的赞助费。教育体制的不公平给广东的民办教育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他们主打“不限户籍”、“免收赞助费”这两张王牌，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成长起来。可以说民办学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她给国家减轻了巨大的教育压力，对公办学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要给民办学校做名词解释的话，她应该是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下，有民营企业或私人出资建立的教育机构。三、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区别有哪些了?我认为的区别是民办学校需要招生，而公办学校就不需要。因为公办学校有稳定的生源。例如中华路小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司门口那块的。并且公办学校办学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拨款。民办学校由于姓“民”不姓“国”，注定她必须自己解决生源和办学经费。她的办学经费全部来自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如果没有学生来就读，就发不了教师薪水，食堂就不会冒烟，学校就有可能关门。再形象一点说，民办学校就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我们不仅要扮演教师的角色，在假期还要扮演推销员的角色。四、民办学校的管理体制?民办学校在管理上实行校长负责制，行政机构和公办学校是一样的。校长由创办该学校的公司董事会任命。业务上接受当地教育局的管理。教师薪水的结构为: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奖金。各学校的基本工资标准有一定的出入。浮动工资主要是班主任津贴和跟车津贴以及教龄工资。奖金当然就是工作上表现较好按等级发放。能力强的教师薪水还是很可观。我所在的学校小学部的王春霞老师11年7月因招生工作表现突出，招生奖就拿了1万元。行政领导的工资由董事会具体制定。每年都有岗位竟聘活动，能者上，庸者下，实行末位淘汰制度。在教学上，所带年级有学校视情况决定。每周的课时量在20节左右，量还是很大的，我们是新来的，又是科班出生，累点应该的。当语文老师一般要带班主任，任务就更重，除了代课，还要负责早自习和午餐午睡的管理。由于学生都是早接晚送，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车队，不带班的老师会跟车，负责学生在上学和放学在校车上的安全。每周日晚要开教师工作会，总结上周工作，布置下周工作。隔两周用校车送班主任出去家访。每月要进行量化考核。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比做天和尚撞一天钟好一点，毕竟我们还年轻。我们都知道，教育行业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学生安全工作始终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你的教育质量可以暂时在别人的后面，但出现了安全事故，就意味在你在竞争激烈的广东民办教育领域的黯然退出。所以各校对学生管理较为严格，要求学生在校随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教师工作压力随之增大。这需要我们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较强的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其实，你想一想你的学生都是外地人，又在异乡读书，父母基本上是打工族，一学期还要交不便宜的学费，忍心忽悠他们吗?对于我们这些刚出道的新人来说，最难的就是招生。学校对教师都制定了招生标准，达到或超过的有奖，未达到或排名最后要做处理。我们初来乍到，对环境不熟，没有人脉，没有技巧，这时就最能看出你在学校里综合素养的积淀。很多人对招生工作表现出抵触情绪，但要明白的是，在民办学校，你教学业务能力再强，没有学生你讲课给谁听，谁来认可你的价值。五、在民办学校工作必需具备那些素质?我把民办学校工作总结为九个字:“招的来，教的好，留的住”。这就需要我们除了具备良好的教育理论和技巧，还需要我们性格外向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积极的心态。学生的调皮你要能忍的住，千万不能使性子打骂学生，家长投诉就麻烦了。所以好脾气也很重要。实践证明，东莞市的民办学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为东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莞民办学校仍然面临着办学标准难以提升、教师队伍严重不稳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民办学校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在我看来，目前东莞的民办学校还需在三个方面多加努力。一是，东莞民办学校的整体办学条件仍需要优化。其次，要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此外，还要严格把好教育教学质量关，以优质的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民办学校良性发展。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主要从六个方面就如何提高儿童校外生活质量提出建议，具体方面如下：加快推进教育公平缩小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差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自然包括儿童的校外生活。所有儿童都向往美好、丰富、高质量的校外生活，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儿童的实际校外生活状况差异很大。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分布不均。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城乡和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和“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使乡村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这里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只是学校内的，同样包含校外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学校教育的统一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充分，更容易在儿童校外生活上体现出来，进而体现为教育的不公平。校外生活的分层与差异给儿童当下和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有效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之前，虽然三令五申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儿童校外教育的状况,但面对儿童、家长对优质教育、个性教育的旺盛需求，仍然需要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规范管理工作。《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因此，政府需要在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城乡教育资源以及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方面多做努力，缩小因经济条件差异导致的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差异，以弥合城乡差距、家庭背景差异给儿童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努力使每个儿童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都能享受良好的校外教育，过好校外生活。准确把握减负的科学内涵让儿童校外生活发展更加充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一直是政府、社会和家长关心的话题，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呈现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积极推进减负工作。但是，在竞争性的高考制度面前，提高考试成绩和减轻学业负担之间似乎成为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也是“影子教育”存在的根源。2018年末，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旨在“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落实具体的减负措施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把握减负的科学内涵。减负的本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变以往过于强化智育的局面，促进学生体能、身心、审美、劳动能力等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减负不是放松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能弱化对学生竞争力和抗压能力的培养，否则长远看来必将影响整个基础教育的竞争力，甚至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减负的同时必须增效。一方面，减负是要减去不必要的负担。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负担，而是要减去教学内容超标、过难和延长教学时间、挤占德美体劳时间，以及作业量不合理、重复性机械训练等给学生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确保中小学人才培养的水平。在校内高效完成学习任务，才能遏制校外的“影子教育”。要把减负增效后节省的 时间留给高质量的校外生活，让儿童参加兴趣小组或音体美劳活动，锻炼身体、参与实践。其次，还需要从转变教育观念、健全质量评价、加强专项治理、优化教学质量、强化全面发展、完善课后服务等方面系统设计学校减负工程，为儿童提供充足的自由支配的校外时间，为其提供丰富的现实空间和内容选择，提供更多的亲朋陪伴，让其在现实校外生活中培养兴趣、锻炼能力和品质、满足需要，才会让儿童把注意力从虚拟世界中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健康成长，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华网北京11月24日电(底东娜) 中国儿童中心于24日上午发布了《中国0-6岁儿童家庭教养中父母角色的调查研究》报告。深入分析了我国0-6岁儿童家庭教育中的父母角色、共同养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强调了父母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作用，关注了社会转型加速期家庭在养育和教育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首先从中国儿童中心作为国家级校外教育机构，围绕促进儿童健康人格的发展，大力提升家庭教育、早期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儿童中心在积极推动家庭教育发展中所做的努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副代表郑道在致辞中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中心在中国家庭教育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了感谢，指出要认真对待家庭和儿童的未来，需要走出舒适区，改变传统想法，支持并推动政府推出对家庭友好的政策和项目，为家庭创造合适的环境，帮助父母亲在孩子生命最初的关键几年里更好地保护孩子，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营养、游戏和早期学习经验，助力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介绍了“中国0-6岁儿童家庭教养中父母角色的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调查数据显示，一半左右的养育者认为养育是父母共同的责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养育者对共同养育的认同程度越高；3-6岁儿童养育者比0-3岁儿童养育者在角色认知上更重视“共同养育”。母亲仍被认为是教养的最佳负责人，特别是在儿童的“吃、穿、用”方面；中部地区、多子女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更强。养育者“知行不一”程度很高，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一致程度仅约两成，城市、东部地区、独生子女家庭和3-6岁儿童家庭的“知行不一”程度更高。父母之间“冲突与合作并存”是家庭教养中的普遍状态；相比于父亲，母亲更强调应由父母共同履行教养职责；在教养中，祖辈的实际参与要多于养育者的期待。养育者对父母角色表现情况评价较好，其中对母亲角色的评价优于对父亲角色的评价。养育者对孩子身体照顾和安全防护上的表现更满意，对孩子的陪伴、心理成长和教育方法相对缺乏信心。从角色体验上看，父母亲都明显感到养育孩子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影响比较大，但是养育孩子的幸福感体验也非常强烈，同时还增进了与配偶的亲密关系；母亲的亲子关系体验好于父亲。农村、西部、受教育程度低、流动儿童父母等人群角色准备较差。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的学历和收入对父母在养育孩子中双方的合作和冲突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经济压力低但又不是最富裕的家庭中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有更良好的相互协作。高收入家庭、高学历家长在养育中出现“滑坡”现象。根据以上发现，提出十一项对策建议：第一，提高家长对自身主体作用的认识，提升家长共同养育的能力。第二，提高全社会对父亲角色重要性的认识，普遍提高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第三，促进观念融合，增进代际合作水平。第四，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为家庭教育工作社会化提供政策支持。第五，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儿童情感和心理养育能力。第六，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教育指导。第七，加强对0-6岁儿童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视，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第八，积极支持培育社会组织机构，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第九，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工作监督评估机制。第十，对不同人群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第十一，推进家庭教育法律政策完善，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傅国亮对报告进行了点评，认为报告调查实、研究深、对策新、意义大。本次调查研究了0-6岁这一人生成长的第一个关键期，具有独特的根基价值，冲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确立了父母“共同养育”的新理念，这将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提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策略，为0-6岁家庭教养提供了新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首先代表全国妇联对研究的顺利完成和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她指出中国儿童中心完成的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妇联系统申报的家庭教育类课题中开了先河，实现了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新突破。研究具有独特的性别视角，对当前早期育儿方面普遍存在问题和误区进行了积极回应，印证了新时代家庭教育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于下一步创新开展妇联的家庭儿童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为了对我国当前0-6岁儿童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角色作出全面的了解和判断，并对其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进行适当的指导帮助。2015年，中国儿童中心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0-6岁儿童家庭教养中父母角色的调查研究”，在八省市发放问卷约31000份，对0-6岁儿童的父母教养情况进行了调研，并重点对家庭教养中的父母角色以及共同养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发布会上还首发了课题成果出版物《中国家庭教养中的父母角色——基于0-6岁儿童家庭现状的调查》一书，并举办了赠书仪式。

如果家长需“持证上岗”，有多少人能顺利拿到资格证？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十点读书、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发布《谁能深入“童”心——2020儿童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通过对一、二、三线城市的4-12岁少年儿童及家长的问卷调研，选择最主要陪伴孩子的家长作为调研对象，共回收1230份有效样本，围绕家庭陪伴、电子产品使用状况、阅读方式、社交方式、家庭教育五大方向，分析当代少年儿童的行为和诉求，为家长的陪伴和家庭教育提供参考。《报告》数据显示，仅半数家长能挤出时间固定陪伴孩子，与此同时，48%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亲子陪伴。仅37.2%的家长在亲子陪伴时不受工作影响“妈妈下班老是迟到，真想在她的车里装上火箭，这样她就能直接飞回家了。”这是5岁男孩然然的儿童节愿望。而他每到夜晚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等妈妈回家，常常等着等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像然然妈妈这样因为工作忙得顾不上陪孩子的家长不在少数。《报告》数据显示，超七成家长非常认同“父母的陪伴就是最好的亲子教育”，但往往道理都懂，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不工作赚钱，谁来养家？”这是家长们不能陪伴孩子的主要理由。从《报告》结果来看，仅有37.2%的家长在亲子陪伴问题上不受工作影响，有48.4%的家长不能每天挤出固定时间陪伴。就平均陪伴时长而言，工作日近七成家长为1-3小时，节假日超过四成的家长则选择3-6小时的“补偿性陪伴”。因为职业性质，38岁的歌手陈楚生常常会天南海北地四处出差，但只要完成了工作，他一般都选择呆在家里陪伴孩子。“如果需要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再忙，我们基本上都会保持每天视频的习惯。”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他不希望自己在某一阶段“断档”太久，要想尽办法让孩子感受到“父亲”这个角色的真实存在。但数据显示，能做到“抛开其他事情全心陪伴”的家长仅占两成，其余的家长则会考虑将时间“花在刀刃上”：做家务、聊微信、刷微博、处理工作，一样都不想落下。例如在二年级的北京小朋友郭子煜的眼里，爸爸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和同事在微信上打字”。不过，较之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家长陪伴孩子时则更加专注，全心陪伴的比例明显更高。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夏婧认为，真正有效的陪伴，应该是基于亲子交流的一种良性互动。可惜，很多家长都将“陪伴”单纯地等于“陪同”，因为自身原因，而忽略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48%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或可替代亲子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日益渗透到新一代儿童群体。爱恨交织，成了多数家长面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的心情。《报告》显示，有43.3%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可以启发孩子思维，但也有46.1%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会削弱孩子的想象力。对于电子产品，超半数家长认为要尽可能减少使用时长，也有30.4%的家长接受在监督之下或作为奖励使用，仅有0.9%的家长表示“坚决不让孩子碰”。调查发现，沉迷电子产品的孩子超过两成，三线城市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平均时长较一、二线城市更高。总体而言，半数孩子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集中在0.5-1.5小时范围。45岁甘肃兰州的全职妈妈张女士就很喜欢和孩子协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让双方达成共识。“手机和电脑是现代人都绕不开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反对孩子接触这些。堵不如疏，只要适度引导，不必担心她沉溺网络。”张女士选择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中，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对电子产品爱恨交织的另一面，是家长对陪伴子女时间的妥协。《报告》显示，忙忙忙是家长压缩亲子陪伴时间的普遍原因。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他/她会自己玩”也成了越来越多家长不陪伴的理由。此外，比起辛苦带孩子，还有近三成的家长更愿意享受个人世界的快乐。而当无法陪伴孩子时，有48%的家长选择使用电子产品替代亲子陪伴。从事自媒体的霍燕就是这48%中的一员。当四岁半的孩子在家里吵闹得没法控制时，还需要忙家务或工作的她，就会选择主动打开电视或平板电脑，让孩子安静下来。据霍燕观察，“包括在外面朋友聚会时，也有很多家长拿出手机给孩子玩，这样大人们才能有时间聊天。”孩子玩电子产品就安静不闹腾了，这样家长倒是省事儿了。但夏婧教授认为，这实际上只是假专注，因为孩子并没有积极地和外界发生作用，只是单纯地被电子产品里的虚拟世界所牵引。此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学龄前玩手机游戏的孩子，执行功能普遍较差。超半数家长缺乏对孩子阅读的引导时代在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依旧是家长们对孩子不变的期盼。在电子产品飞速普及的时代浪潮下，超七成孩子的阅读仍以纸质书为主。58.7%的孩子偏爱童话故事，也有34.9%的孩子在科幻故事里放飞想象。《报告》显示，家长学历影响孩子平均阅读时间。喜欢阅读的孩子比例为61.4%，34.5%的孩子能保持平均每天0.5-1小时的阅读时间，这二者的比例和每天平均阅读时间均与家长的学历成正比。调研中，辅导孩子写作业、陪孩子阅读等，是多数家长最重视的陪伴，但仅有23.5%的家长会全程陪伴孩子读书。“缺乏指导不知道如何陪”是阻碍家长陪读的主要原因，其次，“没有时间”也成了亲子共读的拦路虎，12.7%的家长则坦言自己对阅读没有兴趣。5岁男孩然然的妈妈曾尝试给儿子讲睡前故事，她发现，儿子的情绪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流转而波动，这是好事。遗憾的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这个睡前讲故事的习惯没能长期坚持下来。但她仍期待理想的亲子共读状态：两个人分别安静地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能给对方分享自己在书中看到的故事。小伙伴的吸引力远大于电子游戏当社会普遍担心儿童沉迷电子产品时，数据却不这么“认为”。报告显示，比起玩电子游戏，60.1%的孩子更喜欢在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后者强烈的沟通感，是前者所不能给予的。有部分孩子表示，如果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电子游戏，那将是比较理想的娱乐模式。身边的小朋友是孩子结交朋友的主要对象，超六成的孩子有2-3个朋友，但也有8.1%的孩子没有任何玩伴。对于45.3%的孩子来说，朋友不问出处，他们很快就能和陌生的小朋友玩到一起。在参与群体活动时，有11.7%的孩子愿意成为领导者，超六成的孩子则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但根据《报告》结果，小小少年，也有烦恼。近六成的被访家长认为孩子在社交中存在各类的困扰，如22%的孩子“畏怯，不敢主动交往”，而“没有机会结交朋友”的孩子则占比17.3%。要解决这些困扰，夏婧教授建议，首先，要为孩子创造社交环境，多带他们去参与家庭聚会、朋友聚餐等；其次，传授孩子正确的社交技能，例如如何与别人打招呼，如何进行协商探讨规则等；再次，培养孩子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新一代家长望子成龙无须“棍棒加身”对比起“填鸭式教育”，这一届家长似乎更开明。在进行教育消费时，近八成的家长愿意遵从孩子的兴趣意愿，仅有9.2%的家长会参考其他家长的选择。相较于严厉的“虎爸虎妈”，新一代家长更愿意树立亲切和蔼的形象。超过九成家长认为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尚可，其中45%的人表示孩子愿意与其谈心，46%的人则表示能和孩子玩到一块儿。兰州全职妈妈张女士说，自己12岁的女儿很喜欢和她分享日常中的喜怒哀乐。这位给自己亲子教育打出满分的家长，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父母于孩子而言，能身兼老师、朋友、榜样等多重角色，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变化，随时调整策略，就好像放风筝，太紧了会崩断，太松了飞不起来。”数据显示，“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已不再流行，家长普遍注重对孩子生活习惯、沟通能力和三观的教育，而高学历相对低学历的家长更注重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亲子间的平等交流已成新风尚，新一代家长正在努力“进化”成孩子们眼中更优秀的长辈。在无法兑现承诺时，湖南永州的严先生会主动和孩子说“抱歉”，因为小时候自己父母答应过的事情曾被落空，导致他耿耿于怀很多年。如今，“因为明白那种失落的感受，所以不希望它重现在孩子的身上”。那么，在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后，家长们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调研中，望子成龙还是大多数家长的期待。47.6%的家长希望孩子“追逐梦想，有所成就”，仅有23.5%的家长对孩子对未来的期许是“平淡是真，精神富裕。”“虽然孩子没有长成我希望的样子，但我接受她每个阶段的变化。现在的陪伴终究是为了将来的放手。”张女士说，自己不会把曾经的梦想加诸女儿身上，她的人生终究是她自己的。（文中然然为化名，脱侯斌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本报告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其中，性侵儿童案例统计部分，数据来源于2019年度媒体公开报道案例（含各级法、检察院官网和认证账号公开的案例）；儿童性侵教育调查部分，数据来源于对31省份的家长进行的线上问卷调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报告所统计分析的性侵儿童案例均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当年实际发生或者判决的案例未经媒体报道的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报告统计的案例数量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学界的共识是，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本报告以“媒体公开报道”为案例收录标准，即是为了呈现和分析在综合因素下进入大众视野的案例的特点、趋势和代表意义，以呼吁社会各方关注儿童被性侵和防性侵教育缺失的严峻现状，为相关机构提供这一领域的参考资料。本报告今年的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部分，在一些维度上与往年数据进行了对比，以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我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变化。此次报告为“女童保护”连续第7次发布，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本报告所得出的大部分数据结论均与官方相关数据相印证；基于本报告所形成的多个倡议，也较好地反映和呼应了我国性侵儿童治理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精神。此报告的发布，亦是在努力推动消除性别暴力，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的实现。一、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数据情况1. 2019年曝光性侵儿童案例301起，受害儿童逾800人“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数807人（未表明具体人数的案例中，“多人”按3人计，“十几人”按15人计，“几十人”“数十人”按30人计），年龄最小的为4岁。2013年至2018年，每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从案例总数上看，2019年数据相比往年较低，并不代表实际性侵儿童案例数量降低。例如，有地方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该市检察机关受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就超过百件，但媒体报道中只提及案件数量而未描述相关案情基本信息，无法进行案例分析，所以本报告未包括这类数据。同时，由于案例的特殊性，以及受社会认知、风俗习惯、传播规律、搜索规则等因素影响，媒体报道案例数量的相对浮动也属正常现象。2.熟人作案超七成，家庭成员性侵问题复杂“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表明人际关系。熟人作案比例高，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2014年）。212起熟人作案的案例中，依次为：教师、教职工（含培训老师）作案76起，占比35.85%；家庭的亲戚朋友作案27起，占比12.74%；邻居（含同村人）作案24起，占比11.32%；家庭成员（父亲、继父等）作案22起，占比10.38%；网友作案21起，占比9.91%；其他生活接触人员作案42起，占比19.81%。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也更大。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女童保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3.性侵者多次作案比例过半，持续作案最长达22年“女童保护”发现，在301起案例中有，有167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301起案例中，施害人对同一受害人多次实施性侵的有47起，占比15.61%；一人性侵多人的案例84起，占比27.91%。在没有外界力量阻止的情况下，施害人往往多次作案，不会自动终止，持续作案往往达到2～3年，本年度曝光案例中，持续作案最长的时间长达22年。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熟人作案中。这提醒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属于性侵害”，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需要告诉孩子，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时，万一遭遇性侵该如何应对。如遭遇性侵，应及时告诉家长，及时报警、求助、维权等。如果沉默，可能让施害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伤害。除了加强防范教育外，“女童保护”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加快全面推广速度和完善制度建设，使未成年被害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4.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近九成，小学和初中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例高“女童保护”统计，在受害儿童的男女比例上，从案例数量来看，301起案例中共有293起表明了受害人性别，其中女童为272起，占比92.83%；男童为21起，占比7.17%。从受害人数量上看，807名受害人中有758人表明了性别，其中女童677人，占比89.31%；男童为81人，占比10.69%。男童被性侵状况同样不容忽视。受害人年龄分布上，301起案例中，受害人14岁（不包含14岁）以下的173起，占比57.48%；14~18岁（不包含18岁）的49起，占比16.28%；表述为“未成年”“幼女”“儿童”的79起，占比26.25%。按照一般学龄段来看，可统计出的7~12岁小学学龄段的125起，占比41.53%；13~15岁初中学龄段的56起，占比18.60%。5.施害人呈现高龄化趋势，最大年龄94岁；未成年人犯罪须警惕“女童保护”统计，301起案例中有150起表明了施害人年龄，施害人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94岁。150起表明施害人年龄的案例中，施害人18岁（不含18岁）以下15起，占比10.00%，这远远高于部分省份公布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需要警惕；18~30岁32起，占比21.33%；31~40岁19起，占比12.67%；41~50岁34起，占比22.67%；51~60岁25起，占比16.67%；61~70岁19起，占比12.67%；71~94岁6起，占比4.00%；总体上算，施害人40岁以上的占比59.33%。6.平均每件案例受害人数上升，网络性侵形势严峻“女童保护”统计发现，2019年案例总数虽然相比往年相对较低，但平均每起案例受害儿童2.68人，高于2018年的2.37人、2017年的1.60人和2016年的1.80人。在301起案例中，受害人3人以上（包含3人，类似数据表述下同）的案例78起，占比25.91%；受害人5人以上的案例34起，占比11.30%；受害人10人以上的案例17起，占比5.65%。本年度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21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占比9.91%。“女童保护”认为，虽然呈现出的数据相比较不高，但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几十人受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传播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也越来越多。“女童保护”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涉儿童色情制品信息举报通道，接到相关问题应优先、集中力量处理；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监管，对涉及儿童的图片、影视视频等应该细化分类管理，实施分级制度；强制互联网平台完善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技术筛查和人工干预预防侵害儿童行为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7.校园等儿童活动场所是性侵儿童案件高发场地“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230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的有80起，占比34.78%；在施害人住所的有51起，占比22.17%；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31起，占比13.48%；在受害人住所的20起，占比8.70%；在公园、广场、公交等公共场合的有19起，占比8.26%；在宾馆的有18起，占比7.83%；在网络上发生的有11起，占比4.78%。这一案发场所统计结果与往年相近。学校、培训中心等儿童密集活动的场所，虽然是儿童的临时监护场所，但也是性侵案高发地，所以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并对儿童加强防范教育。8.城市和农村儿童均面临风险，城市儿童被性侵案例占比较高“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媒体报道的301起儿童被性侵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71起，占比56.81%；发生在县城的71起，占比23.59%；发生在农村的41起，占比13.62%；另有18起未表明城乡地域分布。这一数据与2018年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与此同时，“女童保护”认为，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而是反映了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年度报道规律，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二、2019年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调查1.小学生家长是关注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本部分报告数据来源于31省份的线上问卷调查，共收到32517位家长的有效问卷。其中，城市占比34.77%，县城占比32.27%，农村占比32.96%；0～6岁以下儿童的家长3377位，占比10.39%；7岁~12岁儿童的家长25926位，占比79.73%；13岁～15岁儿童的家长2709位，占比8.33%；16岁~18岁（不含）儿童的家长505位，占比1.55%。这一样本分布比例与往年相近。可以看出，孩子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是关注“女童保护”和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父亲占22.21%，母亲占74.10%，祖辈占2.09%；其他监护人占1.61%。这一数据也与往年基本持平，女性依然占了大多数比例。实际上，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构建好家庭监护防线，需要所有监护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2.家长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明显提升“女童保护”统计，在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对于媒体频繁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例，57.03%的人表示听说过，28.71%的人很关注；14.2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3%、29%、28%。如果孩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长表示能从孩子的言行中识别出来，39.77%的家长不确定，8.25%的家长表示不能；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35%、38%、27%。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几年中，家长对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3.家长的监护意识和安全意识有明显增强“女童保护”发现，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69.71%的人近几年从未将孩子交给异性熟人（例如邻居、朋友、保安）照看，28.81%的人偶尔会有，1.48%的人经常会有；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6%、46%、8%。对于孩子身边的异性成年人角色，67.90%的家长对其了解；18.61%的家长不了解；13.49%的家长没关注过；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29%、59%、12%。从这几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意识和安全意识都有明显加强。4.家长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不断完善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系统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数，2019年接受调查的家长中有22.24%的人表示没有过，2016年这一数据是68.63%；明确有过的占比52.33%，2016年这一数据是31.37%。2019年的调查显示，50.05%的家长正在学习儿童防性侵知识，5.94%的家长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看出，家长对孩的防性侵教育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5.超半数家长不太了解性侵儿童案件熟人作案多“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对于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50.61%的家长表示不太了解，5.97%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对此比较了解的占比为43.42%。对熟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已有案例表明，一些儿童性侵案就发生在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儿童监护人也在家，但由于儿童没有防范意识，家长对此也很无知，给了施害人可乘之机。6. 仅四成家长对孩子上网进行严格监管“女童保护”统计，对于孩子是否用手机、电脑等工具上网，27.16%的家长表示孩子不上网；29.17%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会偶尔进行提醒、教育；42.4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并会对其严格监管；1.2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但基本没有对其进行监管。“女童保护”提醒，儿童使用网络的几率非常高，家长务必要加强对儿童上网的监管并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多起网络性侵儿童案件警示我们，儿童防范意识薄弱，在网络游戏、社交工具等平台上，不容易识破犯罪分子的伎俩，容易被欺骗和诱导。7.家长希望通过专业方式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家长们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对孩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流等。“女童保护”自2013年6月发起以来，截至2020年3月底，已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了大量志愿者，并通过与地方妇联、法院、检察院、教育局、团委等部门合作，使得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宽，面对面授课覆盖儿童超过372万人，覆盖家长超过59万人；此外，还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和讲座，目前各个平台上已有数千万网友参与。但这相对于全国2亿多儿童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女童保护”呼吁，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也建议教育部门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中。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2020年5月18日

本文转自【公益时报】；“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5月18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女童保护”呼吁，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也建议教育部门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中。受害儿童逾800人“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数807人，年龄最小的为4岁。2013年至2018年，每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表明人际关系。熟人作案比例高，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也更大。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女童保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女童保护”发现，在301起案例中有，有167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报告》指出，这提醒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属于性侵害”，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需要告诉孩子，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时，万一遭遇性侵该如何应对。如遭遇性侵，应及时告诉家长，及时报警、求助、维权等。如果沉默，可能让施害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伤害。除了加强防范教育外，“女童保护”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加快全面推广速度和完善制度建设，使未成年被害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儿童活动场所是案件高发场地“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230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的有80起，占比34.78%;在施害人住所的有51起，占比22.17%;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31起，占比13.48%;在受害人住所的20起，占比8.70%;在公园、广场、公交等公共场合的有19起，占比8.26%;在宾馆的有18起，占比7.83%;在网络上发生的有11起，占比4.78%。这一案发场所统计结果与往年相近。学校、培训中心等儿童密集活动的场所，虽然是儿童的临时监护场所，但也是性侵案高发地，所以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并对儿童加强防范教育。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度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21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占比9.91%。“女童保护”认为，虽然呈现出的数据相比较不高，但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几十人受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传播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也越来越多。“女童保护”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儿童色情制品信息举报通道，接到相关问题应优先、集中力量处理;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监管，对涉及儿童的图片、影视视频等应该细化分类管理，实施分级制度;强制互联网平台完善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技术筛查和人工干预预防侵害儿童行为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与此同时，“女童保护”统计，对于孩子是否用手机、电脑等工具上网，27.16%的家长表示孩子不上网;29.17%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会偶尔进行提醒、教育;42.4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并会对其严格监管;1.2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但基本没有对其进行监管。“女童保护”提醒，儿童使用网络的几率非常高，家长务必要加强对儿童上网的监管并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多起网络性侵儿童案件警示我们，儿童防范意识薄弱，在网络游戏、社交工具等平台上，不容易识破犯罪分子的伎俩，容易被欺骗和诱导。从地区来看，“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媒体报道的301起儿童被性侵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71起，占比56.81%;发生在县城的71起，占比23.59%;发生在农村的41起，占比13.62%;另有18起未表明城乡地域分布。这一数据与2018年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与此同时，“女童保护”认为，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而是反映了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年度报道规律，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需要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调查显示，孩子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是关注“女童保护”和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父亲占22.21%，母亲占74.10%，祖辈占2.09%;其他监护人占1.61%。这一数据也与往年基本持平，女性依然占了大多数比例。实际上，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构建好家庭监护防线，需要所有监护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女童保护”统计，在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对于媒体频繁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例，57.03%的人表示听说过，28.71%的人很关注;14.2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3%、29%、28%。如果孩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长表示能从孩子的言行中识别出来，39.77%的家长不确定，8.25%的家长表示不能;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35%、38%、27%。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几年中，家长对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系统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数，2019年接受调查的家长中有22.24%的人表示没有过，2016年这一数据是68.63%;明确有过的占比52.33%，2016年这一数据是31.37%。2019年的调查显示，50.05%的家长正在学习儿童防性侵知识，5.94%的家长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对于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50.61%的家长表示不太了解，5.97%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对此比较了解的占比为43.42%。对熟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已有案例表明，一些儿童性侵案就发生在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儿童监护人也在家，但由于儿童没有防范意识，家长对此也很无知，给了施害人可乘之机。“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家长们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对孩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