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艺术指导博士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聆听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历史故事，很高兴在这里和朋友们相遇，历史在于不断地发现，在于用真实材料说话，让大家可以在茶余饭后，成为我们的谈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悠久、博大精深，先辈通过真实记录，让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从而传承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护意工分子”。《被开量的处女地》在出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937年有人污度他要在额河流命，经他亲自去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沙篇小说《历史的人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一家》是写鸟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的肯，但是，联其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其“是一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对的作品”。2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年5月，已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活动”，并于1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饮科批上演列诺夫的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禁止在剧院演出。”2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谢谢大家观看，喜欢小编的请关注一下小编，我们下期再会。

标志性建筑俄罗斯风景俄罗斯建筑留学优势●教育水平高俄罗斯是科教大国，高教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拥有许多国际著名大学。在文学、艺术、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列宾美术学院、圣彼得堡体育大学等。●文凭含金量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在俄罗斯取得的高等教育学历，并且中俄两国两国政府均签署了相互承认对方学位及学历的协议，俄罗斯文凭也将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国家崛起而升值，与其在美、加、英等国上二流大学，不如到俄罗斯上一流大学。●留学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高二、高三毕业就可申请免试入学，只需要提供毕业证或在校证明、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单、护照；申请周期一般是2个月。●留学成本低说起“留学”，多数人首先想到美国、英国、加拿大，但这些国家至少每年20多万元的学费、生活费让不少工薪阶层望而止步。而留学俄罗斯的花费只是英联邦国家的1／3左右，平均一年学费+生活费+住宿费=5万元左右，个别院校在7-8万元。●申办成功率高美、英、加、新等国留学签证均有拒签之说，申请者中平均有1／3学生会被拒签。而俄罗斯的签证成功率几乎是100％。学制设置：预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申请流程：1、语言B1/B22、作品集/面试，通过专业预审3、考试/面试邀请函4、专业考试通过后入系学习5、申请者应试时需要年满18周岁1、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创建于1866年9月1日，是继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之后俄罗斯第二个成立的音乐学院，原名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是全球举世闻名的音乐教育重镇，是由杰出钢琴家、指挥家兼音乐推广者尼古拉·鲁宾斯坦（Nikolay Rubinstein）（1835-1881），于1866年9月1日创立。创建初期柴可夫斯基在此任教。后为了纪念柴可夫斯基，苏联政府将其更名为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目前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欧洲音乐学院联盟成员,柴院以培养大师级音乐家为宗旨。学校为学生提供5年制专家学位教育，归国后认证为硕士文凭。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作曲系（作曲技术理论）、钢琴系（钢琴独奏、声乐艺术指导、室内乐）、乐队演奏系（弦乐、管乐、打击乐）、音乐理论-音乐史系、指挥系（乐队指挥、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声乐系（歌剧独唱、室内乐独唱）、音乐史和现代音乐艺术系。语言要求：俄语TORFL-1/TORFL-2学费：8,248欧元——11,326欧元/学年（视具体专业/年级而定）2、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全称：圣彼得堡国立Н.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俄语：缩写СПбГК）建立于1862年，是世界著名的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高等音乐院校之一，也是俄罗斯联邦最古老的音乐学府。由著名的Anton Rubinstein（安东·鲁宾斯坦）；以及Henryk Wieniawski（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Karl Schubert（卡尔·舒伯特）等建立。键盘器乐系一钢琴组、管弦乐系一弦乐组、管乐及打击乐组、作曲系、音乐历史理论系组、声乐系组、合唱指挥系组、民族器乐系组院校专业课程设置：语言要求：俄语TORFL-1/TORFL-2学费：230,000卢布——501,900卢布/学年（视具体专业/年级而定）3、格涅辛音乐学院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建于1895年，由著名的格涅辛音乐世家创立，目前是全俄罗斯培养本国及外国音乐艺术全面人才、并授予俄罗斯教育制度承认的各种高等学历的最知名的学府之一。本院包括所有的教育形式和阶段：四年本科或五年专家以及两年研究生和博士学位。院校专业课程设置：钢琴系、管弦乐器系、吹奏乐器及打击乐、民乐器 、声乐系-美声及独唱、合唱指挥（美声及民歌）、作曲系语言要求：俄语TORFL-1/TORFL-2学费：4,200美元——6,000美元/学年（视具体专业/年级而定）4、萨拉托夫国立音乐学院萨拉托夫音乐学院建立于1912年，是俄罗斯第三所音乐学院，位于萨拉托夫市中心，院校主楼哥特式风格，是萨拉托夫的标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学院以优秀的俄罗斯男高音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索比诺夫的名字命名。萨拉托夫国立音乐学院下属有四个学院，分别是中等专业教育学院，高等表演艺术学院，高等艺术与理论艺术学院，研究生与继续教育学院。除了中等专业教育学院是2007年成立的，其余学院都是在建校之初1912年成立的。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交响乐管弦乐器系、合唱与指挥系、声乐艺术系、音乐理论与作曲法系、钢琴演奏系语言要求：俄语TORFL-1/TORFL-2学费：200,000卢布——250,000卢布/学年（视具体专业/年级而定）5、格林卡国立音乐学院格林卡国立音乐学院创立于1946年，是由来自首都的一批优秀音乐家、学者建立的。今天的下格音已经成为一所自主，权威的俄罗斯高等院校，是国家的大型科教中心。下格音和莫斯科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俄罗斯音乐学院相比，是一所以教授传统音乐见长的艺术院校，在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院校专业课程设置：钢琴、管风琴、小提琴、长号、图拔、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萨克斯、木琴及俄罗斯其他民族乐器、声乐（美声和民族唱法）、表演（音乐剧演员）、指挥（交响乐指挥，合唱指挥）、作曲、音乐编导、音乐管理6、莫斯科国立格涅辛音乐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格涅辛音乐学院建于1895年，由著名的格涅辛音乐世家创立，是全俄罗斯培养本国音乐艺术全面人才、并授予俄罗斯教育制度承认的学历。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乐器演奏：钢琴、手风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竖琴、双贝司；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低音管、萨克斯管、法国长号、喇叭、长号、大号；八音、手风琴、三弦琴、吉他；声乐：美声独唱；民声独唱指挥：歌剧-交响乐指挥；合唱指挥作曲与作曲理论音乐理论流行歌曲表演流行爵士乐表演7、喀山国立音乐学院喀山音乐学院于1945年成立。是俄罗斯联邦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外第三大城市的高等音乐学府。音乐学院的奠基人 – 第一批教授与教师都是莫斯科，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继承了俄罗斯音乐专业教育的最优秀的传统，然后在以后六十多年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院校专业课程设置：钢琴系（钢琴，管风琴，古钢琴）管弦系（弦乐系，管乐系，打击乐）民族乐器系（民族乐器）声乐歌剧系（美声）指挥系（合唱指挥，乐队指挥）作曲系（作曲，音乐研究，音乐民族历史）鞑靼音乐艺术（乐队民族乐器，民族唱法，音乐研究）8、新西伯利亚国立格林卡音乐学院新西伯利亚国立格林卡音乐学院，俄罗斯十二大音乐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9月1日，以1957年3月以格林卡命名，是俄罗斯亚洲地区唯一的音乐学院，可培养中级、高级、大学后期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音乐专业人才，目前学校拥有170多名家专家和教师在此任教，在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院校专业课程设置：目前音乐学院有6个系，17个教研室，37个专业。钢琴系；乐队系；民族乐队系；声乐系；指挥系；理论作曲系

早早赶来排队的市民兴奋地展示自己买到的票。　申冉　摄中新网南京10月21日电(记者 申冉)21日，记者从江苏大剧院获悉，俄罗斯“艺术航母”马林斯基剧院携名剧《天鹅湖》《麦克白》《彼得与狼》等首次登陆该剧院的消息，受到当地乐迷热烈追捧。“江苏大剧院·马林斯基剧院艺术节”的开票首日，仅一个多小时票房就接近百万元，足见高雅艺术在国内的粉丝基础依然十分雄厚，经典作品历久而弥香。作为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马林斯基剧院是俄罗斯歌剧和芭蕾的摇篮、俄罗斯文化的象征。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瓦莱里·捷杰耶夫也是当代独具影响力的俄罗斯指挥大师。在他的指导下，马林斯基剧院的影响再次扩张到了世界主流舞台，赢得广泛的赞誉，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艺术殿堂之一。据悉，江苏大剧院花了一年时间与马林斯基剧院进行沟通，终于邀请到捷杰耶夫亲自率团，携马林斯基剧院久负盛誉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歌剧《托斯卡》《麦克白》、儿童交响乐《彼得与狼》以及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首次登上江苏大剧院舞台。据江苏大剧院运营总监陈正哲博士介绍，其实捷杰耶夫去年就曾率慕尼黑爱乐乐团献演了两场音乐会，受到乐迷们热捧。“有了第一次与中国乐迷粉丝的美好互动，此次捷杰耶夫特别带来了‘亲兵’，上演全套剧种，实属难得。”国内高雅艺术市场随着高档次剧院的增长而稳步增长。　申冉 摄记者了解到，对于此次高雅艺术“大餐”，当地不少乐迷早就翘首以待。在开票首日，一位大学老师刘小姐告诉记者，曾有幸在俄罗斯欣赏过马林斯基剧院的《天鹅湖》，没想到有机会在家门口看到大师级的表演，“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级高雅艺术走上中国的舞台，我们粉丝也能够全年度大饱眼福了。”江苏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内各大城市近年来纷纷筹建高等级的剧院舞台，音效、舞台和剧场设备等方面都渐渐跟上国际要求，这给全球的高雅艺术团体带来了更多进入中国艺术市场的机会。“自江苏大剧院开演以来，各类交响乐会、芭蕾舞剧、音乐剧、话剧都有不俗的票房，国内高雅艺术的市场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挖掘。”(完)

近日，新锐词作家、诗人陈萌萌( Meng Meng Chen)携青年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马涵博(Hanbo Ma)共同创作艺术歌曲《Piano Language》及其中文版《钢琴语言》，并由青年高音女歌唱家赵幽( You Zhao)在美国各大院校的多次音乐会成功演出，不仅深深感染、打动了现场的听众，更获得了美国白宫授予的国家艺术奖得主、著名作曲家Morten Lauridsen的称赞与肯定，从而开创了新新类艺术歌曲先河。这三位来自中国的旅美女学霸怀揣着共同的音乐梦想。面对当今流行歌曲与商业文化双重冲击的背景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人，都离古典音乐和人的内在情感越来越远。艺术歌曲渐渐被遗忘，只成为“学院派”的专属。故她们勇于尝试以一种既回归古典音乐本源，又更贴近现代普罗大众心灵的新艺术歌曲形式，注重表达个人情感和现实生活感受。穿越古今中外现代诗词与音乐高度契合的《Piano Language》及《钢琴语言》源于古典，走进现代，来自校园，走向社会，成其首推孕育而生的新新类艺术歌曲开篇之作。“源自欧洲的古典艺术歌曲是由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种音乐体裁，歌词大多选自著名的诗人或来自经典的诗文诗词，其名称因浪漫主义音乐大师舒伯特的作品而确立，成为一种独立类型的歌曲种类。它结合了优美旋律和人声两个最具普遍感染力的音乐因素，使艺术歌曲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欣赏性，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在音乐上，要求曲调必须与富有诗意的唱词有着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反映出诗人与作曲家内心深处难以言表，高雅向上的艺术境界。”中国艺术歌曲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后，也曾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以李叔同、赵元任、郑秋枫为代表人物及其经典作品仍传唱至今。但可惜的是，提起艺术歌曲，人们只想起去听欧洲的，因老一辈的音乐人年岁已高，而新生代的一辈又极少接触和从事艺术歌曲的创作，故中国艺术歌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来自中国的陈萌萌、马涵博和赵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她们在创作英文艺术歌曲的同时，不忘坚持艺术歌曲的母语创作。希望不仅让中国听众重温世界古典，也能让世界对中国文化不止于中国民歌，而更多了解到中国年轻一代对艺术歌曲的追求与向往，为促进和推动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构建一条新的音乐之桥。正是基于这种考量，《Piano Language》和《钢琴语言》无论在词、曲、演唱，都摒弃了艺术歌曲固有的形式枷锁，却保留传承了艺术歌曲“少即是多”这一审美特征与核心精神，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及中国艺术歌曲的底蕴，拒绝迎合市场逐利，潜心探索人们内心深处最真最美的动人瞬间和未知的音乐天空。陈萌萌与马涵博因钢琴结缘，两人都执爱舒伯特随兴、朴素，即深邃又不失优美的曲风。陈萌萌非常欣赏马涵博对音乐独特的感悟和高超的演奏水准，马涵博也很欣赏陈萌萌简约的诗词中所释放出独特的影像艺术张力，由于两人对音乐审美取向的共鸣，彼此心有灵犀、一拍既合，玩起了古典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的实验。当马涵博收到陈萌萌《Piano Language》和《钢琴语言》两版诗词后，果然打动了她的心，她很喜欢这两版诗词在淡淡的忧伤中却透着积极向上的光亮。《Piano Language》和《钢琴语言》这两版诗词不失为一次新尝试的突破，如第一段落“没想过你会回来，十年过去，树叶又红了。”仅16个字就形象地勾勒出时空流转的变换。一开始就抓住了听众的兴趣，接下来简约的诗词更是紧扣主题，层层递进，尤其诗歌高潮段落“你一直在我身边，靠近钢琴，嘴角漾着笑”更有如电影场景，令人难以忘怀。结尾段落则以唐诗宋词中留白的表现手法，给听众无限想象的空间，如同欣赏完一部艺术电影，留下深切的感受与回味。诗词中的“你”也许是久违的老朋友，也许是久别的恋人，也许是曾经的自己......提醒着我们过去的人生并不孤独、乏味。“你”到底有没有回来，我和“你”有没有再见已不重要，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与“你”的链接，“你”就一直在，在风里，在音符里......曾经有过的记忆已是永恒。诗词最后一句颇有音乐里“fermata”无限延长的意味。陈萌萌的语言风格，给人一种质朴、细腻、干净、淡雅的感觉，它自然流露出极具诗意的画面感，看似云淡风轻却在不经意中触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久久萦绕。《Piano Language》(中文：钢琴语言)Never thought you’d return没想过你会回来It’s been ten years十年过去The leaves are red again树叶又红了Time passes in a haze不知不觉I play on and off我断断续续弹着Embarrassed at first开始有些尴尬That every song becomes后来每首歌都成为A funny dream about you关于你有趣的梦You’re always at my side你一直在我身边Close to the piano靠近钢琴Laughing with such ease嘴角漾着笑Mute wood and wind无声的木头与风Echoing what’s within袒露心声We do not speak我们没有说话I know you’re still listening我知道你还在听As the last note fades最后的音符消失马涵博对旋律的构思与设计也别有一番创新的建树，它注重以一种诉说独白的方式来呈现诗词的核心意涵。节奏则打破传统拍号，速度稍显自由-开头的独唱，为歌者的喃喃自语：“是你回来了吗？从未想过你会回来…”在一句话中，歌者会有两次停顿。整首歌的基调并不是一味伤感，而是淡淡的忧伤中带着释然。固在调式选择上没有完全遵循古典音乐传统意义上的大小调，而是运用了一些现代感的蓝调和弦。在中间段和开头结尾的节奏运用有虚实的差别，中间段为更稳定的节奏和拍型，形成了强弱反差及更大张力。而结尾，让喃喃自语的影像再度闪回，将曲子结束在令人回味的意境之中。词曲脱稿后，便由马涵博在伊斯曼音乐学院和南加大，一起读博士的同学赵幽演唱。赵幽师从美国艺术歌曲研究领域领头人Cameron Stowe，她长期致力于艺术歌曲的研究与演唱。她领悟这首新新艺术歌曲之后，并在陈萌萌与马涵博的现场监制和启发下，对自己以往的演唱风格，迅速做出了从未有过的调整与创新。比如，她摒弃了传统美声的套路，采用了真实自然的全新演绎风格。因艺术歌曲的难度在于马涵博的现场弹奏要与赵幽的声乐部分同时进行，而且伴奏只有钢琴，没有别的烘托手段，演奏者与歌者一丁点的瑕疵都将暴露无遗，但她们三人都认为应将这种真实的现场感保留其中，正是这个“瑕疵”的存在，与词曲高度契合，从而形成真正有温度的新新艺术歌曲。陈萌萌、马涵博、赵幽三位旅美女学霸合作的《Piano Language》、《钢琴语言》中英文两版在美国各大院校成功演出后，近日英文版已在美国各大音乐网络平台发布，这种曲高和寡的艺术歌曲类型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美国当代艺术歌曲的领军人物、当代著名作曲家Morten Lauridsen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马涵博与陈萌萌、赵幽的有益尝试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并对她们这种新新类艺术歌曲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与期待。《Piano Language》即在中国各大音乐网络平台发布，中文版《钢琴语言》也将适时推出。此外，她们将陆续推出《除夕夜》等系列力作，并沿着新新类艺术歌曲原创之路继续前行。词作家简介陈萌萌(Meng Meng Chen)，新锐词人、诗人及电影编剧。毕业于全美公立排名前十的世界顶尖著名学府，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师从香港伯乐音乐学院著名填词人甄健强导师，现于流行音乐最知名的学府，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歌曲写作。2016年她与现代民歌教父何沐阳共同创作歌曲《丝绸之路》登上央视春晚，后多次亮相央视各大节目晚会，不仅被民众奉为丝绸之路的经典歌曲，更引爆丝路主题的旅游高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主题曲。随后她与何沐阳又共同创作了关于亲情和爱情的精品歌曲。其作品由著名青年指挥家夏小汤率中国爱乐乐团在交响音乐会成功上演，在央视多个频道热播并深得好评。她现为中国音乐文学会会员，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会员及驻美代表，深圳市音乐家协会会员。2017年她被评为“广东省优秀音乐人”。她6岁首次发表诗歌、绘画作品《在月亮上谈恋爱》。其后她的诗歌、散文作品先后在《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发表，其中《小螃蟹》入编《小学生作文选》，被评为“深圳市十佳优秀少先队员”。赴美留学期间，她创作的英文诗歌《我的名言》被选入《美国青少年诗选集》。她先后还为权相佑主演的电视剧《爱归来》创作主题歌。近期又为新晋青年演员刘颖仪主演的电影主题曲及插曲填词并获得赞赏，因此被剧组特邀进入电影剧本创作行列。她首次创作的电影剧本深得剧组主创人员的满意与好评，并由此获得与香港著名导演彭发合作的机会，该电影正在筹拍之中。与此同时她在全美影视写作排名第一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终身教授理查德沃尔特的课上，获得了他的肯定与好评。理查德教授说：“陈萌萌的剧本《白象玉》在真正诗意的叙述中，构建了强大的故事，它与整个人类的体验形成一种诱人着迷的链接。更深刻的是，它对人类悲伤与欢乐、生与死以及人类整体状况的本质这一永恒主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治愈。”曲作家简介马涵博(Hanbo Ma)，她在全美排名第—的伊斯曼音乐学院摘取了钢琴演奏硕土学位后，现就读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钢琴演奏博土学位。马涵博的职业生涯起步千17岁：她在美国五大交晌乐团之—克利夫兰交晌乐团著名的Severence音乐厅演奏了被称为史上最难钢琴曲之—的“伊斯拉美幻想曲”。在此之后，马涵博前来美国留学，并至此开始赢取多项大奖。2010年，马涵博作为年龄最小的参赛者，—举赢得了俄罗斯音乐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三名。2011年，马涵博又在加拿大圣安德鲁斯国际钢琴比赛中摘取桂冠，并受邀在圣安德鲁斯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上与圣安德鲁斯交晌乐团演奏。2015年，马涵博在伊斯曼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摘取了Cobbs钢琴大奖，成为当年唯—的获奖人。2016年，马涵博赢取了洛杉矶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的第—名;2017年五月，作为桂冠得主的她， 受邀在美国华盛顿、匈牙利布达佩斯以及英国伦敦举行了—系列的李斯特专场音乐会巡演，得到了匈牙利驻美国大使馆、李斯特纪念博物馆和匈牙利驻伦敦文化中心的—致好评。2017年8月， 马涵博再次在比赛中摘取桂冠———在赢取了Young Muse国际钢琴比赛后，她在同年9月被邀请在世界闻名的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作为青年演奏家，马涵博不止在北美范围内举办多场独奏音乐会，也致力千室内乐的演奏以及与当代作曲家合作推广新作品。2013年，马涵博被美国堪萨斯Heartland Chamber Music Festival邀请成为 音乐节学者，并在劳伦斯市的堪萨斯公共电台直播演奏了勃拉姆斯第—钢琴四重奏。马涵博曾在加拿大首演了胡志龙教授创作的“Formosa Caprices” ,并即将世界首演作曲家Elizabeth Baker为马涵博创作的钢琴组曲“Four Planes”。 马涵博在南加大攻读博土期间，同时与著名指挥家Larry Livingston学习指挥以及与美国白宫授予的国家艺术奖得主、、著名作曲家Morten Lauridsen学习作曲。2017年11月，马涵博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成功举办了指挥专场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中自指自弹了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马涵博自2016年9月起被洛杉矶Biola大学聘为钢琴艺术指导，成为该校最年轻的钢琴艺术指导。在校工作期间，她与学校声乐教授在加州首演了作曲家Martin Ritter的作品“Going Home”，获得—致好评。歌唱家简介赵幽，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青年艺术指导，合作钢琴演奏家。赵幽现跟随美国著名合作钢琴演奏家，教育家Alan Smith博士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学攻读合作钢琴艺术博士学位，并获全额奖学金。她毕业于美国伊斯曼乐学院以及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曾跟随艺术歌曲研究领域领头人Cameron Stowe博士及合作钢琴艺术领域博士学位奠基人Jean. Barr博士学习。2017年，她于全世界152组演唱及演奏组合中脱颖出，赵幽及其合作搭档，男中音歌唱家Josh Quinn受邀前往伦敦参加闻名世界的国际歌曲大赛Wigmore Hall International Song Competition并晋级决赛获得第三名， 成为当年唯进入决赛的亚洲钢琴家。赵幽对艺术歌曲的深入研究与钢琴合作艺术的热忱及使她活跃于世界舞台，曾受邀于北美，欧洲以及中国演出，并广受好评。曾作为艺术指导参与众多音乐节及大师班。

画家近照刘青砚，1958年生于青岛，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获学士学位。1995年至2002年公派访学俄罗斯，获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硕士学位和国立文化与艺术科学院文化与艺术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油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作品曾入选第七届、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获优秀作品奖；在首届全国壁画大展获佳作奖，在首届全国风景油画展获优秀奖。1997年和2002年两次在俄罗斯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阿尔泰岩画艺术》、《壁画》、《20世纪俄罗斯抽象艺术》等专著，近40幅作品被海内外专业机构收藏。油画《山湖秋色》80cm x 120cm 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油画《光映时节》180cm x 200cm 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 油画《山峦的节奏》80cm x120cm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 油画《春山绿水》70cm x70cm 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 油画《崂山雄姿》之九68cm x178cm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 油画《折叶沾花映月妍》260cm x118cm作者：刘青砚 摄影：林连兴文心契阔 洋为我用刘青砚出生于青岛市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为清末进士，祖父、父亲均为当地知名书法家。成长于浓厚的艺术氛围，刘青砚从小嗜书如命，文思敏捷。上小学时，一贯严厉的父亲除了教授他书法，还让他在学业之余习画，作为一门手艺以备将来生活之需。于是，在青岛市画家张乐光的指导下，幼年的刘青砚打下了坚实的素描造型基础。中学时，学校成立美术组，刘青砚当上了组长。课余时间，美术老师时常带着他们外出写生。自那时起，刘青砚认识了油画颜料，知晓了什么叫油画，并开始了他最初的创作。1978年，一心想学建筑的刘青砚，阴差阳错地被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录取。虽心有不甘，但他却也明白顺其自然、事在人为的道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钦佩的两位老师之一：张宏宾。在此之前，刘青砚还曾受教于另一位恩师杜大恺。作为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专业走出来的艺术家，张宏宾和杜大恺对中国绘画传统及西方现代艺术都颇有研究。在刘青砚看来，他们是学者型艺术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博古通今，又融汇中西，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两位老师的教诲下，刘青砚立志成为一名因学养而成就的艺术家，并将“融合中西，学而不流”作为座右铭。1995年，已逾而立之年的刘青砚携妻奔赴情势动荡的俄罗斯，攻读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硕士学位。2001年，已是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的刘青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再次前往俄罗斯攻读国立文化与艺术科学院文化与艺术学博士学位。消息传开，很多人不解：作为一位较成功的画家，为什么要攻读俄罗斯文化与艺术学的博士学位？“首先，我想做一名学者，这就需要保持读书的状态，以获取更多学识；其次，绘画达到一定层次后，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单从技能的角度难有大的提升，只能从文化上寻找突破。”刘青砚表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留学俄罗斯，刘青砚既激动，又备感压力。“中国留学生，要拿俄罗斯国立文化与艺术科学院的博士学位，谈何容易？更何况，俄罗斯国立文化与艺术科学院的博士学位是出了名的要求严格。”如今，刘青砚想起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场景，仍觉得头皮发紧。“答辩委员会的13位委员来自俄罗斯各地，是从事民族学、艺术学、考古学等文化与艺术学领域研究的科学院院士。他们的提问不局限于我的博士论文，而是想通过答辩，了解一个痴情于俄罗斯艺术的中国留学生的所知、所思和所为。”历经3小时40分钟的紧张答辩，刘青砚以12票赞成1票反对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刘青砚对文化知识强烈的渴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博得了他的导师玛尔蒂诺夫的好评：“他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学识素养，且思维敏捷，富有哲理。他曾在这里举办过两次画展，作品受到俄罗斯艺术家们的好评。他出版过几本专著，发表了不少论文，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作为艺术家，能投入大量精力做文艺方面的研究，并达到一定水平，这是俄罗斯艺术家也难做到的……我为能指导这样的博士生而深感自豪。”金石为开 锐意创新2004年春季，刘青砚在山东师范大学美术馆举办了自己俄罗斯留学后的汇报展。在展览开幕式上，他明确表示此次作品展既是向学校和业内同仁汇报，也是自己对俄派油画画上句号的宣言。“此言一出，许多同行感到诧异。在他们看来，我长达7年的留俄生涯是富有成果的。至少在山东，能够掌握俄罗斯现实主义油画艺术技能的画家屈指可数。但是我深知，要想将别人的油画艺术推至另一个巅峰，无异于痴人说梦。”刘青砚坦言，在俄期间，他曾举办过两次画展，俄罗斯艺术家对其作品也肯定有加，他的一幅作品《夕阳下的农舍》还被当地知名画廊高价收藏。收藏证书上写道：“以一位东方（中国）画家在理解和掌握俄罗斯风景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被收藏。”“请注意：不是达到了他们的高度，而是在理解和掌握他们的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刘青砚说，正是这句概括性的赞誉，刺激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否定”自我的决定。“自踏上绘画之路，因种种客观因素我与俄罗斯便有着割不断的情结。在绘画艺术上，我对俄罗斯的油画理念、方法、规则，亦步亦趋。在长达7年的留俄生涯后，告别俄罗斯绘画，对我而言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刘青砚说。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刘青砚陷入了思索中。回顾多年的留俄生涯，他发现自己并非纯粹地学习了俄罗斯的绘画技能，更多的是异域文化的积淀、视野的拓展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再认识。“俄罗斯是中西文化艺术的一个交汇点。站在这个交汇点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会看得更客观、更全面。”刘青砚恍然大悟，必须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元素，发展自己的油画艺术。从造型方面来说，刘青砚选择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象”表现方式。他理解的“意象”，是通过意志、意念、意趣呈现出的形象。在他看来，风景作为一种媒介，在负载画家的意志、意念以及意趣方面，几乎是其他载体无法取代的；加之于风景画中的形式语言的探索空间更为广阔和自由，故而刘青砚将风景画作为自己探索的对象。在色彩应用方面，刘青砚大胆地将中国陶瓷的釉色运用到油画中。“当你走进欧洲各大博物馆观赏中国陶瓷艺术珍品，并将其置于各国艺术品背景下做比较时，你会感受到我们的艺匠们对于色彩的感知和把握。釉色经由高温淬炼的窑变后竟是那么辉煌灿烂且自成体系。我甚至认定，中国陶瓷之釉色也应成为我们民族艺术中的瑰宝。”此直观感受，促使他将中国陶瓷之釉色作为用色方面探索的一个基本点。而在表现手法上，刘青砚有意将长期学习与练就的塑造型用笔，转换为随“意”抑或恣意地表现性挥洒，虽然过程并不简单。“这些年，我的探索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师法自然，从‘有我之境’中探索方法；二是时常在宣纸和水墨的具体涂抹中体会用笔‘意趣’。”刘青砚说，他的目标是以中国文化元素为主体，画中国的油画。传道授业 挥洒创意在刘青砚看来，美术艺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离开文化谈美术艺术，便是虚谈。“纵观中国美术史，但凡有所成就的画家，往往对绘画以外的诸如书法、诗词等都颇有研究。这一点，我从接触的俄罗斯艺术家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在绘画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艺术家，多半学养深厚，且富有哲思。而在我们国家，画家对文化的追逐正在消解、弱化；加上市场的冲击，绘画已然沦为技术，而非艺术。”作为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刘青砚带过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研究生。“如今，不少艺术专业学生文化基础较差，文化的缺失，对美术艺术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画家们的作品越来越工于取巧；而美术评论也常是陈词滥调，难听到掷地有声的评价。”刘青砚说。考虑到文化对于美术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刘青砚在招研究生时，同等条件下，更倾向于录取非本专业、非本校、非应届毕业的考生。“非本专业的考生文化基础相对要好；非本校的考生在课程知识结构方面有所不同；而非应届毕业生可能‘摔打’过几年，对生活、艺术会有更多感悟。”每批新生入学，刘青砚总要给他们列书目，标明哪些需精读、哪些需泛读，并苦口婆心地督促他们好好读书。“我常跟学生讲，对绘画艺术而言，技能易解决，但文化累积需长久之功。必须加倍努力，方能走得长远。”为了给学生提供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刘青砚也保持常年阅读的习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为一位教师，刘青砚已被评为国家教育部首批“国培计划”专家；作为一位学者，他已取得俄罗斯国立文化与艺术科学院文化与艺术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位画家，他是山东当代油画院院长，作品曾多次在国家级美展上获奖。“能否在油画方面有所成就，于我而言是一种追求，我会毫不妥协，持续努力。”刘青砚如是说。（孟娟 林连兴）责编：闫宇航

02:21新华社哈尔滨4月21日电 “鼻子吸气，背部挺直，注意听第一个音符……”宽敞明亮的哈尔滨大剧院排练厅内，七八名5岁左右的小学员在有模有样地练习发声。发出指令的是俄罗斯姑娘达丽娅，一旁的随堂翻译将她的话译成汉语。“有时即便不用翻译，孩子们也能大致理解我讲的意思。”达丽娅说。今年28岁的达丽娅来自莫斯科，是一名专业合唱指挥。去年3月，达丽娅来到哈尔滨大剧院，负责剧院儿童合唱团的日常教学和排练工作。来中国之前，她曾是莫斯科一家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指导助理，还担任过儿童合唱团指挥。“这是我第一次教外国学生，文化、思维方式和发音习惯上的差异会给教学提出新要求。”达丽娅说，为了便于孩子理解课堂内容，自己会借助一些事物讲授知识。“比方说，我会告诉孩子们，从低音到高音的渐变，就像一朵小花在慢慢绽放，再配合肢体动作，他们立马就能领会。”达丽娅非常喜爱自己的中国学生。“孩子们大都聪明、活泼，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她说，学生们乐于学习，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也很上心。达丽娅在给孩子们上声乐课。新华社记者韩宇摄除了教合唱，达丽娅还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向哈尔滨大剧院推荐和引进国外优秀演出团体和剧目。“歌剧、话剧、芭蕾舞等都会成为引进的对象，我们希望把好的艺术呈现给中国观众。”达丽娅说。据了解，今年哈尔滨大剧院将上演各类演出百余场，其中包括许多俄罗斯经典剧目，例如歌剧《黑桃皇后》，话剧《静静的顿河》，芭蕾舞剧《天鹅湖》等。作为一座有独特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哈尔滨多年前获得联合国授予的“音乐之都”美誉。各国文化在这座城市相逢，以歌唱、舞蹈和乐器演奏为代表的俄罗斯艺术在哈尔滨大受欢迎。除了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俄艺术家大联欢等活动中登台献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艺术人才选择来中国长期工作，为中俄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架起桥梁。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家民营芭蕾舞学校，35岁的舞蹈老师安娜伴随轻快的音乐，带领一群不满6岁的孩子进行热身。隔壁教室里，她的丈夫谢尔盖在辅导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练习舞蹈动作。谢尔盖和安娜来自俄罗斯克麦罗沃市，同是舞蹈专业出身的他们相识于大学。毕业后，两人在俄罗斯当过芭蕾舞老师，后来作为舞蹈演员在中国工作长达5年。两年前，夫妻二人来到哈尔滨，开始从事芭蕾舞教学。他们表示，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的最大感受是“忙并快乐着”。安娜在给孩子们上芭蕾课。新华社记者韩宇摄“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上课，周末人更多，我们需要忙碌一整天。”安娜说，中国孩子有学习芭蕾舞的良好先天条件，“他们身体柔韧性大都很好，一些学生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舞蹈功底，学起来更快。”在教学中，谢尔盖和安娜坚持“因材施教”。“我们教学生的每套舞蹈都是自己编排。每个孩子情况各异，要根据他们的年龄和自身条件设计不同难度的动作。”安娜说，“作为老师，孩子们一天天进步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夫妻俩拥有一对两岁半的双胞胎儿子。谢尔盖和安娜同时有课的时候，便把孩子带到学校，请工作人员帮忙临时照看。这对可爱的兄弟在陪孩子来上课的中国家长中颇有“人气”。工作之余，夫妻俩会让孩子们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希望孩子们掌握俄汉两种语言，现在他们已经会用汉语数数，平时我们也会去餐馆吃中餐，孩子们很喜欢中国饺子。”谢尔盖希望能长期在中国生活，“小孩在逐渐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相信他们将来上了幼儿园，能和中国孩子顺畅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越来越多像达丽娅和谢尔盖夫妇一样的艺术人才来华交流、就业，中国观众也有机会在家门口“零距离”领略外国优秀艺术。“艺术交流能让不同国家的人们更好了解彼此文化，我也从中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达丽娅说。（记者韩宇、江宥林、张玥、董宝森）

“娜塔莎之舞”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幕经典场景，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东方与西方“两种灵魂”的撕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以这个现象为切入点，介绍了俄国史学界在语言—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改变，并为论述了该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本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线上讲座“从娜塔莎之舞说起——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如何转向”，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思想史2020年暑期系列讲座”第七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主持。张建华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留苏（俄）分会理事，长期以来从事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张建华教授曾参与许多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出版过《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俄国史》等与俄国史研究相关的著作。张建华著《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书影这场讲座涉及如下内容：第一，为什么说“娜塔莎之舞”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娜塔莎之舞”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妙，其背后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可能更深刻。第二个问题常常被国内外学术界忽视，20世纪初，在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曾经刮起一股“语言学转向”之风。20世纪40-50年代，这股风刮到了历史学、社会学领域。随后的20世纪80-9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它是在哲学界、语言学界、历史学界同时进行的。它们也被合称为“语言—文化转向”。虽然这个词常常与美国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们，以及英、法、德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们相关联，但苏联（俄国）是这场国际学术风潮中被忽视的策源地。第三，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二三十年间，国际俄国史学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即发生了怎样的“转向”？第四，在国际俄国史学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国的俄国史学界又该做些什么，以及是否可以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这一学科？“娜塔莎之舞”——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最有名的作品。托尔斯泰一生中写了百余部作品，类型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等，内容广泛，甚至包括他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论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在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一位。托尔斯泰用了将近六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书中讲述的是从1805年到1820年第一次“卫国战争”，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的战争前后的一个故事。下图展示了三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这三个版本在封面的选择上就有异曲同工之处——舞会的场景。下图俄文版和英文版小说封面选取了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Леонид Осип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的同一幅画。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之父，其绘画风格受到托尔斯泰喜爱，并被后者邀请绘制小说《复活》的插图。不同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封面《战争与和平》讲述了四大贵族家族的故事，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保尔康斯基家族素来忠君爱国，以保家卫国为荣。以皮埃尔为代表的别祖霍夫家族则以为富不仁闻名，以发财致富为目的。皮埃尔原本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父亲的突然死亡让皮埃尔得到了继承所有遗产的机会。因此，他一夜之间从被鄙夷的弃子变成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宠儿。库拉金家族也为富不仁，并以攀援上流社会著称。在皮埃尔飞黄腾达之后，原本看不起他的库拉金公爵甚至把女儿海伦介绍给了他。第四个家族是罗斯托夫家族，他们中也有像安德烈那样为国捐躯的军人，娜塔莎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两场舞会，其中上图封面所绘的就是安德烈在舞会上遇到娜塔莎的场景。当安德烈从战场上回来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心里十分悲痛。之后，他在舞会上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娜塔莎，两人相识相爱，后来有了婚约。虽然他们后来曾毁掉婚约，但是最终安德烈还是回到了娜塔莎身边，那时他身负重伤，最后死在了娜塔莎怀中。他们二人相遇的那场舞会是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交际场合，而小说中的另一场跳舞场面则更具有代表性：一次娜塔莎和她的两个弟弟——别佳和尼古拉去了一个住在农村的远房亲戚家中作客，她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当娜塔莎与叔叔谈话时，突然听到了民乐声，这位贵族小姐就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跳起了舞。她的亲戚——那位农村大叔也抱起吉他，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乐曲。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在农民的家中，和着民乐，跳起了得体的农民舞蹈。大叔的女管家阿尼西娅递给了娜塔莎一块手绢，娜塔莎也很自然地接过来继续跳舞。拿着手绢跳舞在贵族的舞会上是绝对不会出现场景，但在这座农村小屋中娜塔莎如此做了。关于这段“娜塔莎之舞”的描写，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这样翻译的：“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这样准确，完全准确，以致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即把那条她非用不可的手绢递给她……”绘画《娜塔莎之舞》托尔斯泰的著作闻名于世，罗曼·罗兰曾说过：“《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是我们时代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赫胥黎也曾称赞《战争与和平》，他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读《战争与和平》，因为读了之后，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而苏联著名作家巴别尔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其实人一生不需要读太多的作品，七八本足矣。但是为了选出这七八本，需要先看三四千本书。在俄罗斯这些灿若群星的作品中，第一个应该读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代表著作，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块瑰宝。但最先把这部作品变成电影的并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的好莱坞。1956年，在美苏关系开始缓和之后，签订了《美苏文化交流协定》。在此背景下，好莱坞把《战争与和平》搬上了银幕。在这部电影中，扮演娜塔莎的是奥黛丽·赫本，扮演皮埃尔的是亨利·方达，扮演安德烈的是梅尔·费勒。但是这部电影拍完后让苏联人很不高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宝藏被抢走了；第二，赫本虽然美丽，但并不是俄国人。苏联人甚至挖苦这一版电影的海报并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乱世佳人》。因此，1965年邦达尔丘克（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Бондарчук）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之下，拍出了长达六个小时，共分三集的《战争与和平》。电影的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分别是吉洪诺夫（Вяче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ихонов）和萨维里耶娃（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авельева）。此电影一出，便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然后英文版又被输送到欧美地区。这两版电影背后的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影像史学的话题，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伤痕：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应该在豪华的镜厅、大宫廷，而不是在叔父的小木屋里跳舞。接受过上流社会熏陶的小姐在听到民乐后竟然后以标准的农民方式跳起了舞，也就是说，在这位贵族小姐体内，居然有着农民的热血和爱好。而这个跳舞的场景也揭示了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以来推行的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带来的俄国社会的分裂：彼得大帝在从欧洲回来之后，从“剃须断袍”入手，使俄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欧化和西化的过程。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上层的欧化，包括语言和生活习俗的改变；而普通的下层百姓还是过着原来的生活，住在俄式的小屋中，留着传统的大胡子。当时彼得堡是欧化的代表，而莫斯科则是落后的本土俄国的象征。彼得一世改革的一个消极结果就是撕裂了俄罗斯的社会。有很多学者、政治家都对彼得一世的改革做出了评价，比如马克思认为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随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推进欧化的改革。彼得大帝更多地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俄国，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把欧洲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引进俄国，这更加剧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小木屋里的娜塔莎之舞因此，19世纪初的恰达耶夫（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在其《哲学书简》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继承彼得大帝的事业，我们又回到了东方的俄国。”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感到了困惑，因为这场战争本是代表欧洲人的俄国人攻打东方的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但之后英、法、意大利等“标准的欧洲人”却帮助土耳其打败了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的问题。于是达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1863年出版了其最有名的作品《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提出文明史观的学者。虽然之前的狄德罗、伏尔泰曾使用过文明史观的概念，但是并没有使这个概念变得丰富、完整。而在《俄国与欧洲》这本著作中，达尼列夫斯基明确指出从希腊罗马以来，人类有八种文明。他使用的是“历史文化类型”这一概念，并认为它如同人类的机体，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他认为，希腊罗马文明已经衰落，伊斯兰文明也衰落了，只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正如日中天。他在书中明确表示俄国不是欧洲，俄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而“娜塔莎之舞”撕开了自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大规模的欧化进程以来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到20世纪初，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例如高尔基提出了“两种灵魂说”。他认为俄国人有两种灵魂，形成东方和西方、进步和落后、白色和黑暗等对立。张建华教授认为这可能更多是从革命和激进主义角度进行的思考。在19世纪俄国贵族的生活经验中，的确存着这种“撕裂”。之前提到的恰达耶夫、达尼列夫斯基都是贵族，而恰恰是他们思考了“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贵族们认为自己的“根”是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人联合异教徒对抗俄国。就是在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自己“无根性”的反思。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农民一样有着“东方情结”，但欧洲又不能接纳他们。他们曾经对欧洲顶礼膜拜，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德语、英语等欧洲语言，对黑格尔、康德、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哲学的理解也不逊色于德国、法国人，但却被欧洲人视为“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这种反思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身上，在他们的血液中有着俄罗斯人的“基因”。因此，当他们听到农民的音乐时，会自然地手舞足蹈，回归到俄罗斯文化、思想、性格的道路上来。沃尔康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人生的几个阶段上图中的人物是沃尔康斯基，他是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一位领袖。当时，青年贵族军官们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其弟弟尼古拉尚未继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发动了一场大起义。参与起义的青年贵族军官中的部分人曾是尼古拉的好友、同学，但他们还是站到了新沙皇的对立面上。起义被镇压后，5位领导人被推上绞刑架，百余位起义的主要参与者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流放地中包括距中国不远的赤塔。沃尔康斯基的军衔曾是上校，在起义失败后，他先被流放到了赤塔，等年老体衰之后才被准许在伊尔库茨克安家。在第一幅画像中可以看出，沃尔康斯基年轻时代风流倜傥，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权阶层后代；而在中间的照片中，沃尔康斯基已历经流亡，饱经风霜，虽然他脸上还留有一点贵族的神气，但更多显现出了普通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张照片中他已是晚年安居伊尔库茨克家中的普通老者形象。沃尔康斯基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由于他是公爵，周围的人会尊称他沃尔康斯基公爵。慢慢地，他被人们称为“农民的公爵”、“我们的公爵”，甚至是“自己的公爵”（свой князь），在俄罗斯人的交往中，“自己的”这个词用来表示很亲近的关系，这说明沃尔康斯基完全被认同了。沃尔康斯基形象转变的过程反映了在骨子里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情结但是在行为举止上完全欧化的贵族，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归了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精神的本性。换言之，沃尔康斯基最初“撕裂”的“两种灵魂”最后融合成了“一种灵魂”，他终于修炼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玛丽亚·沃尔康斯卡娅女公爵（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不同形象上图中的女士是沃尔康斯基的妻子，她也出身于贵族，名为玛丽亚。在俄语中有一个词“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女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ка）的说法，但是在1825年参加起义的队伍中并没有女性。之所以有“女十二月党人”这一称呼，是因为这些女性是参加起义者的妻子或女友。起义失败后，参与的贵族军官们遭受了惩罚，或被处死，或被流放，而这些女性面临了与前者断绝关系或者失去贵族身份的抉择。感人的是，这些女子中没有一人选择与丈夫或男友断绝关系，她们也整理行装，一同前往艰苦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玛丽亚也随同沃尔康斯基公爵前往西伯利亚，并在1863年8月10日去世。她去世时仅有55岁，这可能是因为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彼得堡等大城市。在西伯利亚一切都要自食其力，玛丽亚要教自己的孩子上学，还要给当地农民办启蒙学校。从上图玛丽亚晚年的照片中，已经很难看出她是一位贵族，而更像是一位来自“外省”，目光坚定、穿着体面的女性。在人生中的种种经历之后，这位女贵族也完成了自己“两种灵魂”的搏斗，最后它们合二为一，她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张建华教授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两种灵魂”矛盾、妥协到最后结合成一体的过程。1928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他1岁半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便先后去世。但是托尔斯泰有伯爵的身份，并且继承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正如他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活那样，行为放荡、始乱终弃。但托尔斯泰在结婚后，慢慢发生了转变，尤其是1869年，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发生了“阿尔扎马斯之夜”。阿尔扎马斯是俄国南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一座小镇，小镇出产大鹅。当时托尔斯泰前往那座小镇处理田产，天色已晚，于是他在小镇夜宿。但晚上托尔斯泰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之后感到非常恐惧，似乎有声音在提醒他，不能再像原来那样了。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转折。虽然托尔斯泰解放了庄园的农奴，为他们的子弟办幼儿学校，给孩子们写童话，甚至将自己发表作品所得稿费无偿捐出，但是在晚年，他依然无法调和自己“两个灵魂”的决斗，最终在1910年离家出走，并在一个三等火车站去世。列宾的《托尔斯泰在耕地》如果不特别提醒，普通人大概猜想不到上图中这位头戴农民的帽子，留着大胡子，赶着两匹马的农民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当时人们认为俄国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在彼得堡的冬宫里作威作福，让人讨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个则是“文学沙皇”托尔斯泰。正因如此，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中提出，托尔斯泰自认为是一只刺猬，但实际上他是一只狐狸。这里借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诗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来进行比喻，柏林认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是“一根筋”的刺猬，但他的思想其实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他贵族与平民、欧洲与俄罗斯的“灵魂”的持续斗争。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两个灵魂”终于达成妥协，使得他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托尔斯泰的坟墓也很简朴，难以想象一位“文学沙皇”的坟墓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28年到苏联访问，参观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后他非常感动，写下了《世间最美的坟墓》，称赞托尔斯泰的坟墓比荣军院大理石苍穹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更伟大、高尚。英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在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史家们起了重要作用。在英国的史家中，有很多学者以研究俄国史或苏联史起家，抑或两者兼修，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以赛亚·柏林、《历史是什么？》的作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这就是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虽然费吉斯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学术成就已非常突出。他可以被称为一位“现代派”的史学家，他有自己独立的主页，这可能是老派的史家们所没有的。费吉斯非常勤奋，已经发表了俄国（苏联）史相关著作十余种。由于其作品可读性较强，所以很畅销，而且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他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等作品也被译成了中文。张建华教授曾为《娜塔莎之舞》一书撰写导读，其中谈到了一个现象：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学者的称赞，比如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在书评中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的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作为一部专门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A Pelican Introction）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但是同时，也有英国学者对费吉斯提出了批评，称其为“历史发明家”，认为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很多瑕疵与硬伤。例如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对他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认为《娜塔莎之舞》具有过多的文学性，让人无法判断其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小说，其内容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张建华教授发现，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而对他的批评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文学性和史实不足。《娜塔莎之舞》的写作风格和社会认识反映了两大信息：第一，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第二，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新文化史书写方式已经悄然来到俄国史学界。俄国史研究的转向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曾说：“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好文献’，喜好事务性的散文体裁。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分……这也给编年史的风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较为华丽和崇高。”他谈到一个观点，从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具有史学的特点。换言之，利哈乔夫认为，19世纪的俄国作家（也包括诗人、画家、戏剧家）其实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担当聚集的形象。张建华教授举了具体例子：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意识流的小说，在更深层次上还表现了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神学；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不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后还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支撑，或者说，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谈到俄罗斯文学时绝对绕不过普希金。俄罗斯人用“太阳”和“月亮”称赞最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一称号被送给了普希金。中国的读者对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等作品已经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普希金在写作《上尉的女儿》时还有一部“副产品”——《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上尉的女儿》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青年军官要到白山要塞上任，在路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在他迷失方向，饥寒交迫之际，一个哥萨克救了他。为了感谢哥萨克，青年军官将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他，之后，两人依依惜别。后来，青年军官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和司令夫人的喜爱，他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位军官。但好景不长，普加乔夫起义军来到了城堡，并将其攻陷。当青年军官和他的妻子被押送普加乔夫的面前时，军官才发现普加乔夫就是那位哥萨克……普希金在得到特赦后，以创作《上尉的女儿》为由向尼古拉一世请假。之后，普希金来到普加乔夫起义曾经过的奥伦堡等地实地考察。在搜集好素材后，普希金创作了《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和 《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显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在本书的前言中，普希金写道：“这本历史著述是我留下的作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政府公布的关于普加乔夫的所有资料，以及在我看来，外国作家认为可信的相关资料。我也有机会使用某些手稿、遗留和活着的见证人的证词……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被允许出版普加乔夫材料的情况下，将很容易修正和补充我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认真的。”普希金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历史著作，告诉人们他采用了可信的史料，并且对史学有认真的态度。回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写到了1805年-1820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书中前后出现了五百多个人物。但是，在著作的尾声，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小说主人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理论论述。托尔斯泰此时已经按捺不住，要进行历史学、哲学的论述，因此他留下了一段文字：“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读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段文字讨论了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如果不特别标注出处，它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位历史哲学家、先贤所说。但这是托尔斯泰在脍炙人口的《战争与和平》最后要给读者留下的论述。这也正是文学中心主义的体现。在帝俄时代，由于沙皇政府建立了“武装到牙齿”的书报审查制度，那些直接评论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哲学著作可能不被允许出版，于是作家不得不采用“春秋笔法”，通过文学、诗歌甚至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畅想。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讲述了新文化史对俄国史研究的意义。新文化史可以算作一个新生事物，而文化史本身其实也是“新生事物”。19世纪20年代以来，兰克史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正如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所说的，文化史曾是学科丛林中被人们瞧不起的灰姑娘。提到兰克就不应忘记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他在兰克活着的时候就不受重视，在兰克去世后又被其弟子们排斥。兰普莱希特在其多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强调自己将用“文化史”来书写作品，他想要去关注被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所淹没的“真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当他的《德意志史》出版之后，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部作品成了每年召开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学会的研讨会上的批判对象。张建华教授认为兰普莱希特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德国的历史学界。其实，兰普莱希特的方法论也有支持者，比如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德国的青年历史学家和德国的中学历史教师们。但是这些人并不能撼动兰克史学这棵“大树”，于是兰普莱希特在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对战中只得一再退却，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因此彼得·伯克把文化史比作“灰姑娘”并不夸张。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首先出现在了哲学界。40-50代，这场转向进入了史学领域。1989年，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为标志，又开始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并且出现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彼得·伯克在谈论“新文化史”时，提到了对“新文化史”贡献最大的四位学者。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三个概念：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三个概念可以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结合：“场域”就是代表结构变化的“长时段”；“资本”就是代表形势的“中时段”；“惯习”则是个人的习惯和对形势的理解。第二位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知识谱系”的提出。第三位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这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对文明、教育、文化等概念做出了思考。最后一位则是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表示，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多音性”（或译作“复调”）、“多语性”和“杂语性”。彼得·伯克是英国的新文化史大家，他有资格谈论什么叫新文化史，也有资格评价谁对新文化史的贡献最大。而他认为，在上述四位理论家中，苏联的巴赫金占第一位。另一位学者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在所著的《文化转向：当代西方文化史概览》（英文原名为Culture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中也认为巴赫金的贡献是最大的。巴赫金一直是一个想和苏联政权保持一致的人，但他却始终被苏联政权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1929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谈论了康德的作品，结果被苏联的内务部门视为反苏分子逮捕，并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流放期间，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这条断腿的后遗症伴随了他终身。流放结束后，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到处流浪。最后去了摩尔多瓦，并在当地的师范学院文学教研室担任教职，直至退休。因此有学者认为巴赫金是一位“流亡者”，他的“灵魂”在国内流亡。他写的著作和文学评论也无法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只能以化名或者好友的名字发表。1975年巴赫金去世之后，在苏联出现了“发现巴赫金”的热潮。人们突然发现巴赫金是“宝藏”，但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巴赫金主要研究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认为小说是“复调”的，也就是主人公讲的每一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是多重的，主人公所代表的角色也是多重的。总之，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理解一部作品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小说是开放的文本。小说是作者与文中主人公的对话，而读者除了欣赏小说之美外，也在与作者进行对话。“小说对话理论”“复调理论”“文本开放理论”“狂欢化理论”等，这些是巴赫金最主要的几个观点。巴赫金在苏联国内虽然一直被视为不被政府所关注的人，但是20世纪50-60年代，巴赫金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国外。这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相关，他的名气远远大于巴赫金，他名字常常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联系在一起。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20世纪20年代，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创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即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派。他与另一位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并驾齐驱。但是后来雅各布森流亡国外，去往德国、法国、美国，他的思想也从形式主义转为了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主要研究的是诗歌，他认为诗歌和小说不一样，诗歌讲究的是独白，它本身就具有文学性。他提出语言在进行传播时需要有发信者、受信者、渠道、符号、象征、意义，即“语言六要素”。20世纪50年代末，雅各布森在与从苏联出来的学者进行交流时，知道了在苏联国内被排挤巴赫金。而且他也读到了巴赫金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讶，并开始在欧美各国介绍巴赫金。因此，巴赫金的名声虽然在国内被掩埋，但却闻名于欧美各国。李工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至少4次知识的“大离散”，而他本人研究的是“第二次大离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领域学者或由于犹太人身份，或由于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而逃往国外。他们与欧美学界进行思想交流，甚至对欧美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张建华教授认为20世纪还有几次“大离散”：第一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俄国、苏联的学者来到欧洲，这些人中包括雅各布森、以赛亚·伯林和科耶夫（俄文原名Александръ Владимровичъ Кожевниковъ）等；第三次则是1964年苏联政府批准移民以色列之后，大量苏联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当苏联政府对其打压之后，包括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内的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于70年代流亡国外。第四次是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国内向欧美国家“大逃离”的知识分子流转过程。这些事件都对欧美的思想文化和科技产生了巨大影响。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也生活在这一背景之下。不管是彼得·伯克还是戴维·钱尼都认为，在“语言——文化转向”过程中，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都对新文化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俄文著作《开放的结构》（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中也强调了这些俄国（苏联）学者开创的风潮对新文化史产生的影响。为什么雅各布森、巴赫金等人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化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历史方面？张建华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纪上半期，学术潮流在发生分化、整合的巨大变化。另外，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出身与成长在文学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此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对哲学、语言学、文学等问题的思考能给史学以帮助和启示。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谈到了在新文化史的背景下俄罗斯学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而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俄罗斯“当头棒喝”：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亨廷顿还断言，以斯拉夫和东正教为代表的文明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亨廷顿之问”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文化史复兴”和“文化学创立”的现象。所谓“文化史复兴”，是因为之前在俄国历史的宝库中有过文化史这门学科，只不过在苏联时期文化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打压殆尽。“文化学创立”则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这一学科普遍出现在俄罗斯大学中，其研究的问题包括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决斗史等等。在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中也纷纷设立文化学教研室。1996年俄罗斯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的副博士学位，而2000年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伴随着文化学的出现，用文化学的理论来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学”也诞生了。“文化史复兴”与“文化学创立”是用文明史观的理论来反击亨廷顿，因为俄罗斯学者认为，亨廷顿不过是借鉴了汤因比的理论，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理论源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而后者的理论则可能继承了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俄罗斯学界在新文化史转向后发表了许多成果，张建华教授推荐了3本当今俄罗斯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沙波瓦洛夫（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Шаповалов）的《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康达科夫（Игорь Вадимович Кондаков）的《文化学：俄罗斯文化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和谢缅尼科娃（Любовь Ивановна Семенникова）的《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除此之外，还有一本“极端”的成果——安东·乌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的《环舞》。乌特金是作家、导演，获得了2004年的“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而其小说《环舞》获得了2015年“全俄历史学和社会学奖”。虽然乌特金的职业与历史学看似无关，但他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文献学教研室。2016年乌特金携其《环舞》来到中国参加读者见面会，谈到历史学专业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乌特金认为这个专业使自己有机会阅读和研究一些常人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史料，这对于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很有帮助。以《环舞》为例，小说讲述了19世纪俄罗斯青年军官的故事，他曾参加许多历史活动，包括镇压高加索、波兰的反俄起义，书中谈及了他对文化的感受。这是新文化史背景下当代俄罗斯史学的一个变化，而且此类变化在中国也发生了。比如，王笛的《袍哥》就获得了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其获奖词中写道：“……是考察历史与叙事、文学与史学关系的绝佳例子，是当代史学致敬本土史传统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就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接下来张建华教授介绍了在新文化史的冲击下欧美学界俄国史研究中发生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后，欧美学界对“预测不准”的重大失误展开反思，因为苏联解体是以一种“突然死亡”的特殊方式出现的。1991年12月8日，3位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突然发起“苏联解体”的倡议，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停止存在。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苏联是一个核大国，核武器广泛分布在其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中，如果苏联发生内战，就可能殃及整个世界。西方的战略家、国际问题专家们对“测不准”的错误纷纷自责，他们的反思结果是，以前的“苏维埃学”过于单一、功利、模型化，因此要“超越苏维埃学”。莫蒂尔（Alexander Motyl）在其《苏维埃学、理性、民族性：论苏联的民族主义》（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中强调，要研究苏联的民族主义，必须从其“民族性”着手。欧美学界反思，以往单从线性的、理性的、实例的角度研究苏联历史是不够的，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国际研究。“国际研究转向”因此出现，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诸如《俄罗斯思想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剑桥俄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等一系列代表成果。更直接的例子来自波兰裔澳大利亚籍的语言学家安娜·韦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她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采用了新文化史的方法——研究重要语词背后的文化伴随意义。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韦日比茨卡选择了19-20世纪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她对其进行了筛选，从起初的1000个词逐次减少到了最后的3个——灵魂（душа）、苦难（тоска）和命运（судьба）。她认为这三个词最能反映俄罗斯文化的真实面貌，张建华教授赞同这种说法，并指出俄罗斯谚语也常常与这些概念相关，而且这些词也能反映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张建华教授还分享了自己2016年6月2日至4日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的经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俄国革命文化及其在全球的影响：语义-表现-作用”（The Cul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 Impact: Semantics – Performances – Functions），他所在小组主要谈论了十月革命在东方的影响。此次会议的发言反映了在史学新潮流背景下欧美学界的变化，比如马丁·奥斯特（Martin Aust）做了题为《俄国革命的全球化：一些史学评论》（“Globaliz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的报告；张建华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北京“老莫餐厅”的记忆：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化在当代中国形象的变迁》（“The Memory of Restaurant Moscow in Bejing: the Changes of Image of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报告。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李剑鸣教授2012年在《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中曾写道：“……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国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些说法还没有过时，虽然中国学界了解新文化史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海登·怀特在内的新文化史大家也曾应邀前来中国，但是有影响的著作还是寥寥无几。对于这样的现象，张建华教授借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话题“谁之罪”与“怎么办”进行了发问，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借鉴“他山之石”，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张建华教授曾就这个问题发表题为《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的文章并在其中指出，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学科是可行的，它应当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开放型的、宏观视野的学科，它应该是一个以文明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用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张建华教授认为可以以中国史学传统，即“义理”、“辞章”、“考据”之学为基础，借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等史德，用它进行指导，再吸收国际史学界最新的成就，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第二，从你我做起，人人都是史学潮流观察家，人人都做历史理论家。刚才谈到，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起初在俄国乃至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历史学不单独设系，而往往是历史语言系或历史哲学系的组成部分。1934年在苏联才出现了独立的历史系，与哲学系、语言学系分家。从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以来，历史和哲学、语言一直是合二为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学习历史的学生不仅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历史事件的年代，还要知道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他们接收了完整的人文知识教育。现在的欧美国家还有古典系，是“打通文史哲”的大学科。张建华教授认为，恰恰是由于巴赫金和雅各布森在大学阶段接受了这种“打通式”的专业教育，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出被不同学科采纳的观点。以赛亚·伯林虽然在1918年就流亡英国，并没有在俄国读大学，但是他曾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相似的还有科耶夫，他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还是欧共体的主要创建者和欧元的主要设计者。他出身于莫斯科的富商家庭，其叔叔是俄国画家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十月革命后，还是中学生的科耶夫曾因倒卖粮食被捕，之后他越狱，并于1919年离开苏俄，前往德国。之后他在德国经商，并在莱比锡大学旁听。他雇哲学家到自己家中授课，其中包括雅斯贝尔斯，后者成为了他的博士生导师。毕业之后科耶夫前往法国，由于没有国籍，他不能在大学担任教职。不过他从1933年到1939年曾在讲习班中讲授精神现象学，而他的听众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拉康、雷蒙·阿隆等人。也有一些人没有亲自听科耶夫的讲座，而是间接接触了他的思想，比如萨特和弗朗西斯·福山，后者的“历史终结论”可能与科耶夫“历史终结”的观点有关。1939年科耶夫获得法国国籍，他在战后放弃研究投身政治，成为法国驻欧共体代表，可谓一位“奇才”。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都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在帝俄时代，俄国有三类中学：在面向大众的中学（школа）中进行基础教育；在文理中学（гимназия）中主要学习语言学、演讲、修辞等人文知识，在这里只有上层子弟学习；此外还有贵族学校（лицей），这类学校也只对贵族开放，讲授人文知识。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就曾在这些上层的中学就读，所以他们尽管没有在俄国的历史哲学系接受学术训练，但在其中学时代已经在历史、语言、哲学等方面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张建华教授认为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教育促使一些学者成为了新文化史的领导者。张建华教授认为，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对历史学思潮和历史学进程把握最好的，甚至能对历史学进程产生影响的不是那些专门从事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而是那些做断代史、国别史或其他专题史的学者。比如中国史学界的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从事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但是近年来他的著作已经从思考中国史学内部的问题拓展到思考长城内外的问题，从使用中国的本土文献转向使用域外汉字文献。葛兆光教授在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史学思考，其成果包括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瞿林东教授虽然身为史学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但他也一直进行着隋唐史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论著。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张建华教授认为罗荣渠先生是用现代化的史学理论开展研究的第一人。此前罗荣渠先生也做过日本、美国、拉美地区的专题史研究，恰恰是在研究了现代化的3个最常见的具体案例之后，才提出了现代化史学的基本理论，即“一元多线”的历史观。而李剑鸣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史，但是他近年也写了包括《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在内的许多有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论著。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王汎森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王明珂主要研究边疆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做自己专业史研究时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发表了许多史学相关的论著。现在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开始就学习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可能缺乏国别史、断代史或专门史的支撑，而是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并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史学问题上，这可能不利于长期的学术发展。最后，张建华教授引用了果戈里的话作为结语。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初的职业曾是彼得堡大学乌克兰和欧洲史专业的编外副教授（приват-доцент），这个身份可以在正式教职空缺时填补职位。果戈里曾说：“世界史著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独立、彼此间缺少普遍联系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汇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堆积而成的……尽管世界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件所分隔，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写成一首壮丽的诗。”(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俄罗斯留学的留学生逐年呈上升趋势增长，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均签有相互认可学位、学历证书协议，留学有保证，加之“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俄语国家交流频繁，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俄罗斯海归的未来就业前景非常可观，这也给了很多想申请俄罗斯留学的准留学生更多的鼓励和信心。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成为热门的留学国家呢？朗恒出国教育申请俄罗斯留学的前期准备近几年，随着中俄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互动频繁成为了国内留学生前往俄罗斯留学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的教育质量高才是吸引留学生的根本原因，而且申请俄罗斯留学的前期条件不高，不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具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必须考出雅思托福等，申请俄罗斯的留学门槛很低，只要具有高中成绩和毕业证就可以，不会说俄语也无所谓，可以去俄罗斯读一年的预科，逐渐掌握俄语再申请俄罗斯本科进行学习。俄罗斯的热门专业很多，比如最强悍的就是理工类专业，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工业大国，很多先进的科技和技术都掌握在俄罗人手中，比如航天航天、石油勘探技术、汽车轮船制作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热门专业，比如电子类专业、语言类专业、医学类专业、艺术类专业、建筑类专业等等。朗恒出国教育俄罗斯留学的优势和未来发展俄罗斯留学性价比高，教育质量高、费用低廉，虽然不像英美国家那样，但是俄罗斯也是师资雄厚，无论是教师、教授、博士都会对学生进行耐心的授教和指导。据了解，小语种国家的留学费用都不高，像俄罗斯每年大概在1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生活费和住宿费也不贵，这让很多工薪家庭的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孩子出国留学后掌握了俄语，在中俄关系交流中可以申请相关工作，比如国家政府翻译、公务员等都是非常热门的职业，在中俄工业合作中，也需要懂俄语的人才进行洽谈，这类工作一般为国企，工资待遇高、工作环境稳定，所以未来就业这一块是不用担心的，现在就规划好留学之路就行。孩子的选择和起步对未来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将来做铺垫，很多家长在为孩子做规划时没有考虑好时间，因为错过了留学时间也不是没有的事，作为俄罗斯留学规划老师，在此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留学规划，尽快让孩子准备出国学习的材料，不能耽误学校招生开放时间和孩子的未来。更多留学相关的咨询，请留言朗恒出国教育。

友好协议签署后合影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季惠斌观摩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课后合影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季惠斌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赵夺良教授在音乐会上演奏东北新闻网讯 为推进辽宁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沈阳)校际交流与合作，11月10日至17日，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季惠斌率代表团一行12人出访俄罗斯，对俄罗斯高等音乐院校展开了为期7天的访问。11月11日，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季惠斌率队到达莫斯科，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为在俄留学的中国艺术类留学生举行了题为《中国音乐教育现状及中俄音乐合作交流的未来展望》的大师班讲座。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于继海和驻俄外交官参加讲座。季惠斌院长在讲座中详细介绍了沈阳音乐学院的红色历史，建校8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并畅谈了国内音乐学院的现状，中俄音乐合作交流的未来发展，为在俄留学的中国艺术类学生学成回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借鉴，指明了方向。讲座得到了在场嘉宾的一致好评，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于继海特别为季惠斌院长的精彩讲座颁发了感谢信。为了更好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开放合作高地”的重要指示，在此次出访中，沈阳音乐学院致力于共建中俄高等音乐教育合作新高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与俄罗斯一流音乐院校的深入交流，在拔尖人才的联合培养、联合培养博士生和共同举办国际重大音乐赛事等方面与俄罗斯多所院校达成了全面合作意向并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为期七天的访问中，沈阳音乐学院先后访问了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伊州肖邦音乐学校。为加快教育国际化发展，沈阳音乐学院始终把深度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搭建合作平台，开辟合作渠道，开展了形式丰富的音乐文化和教育交流活动。在此次出访中，沈阳音乐学院和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俄联邦伊尔库茨克州文化部以及伊尔库茨克肖邦音乐学校联合举办了“友谊交响曲”音乐会。11月15日，“友谊交响曲”音乐会在伊尔库茨克州音乐厅举行，季惠斌院长代表学院致辞。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曹云龙、伊州立法会议副主席阿尔达洛夫、伊尔库茨克市市长别尔德尼科夫、伊尔库茨克市杜马副主席马特维楚科、驻伊领团及当地各界代表等400余人共同观看了音乐会。在音乐会上，除了俄罗斯音乐家的三角琴独奏、咚巴拉独奏等精彩演奏，沈阳音乐学院师生也登台献艺，一展风采：由学院民乐系指挥、艺术指导教研室主任孙鹏任乐队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副会长、我院民乐系主任赵夺良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抬花轿》和《卡琳卡》，钢琴系手风琴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曹野的巴扬独奏《献给克劳德的探戈》和重奏《蝴蝶》，民乐系管乐教研室主任张科威的笛子独奏《喜相逢》，民乐系青年教师沈建晖的唢呐独奏《百鸟朝凤》，民乐系优秀学生高雨诗的《葡萄熟了》、孟梧桐的《云南回忆第三乐章》、周梦萱和龙玥彤的《春江花月夜》，民乐室内乐《紫竹调》和《赛马》》等。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与喝彩不断，令俄罗斯观众充分领略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无限魅力。音乐会结束后俄罗斯观众纷纷起立鼓掌，中俄艺术家多次返场谢幕。俄罗斯电视台、通讯社、广播和网络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音乐文化领域的沟通交流。在为期7天的访问中，沈阳音乐学院代表团在院长季惠斌的率领下，用优美的中国民族音乐加深了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情谊，通过一份份合作协议的签署推进了“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沈阳)校际交流与合作，拓展了中俄在音乐交流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彰显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季惠斌表示，未来，沈阳音乐学院将与此行访问的俄罗斯院校建立起包括拔尖人才联合培养、共同举办重大国际音乐赛事以及合作办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各国、各学校的特色，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互学互鉴先进教育经验，推动“一带一路”音乐教育发展，为辽宁高等音乐教育的繁荣发展和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