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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偷偷摸摸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阴阳路

国产博士太多了?不,太少了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里斯本

“弱智”的她在三年拿到了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又读完博士……

●昆塔尼拉13岁时,因为被判定“弱智”而辍学。多年后,悲剧又将重演,她的孩子没有通过学校的智力测试,校方婉转地表达:读书这件事,光靠努力没用,还得看智力、遗传……●为了给孩子树立榜样与信心,“弱智”妈妈昆塔尼拉开始发奋读书。她3年拿到理学学士学位,又拿下文学硕士,在读完博士后,她还获得美国教育委员会会员资格,甚至被提名为总统做教育咨询。●在昆塔尼拉的感染下,她的“弱智”大儿子成了医生,小儿子成了律师。也许,孩子的未来,很大一部分要靠家长的遗传,但遗传的不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意志与勇气。态度:●在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心态,没有明确的目标,对学习没有激情,甘做一个平庸的人整天混来混去,浪费了青春和时间,这样对社会、对家人、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态度决定一切,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好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就会用心的去学习,勤奋的去工作,在学习、工作中体验到乐趣。●无论学习还是工作,积极的态度就是成功的保证。很多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份工作能否做好,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态度。鼓起勇气,端正态度,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惊喜、收获知识、成长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一个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对待学习或工作是敷衍了事还是尽心尽力,是安于现状还是积极进取。你可以选择维持现状,也可以选择拼搏进取,这就取决于你内心是否热爱学习或工作,有无工作激情和进取心。意志:●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看他的意志力有多强,如果不够强,目标会被多次降低,相反,如果意志力越来越强,目标也会提高,意志力就是能够持续完成目标的能力的表现。●意志力这项心理活动无时不刻指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如果我们有很强的意志,会使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成绩。●愚公能够把整座山都移开;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凭借着一把小小的锤子和坚强的意志,经过二十年终于挖出一条隧道逃出升天;其中无数的困难、艰辛、挫折、和失败,确实只有拥有顽强意志的人才能克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没有流血流汗的勇气,那么成功会遥遥无期。大凡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意志坚定者。勇气:●一位哲人说过,人生只要敢于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离成功也就不远了。古人曰:“狭路相逢勇者胜。”蜀国大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飞将军赵子龙,战群雄,救阿斗;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些人无不具有超凡的勇气,勇气使他们成为世人敬仰的英雄。勇气的作用是,只敢于去做,敢于去面对,敢于去挑战,事情就可能成功,人生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精彩。●在我们的人生中不能失去勇气,没了勇气,就失去了一切······

变鼠记

北大文学博士,嫁给年长自己25岁的美国导师,21年后近况如何

在国际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的20,21世纪,华人与外国人的跨国婚姻也越来越普遍。而在婚姻中,年龄相当,门当户对等思想往往都受人重视。因为人们往往都更容易认同那些看起来“般配”的爱情。而跨国婚姻似乎对于人们来说也有两种观点。一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因为百年前的战争让人们产生了崇洋媚外的心理,而出现外国人比中国人好的畸形思想,这从而也产生盲目反对所有外国人的畸形思想。可是“北大才女”田晓菲的婚姻却成功击破了这种思想的束缚。这位13岁就在北大的人,嫁给了自己哈佛大学的导师宇文所安。因为当时她的导师大了她整整25岁,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田晓菲有人认为田晓菲是一个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才,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且还为他更改国籍,同时对方还是一位年纪特长的先生。这让他充满了争议。他的丈夫宇文所安,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等等。在2018年,他还获第三届唐奖汉学奖。成为汉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者。宇文所安而田晓菲1971年10月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报社的职工,因此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文学。她13岁就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就读英美文学专业。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其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16岁时,正赶上北大校庆,她写下了《十三岁的际遇》,最后还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可以说,田晓菲的才华受那一代青少年集体膜拜。大家熟知的诗人海子,也是田晓菲的好友,海子曾对她说:如果你能坚持,你将是位伟大的诗人。所以海子自杀后,田晓菲非常伤心低落,很长时间停止了写诗。著名诗人海子大学毕业后,田晓菲去美国读硕士,后又考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导师宇文所安。宇文所安本名叫斯蒂芬.欧文,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汉唐文化。两个同样喜欢诗歌的人,经常从李白到杜甫,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一聊聊很久。他们更像是一对忘年知己,而不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宇文所安爱上了这个美丽的东方女孩。宇文所安很快,田晓菲毕业了。宇文所安邀田晓菲到山上旅游,并在下山的时候表达了对她的爱意。但是因田晓菲只顾往下走,根本没有听清宇文所安鼓起勇气向她表达的爱意。直到他们回到车里,她也没有什么表示。下车后,宇文所安按捺不住拦住了田晓菲质问她为什么不理睬他郑重的求婚。田晓菲这才知道下山时,他一阵叽里呱啦,原来是向自己求婚。田晓菲认为宇文所安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并说出了另一个追求者的事实。宇文所安竟用数字分析的为她分析起他和情敌的优劣。2016年田晓菲近照这让田晓菲非常反感,直到宇文所安改写的一首古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千里蝉娟照,爱若磐石坚。”她发现宇文所安不仅冷静客观,还带着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观。于是,田晓菲答应了宇文所安的求婚。在田晓菲28岁时,不顾亲友反对,嫁给了53岁的宇文所安,并更改了国籍。宇文所安与田晓菲面对国内的质疑声,很多人认为田晓菲崇洋媚外,抛弃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她真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线的,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挑战就不足为惧。如今,两人已携手走过21年,田晓菲也是一个快50岁的中年人,但两人一直将诗词歌赋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他们的在一起却不仅仅只是普通的伴侣,更多的是精神是长久的伴侣。

重生记

从刘德华成为文学博士,看到成功的必经之路

晚饭时,母亲说起了翠翠(化名),声称前阵子受其母所托为她说媒来着。翠翠是我的小学同学,至今未嫁。于是我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博士后毕业的高中同学,问问他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男士的资源。之所以联系他,是因为翠翠现在的条件相比较而言很优越,我猜想她的择偶对象应该是高学历稳收入的群体。说起来惭愧,小编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成绩很优异,翠翠之流是完全不在我的竞争范围之内的。所不同的是,上大学以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游戏人生。而翠翠却在此时开始走上了奋斗之路,后来考到北京读研,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现如今以中高端人才的身份拿到了北京户口,单位分配了住房,收入也跟着涨了上去,除了单位分配的房子,自己还在丰台区买了一套。我与翠翠的差距在大学时出现逆转,毕业后越拉越大,想起这些颇有些羞愧难当。饭后翻看手机,在某公号上看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讲的一些考研的奋斗故事。我看到了其实不只是翠翠,太多的人为了自身发展都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看罢觉得心里没底,并不是后悔当初没有一起参与到考研大军里面,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在想,作为一个掉队的兵,我是否还能或者还有机会赶上同学们的步伐?我不确定,甚至于说很不自信的认为没有多少机会了。我又把高中的大学的两拨同学回顾了一遍,发现大凡现在混得还可以的,基本与成绩和学历成正比。曾经我也偏激的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与学历无关,我也随波逐流的把出身、把背景、把社会现实等等因素拉过来佐证这一偏激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醒悟,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一个人社会竞争力的大小,而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力的表现方式。我不否认也有低学历成绩平平的人同样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但从我的交际圈子里发现,这一现象代表不了趋势,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一结论的得出,更增加了我对未来生活的不自信。晚上打开电脑,刘德华被授予香港树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消息映入眼帘。小时候曾经把华仔当偶像,成年后虽然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一直对这一传奇巨星心存好感。刘德华的成就毋庸置疑,虽然总有人拿唱歌不如张学友,演戏不如梁朝伟来否认他,但是华仔用自己的敬业、行动和数不清的作品来诠释,他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每一份收获后面都对应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我想说他的成绩实至名归,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奋斗得来的荣誉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这个博士头衔是有实际含金量的。看到他穿着象征学识的博士服,打心底佩服、高兴。刘德华表示,虽然离开学校在社会这么多年,但一直不停的保持学习的心。他还透露出十分想读中国文学,以后可能还会出书。一晚上纠结的心变得有些茅塞顿开,我想困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出成就,不在于你已经跑了多远,而在于是否可以保持不断学习。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唯有保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未来才会向你招手。现在开始努力并不算晚,将来有一天或许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翠翠”们也未可知。或者说就算是一辈子赶超不上,只要将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做到了问心无愧,也不至于再像今天这样恐慌。刘德华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尚有进取之心,何况我等?所以,小编希望和我有过同样心结的读者可以保持一颗持续学习的心,未来定不负苦心人。有句话虽然满满的鸡汤味儿,但小编觉得说的很好: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夜与雾

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国学大师,他就是梅光迪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1890年生,安徽宣城(今南陵县弋江镇奚滩村 西梅村)人。学衡派创始人 ,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著名的校友代表、《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之一。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并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十年,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汉学人才。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洋文系主任。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梅光迪(西元一八九○~一九四五年),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农历一月初二诞生于今芜湖南陵县奚滩乡西梅村(原属宣城县)一个清末秀才家里。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学家梅圣俞,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远祖,学术相传,是梅氏的家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岁应童子试,十八岁肄业安徽高等学堂,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民国二年夏,自威大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四年夏,转往 哈佛大学 深造,专攻文学。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新 人文主义 倡于哈佛,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先生受业门下,最有深契。1909年,梅光迪、胡适二人经过胡适族人胡绍庭介绍认识。在留学期间,一直有书信往来。双方对于复兴古学、孔教、文学革命都有相当的探讨。《梅光迪文存》还为我们解读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细节。马一浮在当时已经在学界负有盛名,但他拒绝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学,包括蔡元培与蒋介石的邀请,也予以拒绝。但抗战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风,就教于浙江大学。个中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梅光迪作为礼聘马一浮的当事人,他在书信当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并不是因为高薪吸引,实际上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个月300块钱"。最关键在于"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今天的推荐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要关注我。

官治其职

27岁拿到博士学位,33岁成为教授,她的气质不逊色于董卿

《中国诗词大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档节目,每年都会收到全国网友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表现优异的选手以及评委,都会让人赞口不绝。在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的导师席里面,有一位气质非常好的导师,让大家眼前一亮,都非常好奇。这位与众不同的导师就是杨雨,淡妆、盘发,外形一般,却把一身旗袍驾驭得大气优雅,体现出中国古代女性的古典美,也满足观众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美好想象。杨雨教授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才华结合自身独特的文学素养,无论是气质,还是文化文化底蕴,都是毫不逊色于董卿。这样的才女表现的气质,可以说是比任何娱乐明星都好。据公开的信息解释,杨雨是湖南长沙人,七岁就已经开始读诗词,至今已经坚持30多年。所以自身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理解是非常的深,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沉醉于中国的古代文学,使得杨雨的气质逐渐发生变化。这种气质不像是文艺青年,更像是中国古代的古典才女。杨雨从小的学习成绩就非常好,特别是语文和英语科目,经常都是年级里的第一。在高中毕业之后,她顺利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法语专业,然后继续留在母校攻读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在读大学的过程当中,她逐渐明白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在母校攻读博士阶段,她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方向。27岁的杨雨就拿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顺利毕业。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并担任中南大学的文学类专业的讲师。由于她讲课附带许多逸闻趣事、典故传说,所以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她的选修课程经常都是爆满。在杨雨33岁的时候,就被被中南大学评为文学教授。在熟读诗书之后,杨雨教授还出版有自己的作品,比如杨雨讲诗词故事》、《诗词中的人间冷暖》等,在我国的文学界都有着比较高的知名度。专心钻研是中国古代诗词已经有20多年,容貌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她的气质依然很好。在《中国的诗词大会》节目中,杨雨教授对各位选手的表现都点评得很到位,体现出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他对中国的的诗词能够灵活运用,在各种场景当中,都表现得很恰当,让观众觉得很舒服。因此,很多人觉得杨雨教授的才华和气质都是很好,仿佛就是第二个“董卿”。这样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教授,也是广受网友的欢迎。相比娱乐明星所谓的气质,杨雨教授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气息,更是让人佩服,也更加让人尊敬。因此,这样的教授才可以真正说是“明星”,才是值得我们追捧的人。

冬则炀之

新书披露第一批文科博士“诞生记”,莫砺锋怎样从知青到博士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此后不久,这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批博士。最近,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面世。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当年的博士生,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生动的访谈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开山大师兄》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在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开山大师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许金晶本职工作之余是独立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长期坚持人文社科学术阅读与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孙海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从事编辑工作。“这本书其实源于一次饭局。”2017年5月,许金晶为庆祝自己第二本书《领读中国》问世,跟妻子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领读中国》的策划编辑徐海,《领读中国》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友人吃饭。在饭局上,大家聊起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在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许金晶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推出。这个想法得到在座所有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饭局过后,许金晶和孙海彦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一年多的访谈、整理和写作,凝结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非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许金晶表示,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 “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许金晶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12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首发仪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办。首发式上,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王世岳的主持下,许金晶、孙海彦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展开对话来到现场。1949年出生的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先生,1984年10月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首位文学博士的历程。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提前参加考研。他本来想报南大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无奈之下只好报考了南大中文系,“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好几千首,心想可以试一试,当场就报名了。”不过,在报考时,莫砺锋并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1979年6月,莫砺锋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1年12月,莫砺锋以《黄庭坚诗初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恰在此时,国家公布了《学位条例》,南大也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回忆,当时南大全校文理科博士生导师加起来只有28个,学校从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每人招一个博士生。程千帆先生就在其中,招收的博士生正是莫砺锋。从1982年初到1984年10月,莫砺锋用两年零十个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南大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回忆起那段岁月,莫砺锋感慨,程先生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和现在的博导很多不同,有点像传统手艺人带徒弟的方式,“程先生和他的三个助手——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吴新雷先生带我一个人,管我一个人,我被管得‘死去活来’,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得去读。”莫砺锋报考博士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程先生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一本唐宋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读完之后,还要写札记,交给各自负责的老师,比如读《文心雕龙》的札记,要交给吴新雷老师;读《史记》的札记要交给周勋初老师。1984年10月22日,这个日子莫砺锋永远记得,这一天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包括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一流大师。莫砺锋的论文《江西诗派研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当时,江苏省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中文系里还组织了300多名师生去旁听。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砺锋并不十分在意。他难以忘怀的,是读博士期间,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和莫砺锋一样,其他九位“开山大师兄”的博士故事也同样生动鲜活,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本书推荐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但“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和向往。交汇点记者 于锋

桂花巷

《奇葩说》的选手詹青云:她让我看到一个真正文学博士的样子

看过《奇葩说》的观众应该对詹青云印象不浅,詹青云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的读书人,用于约束自己的道统就是文人士大夫的道统,她理想要成为的人是一个君子。作为有着经济学政治学背景的哈佛法学博士,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文采斐然,仍保有一份古君子之风,华夏之大,当今之世,寥若星辰。我始终记得她在第五季“高新不喜欢的工作和底薪很喜欢的工作”里她说的那段话:“就像我是当律师,我是可以选择那些高薪的工作,我就去给那些大公司打反垄断的官司,动辄几十个亿的官司,我也可以选择就去给普通农民工提供一点法律咨询,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缺愿意为了高薪去打很贵的官司的人,大把的人挤破头要去做那样的工作,而一个普通人愿意放弃这一切,去为普通人提供一点帮助,难道连你我的一句鼓励都得不到吗?我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被挑选的人,我想做一个被需要的人”。这个贷款百万去哈佛读书的女人,这个在美国地铁上读《庄子》的女人,这个愿意为普通人去提供一点帮助的女人,这个心系家国情怀,满是文人风骨的女人,太让我动容了我心里始终对矮大紧关于一个清华高材生的评价难以忘怀他说:一个大名校是干什么的,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毕业是干嘛用的,不是用来找工作用的,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一个名校生,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就是愧对名校的教育。之前觉得高晓松对名校生的要求太高了。但当我看到詹青云以后,我才知道一个名校生是可以有胸怀天下这样的情怀的。而且她让人共情的地方是在这里,是她的人生,是她的个人魅力。这种苦尽甘来的笑,这份对学问的执着,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我读书的时候经济情况比她好多了,我在学问上能做到的也比她差远了,而我自问,如果在那样的境遇下,我做不到她这份坚持。“这个时代不是必然如此。”这句话詹青云说过很多次。每一次在她的慷慨激昂中我都头皮发麻直戳心脏。当时很多人说啊,高晓松是不知人间疾苦。多少人温饱都是问题就是想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过一生。是的。任何选择理当被尊重。可是名校是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精英的孕育之处。如果在这里都没有齐家治国的理想,没有想站在时代前沿振臂一呼的抱负。这个国家哪里会有未来?名校至少该如詹青云一般虽然身负百万欠债也有着改变世界的底气!在我心里对名校生的想象还是非常理想化的,我始终觉得,胸怀天下持文人风骨是我对名校生所有的幻想。詹青云她恰恰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都是尘世里的俗人,很多事情我做不到,所以内心难免对詹青云那种文人风骨太过向往。詹青云就是这个时代名校生至少当有的风范和气韵。

非其义也

她是北大文学博士,出国后嫁给大25岁的美国教授,21年后现状如何

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对于爱情的看法上,过去的人对婚恋嫁娶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现在人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崇尚自由平等,你情我愿。在思想观念的改变下,老少恋异国恋也是越来越可以被人们接受,但是老少恋和异国恋的结合恋爱也是非常稀有的。1999年,28岁的田晓菲和53岁的斯蒂芬欧文举办了婚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1年了,她们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还是恩爱如初吗?1971年田晓菲出生于哈尔滨,1975年跟随父母来到天津生活。田晓菲的父亲是天津文联的主席,母亲也是文联的骨干成员。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田晓菲小时候就对文学有很深的兴趣,聪明的田晓菲在文学方面也颇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还没有上小学读书的田晓菲就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自己创作的诗集,被左邻右舍称为书香世家中的天才神童。1984年,北京大学就注意到了频频在诗歌比赛中获奖的田晓菲,在经过少年班招生老师的简单测评之后,田晓菲就以13岁的幼龄进入到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学习圣地-北京大学中学习。可能是天才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田晓菲和同样是神童的查海生(笔名海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田晓菲心中,查海生就是自己继续在文学路上行走的支柱。可是天妒英才,1989年海子自杀了。田晓菲因为海子的自杀而感到崩溃,她感觉自己的支柱已经倒塌,从那之后,她就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毕业后,田晓菲去了美国,遇上了自己往后一生的支柱,她的导师斯蒂芬欧文。欧文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经常跟欧文说聪明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勤奋,正是父亲的教育鼓励欧文不断学习。在巴尔的摩的图书馆,欧文邂逅了中国古代诗歌,立马就陷入了痴迷状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担任讲师,后在1992年调任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几年后担任了田晓菲的博士导师。欧文称自己为为唐诗所生的美国人,在他心中,唐诗就像是一个永远探索不完的宝藏,他深爱着中国文化,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宇文所安。当他开始担任田晓菲的导师时,他被田晓菲身上带有的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息吸引,不可救药的爱上了她。1998年田晓菲博士毕业之后,欧文写了一首唐诗给田晓菲表白。这个时候田晓菲也在自己导师身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素养,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即使两人属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两人年龄相差了25岁,这些障碍都无法阻止两人在一起的决心,恋爱一年后,两人便举办了婚礼。婚后,为了凸显自己是欧文妻子的事实,田晓菲取了一个笔名,宇文秋水,然后改换了美国国籍,跟随丈夫一起在美国定居。2020年,两人已经结婚21年了,现在田晓菲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夫妻依旧恩爱,只是田晓菲热爱研究南梁而欧文喜欢唐朝。夫妻二人还来到过中国办了一场诗歌讲座,反响强烈。很多人都认为田晓菲崇洋媚外,不顾祖国多年的栽培去美国做研究,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外人也无法干涉,只是中国近年来人才流失的现象却是令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