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研究

江基尧教授团队牵头中国22个省市、56家大型颅脑创伤临床中心共同研究展示了中国颅脑创伤救治的真实状况。　叶佳琪　摄中新网上海7月21日电 (记者 陈静)记者21日获悉，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江基尧教授团队牵头下，中国22个省市、56家大型颅脑创伤临床中心共同研究展示了中国颅脑创伤救治的真实状况。研究结果显示，道路交通车祸伤是中国颅脑创伤主要致伤原因，中国颅脑创伤患者普遍伤情较重，但救治效果优于欧洲。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神经病学》封面论著专栏在线发表了这项研究。仁济医院供图21日， 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神经病学》封面论著专栏在线发表了这项论著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成果。该杂志同时刊出特约点评指出，这篇论文是欧洲颅脑创伤研究的“姊妹篇”，对临床循证医学证据和提高疗效具有关键性作用。据悉，中国颅脑创伤患者每年新增人数众多，江基尧教授表示，严重脑外伤会导致患者高死残率，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而相关研究始终是个空白。自2013年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暨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颅脑创伤团队启动大规模颅脑创伤真实世界注册研究。该研究严格按照国际临床研究的规范设计研究方案，与欧盟同期启动的大规模颅脑创伤疗效比较研究形成“姊妹项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颅脑创伤群体平均年龄48岁，在全部颅脑创伤人群中，重型颅脑创伤比例占22%。36%的中国颅脑创伤病人可以收入专门的重症监护病房，得到更为专业的治疗。中国颅脑创伤病人中，收入ICU颅脑创伤病人的病死率是11.4%，欧洲数据为19%。江基尧指出，这是20多年来，中国颅脑创伤团队持续推行严重颅脑创伤病人的规范化诊治、个体化精准监护与治疗的成果，表明中国卫生体系和医疗中心建设的巨大进步。第八届国际神经创伤协会主席比利时马斯(Maas)教授指出，这一研究展示了中国颅脑创伤的概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专委会前任主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党委书记张建宁教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专委会候任主委、复旦大学华山医院院长毛颖教授等均认为，该研究具有原创性和示范作用。当日，江基尧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对未来颅脑创伤治疗策略导向和临床救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完)

(抗击新冠肺炎)中国临床多中心研究率先发现：联合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对转阴无显著帮助中新社上海5月18日电 (记者 陈静)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临床应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的抗疟疾药物羟氯喹一度受到追捧。　　记者18日获悉，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牵头，全中国16家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研究分中心共同参与的多中心、平行、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表明，与标准治疗相比，联合羟氯喹的治疗不能带来病毒转阴的额外获益，且存在一定几率的以消化道症状为主的不良事件。　　瑞金医院感染科谢青教授当日对记者表示，试验结果不支持对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联合使用羟氯喹进行治疗。据悉，全世界范围内，羟氯喹治疗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此前未有报道。中国医学专家的研究对羟氯喹在新冠肺炎治疗的临床定位，提供了最真实和确切的依据。　　据悉，该研究在全球四大期刊之一的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羟氯喹作为抗疟疾药物和抗炎症药物，已在感染科和风湿免疫科应用多年，对于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尚无临床研究验证其存在临床疗效，也缺乏此类患者的安全性数据。　　瑞金医院牵头的该项临床研究，在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开展，探索高剂量羟氯喹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毒转阴率、临床症状改善、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善、预防疾病严重度增加的作用。　　该项研究将入组的核酸阳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患者，随机分成羟氯喹联合标准治疗组和标准治疗组。在标准治疗组中，医生给予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指南所推荐的标准治疗，羟氯喹联合标准治疗组则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给予高剂量羟氯喹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在两组患者中，28天的核酸转阴率无显著差异，分别为85.4%和81.3%。在安全性方面，标准治疗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8%，而羟氯喹联合标准治疗组为30%。据悉，最常见的羟氯喹相关不良反应为腹泻。(完)

导读：医院信息化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丰富的患者资源，如何将这些已存在的患者资源转化为有效的临床研究数据是现今临床科研人员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可处理临床病例资料，并实现跨多中心的临床科研协作。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多中心临床数据库为例，对其在科研应用中的优势、潜在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随着医院信息化不断深入发展和建设，医院信息系统正存储越来越多患者的病例资料，而且这些患者资料无疑是符合“容量大、增长快、种类多”标准的大数据，倘若可以联合多家医院的患者资源，这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临床研究数据宝库。如何将这些已存在的患者资源转化为有效的临床研究数据是现今临床科研人员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多中心临床数据库作为一个集约化的数据仓库，既可以跨信息系统、全面有序地处理临床病例资料，同时又可以共享多家医院的数据资源，满足跨多中心临床科研协作的需求，为临床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在2017年5月开始建立多中心临床数据库以提高临床数据在科研中的应用水平。将以我院为例探讨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在科研应用中的优势、潜在问题及对策。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建立背景多中心临床数据库早已在国内外兴起。国外早已开始建设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实现多地区临床数据的共享。美国癌症研究所早在1973年将几个地区的肿瘤登记站联合组成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数据库(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现在SEER数据库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肿瘤登记数据库之一，目前1975-2014年的所有资料已经发布在网上(http://www.seer.cancer.gov)。在2000年，日本建立了日本心血管外科数据库，并且在2010年又建立了包含以上数据库的国家临床数据库(National Clinical Database, NCD)。 而我国的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大多数尚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缓慢。比如，虽然我国早已在1963年于上海开展肿瘤发病登记工作，但由于全国各地的推进工作进展缓慢，直到2002年才成立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并建立了中国首个肿瘤防治数据库，对外开放了免费查询的网站(http://cancernet.cicams.ac.cn)，但因网站长期未更新，无法获得实时更新的信息；国内最大的骨与软组织肿瘤数据库由北京积水潭医院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建，从第一代dBase单机版历经几代的发展，直到2013年才发展为网络数据库，该数据库除了可供内部人员登录使用，还开通了可让公众免费查询的网站(http://www.sarcoma-jst.net)，虽然是单中心开发，但在研发时已规划为可供多中心使用；中国首个前列腺癌临床数据库(PC-Follow)从2008年9月至2014年12月经历了3个版本的构建，终于升级成了在线版的网络数据库，并且在2015年招募全国12家泌尿外科中心进行运行培训及测试。这表明了我国正逐步提高对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认识，并加快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建设。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这一人口资源可为临床研究提供大量可靠、高质量的临床数据。而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可整合多家医院多个地区的临床数据，实现临床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临床资源的共享，从而推进临床数据库的规模化。因此，为了集中高效地利用临床数据来提升临床研究水平，开始建立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架构和功能系统架构综合考虑软件开发技术、费用与软件平台的可扩展性等因素后，与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商进行合作开发。数据库虽然以单中心研发，但规划时可供多中心使用，在技术方面采用了Apache Web服务器+Java语言+MongoDB数据库+Hadoop大数据框架等多种核心技术， 这共同构成典型的B/W/D（浏览器/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三层体系结构模式。数据库总体的系统架构为：信息系统如电子病历系统HIS、检验检测系统LIS和影像系统PACS之间通过有效集成形成大量临床数据，再对照字典转换编码为统一标准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同时从其他医院/研究所以及国外临床数据中心等合作单位进行对接获取相关的肿瘤数据经转码后存储至数据库。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图1 多中心临床数据库的系统架构模块功能数据录入与导入模块本模块的录入功能虽然仍为手工录入，但可通过选择下拉框或多选框，对照字典转换编码为统一标准的数据，极大减轻了数据录入时的工作量。而导入功能则可将现有的表单、影像学图像等资料上传至数据库中。数据查询与导出模块根据使用者的科研目的，自定义查询条件，即可浏览所指定的查询结果，而且可将这结果以EXCEL表格的形式导出。角色管理与字典管理模块数据库的管理者通过账号注册可成为系统管理人员，这一角色有权对其他多个角色进行设置和管理，比如可设置分中心负责人和科室医生等角色，并对他们开放不同模块的权限。字典管理模块仅对授权的角色可见，授权的角色可根据需要修改增减字典中的字段。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在科研应用中的优势整合多中心的临床资源，扩大科研样本量联合建库是突破资源制约、满足临床科研“多中心、大样本”的病例信息需求和建设高质量病例数据库的主要途径。数据库联合了多地区的临床资源，促进临床资源实时共享，提高临床资源的利用水平，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样本量。提高临床数据的完整性，提高数据的可挖掘性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来源于多个信息系统，这些原始数据保留了患者所有的诊疗信息。同时，由于需要尽可能保留所有患者的信息，字典转码实际上属于数据的分类整理，这进一步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除此之外，无法转码的内容也会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便满足日后科研的需要，提高了数据的可挖掘性。提高数据的检索效率，方便管理随访患者数据查询模块中所提供的自定义查询可进行多维条件的快速筛选，提高了数据的检索效率。而且，数据库会根据术后患者的随访安排筛选随访到期的患者，形成随访提醒，避免造成失访，方便科研人员跟踪管理随访患者。多中心临床数据库在科研应用中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原始数据对照字典转码的过程仍需人工转录，这种人工输入不仅繁琐费时，还易出错。因此，为了尽量减少这种输入错误，需要建立数据质量控制制度，录入或导入的数据需通过审核后才能发布。数据库需要通过网络实现多中心共享数据，需要考虑网络安全性及患者信息保密性的问题。数据库具有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需要通过账号密码登录角色，而且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访问权限。同时，数据库对患者基本信息加密，使共享的患者隐私信息以非明文显示。数据库的及时更新和长期运营均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维护和管理。而与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商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在医院内共同逐步培养一支既精通业务、又掌握信息化技术的复合型两栖人才队伍来维护和管理数据库，且在此之前，他们将会继续提供技术维护服务。当今世界，仅凭单中心研究已远远不能胜任科研的需求，多中心研究甚至跨国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多中心临床数据库是临床转化研究的核心，它在科研应用中有诸多优势：可整合多中心的临床资源，扩大科研样本量，帮助科研人员在大数据中进行挖掘，形成有用的科研数据，有助于提高医院的科研水平。目前，该数据库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将进行数据调试，需要在调试中进一步调整数据库，同时加强数据库管理的人才队伍培养，以期早日将其应用于科研当中。文章来源：《中国数字医学》杂志2018年第12期，作者及单位：李丹玲 张志强 潘辉 沈建飞 何建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室 广州医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数据研究院 浙江省台州医院心胸外科。戳这里!!!关于召开2019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CHINC）的第一轮通知“2018年度全国医院信息化杰出领导力和创新力人物”评选表彰活动2019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CHINC）征文通知传播数字医学领域发展最新动态，关注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资讯。长按扫码关注我们

据 2019 年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显示，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15 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约为 78.7 万例，发病率为 57.26／10 万；按死亡人数顺位排序，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第 1 位，2015 年肺癌死亡人数约为 63.1 万例，死亡率为 45.87／10 万。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其生物学，治疗和预后将肺癌分为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所有肺癌的 85%-90%）和小细胞肺癌（SCLC，占所有肺癌的 10%-15%）。融合基因是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重要的癌基因。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肺癌罕见突变被发现，常见融合基因有 ALK（3%~7%）、ROS1（1%~2%）、NTRK（3.3%）和 RET（0.7%~2%）。RET 基因可通过融合突变的方式促进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类相对罕见的突变，可见于肺癌、甲状腺癌等多个瘤种。NSCLC 的 RET 融合突变率约 1%~2%，其中以 KIF5B-RET 融合最为常见。近年来，针对 RET 融合突变，靶向 RET 的多重激酶抑制剂（MKIs）、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和化疗是三种可选择的治疗方式，目前已经研发了一些较为有效的新药，然而对于 RET 融合患者的临床、分子、免疫特征以及预后，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由广东省人民医院杨衿记教授团队牵头，联合全国 13 家中心在《血液学与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JHO，IF=8.731）发表题为 “Association of genetic and immuno-characteristics with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RET-rearrang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的论文，针对携带 RET 融合 NSCLC 人群展开了中国最大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研究为该类人群更有效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哪些新的证据？预后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将为 RET 融合 NSCLC 的临床检测、用药带来哪些改变？PD-1 仅为 “靶向抑制剂” 和“化疗”之后的备选疗法论文的结论是，与化疗相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有降低预后的趋势。因此，RET 重排的患者可能并不总是适合一线免疫治疗试验，应该考虑使用选择性靶向治疗和化疗，直到发现更特异的生物标记物来区分免疫治疗的应答者和无应答者。该研究共纳入全国 13 个中心，共计 129 例 RET 融合 NSCLC 患者，通过 NGS 或者 FISH 法评估 129 例患者的 RET 融合基因亚型发现，其中 99 例（76.0%）患者为 KIF5B-RET 融合，24 例（18.6%）为 CCDC6-RET 融合，其余均为相对罕见的融合亚型，129 例 RET 融合 NSCLC 患者中最常见的共存突变为 TP53 突变（38%）和 SETD2（9%）突变。129 例 RET 融合 NSCLC 患者中，共有 45 例晚期患者具有完整的总生存期（OS）和治疗相关信息，因而被纳入本次分析。总生存期（OS）是指从随机化开始至因任何原因引起死亡的时间，是衡量癌症预后效果的重要指标，总生存期（OS）越长，则代表治疗效用越显著。其中，中位生存期（中位 OS）又称为半数生存期，表示有且只有 50% 的个体可以活过这个时间，是总生存期另外一种表达形式。研究结果显示，45 例患者的中位 OS 为 20.3 个月。对比不同 RET 融合亚型患者 NSCLC（现阶段至少发现 12 种 RET 融合变体包括 KIF5B、CCDC6、NCOA4、MYO5C-R、EPHA5、TRIM33、CLIP1、ERC1、PICALM、FRMD4A、RUFY2、TRIM24）的 OS，发现 KIF5B-RET 融合与非 KIF5B-RET 融合患者的 OS 无显著差异，中位 OS 分别为 18.4 个月和 20.3 个月。同时 TP53 突变共存患者相对于 TP53 野生型患者，中位 OS 更短，两类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 18.4 个月和 24.8 个月；尤其是伴随 TP53 功能缺失型突变的患者，其中位 OS 更短，只有 10.2 个月。45 例患者分别接受了靶向 RET 的多重激酶抑制剂（MKIs，n=19）、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n=11）和化疗（n-29）。数据截止时，由于药物在国内尚不可及，因此没有患者接受选择性的 RET 抑制剂治疗。对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分析发现，用三种不同方式治疗 RET 融合 NSCLC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无显著的差异（如图 1. A 所示）。(来源：上述论文)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是指由随机至第一次发生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疾病进展包含肿瘤增长、肿瘤原发病灶转移以及发现新的病灶等。PFS 越长，则代表预后效果越显著。 其中，有 11 例 RET 融合患者接受免疫治疗（ICIs），包括 4 例一线应用、4 例在二线应用、3 例在二线后治疗中应用。10 例患者可以进行疗效评估，总体人群的客观缓解率（ORR）为 20%，疾病控制率（DCR）为 60%。结合患者的 PD-L1 表达情况进行分析，PD-L1 表达阳性患者的 ORR 为 33%。不同 PD-1 药物的效用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测试了 10 种免疫药物（如图 1.B 所示）：有两种药物在同 PD-L1 的表达水平之下作用效果有正向进展，分别为得瓦鲁单抗（Durvalumab）和派母单抗（Pembrolizumab）。然而，ICIs 的疾病控制率（DCR）的中值 PFS 相对较短，免疫检查点抑制结果表现次优。其中有一例接受“培美曲塞”+“培美溴珠单抗”（Pemetrexeddisodium +Pembrolizumab）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如图 1.B 第五列），这是 FDA 根据第三阶段 KEYNOTE-189 试验的数据批准的一种化疗药物 + 单抗治疗药物的组合，但结果显示，该患者并未获得任何反应，肿瘤并无良性预后进展。RET突变仍无特效药，巨大的市场需求尚未满足生辉总结了由 FDA/NMPA 批准 / NCCN 指南推荐的常见靶向药物列表，包含了针对 10 个靶点的 24 个肿瘤药物，其中大多数针对 EGFR 和 ALK 基因突变。针对 RET 靶点的治疗药物只有两个，卡博替尼（Cabozantinib）、 凡德他尼（Vandetanib），目前仅由 NCCN 指南推荐，且暂未获批上市。RET 融合 NSCLC 虽然是罕见突变，但患者人数多，如要精准的筛选出有该突变的患者，获得更好的预后和更经济的治疗方案，就需要研发针对该突变的药物，这一医疗需要当前远未得到满足，潜在市场空间巨大。RET/TP53 共突变将致不良预后，要求检测技术精准区分患者临床实践中，为患者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需要能发现基因突变的检测技术。KAAS，TP53 和 EGFR 是 NSCLC 最常见的突变基因。其中，TP53 是一种细胞周期调节蛋白，可以控制细胞生长和监控 DNA 损伤。论文作者发现，发生 RET/TP53 共突变患者的临床结果不理想。与其他基因相比，TP53 共突变在 RET 融合时发生频率较高。最近的研究表明，TP53 突变对 EGFR 突变和 ALK 重组 NSCLC 患者的预后有负面影响。然而，在 RET 阳性肺癌中，伴随的 TP53 突变并没有被描述为不良的预后因素。TP53 突变的负性预后效应可能与肿瘤抑制功能丧失、基因组不稳定功能增强、癌细胞转录组和表型调控能力有关，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改善用药模式。这些额外的基因异常在疾病进化中的作用，需要及时捕捉，这对检测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用于 RET 融合突变检测方法主要有 4 个：1）逆转录 PCR（PT-PCR）；2）免疫组化（IHC）检测；3）高敏感性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4）二代测序(NGS)。免疫组化（IHC）是检测 ALK 和 ROS1（突变基因）有效工具，但因为假阳性和假阴性发生率高，而无法检测 RET 融合突变情况，这种方法的使用频率正在下降。逆转录 PCR（PT-PCR）在 RET 筛查研究中的使用率最广泛，可检测已知 RET 融合，但主要缺点是无法检测新的或未知突变，且会低估 RET 融合发生率。在多数 RET 融合筛查研究中，PT-PCR 多于 FISH 或 IHC 技术联合。高敏感性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是 RET 融合检测金标准，且与融合伴侣无关，但检测费用高，且需要专业的技术力量，目前仅能在较大检测中心进行。同时，FISH 无法提供特殊 RET 融合突变基因的信息。目前 FISH 阳性阈值尚无标准，产品仍存在进步空间。随着检测技术的提升，近年来二代测序（NGS）作为检测工具应用日益广泛，即使在标本肿瘤细胞比较少，其检测的敏感性也不会收到影响。但技术操作复杂、数据庞大分析困难、成本高。“近 10 年来，中国肺癌临床检测各方面在不断进步，但与欧美国家、日本等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哈尔滨当地医院一名不具名胸外科医生对生辉说到，“我们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常规分子检测逆转录 PCR（PT-PCR），比较大的医院会结合 FISH 和 NGS，检测的准确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他认为，设备在医院临床的普及率亟待提高，检测方法仍存在改进空间，“地区与各单位的发展很不平衡，差异性较大，还需要时间去优化。但我觉得，二代测序技术囊括了基因突变、扩增和融合等分子检测套餐，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工具。”结语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对产品开发有明确的指导意义，从论文研究结果来看，目前 RET 融合 NSCLC 的治疗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研发高效低毒的 RET 抑制剂，探索不同融合亚型对疗效的影响及 RET 抑制剂的耐药机制。同时，临床需求正在对 IVD 体外诊断设备的技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的企业而言，这是一片等待开拓“无人之境”，也是由需求汇成的“机会之海”。

封面新闻记者 滕瑾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3月26日表示，要开展联合攻关。最近注意到，我国前期试验成功的、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现在各个国家，像法匹拉韦、像氯喹都在大规模的进行临床试验。但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国家的科技工作者筛选出一些新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这些东西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我想也许会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也在密切关注。同时，我们希望与各国同行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方式主要是想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关于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情况。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 图片来源：国新网除要开展联合攻关外，徐南平介绍说，要继续推进成果共享。中国在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一些药物被证明是有效的，一些药物效果是不显著的，还有一些药物是无效的。无论研究结果如何，都弥足珍贵，因为这样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从最近公布的WHO临床试验建议，还有一些国家的药物临床应用和筛选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前期努力结果的体现。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就是把前期临床试验结果尽快发表出来，与国际同行交流，让大家少走弯路，汲取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加大沟通的力度。涉及到药物方面，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人民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很多药物到一个国家不是拿过去就能用的，肯定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也跟很多国家进行深入沟通，像视频会议等等，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成果共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当前，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山东半岛等为代表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已成为我国汇聚生产要素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阵地。在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即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意义上的“超大城市”“一线城市”，也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其所在城市群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区域辐射效应，去努力赢得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及其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共赢，不仅有助于城市群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提振国内整体需求，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经济高效、区域协调和环境友好三方面内涵。经济高效意味着城市群整体上有更强的产业竞争力和更高的人均收入（产出）水平。区域协调则是要避免省区或城市群内部过分的“一城独大”，并将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或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也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环境友好关键在于，城镇化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排放，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这要求城市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不超出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上述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优化，即要为未来的城市（镇）化进程选择合理的空间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适宜实施“多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布局战略，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实现多中心化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布局。“多中心”意味着在单个城市群中，不宜将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分集中地布局在某个特大城市，而是应该发展规模互借、功能互补与产业互动的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体系格局。“一体化”则强调在城市群内部打破行政壁垒，消除政策差异，强化区际协作，推动城市间生产、商贸和交通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真正实现在基础设施、市场体系、政策措施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共享。而多中心空间结构与一体化发展模式相融合，可以在较为广阔的地区市场中，更充分地利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各自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让大中小城市之间形成功能互补，中心（或次中心）城市之间展开良性竞争，提高地区经济效率的同时缩小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发展质量一体化本身就是打破各地的市场壁垒，连通城市群内不同区域市场的过程，会提升区域内各行业的竞争强度。相比单中心城市群的一体化，多中心一体化更容易促进城市间，尤其是中心（或次中心）城市间在开拓进出口市场、发展高端产业、吸引人口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由于城市群内部地理距离接近，市场一体化程度高，同一城市群内的多个大城市之间，产业竞争关系通常比分别属于不同城市群的大城市更为明显。尤其是主要位于区域中心城市的金融、科技服务、高科技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产品或服务的细微差异对企业利润影响很大，而且在特定区域内的市场需求总量有限，多中心城市群将使得高端产业的从业企业分布更广、数量更多、市场竞争更激烈，促进产业内部的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提高城市群尤其是中心（或次中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城市群的多中心一体化将通过共享机制提升区域的综合发展质量。市场和投资的一体化降低了地区之间公共物品的排他性，不同城市可以共享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型的交通及物流设施。例如，海港、大型民用机场通常建设在城市群内的中心城市或者交通枢纽城市，并允许其他城市的居民和企业使用。单中心的城市群容易将基础设施过多地集中在中心城市，既存在使用量负荷大、维护成本高的问题，又会导致一些离中心比较远的城市出现“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而多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可将机场等基础设施分散在几个次中心城市，如长三角城市群目前有上海浦东、南京禄口、杭州萧山等多个4F级民用机场，以海运见长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则拥有青岛、烟台、日照、威海等大规模货运海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基础设施过于集中而导致供不应求或者利用不方便的问题。第二类是更广阔的劳动力市场。由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多集中于城市群的中心（或次中心）城市，该区域已成为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主力军”，所以相比单中心城市群，多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通常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地点选择，可以“多点开花”地吸引各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同时，区域一体化也能保证劳动者便捷地购买到其他城市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都是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安家立业的重点城市，并形成了吸引更多人前来就业创业的地区品牌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的多中心一体化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市场和投资的一体化与便利化，有助于产品、技术水平和包括劳动者工资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趋同。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促进区域协调、缩减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而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将进一步释放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当存在集聚优势时，要素和人口的空间集中一方面会导致高收入和高生产率相对集中于个别地理区域，并通过虹吸效应而自我强化这种高收入的地理集中和空间不平等，另一方面还会对集聚地点周围产生正面的溢出（辐射）效应。对于城市群而言，这种“个别区域”就是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城市群将更多的人口、要素（尤其是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在单一的中心城市，集聚优势和溢出效应只能在这个中心城市及其附近存在。而多中心城市群可以将人口和要素更为平衡地分布在不止一个中心城市中，这样可以让空间集聚带来的高收入和高生产率出现在更多地点，然后通过多个城市同时产生的溢出效应，惠及区域内的更多中小城市（镇），提高中小城市的收入水平，缩小它们与中心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辐射周边乡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值得关注。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较为明显的多中心特征。上海作为城市群内最大城市、核心都市的同时，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次级中心的作用，与上海在对外贸易、高端产业、吸引人才等方面形成了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同时也在地理影响范围上与上海形成了互补。如南京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中的芜湖、马鞍山、镇江等地的经济辐射效果，在很多方面都强于上海。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也很典型。长期以来，城市群成员之间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很多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中小城市的主导产业都能与沪宁杭等中心城市的产业形成对接，或者承接了来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转移，生产一体化水平高。此外，长三角地区在公路、铁路、高铁、水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完善，地区之间的物资运送和人口流动方便快捷，交通运输的一体化程度高。这种多中心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间的良性竞争，缓解了上海的人口拥堵，也有利于中小城市更好地利用周边大城市的正面溢出效应。这使得长三角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人口吸引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同时也具有相对可控的内部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还保持了较为优质健康的生态环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体系规模分布的形成机制与经济影响研究”（18AJL010）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修岩 秦蒙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心脏是人体内唯一始终处于跳动状态的器官，却也是身体之中最能让人们体味生命之轻的一部分。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农村、城市心血管病死亡占全部死因的比率分别为45.50%、43.16%，这意味着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 实际上，及时的预防与发现对于心血管类疾病的治疗能够起到足够好的效果，但由于心脏处于不断跳动的状态，要重建心脏血管的三维影像，并确定血管狭窄的部位与病变的程度，毫无疑问会比其他静态的脏器、组织更难。人工智能技术或能解决这一痛点，许多初创企业尝试用人工智能辅助医生进行FFRCT计算与心脏建模等工作，数坤科技较之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近日，数坤科技与北京友谊医院共同发起的AI冠脉CTA与人类医生诊断CTA，双向对比DSA金标准对比研究，这是全球首个AI与金标准对照多中心结果，为“人工智能+”多中心实验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全球首个AI与金标准对比多中心研究结果验证“人+AI>人+人”医疗AI的准确度和可靠性需经过符合医学标准的科学验证，此前国际国内均无此类多样本对比研究。而本次数坤科技与北京友谊医院共同发起的对比是即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覆盖地域最广，用标准医学路径验证的多中心研究。北京友谊医院杨正汉主任发布AI与金标准对照的CCTA多中心研究结果该多中心严格按照国际多中心研究标准流程执行，1063例样本取自42家分布全国各地常规进行临床CCTA检查的医院，患者年龄在30岁以上，要求每个病例同时完成规范化CCTA检查及后续DSA检查，由三级医院的拥有5年以上经验的心内科医生依照DSA图像进行狭窄诊断。最后将相应数坤冠脉AI智能诊断结果、医生诊断结果分别跟金标准对比。结果显示：以DSA仲裁医生的结果为金标准，在病灶检出方面，冠脉AI的95.1%的敏感度高于CTA医生和DSA医生。70.4%的产品特异性（特异性指在不患病的人群中，成功排除患病的概率）与CTA仲裁医生的结果近似。AI冠脉CTA极大程度降低狭窄病变的漏诊率，AI诊断的准确性和特异性不亚于一线城市三甲医院高年资专家医生，AI与医生协同的判读效率显著优于单纯人力判读。本次冠脉AI多中心研究首次为医疗AI效能验证建立了规范，为医学AI应用临床提供了科学支撑，为国家监管机构制定规则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牵头人，友谊医院放射科主任杨正汉表示：“冠脉AI多中心是全球首次科学验证AI准确性，样本量规模远超同类型多中心。研究也显示，冠脉AI可以有效提升操作规范和数据质量水平。该研究还会有更多成果产出，我期待这种多中心验证的方式，能够为医疗AI效能验证的行业规范的建立做出贡献。”全球首发5款心脏AI产品，“登顶”心脏影像AI自2018年初在全球范围内首推冠脉CTA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以来，数坤的心脏疾病AI产品，包括冠脉CTA，冠脉CTFFR、斑块成分分析、门控钙化积分、主动脉形态与功能，已经覆盖形态学到功能学冠心病AI诊疗全链路，并落地于北京安贞与阜外医院等心血管头部医院和全国150多家三甲医院，进入科室日常全流程，占据了心血管人工智能市场最大份额。此次发布的加菲CareSphere Advisor AI影像诊断平台，整合5款心脏影像AI解决方案，其中，冠脉CTFFR是目前世界上最领先的结合血流动力学和深度学习的无创冠心病诊断方法；非门控钙化积分,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次性把各个血管的钙化积分分别算出，进一步提升影像科和临床科室对于冠心病初筛的速度；主动脉疾病致死率极高，数坤AI产品可以帮助诊断科室比传统方式提前发现主动脉夹层和撕裂口并对其进行自动化定量测量，可提升患者疾病检出率，并提高医生锅中效率。集合5款心脏影像AI，数坤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临床使用场景，可基于检查部位的多任务模型AI解决方案，充分覆盖临床工作流程；打造了实现单病多维度、部位多任务、覆盖全流程的全体系心脏影像人工智能解决系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作为心脏疾病诊疗的世界顶尖医院，较早引入数坤心脏 AI 。北京安贞医院放射科主任徐磊教授表示：“安贞医院作为心血管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治中心，不仅每周的冠脉CTA 病例数量超千例，危重病患比例也非常高，同时，心脏疾病诊断对AI算法和数据标注标准性要求极高，这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要求尤为严格。”目前，安贞医院冠脉CTA病例多数采用数坤产品完成，合格率高于90%。“采用数坤的冠脉AI 明显降低了医生的工作强度，诊断准确性表现不错。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心脏相关产品可以尽快落地科室，促进科研，服务患者。”徐磊主任继续谈到。北京安贞医院徐磊主任分享冠脉AI在安贞落地基层，即学即用，安全互信此次发布的数坤加菲CareSphere Advisor AI影像诊断平台涵盖“心血管+神经+肿瘤性疾病”三大类疾病，可对常见危重症疾病进行智能辅助诊断。数坤推出的全球首个头颈CTA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将原来需要长达60分钟的头颈血管诊断流程缩减至不到5分钟；而其研发的肺部疾病评价体系，具有同类产品中更高的准确率、特异性和稳定性，可同时实现多种病症联诊。这两类产品在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均可装备，一台设备支持多疾病多任务智能辅助诊断可插拔，便捷使用。实现十倍诊断效率提升。大会之上发布的CareSphere Explorer AI临床科研平台可为医生提供“即学即用”的智慧化科研路径指导，以及人工智能+组学+临床科研服务，实现科研思路转化科研成果；具备高质、高量、高速。CareSphere Cloud智慧云平台可部署包含冠心病、肺结节、脑卒中、主动脉的数字医生服务，实现公有云，混合云和私有云在内的各种模式配置；数坤AI网关和区块链算法则可保证在所有部署模式下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此外，数坤申请的国家级可信云审批也将在近期获得。左起：钱大宏教授、梁长虹教授、王振常教授、刘士远教授、严福华教授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刘士远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数坤科技凭借其独创的算法模型，以及深厚的临床积累，一开始便深耕心脏病单病种，打造多维度、覆盖全流程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目前获得了很多医院好评。我们医生就是需要这样‘可信，好用‘的AI产品。接下来他们向多任务、多场景、多病种全面扩展，我很期待，随着算法的不断突破，数坤人工智能产品将综合多数据及多学科，从疾病诊疗延伸至健康管理，为医生、患者及社会带来可信赖的更科技的AI服务。”

近年来，随着肿瘤标志物在肿瘤筛查、早期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等领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其在肿瘤患者诊治过程中的作用赢得了临床医生的广泛认可。然而，在肿瘤标志物应用的过程中，其参考区间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患者，以及单个标志物敏感性与特异性同临床需求仍有距离等问题一直亟待解决。12月11日至13日，中国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暨第十四届肿瘤标志物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广州举行。会上，中国人群肺癌生物标志物参考区间多中心联合研究宣布结项。此次研究结果的发布不仅将为肺癌的早诊早筛带来帮助，而且对于肿瘤医学整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还将为我国肿瘤标志物的体外诊断研究提供助力。选取应用广泛的标志物 对肺癌早诊早治有帮助在解释研究项目立项之初为何以肺癌作为切入口的原因时，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邢金良表示：“肺癌是全世界最好发的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都排在癌症第一位，在临床上检测的标志物种类也更多一些。”他提到：“此次研究选取的6项标志物，在临床上对肺癌诊断的应用更广泛。随着体检低剂量CT(LDCT)使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肺部小结节被发现后，大家对于肺部疾病的诊断治疗尤为关注。所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肺癌相关标志物的研究，在肿瘤诊断和健康体检领域会产生深远影响。”据了解，从2018年10月到今年12月，中国人群肺癌生物标志物参考区间多中心联合研究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书奎介绍研究过程中的困难时称：“最大的困难来自两方面。首先，由于我们的标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医院，一定要保证标本收集的有效性。其次，我们要保证9家医院的标本质量同质性，以及之后检测各方面的同质化。为此，我们力求采取同样的收集方法、保存条件、检测方法和报告形式，使结果更加可靠。而且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选择的9家医院要求需覆盖不同的地理区域。”同时，王书奎还表示：“此次研究对于入组患者和参与医院的要求非常严格。选择的医院不仅要满足不同地域分布的要求，而且必须是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不仅要确保患者相关资料的可靠性，还要保证实验室检验人员在项目质量控制方面要达到标准。经过这两年多的努力，目前得到的结果，相信会对肺癌的早诊早治、疗效监测及预后判断都有较好的帮助。”研究结果成绩斐然 可提供更好的诊治方案在采访中，王书奎和邢金良详细介绍了此次中国人群肺癌生物标志物参考区间多中心联合研究取得的成果。王书奎表示：“以前，所有的参考区间和正常值范围我国只能参考国外标准，通过这次大量的检测工作、涉及大量病例后，我们不仅建立了适合我国国人的参考区间，而且知晓了不同类型的肺癌相对特异性的标志物。我们发现，大于50岁和小于50岁的患者人群，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情况也不同，男性患者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水平要普遍要高于女性；不同病理分期的病人，尤其是III-IV期患者，肿瘤标志物的升高程度要远高于I-II期患者。这些发现对于下一步建立预测肺癌发生的模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可根据这些区别来建立模型，力求客观反映不同人群发生肺癌的可能性。”同时，王书奎还提出：“对于发现有肺部病变的患者来说，通过标志物的联合检测，可初步判断是否为肿瘤。另外通过具体标志物的指标进行分析，还可判断肺癌的病理类型。得出相应结果后，可再为患者进行相关治疗。在手术和化疗上，跟踪患者当初升高的标志物，还可以判断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谈到“生物标志物在肺癌不同阶段诊断准确率”的问题，邢金良说：“过去，有多个标志物一直用于肺癌的鉴别诊断。临床应用面临的问题，是在使用标志物时缺少标准，甚至缺少一些细化的指南和共识。此次研究，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解决。而且，经过多中心研究后，对于肿瘤标志物在肿瘤的动态监测、治疗指导等方面的效能，也有了深入分析，可在临床使用上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共识和标准。”邢金良还表示：“在健康体检中，肿瘤标志物是一项重要指标。此次多中心研究不仅能让检测方法应用更准确，还可以对检测结果的解读更加准确。希望通过这次研究，能让肿瘤标志物在临床检测和体检等方面的应用，以及对检测结果的解读形成一种规范，让大家准确理解肿瘤的发生或进展情况。同时，在此次研究的基础上，随着新肿瘤标志物的加入，会不断提高早诊早筛的临床效果，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诊治方案。”“项目已经结项，我们目前正在对数据进行挖掘和整理。在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数据分析和临床专家的参与论证后，争取在2021年发布专家共识，通过研究指导临床，对于不同人群选择不同方法，通过指标检测来预测肺癌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为各级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通过无创的血清标志物的检测来预测未来肺癌发生的可能性。在转化上，我们要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发试剂盒并应用于临床，为患者造福。”王书奎总结说。产学研有效结合 企业为临床做出贡献据了解，在此次多中心研究的过程中，迈瑞医疗充分发挥了自身整合资源的优势，不仅组织、协调全国专家参与了研究，以便于研究结果能够更好地指导临床，还为研究提供了肺癌6项标志物的检测试剂盒，为临床更好利用肿瘤生物标志物提供了便利。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多中心研究是一次产学研的有效深度合作。迈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高级医学学术总监黄华艺表示：“我们促进此次多中心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让企业和临床应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并推广。在提高肺癌早期诊断率的同时，改善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此次多中心研究提供的试剂盒完全由迈瑞自主研发生产的。目前，我们迈瑞的肺癌标志物试剂盒已在国内外临床诊断实验室被广泛采用。”对此，邢金良也表示：“迈瑞是在国内体外诊断行业中的领头企业，在肿瘤标志物仪器平台、核心检测试剂的开发上实力雄厚。同时，在国内多家大型医院中，迈瑞的平台被广泛接受并进行应用，这为我们开展多中心研究提供了必备的基础。”王书奎则认为：“这次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和迈瑞公司一起开展产学研合作，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以后的临床和科研提供很好的帮助。同时，这对于后续的产学研合作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未来，我们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将会与其开展更多类似的合作。”此外，针对此次多中心研究形成的报告和数据在后续形成的安排，黄华艺提到：“将来，我们会基于中国人群的特点，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在这次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现象，对未来很有指导意义，能够为临床医生和检验科医生带来启发。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继续完善更前瞻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完善诊断预测模型，通过共识发布和推广助力临床诊疗。”对于产学研结合推动中国体外诊断行业发展，黄华艺总结说：“在我国相关部门的带动下，将产学研有效结合，对于今后的工作开展就会容易很多。“作为企业，应进一步考虑如何能提升科研跟临床转换的实际应用意义。此次多中心项目研究结果将对临床和检验科医生在肺癌的诊断思维方面有提升作用，对体外诊断行业的研发思路有拓宽作用。在其它癌症方面，我们也将根据临床痛点和难点，继续与相关学/协会联合进行研究探索”黄华艺说。

10月25日-28日，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今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第十九次全国男科学术会议暨第三届中国男性生殖健康大会在辽宁大连隆重召开。国内外著名男科、泌尿外科专家、学者对男科学各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进行了交流与讨论。中国性学会生殖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麦选诚教授，在大会上报告的“‘连生生生精片’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连生生”在治疗少精、弱精的男性不育症患者中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一研究还获得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连生生”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是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组长单位，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为参与单位。国内著名男科专家姜辉教授、邓春华教授、戴玉田教授、张祥生教授、麦选诚教授等为各单位负责人。参与力量雄厚，研究设计严谨。麦选诚教授在大会上报告“‘连生生’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据麦选诚教授在大会上的报告，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临床、前后自身对照、剂量固定、开放性的研究。研究对189例22~50岁临床诊断为轻中度少精和(或)轻中度弱精症患者采用连生生治疗，主要疗效指标为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的变化，次要疗效指标为精液检查其他参数(精液量、酸碱度、液化情况、畸形率等)、配偶受孕率；并观察安全性，如不良事件类型、程度、发生率等。该研究2016年初在大连启动，经过两年的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连生生”能显著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精子活力，且连续用药12周改善更为明显；“连生生”能显著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精子浓度，且连续用药12周改善更为明显；“连生生”有助于提高男性不育患者正常形态精子比例。在安全性方面，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服用“连生生”3个月，均未见任何不良事件发生。麦选诚教授认为，该临床研究表明，“连生生”可有效改善弱精症患者的精子活力，有效提高少精症患者的精子浓度，有效改善不育患者的精子形态；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增加，改善效果更好。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男科主任邓军洪对该研究临床疗效做了进一步说明该项研究在此次大会上发布后，获得与会者的广泛认可及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此次大会评委、中华医学会男科分会委员、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男科主任邓军洪对该研究临床疗效做了进一步说明，表示这项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组长单位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确认了‘连生生’疗效确切，值得临床应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工作压力加大，包括男性不育等男性健康问题越来越多见。在今年10月28日第19个“中国男性健康日”来临前夕，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教授就撰文提醒：不孕不育并不仅是女性的问题。造成不育的原因单纯女方因素约为50%，单纯男方因素约为30%，男女共有约20%。男性不育症发生率为10%左右，其中常见的原因是精子异常，如无精子症、少精子症、弱精子症和男性性功能异常等。很多家庭面临着怀不上、保不住等难题，因此各大生殖中心人满为患。当男性朋友受到生殖健康疾病的困扰时，要积极治疗。联盛药业代表对“连生生”进行介绍“连生生”是以冬虫夏草、鹿茸、人参、枸杞子、菟丝子、淫羊藿、黄精等名贵药材为主要成分的纯中药制剂，组方精妙。具有补肾益精、滋阴壮阳的功效，用于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神疲乏力、男子少精、弱精、精液不液化等症状。此次大会与会专家认为，“连生生”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并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此次研究进一步夯实了该产品治疗男性不育的临床价值，将为男性生殖健康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