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问题

“英国的保守主义，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社会各阶层必须做出必要的甚至是最大的让步和妥协，以解决已经出现或是将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屠龙博士胡适先生像回首百年再看胡适，就在近百年前，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这个论点被官方给批判了，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走狗”和“两面派”。刚好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爆发了，在那之后，有三种社会思潮相互搏击，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因循守旧的保皇思想（在那时基本已经是非常微弱了，但依然还存在着并影响着一大群人），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另外一种则是刚刚由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传入的马列主义，后两种主义在以后的近三十年里有着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也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实胡适在当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既讨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赞同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他提倡的是类似英美的两党共和，轮流执政的思想，因此他两头不讨好，国名党视他为“民主激进分子”，马列主义者则视他为“资产阶级保守派”，结果后来他的思想学说在海峡两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实马列主义者批判他为“资产阶级保守派”是非常恰当的，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最好的诠释！一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各种社会问题，面对社会问题有三种方法：1：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堆里，不想看见，或是看见了，也要假装没看见，同时通过各种暴力手段也要让其他的人看不见，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最好的例子法王路易十五时期那句著名的话语--“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其实这句话的原创者是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2：改良或是改革，温和的变化不大的叫做改良，变化大点的或是激进的叫做改革，其主旨就是在维系现有秩序的情况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无论是采用落后的手段还是先进的政策，都可以叫做改良或是改革。3：更激进的暴力革命，其根本观点就是：改良和改革已经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将现有秩序摧毁，然后再重新按照我们的构想建立一崭新的构架完全不同的新秩序，才能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现有秩序不等同于现有社会体制，许多的变革就是在秩序井然的情况下改变了社会体制）鸵鸟政策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改良改革或是革命，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从社会成本来考虑，如果能温和地改良或改革就能解决现有社会问题，那成本是最小的也是最可取的；暴力革命，成本是最大的，而且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一旦输了，不仅美好的愿望是一种奢望，就连退回到原处的秩序都困难重重--这不是针对革命者，而是说社会体制本身！人类历史的好几次暴力革命，都证明了这种风险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的意味着暴力与流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这里您也许会问：既然这么说，鸵鸟政策才应该是保守主义，胡适提倡温和的改革，那他就不应该归于“资产阶级保守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误解了，资产阶级（或是资本主义）保守派，其实他们就是第二类人，提倡通过温和的改良或是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只是很多时候被我们称为了“资产阶级改革派”而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就等同于改良和改革主义。这和我们常说的“封建主义保守派”和“封建主义改革派”是有很大不同的。英国大宪章二谈到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估计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一个词：英国。没错，一直以来，英国就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甚至许多时候，“英国”这个词就等同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其实这个被我们称为“保守主义”的英国，事实上可是一点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食古不化和因循守旧。英国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宪政体系和法律体系。公元13世纪前二十年，就在中国最黑暗最血腥的宋末元初的时代，也是西方野蛮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英国出现了对人类世界影响极其深远的“大宪章运动”，这次运动可以说对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指明确切的方向，也树立了标准的范例，后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别的截然不同的范例，那基本都是反面教材--典型的就是中国！简要地说一下大宪章运动（详细情况到时博士我用一篇文章专门讲解）：话说1066年（也就是中国北宋建国100年左右），法国的诺曼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最终占领了英国并当上了英国国王(也就是威廉一世，这点和中国极大不同，在欧洲历史上，外国人当本国国王是常见的事情，这事情引起的争议比中国选择那个皇子当皇帝都要小)，从此后英国国王不仅管理着不列颠岛，也同样管理着法国的诺曼底等其他的大片土地，等传到英国国王约翰王（1199一1216在位）的时候，法国国王不干了，法国国王想，你既然是英国国王了，那就不应该再拥有法国的土地了（这是博士我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瞎猜的），于是就武装夺取了英国国王在法国的大片土地，英王约翰当然不干了，在英国贵族的怂恿下就和法国开战了（1214年），打仗需要钱啊，（其实打仗是其中原因之一，早在五年前的1209年，约翰王和教皇发生冲突，被教皇开除教籍，这在当时的欧洲，这种惩罚是致命的，你要是被教皇开除教籍了，你就是异教徒了，别说当国王了，就是做平民百姓都很困难，于是约翰王为了讨好教皇以便自己能坐稳国王的位置，答应每年进贡教皇许多钱）于是约翰王就找各种借口加重盘剥百姓和贵族，结果百姓和贵族就不干了，联合起来反对约翰王，迫使约翰王于1215年签订了《大宪章》，但约翰王马上又反悔了，于是英国内战爆发，贵族率领平民反对约翰王的暴政，结果在1216年10月18日，约翰王在内战正酣时病死，九岁的亨利三世即位，皇室人员希望年幼的新王会为贵族所接受，就以国王的名义再次发布大宪章，于是大宪章最终被英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也成了后续英国实际上的宪法文件之一。（英国是个案例法国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我们说的所谓的"宪法"）大宪章有61条，限于篇幅这里谈谈其主要内容1：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限制王权。2：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3：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4：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5：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员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如果发现国王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社会各阶层可联合起来用武力逼国王就范。《大宪章》的内容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划时代的，他也是借鉴了古罗马民权法里面的很多东西，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广泛地加以推行，并以此来限制国王的权力，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上面说的第4点就是司法独立和保障人权的原型，而第5点则是后来国会（议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大宪章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国王的，同时也是约束各阶层的统治者的，这为后来的现代社会的宪政体系奠定了基础。大宪章确立之后，由于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约束，平民（市民）的权益有了保障，因此英国基本上很少出现所谓的暴君了，其实暴君在西欧历史上都很少见，或者他们的暴君和我们历史上的暴君比较，那简直不值一提。后来虽然英国出现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但是1869年的《权利法案》，就是对大宪章的补充和升华，从此后整个英国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几乎没出现过什么大的暴力革命。在欧洲大陆（也包括后续其他地区的其他各种革命主义者）看来，英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们害怕革命，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一个基本事实：“英国的保守主义，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社会各阶层必须做出必要的甚至是最大的让步和妥协，以解决已经出现或是将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最好的解释，如果当下的和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都能妥善地加以解决，那社会怎么可能还会出现暴力ge命呢？于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在中世纪欧洲大陆都在暴力排犹的时候，英国也只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措施，让犹太人携带其家产逃离出英国到其他可以容身的地方，而非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直接驱赶他们。也正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他们也很早（几乎也是最早的）承认工会组织并保障和提升工人的基本权益，同时也让资本家尽可能地做出最大的让步和妥协。最后，也正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英国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最完整的国会议会代议制度--这也是人类现代宪政制度核心价值所在。后来欧美各国的社会体系，都或多或少的参考和借鉴了英国的做法。试问在英国这种与时俱进的保守主义下面，还有什么原因会爆发暴力ge命？这正是英国保守主义的魅力所在！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三在西欧，最喜欢谈主义的，却是中央集权最严重（相对于西欧来说）的法国。法国堪称西欧版的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法国的中央集权不可能像当时的中国那么恐怖和血腥，但是在西欧，他是独一份！从法国路易十三开始起，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王权，甚至专断独行到出现路易十五那句经典名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其实看看中国历史的历代帝王有几个不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不这样做的，屈指可数，那都是我们现在称颂的明君！法国早期的巩固和加强王权，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为加强中央集权，才有可能在社会变革方面大有作为---类似当年中国的商鞅变法。法国路易十三他们在加强中央集权后，采用强力手段取消国内各种关卡，推行自由贸易，同时用强力手段保护私人财产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都为促进法国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是在现在许多国家，通过政府的强力手段来推行各种改革促进社会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亚洲的四小龙，以及现阶段的我国，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法国社会大发展之后，他在人类近现代社会的启蒙运动中，担任了主角，产生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激进且极有天赋，诞生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法律至上”“社会契约”等种种对现代人类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各种思想学说，以及各种主义，这也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文学艺术，比如在法国最早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绘画，也最早的出现了印象主义绘画等等。法国的这些思想和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这种激进的思想一旦落实到社会行动中，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的时候，其对本国社会的作用，却是一场惊天豪赌，如果成功，就是一个新世界，如果失败，那就连回到最初状态都不可能了--即使是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也是损失惨重！这个论题，要从法国大ge命说起！法国大ge命的爆发，比起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晚了500多年，比英国的光荣ge命也晚了一个世纪，但这次ge命远比英国的那两次要血腥，其最后对本国的作用，也远不及英国那两次。法国大ge命爆发前期，法国确实是遇到了类似当年英国但是比当年英国更严重的问题，国王因为各种原因要加税---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各阶层几乎都有不同的意见，市民工商阶层要求各种基本权利，贵族阶层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等等，于是三级会议召开--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召开三级会议，可以说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是非常有诚意的，他并不是采用鸵鸟政策一意孤行，或是独断专行试图用武力解决，相反，他也意识到了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他那么做可能引发的后果，于是，他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就相当于当时法国的全体国民会议，而在当时的法国，是有类似英国议会国会这样的代议机构的，但这种机构通常人数不多，影响和传达范围，都远不及三级会议那么广。而且这次三级会议，距离上次三级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当时真可谓是百年会议，这足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想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且这种诚意也是很真实的，在三级会议上面，各阶层都提出了各种改革的建议和意见，路易十六虽然不是全部赞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虽然分歧很大，争吵也很激烈，但是如果能正常开展下去，如果各方再稍微做出让步和妥协，是有期望能达成某种类似英国大宪章和权利法案那样的协议的。但是，就在谁都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间，ge命爆发了！现在的各种资料都很难为这次ge命的爆发找出具体的原因，但这确实爆发了，我们的书上说是因为路易十六扣押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巴士底狱，可资料显示，当人们冲进巴士底狱后发现只有几个确确实实的精神病人和盗窃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紧接着，国王王后也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紧接着莫名其妙地被处死了。一切都很莫名其妙，处死国王，总要有个罪名和相关证据吧，结果是似是而非的所谓个人生活奢靡，乱花钱之类的，即使是这些，也远构不成死刑，仔细想想，就连一个想家税都要召开全体国民大会而不是采用武力的国王，他能有多奢侈和荒唐？？结果他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处死了！莫名其妙地处死国王王后，其他各国国君肯定不干了，因为他们都是亲戚之类的，于是各国出兵干涉--更确切的说，是报仇！于是法国陷入战争中，一片混乱！不久之后，一个让我们非常熟悉的杀人狂出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兼臭名昭著的罗伯斯庇尔---他的革命手段很简单：疯狂杀人，多多益善！他杀人的理由也非常简单：你出身不好，该杀！ 你反对我的杀人政策，该杀--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就因为这个被杀了，罗伯斯庇尔的许多战友也因此被杀被杀了！ 你以前得罪过我，或是抢了我的女朋友，该杀！ 发展到后来，只要我认为你可能是反革命，或者我怀疑你可能会通敌，该杀！这个时候，西欧历史上终于诞生了一个可以和中国历代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暴君相媲美的人了，而且还是以ge命的名义！！---“ge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中法历史何其相似，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文ge不也类似吗？ 法国不愧称得上“西欧版的中国”！罗伯斯庇尔的到施逆行，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如果他不死，那更多的人就没法活，据说这是他的碑文！再后来拿破仑上台称帝，四处侵略扩张，被废黜流放，复辟，后来又被废黜流放，最后，大ge命结束的时候。法国还是出现了一个国王（也可以叫做皇帝）。似乎走得太远了，就容易忘记出发的目的，ge命了几十年，似乎他们也忘记了当初为啥而革命！等最后ge命结束一看：饶了大半圈，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没错，法国ge命结束之后，他们又回到了ge命前路易十六当国王的秩序下，法国的ge命，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大循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何其类似！法国用ge命的方式豪赌了一场，不但没有赢得一个新世界，反而输得底裤都没了！许多许多时候，激进的ge命的同义词，就是“折腾”！而且还是流着人血堆积着无数尸体的折腾！不是这些主义不好，而是这些主义要真正的影响人类发挥其伟大作用，其实施和推行的方式，必须慎之又慎！美国在建国的过程中吸取了法国的许多思想，尤其是三权分立的思想，但是美国那帮国父们却采用了类似英国的保守主义缓慢加以实施，才使得美国才是三权分立主义最杰出的实践者。说起美国，除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这两场逼不得已不得不打的内战，他与英国简直同出一辙，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悲情变法家--王安石三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主义，就是典型的鸵鸟政策（思想）加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做法！中国自从商鞅变法成功以后直到清朝灭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变法，改良是有的，小范围的改革也是有的，但是大规模的变革，从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在宋朝和清朝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下，变法也从没有成功过！就如同博士我在论述秦始皇的文章中说的那样，绝对权力体系的建立，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彻底的死循环，在这种死循环中，情况只能不断恶化，任何的根本性的变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说来也奇怪，同样是文明古国，为何我们的文化里面就一直没有西方的那种民权思想和相关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古希腊一见入我们的视野里面，就有城邦制和公民大会这种最原始的民主民权政体，即使后来发展到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依然保持着---古罗马法律里面有民权法来保障国民（确切说罗马帝国的市民）的基本权益，并设置了保民官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不会违反民权法。 而我们只有犯罪法，没有民权法，古罗马则是两种都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姓的地位相对于国君统治者，还稍稍谈得上一点尊严和人格，而秦始皇大一统之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就彻底地沦为了统治者的奴隶和牲畜。没有了对基本民权的保障和对当权者权力的限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体制不可能出现英国那样的改良和改革，绝对权力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导致整个社会都被捆绑在皇帝个人的意志上，权力越收越紧，迫害越来越大，恐怖也越来越深，最后当整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以战乱和王朝倒闭作为最终的宣泄途径--这期间无数的杀戮和嗜血成性，就是这种长期压抑和恐怖的尽情释放。而这种释放一旦完成后，绝对权力又会再新的王朝逐步组建完成，绝对权力一组建完成，就又会进入下一个循环！我们的整个历史和社会就是如此的循环往复，没有进步，只有更恶心和血腥！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死局，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几乎是无药可解，虽然我们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也只是想想而已，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被人知道了，都可能掉脑袋！清朝末期，这个格局被打破了，但是这种被打破的方式，却是我们不愿意提及的，甚至我们认为是一种耻辱--这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一种国耻，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一种幸运，只是这种幸运是以一种耻辱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西方文明通过战争的方式进入，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绝对权力，并将近现代文明传给我们，使得我们逐渐能走出传统的历史文化怪圈，认识了世界，学习了新的知识，也逐渐开启了民智，懂得了什么民族，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真正的政府，以及什么叫做“中国人的中国”和“我们的中国”--我记得中学时候学过一首诗歌，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的中国”！而在这之前，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百姓都是皇帝的奴隶和牲畜，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文明，我们现在将是怎样一个状况？？许多杠精经常和我说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即使没有鸦片战争西方的介入，中国也会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和研究，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甚至是值得否定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点上可行，那为什么我们在宋明时期封建社会那么发达，却一直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科学精神？而西欧在当时那么落后的情况下，却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和科学精神？？按照老马的理论我们不是更应比西方早才对啊！问题出在哪里？个人认为，诞生近代的资本主义必需有三个基本条件： 重商主义，民权主义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只要任何一个不满足，都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另外一个和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是基督教的新教思想催生了资本主义--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结论的表述，但这也值得商榷，但另外一个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里面，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为法律的核心基础，可见保护私有财产多么重要！而上面的三个基本条件，传统中国一条都没有，这样的社会即使发展几万年甚至到地球毁灭，都几乎不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为啥我们的历史循环了两千年，几乎没一点进步还越来越血腥？回到原题，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的横向切入带给了我们新的曙光，才导致后来出现了五四运动进一步拓展和升华，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具备了当时英国那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来施行温和的社会改革的，所以那个时候胡适才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毕竟，Geming的风险和代价都太大！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胡适的用心良苦！假如……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忍不住，一声长叹！

不得不说，无论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动辄就大谈所谓的“标准”“权威”，都是极不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学术界、理论界的通病，最需警惕的地方。真正的文艺家都清楚，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不是流水生产或工艺复制，不需要那么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公式套路等的限定和束缚，是无标准更无权威的，甚至说，它天生就带有反标准、反权威的属性。如果一个文艺家，张口闭口就大谈标准，或是用所谓的权威来压倒对方、指手画脚、狐假虎威，那么他一定是伪文艺家，也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权势主义者。倘若文艺非要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应该是多元且丰富的，否则就失去其创作本身的趣味、价值和意义。而解放和繁荣文艺的最好方式，从根本上说也是要去标准化、权威化、行政化，从而做到自由竞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所周知，古今中外任何名垂青史的文艺家、文艺流派，都不是标准化出来的结果，都带有鲜明的自我风格、特色，甚至带有离经叛道的特征，在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中，无是水墨为上的理念对“随类赋彩”“以色貌色”等“重色”色彩观的分庭抗礼，写意绘画对工笔绘画的平分秋色，八五美术新潮对传统文艺的集体反思，以及对新创作观念、技法等的自觉寻求和探索，还是西方艺术流派里，巴洛克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主流艺术风格的打破，新古典主义对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的厌恶，浪漫主义对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摆脱，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转向，印象派对学院派的抗争，后印象派对印象派的不满，那比派对印象主义的回击，象征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逆反，立体主义对固有画面的重构，抽象艺术对具象艺术的超越，达达主义对传统文化和美学形式的废除，野兽派对后印象主义的改变，包豪斯学派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新造型主义对创作个性的消解，波普艺术对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的破坏，至上主义对传统艺术的否定，极简主义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革命，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拒绝，概念艺术对实物表现的取代，新表现主义对波普艺术和极少主义的反动，反概念主义对概念主义的检省，等等，都基本说明了：文艺创作尤其是艺术创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也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其都是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逐渐建立起来并自成体系的，否则只会被模式化、同质化、套路化、概念化，只会循规蹈矩、陈陈相因，诞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工、复制品，从而严重阻碍着文艺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翻阅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国内并没有出现像国外那样如此多的艺术单元和流派，如此纷呈的艺术理念，如此活跃的创作氛围，其发展进程与形式表现也没有那么明显和丰富，且具有各自相对完整的体系与脉络。这其实也正是核心问题所在，反映出从古至今我国艺术发展相对缓慢、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是我们的艺术思维还是实际创作都太规矩太老实了，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标准框框里打转，在国画还是油画、水墨还是色彩、工笔还是写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传统门类、内容形式上翻来覆去的讨论、反反复复实践，而对其他文艺理念，以及诸如非架上艺术的装置、行为、影像、新媒体等艺术样式知之甚少，更缺乏必要的发散思维和探索创新的勇气，甚至迄今为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把它们当成艺术看待，这是很可悲很无奈的事情。这种现象与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标准”惹的祸。现实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行地制定和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并有意无意间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以致于让大家误认为“标准”之外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不入流的，都是不受欢迎和不能接受的，由此也扭曲和误导了大家对文艺本该正确的理解和判断，桎梏了对文艺无限可能的想象与创造，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亟须立即停止的隐性文艺毒害行为。而要特别强调，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批评家，都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标准”。其实标准很容易谈，也好制定，动动嘴一二三四条，乃至更多条就有了，但关键是有没有必要，违不违背艺术属性，贴不贴近创作规律，符不符合发展实际，产不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要重点考虑的，也是要负历史责任的，而非信口开河，盲目片面地下结论、树规范、定标准。何况现实情境也往往是，所谓的标准有了，人也跟着变懒了，变胆小了，懒于分析、懒于创新、懒于求变，或创作上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做为评判者评判起来自然也会变得更加省事和方便，更加蛮横与独断专行，凡事都往标准上靠，拿标准来统一衡量、裁决，丝毫不在乎文艺的个性化、差异性，举凡不符合标准的就被判定为不合格，就被认定是有瑕疵，甚至被视作异类予以排除、打压或雪藏。其实这是对文艺创作，尤其是对文艺创新的极大扼杀和戕害。理论家也好，批评家也罢，都没有这个生杀大权，而其设定的标准可能只是个人有限的、粗浅的认知，是个伪标准，并非文艺创作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法则与尺度，尤其是在事物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在没有任何实践、体验的前提下，只靠其一时的主观臆想、史料分析或逻辑推理而做出的判断，很多情况下会比文艺家实际的、鲜活的创作更容易犯错。当然，这并非否定理论研究、学术评价等的作用，只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权威专家”，无论何时，还是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多关注多解决些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少空谈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标准”，实则大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的纸上谈兵罢了。责编：任文

——“福特先生……，您是如何拍出来这场戏的？”——“用摄影机”……——“您是否认为《要塞风云》想说的其实是军队的传统要比个人更重要？”——“咔（cut）!”《导演：约翰·福特》（Directed by John Ford，1971）如果需要选另一位美国导演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做比照，那很可能最恰当的例子就是约翰·福特了：他们一生孜孜不倦用电影展现的，最终超脱他们的意志和意愿，其实是一幅主题为“美国”的图景或者一部长达上百、数百小时的电影；他们的作品尝试的并不是阐释、解释何为抽象的美国—他们对此确有些极力回避甚至颇有点嗤之以鼻；他们的信念在于讲述一群特定的人在——个具体的地方发生的确切“故事”——是，在他们的口中，故事而已。当然不止于此，就像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眼中的福特那样：“他是诗人又是演员， 面对最好的福特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是由什么构成的”。福特西部片中作为角色之一的自然景观——譬如纪念碑山谷（Monument Valley），也完全可以与怀斯曼电影中作为“主题”的各个美国“机构”（institution）做类比。当然，面对伟大的艺术，界线很快就被打破，土地不再限于美国。垂垂老矣的约翰·福特结束最后一部剧情片的时候，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刚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很快地就建立了一套牢固的自有方法论，这一切都从说“不”开始：无评论（却≠无想法）、无干预不介入（却≠客观）、无采访（却≠无关照）、无音乐（却≠无情感）；拒绝任何固有的意识形态、拒绝各种十年一换的“主义”、拒绝纷繁复杂的“理论”潮流：“不，我拍自己的电影”。怀斯曼非常乐意解释自己电影中的一切细节，尤其是事关创作的选择，但却对阐释不越雷池一步，因为也许所有的阐释都是过度的（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幸运的拥有事实，这还不够吗？）；他也对自己电影中任何可以被人过于容易地取来即用的实际上非常廉价的象征性符号避之如“瘟疫”（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聪慧地看见且看到事实，这难道本不就已经很难了吗？）。怀斯曼认为自己的电影更多地汲养于文学，也因此他拒绝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野。对于他来说，文学之美和电影之美是类似的，来自于形式，来自于不可言明或者无法言说的混沌和暧昧；来自于具象全可见（le littéral）和抽象只可感（l'abstraction）的相交、碰撞之处。电影，应该像是戏剧、小说、诗歌一样，属于虚构的创作且并无具体可估（沽？）的“社会”价值，尤其不应该像是期待青霉素之于梅毒那样指望纪录片作用于社会：即使从《提提卡荒唐事》到《波士顿市政厅》他拍的一直都是公民/市民面对权力/机构，或者说个体面对权威，但视角却是日常的生活。他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对抗俗众纪录片的教育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只是深入人心的标榜和口号。Wiseman在自己的剪辑室中 Muyan访谈总体而论由三部分组成，人生、理念和方法。就如同大部分认识怀斯曼的人所强烈感受到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于拍摄镜头之外他又是一个非常轻松、幽默的人，他也尤其看重自己电影中的可笑/喜剧之处被观众捕捉到。希望这一点也能够在这个对谈或者聊天的文字稿中得以保留。人生弗雷德，我听过你的几次大师班或者是讲座，我们也聊过几次，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怀斯曼的大师班不可不听，但不可再听，因为它们几乎全是一样的。怀斯曼：哈哈哈哈，我每次都说同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四五十年来经过不断的思考和沉淀之后，你有了一套牢固自洽的“方法论”。怀斯曼：如果下一次再有人来采访，我让他们找你去？（笑）如何破解你这层层“保护”的整一套说辞，问出一点新的东西？你1930年出生于波士顿，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你留下了什么记忆吗？怀斯曼：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广播上听到的希特勒演讲，又或者是库格林教父（Charles Coughlin）反犹的电台演说，但我也记得幼时参加的很多体育活动，又或者几乎每周六都会去看电影，五六岁的时候，大部分是迪斯尼电影。再后来我爱上了劳莱与哈台（Laurel and Hardy）、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电影。也有哈里·朗顿（Harry Langdon）？怀斯曼：倒没有太多。但看了很多的W.C.菲尔兹（W.C. Fields）电影。二战爆发时候我已经九岁了，两年后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新闻广播我记忆犹新，当时父亲开车载我出去玩，广播突然被打断……一直到五十年代你念大学的时候，美国的反犹情绪都是甚嚣尘上的。怀斯曼：我刚才提到的库格林教父，三十年代时候每周日都会在全国范围的电台上做广播，他经常说出反犹的言论。我念书的时候，犹太学生还不被允许参加各种大学生俱乐部，这种反犹是社会层面上的。犹太移民也很困难，我的父亲就是1890年从沙俄到达波士顿的第一代美国移民，他后来成为一名律师，经常帮助新移民处理一些刚入境时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对移民友善的国家。你后来差一点子承父业，因为大学时候念的是法律，之后甚至当了几年大学法律老师。怀斯曼：这是后来的事了，首先我念大学是因为不想服兵役被送上朝鲜战争的前线。毕业之后我服完兵役，从1956年到1958年在巴黎住了二十一个月，半工半学，我很享受那段“波西米亚”生活：读小说，去看戏看电影，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但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是一个特别“慢”的人。回美国后“机缘巧合”我成为了一名法律老师，教授知识产权法、家庭法、医疗法律。但我对此丝毫没有热情，说实话。你离开巴黎不久，法国新浪潮发轫，那是一个要求（拍摄）电影不再对年轻人层层设限、电影拍摄本身也离开片场走入生活走向街头的世代。怀斯曼：恰好是新浪潮诞生之前。住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流连于拉丁区，每周至少看四五部电影，也非常经常去看戏剧。感觉那时候的独立电影比现在还多，但只要用心多看，就很快又可以把电影史摸清个一二。我也开始拍一些八毫米的“家庭电影”，记录我们的旅行或者生活，或者还拍过一家位于殉道者路（rue des Martyrs）上的小商店，我的妻子在那里购物。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以拍电影为自己的职业？怀斯曼：我不知道，也许一直在那里，但我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自己很“慢”。《冷酷的世界》海报。但无论如何，首次接触电影，你的身份是制片人。买下华伦·米勒（Warren Miller）《冷酷的世界》（The Cool World）的版权后，你找到了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来执导这部电影。但过程似乎非常不顺、不愉快……怀斯曼：我没有任何电影经验，但因为很喜欢这部小说，于是买下了版权希望将其改编成电影。因为我很喜欢她之前的一部叫做《接头》（The Connection,1961）的电影，于是就找她来执导了这部《冷酷的世界》。我用尽了心力找到所有认识的人筹钱完成了制作，但其实我对于做制片人没有任何的兴趣。而在观察她拍摄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也可以去拍电影，于是在1966年放弃了大学教职，决定以之前带学生常去的地方—马萨诸塞州桥水市的一家精神病监狱/医院为主题，完成了《提提卡荒唐事》（Titicut Follies,1967），“纪录片”也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结束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继续拍摄“机构”（institution），以此为主题，完成一系列电影。那时的纪录片大多关注于一个具体的人物，政客或者明星，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反而有更多的悲、喜剧，这些角落仍然有待于人去拍摄。理念你往往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不介入或者说不以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为自己创作引导的形象，然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或者说并不是一贯如此。比如，《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它讲述的是美国非裔族群的问题。你当时不可能是以“非介入”的想法来推进这部电影的。更勿论在1966年到1973年间你还和朋友建立了一个社会援助的社团组织。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一切失望的。怀斯曼：你的这些想法只能是部分符合事实，也许我那时比现在还幼稚。但我必须澄清的是，首先，这不是我的电影；其次，《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的视角与原著小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即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电影也还是太过于说教了，社会、政治感介入感过强、过明显，或者说太正统，以至于失去了所有的微妙之处。小说要丰富的多。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说的对剧情片或者说这部电影有些失望的原因。我对这部电影的创作没有做出任何干涉，即使我是它的制片人，它完全是一部雪莉·克拉克根据自己的理念完成的电影。别忘了，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电影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找到她来拍摄的原因。否则我为什么不自己拍？那个社团，其实是我当时维生的工作，而且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社团。社团从政府那承揽项目，做调研，当然调研的领域是政府廉租房或者类似的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的社团。我当然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社会议题感兴趣啊，但你要说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我绝不会承认。因为我知道社会议题永远比我们看到的对此作出意识形态方面解释的作品更加复杂。在我的电影中，引导我创作的是直觉。《医院》剧照。说得轻巧，你也知道，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她的意识形态，是那么容易地就可以和创作剥离开的吗？怀斯曼：我和你说一件事，1968年《医院》（Hospital）上映后，有一个左翼的很重要的影评人写了一篇很严肃的差评，也说了讨厌的原因：因为我的电影中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白人医生、护士是如何霸凌、压榨西班牙裔的护工或者病人的（电影中的医院在纽约一个西班牙裔移民聚集区）。我觉得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何况我看到的正是一群连续工作二十小时的医生护士，他们不分肤色性别地收治病人，试图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关于这个影评人，首先也许她从没在一个医院的急诊区待超过一个小时；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完全没问题，但人不能完全被自己的意识形态蒙蔽双眼，或者使其成为唯一的判断指南。意识形态确实告诉她，白人医生、护士会压榨有色人种。我没有足够的经验说所有的医院是怎样的，但在这个医院，我拍的就是我看见的。你对各种的-ist（主义者），-gie（学）都有点点“蔑视”，你的电影也拒绝它们、或者说任何理论。但同时你又说自己的电影是对所拍摄主题的分析，这里有一个悖论……怀斯曼：那是我的分析，属于我的分析，来自于所有我亲身的经验，它们不是从哪些主义中来的。我从自己的体验中抽象地提取出分析，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体验对自己的影响，但对这些影响可能引发的推论，我是无意识的。或有益或无益，我也只能信任自己的判断。那你是否认为对于社会或者社会事件，我们只能给出分析，但却无法做出“解释”？怀斯曼：解释永远是可以被摧毁的，但分析却不会；世界是如此地复杂，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另一个解释，或者相反的解释。解释是功能性的，往往离“真实”（vérité）很远，我甚至犹豫都不想说“真实”这个词。因为对于你来说，没有“真实”可言？或者说，所有的真实都反而是主观的？怀斯曼：你有你的真实，我有我的真实。当然，猫就是猫、战争就是战争、当一个人被杀了，他就是死了……然而一旦涉及对某件事的“解释”，啊，这就难说了。我们眼前的这栋楼是真的，我会死掉，这也是真的……抽象地去说真实，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个空想理论家，我没法说什么是真实，特朗普也喜欢说真实，独裁者都喜欢说真实。即使应用到我的电影上，其实它们每一部都是一个“幻想”，如果有人愿意把它当做真实，我没有意见，但它其实只是幻想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幻想。关于这一点，科学家反而是最清醒的，他们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超越现有的解释和“真实”。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解释，也没有方法？怀斯曼：提问题其实是更有意思的事情。这正是我正在试着做的！当我想起你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各种意识形态最风流激荡的时刻，就越觉得你的世界观特别值得玩味。怀斯曼：我从来没有信仰过任何的意识形态。我是马克斯主义者，但这个马克斯，是格劳乔·马克斯 （Groucho Marx），哈哈哈哈！法国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可不缺毛主义者呢！怀斯曼：也许信仰这个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个人帮助吧。说回真实，当然也有过很多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个“真实”，但这些真实都是唯一、独一、排它的真实，如果我们不同意，就自动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仅此而已。那你是否认为自己的电影中呈现的是事实（réalité）？怀斯曼：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我也不太喜欢使用“事实”这个词。我们眼前的这个楼是一个事实，一个存在，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应用到电影的这个“事实”，则变得复杂很多，它们是一个个被经过选择的片段式事实，而且只是某一个角度的事实，它不可能是那个很多人期待的“唯一的”事实，而且串联起这些事实的，是虚构，也就是说是人为的戏剧结构，它肯定也只能是主观的。关于如何选择，我可以给你一个自己创造的所谓“理论”，就像很多人做的那样，但说实话我对此抱有怀疑，因为并不是这个我能够说给你的理论引导了我的创作，也许其实大脑中无意识的部分也参与了，或者说抽象上我的经验的总和，更何况我并不一定记得自己的全部经验。《提提卡荒唐事》海报。公共机构（institution）是近乎完美的实现你拍摄欲望的场所，某种程度上给你的工作也带来了便利，但这又是件可以变得“敏感”的事，因为牵涉到公共“形象”。这些考量会影响到或者干涉到你的工作吗？怀斯曼：《提提卡荒唐事》就遇到了问题，在纽约上映刚几周就被撤下，底片被销毁，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禁映了长达23年，直到最后我在最高法院赢得诉讼，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原因也很简单，马萨诸塞州政府认为这部电影破坏了他们的“形象”。但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管任何机构还是场所，警局、法庭或者任何你觉得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获得拍摄许可往往迅速而顺利，协议中我都会提前写明自己拥有完全的剪辑和处理自由，后来也没有任何机构尝试干预我的剪辑或者禁止电影的发行、播放。机构不仅仅是你的拍摄场所，也是你电影的主角、主题和对象。那么究竟何为“机构”？怀斯曼：是的，机构是我所有电影中的“明星”，但我无法对它做出精确的定义（définition），这本身也是一件我排斥的事情。能确定的就是它是一个场所，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有着明显的物理界限，通常我们认为在其中的人们试图更好的完成工作。你怎么看待二十世纪后半期分别诞生于美欧大陆的两个纪录片“流派”，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和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怀斯曼：我没有任何想法，也不去“看待”它们，而且我不将自己置于其中任何一个。人们往我身上贴这个或者那个标签，我对此毫无兴趣。直接电影、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噗！墙上的苍蝇（fly-on-the-wall，秘密实拍）……噗！这些跟我没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只是词组，无任何意义的词组，往往由那些大学老师或者所谓研究者发明或者爱用的刻板学术词汇。真实电影？噗……！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并非真实，也许是我的真实，也就是说我怎么看待发生的事情并尝试理解它们。但真实？噗……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也许是我的真实，但我绝不允许自己把这个所谓的真实强加到别人身上。我，我拍电影、做电影。甚至因此你对电影也不作出类似“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分。怀斯曼：当然两者之间有区别，比如“纪录片”往往没有提前写就的“剧本”。很多人拍纪录片是为了“出售”某种理念或者意识形态，我也不做这些。为什么？因为我没遇到过哪一个思想家可以很好地给我做出关于这个如此复杂社会的全面客观解释，且以一种可以让我被说服的方式。方法那这种“无评论”、“无干预”、“无采访”、“无音乐”的拍摄方法，又是怎样从第一部作品就开始被执行至今，甚至，我相信，成为了你的一种创作规则、理念 ？然后你也从没对自己说过，“这一次，我试着和别人对话，做一个采访？”怀斯曼：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工作方式，至少对于我来说，仅此而已，也一直如此。你从来不会在我的电影里看到采访，除了有一次我试图和被拍摄者开一个玩笑，我相信你以后也永远不会看到。那为什么“采访”会对你的电影造成“伤害”？怀斯曼：因为它会摧毁我通过无干预拍摄进而（通过剪辑）可以完成的“虚构”（fiction）。虚构或者剧情片成功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让观看者、观众身处其中、将自己代入其中。我并不是原则上反对电影中有采访的介入，有人也以这种方式拍出了非常棒的电影，我只讲对自己适用的，且无法替别人做出判断。因此“采访”并不适用于我的风格，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么说并不是想表达我的风格才是最好的风格。我知道这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事实，因为你特别喜欢另一位我也很欣赏的“纪录片”大师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作品，他的电影几乎是你的“反面”……怀斯曼：他做非常多的采访，不限于记者风格的采访，而且他的电影非常棒。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很多都是来源于文学阅读的影响，或者说阅读经验给了我很多电影方面的启发。比如，电影的剪辑过程就很像文学中写作风格的诞生。因为这期间我所面对的“问题”和作家的写作是相似的。一百小时到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两百五十个小时？难道通常不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吗？怀斯曼：《在伯克利》（At Berkeley，2013）就有两百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因为老师们很爱说话。通常情况下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但也有超过两百小时的。纯粹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对一百多个小时素材的剪辑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我的创作以及它的界限（limite）就来自于对这些（取自生活的）素材的想象，以及自己与这些素材的关系；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想象肯定比我更丰富且无界，但我想说的是，一百多个小时已经给了我很多的可能。以及，对于这些素材的研习和剪辑就是为了找到进而建立一个戏剧结构。或者说，文学家用文字解决问题，我用文字（语言）和画面解决问题。那么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所谓的“剪辑”？怀斯曼：我的电影完全诞生于剪辑的时刻。在剪辑台上我发现并找到这部电影，在这之前我对自己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更不要说主题、结构等问题。如果你对自己要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那么拍摄的兴趣又是如何产生的？怀斯曼：不是毫无概念，而是对于我所要拍摄的对象毫无预设的想法、观点、观念。我也几乎不会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各个机构）做事先的研习和调查，拍摄的决定也都完成于最直接的现场。我不喜欢那些带着预设观点去完成的纪录片，即使拍摄对象是社会性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是社会性或者社会学性的作品。不为揭露，亦无煽动；不表理念，亦非教育，甚至也不是“观察”。怀斯曼：我希望它也不是所谓客观的观察，因为这么宣称是不准确的。每一部电影，纪录片也不例外，都是主观的，它们都会有一个戏剧结构。我不喜欢所谓的观察，因为它言下之意反而是承认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视角，而我则希望自己的电影中充满这样的主观视角。难道就没有那么一刻，尤其当拍摄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时，你会对自己说“我希望自己的拍摄能够被关注到，进而改善一点这些被拍摄对象的生活，让社会往前进一小步？”怀斯曼：我当然希望被拍摄对象的境遇能够得到改善。但这不是我创作的目的，我拍的也不是在法国文化语境下的政治介入型电影（cinéma militant）。何况我认为，这种电影并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它的观众和欣赏者往往都是本来就拥有相同或者相似观点的人。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和主题做出的分析，而不是对其简化处理进而表达属于自己的观点。政治介入型电影往往有简化主题的倾向，这是我不喜欢的原因。我可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如此模糊暧昧且复杂、并非是非黑白分明的人啊！我希望社会、真实世界的这种暧昧和复杂能够呈现在自己的电影中，而不是对其做出简化来表达即使很正确积极、很知识分子性的观点。大概可以感觉到多年的法律学习甚至教授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影响（笑）。怀斯曼：我都没有好好学习法律，甚至基本都不去上课，能够结业也是纯粹靠着临时抱佛脚（笑）。我的大学时间基本都是在图书馆读小说度过的，可能我念的其实是文学专业。那你如何看待法国人的另一个发明，电影“作者”（auteur）？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仅存不多的完全独立“作者”：自己制作、自己拍摄（你负责声音）、自己剪辑、自己拥有版权……怀斯曼：那要看你如何定义这个“作者”。如果说一部电影创作中所有决定的做出者是它的作者，那我当然是个作者；如果作品需要体现作者的性格，那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电影感受到我的幽默感。你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直面进而“曲解”自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我认为这确实也是一种幽默感。你会向被拍摄对象放映自己的电影吗？《福利》剧照。怀斯曼：当我有机会的时候，会的。但有时候很难再找回电影中的人，比如《福利》（Welfare,1975）一类的电影；《走向死亡》（Near Death,1989）在电视上播出前，我放给了所有的医生、护士和四个死者的家庭。你之前说过，电影拍摄前与各个机构会有一个“合同”，以保证自己的拍摄自由，尤其是完全的剪辑自由。那么与被拍摄者呢？怀斯曼：也有类似的协议，他们当然可以在拍摄前拒绝我（的拍摄请求），也可以在拍摄中，甚至是拍摄后剪辑前，但一旦剪辑开始，他们就不再能撤回自己的许可。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几乎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被拍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们喜欢自己被镜头记录下来。我也不太喜欢与自己电影中的拍摄对象成为朋友，因为首先这不会是成为一个真正朋友的机会和场合，其次我觉得这不够专业。我想回到一个你千篇一律地回答了千遍的问题，因为我并不完全认同你的回答。还是针对镜头是否会改变人们的举止，你依据自己经验的回答是否定的，不会。论据是，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演员，所以他们只要一开始表演就会露馅，你要么停止拍摄要么最终会剪掉；然后你会给出一个我觉得你非常喜欢的例子，就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69）中，镜头跟随着掐住妓女脖子二十秒的警察。你认为事实上这名警察就如同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根本无意杀死这位逃跑被抓的妓女，而只意在惩罚。你以此为例自证镜头并不会改变拍摄对象的行为方式，因为人们出自本能和直觉在（尤其是相对极端的）情境中做出自认为恰当的反应，并不会顾及他们的看法亦或是摄影机的在场。我认为至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至少放在当下来看，实则大谬，因为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你的摄影机在场，警察可能会变得更加暴力和粗鲁。再往前一步说，这恰恰可以反证镜头可以改变被拍摄对象的举止。怀斯曼：这是你的判断，但是没有证据，当然我的说法也没有证据。没有必要回答你的判断是否可能，因为一切皆有可能。但我并不相信如此。而且按照你这么说所有的场景都需要被打上问号了。你这么揣测是因为你对警察有一个预先的判断和意识了。你也说过，以自己的经验，极少数人会拒绝被拍摄，因为人们喜欢被摄影机捕捉，而且人们在摄影机之前也希望表现出最好，至少是更好的自己……怀斯曼：有一个细微的不同，日常的普通人其实不是喜欢被“拍摄”这个事实，而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被别人感兴趣、注意、关注到，因为平日里他们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两者之间有一点点区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不怎么被摄影机关注、捕捉到的，而这恰恰就是我拍摄的主题，日常。《杰克逊高地》海报。一旦选定了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并确定了拍摄的可能，你会进行怎样的准备工作？怀斯曼：我只做极少的准备工作和实地调研，比如《杰克逊高地》（In Jackson Heights，2015）拍摄前，我只在那逛了两个下午，还是相隔七年的两个下午。这说明你想拍杰克逊高地已经很久了？怀斯曼：我有一个自己感兴趣、想拍的地方或者机构的单子。2007年去杰克逊高地的时候我就想拍那里，但之后不同的计划延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我收到了巴黎歌剧院的拍摄许可，怕他们改变主意，于是立刻去拍了，之后又接连拍了其它电影。终于可以拍杰克逊高地的时候，我又去那逛了一个下午。这两个下午的所谓准备工作是什么？勘景？怀斯曼：我经常说一句话，也许依然只对我自己有效，那就是拍摄本身就是调研准备的工作。因为我的拍摄方式是无任何干预，也不会对拍摄对象做出任何要求，我不想自己成为一个或者某个事件的所谓见证者……但你也不是随便拍什么，或者随便怎么拍，不是吗？怀斯曼：当然我会做出选择，拍什么事件、拍什么人，拍什么地方，这一切都是我来决定，摄影师来配合我。所以可以说我的准备工作就是随时准备好开始拍摄而已。为什么是这样？怀斯曼：好吧，因为我特别怕做实地考察或者调研的时候遇到自己很想拍的人和事，因为无法拍到而后悔，这是唯一的原因，你知道全部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在场时有趣的事件。即使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我还会与很多人或者事擦身而过后悔不已呢！你的拍摄一般持续四到十二周， 你如何决定每部电影拍摄的时长？怀斯曼：当我觉得有足够的素材能够剪出自己满意的电影的时候，就会停止拍摄，也许是因为我就是不想拍，想回家了。当然这期间我会让自己知道哪里会发生什么，以便决定是否要去拍摄。或者就是闲逛，遇到感兴趣的人问她这里在“发生”什么事……随机性比较大，偶然是我的向导。我知道在胶片时期，你有每天看拍摄素材的习惯—虽然这通常是一个剧情片拍摄的操作实践，数码时代到来后，你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吗？怀斯曼：晚上拍摄结束以后，只要我和摄影师都不是太疲劳，就会一起看素材。胶片时期，至少都需要等个三到四天，而现在则是立刻可见。这个步骤的原因很简单，不看的话，我就不知道自己拍了什么，也不知道拍的怎么样：取景是否好，有没有人看了摄影机……即使取景不好，光线不好，拍摄不正确……你也不可能重拍，因为你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绝无仅有且不会再现的。怀斯曼：但我需要知道哪一个部分没有拍好，下一次就可以注意，又或者在之后的拍摄中找到可以某种程度上替代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为之后的剪辑做提前准备的工作，因为看素材我也会记笔记。你之前说过，剪辑的时候自己才发现拍的是什么“电影”。怀斯曼：我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剪辑系统：首先，我会用六到八周的时间重看所有的素材，做笔记。什么样的笔记？怀斯曼：我用的是米其林餐厅式的评价体系，给所拍的内容标星，从一颗到三颗星或者零颗星，并用几个词简单记下发生事件的概述，这个过程就筛选掉了百分之四五十的素材，我暂时把它们放到一边；然后我开始剪那些自己认为可用的部分，一场一场地剪、剔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六到八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组合这些，形成电影的结构。我没办法抽象地看待、考虑或者对待电影结构这个问题，我必须向自己解释每一场戏所处位置的原因、每一场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的转场过度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又或者开头五分钟和最后十分钟的关系是什么。“剪辑”这个步骤让你如此着迷的原因是什么？怀斯曼：因为它最有趣，剪辑大部分上来说几乎与电影技术无关，而是一个不断地去尝试理解每一场戏发生的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的过程。真正地理解之前、或者自以为真正地理解之前，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是否使用、如何剪辑、放在哪里，这三个问题。这个理解电影，就是理解“人”的过程。第一次的“组合”过程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因为每一场经过剪辑的戏我都已经了熟于心了，但这个版本往往比最终的完成版要多出三四十分钟；这之后的六七周，我的专注点则变成了每一场戏内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节奏（rythme），以叙事结构的眼光来考量和衡定它们，电影的时长自然就慢慢地再减少。当我自认为剪辑已经结束的时候，就会再重新把所有的素材都看一遍，尤其是最开始被舍弃掉、扔在一边没有剪辑的那百分之四五十，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之前可能出现的遗忘，以及更经常的，在其中找到有效的转场、过渡镜头，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对电影的节奏足够了解，能够很快地感知到于我有效的镜头。告诉你一件趣事，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重看了你的一部分电影，但因为戛纳电影节前工作实在太多，时间有限，我有时候会把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比如，和《疯马俱乐部》（Crazy Horse,2011）搭配的是……《肉》（Meat,1976)……怀斯曼：哈哈哈哈哈哈…….好主意！本也可以选别的，比如《舞：巴黎歌剧院的芭蕾》（La danse - Le ballet de l'Opera de Paris, 2009）、《动物园》（Zoo,1993）或者《基础训练》（Basic Training, 1971）……但总之我决定选两部相隔时间较久的放在一起看。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你之前也说过自己的纪录片其实就是剧情片，或者至少它们是以“剧情片”的结构视角来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我比较早期和较近的作品发现了一个变化，就是电影内的“悬念”（suspens）在不断地减少……早期你的电影中还是更多“悬念”式的戏剧张力的，而现在则越来越内敛。怀斯曼：是的，这是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说的，我用剧情片的理念来完成“纪录片”，因此它们就是剧情片，也就是我开头说的它们与文学更为亲近。我不认为新近的电影戏剧张力变小了，它们还是一样的，我希望每一部里面都有悲剧、有喜剧、有闹剧……当然电影最后的呈现方式要取决于它的“主题”，而每一部电影的主题也许是不一的。我的工作方式、实施方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拍摄邀约。四十几部电影下来，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主题之一就是表现“世界是荒诞的”，是那种贝克特式的（Samuel Beckett）的。怀斯曼：这难道不应该是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就开始表现的吗？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怀斯曼：我并不是最适格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世界”这个“主题”太广博了。我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是你不能又或者你不愿意？怀斯曼：我每天可能会变五十次，至少。说话的这一秒种，我刚从悲观主义者变成乐观主义者。你现在还看电影吗？怀斯曼：看，但越来越少，但我一直还会去看戏剧。你最近，这个最近可以是一个月、六个月、一年甚至更久，看到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怀斯曼：啊！我需要时间往上追溯回忆……我很喜欢德普莱钦（Arnaud Desplechin）的《青春的三段回忆》（Trois souvenirs de ma jeunesse, 2015），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奥菲尔斯，父亲和儿子（Max & Marcel Ophüls），《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 1969）和《终点旅店》（Htel Terminus, 1988）都是非常伟大的电影。我最爱的电影……是《鸭羹》（Duck Soup, 1933）。纽约的一家电影院曾经请我选择一部自己最喜欢的纪录片并出席介绍，我选的就是《鸭羹》（笑）。数码有改变你的电影或者工作方式吗？有帮助还是有正相反？之前你必须换胶片，现在可以不间断一直拍下去了。怀斯曼：以前我也可以不间断地拍下去。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拍摄的素材稍微变多了一些。我甚至后悔自己没办法再用胶片拍了。即使是从剪辑的角度上来说？怀斯曼：我用胶片剪辑了四十年的时间……而且这不仅与我的习惯有关，胶片剪辑有一种手工的感觉，与我的电影本身就息息相关，我不喜欢用几个塑料按钮在电脑上解决这个事情。虽然看似“方便”了，但我还说以前在剪辑室四处走动找胶片、翻不同盘的胶片能时不时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和启发呢（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总之，现在不可能了，胶片拍太贵。关于数码有一堆胡说八道（bullshit）的说法，我认为唯一可以信的就是，也许我们能够拍稍微多一些的素材。而且所有我们能够从拍摄中获得的便利和节约，都转而在后期中失去了：以前调色我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现在则需要两周。有没有特别喜欢自己的哪一部电影，或者非常满意？怀斯曼：总体上来说，我相对更喜欢刚刚结束的那一部。这个回答太经典了，也有人会说，“是接下来的那一部”（笑）。怀斯曼：这个的确更好，以后我就这么回答了。有没有哪一部你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怀斯曼：有一些电影我后来能够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剪辑的时候犯了错误。在逾四十部的电影中，剪辑方面你犯下的最后悔的错误是什么？怀斯曼：《提提卡荒唐事》中，我将一个病人/犯人被强迫喂食和他躺在停尸床上被化妆的场景交叉剪到了一起，我觉得这个剪接太刻意了，不应该强迫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将它们分别整体呈现出来，在其中穿插一些别的场景。应该让观众自己逐渐意识到这个事实和对照：原来他死去之后受到的对待要比活着的时候人道很多。但剪辑有时候就是建立联系、进行暗示的过程，虽然这个的确变成了明示的对照。怀斯曼：我不喜欢拍观众的脑袋，非要提醒他们“看到”什么。如果我们说到纪录片的“教育意义”、社会介入意义，《提提卡荒唐事》中多少有些，而不像你之后的电影。怀斯曼：因为那个地方太糟糕了，人间炼狱，只要展示它，就无法避免。我注意到你的电影中从来不会出现“完”、“剧终”（The End）一类的结语。怀斯曼：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决定不放。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不放（笑），我任由你自己做出阐释。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怀斯曼：也许它们都是真的，都可以成立。也有可能都是假的，都不成立，所以你的解释是？怀斯曼：也许有一部分解释是成立的，另一部分是不成立的（笑）。谢谢你，弗雷德（Fred）！怀斯曼：这个访谈对我来说很有趣……别别！怀斯曼：不不，我说这个不是为了……那你告诉我，现在这一秒你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怀斯曼：你又变荒诞了！结语——“福特先生，您是如何到达好莱坞的？”——“乘火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9，赋能实体经济，必然是区块链行业最热门的话题那么什么是实体经济需要的？区块链到底提供了什么价值？应该如何落地？2018年，区块链行业从业者花太多时间去讨论甚至争论这个问题，或理想主义者，言必谈区块链，将其视为万精油、救世主，张口闭口“颠覆”“革命”“去中心化”，脱离实际，渴望打碎重组一切，呈现出自己理想中乌托邦的样子；或妄自菲薄者，不停谈论跑道中有多少“伪命题”“骗局”，在各种极端假设下争论不休；或故作智者，讲述一些真理性的答案，难以反驳，但也全无意义。全球顶尖的智能终端制造商，广电运通集团早在几年前便关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希望通过自身优势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能够真正实现“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成为“实体经济+区块链”的一张名片。2018年1月14日，宏链财经有幸邀请到了广电运通区块链CEO邹均博士，围绕区块链价值、行业发展，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访谈。非常好奇这位“实体经济+区块链”的实际操刀者，“链圈以内，币圈之外”的技术型企业家会怎样看待当前区块链行业的这些问题。邹均博士，广电运通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CEO，中关村区块链联盟副秘书长，中国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委员，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计算机博士，麦考瑞商学院MBA，曾任IBM澳洲金融行业首席软件架构师，著有《区块链技术指南》《区块链核心技术与应用》。宏链财经：您最初是从事云计算的，当初区块链技术是哪方面吸引了您？邹均博士：2013年我在从事云计算、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但是发现云计算头部效应很明显，非常中心化，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区块链的分布式吸引我，我认为未来云计算和区块链结合会产生很多新的模式。比如Eos，既发挥了云计算的优势，也发挥了区块链的价值，它实质是一种更分布式的云计算。虽然它大部分的超级节点还是运行在云上面，但它可以提供比传统集中化的云模式相对来说有一定程度去中心化的应用部署和运行环境。它的治理还是有一些民主的成分。并不是说Eos未来会成主流，但这种模式是一个好的突破和尝试。目前云计算，数据的垄断是个问题，虽然国内对数据权益没有那么重视，但慢慢的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了，未来区块链和云计算的结合一定会越来越多。宏链财经：所以您认为Eos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尝试？邹均博士：是的，新的技术革命，往往是螺旋上升的，走两步退一步。其实EOS更像是在原有商业架构基础上回撤一步，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尝试。比如ETH，它也是非常好的尝试，非常宏伟，追求高度去中心化，但可能发现在性能上和需求是难以完全匹配的。Eos发现了ETH的这些问题，又回撤了一步，结合实际，在很多设计上运用了原有模式的优势，虽然在去中化、安全性、甚至治理层面上可能被人诟病，但确实给人提供了一种思路，新的（去中心化）和旧的（中心化）结合。宏链财经：区块链行业炒火了一个新名词——“去中心化”，您是如何看待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邹均博士：区块链的技术特点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有些人会走的很远、有些人驻足不前，有些很务实，有些人一下子就走到了“乌托邦”，走到了终点。这种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作为区块链的人，理论要去研究，但是还要脚踏实地。同时整个社会应该有个良好的环境，在规避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尽可能给予尝试的自由。“中心化”“去中心化”应该放在一个具体场景里讨论，有些场景尤其是偏效率的，就是中心化资源利用率更高，有些场景尤其是偏公平的，“中心化”就不如“去中心化”更好，哪种适用就用哪种，不应该认“去中心化”就一定有优势。宏链财经：您是如何解读比特币诞生的意义？邹均博士：上升到哲学高度，我认为，比特币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能链接世界三元组的一个工具。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由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形式世界（比如数学规律、架构）的世界三元组构成。过去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工具把三个世界串起来。但比特币的出现，其实链接了三个世界。本身来源于形式世界，它的共识机制、链式结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但区块链提供的是保证精神世界里的价值守恒的机制，而它又需要又物理世界的支撑，包括运行所需的物理服务器、共识所需的挖矿能耗等，都离不开物理世界。未来我们的物理世界是有局限的，但精神世界和形式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现在精神世界和形式世界的消费或者说生产越来越多（比如游戏），那这些未来如何确权、估值、价值流转？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局限。因此，比特币或者说区块链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链接这三个世界，同时给价值守恒提供保障，使得信息互联网可以向价值互联网过渡。宏链财经：您怎么看比特币的投资属性？邹均博士：还是需要实事求是，比特币本身自带金融属性，这也是他和别的技术不同的特殊魅力，这个不能视而不见。比特币相当于是第一个应用或者说实践，一个没有任何中心化背书、没有物质基础的产物，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接受，甚至实现很多货币职能。我们不应该去辩论他是否违法，而是更应该思考它给我们的启示，比特币作为一个纯数字的产物能够在某些方面发挥他的作用，有其独特的优势。全球现在都在看，作为正在进行的试验，作为观察学习的机会。宏链财经：很多人说是目前是区块链行业的冬天，行业进入萧条期，您怎么看？邹均博士：我比较乐观，目前的市场可以让很多人静下心实实在在做事情，更务实，不像17年那么浮躁，失去理智。只有自律的声音，没有自律的行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哪怕入场割韭菜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更像是一个零和游戏，没有人在想创造价值。宏链财经：您对区块链行业的未来监管政策怎么看？邹均博士：没有不变的政策，未来政策一定会依据形势发展、生产力发展做出改变。面对新的一个产物，国家一定会试验，就像改革开放建特区一样，只要试验下来发现对整体发展有帮助，同时不触碰大的框架，那国家会允许它合理发展，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做法。宏链财经：目前区块链行业与实体经济结合迫在眉睫，您认为区块链应该如何赋能实体经济？邹均博士：首先，要让大家快速感知到区块链的价值，意识到区块链的价值，消除偏见。从社会大众能够感知到的、区块链能够有效解决的痛点开始切入。比如信任带来的各种安全问题，从疫苗到权健事件、奶粉、等等。区块链确实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溯源等等。很多人认为溯源是伪命题，但我认为不是。因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并不是说溯源就一定保证100%是真，但我们可以更大程度上保证真实或者说更大程度上提升作恶/造假成本。同时，在什么行业做溯源也很重要，比如在附加值非常小的，关注度不高的行业做溯源可能价值感没有那么强，但在一些监管要求高的、高附加值的一些行业做溯源，就非常好。目前区块链行业很多人很偏激，容易做极端判断，还是需要务实、实事求是。另外一个就是分配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产能不足的时代，目前面临更多的其实是利润分配问题，由于信任缺失，也给经济运转带来很大阻碍。比如企业三角债。靠人来解决信任问题肯定是悖论，需要人和机器有机结合。很多人认为区块链是一个信任机器，但其实区块链不单单是机器，因为这当中很多算法、规则是人设计的，整个生命周期人也是参与其中的。所以在规则制定的时候需要民主决策，同时决策在执行的时候，也要避免加入人的主观因素，否则就会发生一些矛盾。人和机器结合，才能保证规则的搭建和执行都客观。比如三角债，直接通过智能合约来执行，这个在技术上肯定能够实现，衍生出的问题是执行用法币还是数字货币还是其他流通媒介。在整个解决过程中，我们需要用的是渐进式、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用法币结算，但区块链用智能合约来记账，这个也可以。没有绝对的100%的解决方案，但可以寻找更大程度保障公平的方式。所以区块链还是有很多应用场景的。同时，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意识到，区块链是一个监管机制，因为共识就是一个约束机制，可追溯、仲裁，其实都是监管机制，这种监管属性其实就特别有价值。写在最后：在和邹均博士交流的过程中，“务实”“实事求是”“不要太理想化”“包容”“不要偏激”是被谈及最多的字眼。商业本身就就是一个“平衡”的艺术，需要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少谈论理想，多研究问题，“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新的技术在和产业融合的时候，这种拥抱并不是单方面的，技术不能高高在上自命不凡，有时需要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折腰；产业需要步步为营，好奇且谨慎地结合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更高效更公平。从个人或企业而言，当大潮流来到的时候，在任何变局中，从不缺少四处奔走疾呼的浪漫主义者，也不缺少冷眼想看的否定者。若浪漫主义者只是靠情怀支撑，缺乏冷静思考，清晰的路径规划，纵起高楼，也只是空中楼阁，呼朋引伴而入，宴会盛时一声巨响，难免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同样，若冷眼相看者难以一颗平和心去拥抱行业每一个细小的进程，以包容心去考量技术落地的每一个弯路，那最终只能坐于阁上，眼见流水浩浩汤汤，叹息机会已逝，年华不返。在这场变革中，需要的恰恰是那些认清现状，少些聒噪，多研究问题，低头耕耘，一步步努力解决实际难点，创造实际价值的人和企业。一语蔽之——实事求是

无需赘言，在中国，在此背景下，每年贵阳数博会的如期而至，科技巨头与创业者齐聚中国西南一隅，更像是一次对数字经济过往成绩的全面复盘，以及对可预见未来的一次全面预测——尤其搁置在最近一系列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充分整合的政策部署下，今年数博会“数化万物，智在融合”的主题，也充分勾勒出构建“数字中国”的历史机遇。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和路径》，为“数字化转型”下了一个精准定义：“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的闭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这条路并非坦途，如何进一步充分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合力锻造：从国家层面，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更睿智的顶层设计，更丰富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从企业层面，如何拿起最新的技术工具，完成对传统领域全产业链条的重塑，或许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胜负手。令人欣喜的是，谈及最新技术工具的“装备库”，现阶段中国的确握有一手好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领域，无论从技术还是数据角度，起跑线的相对公平，都将赐予中国一次难得的“领跑权”，就拿人工智能来说，尽管短时间内诸如DeepMind等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开疆拓土型公司不会在中国诞生，但若论及产业落地的速度，在大概率上，中国或许将成为先行者。更像是对上述观点的某种印证，不难发现，尽管今年贵阳数博会在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上明显提高，但若论及纯粹的“黑科技属性”，相比于去年街头卖艺式的吸睛程度（可能有些过分喧嚣了），今年参展企业似乎变得“务实”许多。最典型代表就是去年凭借唇语识别获得数博会十大黑科技称号的海云数据，刚刚在2018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北京站夺得总冠军的他们，尽管风头依旧，却并未捧出在大众层面多么惹眼的新技术，而是展出了一整套行业业务解决方案。海云数据展位事实上，分析不少科技企业从“务虚”走向“务实”，得从这一轮科技革命的两种落地方式谈起。技术变革的两种路径其实从最底层的逻辑上，正在发生的这场技术变革，一直有两条相互交叉的技术路径，二者彼此渗透，共同完成了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就拿AI领域来说，众所周知，人工智能产业链分三层：最底层包括芯片和开源框架等基础设施，这一层门槛最高，以前段时间颇为敏感的CPU和GPU为例，中国企业想赶上英伟达和高通等巨头，摊开最激进的时间表，也需要5-10年，这一层更多依靠的是时间的陈酿，现阶段还是巨头间的内斗，先暂且不表。最受大众关注的变革发生在中间层。这里群英荟萃，无论巨头还是新贵，都致力于完善图像识别，机器翻译，语义识别和语音识别等通用技术——事实上，走第一种技术路径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层：他们亲尽全力，完成上游通用技术的攻坚。选择这一技术路线，无疑需要背后庞大的体量支撑（譬如谷歌），或者超高专注度，譬如据媒体报道，商汤科技就拥有百人级别的博士团。而对算法的深耕，也会下沉至具体行业，迅雷创始人程浩老师就举过两个例子：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解决方案的Mobileye 成立于1999 年，直到8年后才挣到第一桶金；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从启动研发拿到FDA认证，花了十年时间——这并不难理解，无论自动驾驶还是机器人手术，理应需要算法上的无限精进。算法的精进固然令人欣喜，但另一方面，更理性的观察者，也不该被所谓“技术的纯粹性”蛊惑，事实上，在大多数对“识别率小数点后几位”没那么敏感的行业（比如门禁时的人脸识别），算法之间的细微差别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尤其在安防和航空等需要行业积淀的领域，算法壁垒没有自动驾驶那么大，这些行业的AI玩家，最锐利的武器应该是“行业纵深度”和工程化能力，懂“需求”远比懂“技术”更重要。这就引出了另一条技术路径：他们选择将技术“沉下去”，选择有限的垂直领域，然后亲尽全力，深入到这些行业的五脏六腑，通过为一个个行业客户服务和赋能，逐渐拼凑出一张详实的知识图谱，然后再通过知识图谱反哺新技术与行业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深谙这种技术路径的公司，许多时候也会选择AI中间层的通用技术，但由于率先捕捉到这个行业的痛点，他们得以从业务逻辑维度，完成更具效率的创新，最终在新技术与知识图谱的双向加持下，一举解决行业痛点。更“务实”的AI说来稍显凌乱，甚至一头雾水，不妨以海云数据为例，剖析后一种技术路径的落地。这家公司以大数据可视分析起家，近年来试图完成某种蜕变，通过AI与可视分析的融合，以及在安防等领域多年沉淀的行业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与行业结合紧密的解决方案。他们将自己最主要的业务逻辑命名为“能力服务”：通过推动上游新技术支持与政务应用深度融合，为决策层提供调度指挥顶层设计。这种能力服务现阶段的标志物，就是在数博会上颇为风光的图易AI能力服务平台。在这一平台上，通过整合软件、硬件、数据和算法，客户可根据不同需求，用“傻瓜式”操作（全程“无代码化”）组建自己的AI能力模块，今后也可根据不断增加的业务需求，更新自己的能力矩阵，像搭积木一样，完成业务的效率提升和数据决策价值变现。图易6以海云数据深耕多年的安防领域为例，基于图易研发的“智警大脑”，已经让不少决策机构的公共安全能力得以飞速进化。“智警大脑”已在40个细分领域内形成了200余个行业能力，且融合了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如前所述，这些都是AI中间层的通用技术）——举个例子，它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后台，然后通过语音指令调出事故现场视频，附近的警力、周边卡口、情报分析情况、犯罪嫌疑人的路径、重点嫌疑人的档案等节点，可以瞬间通过一张图和一张网的形式，让公安人员实时看见，确保在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门能快速处理。目前“智警大脑”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安市场，使公安情报分析准确率提升70%，指挥决策效率提升50%。智警大脑受益于图易AI能力服务平台的，还有另一个与数据决策紧密相关的领域：航空。举个最近的案例，作为目前国内机场规模最大的指挥大厅，白云机场运行控制大厅部署的决策指挥平台——“白云机场可视化智能指挥决策系统”，即是由海云数据与其战略合作伙伴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双方联合研发了名为“启明星”的航空大数据解决方案，后者可以将机场“三大区”(飞行区，航站区，综合区)的各项业务数据充分整合，集合空管、气象、交通、地图、运营商等数据，结合大数据可视分析技术与AI技术，实现对“五大流”(飞机流，旅客流，行李流，货物流，交通流)全区域覆盖和全流程管控，通过分析机场当前的综合运行态势和各场区运行动态，对机场整体态势进行实时可视化展现，帮助决策者通过“一张屏”了解机场整体运行状况。白云机场可视化智能指挥决策系统从上述案例中不难发现，海云数据希望给客户提供的，是一套封装完备，体验良好，“即插即用”的综合解决方案，他们一直致力于推进“上游新技术支持”与“下游行业应用”的衔接——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一旦他们发现，市场上现有的AI通用技术无法满足为客户赋能的需求，或者无法百分百解决行业痛点，作为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他们也会“亲自上阵”，完成从0到1的技术攻坚。弄懂这个逻辑，你也就理解为什么他们去年看似“无心插柳”地发布了唇语识别成果（还顺带拿了去年数博会“十大黑科技”称号），其研发初心非常简单：解决公安大量无声视频中数据缺失的难题。众所周知，公安系统中视频信息量颇为庞大，但大多以默片方式存在，只看得清嘴型，却不知说些什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海云数据研发的唇语识别能在最大程度上释放视频图像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与大数据可视分析系统充分嫁接，让决策者能从声音，图象，视频，空间和地理信息等多重维度，进行综合态势的判断，大幅度丰富现有的公共安全大数据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唇语识别技术令人欣喜的是，类似这种“保姆级”的能力服务，海云数据的图易平台已在公安、司法、监察、交通、消防、军工、智慧城市等领域均形成深度的行业应用。所谓AI“务实”，莫过于此。结语当然，在我个人看来，上述两种技术路径，其实是两种不同分工，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有它们彼此渗透，共同进化，才是AI疆界最完整的图景——只不过，对于更“务实”的行业客户来说，如何利用新技术与下游应用结合，提升业务效率，真正产生效益，才是他们此刻最迫切的需求。嗯，这么说好像稍显“功利”，但所谓建设“数字中国”的恢弘愿景，不也正是不同行业里那些真正的务实者，基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这句箴言，放在AI领域，好像也同样适用。李北辰/文

如果你打算在2020年学习一项新技能，那你如今可能正在放弃的边缘徘徊。无论是学一门语言还是一种乐器，亦或是计划上职场提升课，进步总是慢得令人绝望，最初的热情并不能让你坚持太久。在放弃边缘挣扎时，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是缺乏一种天赋。有些幸运儿生来就有这种天赋，他们学习任何新技能时总是游刃有余，而你只是不那么走运，恰巧缺少这种天赋罢了。在放弃边缘挣扎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博学多才的人，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都声称自己的智商与常人无异。他们的智商高低暂且不论，但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只要使用合适的学习策略，绝大多数人的智商能足以学会新技能。神经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都基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比约克（Robert Bjork）教授和伊丽莎白·比约克（Elizabeth Bjork）教授提出的“必要困难”理论。“必要困难”理论指在学习时故意制造轻微的挫败感，这样可以使大脑对学习材料的处理更深入，记忆更持久。就像体育锻炼一样，刚开始会觉得肌肉酸痛，但长期坚持下去，身体素质自然会越来越好。不幸的是，我们如今使用的许多学习技巧，比如边读边划重点、绘制五颜六色的思维导图等方法，对我们的大脑来说都不够具有挑战性，所以无法让我们记住所学的信息，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学家、学习科学家网站成员卡罗莱娜·库珀-特策尔（Carolina Kuepper-Tetzel）博士认为：“我们学习时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既轻松又不费力的学习技巧。”“但它们不会转化为对知识的长期记忆。”之前，我们曾讲过如何成为一名博学家，（传送门：史上最牛“博学家”一览：活着就是为了满足欲望），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些学习方法，助你成为一个超级学霸。无论你打算学什么，以下方法都能帮你改正不良习惯，让你拥有令人羡慕的记忆力。学前测试为什么就算学前测试回答不出来，我们还要测试呢？让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芬兰语的“谢谢”怎么说嘛？答案是“kiitos”。如果你不是芬兰人，大概不会觉得自己能回答出来。但由于回答时的苦思冥想，你记住这个答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心理学研究表明，即使在学前测试中一个问题都没答对，也能让大脑做好准备，在后来的学习过程有针对性地吸收信息。无论是对简单琐事的记忆，还是对复杂材料更深层次的理解，都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在阅读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一篇关于视觉神经科学的论文前，先接受了有关视觉神经科学的测试。结果，他们的学习效率比那些时间阅读更长的学生要高10％ - 15％。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做个学前测试，即使你答不对，也能加强你之后的学习效果。教给别人除了学前测试，你可能还想做个测试，看看自己的学习效果怎么样。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检索练习”，可以巩固对知识的记忆。在对照实验中，检索练习的学习效果远远胜过思维导图。正如库珀-特策尔博士所说：“测试通常被视为评估知识的一种方式。然而，测试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策略，科学证明它可以提高对知识的长期记忆。”这可能是抽认卡测试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因为你认为这样的自我测试纯粹是在考验记忆力，所以你可能一想不起来就会去看答案。然而，如果你想记得更牢，必须要在放弃之前真正绞尽脑汁地去回想，这样记忆效果才更好。检索练习的学习效果远远胜过思维导图德国卡塞尔大学的米丽娅姆埃伯斯巴赫（Mirjam Ebersbach）教授表示:“你检索时觉得越难，加强记忆的效果越好。”如果你正在为考试而学习，尽量发现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提出问题，而不是只一味地看书。埃伯斯巴赫发现，提出问题的过程本身就能提高学习效果，因为它迫使你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组织材料。也许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尝试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另一个人，因为这能使你对学习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意听你讲课的小伙伴，你可以想象向某个人讲，或是写一封电子邮件，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你学到的东西。转换学习不要在一个学习任务上花费太长时间——要经常在各个学习任务之间转换。例如，如果你正在学习一门新语言，你可能会在两三个词汇表之间转换，或者在在不同的动词时态之间转换，而不是依次学习。这种策略被称为交叉学习，它就像学前测试一样会让人感到沮丧，因为你不能在转换前就真正记住。但根据必要困难理论，这就是它奏效的原因。大量研究表明，暂时的记忆混乱能极大地提高长期记忆的效果。除了促进知识学习外，交叉学习还可以加强你的动手技能。例如，如果你正在学习一种乐器，可以在音阶和正在练习的乐曲之间转换，学习效率会显著提高。运动起来在大众印象中，那些聪明人总是久坐不动，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最好的学习者同时也是最爱运动的人，因为有氧运动会刺激多巴胺、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释放，它们在记忆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在晨跑或健身房锻炼后，你的思维会更加活跃。所以，试着根据你现有的运动计划来安排你的学习时间，你的记忆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增强。运动能增强记忆力改变学习环境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回到家乡时，过去那些久远的回忆会突然浮现在脑海中？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与环境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情境相关记忆会引发愉快的怀旧情绪，但也会导致我们在实际学习中出现思维障碍。如果我们经常只在一个地方学习或练习某种技能，我们的记忆就会与那个地方的景象、声音和气味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考场上时，环境中没有了这些线索，我们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很难回忆起同样的知识。为了避免上述情况，我们应该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学习。罗伯特·比约克教授和他的同事研究发现，仅仅是在不同的教室学习就能使学习效率提高21%。清醒休息在大脑与所有这些必要困难斗争后，给它一段恢复时间。这里说的并不是像看电视那样的时间，而是真的什么都不做。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的米凯拉杜瓦（Michaela Dewar）教授发现，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的情况下，“清醒地休息”可以让大脑巩固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清醒地休息可以让大脑巩固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所以闭上眼睛，放松下来，让你的想法去它们想去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你的大脑正忙着巩固你的学习记忆。文字&版面 | 田晓娜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下方蓝字「了解更多」。

调查研究是我们深入现场进行考察，探索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活动。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是我们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样才能搞好调研呢？这里围绕三个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试做回答。一问：如何做好调研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旦领导要求或者工作需要开展调研，我们就要做好调研准备。一是确定调研主题。每次外出调研，除了摸情况、拉大网式的调研以外，一般还要有一个调研主题。同时心里也要有一个大致的调研报告提纲，这样提问题才有针对性。二是组织调研小组。除了大型调研以外，我们研究室一般外出调研，往往由2—3人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当然，如果是为了培养和锻炼人才，那么多一两个人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大课题，那么就不限人数了。如果调研主题明确，调研提纲也大致清楚，甚至可以事先做好分工。三是事先发出通知。这样可以让地方的同志有个准备的阶段。当然，开展调研，通常需要有大致的选题。如何确定选题？需要做到“四个围绕”：一是围绕领导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选题。我们是为领导出谋划策的参谋助手，因此，选题必须以领导的要求为标准、以领导的满意为目标。比如，有一次在新疆开座谈会，有同志说当前脱离群众的问题相当严重，建议中央领导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一重要讲话。后来我们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当前脱离群众的问题最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也最有针对性。我们就建议围绕这个主题起草领导讲话，得到了领导的同意。二是围绕本单位中心任务、特别是当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选题。三是围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选题。比如，我们针对基层干部作风和村干部腐败问题进行调研，形成的《加强“三资”监管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关键》的调研报告，得到领导批示转发各地。四是围绕新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选题。二问：调研中如何有效开展座谈？在调研工作中，经常会采取座谈的形式。那么，怎么在调研中组织座谈？一是控制会议规模。一般的座谈会，人数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数控制在8—10人比较合适。这样每个人可以发言15—20分钟。如果调研课题比较小，人数还可以多一点，但发言的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过：“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二是主导座谈进程。现在大家往往按照提供的名单顺序先后发言，这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在讲清楚意图和时间要求后，请大家自主发言。座谈过程中，一定要按照调研主题进行提问和引导，不要把调研座谈会开成漫谈会。三是注意做好记录。四是尽量多听少说。此外，在调研中掌握一些小窍门，有益调研工作。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进行个别访谈。个别访谈的好处是，访谈者没有心理负担，可以把大家在一起时不好说的内容都跟你说，能够谈得深、谈得透。个别访谈的不足是，如果每个人都作个别访谈的话，就太占时间。二是重视实地察看。到一个地方，除了召开调研座谈会以外，还可以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三是及时梳理消化。如果时间允许，最好是白天调研，晚上抽空整理材料、提炼观点，及时把当天的重要收获摘录下来，充实和调整调研报告的提纲。同时，还可以把需要继续了解的问题拉出清单，以便第二天继续提问或者请他们提供材料。这样可以“趁热打铁”，也便于“拾遗补阙”。四是加强团结协作。要加强调研组内部的团结协作。一个调研小组2—3人，可以分分工。带队领导主要是主导调研进程，在开展座谈时主持会议。会议记录要尽量全面，特别是要注意记好插话，这往往是精彩的东西。三问：如何主持或者参与他人主持的调研会？有时在调研中需要召开调研会议，而且我们往往会碰到有的人发言离题、有的人发言啰唆、有的人观点有问题的情况。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作为调研座谈会主持人该怎么办？第一种情况是发言人的发言离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提问、解释、介绍等方式进行引导，把发言人的话题引导到你所设定的主题上来。第二种情况是发言人啰唆。就是有的人发言边念稿子边插话，非常啰唆，还要超过时间。这时你就要善于控制好情绪，不要急躁，尽量让他讲完。然后，再提醒后面发言的同志注意把握时间。这是一种涵养。第三种情况是发言人的观点不太正确。特别是在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有的专家的观点可能会有点问题。这时候主持人就要把握住：如果只是一般的问题，就不要打断他的发言，这是对发言人的尊重，也是我们保障他们畅所欲言的应有权利；如果观点有严重问题，但只要不是政治反动的问题，我们就要通过问话、探讨等方式进行引导，但态度要和气，不要有盛气凌人的感觉。如果在参加别人主持的调研座谈会时，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时间观念。我们召开一个座谈会，一般安排在3个小时之内，往往会找8—10人参加，一般要求每人发言时间为15—20分钟。这样，大家就都要看一看会场的总体情况，看一看自己的发言时间大概应该控制在多少分钟以内，以便给主持人留出总结的时间。二是要提高随机应变的能力。有的同志发言时往往照本宣科念稿子。有时我们有的领导同志会说，稿子你不要念了，能不能讲一讲还有什么需要反映的问题。这个时候，有的同志随机应变，反应敏捷，很快就能够把事情一二三四讲清楚，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既结合了稿子，也有稿子里没有的内容，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李雪勤（作者为中纪委研究室原主任） 流程编辑：王宏伟

口 述：杨守彬春光里产业资本创始人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编 辑：杨雨婷 总裁小书僮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本文源自杨守彬在7月18日总裁读书会上的分享，杨守彬复盘了7年投资经历，观察了5000多家企业，总结得出他的一套方法论。正和岛作为合作方经授权发布。很多人会问我，我成功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吗？这些年，我对自己创业和投资的经历都会有一些思考，我认为是有这么一个“成功方程式”的：01能让人和企业走向终极成功的一定是愿力愿力，是成功的基本要素。无论创业还是打工，有没有使命感，愿力强不强，发心是什么，非常重要。我投资这么多企业，发现企业创立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它的使命和发心。很多企业发心不够，愿力不足，就会失败。如果愿力够，能量足，未来面对再多的困难，也会坚持。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有一句旁白：“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和实践才有力量。很多人只听别人建议，没有决心和信心去实践，所以很多时候，听了也是白听。信心从哪来？来自于个人具备的条件，以及外界的认可。很多人并不是打算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就集天时、地利、人和，99%的创业一开始都没有条件。没有信心怎么办？要有决心，就是能发多大的愿，有多强烈的愿望想要成功，想要解决某个行业内的问题，想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愿力有分大或小，足还是虚。经营企业算小愿力，能够做点小生意，解决小困难，创造小价值。大愿力则会做大事业，解决大困难，创造大价值。“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20世纪90年代，乔布斯回归苹果公司后，重塑苹果公司形象和文化，告诉员工、告诉顾客、告诉世界，苹果公司存在是为了制造伟大的产品，而不是为了多高的股价，多高的市值。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推倒了“信任”“支付”和“物流”三座大山，让天下不再有难做的生意。推倒了这三座大山之后，他又发现了新的大山，做金融，重仓支付宝、升级蚂蚁金服，接着做数据，打造阿里云……很多发明和创造，都是靠这些发大愿的先行者去替人类发明和创造的。他们思考行业问题、社会问题、世界问题，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背后，是一个人足够大的愿力。它足以支撑一个人去对抗黑暗、困难、艰涩、彷徨。杨守彬02真正成功的人，都在做这事成功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是认知。时间是所有人最均衡的资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就，核心差异就是思想和认知，它们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贫富和幸福程度。老实说，马云不比我们勤奋，但他的认知边界比我们的都宽，思想高度比我们的都高。马云的思考都是有深度的思考，他的勤奋都是有效率的勤奋，因此也就达到了比常人还高的境界。10年前，也就是云数据、大数据还备受质疑和诟病的时候，马云就支持王坚博士等人开始投入研究，坚持到今天，阿里巴巴在此方向的研究和贡献可谓备受称道了。思想是分层次的，所以才会有无数问题，有无数种做法。马云的成功不仅仅是努力的成功，更是思想和认知的成功。思想比其他人高，你才可以做团队的老大。一家公司的老板，应该将个人最多的时间花在提升自我认知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企业家应注重“闻道”，天天去思考、学习，提高认知层次，创始人一定是靠思想和哲学领导企业，而不是靠比员工技能方面强多少。“一技之事”，是较低层次的事情。较高一层的是“术”，即战术，更高一层的是“法”，即系统的打法，再高一层的是“道”，即本质和规律，比“道”还高一层的是“魂”，即思想、哲学和信仰。靠“技”，人能挣几十万；靠“魂”，就可能做几万亿的生意。马云的“上三板斧”，使命、愿景、价值观，“下三板斧”，人才、组织、KPI，对应的正是上述这些层次结构。阿里巴巴几千亿美元的生意，靠的也正是这些。中国只有有限个企业家能达到“魂”这一层次。华为的任正非任总能；马云不会写代码、不会卖货，但就是有思想，也能；腾讯的马化腾马主席，是层层通关、升到山顶的，也能。一些和马云、马化腾同时代的企业家因为没有提升和进化自己，当时比腾讯还要大，比阿里还要好的企业开始落伍和陨落，还有一些企业家到今天，还事事亲力亲为，“一言不合”就亲自操刀，这应该改改。次要的事务都交给团队、交给合伙人、交给员工去完成吧，企业创始人只需提升个人认知即可。03干大事的人，从不放弃成功的第三个基本要素，是努力。英国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毫无疑问，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努力，有了愿力做背书，做好足够的基本功才能有好的结果。创业需要坚持，虽然努力是最不核心的竞争力，但它却是干成事的基础。没有容易走的路，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没有容易得到的东西，容易得到的也将容易失去。世界上最容易挣的钱，全都写在《刑法》里了，谁敢挣这样的钱，谁必付出应有的代价。很多时候，有因可能无果，有大因可能只有小果，有多个因可能只有一个果。努力了很久，发现得到的很小，怎么办？不要放弃，持续耕耘，持续付出，收获就在后头。不要以创业为苦，终日愁眉苦脸，而要把它当成一种修行，一种享受，以苦为乐，每天迭代一点，每天进步一点，为过程而活，不功利地为结果而活。04决定成功的关键要素，99%人都忽略了“愿力+认知+努力”是自己可以去解决、去行动的，但是这依然不是取得成功的根本性要素。成功最为重要、且具备决定性因素的第四点，99%的人都会忽略，那就是——时代。任何大成就都不是仅靠自我努力，还要靠“撞对”了时代的脉搏和需求，任何大的成功都是时代给予的。微信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马化腾的资源和张小龙做产品的能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微信”。即使不是“微信”，也会是其他同类的产品软件。只不过刚好马化腾带领的这拨人做好的准备，顺势而为，趁势而起，于是成功了。没有永远成功的企业，只有抓住时代需要、并被时代所需要的企业才会是大企业。今天，我们撞到一个人类发展最快速、物质极大丰富、科技极度发展的好时代，过去几千年的发展可能不如现在一两年，因为现在是在以几何级的裂变速度发展。我们要去找那个时代的脉搏，谁做好了最好的准备，谁就更有可能成功。所以，做事情最正确的姿势是，以对未来的判断，来决定当下要做的事情。所从事的行业，它未来的技术和文化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得有所预知，站在下一个风口等风来。我曾提出打通成功的“任督二脉”一说，一个人，只需要真正打通这两个脉，成功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两个脉，一个是利他心，另一个就是进化力。05自私的人和自私的企业，都活得“短”我特别信奉“一把伞的哲学”，平常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在你困难之时别人为何要将你高高举起？一个人和一个企业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有被他人利用的价值。如果你和你的企业都没有被别人利用的价值，还有何成功可言？一个企业的成功，根本不在于它做什么产品、做什么服务，而是它背后所秉承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文化，这才是引领企业发展的根本。而一个企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但归结到底就两点：远离了员工，远离了顾客。乔布斯从不关心苹果的股价，他只关心产品，所以才有苹果如此伟大的企业。当他提出来说，我们要造只有一个按键的智能手机时，所有人都反对，他凭什么如此笃信一定能做出来？他说消费者需要，就是这样的愿力和利他之心，才能做出这样伟大的企业。商道即人道，做生意不是为了赚取金钱，而是为了赚取人心。《道德经》里蕴藏了很多商业真谛，很多企业家的办公室挂着“上善若水”，挂着“天长地久”，但没几个人真正懂这两个成语背后的含义，其实这八个字蕴含了一切商业的真理，你把它悟透了，做商业就非常容易。如果你真的去深入理解“上善若水”，你会为它当中所蕴含的智慧而感到震撼。人的欲望是往高处走，要更高的权力，要更多的财富，要更多的知名度，这是人的欲望，每个人都是这样。但仅仅这样追求是不能达到更高境界的，我们应该反过来学水，叫“水往低处流”，“低洼得以充盈，屈就反能伸展” 。水为财，你把自己放的越低，水就越往你这流，你就收获得越多。那些不懂得谦虚，不懂得低调，不懂得忍让，不懂得给予别人更多的人，是永远不能得到这么多的。如果我们能把“天长地久”领悟透，你的人生会豁然开朗，轻松淡定，特别容易知足，特别容易幸福，也特别容易成功。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亿年以来，天地间的万物生生死死，但是天和地依然在，为什么？因为天和地不是为自己生的，是为他们中间的万物而生，所以他们才会长久。而我们人、植物和动物都是为自己而生，人一生下来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植物为了吸取更多的阳光水分就使劲往上长，它长的越大就盖住了底下其他的植物，它也是自私的。所以，不自私的人才长久，不自私的企业才长久，自私的人和自私的企业都会活得“短”。大商无商，从商者先利他，赚取人心，再顺便从商。今天的我们，都要学习这样的商人，通过为他人服务，赚取员工、顾客、合作伙伴的心。06没有进化力，终将被抛弃企业家需要用历史观去看待现象、思考问题，结合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探究背后的根本。时代的车轮不断往前运转，人类从人猿进化而来，经历了近200万年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后，进入农耕社会，开始使用青铜器、石器、铁器耕作。期间，中国、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国领先其他国家几千年，成为世界的中心。之后，进入蒸汽时代，英国崛起，欧洲领先将近300年。而蒸汽时代不过百年，世界很快进入电气时代，美国开始崛起，欧洲领先300年后开始落后。电气时代也不过百年，世界就进入了信息时代。期间，互联网引擎出现，美国因此彻底雄霸世界，中国比欧美晚了约15年进入这个时代，不仅错过了之前的两次工业革命，还错过了三点半个时代，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后半期，才奋起直追，经过Copy to China，照搬、模仿、创新，得以重新崛起，在20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与美国并称“双雄”。接下来的5年内，世界要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这些思想和技术所引发的一个新的时代。时代更迭进化过程当中，背后有三个秘密：1.引发一个时代更迭进化背后的真正诱因，是生产力的再次提高；2.时代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3.在任何一个时代，掌握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人、组织或国家将雄霸世界，并且新时代的人将打击旧时代的人、碾压旧时代的人。十几年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企业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等，几乎都属于金融和制造业；十几年后，这一榜单只留下微软、埃克森美孚和通用电气3家，其余的都被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互联网新贵挤去了名额。而曾领先的IT巨头公司，雅虎、索尼、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也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走向没落。中国也已由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以从事制造业为主的第一代企业家，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模仿西方模式并尝试创新的第二代企业家，到2005年左右，出现第三代企业家，对过去所有的模式提出挑战。所以，时代的这种运动告诉我们：没有进化力终将被抛弃。一定要想着怎么迭代，怎么进化到下一个时代，这就是“进化力”。07结语人生有很多理念、很多方法、很多思路，但是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人活着就在实现自我，即进行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才形成审美欣赏，从而，审美欣赏的本质、特殊性只能通过审美实践来说明。而审美实践、审美欣赏活动的出现，决定了美的存在是必然的，美学的存在是必然的，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美的本质问题，把美学进行到底！[关键词] 人的本质、审美实践、审美欣赏、美 世纪之交，在美学领域，对人本质的理解没有获得什么实质进展，审美欣赏的本质、特殊性没有得到正确、合理解释，“美是什么？”的问题被一些人有意丢开或无意放弃。这些情况严重地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建构和深入发展。当前，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怎样确定审美欣赏的本质、特殊性？怎样面对“美是什么？”这个人类苦苦求索了两千多年的形上学问题？本人不揣浅陋，拟对这几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思考和看法，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一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蒋孔阳讲：“美学其实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美学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门科学。”中国当代另一位著名美学家刘纲纪讲：“现代美学的发展表明，一切美学问题的解决最终都不可能脱离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①邢建昌最近也指出：“美学领域的一切现象应该由人的存在或活动来说明。”毫无疑问，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或深刻的统一性已越来越为广大的美学工作者所认识，确认美学的学科本性即人学的思想或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发出的共同吁求和强烈呼声。伴随着这种吁求，这种呼声，美学走向人学不仅成为时下一些美学工作者实现美学振兴的一个基本方法或重要途径，而且也显然成为时下美学研究的一大趋势或根本潮流，如欧阳友权讲：“世界美学大势正走向人学。”②而在这种“美学向人走来”的大的趋势、潮流之下，不仅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对解决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殊性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紧迫性，而且毫无疑问，谁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谁就可能在美学研究中最终抢占制高点，从而在解决人类审美活动本质、特殊性的问题上处在绝对的领先地位。人的本质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的本质的种种论述，我国哲学、美学界对人的本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根据马克思“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③的思想，有人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意识性”；马克思讲：“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据此等等，有人又提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性”，“自由”或“解放”构成了人的特殊本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⑤以此为由，有人再提出人的本质是“劳动”或“实践”。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在此基础上，大多数人则倾向于人的特性、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或“社会联系”。我个人认为，这些观点从某些方面、某种角度看也许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根本上，都还表面、肤浅，实在不足以揭示人的特性或本质。没有意识、自由、劳动或社会联系等固然无从构成人，构成人的特性或本质，但有意识、自由、劳动或社会联系等同样不能构成人，构成人的特性或本质。人类迄今没有科学地和符合实际地揭示人类审美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就与迄今人们这种没有正确地揭示人的本质密切联系，大为相关。戴茂堂曾讲：“人类美学史的发展不断暗示出：美学之谜就是人学之谜，回避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就等于放弃了‘美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美学家们由于不能很好地说明人学之谜，从而不能回答美学之谜。”这话一针见血，确实是符合美学界的基本事实的。我以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或者说，自我作为人的本质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人学思想，这可以从以下方面求得解释。（一）自我作为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的重要的人学思想，尽管以前学界对此没有给予关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曾讲：“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⑧“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⑨“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⑩这些都不在讲人的特性、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吗？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指出：“他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⑾恩格斯讲一个人“回到自己本身”，即回归自我，“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这实际上仍然深蕴着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的深刻道理。（二）相对而言，人的自我是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东西。人的“意识性”、“自由性”、“劳动”或“实践”、“社会性”或“社会联系”等固然是构成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人如果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将不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的“意识性”、“自由性”、“劳动”或“实践”、“社会性”或“社会联系”等还有什么作用或意义呢？所以相对而言，人的自我显然才是人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东西，构成了人“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人的“意识性”、“自由性”、“劳动”或“实践”、“社会性”或“社会联系”等实际上都只是人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的各种基本条件或一些现实的途径及手段，比如就自由而言，中国当代哲学家黄楠森就曾讲：“自由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夏多布里昂也讲：“自由赋予生命以价值。”（三）人的自我构成了人的最高本质。一个人有自我，即活出自己，实现了自我，他才具有人性，成为人，即具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体面、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否则，一个人没有自我，即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顶天立地，有所作为，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所反复讲到的人的异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存在什么呢？由此，人的自我必然构成了人的最终特性或最高本质。进一步讲，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毫无疑问，人活着，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把自己的“本性”、“本质”“对象化”或“现实化”，也就是活出自己，实现自我，顶天立地，有所作为，充分展示和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和崇高意义。革命导师恩格斯讲：“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恩格斯的话无疑独特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奥秘或真谛！如上所述，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或深刻的统一关系。现在，我们揭示了人的本质，这就显然为我们进一步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殊本质打开了通道。二审美欣赏具有什么本质、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也没有形成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生活的社会实践观，人们对审美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探讨审美欣赏，并且也不可能给审美欣赏以科学和合理的解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人生观的形成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论的确立，马克思不仅率先形成了自己非常丰富、深厚的审美实践思想，比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他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⑿这里，“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就是讲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正是因为这种审美实践，客观对象（“产品”）才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我把这种统一关系叫审美价值，人作为审美主体从而才能在对客观对象（“产品”）的审美欣赏（“直观”）中由于感受和体验到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最终获得美感愉悦，即“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讲：“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⒀这里，马克思讲人“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即“物质生产”、“物质实践”，与之相对应，马克思讲人“不受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真正的生产”或“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就实际上仍是讲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也就是审美实践。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地、公开地提出“审美实践”这一概念或命题，但在他的著作中深刻地蕴含着审美实践这一伟大思想却是个客观的、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以此为基础，他进而对审美欣赏活动的本质、特殊性也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和合理的解读或阐释，即审美欣赏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⒁，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和崇高意义。马克思的这些美学思想博大精深，空前绝后，开创了人类美学研究的新纪元，是人类美学史上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对我们建构独立、科学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也不能准确、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论，其结果，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论为哲学基础的中国当代“实践美学”，不仅没有进一步光大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审美实践的伟大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地解读审美欣赏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合乎逻辑地推向一个新阶段，新水平，而且恰恰相反，它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审美实践思想，反而十分荒唐和可笑地从物质实践出发，为人类审美欣赏活动寻找根据和必然性，探讨审美欣赏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从而最终把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引向了歧途。现在，我想我们要正确地揭示审美欣赏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先行深入地挖掘和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审美实践思想，因为很显然，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践的观点都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审美实践无疑是审美欣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或现实基础。只有把审美欣赏与审美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贯通起来，我们才不但可以最终正确地揭示审美欣赏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而且也才能进一步地展示、彰显马克思主义有关审美活动（包括审美实践和审美欣赏）思想的完整图景或整体风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呈现出来，显豁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