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研究院

自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他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一生都保留着一种使命感：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塞纳河畔邂逅敦煌一个隆冬的夜晚，塞纳河畔一家专售美术图片的书摊前，在巴黎已经功成名就的中国艺术家常书鸿因一部由六本小册子合订而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驻足许久。那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的千佛洞拍摄，后翻印成这样规模可观的合订本。没有人在见到敦煌艺术后能无动于衷。身为艺术家的常书鸿更是如此。 回祖国去！当初，为了学习艺术孤身前往法国时有多么毅然决然，这时常书鸿回国赶赴敦煌就有多么的义无反顾。放下法国的无限风光和优质生活，在战火纷飞的中日战争乱世中，常书鸿回到了中国。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了他一生的守护对象。“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敦煌！”回到祖国的常书鸿，没有顺利去成敦煌。他回国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降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所有人的幻梦。常书鸿因此卷入了战事中的教学生活。他心心念着敦煌，直到被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人选。去敦煌前，常书鸿特意去了梁思成家。梁思成一听就连连击掌，瘦削的脸上漾起一阵红潮：“书鸿兄，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太钦佩了！可惜我的身体太差了，要不然我也想再跟你去一趟！”常书鸿又拜访了徐悲鸿。徐悲鸿的态度更是直截了当：“书鸿，到敦煌去是要做好受苦准备的。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就是唐三藏，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经的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书鸿，这件工作真交给你了，你就得把整副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研究、整理工作的担子挑起来！”可是经费和人员哪里找？当时给他派任务的教育部要拨款没拨款，要人没人，几乎所有事都只能靠常书鸿这“发了疯才要去敦煌”的“书呆子”自己张罗。 1942年，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为西行敦煌筹集经费， 而谁又愿意跟他一起去敦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兰州郑重举行。常书鸿没有料到：对于研究所所址的设立，委员会成员与他竟有这么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主张放在兰州，当他提出要设在敦煌时，会上竟一时冷场，大家都像哑了似的。“兰州离敦煌有一千多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又如何搞研究呢？要完成这项使命，我们是非到敦煌去不可的！” 最终，敦煌研究所如愿设址敦煌。但常书鸿原先指望的计划和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就如清光可人的月亮悬在了半空。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一个人合作，没有一个人愿去。到敦煌去，就这么难？愈是这样，他愈是铁了心肠：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敦煌！纵然死在敦煌也值得艺术家的天真，总是令人怜惜。去往敦煌的路途有多艰难？也许对常书鸿这个“敦煌痴迷人”来说，并不在考虑范围内。当真正带着自己千辛万苦组来的队员和物资，踏上这场艺术旅途，常书鸿才明白：人们只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醪醴风流，只知无数烽燧中“流沙坠简”的神秘，但是，这美丽神奇之地的实在内涵，却是生死之界比纸薄，“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公元前张骞出使西域，千难万险，走的这条道。4世纪的法显和尚与惠景和尚也是同行此道，在翻越葱岭时，惠景被活活冻死！玄奘取经之难，更是人尽皆知。这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用脚在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那真是一步一个血脚印啊！但就像徐悲鸿先生说的：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果然，常书鸿一行人来到这里，无一不被它的辉煌和艺术价值所臣服。初入敦煌时，常书鸿在给妻子的信中就写道：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这里，无论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还是画面的主题内容和民族特征以及时代风格来说，都是4世纪到14世纪这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他特别欣赏那些建于五代的窟檐斗拱的鲜艳花纹和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再就是像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还有极具吴道子画风的“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真正是一窟一个样！美极了！一场孤苦寡助的艺术苦旅要说世人不愿去敦煌是因为路途的艰难，那么敦煌的生活，才是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迷人的艺术，伴随的是艰苦的生活。张大千离开敦煌前，把自己在莫高窟细细考察后所做的一本资料留给了常书鸿。临走时，他紧紧握着常书鸿的手说：“我们走了，你还要在这里无穷无尽行使研究和保护之责，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呀！”仅凭他常所长一人之力，如何守得住这偌大的敦煌？ 那个年代，国事纷乱，百姓多难，谁能维护敦煌？谁会魂系敦煌？作为眼前唯一的留守者，常书鸿唯一的使命，就是要为敦煌的生存大声疾呼！他没日没夜赶写一篇为敦煌事业疾呼的文章《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并对后来陪伴他在敦煌做研究的妻子李承仙说：“你想，现在敦煌的事业又到了无人管顾的地步，我若是不疾声呼救，还有谁来关心？” 他在文章里写道：这里既然是一个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日久就会精神上有异常孤寂之感！平时如此，已甚不安，一到有点病痛的时候，想来想去就觉得非常可怕了。那位在发高热时哭泣的同事C君，哀告大家“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五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每次碰到因孤僻而引起的烦恼问题——如理想的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而恐惧…………对于一个生存其间负责保管的人，睁眼看到千佛洞崩溃相继的险象，自己又没有能力来挽救，实在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四十八年前（1900）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沙漠中发现的楼兰长眠城，是消失于纪元后一世纪之初的为沙子所埋没了千余年的古城，这正是汉魏没落了的中国政治势力的象征。我们不要小看这轻微沙粒，它时时刻刻在毁坏千佛洞和宝藏，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挑战！上海《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收到了常书鸿这份两万言的稿子。“……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挑战！”王主编默念着这句结束语，不禁喟然长叹，立马在稿签上写下了：即发三版头条。敦煌在常书鸿们的保护下敦煌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石窟。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一切办法，把洞窟的积沙清理掉，并筑起了一道千米长的沙土墙，矗立在千佛洞前。当无耻的军官向他索要洞窟里的彩塑，欲据为私有，常书鸿断然拒绝，巧用女儿沙娜的两幅临摹作品将他们打发。几十年来，他和同事们临摹敦煌的壁画，为洞窟编号，将敦煌进行了系统且细致地研究与保护。 那年，常书鸿带着又一批志愿进入敦煌的同事赶往去敦煌的路上。有人问：“常先生，我想问你，你是学西画的，你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些想法的呢？” “那当然也是到敦煌以后，在真正认识了敦煌，又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常书鸿说着，若有所思地微笑了一下。“你想想，我原来是那么崇拜西方的艺术大师，现在我以尊崇无名的中国民间工匠为荣，这就足可以说明敦煌艺术那无法抗拒的魅力……嗯，说不定，你一看，也会……（不想走了）” 若有来生对有的人来说，在敦煌就算待上一天都是酷刑。但对于常书鸿，在这里度过一生还嫌太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敦煌文物展览会”上，人们对那份1945年在中寺土地庙发现的68卷北魏写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了藏经洞和土地庙遗书，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 这样的问话，在常书鸿的一生中，每每使他兴味盎然。以前是鼓槌，作用力很大，但后来，他已经歉然地感到了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光是如此的不饶人。他真没有想到，他已活过了耄耋之年…… 1994年，坐落在莫高窟中寺的皇庆寺里，常书鸿魂归于这个他曾经度过了无数年月，给予他无数欢乐和悲伤的家。在常书鸿的灵骨栖地，一方黑色的花岗岩大碑上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轮回转世。不过，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本文参考资料以及插图均来自《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来源 北京晚报作者 陈雯怡流程编辑 王梦莹

2020年8月10日，下午3点，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艺术沙龙”启动仪式在常沙娜敦煌图案工作室举行。启动仪式由马强所长主持，赵声良院长和科研处陈港泉处长应邀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首先，马强所长向参与活动的来宾简要介绍了“艺术沙龙”的宗旨：为了响应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关于加强各部门学术建设与交流的号召，希望通过系列艺术沙龙的举办，邀请与美术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活跃美术研究所学术研究氛围，扩大美术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力，同时促进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使艺术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够在美术所提供的高水准学术平台上进行良好的对话和沟通。争取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将“敦煌艺术沙龙”打造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平台。本沙龙意在活跃本部门艺术研究氛围同时培养学术后备力量。对于近期及远期活动安排，主要以突出美术研究所特色的艺术类实践性交流为主，并穿插艺术理论讲座对谈，后期将逐步实现网络平台直播或录播。赵院长希望艺术沙龙”能够活跃美术研究所的艺术研究氛围，并且作为一座桥梁，沟通部门之间的相关研究，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建设后能够成为全院的艺术研究品牌，希望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院外相关领域，对“艺术沙龙”的策划和举办寄予殷切期望的同时，表示会尽量抽出时间来参与沙龙的活动。陈处长在讲话中简要陈述了前期与马所长和韩所长对于“艺术沙龙“定位方面的考虑，同时表示科研处将尽全力支持“艺术沙龙”的各项学术活动，尤其是对于相关信息的沟通，科研处将密切关注来院交流的相关领域学者并推荐至沙龙交流。作为“艺术沙龙”第一期的主题内容，郭凤妍博士作题为《巴基斯坦独立后的犍陀罗艺术研究》的讲座。郭凤妍于台湾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分别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于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敦煌研究院考古所特聘研究员。郭博士此次讲座介绍了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考古及艺术造像。古代犍陀罗的范围，主要位于巴基斯坦北部，一般包含白沙瓦(Peshawar)、塔克西拉(Taxila)、斯瓦特(Swat)及巴焦尔(Bajaur)等地。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除了本国考古机构，英、意、日、德、韩等国考古队亦前仆后继来到犍陀罗进行调查。持续增加的新发现，填补了历史中某些缺失的环节，使得“犍陀罗”变得更加有趣，也更加复杂。本次讲座，从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上讲述了犍陀罗的历史迁演过程，并列举几个主要的考古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部分造像、绘画、建筑构件等文物的博物馆定年问题，从犍陀罗考古发掘和相关的研究现状中，使大家对犍陀罗的历史及艺术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斯瓦特 布特卡拉 1号佛寺遗址(Butkara I)出土佛教壁画，四世纪白沙瓦 Yakatoot发现的壁画，1至5世纪塔克西拉 金納瓦里德里佛寺遗址(Jinan Wali Dheri)出土佛教壁画，3至5世纪在本次沙龙活动结束之际，马强所长向郭博士赠送了美术研究所姚志薇绘制的敦煌壁画卡片作为“艺术沙龙”纪念，并做总结。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晓刚、网络中心主任孙志军、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韩卫盟，以及来自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麦积山、佛学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网络中心等多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活动。来源：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作者：张春佳，图片：牛源、郭凤妍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求是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很高兴来到敦煌研究院。这次来，我实地察看了莫高窟，察看了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了研究院在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介绍。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成效。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慰问！第二，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第三，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我讲过，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时，向正在参观的游客亲切招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和支撑。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研究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要继续努力、更进一步，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第五，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不少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我了解到，你们这里的博士生数量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最多的，很不容易。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要关心爱护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支持和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从事这项工作。要持续加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不断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地方机构改革完成后，要继续加强基层文物保护和研究队伍建设，保持队伍稳定。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祝敦煌研究院越办越好！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很高兴来到敦煌研究院。这次来，我实地察看了莫高窟，察看了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了研究院在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介绍。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成效。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慰问！第二，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第三，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我讲过，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时，向正在参观的游客亲切招手致意。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和支撑。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研究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要继续努力、更进一步，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第五，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不少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我了解到，你们这里的博士生数量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最多的，很不容易。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要关心爱护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支持和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从事这项工作。要持续加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不断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地方机构改革完成后，要继续加强基层文物保护和研究队伍建设，保持队伍稳定。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祝敦煌研究院越办越好！

2011年伊始，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口述历史”工作团队的盛龑海、梁旭澍、冯志国、刘斐赶赴兰州，对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们进行采访活动，请他们讲述在莫高窟工作、生活的情况。采访工作的最后一天，团队成员再次拜访了孙儒僩老师，孙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大家，给我们讲述了他从千里之外的天府之国来到西北大漠深处的经历。孙儒僩老先生是1947年到达敦煌的，在当时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事业，文革时期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又毅然决然回到敦煌，继续他的石窟保护事业。1990年，孙儒僩离休，至今还在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事业建言策力、发挥余热。采访的最后，孙老给我们展示了他1947年到敦煌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连续三年给他颁发的任职聘书。三份聘书以实物形态见证了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进行人员聘任制的历史，至少是在解放前的1947-1949年实行的是“一年一聘任”的制度，也同时见证了老一辈“莫高窟人”曾经的工作状态。2011年秋，孙儒僩老师和李其琼老师夫妇两人从兰州回到敦煌，在陈列中心主任娄婕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年工作生活的场所——上寺、中寺（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参观结束后，孙儒僩又向娄婕展示了三份聘书，并且提出要把三份聘书捐给敦煌研究院保存，为院史添加一份实物资料。娄婕听后，郑重地向孙儒僩先生表示，我们感谢孙老捐赠的三份聘书，也一定妥善保存，珍藏在陈列中心的文物库房。2012年12月26日，敦煌研究院专门举行了“孙儒僩先生捐赠仪式”，副院长罗华庆主持仪式，院长樊锦诗代表敦煌研究院向孙儒僩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

526名中国美术家汇聚 众望所归——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落地”敦煌2018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三世界古遗迹日，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正式在敦煌艺术的形成和发源地——敦煌成立，成立揭牌仪式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 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题写院名同时，进行了“汇画经典·问道敦煌”第二届百位（526名）美术名家丝路寻梦联展，作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揭幕的重要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文博局、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敦煌市人民政府、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敦煌众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百位中国美术名家敦煌寻梦莫高窟现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是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协、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文联、敦煌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和领导的倡议、关心、支持下顺时之为，应时之举的责任和担当。“敦煌画派”是敦煌文化现代复兴的体现，“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意味着这一复兴有了依托的载体。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增强甘肃文化和延续中国文脉软实力的适时之需，敦煌艺术的开放、包容、向善、守正及国际化的精神，将引领团结全国及全球学人、美术家共同关注、研究“人类的敦煌”这块文化高地。让敦煌艺术的营养渗进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中。因而，“敦煌画派”是不分地域和国界的艺术精神的象征和旗帜。出席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的领导嘉宾有：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美协副主席潘义奎，敦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成兆文，敦煌市人大副主任马海清，敦煌市政协副主席王三吉，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文联代表，敦煌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胡临峰等。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揭幕仪式现场出席此次揭牌成立仪式的美术家有：中国美协理事、海政创作室副主任邹立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良，中国美协理事、海南省美协主席陈茂叶，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省国画院院长朱全曾，中国美协理事、山西省美协副主席、秘书长李桂平，中国美协理事、吉林省美协驻会副主席孙维国，中国美协理事、江西省美协副主席李晖，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特邀硕士生导师刘怀山，中国美协理事、吉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陈文国，中国画学会理事、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鹏，中国画学会理事、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副院长阮礼荣，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王骁勇，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李建英等中国当代知名美术家，甘肃省美协和甘肃画院的艺术家，以及敦煌市美协、书协的书画家。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揭幕仪式现场参与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国美术家共计526名，均系国内知名画家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参展作品1300余幅。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有：敦煌众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武进财，敦煌市文化产业商会会长、敦煌市华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邵金龙，敦煌众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应轩等。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共计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敦煌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泉山主持。敦煌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泉山主持揭幕仪式开幕式当天，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现任国家艺术基金副理事长、秘书长赵少华发来贺电。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题写“院名”，并致贺电。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徐里发来贺电。甘肃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高志凌，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建仁发来贺电。祝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并希望其秉承敦煌艺术的精神，为传承、弘扬、研究、创新敦煌艺术做出贡献。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油画家潘义奎致辞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徐里发来贺电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油画家潘义奎致辞。代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对出席此次活动的美术家及嘉宾表示热烈地欢迎，祝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和联展成功举办。敦煌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号召下，全面弘扬丝绸之路文化精神，彰显文化内涵，此次展览汇集了全国众多艺术名家的优秀作品。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扩大敦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力，促进甘肃美术创作水平达到一个新台阶，为促进美术精品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期望敦煌众雅文化和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继续以请进来的活动方式，与众多的美术家积极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让“丝路寻梦”为“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国美协理事、海政创作室副主任邹立颖代表参展美术家发言开幕式上，中国美协理事、海政创作室副主任邹立颖代表参展艺术家致辞。肯定了“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并对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呼吁广大美术家以人类敦煌为高地，塑造丝路文化艺术高峰，展现当代敦煌艺术的盛况。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作品，敦煌是人类文化的圣殿，是众多艺术家的创作源泉，通过本次采风、展览、研讨活动，所有美术家都会对敦煌有更深的了解，更大的启发，寻找新的艺术创作方向。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秘书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李建英介绍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筹备情况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秘书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李建英介绍了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筹备情况。“敦煌画派”是敦煌文化现代复兴的体现，“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意味着这一复兴有了依托的载体。“敦煌画派”有成熟的技法，有独有的临摹体系，有“神”“形”兼备的艺术思想，她高度学术化，她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不抱任何偏见，大胆吸收一切迥异之处，兼收并蓄。她有资源、有积淀、有体系、有风格、有研究、有传承、有影响。成立“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适时之需、顺时之为、应时之举的责任和担当，她有清晰的顶层设计，有阶段性的规划设计和目标任务。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美术大家，都得到过敦煌艺术的滋养，他们实际上就是“敦煌画派”的先行者和探路者，敦煌画派需要国内外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参与和共同努力，需要省内外、国内外的美术工作者和文化学者的深度参与和合作，希望每一个研究过、表现过敦煌或热爱敦煌文化艺术的学者、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都能成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建设者和推动者。敦煌市副市长 成兆文发表祝词，并宣布展览开幕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秘书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李建英接受媒体采访最后，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发表祝词，并宣布展览开幕。代表敦煌市委市政府祝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和联展成功举办，并对参与此次活动的美术家及嘉宾表示热烈地欢迎。笔随时代，墨见精神，贯通古今，传承创新，这次美术作品联展为美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也为敦煌的美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欣赏、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对繁荣甘肃及敦煌文化艺术事业，提升甘肃和敦煌的文化软实力具有现实意义。敦煌是一个文化的意象，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敦煌成就艺术大家、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每一个到敦煌来的国内外美术家，都有一个敦煌梦。“问道”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触碰我们的灵魂之梦。期望每一位美术家都能画出最富有内涵的作品，敦煌也会不负众望。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也预示者一个敦煌文化新时代的到来。4月18日，是农历三月三上巳节，也是轩辕皇帝的诞辰，在这盛大的日子当中，举办“汇画经典·问道敦煌”526名中国美术家的作品联展和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仪式，恰逢其时。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 周学海（左三）、敦煌市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局长毛科（右二）参观画展所有到会嘉宾共同合影留念，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每日甘肃网、甘肃电视台、敦煌电视台、今日头条等百余家媒体报道了开幕式盛况与“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所有参加揭幕仪式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合影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二里头大单于，ID：Dachanyu_2lt】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在西北一隅，有这样一片文化绿洲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东方明珠拥有着壮阔的大漠奇观和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打卡圣地它就是敦煌它的故事被描绘在一面面墙壁上颜料与墙壁的碰撞记载着艺术和历史的变迁斑驳的石窟里涌动着令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古籍文献和宗教艺术敦煌·莫高窟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再没有第二个。近两年，随着《国家宝藏》纪实片的大火，让「古敦煌」一跃成为1000多岁的新晋网红。现在，虽然很多人被敦煌的艺术与宗教深深吸引，却因为对历史背景的不了解，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看不懂敦煌石窟的。出于对壁画的保护，石窟要进行一定的限流与限时，45000+平方米的壁画是不可能一次看完的。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路过风景，如果只是雾里观花地扫过壁画，这样的游览仅是“到此一游”，是片面与肤浅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临摹品） 莫高窟第130窟·盛唐· 宅家不出门 ·敦煌写经邀你在家享受敦煌艺术盛宴为什么敦煌是国人一生必去一次的地方 ...公元1000多年前，在大漠深处的西域，战乱四起。千佛洞下的僧众们，欲避乱远走他乡，也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到来的文化浩劫，便将珍贵的佛教典籍、经卷、绢画等藏入洞中，一并封存。清光绪年间，敦煌莫高窟下定居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的淤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轰动世界的宝藏——藏经洞，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文物5万余件。这些文物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与宗教提供了浩瀚的珍贵资料。敦煌藏经洞最初的模样道士王圆箓《敦煌文化课》第二讲《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让学生深度了解敦煌文献的发现与盗劫。敦煌，中华儿女无上的荣光，亦是中华儿女永远的泪点，时至今日，敦煌的文物仍散落于法国、英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石窟包含莫高窟与榆林窟。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在众神栖居的莫高窟，彩塑才是洞窟至高无上的主人，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五彩斑斓的壁画、图案环绕于四壁与窟顶，都只是彩塑的陪衬而已。敦煌石窟横跨了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000余尊，这里有被誉为蒙娜丽莎的东方禅定佛、永远18岁的最美弟子阿难、修行过青春与梦想的迦叶、拥有完美身材的胁侍菩萨...它们将佛教东渡的历史娓娓道来，见证了印度雕塑与中式审美的完美融合，是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艺术水准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而崇高的宗教信仰，也让敦煌的彩塑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禅定佛·莫高窟259窟阿难迦叶胁侍菩萨敦煌石窟容纳了45000+平方米的壁画，填补了两汉到两宋时期中国绘画史的空白。凌空飞舞的飞天、经典国产九色鹿、舞姿不被套路的反弹琵琶...这些壁画上印下了释迦摩尼前世的故事、极乐净土的风光，脑海中回荡着一个个千古谜团，为什么它们的脸黑黑的、它们的表情那么无厘头...吹笛飞天·榆林窟第15窟《鹿王本生图》·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反弹琵琶舞乐图》·莫高窟第112窟·中唐汇集了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的敦煌壁画，伴随改革的春凤，吹来了新的契机——引发了当代中国画坛长达70年的“本土西行”。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让誓言“血战古人”的张大千找到了中国画革新的突破口，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大千先生如获至宝。三年的面壁，他完成了艺术生涯中质的飞跃——从一位传统画家转变为举世公认的一代美术巨匠。张大千在榆林窟中创作的《水月观音》《敦煌文化课》第三讲至第六讲，细细拆解了逾10个朝代的敦煌彩塑与壁画艺术（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北凉的西域胡风半裸装、唯美的北魏思维菩萨、中原西域两相合的西魏..大唐的辉煌灿烂、五代画院的兴起...蒙元洒下的余晖夕阳，聆听各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高光时刻”，细品有味，悟道有毒。从前的敦煌供养人是出资建窟的一群人，有凡夫俗子，也有达官贵人，但无论贫富，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守护信仰，传承文化。回鹘公主供养像·莫高窟第61窟·五代在莫高窟九层楼的对面，一方墓碑上镌刻着“敦煌守护神”，他是常书鸿。在这片仙居，能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他远离巴黎之都，带领第一批志愿者来到敦煌。那段往昔，虽西出阳关失了爱人，仍痴守半个世纪。“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文化课》第七讲至第八讲，从敦煌石窟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开始，追忆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这一回，把镜头拉向了守护在敦煌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用坚毅与科技，阻挡了岁月风霜带走石窟的脚步，让敦煌重焕“新颜”。敦煌文化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之一，敦煌保护课必须坚持，而《敦煌文化课》给大众上了一门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194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上世纪，家喻户晓的国产动画片《九色鹿》，就源于敦煌北魏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九色鹿在帮助落水的调达后，调达竟向国王告密出卖了它。随后，九色鹿向国王揭露调达忘恩负义的行为，调达因违背誓言，生发毒疮而亡。这幅连环图像幅展开的中国卷轴画，叙述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鹿王本生图》·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国产动画片《九色鹿》我的根在敦煌，当年幼的常沙娜跟随父亲常书鸿踏入莫高窟时，仿佛入了一座“空中花园”，敦煌图案繁多，样式瑰丽，保存了1000多年间丝绸之路上流行的纹饰。多年后，常沙娜协助林徽因拯救了濒临灭绝的景泰蓝；设计了“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人民大会堂的厅饰图案....常沙娜先生带着她的“沙漠之花”走出了敦煌，开遍了华夏大地。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直径30.5cm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顶与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装饰设计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两侧天顶沥粉彩绘装饰设计花开敦煌，延续了1000多年、十余个朝代的敦煌艺术与文化，为当代国人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鲜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敦煌推向了全世界。

总结百余年的中国敦煌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机构或话题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研究院，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一直是我国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最大实体单位，也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一、研究所（院）的成立、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热潮的产物。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逐渐紧逼、国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战大后方，引起各方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人关心的新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许多政府要员不断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也纷纷开赴西北。当西北成了经济建设的后方时，敦煌文化更为大众关注与认可。如朱家骅视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观感》《到西北去》《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等演讲，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宝，应妥为保存和不断研究”。经各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一度流传，促使“敦煌人”奋发钻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伴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二、敦煌研究院对石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整理成果丰硕 以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许多工作是无法替代的。石窟的保护管理。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护、考古、美术和文献研究所。从20世纪40年代的修围墙、清积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维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区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抢救性的保护工程。改革开放以来，赴莫高窟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收入与洞窟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如何更科学地保护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壁画的病害进行修复治理，提出“多学科综合性保护”和“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设想。由樊锦诗发起并组织起草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从而使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随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并建设陈列馆，控制进窟参观人数。采取数字化展示与实体洞窟参观相结合的全新参观模式，将敦煌石窟的保护、文物的管理与敦煌学研究、旅游开发等有机结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重视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员大部分长年就住在莫高窟，这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长期坚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1922年，敦煌官厅就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编写了简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千佛洞官厅调查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谢稚柳、史岩、李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对洞窟进行了著录。在长期的壁画临摹和石窟考古、艺术研究中，加深了对石窟内容的认识。1962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僩等对石窟内容进行调查，对壁画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苇湘负责，对洞窟内容作了全面复查，改正了一些错误，著录了全部的492个洞窟。1982年，在史苇湘的指导下，蔡伟堂将原来的卡片、表格式内容整理成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于著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定名、断代比较合理，该书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1991—1993年，王惠民又对全书作了校对，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的内容总录，将书名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是研究院两代学人多年劳动的结晶。史岩对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辑录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20世纪50年代，王去非、史苇湘、万庚育进行了增补订正，并汇集了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的资料，还收录了向达、劳幹等学者的笔录。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补，并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1957年，郑振铎率队对敦煌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意见。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并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贺世哲、李永宁作了部分测量和记录，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于1994年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成立了编写小组。2002年，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该报告于2011年出版。这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学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对南亚印度、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进行考古、历史、艺术和文物保护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时，研究院还将其长期积累的壁画与土遗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护技术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和推广，正在开展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伦州古代城堡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例证。（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梁瑛 实习生 丁凡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装饰、张大千画作里的色彩构图、《丝路花雨》的舞蹈形象、……其中都有敦煌艺术的影子。9月26日，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做客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带来题为《敦煌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的学术讲座，他认为，敦煌艺术，就是在继承传统并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典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对敦煌艺术进行了持续的探索研究，并在绘画、雕塑、装饰等领域取得了创新的成果。但敦煌石窟作为传统文化的伟大宝库，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发现、去传承并创新。赵声良的讲座从五个方面阐释这个问题，一是敦煌艺术本身的不断创新；二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艺术家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三是敦煌研究院对艺术传承创新的推动；四十年介绍敦煌研究院在疫情期间各方面的工作；五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从敦煌艺术传承而创新的成果。△莫高窟第275窟交脚菩萨（北凉）△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的故事（北魏）敦煌有700多个洞窟，其中有壁画、有塑像的有492个，这些壁画塑像跨越了1千年，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每个朝代都在建造，在吸收印度等外来佛教艺术的同时，通过加入中国元素不断创新，适应中国人的审美。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张大千为首的一批中国艺术家纷纷来到敦煌，他们中很多人的艺术都受到敦煌的启发和影响。以至于在现代的建筑装饰、音乐舞蹈、服装设计等多个方面，都有对敦煌艺术的创新性应用。△华为河图技术呈现的九层楼大佛在敦煌艺术的传播上，敦煌研究院近些年也有很多创新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敦煌研究院通过新媒体，创新方式推广敦煌艺术。与华为合作推出华为河图，可以通过微信定位在洞窟外面看壁画；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页面访问量达到1700多万；通过线上直播讲敦煌故事，吸引6千多万人同时上线，通过这些现代化的手段，敦煌正在更加便捷地走进千家万户。讲座吸引了众多敦煌艺术粉丝，在交流互动环节，观众提问踊跃，有观众感叹洞窟参观时间短，走马观花不过瘾，赵声良一方面建议观众避开7、8、9月到10月上旬的旅游高峰期，尽量选择游客不多的季节前往参观。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希望深度了解敦煌的观众还可以通过敦煌研究院官网联系文化弘扬部，这里会定期推出不同形式的研学项目，请一些专家来，用比较长的时间，详细地讲解一些洞窟。也有观众问到除了敦煌，世界上其他哪些博物馆可以看到敦煌文物，赵声良院长重点推荐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和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