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生就业前景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精美绝伦、内涵丰富的敦煌艺术，不仅令国内各界赞叹，而且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敦煌洞窟、壁画、彩塑的保护、研究更是牵动人心。放在全球视野中，敦煌学有许多令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感兴趣的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企业、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美国的盖蒂保护研究所、梅隆基金会、西北大学，日本的东京艺术大学、大阪大学，澳大利亚的国家遗产委员会等机构，都先后与敦煌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进行过友好的合作。以敦煌学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合作领域，十分广泛：保护研究、人才培养、考察进修、学科建设、图书出版、合作办学、文物展览等，都富有成效。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专家在敦煌莫高窟通过国际合作，中外专家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仪器对壁画、彩塑的病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对窟区外部环境、石窟崖体和洞窟内小环境的定时定点观测、监测，不但确定了壁画、彩塑的病状、找出了病因，而且对其形成、发展的复杂机理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双方对过去长期无法治愈的顽症进行了联合攻关，筛选出修复材料、找到了有效治理的材料和工艺。例如，中美两国学者对第85窟的保护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而且培养了保护、管理的科学理念。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有多项重要科研项目，是由中外双方共同承担的。研究人员还运用国际先进的图像存储、再现技术，记录并保存了壁画、彩塑信息，为研究者、参观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数字化作业现场（图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还与日本文化保护振兴财团合作培养人才，全院有50多位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先后赴日本研修学习，还有30多人到美国等地接受短期培训。此外，敦煌研究院还接受了外界捐赠、援助的大量资金、仪器和图书资料。国际合作，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先进手段、先进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不足。由于合作目标趋于一致、合作选题符合双方愿望，许多合作都取得重要成果。有些短期合作，发展成了长期合作。有些合作甚至达到几年、十几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张九龙）

甘肃省的这两所高校很厉害，那就是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小编从综合实力、师资力量、学科实力、科研成果等方面证明了这两所高校的实力，有望冲进“双一流”，你更看好谁呢？· 西北师范大学（录取分数线最低为578--四川）综合实力：西北师范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重点大学，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为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学科实力：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可知，西北师范大学有1个B+学科、2个B学科、6个B-学科、5个C+学科。学科建设：学校是国务院首批确定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截至2018年3月，共有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美术学等10个博士一级授权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等2个博士二级授权学科，教育博士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哲学等31个硕士一级授权学科，金融硕士等1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业已形成学科体系和结构完善，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比较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科研机构：截至2015年11月，学校有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国家级研究院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教育部研究中心2个，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6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研究中心16个，省创新群体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8个。科研成果：学校社会科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西北历史与地理、课程与教学论、民族教育、古籍整理、敦煌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优势突出、特色鲜明。自然科学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教育技术等领域研究深入，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被SCIE收录论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提高，收录论文数居全国师范大学10位左右，化学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兰州理工大学（录取分数线最低为569--四川）综合实力：兰州理工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选拔培养基地，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设有研究生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南大学对口支援高校。学科实力：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可知，兰州理工大学有1个B学科、3个B-学科、1个C+学科、1个C学科、1个C-学科。学科建设：学校有省级重点学科1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博士点46个：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188个：2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70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18个工程硕士学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会计学硕士（MPACC）和国际商务硕士（MIB）专业授权点。科研机构：学校建有国际合作中心1个、联合实验室2个、国家级科研基地10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个、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7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1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人文基地4个、研究院8个、研究所32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9个。科研成果：学校承担了包括“973”、“863”在内的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近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169项；SCI收录论文在全国高校排名达到147位，EI收录论文在全国高校排名达到71位。“十二五”期间，学校累计承担各类科技项目1380项，取得科技成果142项，获得包括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的省部级以上奖励33项，科研经费达到4.8亿元。

【图书评介】由郝春文教授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敦煌学学术史专著。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作者对中国敦煌学史提出了新的分期，即将190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敦煌学的兴起及其研究领域的拓宽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学稳步发展，同时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异军突起；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这是敦煌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作者将其定义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这是我国敦煌学发展迅速并开始转型的阶段，作者称之为转型期的敦煌学。这样的时代划分可能仍有值得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学史分期，应该更符合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关于敦煌学的概念，周一良、姜亮夫、林家平等都曾有过讨论。1988年，笔者也曾提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郝春文认为这个定义比较准确，但不足之处是没有突出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并从这一角度对敦煌学的概念或定义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个定义既包括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及的学科，也强调了其学科属性为新兴交叉学科。关于学术史的撰写，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体例和要求，郝春文将其归结为四种：一是目录式，即将所有成果都列出来，并有简单的提要介绍；二是介绍式，即简要说明所列论著的具体贡献；三是学术史式，要分析所涉及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力图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四是学理分析式，即在具体分析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考辨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他认为，自己的这本著作“大约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但有的部分也曾试图接近第四重境界。”的确，这是一本能够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在认真研读大量敦煌学论著基础上，力图从学理上分析，并将其置于学术史层面来展示敦煌学研究成绩、不足与发展方向的著作。如关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如果说前几个阶段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解决敦煌石窟“是什么”的问题，现在则是要解决敦煌石窟“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作者强调“转型期有关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以介绍居多，对相关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学术理路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尚待加强”。在敦煌乐舞艺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敦煌的曲谱、舞谱的探讨，自日本学者林谦三之后，郑汝中、庄壮、陈应时等都对敦煌曲谱进行了解读，尤其是叶栋、席臻贯对敦煌曲谱的“破译”，曾引起轰动乃至争议。该书在考察国内外研究状况后指出：“国内外有关敦煌曲谱和舞谱的‘破译’虽多，但因敦煌曲谱舞谱中表示音节、韵律和动作的语言和符号没有留下时人的界定。所谓‘破译’全凭破译者个人的理解和猜想，所以诸家‘破译’结果往往差异很大，难以取得共识。”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整理、释录敦煌文献，使其能够被一般读者或学者方便使用，是敦煌学界的重要任务。从目前来看，敦煌文献的校释整理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即通过全面核查，将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敦煌文献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整理，在分类、定名、缀合、汇校的基础上进行释录。二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即按馆藏流水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释录的不足。三是按分类校录的办法对某类敦煌文献进行汇校释录，如《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等。虽然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有许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对此，郝春文指出，敦煌文献的图版需要升级换代，即要用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替换原来的黑白图版。当然，这既需要国际合作，更需要敦煌学专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校录本已经涵盖了敦煌文献的重要方面，同时在敦煌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由此本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需要加强或努力的方面还有不少，正如作者指出，“从整体上看，研究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专题还不够多，许多方面有待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的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研究相对深入，但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还需要投入力量。又如在民族文字尤其是死文字方面，需要加强发言权，而敦煌学经过百年发展之后，在研究范式、重点、内容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境，“这种困境也推动了很多学者深入反思敦煌学的转型”。但何谓转型，如何转型？则是中国敦煌学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9月3日，兰州大学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草地生态系统分队”完成了今年第一阶段对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的考察任务。此前，兰州大学草学凭借全国同类学科排名第一的优势，获得参与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的“入场券”。地处西北，这所先天不具有地域优势的百年高校，是如何做到屹立于中国重点大学之列的？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说：“将西部的地域特色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转化为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一系列国际领先成果，这是兰州大学能够突破西部制约，走向国际科学前沿，具有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和成功经验。”扎根西部△兰州大学正门“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这是早在1996年兰州大学参加“211工程”预审时，自上而下讨论催生的办学理念。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绝不始于1996年。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设立。由此开始，兰大从一所地方性学校很快转变为国家布局于西部、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大学。我国西部地区以黄土、沙漠、戈壁、高原、冰川为代表的地貌特征，以干旱、高寒、风沙等为特点的脆弱生态环境，被兰大人发掘为科学研究的“富矿”。建校一百多年来，兰州大学的优势学科，紧紧围绕西部特有的资源禀赋、地理地貌、环境和经济发展、产业需求展开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丰硕成果。在人文学科领域研究也都与西部的人文历史、民族文化、边疆安全、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兰大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是全国36所设有草业科学专业的高校中唯一进入“985”“211”工程建设的学院，拥有我国草业科学目前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样拥有一流学科的大气科学学院，创建和发展了我国西北半干旱气候的综合观测系统，逐步形成了一套干旱半干旱气候各子系统的高精度完整资料，不断用卓越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上世纪80年代初，兰州大学借助地缘优势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经过40年的发展，兰大敦煌学研究不仅在敦煌文献研究上占领了学术制高点，还在吐蕃文、龟兹文、回鹘文、梵文、藏文等敦煌文献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埋头奋斗△兰州大学图书馆-积石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号召下，很多优秀人才来到西部，创造了兰大的“黄金时代”。如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赵俪生在兰大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他说这是报恩；朱子清、刘有成、陈耀祖、黄文魁奠定了有机化学的国际先进水平；李吉均、秦大河、效存德师徒三代勇闯地球三极，成为学术佳话；任继周、南志标几十年上下求索，让西北的草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建校110年间，兰大始终能够保持高水准办学，离不开老一辈的坚守，而他们的坚守精神也感染着世世代代的兰大建设“接班人”。1951年，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郑国锠从美国留学归国后，主动到条件简陋的兰州大学生物系工作，坚守西部教书育人61年。在生命科学院院长黎家办公室的书柜里，一直珍藏着郑国锠编写的第一版《细胞生物学》，“这是当时开创性、填补空白的高校生物教材。”黎家说。同郑国锠有着相似的经历，黎家在美国留学工作近20年后，2009年辞去终身教授职务回到母校，如今已过去整整10个年头。黎家说：“当时正是兰大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希望在我这个年龄段能再拼搏一把，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看看能为兰州大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一直以来，拥有“一门八院士”的兰大化学为人津津乐道。至今已有73年历史的化学是兰大最早开设的学科之一，自然指数（ESI指数）稳居世界前1‰。当问及兰大化学如何“修炼”成为一流学科，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梁永民反复强调两个字：传承。“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化学院实验室的灯光始终是亮着的，这是化学院成为一流学科的精神写照。”牢记使命△2019年6月，第二次青藏科考粉尘气溶胶综合考察分队横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兰州大学在扎根西部、专心科研的同时，始终具有“争创一流，服务国家”的理想和使命感。作为参与二次青藏科考高校中，承担项目课题、参与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今年暑期兰州大学派出了“青藏高原北侧粉尘气溶胶传输综合科考分队”“雅江中上游地表和雪冰粉尘特征科考分队”“古地理分队”“重大滑坡灾害及风险科考队”以及“草地调查分队”等多支科考队，相继奔赴川藏线、祁连山、雅鲁藏布江、柴达木盆地、西藏阿里等地区，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重大滑坡灾害及风险科考队”在此次考察中，初步查明了川藏线的潜在重大滑坡灾害隐患分布规律及活动性。“这些信息将为川藏铁路后续建设中，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该区域的防灾减灾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兰州大学“重大滑坡灾害及风险科考队”副队长陈冠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冰川组组长、中科院院士李吉均，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姚檀栋等，跨越半个世纪的青藏科考带头人都是由兰州大学培养、输送的。西北有高楼，奋翅起高飞。“面向未来，兰州大学将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发扬‘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精神，扎根西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说。作者：韦佳利编辑：刘聪审核：周佳佳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李欣瑶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调研。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坐在总书记对面，谈起敦煌，他娓娓道来。他是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敦煌学，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以及我们要站定敦煌学的高地，如何去补充和完善。”从1977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到毕业留校任教。敦煌学，是郑炳林毕生所学所研；敦煌，是他绕也绕不开的地方。对郑炳林来说，眼里、心里都是敦煌。敦煌学，是郑炳林几十年来的执着研究。答应了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那时，郑炳林还是陕西黄陵县的一名拖拉机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郑炳林坐不住了，他借来同学的高中课本，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复习。这么匆忙复习了一个多月，郑炳林就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他对自己的发挥很不自信。一直到一封来自兰州大学的挂号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2月，郑炳林来到兰州求学。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兰大校园里还有空地被开辟出来种菜。郑炳林和同学们挤在文科食堂，每月花10元钱的伙食费，吃着70%都是粗粮的食堂饭。物质上的缺乏并不能阻挡郑炳林精神上的追求，他说：“那会儿真的是求知若渴，看到什么学什么，无论什么先学了再说。”大学四年，郑炳林的生活很单调，除了教室、图书馆，就是饭厅和宿舍，每天他都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1982年，临近毕业的郑炳林被当时历史系的书记叫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大致就是，兰大准备要发展敦煌学，想让他留校做研究。农村出身的郑炳林非常高兴，能留在城市，还能在大学里做研究，这太好了。但是当时系里提出了三个要求：留校后的郑炳林不能调走、不能考外地的研究生、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方找对象。听起来近乎苛刻的要求，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郑炳林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一留，就是40多年。他说，答应了学校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其实，留下郑炳林的原因，除了承诺，还有敦煌学。在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把敦煌学发展起来！留校40余年，郑炳林在敦煌学研究上倾注了全部心血。把学术的冷板凳坐热留校之初，学校送郑炳林到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学习进修，那个班上最能吃苦的学生依然勤奋。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期间，郑炳林在教师阅览室里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一年时间里，他看完了《二十四史》的一大半。当时的兰大敦煌学研究刚起步，系里没有资料，就派郑炳林到北京去采购书籍。他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待就是半年，一两万元给系里买回了一两万册的资料，这些书籍现在已是兰大珍贵的资料。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当时共有13个研究人员，在历史系算是很大的研究室。带着自己几年来学习、进修所学的成果，回到兰大后的郑炳林开始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在郑炳林看来，能不能打下敦煌学的“江山”，博士点的申报非常重要。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参与敦煌学博士点的申报。1993年的那次申报，兰州大学只得了一票。失落的同时，郑炳林在与专家的接触中，知道了兰大的短板在哪里。他三番五次找领导，向他们阐述敦煌学的重要，他说：“兰大历史学要与东部高校竞争，必须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而敦煌学就是最有地域特色的研究。”郑炳林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敦煌学得到了很多支持。他意识到，仅靠兰州大学一家申请博士点，研究力量和领域都不够。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博士点，两家共同招生、资源共享、师资共享。有了敦煌研究院的加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更加丰富了，从最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拓展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等多个领域。1998年，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敦煌学研究步入了全新的阶段。从郑炳林留校，到博士点获批。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热闹过、也沉积过。曾经有一段，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只剩下5个。这一切，郑炳林都是经历者，也是执着的坚持者。在他的坚持下，敦煌学的冷板凳慢慢坐热了。郑炳林在给学生上课。敦煌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20多年来，共培养了140多名博士。这些毕业生，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郑炳林有些骄傲地说，全国召开敦煌学的学术会议，会场上很多都是我们兰大培养的学生。对于学生，郑炳林是严师。他笑着说，“学生见了我都躲着走，最怕我问论文做到什么程度了。”这是郑炳林的为师“策略”，多提问、给压力，学术上才能进步得快。只要学生有问题，郑炳林随时欢迎，“我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聊天我没时间，问问题随时都可以。”在郑炳林和一批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从最初的3间房变成了40多间房；从敦煌学研究室，变成了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所；从最少时仅有5名研究人员，到现在24名专职研究人员；从仅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的石窟艺术、胡语文献，以及突厥文、梵文研究，有些已成为国内高校里的“独门学科”；从最初跟着别人做研究，到现在整体研究水平较高，部分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如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情况早已扭转，像郑炳林这样的研究者，有着更大的胸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属于全世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在他看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很广，研究之路能越走越宽。他说，“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寻找更多的学科交叉，要‘东进西出’，在敦煌以外的地方，寻找敦煌学研究的答案。”

甘肃省敦煌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现如今当地又因为一个著名的景点——莫高窟而再次闻名天下，该窟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列为中国三大石窟，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的佛教艺术圣地，受到世界各地游客的欢迎。上图-敦煌莫高窟景观莫高窟的起起落落莫高窟可谓历史悠久，它最早兴建于五胡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当时有一僧人乐僔和尚途径此地，看到三危山（现名鸣沙山）上忽然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上图-沙鸣山莫高窟此后，又有多位法师在此建洞修禅，而且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笃信佛教，因此佛窟的修建得到了很多王公贵族的支持，发展迅速，颇具规模。等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作为必经之地的敦煌莫高窟更是兴盛。直到之后的回鹘时期，莫高窟的发展达到了其巅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有名或者清晰完整的画像、佛教雕刻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复和新建的。之后历经北宋、西夏、元代的统治，这里已经逐渐衰落，不再新修佛窟，只是对前代的洞窟进行修复。再往后的明清时期，由于国家闭关自守，丝绸之路遭到废弃，莫高窟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得残破不堪，无人问津。直到1900年，一个道士的意外发现，重新让莫高窟迎来了世人的瞩目。藏经洞的发现这个道士名叫王圆箓，他本来是湖北麻城人，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四处奔波谋生，最远一直流浪到了新疆地区。光绪初年，王圆箓加入了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巡防营，当了一名普通兵卒。在早年的流浪生活中，王圆箓逐渐接受了道教的信仰，退伍后，便在当地受戒成了一名道士。之后他游历四方，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上图-王圆箓此时的莫高窟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荒废日久，很多洞窟坍塌，根本无人问津。王圆箓见此处虽然残破不堪，但是隐隐能看出往日的恢弘，心里喜欢，便挑选了石窟南区一处，清理沙石，住了下来。他在附近收受布施，偶尔也帮人做一些法事，逐渐积累了一笔钱，便在这里兴建了一所太清宫道观，供奉起了香火。过得几年，观里人丁也多了起来，王圆箓想要修缮莫高窟里坍塌的佛窟，便带着人一边清理石窟，一边四处筹钱。1900年的6月22日那天，王圆箓手下一个姓杨的助手在如今编号为16号的洞窟里清扫。杨某平素有抽烟锅的习惯，休息间隙，准备抽一锅再接着清理。他看烟锅头里有不少烟渣，便顺手在旁边墙上磕了几下。突然，他发觉墙上传出的声音很空洞，仿佛还有回音，又敲了几下仔细一听，果然墙壁后面是空的，他急忙跑去将这发现告诉了王圆箓。王道士听了此事，也十分惊奇，便叫杨某不要声张，等晚上再说。上图-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口到了半夜，王圆箓悄悄叫上杨某，带上锤子、铁锹等工具来到了16号洞窟。王圆箓心里即紧张又兴奋，他在这里住了几年，早已从当地人口中了解了这莫高窟的一些历史传说，直觉告诉他今晚可能会有一个重大发现。二人用锤子、凿子打开了墙壁，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之后，果然别有洞天。里面是一个3米见方的洞窟，堆满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几乎没有立脚之地，王圆箓目不识丁，见大部分东西都是一些书卷，略感失望。上图-藏经洞内部藏经洞后续上图-法国人于1908年拍下的莫高窟佛像王圆箓发现的这个暗窟，就是让莫高窟在日后重新引起世人关注的“藏经洞”。而里面的各种藏物，乃是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共计5万余件。虽然在他看来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却也隐隐觉得事关重大，曾向当地政府官员报备，不过并未引起这些官员的重视，只是下令让王圆箓就地封存，他只好照办。之后，王圆箓偷偷将一些经卷当作符咒卖给当地居民治病，却无意中引起了在中国考古和探险的一些西方人的兴趣。上图-法国人伯希和在藏经洞中从1907年开始直到1931年王圆箓去世，先后有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俄国考古学会会长奥登堡等人从王圆箓手中买走大量的这些文物，其中大部分现如今还存在各个买家所在国的博物馆中。在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买走一批文物后，曾跑到北京向金石学家罗振玉等人请教上面的内容。王圆箓大字不识几个，但罗振玉等人都是大家，马上意识到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又一大发现，引起了北京文化界、知识界一片哗然，纷纷呼吁清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购买。清廷才在1910年派人至敦煌将经卷运回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存放在了京师图书馆（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结语上图-莫高窟精美的佛教壁画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物丰富之极，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等各个方面。围绕洞中文物研究，国内外形成了一门以敦煌为名的学术分支——敦煌学。由于当时发现者的无知和政府的不重视，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外，导致敦煌学的研究也以海外学者为主，有一日本学者在中国演讲时就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这可以说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不过，王圆箓发现藏经洞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它让很多已经失传的文献重见天日，也让莫高窟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李大奎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自3月25日在腾讯视频开播以来，好评不断。"敦煌之大，不止壁画"，神秘的敦煌及由此衍生的敦煌学再次掀起热潮。原本地处西北的一个边陲小镇，敦煌，历经辉煌、沉寂到重新被发现，如今业已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著名节点，国际商业枢纽，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宗教中心之一；敦煌学，成为唯一以地名学入列的国际显学，还与甲骨学、红学并称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何故？（粟特美女沙恩）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何为显学？当然与隐学相对而言。顾名思义，显学是指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抑或学说、学派。显学最早出于《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显学。敦煌学入列国际显学之一，必然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息息有关，由此形成独步天下的敦煌史迹。众所周知，自汉武大帝刘彻开疆拓土以来，到大唐遥遥领先的盛世大发展，创造了我国中古时期响彻云霄的辉煌。那时，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中心也在西北，史上有名的古丝绸之路便在这样的战略层面上推动拓展。处在古丝绸之路"咽喉"位置上的敦煌，其特殊的地理优势随即充分发挥出来。从都城长安到敦煌，再从敦煌进西域，通过北道、中道抑或南道等几条道路去往中亚、欧洲，敦煌皆是极为重要的必经之地。故敦煌誉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吐纳口。我国的丝及丝织品、钢铁、手工艺品等等精美的物产乃至印刷术等等技术与发明都通过敦煌（史称"发自敦煌"），经过"西域门户"，传入天山南北，再到中亚，从而远播欧洲。异域和西方的物种，如葡萄、核桃、蚕豆、黄瓜、石榴等物品，及佛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通过敦煌传入我国。敦煌的作用由之突显。为保障敦煌所在的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华，汉武帝时期，就在河西走廊一带设置了有名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那时的敦煌郡，即辖敦煌所在的6个县，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及瓜州、玉门等区域。因大汉朝防御匈奴入侵的军事需要，敦煌一线的长城（即今兰州西永登到新疆罗布泊）亦应运而筑。同时，为控制东来西往的商旅，又在敦煌的西边屯兵布防，设置了阳关、玉门关等军事要塞。由此，地处偏僻的敦煌一跃而成为古代中西方沟通交流的交通要道，亚洲的心脏地带，成为与古印度、古希腊往来联系的千古绝唱。古老的敦煌史迹便抹上最为厚重的悠远色彩，声声不息。二、无可替代的敦煌文献敦煌文献主要藏于17号莫高窟，也就是敦煌特别有名的藏经洞。自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藏经洞所藏的敦煌文献这一巨大宝藏后，敦煌文献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便悄然面世。只可惜，那时的王道士还不明白这些文献价值连城，乃未经后世加工改造最为原始的底本资料，没去认真保护，仅向慈禧太后报告此事后，也就不了了之。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入侵尚自顾不暇，对敦煌文献自然来不及保护。还是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探险者，远道打劫，才真正揭开了敦煌文献无可替代的史学研究价值。时至今日，敦煌文献有了总体的归笼。总体计有我国中古时期以佛教典籍为主的各类文献6万多卷，涉及政经、军事、文艺、天文、地理、医学、体育、音乐、舞蹈、历法、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这些"敦煌文献"，可以说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资料中，不仅仅是反映敦煌一域的，也有其他地方的甚而反映全国的，如均田制方面的资料即是；此外，还有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反映世界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由此，珍贵的敦煌文献，便成了最初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三、绝无仅有的石窟艺术随着敦煌文献的挖掘，敦煌莫高窟带来的震撼进一步将敦煌的多姿多彩推向新的高度。原来位于鸣沙山南麓的敦煌莫高窟，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就有无名的大师们在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传承，从而形成了南北两区计一千七百多米长的石窟长廊，又称石窟群。南区主要是礼佛活动的场所，有石窟492个，唐代木构窟檐建筑5座，现存2400余身彩塑，壁画有4万5千余平方米。北区主要是僧侣修行、居住的场所，有石窟243个，有僧侣修行生活的土炕、灶炕、壁龛等设施。这些多姿多彩的敦煌莫高窟，由建筑、壁画、雕塑等文物结合的古遗产，实乃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单就壁画而言，就有"墙上的图书馆"之说，且不论其中有源于西方的玻璃器皿，呈现出别样的艺术风格；单就现存的国内壁画，便汇聚了古代各民族各阶层生产劳动、商贸往来以及风俗礼仪、医疗卫生和民族关系、衣冠服饰、天文地理、音乐舞蹈等等无所不有、包落万象的社会生活情况。以致敦煌的大门打开后，倾注于研究敦煌文化的画师、学者，如彭金章、常书鸿、段文杰等等，不断涌来，与这里的神灵和艺术对话，遂注入了敦煌研究院的活力与光芒。如此，在独步天下的敦煌史迹、无可替代的敦煌文献、绝无仅有的石窟艺术交相辉映下，敦煌学便成为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之一。如今，敦煌学的研究更为广泛，扩大到汉简以及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是为记。作者简介李大奎，七O后，法学学士，贵州湄潭人，文学爱好者。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推荐：在史书上，敦煌是什么意思？小敦煌昭化寺前世今生作者/来源：写乎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提到甘肃，相信大家都熟知著名的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等等旅游景点，作为历史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的地区，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去游玩。但说到教育，却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着很大的差距，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和经济也并不是十分的发达，所以教育资源相对比很多省也并无出色点，当然省内也有几所十分出色的院校，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兰州大学!那除了兰州大学你还知道甘肃哪所大学的实力比较强吗？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甘肃2021年“前十”大学榜单，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大学!一、兰州大学国内排名：40兰州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教育部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全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和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为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中国人工智能教育联席会理事单位，也是甘肃省唯一所985高校!二、西北师范大学国内排名：163西北师范大学，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重点大学。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由北京师范大学对口支援。三、兰州理工大学国内排名：212兰州理工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是国家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选拔培养基地。四、兰州交通大学国内排名：234兰州交通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铁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高校，学校是中央部委投资创建，国家布点设立并重点建设的铁路高校之一，中国第三所铁路本科高校，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国防教育特色学校，中俄交通大学联盟、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成员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五、甘肃农业大学国内排名：288甘肃农业大学位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是农业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国家重点建设的中西部百所高校之一。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六、西北民族大学国内排名：民8西北民族大学，简称“西北民大”，位于甘肃兰州，是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七、兰州财经大学国内排名：财38兰州财经大学，简称“兰州财大”，坐落于甘肃省兰州市。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财经一流学科建设联盟、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成员，国家外专局“西部中青年干部英语强化项目”重点培训基地。八、甘肃中医药大学国内排名：医67甘肃中医药大学位于兰州市和平开发区，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为“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招生院校、“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高校、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牵头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九、兰州城市学院国内排名：511兰州城市学院位于甘肃省会兰州，成立于2006年，是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甘肃高校教师教育联盟、安宁五所高校战略联盟、全国石油高校协作会议，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甘肃省首批应用技术大学试点高校，由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十、河西学院国内排名：514河西学院，是甘肃省属普通本科院校，由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与河西五市共建、以省为主;入选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教育部确定复旦大学对口支援);为“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副秘书长单位、河西高等学校协作发展联盟理事长单位。特别说明：以上10所大学排名，仅供参考，不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具体还要以学校官网、教育考试院公布数据为准！好了，看到这里，关于甘肃“前十”大学榜单就为大家整理完了，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学校

敦煌学，与“红学”、“甲骨文学”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显学”，深受国内外诸多学者文人的关注。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佛经，也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1961年，敦煌石窟被我国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敦煌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提起敦煌学，就不得不提到两位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王道士与斯坦因。一位是因战乱动荡远游到敦煌的道士，却因对石窟的保护囿于此地一生；另外一位是西方名声鹊起的学者冒险家，因为对石窟艺术的向往，多次深入欧亚腹地，发掘了被历史埋藏的宝藏。00:44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01王道士：卖掉了几千卷石窟中的佛经，他是历史的罪人吗？关于王道士，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王圆箓（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于是一夜之间，这个本应信奉道教的太上老君弟子，开始了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的一生。19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道士发现了佛窟中的藏经洞，几万余册的藏经重见天日。面对巨量的经书，如何保存也成了摆在王道士面前的大难题。本来佛窟的修缮，就已经捉襟见肘。但尽管如此，对于藏经的保护，被王道士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他取了两卷经书，徒步五十余里，上交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可惜这位县令并不识货，只将两卷经书视作废纸。1902年，敦煌县又来了一位知县汪宗翰，对金石学颇有研究，听闻王道士的汇报后，立马赶来实地考察，但只留下一个“原地保管”的难题就再无后事。几年周折，藏经洞经书的保护工作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碰了一鼻子灰的王道士却始终不死心，期间还自己骑着毛驴八百里走单骑去到肃州（如今酒泉）上报官府，甚至在1904年，越级上书慈禧太后，强调要重视藏经的保管。但在当时，清政府下的国门已被列强打开，风雨飘摇之下，哪里还有余力分管遥远的敦煌石窟……国宝，也随着国门一起被打开和瓜分。虽不至于像颐和园、圆明园一样被炮火摧毁，但敦煌石窟也遭到了席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筛选了三星期，以600两银元的代价，获取了莫高窟一万多件上乘文书精品；这个价格，就好比，等重的盐巴换等重的钻石。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朗掠走600件经卷；1914年，俄罗斯人奥尔登堡拿走一万多件经卷，并盗走二百六十三窟的壁画；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黏液破坏性粘揭的办法，取走26块壁画。而在他们之前，或许是1907年来到敦煌石窟的斯坦因，他让王道士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02斯坦因：有人说他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有人说他是文化强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年--1943年）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他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目的地集中在中国新疆和甘肃一带。这其中为世人皆知的是第二次考察活动，在这次考察过程中，他不仅发现了古楼兰遗址，更是在敦煌石窟王道士的手中，卷走了大批文物。尽管从历史上看，王道士并不是一个学识很高的人物，对于佛教和藏经也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是从他三番五次甚至不顾生命来保护文物的行为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守护人，为什么偏偏到斯坦因这里就松了口了呢？这或许可以在斯坦因后来编写的《中国探险手记》中找到答案——“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对于唐三藏的虔诚，便开始向他说起了自己的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但最终打动王道士的，是斯坦因说自己是“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看到藏经洞里面的斯坦因如获至宝，但他掩饰住了自己的欲望，以获得更多的经书。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最终，他花了七天的时间，从经书中挑选出来自己人为有价值的书卷和画本，并以40块马蹄银买下（时值500卢比）。而这些书卷，正是当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著名的斯坦因敦煌文书的来源。斯坦因与王道士的缘分并没有就此打住。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了莫高窟，两人一见如故。他从王道士手中，又以500两银钱买走了570余件写本、绘画等。斯坦因1914年3月27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记录道：“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都进了官僚的腰包。” 故事最后的他们1931年，守护了敦煌石窟近四十年的王道士在这里去世。而得益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考察收获，斯坦因成为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中亚考察报告与研究论著是当代敦煌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有人说王道士是千古罪人，他没有任何权力对莫高藏经进行买卖；也有人说他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双手一沙一砾保护着石窟，尽管卖出了佛经，所得款项也尽用于修缮工作。有人说斯坦因是文化大盗，趁着殖民主义的肆虐，夺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有人说斯坦因是大冒险家，一生专注于自己的冒险事业，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中亚文化研究。关于他们俩，你是怎么看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