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考研

敦煌，一座沙漠中的神奇绿洲，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诗意气息的美妙之地。说到敦煌，脑子里第一时间脑补出来的是西域的壮美景观，让人有种来了就不想走的感觉。虽然没有去过敦煌，但是我通过心灵音乐人赵迎老师的一首《风中的行者》感受到了敦煌的魅力。一首歌就能把敦煌的感觉传导在人的心里，这里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但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同样也是一座曾经被抢夺和抛弃过的地方。前秦时期，一位名叫乐尊的和尚来到此处，看见鸣沙山上佛光普照，就像看见了一千座佛，于是后来决定在此建一座寺庙，号称敦煌莫高窟，人们称之为千佛洞。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中写到王圆箓道士，一位没有文化的人，始终是目光短浅，没有远大志向，这也是他的没文化给自己遭下的千古罪名。敦煌的画和经卷很美？是的，从古至今，敦煌文化举世瞩目。讲起王圆箓道士，总是一脸呆滞。为什么会成为千古罪人，洋人用自己随身带的一点盘缠，就换取了数不清的经卷，壁画，还有佛像。这是先祖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一个土道士给贱卖了。不管现在那些被贱卖的经卷和壁画怎么样，敦煌学永远是中国的敦煌学。敦煌，一个令人感触颇深的城市，人虽未至，心已远去。敦煌的文化、美食、还有数不清的雕塑艺术，以及不带重复的浩如烟海的壁画，把他们连起来，就是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人间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囊括。在这些壁画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敦煌飞天，因为，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勇于追求梦想的精神。（文/廖章洪）沙漠中的绿洲，绿洲中的月牙泉，这就是我的敦煌印象，而我，就是听了一首歌，便爱上这座小城的那个人。

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刘进宝总结百余年的中国敦煌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机构或话题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研究院，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一直是我国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最大实体单位，也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一、研究所（院）的成立、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热潮的产物。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逐渐紧逼、国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战大后方，引起各方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人关心的新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许多政府要员不断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也纷纷开赴西北。当西北成了经济建设的后方时，敦煌文化更为大众关注与认可。如朱家骅视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观感》《到西北去》《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等演讲，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宝，应妥为保存和不断研究”。经各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一度流传，促使“敦煌人”奋发钻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伴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二、敦煌研究院对石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整理成果丰硕以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许多工作是无法替代的。石窟的保护管理。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护、考古、美术和文献研究所。从20世纪40年代的修围墙、清积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维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区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抢救性的保护工程。改革开放以来，赴莫高窟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收入与洞窟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如何更科学地保护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壁画的病害进行修复治理，提出“多学科综合性保护”和“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设想。由樊锦诗发起并组织起草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从而使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随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并建设陈列馆，控制进窟参观人数。采取数字化展示与实体洞窟参观相结合的全新参观模式，将敦煌石窟的保护、文物的管理与敦煌学研究、旅游开发等有机结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重视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员大部分长年就住在莫高窟，这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长期坚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1922年，敦煌官厅就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编写了简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千佛洞官厅调查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谢稚柳、史岩、李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对洞窟进行了著录。在长期的壁画临摹和石窟考古、艺术研究中，加深了对石窟内容的认识。1962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等对石窟内容进行调查，对壁画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苇湘负责，对洞窟内容作了全面复查，改正了一些错误，著录了全部的492个洞窟。1982年，在史苇湘的指导下，蔡伟堂将原来的卡片、表格式内容整理成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于著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定名、断代比较合理，该书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1991—1993年，王惠民又对全书作了校对，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的内容总录，将书名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是研究院两代学人多年劳动的结晶。史岩对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辑录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20世纪50年代，王去非、史苇湘、万庚育进行了增补订正，并汇集了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的资料，还收录了向达、劳?等学者的笔录。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补，并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1957年，郑振铎率队对敦煌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意见。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并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贺世哲、李永宁作了部分测量和记录，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于1994年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成立了编写小组。2002年，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该报告于2011年出版。这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学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对南亚印度、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进行考古、历史、艺术和文物保护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时，研究院还将其长期积累的壁画与土遗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护技术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和推广，正在开展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伦州古代城堡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例证。（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8-04-11 16:12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周亦颖 记者 石天星他常年戴着啤酒瓶底般厚的镜片，到了晚年，视力只剩下常人的千分之几，却阅尽国学著作无数，记录中国流落海外珍贵文化遗产。他在浙江大学悉心育人，潜心治学，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著述近亿字，育桃李遍天下……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国有大师 在浙之滨1953年，姜亮夫调往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此后的40余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他给中文系78级毕业同学赠言是：“修辞立诚，天下文明”。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老受教育部委托在学校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班里的生源来自全国范围内、重点大学里讲师以上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姜老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说：“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当时，姜亮夫住在校外，到学校上课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很不好走，特别是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更是泥泞不堪。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课，学校决定每周先生来校上课时，派一辆专车接送，同时进修班也要安排两位学员到家里搀扶先生。有一天，两个接先生的学员到了，校车却久不见来，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先生执意要冒雨前去上课，一路上，两个学生撑着伞，搀扶着先生高一脚低一脚往学校赶。当三人冒着风雨来到课堂上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之后他又受教育部请委托，又打起精神开办“敦煌学培训班”。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如今的浙江大学已经成为了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国内外研究的前列，文科整体实力不容小觑。他说，“敦煌的瑰宝流散在国外，研究敦煌学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这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莫大侮辱。我希望中青年教师努力，为敦煌学研究做出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我相信总有一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六年前是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姜亮夫生前的1300多件史料，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图书馆展出。这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毕生心血，由他的家人捐赠给浙大档案馆。一代鸿儒 成就斐然回顾姜亮夫的求学历程，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他有一张令人崇拜的“最牛毕业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最豪华的导师阵容为他打call——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赵元任、陈寅恪等历史名人都是他的导师。1926年，25岁的姜亮夫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得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指导。当时，梁启超先生曾赠以“海燕飞来窥画栋，薄荷相依满横塘”的对联，对姜亮夫褒奖有加。姜亮夫的学术潜力在清华园得到充分发掘。“在清华，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入室弟子，她记得，姜亮夫有时候谈兴高，会海阔天空地讲怎样得到这些大师的悉心教导。比如，姜亮夫会给王云路讲梁启超的“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的方法”。“他说梁启超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分析来比较书的真伪及其年代，使他打开了读古书的眼界。”1935年，姜亮夫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他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后，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比如，中国人根本没法参观拿破仑宫中收藏的我国圆明园珍宝，姜亮夫就克服重重困难抄录和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而姜先生一天的生活费只有20多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姜亮夫手抄录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他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姜亮夫的女婿徐汉树说，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岳父几乎失明。“我们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有时他看不清是谁，一定要先听声音，自报姓名。”王云路感慨。姜亮夫先生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一生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完成著述近亿字，概涵盖了历史、语言、文学、楚辞学、敦煌学、文献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领域，成就至伟，举世瞩目，为今人所莫及。潜心治学 宽无涯涘姜亮夫先生常年戴着一副眼镜，在啤酒瓶底般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到了晚年，因为视力只剩下常人的千分之几，他不得不把书凑到鼻子跟前，上下来回移动，凭着笔划轮廓“认”字。想起姜亮夫，王云路的脑海里，就跳出这样的形象。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入室弟子，老师的治学态度给她很大的影响，并让她至今难忘。“就是靠着这双眼睛，他一生潜心研究，共有27部专著和近百篇论文传世。”王云路说，“其中，二十四卷的《瀛涯敦煌韵辑》基本恢复了在我国已经亡失了千余年的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残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楚辞通故》一书更是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宽无涯涘”，王云路用这四个字来评价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成就，借以说明他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姜亮夫治学的方式，也极为有趣。“他有一个特殊的布袋，打开来像讲义夹。夹的两片内页上布满一个个小纸袋，袋中分类插有一张张金文的印模字。每张一字，有些字旁有考证的短文。”徐汉树在岳父的遗稿中，发现了这个布袋，“他平时在阅读《考古》、《文物》及重要书刊登载的金文图像资料时，他会把这些图像描印下来，然后分类插入相应的小纸袋中。”日积月累，姜亮夫的金文资料就是这样慢慢收集起来的。徐汉树数了数，这个布袋中，一共有600多张（字），“从图形的变化来考证汉字演变规律，姜亮夫的《“中”字形体及其语音衍变之研究》一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他说做学问就像在水塘里打桩，打得越深，旁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吸附到一起，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这是成为姜亮夫的入室弟子后，王云路听到的第一次教诲，“姜先生这是告诉我们，学问重在打基础，而且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考研和高考一样是可以调剂的，虽然考研的调剂的选择不如高考的调剂的选项那么多，但是时间比较宝贵，复习花费的时间和经历也比较宝贵，所以如果分数够，并且可以调剂的话还是值得考虑的。一般可以调剂的都是没有招满生的学校和专业，比如地区比较偏远，或者专业比较冷门，所以很多学生在这个时候也是会比较纠结的。1. 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在国内的大学排行的名次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兰州大学的特长是理科。兰州大学的理科优势很强，比如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发展还有生态学等每个学科都可以排在国内的理科排名的第二个档次，化学中的有机化学，物理中的磁学还有生态学和自然地理学，兰州大学都是国内最好之一。兰州大学的草业科学也有特色，这个学科只有的两个院士而且他们都在兰大，所以兰州大学在这方面也是第一的。兰州大学的人文社科类的科研主要优势和发展方向主要是中亚研究和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有比较特色的历史学下属的西北少数民族史，兰州大学的敦煌学也很有特色，加上国家提出丝绸之路战略，人文社科这些学科也会得到很多补助。但是不好的一点是兰州大学的工程类学科规模小精度低但是在兰州大学比较偏远，离经济繁华的地区很远，整个学校也是被大西北环绕。这边的人性格比较豪爽，做事的态度比较直接简单，这是好的一点，但是发展上还是一线城市的发达。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大是985，211工程院校。这所学校有相对来说公平的环境，入党不需要给辅导员送礼，各种评奖全靠班里投票。适合学习，搞科研。南校的红楼经常有通宵做实验的，清晨好多同学都会在北校图书馆门前背题背背单词。虽然不在省会西安，但是做个动车去西安还不到一个小时，比在西安的很多大学到西安中心都方便。在这所学校也让人越来越热爱生活。优美的校园环境，各种植物树木，一年四季都给人美的享受。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在操场锻炼，有的时候还会碰到老教授什么的。3.东北大学东大和兰大在国内的地位知名度上似乎差不多。首先东北大学的校园环境不错，校园的绿化水平和生态环境都很好，学校的地理位置好，学校对面是沈阳比较高档集中的生活区。东北大学有一些国内一流的学科，比如自动化，计算机，冶金，采矿等，其他工科水平也都不错，男生来东大学工科，这些学科都很好找工作，在大学的学习比较实际，能学到真的实践的知识。不仅如此，东北大学有很好的老师，他们的科研水平和合作项目都很不错。而且东北人的性格很直接，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感受到东北人民和东北的豪迈。但是东北大学也有一些确定比如学校管理比较死板。学生整体不够活泼，学风倒是不错，但是活动和玩的气氛太小。学校的男女比例失调。但是东北大学的缺点就是东北大学的对一些文科专业比较不重视，在东北大学读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不是特别顺利，东北大学的文科的办学条件也不好。但是总的来说，东北大学还是比较好的。

《敦煌画研究》（日文名：《燉煌畵の研究》）原著是日本东方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松本荣一先生（1900—1984）所著，原书为日文写成，1937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1939年，作者以此著作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2年，此书获得日本学术界最高奖“日本学士院恩赐奖”。由此可知此著作在当时日本学术界的成就与地位。不仅如此，此著作在西方的东方学者之间，亦获得高度的学术评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常书鸿先生创办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初研究人员所用的参考书，最主要的就是这本《敦煌画研究》。本书是松本荣一先生长期调查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绘画，并参照《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OES DE TOUEN-HOUANG）等石窟资料，分类对各种敦煌绘画进行系统图像学研究的成果。原著分为两册，上册是文字部分，共有八章，每章下又分若干小节，分别探讨了敦煌石窟和敦煌绢画中的各种变相图、佛传图、本生图、特殊尊像图、罗汉图、高僧图、密教图、外教图等，研究扎实详实、分析细致缜密，配有插图198幅。下册是图版部分，配合上册文字的内容，刊载各种敦煌石窟壁画和敦煌绘画品及相关黑白照片435张。《敦煌画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画的著作，在敦煌图像学研究中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对敦煌壁画和绢画的基本分类和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基本上都是在松本荣一先生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敦煌石窟图像研究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松本荣一之上。而且，由于松本荣一先生并未亲自到过敦煌，除了伯希和照片之外，他未能看到更多敦煌石窟的资料，也使《敦煌画研究》一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松本荣一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仅靠伯希和的黑白照片就进行了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书中关于华严教主卢舍那佛图、灵山释迦说法图、双身佛图、炽盛光佛并诸星图、兜跋毗沙门天图等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学界热议并引用。自出版以来，本书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但由于原著体量较大、专业性非常强，翻译难度很大，出版至今已八十多年，未见中文译本。在敦煌研究院的力促下，台湾的林保尧教授、敦煌研究院的赵声良研究员和日本筑波大学的李梅女士历时近十年，合作翻译了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本书的最初译稿是在2001至2011年期间，台北艺术大学林保尧教授在给研究生讲课时，率领学生研读《敦煌画研究》原著时形成的。但由于林教授课程中的大部分学生并未专门学习过日语，仅靠查阅字典连缀成文，译文与原文之意差距较大。加之，松本氏撰写此书所用的日语是二战前日本较古老的语文体，与今天的日语有较大的差别，翻译工作难度非常之大。2011年起，赵声良研究员开始整理校对译稿，发现问题较大，需要重新翻译。由于工作量太大，2014年，又约请了在日本攻读博士课程的李梅女士合作，对原著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翻译和反复修改，撰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中文译稿。《敦煌画研究》中译本原著所用的敦煌石窟图片多为伯希和1908年所拍摄的黑白照片，文中有些内容在照片中只是边角部分，难以看清全貌。为了方便现在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中文译本里用敦煌研究院近年拍摄的敦煌石窟彩色高清照片替代了原著中的黑白照片。原著中采用的敦煌石窟洞窟编号是伯希和编号，部分洞窟还使用了斯坦因编号，对壁画在洞窟中的方位使用“左壁”“右壁”来标识，而现在学界通行的是敦煌研究院编号，用东、南、西、北壁来标识。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必须统一采用现行的敦煌研究院石窟编号，敦煌研究院武琼芳承担了核对窟号和图片替换工作，一一重新核对了文中插图和图版册中所有壁画的洞窟号和所在位置，标注对应的敦煌研究院编号和在洞窟中的方位。原著由于伯希和照片有限，有的配图与文字内容存在很大差距，这种情况则根据文字所述新配了直接相关的壁画照片，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敦煌画研究》中文译本的出版工作，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此书卷帙浩繁，牵涉的学术问题极广，在编辑校对准备出版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很多问题。为了保证此译著的学术质量，译者及编辑小组于2019年1月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了研究坊，由赵声良、李梅、武琼芳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徐凯凯、邵吉成共同对书稿进行了集中校对和修订工作。译者和编者对书中的很多问题统一了认识，确定了体例，解决了译稿中的很多重大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此书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方面也做了很多细致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敦煌画研究》原著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经过学者们历时十余载的共同努力，在敦煌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中文译本终于于2019年9月正式出版了。作为敦煌学的经典著作，此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定会推动国内敦煌学，特别是佛教图像的相关研究，惠及广大学者和师生。（来源：敦煌研究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在访问敦煌时，则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敦煌之于东亚，就像古希腊之于欧洲。提到“敦煌”，与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词就是“丝绸之路”。日本人对这条通道有特殊的情结，佛教通过它而传入日本，今天的奈良被认作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正仓院里还收藏着大量的中国文物。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敦煌能够让日本人重新找到很多文化与艺术的源流。长久以来，日本人都对敦煌有一种朝圣的心态。无论是冒着烈日黄沙往返丝绸之路70多次的平山郁夫，还是借由藏经卷一小段题跋而虚构出经典小说《敦煌》的井上靖，抑或当地导游口口相传的那个面对玉门关失声恸哭的不知名的日本老人……无不体现着日本人对敦煌的热爱，还有发自灵魂深处的乡愁。日本人对敦煌的迷恋，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更在意的或许是，那个可以被日本人视为“故乡”的地方，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敦煌的历史，有辉煌，也有沧桑。这里曾有“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兴盛和激荡，也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落寞与悲怆，映现过“忽见金光，状有千佛”的虔诚皈依，也留下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沉痛反思。岁月不曾饶过谁。敦煌曾是千年繁盛之地，但在被明朝弃置之后，迅速被遗忘在荒芜的大漠里。几百年后，等到尘封的“藏经洞”被重新打开，它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衰败了的中国。而这时候，外国人来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查看典籍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无意中在洞窟里发现了大量经典和书籍。只是，那些重见天日的宝藏，在偌大的中国，竟无人能出面保全。反倒是各国的探险家和考古者闻讯纷纷赶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把大量文物掠至海外。伴随着全世界的关切与热情，敦煌成为了一门国际显学。1930年，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里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敦煌学，就像在中国的伤口上开出的一朵花。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拍摄的照片说起敦煌学，就绕不开日本。还有那段著名的公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出现在1981年，开始被认为是来南开大学演讲的日本教授藤枝晃所言。当时着实触痛了很多国人的民族感情。而实际上，这句话是主持那次演讲的吴廷璆教授讲的，更像是对改变敦煌学在中国的落后状况的呼吁。在那年的一次采访中，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学界的一件事：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被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徳太子所写。而藤枝晃教授在研究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此事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正是这件事，让吴廷璆教授心生感慨，认识到了本国史学研究与邻国的差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无论是否中听，你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研究的执牛耳者。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同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却慢慢拉开了距离。日本学者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方便前往欧美国家收集资料，而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汉学水平又要高很多。所以，日本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十分显著。上世纪50年代，石滨纯太郎汇编《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80年至1992年，由几乎全日本敦煌学家参与编纂而成的《讲座敦煌》，显示了日本敦煌学的全貌和最高水准。至今为止，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深度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日本相比。1980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敦煌文化也在日本民间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普及。纪录片《丝绸之路》在NHK电视台播出，唤醒了民众对丝绸之路和敦煌的兴趣。据说这部纪录片在日本播出时，收视率达到了21%，热情堪比中国人看春晚。而《丝绸之路》的拍摄计划，又来自于一本畅销书的影响：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这是井上靖根据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一卷《般若心经》后补记的短文，以严谨治学的态度查阅资料，虚构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小说出版之后，风靡整个日本。因为《敦煌》，无数人带着文化朝圣的心理前往敦煌旅行。其实，受井上靖影响的，又岂止是日本人。冰心在为《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作序时说：“我要从井上靖先生这本历史小说中来认识、了解我自己国家西北地区……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国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被改编成电影那么，日本人为何对敦煌如此着迷？大抵，就是因为“故乡”吧。日本人研究的不仅是敦煌，而是对自己文化源头的追溯。日本画家加山又造曾说：“日本文化起源于外来文化。从宏观上来看，无论古代（7世纪以前）也好，近代（7世纪至16世纪）也好，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明圈的一个地方文化而已。”从七世纪开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心理。而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来历，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遗址，成为了历史寻根的绝佳现场。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着文化交流进行实证的画家，他曾表达这样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东西，我想了解它们。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或许，这也正是无数前往敦煌朝圣的日本人的心态吧。日本研究敦煌文化，也是希望从兼收并蓄的文明方式中获得启示。历史上，敦煌是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交汇点，多民族往来共存，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敦煌所代表的文明的开放和融合的态度，与日本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文化态度是不谋而合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文化艺术也曾出现“西化”风潮，为了模仿西方风格，甚至放弃了传统的浮世绘。但在经历过浮躁和阵痛之后，日本人也开始反思，试图重新寻找传统的价值。这时，他们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敦煌在召唤，但是只有热心回应的人才能听得到。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在莫高窟考察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比起来，占有本土优势的中国，久久处于落后状态。国内动荡时期，没有多少人重视敦煌。常书鸿在留学法国的时候知道了敦煌，回国之后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大半生的清贫和寂寞，守护着这份文明瑰宝。在那段时期内，中国的敦煌学大多是靠个人的爱国情怀，孤军奋战来支撑的。既令人动容，也令人痛切。敦煌学曲高和寡，民间无动于衷，甚至一度把传统视为糟粕。当整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明缺乏担当的时候，敦煌不会得到它应有的对待。敦煌被冷落，折射的是整个民族的凄凉。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意识到敦煌的重要性，不过大多时候关心的还是“保护”层面：如何保护洞窟的环境，保护壁画不褪色，以及对流失文物追索的可能性……保护，当然是首要义务。人们会说：要在我们手里保护好，然后留给后代子孙。但是就像书架上摆着的《诗经》《楚辞》，传是传下来了，如果都不去读它，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保护，是对历史的敬重。而一份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延续，更来自于当代人的“研究”与“表达”。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数字化工作通过研究，去发现敦煌的灵魂，理解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重塑我们的思维、想象力和精神价值，找到它对本民族与全世界的意义，指引我们的当下。以深度的研究为根基，恰到其分的表达和传播，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在不断的认知和反思中，探索民族特性，汲取新的创造力量。无论是日本敦煌学者的学术巨著，还是影响广泛的流行文艺佳作，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当日本人把敦煌视为精神故乡的时候，作为中国人，除了那点可能会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虚荣，更多需要的还是自省吧。所以，敦煌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你能回答吗？

总结百余年的中国敦煌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机构或话题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研究院，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一直是我国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最大实体单位，也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一、研究所（院）的成立、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热潮的产物。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逐渐紧逼、国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战大后方，引起各方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人关心的新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许多政府要员不断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也纷纷开赴西北。当西北成了经济建设的后方时，敦煌文化更为大众关注与认可。如朱家骅视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观感》《到西北去》《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等演讲，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宝，应妥为保存和不断研究”。经各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一度流传，促使“敦煌人”奋发钻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伴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二、敦煌研究院对石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整理成果丰硕 以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许多工作是无法替代的。石窟的保护管理。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护、考古、美术和文献研究所。从20世纪40年代的修围墙、清积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维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区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抢救性的保护工程。改革开放以来，赴莫高窟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收入与洞窟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如何更科学地保护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壁画的病害进行修复治理，提出“多学科综合性保护”和“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设想。由樊锦诗发起并组织起草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从而使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随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并建设陈列馆，控制进窟参观人数。采取数字化展示与实体洞窟参观相结合的全新参观模式，将敦煌石窟的保护、文物的管理与敦煌学研究、旅游开发等有机结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重视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员大部分长年就住在莫高窟，这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长期坚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积累的成果。早在1922年，敦煌官厅就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编写了简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千佛洞官厅调查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谢稚柳、史岩、李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对洞窟进行了著录。在长期的壁画临摹和石窟考古、艺术研究中，加深了对石窟内容的认识。1962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僩等对石窟内容进行调查，对壁画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苇湘负责，对洞窟内容作了全面复查，改正了一些错误，著录了全部的492个洞窟。1982年，在史苇湘的指导下，蔡伟堂将原来的卡片、表格式内容整理成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于著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定名、断代比较合理，该书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1991—1993年，王惠民又对全书作了校对，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的内容总录，将书名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是研究院两代学人多年劳动的结晶。史岩对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辑录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20世纪50年代，王去非、史苇湘、万庚育进行了增补订正，并汇集了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的资料，还收录了向达、劳幹等学者的笔录。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补，并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1957年，郑振铎率队对敦煌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意见。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并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贺世哲、李永宁作了部分测量和记录，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于1994年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成立了编写小组。2002年，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该报告于2011年出版。这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学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对南亚印度、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进行考古、历史、艺术和文物保护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时，研究院还将其长期积累的壁画与土遗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护技术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和推广，正在开展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伦州古代城堡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例证。（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余件文物，举世罕见。12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　史学价值丰富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表示，藏经洞出土文物内容极其丰富。从学科上来说，包括了宗教、哲学、历史、语言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具有百科全书的意味。从时代上看，包括了4—11世纪的文物。这些文物使人们对于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一带文化史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文物的发现，促成了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特别是古代中亚民族语言学）、艺术学、科技史等学科的极大发展。同时，敦煌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地推动着现代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音乐、舞蹈乃至服装设计等艺术创作领域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宝玉表示，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曾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这批文献的再现促使敦煌学诞生并蓬勃发展，为人类文明史研究提供了史料保障。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看来，藏经洞的发现，将11世纪之初被敦煌人封存于藏经洞的汉、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历史公之于世，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在正史之外中古时期敦煌地方历史最真实的记载。这些历史是正史典籍所未记载的官方和民间日常生活，是可信的历史一手资料。谈到敦煌文献对中国古代医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敦煌的医学文献有来自中原的，也有来自西域的胡语医学文献和藏文医学文献，对研究古代医学有重要价值。研究工作持续深化敦煌学研究的进展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杨宝玉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日等国学者相继奔赴巴黎、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书，刊发图录、录文等文献资料集，拓宽了敦煌学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制成缩微胶卷，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藏品中的精华也整理出版了两本目录，学者们遂将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并对专题研究进行集中讨论，使敦煌学得以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敦煌学界、出版界与英、法、俄等敦煌文书主要收藏部门积极合作，开启了敦煌文书公布与重新刊布的热潮，陆续出版了一批全新图录，并引入了互联网技术，使各国学者通过图录、网站等方式查阅大部分敦煌文书。数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研究。沙武田表示，21世纪以来，随着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展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学者可以使用世界各地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资料，方便了学术研究工作。敦煌文物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的重要载体，在艺术表现方面，既受源自印度、中亚甚至希腊等地艺术的影响，同时又以优秀的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以及传统绘画技法作为支撑。赵声良提出，敦煌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艺术在立足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部艺术而发展壮大的历程。通过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希望进一步拓展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并从研究方法上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参考。　使文物真正活起来谈到未来如何更好发挥藏经洞文物作用时，郑炳林认为，让文物活起来，就要加快敦煌遗书图片采集数字化建设工作，为敦煌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平台。建设敦煌流失海外出土文献数据库，打造世界级的敦煌西域与丝路文明研究信息中心。同时，加快敦煌文物刊布，让更多学者加入到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中来。赵声良表示，敦煌研究院率先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经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技术，广泛运用于莫高窟及全国文博单位文物数字化工作，如重点项目“数字敦煌”即是集管理系统、存储体系和资源库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近期莫高窟暂停开放，但我们推出了网上“云游敦煌”的项目，受到用户欢迎。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数字敦煌新项目，让敦煌艺术走向世界，更好地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沙武田提出，在今天数字化时代，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敦煌藏经洞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让国内外的敦煌学爱好者、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数字化方便地查阅、欣赏、研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其次，要不断完善存储、展示这些文物的平台，让敦煌文物回到敦煌。再次，要通过历史、考古、宗教、艺术、民族、语言、文字等科普类读物和文化创意产品，让民族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使文物真正活起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娓 朱羿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清代学术，由顾亭林开一代考据学风，学术思想为之一变。然而西北学者多抱残守缺，不能顺应学术潮流。清代嘉道之际，西北学者只有张澍精通经史，于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网罗散失，考证寻研，从事辑佚考据工作，与全国著名学者如孙星衍等并驾齐驱，为学术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张澍，字介侯，武威人。他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举人.母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早年，“读书过目辄记，文章巨丽倾一时。”乡试时被考官视为异人。张澍这个人性格非常亢直，嫉恶如仇。有次为了参加会试，在京师临时教书为生，主人“有召优娱客或夜樗蒲者，辄谯让怒去之”。后来中进士，入翰林，充实录馆纂修。又到地方上做了不少通判、县令之类的小官，官场沉浮，起起落落好多次。史书评价他，“凡作宰三十年，治事简易而聪察，持法严，且刚介特立，论事屹然，不唯不阿。” 张澍官场不顺利，就有朋友劝告他，"以子之精心果力，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 于是，张澍就专注读书治学，“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 张澍在方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既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又是杰出的方志理论家，一生整理编纂20余种方志，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阐述方志学理论。张澍把方志提高到史书的地位，把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他根据时代发展和内容需求，科学编排志书体例；既注重史料搜 集合整理。比如他留心关、陇文献，蒐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该书体例严谨，珠玑贯穿，方法独到，既博且新，不但勤于辑撰，而且考证精审严密。张澍以独到的眼光，坚韧的毅力，广博的知识，娴熟的治学能力，对中国古代姓氏的错乱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系统性地厘清订正。其姓氏学研究不但具有创发的独到之处，也有综合汇通的优点，可谓精审博洽。张澍的藏书处叫“二酉堂”，所搜集地方文献很多。张澍辑录的《续敦煌实录》是敦煌地区上自东汉，下至五代900多年间的人物传记，也可看作是敦煌地区的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地方史。《续敦煌实录》从体例上讲，具有章学诚所说'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特点，从内容上看，搜罗广泛、材料十分丰富。他辑录《续敦煌实录》的目的就在于拂去敦煌这一'夜光之璧'上的灰尘。张澍的辑佚工作，对当时和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鲁迅就是在辑佚方面深受张澍影响的学者之一。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说：“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这说明鲁迅在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在辑佚方面，是受了张澍的影响的。1804年，张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武威养病。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偶然发现一块石碑，就是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此碑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他也因此成为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张澍诗写得也不错， 他是清代竹枝词发展史上重要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既创作西南竹枝词，又创作西北竹枝词的诗人。他以西北人的眼光来审视西北，对西北地区的文化习俗进行了历史性扫描，勾画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民俗画面，涵盖了山川风物、民间文学、饮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幅包罗万象的世俗风情画，比如他曾写过“马家大爷牛肉面”一诗：“拉面千丝香，唯独马家爷。美味难再期，回首故乡远。日出念真经，暮落白塔空。焚香自叹息，只盼牛肉面。”他除了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等朴学专著。张澍晚年患上了眼疾双目失明，于七十二岁时去世。他去世后，著作散落各处，其中有一些被法国人伯希和从西安运走，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