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所谓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其实同样来自英文单词“pragmatism”,只不过胡适在翻译的时候变换使用不同的术语。说治学目的时,胡适往往采用“实用主义”的说法;而在具体治学时,他则采用“实验主义”的说法。实验主义的核心精神正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尽管实验主义是西方思想,但胡适治学实际上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他在接受西方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定下了颇具实验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可以把“大胆地假设”视为一种叫作“怀疑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对任何事物与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疑。胡适自称是吸收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代表人物赫胥黎的“怀疑论”。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怀疑论”对其“大胆地假设”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但胡适的“怀疑论”更多根源于儒家的“怀疑论”传统。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算一种“怀疑论”观点。在胡适看来,儒家的“怀疑论”历史悠久。“怀疑论”最初发端于孔夫子,成型于东汉的王充,经历宋朝欧阳修、朱熹的发展,到清朝已经演变为显学。胡适在正式接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实际上已在头脑中树立了这种儒家式“怀疑论”。在上述先贤中,撰写《论衡》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广泛好评,但其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地位极高。《论衡》把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儒学正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主张“疾虚求实”的经验论。他在《论衡·知识篇》中表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校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在胡适等学者看来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怀疑论”。此外,胡适推崇的北宋大儒张载、欧阳修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宣扬“学则须疑”的治学主张。欧阳修曾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提出质疑,而朱熹也曾怀疑同为五经的《尚书》。现代史学界认为,宋朝儒者对汉唐古典儒学普遍抱有质疑态度,进而重新全面解读经典,开启了“疑古主义”的先河。胡适是当代中国疑古学派的先行者。他对王充、朱熹等人的怀疑精神大为赞赏,曾经称赞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伟大人物,称赞朱熹是真正继承了孔圣人的“苏格拉底传统”。他指出,中国儒家具有伟大的科学精神,他在研究传统经典时采用的新方法,也来自于所谓的儒家优良传统——“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地怀疑与小心地求证传统”。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胡适留学美国时,很可能借助儒家“怀疑论”来解读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曾经把杜威在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提出的五个思维步骤简化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而最终又浓缩成被誉为“十字真经”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思想都被胡适用这十个字来简要概括了,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杜威将实证的过程称之为“实验——探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种艺术和技术,其精髓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论。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个学术术语时选取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为“有证据地调查”。“大胆地假设”是一种怀疑,有证据才能解决怀疑。所谓考据和考证的办法,就是“有证据地调查”,就是怀疑论所依据的方法论,也即是“小心求证”的过程。在胡适看来,唯有清朝的“朴学”才具备同样的科学精神。因为朴学讲究考据与考证的方法。清朝朴学也叫做“汉学”,十分重视考据。胡适早期治学的作品都运用了朴学的考证法。学习了杜威的实证法,胡适将其与朴学的考证法融会贯通,并揉入了西方逻辑性知识。但他并不认为实证法是西方人的专利。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天然缺少逻辑归纳思维,只有直观思维。胡适对此驳斥道:“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累积起来的经验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在那次会议中发表了演说,从孔子一路讲到清朝朴学。他指出,中国的儒学中存在逻辑与真正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的悠久传统。基于这点来说,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认为,清朝儒家学者研究经书时就使用了归纳法,也就是通过比较同类的事实来推导出共同的涵义。清朝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胡适把清朝的考据学称之为“新经学”,并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归纳法、历史的眼光、进化观念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三颗“起死之神丹”。清代学者之所以能在考据上获得丰硕的成果,正是因为大量运用了其中的归纳法。胡适对清代考据学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清朝经学研究的人。许多学者认为,清朝乾嘉学派开启的考据之风一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创新能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但胡适认为,清儒的经学恰恰让人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未曾开辟的奇境。这种重视归纳与证据的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这种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思维方式,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这与其“反玄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胡适眼中,归纳法之所以最科学,是因为其建立在一连串具体证据的基础上。无论是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论,还是清朝朴学的考据方法,都遵循这条正道。胡适说:“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由此可见,胡适治学最初是吸收了清朝朴学的考据法,在师从杜威吸收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之后,又将其与儒家的实学精神相融合。他诠释杜威的哲学理论时,实际上运用了朴学的方法论,而在论述戴震考据法时,又借用了西方的逻辑学知识。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仅符合杜威的治学态度,也与他眼中儒家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需要具备哪几个条件? 在Nature 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博士生》(What makes a good Ph.D student) 中,作者最后列出了一个成功研究者所具备的6个条件(比较适合生物学等实验科学)。 1、具有明确的目的(动机)(Extremely motivated) 2、具有创造力 (Creative) 3、非常聪慧、思维敏捷 (Very smart) 4、工作非常努力 (Very hard working) 5、掌握非常娴熟的(实验)技术 (Very skillful in the lab) 6、非常幸运 (Vey lucky) 文章说,在上面6条中,幸运不是谁都可以依靠的,所以集中发展其他5个方面即可。 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中的多个方面(如3条以上),学术研究这个职业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你需要重新思考你的职业选择。 我觉得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需要和应该了解这几条的内涵,认真思考和分析一下自身的条件,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和选择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经常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科学研究。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有时候过于自卑、不自信,有时候又过于自大、有点狂妄。妄自菲薄和夜郎自大对自己的发展都不利。 下面谈谈我对这几条的理解,与我自己的学生们交流。 1、具有明确的目的(动机) 读博士要有明确的目标,做科学家还是只是让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经历?做科研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也就是兴趣。目标、动机、愿望和兴趣,有些人开始就有,有些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做任何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都是有利的,会少走弯路,会集中精力。 目标有大有小,有早有晚。动机和兴趣有强烈程度的差异。 有目标,但一定不是功利性的。 2、具有创造力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需要发现,这就需要创造能力。创造力是科学研究的精髓。人都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需要挖掘,需要学习,需要训练。创造能力需要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创造力有大有小。 创造是新,不是模仿,不是重复。创新是探索未知,解释未知。 3、非常聪慧、思维敏捷 学术研究是智力活动,所以思维需要敏捷,悟性要高。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联想,善于想象,善于规划,善于计划,善于总结,这些都是聪明的基础。人都有一些聪明之处,聪明也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 人的聪慧、悟性和思维等也有程度差异。 聪慧需要汗水、需要专一,聪慧不是固执,不是保守。 4、工作非常努力 学术研究需要专注,专注于掌握文献,专注于实验过程,专注于实验观察,专注于思考,专注于写作。每一步都需要全力以赴,都需要专心致志。科学研究不是机械劳动,不是8小时工作制。学术研究不需要监工。科学研究忌讳懈怠、散漫,不需要“九三”会员。努力工作不是蛮干,不是没有计划的忙碌。科学研究需要的是有思想、有思考的努力工作,不是没有任何计划和思考的努力工作。 努力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5、掌握非常娴熟的(实验)技术 实验科学需要技术,需要设备。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仪器设备的发展和更新,促进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关键技术的熟练掌握,关键设备的熟练操作,是科学研究的保证。熟练掌握一些关键技术手段,熟练掌握一些关键仪器设备的操作,是非常必要的。要是在技术手段上有独创,在仪器设备上有专业性的改造,就是“绝活”。 熟练程度也是有差异的。“绝活”不是谁都有的。 6、非常幸运 这需要上苍的惠顾,需要贵人相助,也需要自己的把握。机会和机遇一直青睐有准备的人,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机会和机遇是与自己的素养和实力密切相关的。 运气取决于很多方面,但个人的性格(如处世方式)对于幸运降临的几率是有重要影响的。 所以,除了天才科学家外,经过严格训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成功的科学研究者。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须按部就班,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反之亦然。个人的努力和追求与导师的指导要密切结合,要有一个平衡。靠自学成才是无奈之举,完全靠导师也没有很大出息。 总之,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自己必须要有两把刷子,有几项拿手的手艺。这是自己将来独立创业的基础和根本,必须的。没有金刚钻,怎么揽瓷器活? 扪心自问你真的适合做学术研究么?
(原标题:清华女教授怒批: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再看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呜呼,我的大学!(作者:郭于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科技日报
论文题目该怎么起?什么样的题目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这或许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有些人为了能够博读者眼球在起题目上费了不少功夫,但总是写不出一个较不错的题目,或者起了不错的题目又无法驾驭,使得自己在写论文题目方面进退两难。学术研究论文现写作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题目是不错的题目,应该如何写好论文的题目呢?在本文看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在写一篇论文前,要知道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主体是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等,只有清楚自己要研究的东西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重点,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与总结,而这也是撰写论文题目的基础。如要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要重点去分析旅游产业这个主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论文中就要重点分析旅游产业的功能,然后再选择是用质性还是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这个功能具体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当然,地区也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这样的研究更具体。第二,字数不要太多,注意把握字词之间的逻辑。要写好论文题目,字数不要太多,因为字数越多毛病越多,如果一个问题能用几个字表达清楚最好,一般来说字数最多不要超过25个字。此外,要特别注意题目中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题目并不是几个字的简单罗列,而是讲求读得通顺、讲得明白、分析得透彻,题目其实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要结构完整,且用词不要重复,有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与重点,这样能突出论文本身的特色。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要突出研究主体与目的,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如果具体点,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即“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研究—以XX地区为例”,这样可以知道论文是以研究旅游产业功能为重点了。第三,讲求实在,突出主旨。论文在起题目时要量力而行,有些人看到无论是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题目都很不错,于是就想起一个十分高大上的题目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这样的题目固然好,但也要看自己是否能驾驭,而且能否与论文的具体内容对应起来。如果感觉好题目不好写,那写一个一般性的题目也不错,只要能突出研究重点就可以,因为题目不讲求多么的天花烂坠,只要符合自身的能力,实实在在凸显文章主旨就可以。如研究旅游产业对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起题目时可供选择的就很多,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个,也可以写“旅游产业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XX地区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XX视域下旅游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等。总之,能够适合自己且有助于研究的题目就是不错的题目。第四,多模仿,勤思考。写好论文题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学习、多思考、多总结。那些能够把题目写的很有深度的人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琢磨、写作与修改,而且这也是建立在其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写好论文,要多看多学,可以试着去模仿一些题目的写作风格,并不断总结与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这样再写论文题目时可以很从容。当然,要写好论文题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认真钻研,勤加练习,这个过程中可以多向经验丰富的老师或同学请教与学习,学习与借鉴他们的写作手法,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样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论文题目的撰写不仅不会成为绊脚石,反而会为你的论文增光添彩。
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个跑道、两套笔墨,前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据、严谨的逻辑推理、准确的文字表达;后者则明显不同,小说戏剧再现生活,其本质是虚构;诗歌表现生活,但求忠实于内心;散文介乎再现与表现之间,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语言则不拘一格,兴之所至,风韵自成。就人的大脑天赋而言,往往各有偏重,有人逻辑思维优越,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这样的人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有人形象思维发达,想象力丰富,观察力和感受力敏锐,这样的人适合从事文学创作。古往今来,也不乏二者兼备之人,比如曹丕,既能创作缠绵悱恻的《燕歌行》,又能写出《典论》这样思想深刻的评论专集;比如皎然,既能创作清丽闲淡的山水诗,又能写出《诗式》这样见解精辟的诗学论著。今人鲁迅、闻一多、顾随、朱自清、林庚、郭沫若、钱钟书等亦都是创作与学术兼长之人。令人好奇的是,文学创作之于学术研究,是否有些益处呢?换句话说,文学创作是否有助于其学术研究焕发出一种独特的光彩呢?答案是肯定的。有创作经验打底,研究也就更有胆识和见识《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林黛玉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格律诗的种种清规戒律都是人定的,自然也可以打破它们,怎么能更好地表达内心就怎么写。黛玉道:“……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试想,假若曹雪芹(林黛玉)自己不常提笔,不善写诗,断不能说出这样颇具创新意识的诗歌主张,而只会畏首畏尾地寻章摘句,唯声韵平仄是务,貌似内行,实则“得了珷玞,失却荆璧”。闻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诗人,早年致力于新诗创作,出版诗集《红烛》《死水》,声名早著。诗人内核的学者研究起《诗经》,便表现出突破前人藩篱的勇气和胆识:“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今诗与古诗、中诗与西诗,从根本上说,都是相通的,都是诗人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因此,深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派影响的闻一多自然地将象征、隐喻等手法应用于《诗经》研究,以“隐语”取代古人笺注中经常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兴”,对《诗经》中的一些象征性意象进行探幽析微。他的《诗经》研究,可圈可点,硕果累累,着实得力于诗歌创作实践。“灵感”可以让学术研究饶有趣味、气韵生动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研究诗词,每从“感发”入手,颇多创获,自然也与她擅长诗词创作密切相关。她的学术文章,无论篇幅多长,总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因为她的分析论述如抽丝剥茧,新见迭出,更兼措辞精准、文采斐然。《文学遗产》前主编徐公持先生强调灵感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没有灵感,学问做出来可能是干巴巴的,文章缺乏精、气、神,缺乏才情。”灵感不会凭空而来,而是来自广博的阅读,深入的思考,也来自对大千世界、人间烟火的体察和品味,而文学创作正是人们用心体察和品味现实生活的重要途径。有了灵感,学术研究就不会冰冷生硬、枯燥乏味,而是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时时充满了惊喜与发现。当年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同学们谈论考据时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堆砌材料,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林庚先生是学者,更是位诗人,考据在他这里,便是一件有趣到乐此不疲的事情。他不像一般的学究那样,说起考据,首先谈的是查目录挑版本、翻类书校异文之类,他最注重的乃是训练“敏感”,要像神探福尔摩斯那般机警,凭“直觉”甚至“嗅觉”去发现哪里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这“敏感”,现在叫“问题意识”,亦是徐公持先生所格外强调的“灵感”的代名词。做学问的“灵感”和作诗的“灵感”一样,都是激活思维的灵丹妙药。“灵感”不只使学术研究饶有趣味,也使得学术文章所采用的语言流畅自然、气韵生动。近年来,学界提倡与国际学术接轨,西方理论思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渐广渐深,中西融合乃大势所趋。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文艺评论者越来越不好好说话,字里行间总要刻意镶嵌上一些英文术语,语言晦涩难懂,语序也颠颠倒倒不合常规,绕来绕去令人如坠五里雾中……大道至简,真正的学问大家都推崇深入浅出、明白如话的文风。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一切妆腔都起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妆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学界还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在蔓延,便是用尽手段把论文无限拉长,似乎越长越有学问,两万字俨然比一万字更有分量,也不管其是否长满赘疣。造成此类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创作实践是原因之一。就当代诗歌评论而言,我偏爱有写诗经验的评论家所写的诗评,如王家新、黄灿然、张清华、董喜阳等,他们的文字,弹无虚发,言之有物,直抵内心,鲜活而又生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使他们眼光犀利、感受细腻、视野宏阔、判断准确。文学创作中彰显出的情怀和坚守,有助于形成学术研究的定力写作是修行。无论是创作诗歌、小说,还是书写散文、随笔,都要讲究立意,明确自己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要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和能量。大至家国情怀、人间正义,小到转瞬即逝的一个善念,春天的一簇花苞一场雨水,一次好心办坏事的懊悔……每一个立意,都是对自己心性与人格的砥砺与修炼。长年累月坚持写作,会让人心胸日渐博大、悲悯,言行日渐节制、诚敬,逐渐成为一个有情怀、有坚守的人。这种情怀和坚守,自会带给学术研究以烛照和定力。记得有学者说过,有补世用的学问是活学问,于世无补的学问是死学问,有情怀的学者做学问应当做活学问。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是活学问,那些关乎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学问是活学问,那些关乎中华艺术成就和审美趣尚的学问是活学问……因此我们在选题时,首先要选择于现实社会有用的学问来做。关于情怀与坚守,我推崇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的这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借用宋人词句告诫世人:志当存高远,一旦选定了目标,就要淡泊明志,远离世间喧嚣,不遗余力、无怨无悔,哪怕忍受种种苦难挫折,也不要退却,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毛泽东1937年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这段话用以探讨文学创作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也自有深刻道理和启发。(作者:赵海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来源:光明网
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对此事件,凤凰网文化频道独家采访了张晖生前同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者施爱东,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张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张晖真正的学科领域是什么?施爱东:他主要是做南明的诗词,过去我对他并不是太了解。我也是看维舟的那个博客,才知道他早在中学就开始立志做明清这一段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一个人对人生的学术规划如此的有条不紊,而且按部就班,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像我自己原来是学理科的,一路走来,人生道路不断地变变变,几经变迁沉浮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像他那样对自己人生规划如此完整的,真不多见。有人问过我说,张晖是不是天才,我说天才这个话不太好说,因为你没有衡量标准,至少可以说是个杰出的英才吧,而且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才,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你天资够不够,第二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天资用在适合自己的正道上。张晖就是两方面都具备的人。施爱东杨早:我一个师兄曾经说过:我在北大十几年,我见过的天才比正常人多。当然天才不好界定,咱们就说英才吧,世间的英才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英才要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大条件,就是你要很早就能认知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特别稀少。我中学的时候,也喜欢玩玩玩填词写诗什么的,后来也读了中文系,但是说实话,到大学毕业为止,我都没有献身学术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要到社会上去闯荡一下。后来选择学术,是后来内心有了一些变化,说明我们其实是后知后觉。但像张晖,他很早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而且愿意投身这个事情。你看他跟维舟就是两条路,他们一起在中学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维舟后来就慢慢偏离了,当然维舟也在文化圈,写书评,但是他很难在学问这条路上再往上走,那张晖是一直在走,而且走得很好,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天赋,又能够有很早的决断,或者说很早的预期和计划,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觉得特别惋惜的一点。施爱东:而且还有一点,张晖的学术之路也走得非常正,他在南京大学读古代文学,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非常厉害,然后他又去了香港,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理论视野,香港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学者云集在这里。凤凰网文化:为什么都是香港?施爱东:因为香港的薪水高。凤凰网文化:唯一的因素吗?施爱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还有就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大陆和世界互相观望的窗口,香港人是比较崇尚西洋学问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接纳国内本土的顶尖的学者,所以他能把汉学领域的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汇集在他这里。因为他薪水高,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愿意来香港。你可以说香港学者本身未必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好的,可是他有足够的钱,他能够把全世界许多领域里面最好的学者都请到这里来,这一点就很要命。杨早: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它有三所大学算是亚洲一流,在世界上也基本上可以排到一流的水平,这个非常少见。凤凰网文化:所以当时张晖有可能选择不回来?施爱东:当时他未必可以选择不回来,但是后来他可以选择再去。杨早:事实上后来听说香港科技大学对他有邀请。张晖来文学所之后,申请了台湾“中研院”的博士后,中研院是在网上招聘是盲审的,就是你递材料,他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只根据你的学术资料投票,投完票,发现居然是一位大陆人,他们都很惊诧,因为中研院从来没有聘请过大陆的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最后决定尊重投票结果。我听张晖说过,他到了台湾之后,有半年时间拿不到工资,因为此前没有大陆学者在那里工作的前例,银行怎么开账户等等,都得慢慢来。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关起来门,夸这个人好,他是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认知度的。凤凰网文化:活人特别愿意关心死人假如不死的命运,设想一下张晖?杨早:张晖的太太在昨天的一条微博里说,说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凤凰网文化:很大。杨早:对,这个说法就很大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张晖他的训练他比别人都完整,你知道有的人做学术偏重理论,有的人偏重文献,有的人会偏重于历史,他基本上把这三块都走通了,他最早从高中喜欢词曲,到了南大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文献功底非常扎实,到了香港以后,他又受到了理论方面的熏陶,到台湾以后,他又会吸收台湾的一些长处,而台湾也是跟香港一样,并不光有台湾本土学者,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学人。张晖跟我讲过,他在中研院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比如一走进那个地方,走着、走着,迎面会过来一个人,你仔细看,余英时。你再走,你又看到一个人,何炳棣。你跟这些一流学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和眼光、格局会完全不一样。凤凰网文化:可以说他一切都是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倒塌了。杨早:就他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在学界很难超越。为什么他短短的十几年学术生命,就会做出那么多的成果,说明他从一开始路就走得很正,没有耽误。我们好多人都会中间去挣笔钱,去搞个媒体什么的,兜兜转转的,最后再回来。凤凰网文化:诱惑挺多的。施爱东:像张晖这种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诱惑,他能一门心思的往一条路上走,而且这条路的前景是他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而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像他这么目的明确的人,很少见。所谓的待遇都是跟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凤凰网文化:事实上你们了解他真正的现实生活吗?杨早: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低。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凤凰网文化:他也不是世家。杨早: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我听一个同事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没想过说没想过自己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高兴的,当然压力也很大。经济压力之外,还有带孩子的压力,每天都要先把孩子哄睡了,才能看书写东西。爱东也知道,张晖手头的事情特别多,他不光是写书,他还要编书、编杂志,还是南社研究会的秘书长,还要开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他这堆着,有人说他去年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觉,就是因为事太多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健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凤凰网文化:刚才也说到涨工资只能靠凭职称,是靠熬出来的?杨早: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施爱东: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杨早: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助研,你每年能报的暖气费的面积是80平米,如果你是副研,就能提到90平米。凤凰网文化:就是这么具体?杨早:很具体。然后这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你的房补,助研每个月是1000,副研会提到1200。我认识张晖,第一次单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件事,是他那时候刚来,第一年实习期,房补好像只发800,这个钱应该实习结束补给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补不了,他为此跑了好几次。凤凰网文化:就是为了800块?杨早:每个月多200块钱,就是1000,本来是1000,只给他800,他就为200块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他跑了好几次,都解决不下来,就是这种琐事,非常影响你的情绪。我再补一点就是,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凤凰网文化:透明化程度多高?杨早:它不是透不透明,它变得不可比较。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凭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我称之为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我以前也在高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来说,受到外界干扰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够,但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了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杨早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凤凰网文化:这都是中国特色。施爱东:说到级别高,就像蒋寅老师在悼念文章里说的,我们是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国家队,还不是足球国家队。但是我们的待遇比一般普通高校是要低的,而一流高校又比那些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的待遇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杨早:但是爱东这个说法,如果说出去的话,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是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凤凰网文化:历史问题四个字,足以解释一切吗?施爱东:不是足以解释一切,而是它真的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历史长的单位都是讲资历的单位,资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不同专业如何比较?对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你的正高只能占百分之几十,副高占百分之几十,像一个金字塔,这个指标是额定的,但事实上我们这里的水平整体都是偏高的,能够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水平都是很不错的。换到一个普通高校,可能比例也是相近的这个比例,可是,很可能他们那里的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只是跟我们这里一个普通学者相当,资历要求也没这么长,那么,这个学者放在社科院可能就得拖上很长时间才能评上职称,但如果在普通高校就会容易得多。在我们这里,金字塔底层的一个学者,如果放在外地的话,比如说与他同资历的同学,分到外地高校去了,他可能是那个高校的骨干科研力量,但在我们这里只能垫底。其实,做学术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做学术是注定贫穷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还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凤凰网文化:后悔吗?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最高端的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最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许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反对阻挠。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里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里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凤凰网文化:国家更多资金投入不太现实?杨早:如果前提设定目前这种体制为一个不变量,我赞同爱东的话,贫家子弟在这个体制下,他很难做得下去。那么做学问要不要这种保障?这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好像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保障?还有人拿底层说事儿:你看人家农民工不是更苦吗,还有北漂不是更苦?我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学术是比较特殊的工种。特殊在于,第一,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儿,而且它的结果不确定,你并不见得我做那么多时间,我就一定能出这个成绩,而且很可能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想做的越大,他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可以拿计件来衡量的。昨天还在讨论一个事,说书按照印张卖是很可笑的,你那是在卖纸。各个领域里面的经典著作,可能只有十来万字,甚至几万字,但足以不朽,也有很多大部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在卖的时候,定价也好,稿费也好,版税也好,显然都是厚的那个占便宜,包括你去报课题,也是厚的看上去比较好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变成说你如果自我要求越高,写的越精粹,你最后的回报会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问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支撑。我昨天看鲁迅书信,鲁迅后来从广州到上海以后,他一直很想回北平去做几年学问,把他想写的中国文学史写完,因为北平的材料比较全,这个环境也比较舒服,但是鲁迅回北平又不愿意再去教书,那就麻烦了,他收入从哪里来?鲁迅最后没有回北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和上海一样的收入,所以他只好留在上海。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做学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越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得到的物质保障会越弱。国家提供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资源的目前倾斜方向是有大问题的,这个资源的流向是不对的,不管是职称还是课题,它的流向绝对不对,如果保持这样的流向方式,那就是爱东说的话,贫家子弟不太可能做出好学问,做出来对自己伤害也很大。凤凰网文化:其实肯定不是第一次在媒体这么讲,有效吗?杨早:很难,比如我们刚才说资源流动就有问题,资源如何流动,比如如何向张晖这样的人倾斜,这就变成了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了,但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困难。凤凰网文化:什么在妨碍?施爱东:我觉得这个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来说确实也很难。凤凰网文化:这一代学者会等到吗?杨早:我觉得等不到,它有一个前提,它不是说国家的问题,国家可以设置很多制度,事实上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制度来防止你乱用钱,甚至有的时候跟防贼差不多,所以变成了很多人申请到了项目,也不见得幸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怎么去用这个钱,有时比拿不到项目还糟糕。学术界也有“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凤凰网文化:再让你们做你们最不擅长的事儿。杨早: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的。我记得有一个哈佛出来的教授,后来跑去做电视了,他的说法就是:我才不要再为了几百美元去报销一堆单子,现在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学术经费确实需要有一个控制,但是这个控制也应该有合理的流向,学界自己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来对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与导引。有时候民间的学术基金会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在内部没有建立起学科共同体?施爱东: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中国可以借鉴。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人事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往往是一个人一进来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些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去预判,他有没有未来?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判断往往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了,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我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能做的出来吗?你如果做不出来,社会也会骂,我花这么多钱,我养你们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流动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些人,我觉得一些好的苗子,你可以先到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如果你做得好,你们先到那里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传播你的知识,适当的时候,如果你慢慢拔尖了,我再从外地选拔那些好的人,来到更高级的单位,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我在这个所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而我的选拔机制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直接进学生,一进来就是一辈子,做得好做不好你都在这呆着。杨早:可是这里又会出现的问题是,你敢离开北京,你还回得来吗?而且你往往离开是一个人,你回来就得是三个人,你回得来吗?所以谁都不敢轻易离开,都要先抢,要卡位。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包括户口的限制,包括档案,捏着你档案不放。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杨早:对,整个一系列的流程都会限制你,使得你举步维艰。凤凰网文化:而且这种国内学术氛围的地域差异非常大。杨早: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术资源非常不平均,这些年不但没有好转,感觉还在更加地恶化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像北漂上漂的问题,你说你不想当北漂上漂,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家,更糟糕,因为那里都在拼爹,你又没爹可拼。于是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学术界其实情况差不多,你不留在这里,说实话,以很多地方高校的氛围,学问会更加做不下去。对话人 | 于一爽访谈者 | 施爱东来源 | 凤凰网文化频道
为谁创作、为谁立言,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地指出为人民搞创作、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与导向,为发展繁荣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学术研究者在创作研究中始终对准人民坐标。历史的创造、时代的雕塑紧紧依靠人民,人民的需要正是文艺存在、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一切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因而,所有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文艺也好,研究也好,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利益正是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理应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作家赵树理曾说,“只要广大农民能读得起,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有一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拜访赵树理,问“你的书行销这样广,得到的版税一定非常多。”赵树理回答:不,我不计较报酬。写作,就是我为百姓大众的一种工作。今天,尽管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但赵树理这种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吴文藻先生主张社会学要为中国人民服务,要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费孝通先生也提出,学术研究就是要“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传承前辈大家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情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当代学者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文艺佳作,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研究假设可以天马行空,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同样,研究创新最关键的方法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理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文艺创作、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必定能够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来源:人民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和学术研究最终要看作品。“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对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质量做出高度肯定,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提出明确要求,鼓舞和激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引发与会委员的强烈共鸣。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能温润心灵,又能启迪心智。近些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等荧屏制作,还是音乐、话剧等舞台表演,不管是学校课堂的教书育人,还是国际场合的学术交流,文化文艺创作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可以说精品不断、精彩纷呈,在正本清源上展现了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了新作为。为什么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在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事实证明,无论是文艺创作领域的传世之作、千古名篇,还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理论创新,其共性就在于传播了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触及人的灵魂、引起思想共鸣,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学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用更多佳作反映“奋斗史诗”,用更优秀的作品把握“时代脉搏”,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支柱,不管是准研究生们还是未来考研读研、或是甚至在某些工作中,甚至在某些工作中进行学术研究都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能力是你应该具备的!那很多的同学们作为“学术初学者”,面对着专业的学术研究,懵懵懂懂迷迷茫茫,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学术研究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我们去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首先,它可以锻炼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任何事物我们都会尝试去看到它的本质,并且会全面的去归纳它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次,培养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你可以站在一种更加宏观的层面去思考更加本质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二、学术研究要从如何下手?研究生最重要的工作肯定是从事学术研究了。对于刚刚考取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对学术研究是很迷茫的,既想投入学术研究,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其实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直接拿出一张纸来写你的观点,正确的做法是读文献。读文献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甚至说读文献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实写论文90%的工作是读文献。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你需要花90%的时间读文献,再用10%的时间做整合。研究一个话题时,先别急着发表你的意见,要先阅读一下相关话题:古今中外都有哪些学者对这个话题已经进行过什么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来开展自己的研究。三、学术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学术研究会1.做综述刚刚说读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的入门,之后应该干什么?如果你只是写一篇小论文,你至少要读十篇以上的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硕士论文,你至少要读三五十篇文献;如果你要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应该读200篇文献。读完了论文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归纳,去进行综述。对于初学者来讲,你一点自己的意见都可以不提出,你读了三五十篇文献之后,把已有的文献分类进行整理和归纳。那么形成的关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成果了,这是属于初步的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2.找到别人的不足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审查来完善它们的不足。人们在研究此主题时还有哪些其他缺陷?总结后,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论文来弥补他人的缺点。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找出两个足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找出五个缺点足以撰写博士学位。从错误中吸取经验3.在实践中进行研究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学习,应该离开书本,离开办公室,离开教室,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学术研究的最高重点是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调查。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的学术论文变得越来越完善。实践出真知关于怎么做学术研究,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用上!
做学术研究的,做技术研究的,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一般都需要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最近学术论文的剽窃问题频发,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自己的学术观点,想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不断的演讲、传播、解释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争论,这其实也是完善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一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学术期刊。在自己学术观点形成的初期,往往是比较零碎的,不完整的,也不成系统。所以学术交流就非常重要,在各种学术观点和头脑风暴中不断的完善,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而学术期刊就是这么一种交流的平台。学术论文相对于专著,及时性是最大的优点,专著往往时间会费更多的时间。因此学术期刊会更加吸睛,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