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研究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教授，在公开场合狠狠的批评了一位名人的书籍，那就是金一南少将所写的《苦难辉煌》。杨教授认为其在历史方面的见识很是浅薄，作者对于历史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这也就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接下来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情以及金一南少将的书《苦难辉煌》金一南少将与他的书金一南少将是我国在战略学方面的优秀专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其在我国战略学研究上有着极高的地位。除此之外，其还著有多本书籍，在中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像是《苦难辉煌》以及《为什么是中国》等书，在中国国内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2011年，金一南少将更是曾经依靠着超过400万的年度版税收入，成功进入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11位。可见其书籍其实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的。而《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作为金一南少将的得意之作，有着其独到之处。与其他研究党史的书籍不一样，《苦难辉煌》这一部书，其实并不是像其他的类似作品一样。用笔十分严谨，语言考究。而是选择去迎合年轻受众，并没有单纯地去从一个历史的描述角度来进行相关内容上的一个写作,而是选择从多个角度来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个较为详尽的分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相关的历史事件，同时其习惯于通过个人事件，来反应当时的群体性现象。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使得这本书在年轻受众群体当中有着极为不错的反响，许多人对于这本书都推崇备至。杨教授的批评不过有赞扬声，就一定会有着批评声音的出现。这一次出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教授，他对于《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也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本书其实做得并不算很好，甚至于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在这位杨教授看来,《苦难辉煌》这本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一本胡编乱造的书籍，甚至说作者对历史几乎没什么研究。其中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标明其引用的出处，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更多的是借鉴了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而非作者自身对于历史的一种研究。同时其中并没有有关参考资料的一个引用说明，这一点在杨教授来看，其实是无法去被接受的。其实从杨教授发表的一些学术专著，以及其发表的论文来看。曾经兼职担任过北大历史系教授的他对于历史的研究还是颇为深入的。曾经发表过一百余篇的历史相关的论文，以及十几篇的学术专著，在历史的研究领域来看，其也算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其实杨教授对于金一南少将《苦难辉煌》的批评，如果从历史专著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是有着其一定的道理的。毕竟一直以来，学术研究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较为严肃的。确实从这一角度来看，《苦难辉煌》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部好的学术专著。不过终究杨教授的眼光还是显得有一些狭隘了，毕竟金一南少将是我国在战略学方面的研究专家，而非研究历史的专业人才。如果从以历史研究的要求来要求一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这两个方面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战略学家去做历史研究的相关工作，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苦难辉煌》这一本书，也并非是历史学的学术专著，其受众群体也并非是我国的党史研究人员。其实《苦难辉煌》这本书最后被划归到纪实文学这一题材当中，而非研究历史的一个学术专著。杨教授以一个学术专著的要求来要求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其实正体现了其思维的僵化。各种文学题材都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像是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像是厚厚的大部头显然对于我们而言是相当难以理解的。而这个时候，像是《苦难辉煌》这样较为通俗易懂的书籍，显然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对于文学书籍而言，真实性其实是要落后于艺术加工的，这是题材决定的。由来看的话，杨教授对于这本书的指控自然也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回顾自1917年至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复兴之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从侵华战争到抗日运动，从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等，这一系列的艰辛旅程，我们无限感慨。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埋头付出、不为享受的真人前赴后继，没有一代又一代人铸就的中华之魂，就没有世人口中的“东亚病夫”到今天“东方巨龙”的转变，就没有曾经是奴隶的人，站起来了这一回事！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之林，但风雨未停，吾辈还当自强，再难也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正是，这群真人，这些点燃在人们胸中的星星之火，才使得我们始终未曾堕落，亦未曾被吞没。吃水不忘挖井人。继《苦难辉煌》后，高层智囊金一南将军，集大成著述《为什么是中国》一书，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物”。全书以广阔全面的视野、一以贯之的犀利文笔、磅礴激昂的气势，向我们生动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深入分析了“近现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岐路惶恐间的挣扎徘徊、鸟瞰钩沉中国崛起征途中的较量、紧密结合当下局势直击全球热点”：· 清朝皇帝不昏庸，为什么拦不住中国衰败？· 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会和换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为什么会说出：“英国人腿不会弯，只会在船上开炮，上岸就摔倒。”·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的精神底蕴从何而来？· 朱毛之争，背后的焦点是什么？·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为什么一上台便对中国来势汹汹？阅读他无疑能加深我们心中的中国力量和中国情结。无疑能帮助我们解释历史疑惑，从中国百年历史中找到答案，在全球变局中把握先机。《苦难辉煌》一书好评无数，这本金一南教授集大成著作《为什么是中国》，则更是不会令您失望！《为什么是中国》全书艰辛编著十数年，是内容数十万字，表达通俗，易于理解的大部头好书，由出版社直发。

金一南将军花了15年写的《苦难辉煌》，被华东师范杨奎松教授1.5万字长文，贬得一无是处，但要说这本书“真垃圾”我却不认可！相比杨奎松，说金一南是个“杂 牌 军”这话我认，金一南只有初中学历，到国防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之前就是个普通车间工人，确实对历史研究甚少，和科班出身、专门研究学术的杨奎松相比，金一南在学术方面就是个小学生。可要是说《苦难辉煌》这本书一文不值，毫无价值，我认为就该另当别论了。金一南写《苦难辉煌》之前，在读书馆里呆过15年，他勤学好读，对于历史资料整理的笔记就有200多万字，很多读者看了这本“接地气”的著作，也纷纷评价其比正史资料精彩，比史学研究更为震撼人心！普通史书里写的英雄事迹，大多都是流水账，只注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很少剖析其精神层面的内核与人性方面的思想性。但金一南不同，他研究这些资料太熟悉了，几乎每个故事都烂熟于心，所以在写书的时候，更注重对事件发生背景和细节的解读。所以整部小说都是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读起来也非常顺畅自然，不枯燥乏味。但杨奎松却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写作方式！相反，他看了《苦难辉煌》后认为金一南“不够严谨”，写的作品也是“东拼西凑”，甚至专门发表了一篇15000字的长文，抨击其作品“不尊重史实”、“不符合学术标准”。个人认为，杨奎松有点吹毛求疵了，金一南自己都明确说：“我写的书是给老百姓看的，看得舒服就行，不属于学术著作！”《苦难辉煌》把中国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写的慷慨激昂，从受尽屈辱到星火燎原再到强势崛起，在金一南的笔下，那些历史事件被文字再现，读完之后，令人无比振奋。这本书被评选获得“中国出版政 府奖”，被列为“全国党 员 干 部必读书籍”，改编成央视12集同名纪录片，这些也证明了书中内容的严谨性，完全和杨奎松所言大相径庭。历史书固然是好，但我认为作为一本激发民族自信和爱国热情的书，《苦难辉煌》的创作手法显然更为合适，这本书里金一南慷慨激昂，金句频出，把历史事件串了起来，我认为书的价值已经体现了出来，大可不必说它“一无是处”。所以，群众的呼声代表了一切，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书才能称得上好书、有意义的书。推荐大家读一读《苦难辉煌》这本书，看看我们的先辈们是如何走过的艰苦岁月，也感受一下中华大地上曾经发生的可歌可泣的光荣故事。

金一南教授最近两年特别火，有一本他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同样很火，名叫《苦难辉煌》。这是一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它前后的创作时间超过了二十年。在2010年时，还被中组部向党员们推荐，2011年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但是，这样一本书，却遭到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的质疑。杨奎松发文表示：读过该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他还认为，金一的书全部是在引用别人现有的研究成果，等于“抄袭”，“拿激情议论代替研究”不可取。另外，书中措辞也不严谨。结果，杨奎松刚刚“怼”完了金一南，回头自己的文章也被网友挑出一百多处错误。杨却说：研究中的错误理当指正，请不要恶语相向。一、《苦难辉煌》不是学术专著杨奎松教授批评《苦难辉煌》不严谨，因为他认为，一部史学“专著”，应该是十分严谨的。所有引用文字都要标注出处，否则就成了“抄袭”。另外，《苦难辉煌》这本书，也没采取传统历史著述的写法，从来不曾采访过任何一位亲历者、当事人、知情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没有罗列对他们的“采访记录”。其实，这是他完全搞错了金一南将军这本书的定位。《苦难辉煌》其实并不是面对党史研究者的一份“学术报告”，而是面对普通青少年读者的一本“纪实性文学著作”。“纪实文学”的任务，是向普通人普及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往事。抒情和议论，正是其文学方面的一大特色。没有抒情，根本谈不上文学。因此，批评这本书“用煽情议论代替研究”，就好比指责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面没有进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探讨一样荒唐。尤其是杨奎松教授对《苦难辉煌》一书细节的批评，让人看了觉得完全是在吹毛求疵。比如，他提到书中有一段翻译文字。在原来的译文里，用了“孙逸仙博士”这样的说法，而金一南将军的文章里是“孙中山博士”。杨奎松教授说：没有这样的用法。孙中山号逸仙，熟悉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但是有一些青少年未必就知道。所以，这里直接用了他的本名加上博士，也很自然。“没有这种用法”不等于“不能这样用”，仿佛不用“孙逸仙”+“博士”，孙中山就不是博士了一样。这种思维方式，难免有一些古板僵化了。不过，假如是做学术研究，严谨一点无可厚非。现在并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做历史普及工作，所以没有必要入学术研究那般，写得晦涩难懂。《苦难辉煌》2009年出版，第二年就被中宣部以及中组部推为了党员学习的材料，第三年就拿了奖。可想而知，它在党史的讲述方面是不存在失实的问题的。至于“逸仙博士”这种抠字眼的“错误”，完全可以忽略掉了。另外，要求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按照一种固定的格式去逐条索引资料和采访对话，也是奇葩的看法。“文学”哪来的固定形式呢？至于书中内容的可信度，相关部门已经为它做出了背书。如果有错误，完全可以直接指出，抠字眼其实就没有必要了。二、《苦难辉煌》严谨可信、趣味性强金一南将军这一部书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的，2009年出版后，他又通过读者的反馈，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是在史料的考证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十分严谨。书籍出版以后，还拍过十二集的纪录片。2013年基辛格博士访华时，还向金一南将军索要过这本书的原版。当时没英文版，只能给对方看纪录片。一直到2015年，修订版出来后才给了他实体书。后来，对方又找金一南索要了签名的光盘。《苦难辉煌》一书涉及历史人物300余个，时间跨度非常大。现代的年轻人又不爱看枯燥说教的史书，所以金一南将军采用了一种先进的叙事手法。通过抒情和议论，让书中的人和事都变得鲜活起来。这一本书开本比较大，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刚开始以为会很难啃，但是打开一看，发现叙事十分精彩，让人一读就放不下来。书的第一个章节从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小细节写起，引用历史人物日记，巧妙设置悬念后再切入到正题。西安事变发生后，某人于凌晨五点半听到数声枪响。派人查看未果之后跑到屋子后面“越墙而出”。三米多的围墙，以五十多岁的年纪，轻松一翻而过，还直说“墙不算高”，简直如同看武侠小说。但是，这些内容无一处是金一南将军杜撰，全部出自历史事件或者当事者本人的日记。至于事件发生后，苏联人发表了什么议论，日本人又发表了什么议论，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元老们又是如何表现？视角也非常新颖。读者本身并不需要什么历史基础，就能轻轻松松，像看全景式立体电影一样，俯瞰当年历史事件的全貌，从而达到“党史入门”的目的。《苦难辉煌》一书出版至今已有十一年，在书的内容方面，可以说是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历史的领域内，国内第一次有人用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以正大光明的方式为历史做出注脚。它让我们回忆起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涌现出那么多的英雄。中国如今的辉煌，都是来自于过去的苦难。我们必须从过去苦难的历史中吸取宝藏的营养，才能再继续先辈们留下的事业。历史是我们的宝藏，无论在任何时刻，忘记了历史都等于背叛我们的民族。因此，替前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把它普及给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势在必行。结语不同的文学体裁，标准并不一定能够通用。杨奎松教授错误地以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一部纪实文学，本身的出发点就错了。《苦难辉煌》是一本纪实性文学作品，但是它同时又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作者金一南将军曾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这部书是他潜心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晶。这本书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现代叙事技巧，不同于杨奎法教授所说的那些“模式化”的历史书籍的写作方式。因此易读性高、趣味性强，适合对党史感兴趣的年轻读者入门。作为一部史诗风格的纪实文学作品，《苦难辉煌》一书几经修订，曾经被国家相关部门推荐给党员阅读。不言而喻，当中的史料是严谨可信的。阅读这本书后，你不仅会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会了解到很多问题的本质。下方卡片就是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购买。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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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历史的。这里所说的看问题是指的人的认识。首先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与人接触的是现实的人和事件。对这些人和事件的观察并得出结论，就是现实的视角。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对外界信息给出认识，源于他大脑中积累的知识。这就是历史的因素。 以现实的眼光去看，会发现不同的现象。进而把这些不同的现象解释成不同社会形式的结果。其实，现实的眼光或视角就是横向对比，就是分门别类地排列。这种方法是把可观察的可统计的对象作为要素纳入观察范围。这样的方法是鲜活的、是感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忽视或者隐藏了观察对象的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制度偏见、民族偏见、道德偏见和意识偏见形成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是以各个国家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各具特点。当冲突或分歧出现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些要素去寻找原因。这就是各种偏见形成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上述的各种偏见的本质是颠倒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作为结果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当成了原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每一个历史序列中都因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现象。这里的关键是，现实观察到的横向对比的各类结果都是历史运动的现象。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被不容易被观察者看到的规律推动的。这些推动要素的时间运动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因此说现象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的形态或者形状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历史的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因素推动了历史来到现在。现在的是结果，是现象。这些现象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些现象不是制度、道德、宗教、文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等等那些经济基础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的认识是，对于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的研究不能横向对比，只能采用历史的方法。制度和道德等等它们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宗教和文化也是这样。世界上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排放问题、假货问题、失信问题，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过。发展中国家看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比如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过度金融化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发达水平的时候，也会遇到。 学术研究应该使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困难的、是枯燥的、是缺少资料的。历史就是各种要素，尤其是那些经济要素在时间延长轴上的变化。没有时间轴的历史演化，是没有时空背景的研究。罗列现实结果的方法是一种看图片的方法。罗列现实现象的研究是简单的、愉快的、吸引人的，但是这只是研究的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想到了胡绳老主任。他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近代史和党的历史研究。在他的笔下，这两者是一以贯之的。他很想看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在他正要跨入新世纪门槛之时，却离开了为之奋斗的这片红土。就在去世前近3个月，他还坚持去参观党的一大会址，欣然命笔写下“曲折有时难免，道路定是光明”题词。这是对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总结。这里拟对胡绳的“新近代史观”谈点感想。资料图，王海欣 摄我非常赞同胡绳师的“新近代史观”我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后10年间，直接在胡绳手下工作，受教益匪浅。我一直将胡绳视为不是导师的导师，执弟子礼。他提出的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前，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09年，称之为“中国近代史”。并且，在1997年正式地、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他说：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年—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它正确地体现了历史分期的科学依据。诚如胡绳本人在1981年4月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时所说：“历史分期的根据，应当是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也一直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把这109年划为一个历史时期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二是它使近代史的内涵丰富了，且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完整地展现了人民革命的逻辑。按传统近代史的下限至五四运动近80年，虽有反帝反封建的多次壮烈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读这段历史总感到压抑郁闷、正气不能伸张。加这30年，就改变了主要呈现苦难中国屈辱状况的历史面貌，不仅使近代史的结尾上翘，使人有扬眉吐气之感，而且能充分展现毛泽东讲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三是它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历史分期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永久固化。传统的近代史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前，主要是从革命史维度提出的，在那时有其合理性。但当历史前进到1980年代，新中国历史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胡绳提出“新近代史观”正当其时。它既使按照社会形态分期的近代史有其完整性，也使中国现代史有了明确开端。所以，我非常赞同胡绳师的“新近代史观”。“新近代史观”引发多科历史的交汇与变化首先，中共党史与近代史有部分重叠。按照传统的近代史分期，中共党史与近代史“泾渭分明”，时间在前的近代史结束后，中共党史才紧随其后而肇始。按照新近代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30年，既是中共党史100年的前30年，又是近代史109年的最后30年。这两个百年有30年的重叠，既给近代史增加了光彩，也会丰富党史对这30年认识的视角。其次，就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关系言，若按狭义的革命史观讲，两者的下限完全重合。若按广义的革命史观讲，即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现在的历史都属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跨度的时间就远远长于近代史了。我不知道中国革命史现在是讲到何时为止，这里姑妄论之。若照狭义的革命史观言，讲这30年，近代史的讲法与革命史的讲法应当有所区别，至少主线和侧重点应有不同。再次，就中国近代史与中华民国史的关系言，比前两史会更为复杂一些。其一，有一个中国国民党史的起点问题。它晚于近代史的起点达半个多世纪。就追根溯源论，充其量或以1894年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算起，或以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算起。其二，中华民国史的起点，无疑是1911年辛亥革命。这两者的起点都包含在近代史范围以内。按照传统近代史观，中国近代史观的终点包括不了中华民国史的终点，那时中华民国史的主戏和高潮还未到来。新近代史观则使两者的关系变化较大。近代史延伸30年，不仅包含中华民国史的主戏和高潮，而且还目睹它在大陆的衰败和灭亡。综上所述，“新近代史观”给多科历史研究带来不少新问题，从学术研究言，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存，推进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原标题：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存，推进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新近代史观”给多科历史研究带来新课题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石仲泉流程编辑：L006

摘要：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学以致知，知以致行，在新的征途上要时刻牢记历史、借鉴历史、学习历史，汲取历史智慧，进而学会和运用好以史资政、修身励志的本领，不断地从中去发现真理、明确方向、坚定道路、汲取力量，去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近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始终彰显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10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浩然前行，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学以致知，知以致行，在新的征途上要时刻牢记历史、借鉴历史、学习历史，汲取历史智慧，进而学会和运用好以史资政、修身励志的本领，不断地从中去发现真理、明确方向、坚定道路、汲取力量，去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来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史工作的重要作用，更好服务党的建设。修史问道，以启未来。我们现在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现在拥有这样一个好的大环境，是新时代党史工作和所有党史工作者的春天。我们学习党史，运用党史，要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来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在看待历史的问题上，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认识历史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要把历史事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以联系的观点评价历史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进而把握党史工作中的敏感问题和抓好党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要时刻秉持历史发展到哪里，我们的记录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要即行即录，呈现党的发展轨迹，对沉淀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要边行边记、边走边录，及时记载当前正在实践、正在发生的大事要事，为今后深入、系统研究提供源头活水，进而紧密地与历史联系起来，多一些干货，少一些虚无，做到编辑的党史资料我们今天能用，后来的党史工作者也能更轻松地使用。立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善于走进历史深处，生动讲述老故事、深入挖掘新故事，全面展现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要勤于走进人民心间，充分反映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感人事迹。要深入走进思想高地，广泛弘扬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伟大精神，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时刻走进奋斗一线，展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这样才能把党建工作和党史工作有力地融合起来，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史工作的同步化，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才能真正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史资料的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开展好党史研究工作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正确看待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而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新时代党员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史研究中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大势。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新时代党史工作者必须把红色作为我们心中珍存的底色，要深刻认识党史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革命英烈们为保护民族、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同仇敌忾的团结奋斗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民俗文化、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与革命精神，生动地融入了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知所从来，方明所去。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政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史观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党的历史，而且涉及如何立足现实、擘画未来。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学习党史要时刻牢记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历史真相站在一起，不被现实谎言和假象所迷惑与干扰；与历史进步潮流站在一起，不被现实逆流和“回头浪”所裹挟与淹没；与历史发展规律站在一起，不被反常的现实所蒙蔽与带偏。时刻通过牢记历史、借鉴历史、学习历史来观成败、鉴是非、知兴替、明规律，来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这样才能最终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得以提升，进而学会和运用好以史资政、修身励志的本领，不断从中去发现真理、明确方向、坚定道路、汲取力量，去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肩负起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牢固树立革命传统教育从小从早抓起的思想理念，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准确把握全球视域下新时代党史研究的资政智库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党史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认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时刻把握历史前进逻辑和时代发展潮流的脉搏，时刻秉持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胸怀，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深切的关怀。时刻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进而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刻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博大胸怀，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时代风云激荡，历史沧桑巨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亦承载着接续前行的宝贵经验与迎接未来的光明希望，在新的征途上我们要时刻以学通、深思、悟透、笃行的思想理念，以深挖、提炼、扩面、广传的工作思路来做精做细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实现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学习党史、使用党史、传播党史，推动党史红色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部队、进景区、进家庭，形成全社会都来“读史”“传史”“用史”的良好文化氛围，从而系统梳理、深度追寻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实践，来用心抒写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复兴伟力，用情唱响跃动在复兴路上的时代旋律；最终更好地贯通历史和现实，用历史的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作者：张凝　贵阳市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020年，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与历史学重要论述指引下，总结前人成果，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密切关注重大学科基础理论和实证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开拓新领域，展示了新的特点与成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三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过，正如顾銮斋所说，目前世界史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力度还不够强劲；二是从体系的完整性上看，建构现状还不够理想；三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建立后，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新领域或新方向的形成还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首先要突破、颠覆欧洲中心论，但对它的体系构成应注意剥离分类，客观评价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汲取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其次，应注意解决世界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我国的本科世界史专业或方向教育，大多是在2011年历史学学科调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而普遍建立的。陈天社认为，总体而言，国内世界史专业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与发展瓶颈：一、专业定位模糊；二、师资力量不足；三、课程、教材、专业实践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突出特色、注重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注重专业基础、加强外语能力培养、着重科研能力培养、强化专业实践，应是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论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理念与路径》，《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杨永锋认为，目前在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课程教学也有诸多问题。因此，不断引进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最新成果、探索世界史课程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是从事世界史教学者应尽之责，也是适应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高教学刊》2020年第3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体系的使命愈显重要。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核心理论是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理论渊源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整体史观”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论著编撰和教学之中，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董欣洁认为，中国学者有必要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认识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陈恒认为，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纵深回顾学科发展历程世界史学科回顾和总结方面发表多篇文章，取得一些新的认识。何平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史学界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基本体系。8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世界史学者对此前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反省，相关研究受到现代化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世界史学界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第四个时期大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6年，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新的史学思潮。2016年以来，世界史研究进入第五个时期，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中美竞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70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回顾——研究范式及其转移》，《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晏绍祥将新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2001年以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提出世界古代史研究存在不如人意之处。首先，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相比，国内的研究资料仍严重不足。其次，研究队伍很小、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步者。最后，发展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研究条件的改善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冷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东西方冷战而出现的新研究领域。白建才、梁志认为，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000年以来），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层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因此，需要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梁志还提出，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档案文献来源日趋多元化，中小国家的官方史料被进一步纳入搜集和使用范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组织的相关研究则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安山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大致可分为“支持非洲”（1950—1965）、“了解非洲”（1966—1976）、“研究非洲”（1977年至今）三个阶段。目前，非洲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薄弱，中非关系研究的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他提出，中国非洲研究应处理好以下关系：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张宏明提出，历经几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并继续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现状亦非尽如人意，面临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基础理论的深耕。（《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一些学者还对部分国别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张建华认为，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俄国史研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的问题是人才梯队建设后劲不足，亟待强化培养力度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1949年以来，日本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宋成有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突如其来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取得进展，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展望未来，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目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成为世界史学科内最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王立新认为，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为：领域扩大、选题缩小、材料增多、方法多样、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偏少；第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视角和方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低水平的重复性成果不在少数；第三，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密切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面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刊发笔谈“世界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宏观变迁、世纪尺度中的大变局、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多角度阐释。徐蓝提出，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身体力行，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俞金尧认为，一、关于大变局的思想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得到的一贯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认识的最终凝练，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对于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二、“全球治理”的格局和体系是其中的主要关怀，核心则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它们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三、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变局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也处在变局之中。四、大变局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这一判断的提出就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以后，大变局有可能加速。（《在“世纪尺度”下看当今世界之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在人类历史进程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一个“后西方世界”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刘德斌提出，第一，非西方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影响巨大，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现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第二，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经济协作关系。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洲、亚洲和非洲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了近代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础，也削弱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支配和平衡能力。第四，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走向解体。第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审时度势，就能够保持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王立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使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金融危机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降低了美国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和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未能巩固这一秩序，反而对其构成了巨大破坏。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战后延续多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际关系存在“失序”的危险。（《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政治的百年轮回》，《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全球史观拓宽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期。全球史力图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一些学者致力于从“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拓宽研究视野，努力深化世界史研究。同时，全球史研究也逐渐显露出研究局限。2020年，国内世界史学者对此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有学者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来龙去脉。杨华、陈祖根认为，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现“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是在具体史学实践上仍有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于理论探讨的文章而言，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仍很不够，质量也有待提高。（《跨越、关联、互动——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如何处理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张旭鹏认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语境，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更多地关注那些超越国家界限并具有大范围意义的历史现象。刘文明认为，在全球史研究中，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公共空间是两个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互动中，相互认知是互动的重要基础，而由相互认知形成的“他者叙事”，自然成了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当“他者”在公共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时，“他者叙事”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进而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支配性影响。因此，当西方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劳工史，一改旧劳工史只关注工会和罢工等制度性问题的取向，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过，新旧劳工史仅关注美国国内工人的经历。近年来，跨国劳工史则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美利坚帝国范围内考察劳工史。王心扬认为，跨国劳工史开阔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堪称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了美帝国本土工人和20 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今后，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将并存于美国史坛，共同构筑一部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历史研究者在相关著作或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徐善伟认为，全球通史编纂理论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二是“跨文化互动”。这不仅为破除“西方中心论”或其他形式的“中心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通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但是，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的做法也存有缺陷，突出问题就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部因素。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中，未能很好地处理“内在传承和创新”与“跨文化互动”的关系，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失衡。（《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孙琇认为，“跨国转向”并未真正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既有写作框架，它更多是针对美国史家的某种封闭心态而做出的回应，需从美国史学史的脉络中去把握其出现的原因。跨国史陷入了一种两难，它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和具体的历史写作上，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跨国史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分析单位。所谓跨国史的写作，只是试图不断改变观察民族国家的老旧视角，对其做出更具解释力的种种尝试。（《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全球史评论》第18辑）跨学科、新领域研究受到重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刘德斌提出，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转而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然而，冷战结束前后，一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进行了诸多错误预测。王立新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即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和第5期刊登了两组“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黄民兴、石斌、周桂银、任东波探讨了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近代以来，情感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冷落，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而把感性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排斥在历史写作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学潮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80年代以来，情感史在西方史学界异军突起，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不同于经济史等传统门类，情感史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他史学领域，这一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新兴史学分支所无法比拟的。（《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陆启宏认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研究，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解释体系中加入了情感的维度后，更有助于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总之，2020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所深入，学术创新意识增强的特点突出，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上所述外，在区域史、国别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等领域，学者们辛勤耕耘，均有佳作问世。限于篇幅，难以枚举。特别是《全球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世界历史文摘》三种刊物，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刊发或转载了诸多好文章。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与中国史和考古学相比，世界史研究仍然存在差距，不平衡性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关注少数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研究现象依旧存在，个别研究领域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乃至退步的现象。我们期待世界史学科能够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以学术的力量助力新时代的国家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学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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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艺术品要加强对历史文化研究，结合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禀赋，系统梳理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深入挖掘历史价值、阐发文化精髓，更好揭示文物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加强时代化表达、数字化呈现，讲好文物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下面图片是一件清代鸡心佩，你就要了解鸡心佩是佩玉，不是葬玉。鸡心佩为汉代特有，汉之前没有，宋人到清代一直慕古，所以清代也有用和田玉雕刻的鸡心佩传世佩戴。能佩戴鸡心佩的主人，都具有相当级别的官位。鸡心佩中间都有圆形的空洞，是容纳神的地方。如果对所有高古玉进行粗略的划分，可分有孔玉和无孔玉，这孔不是为了栓绳子打的孔，而是像鸡心佩、玉琮、玉璧那样的孔。有孔玉地位高于无孔玉，因为有孔玉是主体，起到含纳心神的作用。鸡心佩上，围绕“神舍”而雕刻的神兽，一般是龙凤，或者螭虎和凤，这些动物是神舍的守护，起到玉保平安作用。每一件玉器上面有图案，肯定是有图必有意，一件玉器雕刻女子海上救人图案，我们就会想到，中国第一海神与妈祖圣迹故事流传相辅相成，《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典籍大量记载了妈祖的故事，南宋莆田状元黄公度《题顺济庙》诗中所说：“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妈祖故事按时间划分，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记载了其生前的海上救人的主要事迹，另一部分记载羽化升天之后的“灵应”故事，妈祖信仰一直被列为民间信仰世代相传。因为妈祖文化的影响和传播，形成了许多与妈祖有关的习俗。每当重大节日或妈祖生日(农曆三月二十三日)，人们要抬妈祖像出游，出游时，有特殊性别的规范、律谱，人们敲锣打鼓，由9个小孩执小旗，18个大人抬著棕桥。小孩、大人边走边舞，到了广场，便围著火堆起舞，叫做“摆棕舞”纪念妈祖。所以在古代玉器雕刻上，才会有海上妈祖和小孩在一起的真实写照。下面图片就是家传古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旧藏，用古代和田白玉雕刻妈祖，出海救人的故事，这件玉佩纪念了妈祖事迹的真实情况，妈祖为了救人性命，不怕浪高水深舍己救人，胜造七级浮屠的伟大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了解。并且这件玉雕妈祖玉佩，还可以起到物证见史作用，说明妈祖文化一直在传承。在看看汉代陶俑，玉舞蹈杂技人为什么出现，是因为汉代人为了徘优解乐，他们雕刻的图案不是在为生活表演，而是在为生活“欢唱”，就等于我们听的相声，是豆你乐的事情，徘优是汉代风格，看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神态玉雕人物，和陶瓷造像好象，让我们又回到了汉代。汉代这些艺术品真诚地唱出对生活的赞美，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更体现了古人制造不稀工本鬼斧神工创造出来人物性格的艺术，令观赏者陶醉。汉代击鼓说唱俑的发现，证明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经日臻成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古代人雕刻人物用写实的手法刻画出了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反映出汉代时期塑造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下面分享一部分汉代俳优俑，让大家共同了解欣赏。古代老和田玉雕刻玉杂技演员家传古玉藏古代和田玉的玉舞蹈人家传古玉旧藏分享家传古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藏音乐捶击手汉代玉舞蹈人，拍卖成交价3000多万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汉代陶俑家传古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荐，收藏艺术品重要的前提是辨真伪、分等级，收精品、收藏稀少罕见要具备历史文化价值，还要有文化特色等。有些藏家一味追逐高价位藏品，欣然做众人眼中艺术品收藏界的“大鳄”，其实光有价值没有具备历史文化的藏品，最后收藏价值真不大。有眼力和远见的藏家，更善于挖掘，发现具备悠久历史文化意义的藏品，并且材质稀少独一无二的藏品，这才是收藏的意义精髓和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