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研究

上一期我们着重介绍了东亚研究课程设置、就业前景和申请要求，这一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东亚研究几个热门的院校和项目，文末我们汇总了美国TOP80院校东亚研究项目开设的情况，申请这个方向同学可以做个参考。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开设了两个不同系和方向的东亚研究：一个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而另一个是在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设有博士学位，并不开设相关的硕士学位，而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开设了相关的文学硕士学位。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 （RSEA）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是个跨学科的区域研究计划，旨在对东亚语言、社会和文化有广泛兴趣的研究生提供相应的培训。该项目既可为想进入职场的学生提供所需的知识与理论，也能为想继续申请博士深造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准备机会。RSEA项目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在高等教育、政治、军事、新闻、国际组织以及商业和金融等领域就业。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多于20页）●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 资金证明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开设在Yale Macmillan Cener-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EAS), 只设有一个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课程，提供集中的学习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中日人民、历史、文化、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东亚跨国区域的广泛了解。该项目主要是为准备进入东亚研究博士课程学习的学生而设计（例如人类学、经济学、历史、艺术史、语言和文学，包括比较文学，电影研究和戏剧研究；语言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以及为准备进入商业领域、媒体、政府服务或专业学校发展的学生而准备。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最低录取平均分数 308）●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5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强制要求，学生可欢迎提交●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两个不同的东亚研究系，一个叫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另一个叫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这两个系都开设了东亚研究的文学硕士项目。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底下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偏语言学方向，主要学习东亚的文学、文化、视觉艺术、历史和语言，尤其着重于批判性方法论和比较研究。该项目针对某一个特定地区教授相关人文课程，旨在为希望扩展东亚研究和语言知识的学生设计。该计划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语言技能，为在所选地区攻读博士学位进行高级研究做好准备。除区域或跨区域比较重点外，学生需要选择一门学科并参加研讨会以及方法论课程，为进行论文研究做好准备。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不需要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10-15页● 个人陈述● 三封学术推荐信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所提供的文学硕士项目East Asia: Regional Studies （MARSEA）偏社会学、政治以及经济。MARSEA为现代和当代东亚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集中的研究生培训。该计划可以在一学年内完成，也可以延长至三到四个学期。在整个课程和个人研究项目中，MARSEA的学生将发展并磨练有效分析当今世界最活跃地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该项目培养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博士学位课程或专业学位课程（例如法律、商业、社会工作、新闻学）或者直接进入到政府、非政府组织、教育和智库类职业领域。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10-15页● 个人陈述● 三封学术推荐信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的东亚研究专业开设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EALC）底下，是和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Humanities (MAPH) 一起合作开办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EALC的专业课程涵盖了广泛的文化、主题和历史时期，从而促进了该系跨学科和跨地区项目的发展。该系的语言课程提供中文、日文和韩文，以及古典中文、kinai bungo和学术日语。MAPH的学生可以在EALC中学习整个课程，也可以探索其他课程，例如艺术史、电影、媒体研究、比较文学、比较种族、民族研究、性别与性以及戏剧和表演研究。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不需要GRE成绩● 语言成绩● Writing sample- 至少10页●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开设的东亚研究专业设置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EALC）底下，开设了一个东亚研究文学硕士学位。该学位既是通向高级研究生学习的门户，也是进入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教学、行政管理和专业职业的前期准备。该学位对于计划在东亚就业的学生来说非常有价值。EALC的硕士课程侧重于人文学科，例如东亚的文学、哲学、宗教、艺术、考古学以及现代语言，通常有非常严格的语言要求，例如古典汉语、日语或蒙古语。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往年录取平均分数：165/160/5.0）今年2020申请因为疫情原因不需要提交GRE成绩● 语言成绩 （往年录取平均分数：托福100分，雅思6.0分）● Writing sample- 没有页数限制●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杜克大学杜克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开设在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底下，设有一个东亚研究的文学硕士项目Master of Arts in East Asian Studies. 学生可以从区域研究、政治学、文学、历史、艺术史、宗教、文化人类学、社会学、音乐以及视觉和媒体研究等众多课程方向中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课程。该项目旨在帮助准备进入外交使团、法律、教育、新闻、咨询或商业领域新职业的学生打好学术基础，也为进一步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博士学位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5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需要●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美国开设东亚研究的大学非常少，选择范围较小。以下是我们汇总的美国前80学校开设东亚研究项目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之日本高校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一流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大学组织。其宗旨是促进成员大学之间的交流，搭建合作的平台。东京大学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东京大学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作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和帝国大学之首，其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东大诞生于1877年，初设法学、理学、文学、医学四个学部，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京都大学被誉为“科学家的摇篮”京都大学作为日本第二所设立的旧制帝国大学，与东京大学分处日本东西两方，两校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国内等同齐名的最高学府。但是，两校的传统与办学目标迥然不同。东大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京大则以培养科学家见长。在科学研究方面，作为日本近畿地区最高学府的京都大学，其培育出的人才和成果可以说是享誉世界。大阪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享誉世界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日本旧帝国大学，紧靠日本经济中心和国际开放门户、全国第二大城市的大阪市，有着优越的与世界顶级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的优势。是和名古屋大学以及东京工业大学同被看作是全日本仅次于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之后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东北大学日本第一所接收外国学生的大学东北大学简称东北大，位于日本东北地区仙台市，入选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A类顶尖校、全球30计划，为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成员、日本学术研究恳谈会（RU11）成员、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已成为包括文、理、工、医、农各科的日本国立研究型综合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引领未来尖端科学技术的世界级理工科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简称东工大，是一所校本部位于东京都目黑区，以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日本顶尖、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是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A类顶尖校之一，也是日本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RU11学术研究恳谈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等学术组织的重要成员。筑波大学日本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于1872年创立的东京师范学校。1949年，实行新学制而改名为东京教育大学。1967年9月，日本内阁批准东京教育大学等36所机关作为筑波地区的迁移预定机构。1972年5月，日本内阁决定了筑波新大学等42所机构作为迁往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的研究教育机构。

来自/联合早报多年来，“美国的衰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也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这个话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或者现实的和认知的两个层面。客观层面有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189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对立，但苏联集团只是在军事上单方面的强大，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弱势。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国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尽管遇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但中国很快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克服了深刻的危机。自90年代开始，中国快速成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表现也不弱，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发展速度显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和军事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在世界总量的份额在减少。不过，在所有绝对数上，美国还是维持在绝对的优势。主观层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升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不好，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错觉，即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挑战现存霸权，或者自己去争取当霸权。再者，衰落中的大国也往往会求助于民族主义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同样会用各种方式去挑战现存大国；这样做尽管有可能加速衰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持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像大英帝国那样承认自己的衰落，并且计划体面退出大国地位的国家少之又少。一句话，民族主义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低估其他国家的力量。第二、美国的深刻危机感。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了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类似的危机感在其他社会甚至是落后社会并不多见。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会即使身临危机，但各方面仍然感觉不到。那么如何客观评估“美国衰落”的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需要认识几个重要变量。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尽管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显见的，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软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不能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相比，但在这些领域，美国并没有遇到挑战者，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替代制度。再者，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海外（尤其在大中东地区）不计成本地推行美国式民主的失败和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对立。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现实地看，尽管美国经历着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表现比任何一个国家好。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等。在所有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而自由市场和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得美国修复危机的能力也仍然强大。就经济形态而言，美国一些传统的产业要不已转移到其他国家，要不已经衰落，但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的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即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发展金融经济，但没有任何力量挑战华尔街。而互联网迄今为止则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尽管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中国主要是技术应用，原创技术很少。同时，美国也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最前沿。所以，单就经济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指向美国的长期衰落。军事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可说只是美国预算的很小一部分。没有国家可以抵御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如果再深入讨论，与其说是必然的衰落，倒不如说是必要的转型。的确，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最近一波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尽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不过，全球化也使得美国失去了经济主权，美国社会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即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绝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受害者。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则取代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这更进一步恶化着社会分化。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参与者，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马克思19世纪的论断仍然是对的，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那么政治如何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更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内部就此也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今天，美国民主党里产生激进路线也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式社会主义的趋向。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盘否定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福利政策，尤其是医改。这导致了今日民主党的反弹。国家兴衰有其自身客观规律美国成功逃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之后一直代表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那么，迟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现实地看，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美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利益向少数族群和社会底层倾斜的时候，遇到的保守阻力会非常巨大。美国平常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政治上不正确”。但一旦涉及实际政策时，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特朗普已经“光明正大”地否定了奥巴马的医改政策。进而，特朗普掌权以来，过去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问题，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是说，美国即使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过于激进化。当然，近来所经历的美国政治变化也有可能导向美国的制度创新，最终产生一种既别于现存美国制度，但也有别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制度。当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时，美国的自由派乐观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制度，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不过，现在新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再次向美国开放。美国的内部变化也表明，人们要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做审慎的考量。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是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美国之外，那些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人，往往关切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做的“坏事情”，并且希望美国尽快衰落，这样这个世界会美好起来；而那些不希望美国衰落的人，则关切美国所做的“好事情”，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是由强大的美国创建的，是美国加以维持的，也需要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尽管无论是相信美国衰落者还是不相信者，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经验论据，但不管如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妨碍着人们对美国力量的客观评估。在政策领域，不管喜欢美国与否，人们都必须对美国衰落做客观的评估，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决策，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全球村”，但全球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或者“关联”，一个国家自私的考量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更严重负面的影响。这些年美国单边发动的贸易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再者，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与反霸权、挑战国与被挑战国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经验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称霸，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国家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对现存霸权国家尤其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对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任何情绪化的决策都会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而只有谨小慎微的理性，才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收到了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发来的邮件，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戴维斯也对《朝日新闻》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傅高义的死讯。傅高义关于日本的研究在日本享有盛名，他也被认为是一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学者。根据资料，傅高义（Ezra Vogel ），1930年出生。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3-1995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傅高义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除《邓小平时代》外， 傅高义的其他著作包括《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等。(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王雯雯】“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

出土思想文物与文献研究丛书1 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zip10 德川日本 （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zip11 儒家经典诠释方法.zip12 东亚儒学 批判与方法.zip12 东亚入学批判与方法.zip13 文献及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的关系.zip14 中日《四书》 诠释传统初探 上.zip14、15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zip15 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zip16 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 以伊藤仁齐、荻生徂徕为中心.zip17 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zip18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zip2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1 通论篇.zip20 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zip20 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zip20 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读秀第000334页稍微报错）.zip22 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的新展望.zip23 光復出气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zip24 四瑞与七情 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zip24 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zip25 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zip25 王阳明（万物一体）论 从（身体）的立场看.zip26 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zip27 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zip27 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zip29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zip29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释解方法初探.zip3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2 儒学篇.zip3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2 儒学篇.zip30 中国书院史.zip32 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zip34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 1 教育与政治社会.zip35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 2 唐律诸问题.zip35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 2 唐律诸问题.zip36 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zip38 公私领域新探 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zip39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 ， 思想文化篇.zip4 诠释传统 3 文学与道家经典篇.zip40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 ， 文学篇.zip45 东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为中心.zip48 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zip5 日本汉学研究初探.zip51 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zip54 天体、身体与国体回向世界的汉学.zip55 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问集初集.zip56 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zip57 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zip58 东亚视域中的国籍、移民与认同.zip59 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zip60 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zip61 道与法 法家思想和黄老哲学解析.zip62 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zip63 战后台湾的转型及其展望.zip64 东亚汉籍研究论集.zip65 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zip66 从古典到正典中国古代儒学意识之形成.zip67 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zip68 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zip69 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 神道、徂徕学与杨明学.zip69 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与阳明学.zip7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zip70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文化.zip71 台湾天主教史研究论集.zip73 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zip74 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zip76 清末民初民间儒学对主流儒教的吸收与转化.zip77 朱熹与经典诠释.zip79 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zip8 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zip8 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zip80 东亚《诗经》学论集.zip81 东亚知识人对近代性的思考.zip82 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研究诸面向 思想文化篇.zip82 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研究诸面向思想文化篇.zip83 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zip85 从“脱儒”到“脱亚” 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zip86 基督宗教与东亚儒学的对话 以信仰与道德的分际为中心.zip89 传统思维方式与学术语言的基本特性论集.zip9 孔子的乐论.zip90 伊斯兰、现代性与后殖民.zip91 儒家的环境空间思想与实践.zip92 合理性之寻求 荀子思想研究论集.zip93 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zip94 “身体”与“诠释”宋明儒学论集.zip95 跨文化视野中的人文精神 儒、佛、耶、犹的观点与对话刍议.zip96 身分、文化与权利 士族研究新探.zip97 武士刀与柳叶刀 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zip98 从案头到氍毹 《牡丹亭》明清文人全释改编与舞台艺术之递进.zip99 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哲学 传统、现代与转化.zip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1 通论篇.zip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2 儒学篇.zip小提示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专访：RCEP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新华社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完）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

“我们现在基本上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最后的阶段。”8月22日，在以“全球剧变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为主题的2020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Bert HOFMAN（郝福满）如此表示。Bert HOFMAN（郝福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图中左下位置）郝福满表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大破坏。在疫情之前，1月份时，IMF预测今年增长3%，6月份时候调整了，是-5%，所以是8个点的下降。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欧盟本来是今年增长1%的，结果今年改成了-10%，美国也是，本来是2%，现在是-8%。所以基本上来说，是8%—10%。中国是一个亮点，IMF是比较保守的，觉得是1%，我们觉得会是增长3%。关于美元，郝福满认为，疫情刚发生的时美元是走强的，尽管美国防控不利，但是当时主要是因为大家要避险。有意思的是人民币的走向，因为史上第一次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贬值。尽管有一些疲软，但是有很多外国资本都涌向中国，所以人民币没有太大的贬值，过去几个月甚至还走强了。因为中国疫情防控做得非常好，也许在下一阶段中国会成为避险的避难天堂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