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考博

说到博士，那可是人中龙凤，代表着学问的最高成就。很多人梦寐以求有顶博士的桂冠。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与理想失之交臂。而早在1983年，我国首批18位博士诞生，这18位有志青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最高学历的拥有者，从此，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18位博士，有6名来自中科大，有6名来自国科大研究生院，有4名来自复旦大学，有2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那么这18位博士都是谁呢？现状如何？我们来了解一下:马中骐博士，任职中国科学院，现已退休。现和杨振宁教授合作，从事冷原子方面的研究，已获得若干可喜的成果。谢惠民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成为苏大数学科学院国家教学团队的带头人。白志东博士，任教中科大，同时从事科学研究，理学博士。李尚志博士，任教中科大，从事代数学领域、特别是群论方向的科学研究，还担任湘教版高中新课程标准教学教材执行主编。范洪义博士，任教中科大，在量子力学的物理基础领域提出新的研究方向。赵林城博士，任教中科大，一直从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洪家兴博士，任教复旦大学数学学会长，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及其在几何中的应用研究。李绍宽博士，任职东华大学。从事泛函分析、算子理论方向的学习与研究。张荫南博士，任职复旦大学。近年来主要从事数据分析，数据挖掘e-1earning课件的应用研究开发工作。童裕孙博士，任职复旦大学，从事算子代数，算子普论的研究。冯玉伦博士，任职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对象模型、网络分布计算和软件工程方面，并取得不错的成绩。黄朝商博士，任职中国科学院。从事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王建磐博士，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徐巧巧博士，任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徐文耀博士，任职中国科学院，从事地磁、地震预报，震源物理研究。于秀源博士，任职杭州师范大学。从事解析数论、超越数论和密码学的研究。苏淳博士，任职中科大。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6研究。单墫博士，任职南京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在初等数论，解析数论和组合数学等领域。以上就是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而今中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的人数已达80万左右，未来博士生的数量还会增加。现在，大多博士毕业后，选择到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于国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你说是吗？欢迎留言，欢迎评论！

共青团中央有态度 有温度 全网青年都在关注再过几天，各大高校就要迎来2019级研究生新同学。最近，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纷纷公布今年的新生大数据。各校研究生共录取多少人？男女比例如何？新生的来源院校是哪里？我们一起来看看。男女比例基本平分秋色总的来说，男生与女生在大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新生中已有平分秋色之势。即便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这类理工科强势院校，男女比例也因学校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学科门类的完善而出乎意料地平均：分别为1.30:1和1.20:1。所以理工科的汉子们，母校可能真的不欠你一个女朋友。然而语言类和师范类院校中，男生却依然少得可怜——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男女比例为0.17:1；杭州师范大学的男女比仅在0.39:1左右。与此同时，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学科门类较为专精的理工科强势院校中，男女比例同样悬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届研究生中，有2/3是男生。也就是说，理工科男生多，师范类语言类院校女生多，这样的性别格局在2019年依旧无可撼动。多所高校最小硕士和博士生为“00后”近几年，“00后”陆续进入校园，逐渐成为各大高校本科新生的主力军。如今，“00后”研究生新生也要来了。清华大学2019年新生年龄跨度40岁以上，最小的硕士生年仅18岁，最小的博士生年仅17岁，意味着今年清华大学最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新生均为00后。同济大学今年最年轻的博士生出生在1999年5月4日，最年轻的硕士生出生在2000年9月28日。同样出现“00后”研究生新生的学校还有郑州大学等高校。在其他同龄人还在读本科的年纪，他们就已经开始读研了，不得不令人惊叹。生源学校大多来自同行业院校今年不少高校还公布了2019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生源学校。除了本校外，各大高校还有相当多生源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同行业院校生源较多。今年，清华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生源较多的高校中，除了清华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除本校外，中国农业大学生源高校TOP10分别为：山东农大、河北农大、东北农大、河南农大、山西农大、青岛农大、四川农大、西北农林科大和华中农大。清一色的同行业兄弟院校，这是中国农大的特色。除本校生源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生源较多的高校主要包括河南理工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华北科技学院、河北工程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煤炭行业高校。人数统计清华大学2019级共有8900余名研究生，硕博比为1.84:1。在新生中，有84.8%来自内地（大陆）学生，2.7%来自港澳台，12.5%来自国际学生。清华园越来越国际化男女比例。新生男女比约为1.83:1，硕、博男女比分别为1.77:1与2.16:1。女生们依然很珍贵，尤其是博士女生更加珍贵。各学院男女比例从各院系新生男女比例看，地球系统科学系以1：2的男女比，成为了女生比例最高的院系，共有10个院系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生源院校TOP10硕士生新生来自全球600多所不同的院校，生源数TOP10的高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新生来自全球300多所不同的院校，生源数TOP10的高校为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年龄分布学无止境、终身学习」，新生年龄跨度40岁以上，我们在园子中能见到最小的硕士生年仅18岁，最小的博士生年仅17岁。这是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对话与学习，60后、70后、80后、90后与00后一齐相聚清华园。人数统计2019年研究生新生共有9317人，其中硕士7509人(全日制学硕3764人，全日制专硕2431人，非全日制专硕1314人)；博士1808人，全日制学术型博士1594人，全日制专业型博士214人。研究生新生数据显示，华中科技大学男女比例为1.3：1。各学院新生人数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学院分别是管理学院，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人数最少的五个学院分别是体育学院，护理学院，法医学系，历史研究所和生殖健康研究所。从上图看来，人数最多的学院中理工类占了4个，仿佛找到了行走在华科“左右为男”的原因。博士人数博士新生数据显示，同济医院人数强势领跑各大学院，有191人，理工科王牌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以及享誉全国的协和医院紧跟其后，为167人，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物理学院分别以106和99人占据第四、五位。博士生新生较少的五个学院里，人数还未突破个位数，最少的历史研究所只有一个博士生新生。人数统计郑州大学2019年录取了6434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全日制学硕2450人，全日制专硕3405人，非全日制专硕579人。男女比例护理与健康学院女生比例最高，达到97.06%，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男生比例最高，达到88.15%。新生年龄从1974到2000年，2019级研究生的年龄差跨越了26岁，1996年的研究生最多。由图可证，在知识面前，年龄不是问题，学习更是终身的事业！人数统计在2019级研究生中，应报到3851位硕士和555位博士。在硕士中，专业学位的新生人数略胜一筹；在博士中，学术学位的新生人数占绝对优势。就读方式在硕士中，专业学位的新生人数略胜一筹；在博士中，学术学位的新生人数占绝对优势。各学院录取人数各学院萌新数量各学院录取人数差异不小，萌新入学人数最多的学院前三甲分别为管理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男女比例2019级研究生，女生总人数占据绝对优势。整体来看，新生男女比为0.69:1，其中硕士的男女比为0.65:1，博士的男女比为1.04:1。各学院男女比例工程学院喜提“妹子稀缺院”榜首，新生男女比例高达3.23: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紧随其后，新生男女比例分别为2.27:1和1.9:1。外国语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喜提“妹子聚集院”TOP3，新生男女比例分别为0.1:1、0.11:1和0.14:1。录取人数TOP10在2019级硕士中，全日制专业录取人数TOP10分别为：环境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化学工程、物理海洋学、水产养殖、软件工程、材料工程。在2019级博士中，全日制专业录取人数TOP10分别为：物理海洋学、水产养殖、药物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海洋化学、环境科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海洋地质、应用经济学。其中海洋地质和应用经济学专业的人数并列第十位。人数统计今年东华大学共招录硕士研究生2430名，男生1018名，女生1412名，男女比例为1:1.39。2019级外语学院，男女比例最低，为1:8.2，2019级机械工程学院，男女比例最高，为3.56:1。入学方式今年学校招录的硕士研究生中，有两名是港澳台生，有311名为管理类联考生，有1584位是全国统考生，有533名为推荐免试生。就读方式全日制学生占比75%，在职人员25%。新生人数2019年，湖南要入学报到的研究生5870人（不含海外留学生），其中硕士生5108人，博士生762人。全日制硕士生3733人，非全日制硕士生1375人；全日制博士生737人，非全日制博士生25人。各学院新生人数入学报到的研究生分布在24个学院和经济管理研究中心、隆平分院2个培养单位。其中，工商管理学院新生人数最多，有848人；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新生人数最少，有22人。男女比例整体来看，研究生新生男女比例为1:1.26，其中硕士新生男女比例为1:1.4，博士新生男女比例为1.6:1。具体到学院，男硕士和男博士最多的都是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女硕士最多的是工商管理学院，女博士最多的是化学化工学院。各学院男女比例新生人数2019级研究生新生共3691人，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占74%、26%。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1337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1048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352人；学术型博士生925人，专业学位博士生29人。录取专业人数排名前十的是：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工商管理、农艺与种业、公共管理、作物遗传育种、水利工程、食品工程、兽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其中工商管理（MBA）和公共管理（MPA）全部为非全日制研究生。生源院校除中国农业大学本校外，生源高校TOP10分别为：山东农大、河北农大、东北农大、河南农大、山西农大、青岛农大、四川农大、西北农林科大和华中农大，清一色的同行业兄弟院校，这是农大的特色。男女比例全校新生男女比为2:3。工学院男生比例最高，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女生比例最高。录取人数深圳大学2019年录取的2928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1104人，全日制专业学位1324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500人。各学院男女比例管理学院的录取人数最多，有273人；高等研究院最少，有13人被录取。各学院录取人数及男生女生比例：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的男生比例最高，达到95.3%，超过去年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的91%。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的男生比例次之，占比85%。外国语学院的女生比例最高，达到了99.3%。深圳大学是综合性大学，招生学院26个，招生专业88个，分布在10个学科门类。其中，工学招生人数最多，占比高达14%。专业考取难度法律（法学）是最难考取的，录取率低至1.52%，也就是200个报考的学生中，只有3位同学可以成功上岸。汉语国际教育（非全日制）相对容易考取，一志愿录取率是25%，报考的学生中有1/4被录取。光学、生物医学工程、光学工程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的一志愿录取率相对较高，分别是35.14%、33.33%、31.52%。数学、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的一志愿录取率相对较低，分别是0.69%、1.16%、2.48%。新生人数今年共有1029位同学成为全日制硕士，有500名同学为学术性研究生、529名同学为专业型研究生。有13名同学进入我校攻读博士学位，同时还有136名同学成为了我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各学院录取人数各学院研招人数中，教育学院最多，医学院再次出现在教育学院的身旁。音乐学院（公共艺术教育部）人数最少。各专业录取人数男女比例各学院男女比例杭师大教育学院女生最多，医学院和体育与健康学院男生最多。新生人数据悉，2019级共录取研究生新生共2445人，其中硕士研究生2120人，博士研究生325人。男女比例2019级硕士研究生新生中男生1215人，女生905人，男女比例为4：3，博士研究生中男生227人，女生98人，男女比例为2：1。各学院中男女比例比较均衡的学院为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1.12：1，理学院0.88：1，比例最悬殊的学院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19.5：1。硕士录取专业TOP10本科毕业院校分布除本校生源外，生源较多的高校主要包括河南理工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华北科技学院、河北工程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煤炭行业高校。

冯信群 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设计学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冯信群 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设计学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冯信群 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设计学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出版著作：《住宅室内空间设计艺术》、《室内设计快速表现技法》、《空间无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设计表达》、《景观元素》、《融合》、《手绘埃及·尼泊尔》、《川殇画记》、《大美》、《建筑水彩画艺术》、《人物水彩画艺术》、《水色游历》、《创意空间》、《水彩技法与表现》、《形象.心像》等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策划学术活动与艺术展览30多项，作品入选国际国内重大展览50余次。

如今考研复试还没开始，但已经有很多2021年考研的同学跑来咨询小水择校的问题。不少人觉得本科院校考上容易，但是大部分的人却放弃不选。明明知道本科院校容易考上，为何有读研的学长劝人家不要选呢？为何考研时要选211和985名校？本科院校容易考上，但尽量别选我们都知道在考研择校的时候，越是选择名校，读研的概率越小。即使有实力的考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得慎重。都知道211和985大学的研究生读出来更好，但是很多人不敢选择。但也有人宁愿放弃本科院校，冲击名校的研究生，为何他们要这样选择呢？其中是否有隐情呢？去年一位成功在东华大学读研的同学告诉小水，她当初备考的时候本打算考本校的研究生的，因为她觉得上海的211难考，自己实力不行，所以就倾向于报考本校。当时她们学校的老师也非常愿意本校学生报考，甚至对一些优秀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基本上进入复试被刷的概率很低。但是当时一个刚考上研究生的学长却否定了她的这个想法。她学长告诉她，虽然本科院校是一本，但相比较那些211和985大学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考研的时候尽量选择名校，不能选985，那就选211。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本科院校虽然是一本但是属于冷门学校，基本上每年都会招收调剂生。所以考生冲击名校失败，大概率的还能调剂回来，这样的话比只困守本校好多了。她的学长就是这样，先和学校老师打了招呼，预留了一个调剂名额，报考了一所211大学，没了后顾之忧，反而成功逆袭读研。她采用了学长的建议，也成功在东华大学读研。因此考生想要在名校读研，需要综合各种条件慎重选择。不必妄自菲薄，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之所以那些在名校读研的人劝考研的同学放弃本校，冲击名校，主要是以下一些原因！01、本科院校可以作为兜底调剂院校一般来说，若是自己本科院校是冷门院校，报考的人数不多，特别是每年都有调剂名额，这样的话，考生有能力的话尽量冲刺211或985名校吧。让本科院校作为调剂的兜底院校，是比较靠谱的做法。前提是提前联系，毕竟名额没有那么宽裕。当然，如果你们本科院校实力不错，又热门，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02、名校的研究生质量高，考博更容易相比于一般院校来说，211和985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超越普通院校。如果考生要是致力于学术研究，甚至要考博的话，当然要选名校。因为考博不同于考研，对本科院校限制的更大，如果你读研的学校一般，还要考名校的博士，那种难度基本上是你达不到的。所以，想要在名校读博的考生，在读研阶段就得慎重选择学校！03、名校研究生社会认可度高，晋升容易就业方面，名校的研究生碾压普通院校的，用人单位更倾向于录取名校生。同一岗位上，学历越高，晋升越快。这也是为何很多人争强考211和985大学的主要原因。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同学从普通院校进入名校读研，开拓了眼界，成就了自己。身边的人都很优秀，自己肯定也不会落人一步，环境也迫使你努力向上。总之，考生有能力的话，尽量考取名校的研究生，不要只为了考研而考研。不可否认的是，本科院校的研究生是非常好考的，如果你本科院校就是名校，没有获得保研资格，确实可以尝试一下。若你的本科一般，那就得想办法努力一把去名校读研了。如果你本科院校是211大学，但是调剂的时候找不到考研院校，你会考虑211大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吗？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留言联系删除，谢谢！

虽然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学历的重要性，同时也有想法让自己的学历变得更高一些。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人考进好的大学、毕竟想要进入大学还需要成绩的加持。而在大学生往上的硕士和博士，更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如果能够读到博士毕业的话，那么个人的工作起码就不用思考太多，甚至还有很多大企业都会冲着学历就主动邀请去公司面试。当然了最后的选择怎么样？可能就需要自己去考虑了吧。在最近就有一个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应届博士同时被腾讯、阿里和211录取，晒出薪资后，网友：我是酸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这个网友所分享的内容就得知了，原来他是今年刚毕业的博士应届生。在毕业后面试了几个企业给出的工作岗位。最后就拿到了3个offer，分别是东华大学的教师岗位，腾讯的程序员岗位以及阿里的程序员岗位。东华大学提供编制以及给20万的房子补助，但是月收入比较低，只有6千元，而腾讯有3万6的月薪，阿里虽然月薪3万但有800股的分红。而这个网友也直言自己家庭条件不太好，31岁的他还没有结婚。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有一些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教师这个岗位的月薪虽然不是很高，但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位。而且还是211大学的教师。这就有不少人都希望他能够选择这个了。不过呢，也有一些人觉得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还不如去腾讯或者阿里。毕竟年薪的差距就在那里了，而且程序员也有比较好的薪资待遇吧。其实还是要看个人的想法和愿望吧。毕竟最后是自己的人生命运。而且都已经是博士毕业的了，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给出建议啊！

1983年5月27日，中国首批共十八位博士：单墫、李尚志、苏淳、谢惠民、洪家兴、李绍宽、王建磐、于秀源、童裕孙、张荫南、冯玉琳、白志东、赵林城、马中骐、黄朝商、范洪义、徐功巧、徐文耀参与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以血肉之躯推进学术发展，他们在学术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是我们今日所不能想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跟小曼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艰难时期中，坚守学术之路，在各学科领域中开辟星河，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的学术先驱们吧！马中骐博士中科院首届研究生，从研究生院获001号博士学位证书。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四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马中骐博士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发表研究论文190余篇。谢惠民教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1982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批18位博士之一。苏州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控制论、非线性振动、动力系统的语法复杂性、生物信息学等方面的研究。白志东教授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概率统计中极限理论方面的研究，解决了数学、物理学界众多公认的理论问题，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约130篇被SCI检索，单篇最高引用次数为190，引用百次以上的文章3篇。李尚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代数学领域、特别是群论方向的科学研究。在典型群的子群结构的研究中取得了受到国际同行瞩目的系统的成果,在国内外第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范洪义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协联成员，共发表SCI研究论文824余篇 ，六次获得全国发表SCI论文个人排名第一，三次获得多篇SCI论文数被引用全国第一。赵林城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4年被选为国际统计学会（ISI）成员。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60篇，出版专著两本，培养博士10人，硕士18人。洪家兴教授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及其在几何中的应用研究，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非线性数学模型与方法”重点实验室主任，2019年获第十四届“华罗庚数学奖”。李绍宽教授东华大学教授，从事泛函分析、算子理论方向的学习与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张荫南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在Winner空间变分演算、无限维的Levy-Laplace算子、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等方面做出多项研究成果，发表论文20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数据分析、数据挖掘e-1earning课件的应用研究开发工作。童裕孙博士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教研室系主任等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算子谱论与算子代数，蹭参加“不定度规空间上算子理论”的研究，历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冯玉琳博士现任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他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863高技术重点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国际国内学术杂志和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学术著作5部。黄朝商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室主任，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本学科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单篇引用超过50次以上的有8篇。王建磐教授华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磐教授是代数群表示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的领军人物，他在Weyl模张量积的Weyl模滤过的存在性、 generic上同调的函子解释、平移与消去原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为国际同行所瞩目。徐功巧博士1982年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理学博士学位。1984-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学系进行博士后训练，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徐文耀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中、美、英、法、日、瑞等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主要从事地磁、地震预报、震源物理研究。研究成果有：首次发现“行星际磁场反向扇形效应”，首次计算出包括极区在内的全球L(地磁太阴日变化)电流体系等。于秀源博士主要从事解析数论、超越数论和密码学的研究，1994年以来，也从事数学教育的研究。已在《中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 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8部。于秀源博士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和密码学人才，其中有享誉国内外的密码学专家王小云等。苏淳教授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概率论极限理论与数理统计大样本理论，已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单墫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他长期从事数论及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发表各种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为奖掖后学，他捐献出个人积蓄，在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设立了“善学奖”奖学金。当初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首批学子都已从年过花甲，细数其履历，除了坚持自己的研究外，他们多已是桃李满园的教授。正是因为如这些首批博士们一般的热血学子的坚持，才有现下高等教育体系。如今，我国在册博士已逾80万，年增博士毕业生逾5万，高学历人才遍布全球，不论国内、国外，博士所蕴含的意义，在这些先驱者身上，在每一位博士的身上，不只是学历、名望，这背后是一个探求知识的灵魂，是人类文明的先导，是文化与理想的不灭薪火，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博士！【最新博士申请资讯锁定 曼汉教育曼博士 MINHAND_EDU】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1983年中国第一批博士生都是谁？成就如何？个个都是国家栋梁文/号外萌宝说历史 图/网络博士是目前最高的学历学位，1983年5月27日，中国首批18位博士诞生。1.马中骐，中国第一个博士生，1940年3月出生于上海，理论物理学家。1992年10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2.谢惠民。1939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数学专家，苏州大学教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3.徐功巧，1942年9月出生于上海，分子生物学专家，1988年移民加拿大，在一家研究机构担任副研究员，2003年退休。4.黄朝商，1939年出生于江西玉山，理论物理学专家，中国科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5.徐文耀，1944年出生于陕西榆林，地球物理学专家，曾担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96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6.白志东，1943年11月出生于河北乐亭，数学专家，中山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国际统计协会会员等。7.李尚志，1947年出生于四川内江，数学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导。8.赵林城，194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中科大教授、博导、《应用概率统计》编委。9.范洪义，1947年出生于浙江鄞县，物理专家，中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SCI发文330多篇，3次获得多篇SCI论文数被引用全国第一。10.苏淳，1945年出生于安徽歙县，数学专家，中科大统计与金融系教授，博导、合肥数学会理事长等，奥林匹克数学国家级教练。11.单墫。194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南京数学会理事长。12.洪家兴，1942年出生于上海，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导，数学研究所所长，上海数学会副理事长。13.冯玉琳，1942年出身于江苏姜堰，数学计算甲专家，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所长，博导，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14.张荫南，194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复旦大学教授，博导，现在已经退休。15.李绍宽，1941年出生于上海，数学专家，东华大学教授，博导。16.童裕孙，1943年出身于浙江宁波，数学专家，复旦大学数学系基础教研室副主任，系主任等。17.王建磐，1949年出生于福建古田。数学专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等。18.于秀源，1942年出生于山东章丘，数学专家，山东省数学会常务理事，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副院长等，

新华社上海4月21日电（记者许晓青 陈爱平）“早几年到大陆好多次，当时只是看风景，现在会考虑要来这边‘闯’科研！”来自台湾高雄的“80后”工科博士小林，在东华大学的摊位前排队，准备投下自己的简历。70余名台湾籍博士及应届博士毕业生，近日在上海参加第三届“英才汇聚、沪上逐梦”对接交流活动。这是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上海海外联谊会沪台交流委员会连续第三年推出这一品牌活动。参加对接交流的台湾籍博士，大多在宝岛各高校已获博士学位，也有部分是在海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准备到大陆寻找人生的“下一站”。小林选择的东华大学，在19日的对接会上格外受到博士们欢迎。“大家是口耳相传，听说这所大学释放的校内职位比较多，覆盖多学科，所以大家都想试试。”他说。这些出生在台湾的“80后”“90后”青年才俊，在青少年时期大多来大陆观光旅行过，如今又有了求职意向。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王珏介绍，前两届活动促成了至少4名台湾籍博士到上海就业，还有一些台籍博士虽然没有参加活动，但受到前辈和师长的启发，后来也自主投递简历，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职位。上海各高校吸引台籍人才的积极性也在增加。去年在对接交流会现场设摊位的高校有18家，今年增加到23家。比如在台湾医学界颇具声望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今年就首次设摊。该校人事工作负责人介绍，短短几小时收到20多份台籍博士投出的简历，他们大多是慕名而来，且专业对口，这为今后入职奠定了较好基础。对接交流会不仅设有高校宣讲、“一对一”面谈等环节，还提供资深人士的咨询辅导。台籍青年教师金之豪、谢闵智是去年迈出跨海来沪教书第一步的“过来人”。他们向参加对接活动的台籍博士介绍了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小窍门。“是不是要带着家人一起来？”“在这边生病了怎么办？”“待遇和其他大陆教师一样吗？”面对大家的好奇，金之豪、谢闵智逐一回答。谢闵智说，他自己是去年参加了第二届对接活动，最终通过双向选择入职上海理工大学的。“感觉我们这些只来了半年的青年教师，很快适应了上海的工作生活环境，融入速度变快了，这与大环境更加舒适、周围乐于帮助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他建议，台籍青年才俊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具体研判是一个人到大陆高校任教，还是带着家人一起来。“两种方案各有长处，我们也在不断实践，从中积累经验。”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卢丽安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最终入职复旦大学。她把个人经历和经验分享给此次来沪的台籍博士。“20多年来，我不仅在学术上获得成长，在思想上也收获丰硕。”卢丽安说，“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乡亲愿意认识大陆、愿意到大陆发展，进而思考民族前景。”根据大陆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31条措施”)和上海相应推出的“惠台55条措施”，对台湾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大陆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科研项目、赴高校任教等均有具体举措。卢丽安说，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目前与正在上海高校任教的80多位台湾籍教师建立了联系。在沪台籍教师、企业家代表都乐于分享他们的经验，并自发策划、牵线搭桥，这也就促成了“英才汇聚、沪上逐梦”对接交流活动持续举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