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研究杂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之治”开辟了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任务。这既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必须顺应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形势新变化，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做出新规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阶段的总体目标，强调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13个坚持和完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019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围绕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列出了100个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涉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创新经验和世界意义，等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也列出了大量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突出对“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制度前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就地方治理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改革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层面，还要注重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焦点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差别和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目前学界需要加强对地方治理实践模式转变与地方治理理论范式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从而推进地方治理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就基层治理而言，从基层政权建设、村（居）民自治等到基层治理及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则反映了我国基层管理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后，各地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属于基层治理的范畴，当代社区不断扩展公共职能，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中的重要力量。社区治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服务的供给及其合作网络的治理。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过去一年更是未来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重大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在总结本学科70年的发展变化，作为70年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公共管理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话题讨论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公共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实践课题与理论主题。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然而却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关注度略显不足的领域。根据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调研报告的资料，除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几家培养单位之外，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及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中设立“全球治理”研究方向的院校并不多。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最高层次，在它之下依次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及社区治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直面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以此在学界突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范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与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技术革命与政府治理变革随着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展开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更高阶段。总结过去一年的相关高频词，人类社会正走向所谓的“后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社会”“智能化时代”“智能社会”或“超智能社会”。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和量子化推动政府治理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这催生了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浪潮，迎来了“数字政府”“政府3.0”“智能化政府”“智慧政府”或“智慧治理”。尽管公共管理学界已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技术与政府”并没有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已有的“电子政务”属于这个领域的内容）。事实上，技术与政府属于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分支或主题领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推动包括国家或政府治理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二分法或“观念—技术—制度”的三分法中就可以领悟技术与政府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重视技术与政府这一基本主题的研究，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家或政府的体制、机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及其催生的数字化政府或智慧政府及智慧决策的新实践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也是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我国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以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现阶段我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政府职能履行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落脚点。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安排者三种基本角色中做出选择与组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能，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本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管理学界持续关注的主题。2019年，“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则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例如，201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杂志在第4期和第7期设专栏探讨这一话题。公共管理学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加强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并总结提炼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这一实践领域的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府理论及政府职能理论，为公共管理学奠定更宽广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前提，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民生是人民最大的福祉，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载体，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支撑。“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更高期待，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施政重心。当前，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构成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对“公共服务与美好生活”这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对公共服务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完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公共服务提供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协作，抓民生和抓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抓重点、补短板等议题。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大致可将公共管理学科划分为三大领域或板块：一是公共组织（公共行政学）——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的体制、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二是公共政策（政策分析）——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质性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分析研究；三是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民生改善以及事业单位管理等为研究对象。原有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涵的不清晰，制约了该学科领域及其人才培养的发展。在新时代，随着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需要推动本领域由“公共事业管理”向“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构建起公共管理学中相对独立的“公共服务”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与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政策与治理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国家治理的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党和国家特别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继承、发展、扬弃与借鉴。例如，在吸取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一方面，必须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之路，必须总结和提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以此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以史为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需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的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实践与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继续深化的基本动因在于：一是一系列新变革的涌现，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科学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官僚体制的失效，如：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日益复杂化；三是西方社会中公民对政府不满的加剧与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期望和要求。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所强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主编安德鲁·梅西（Andrew Massey）在2017年第4期的主编导语中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全球化问题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公共行政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难以应付。在理论上，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学科范式与理论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出现由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变。在西方，继“新公共管理”之后，公共部门管理进入了所谓的“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或“公共价值管理”时代，出现了诸如“（新）公共治理”或 “新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数字化治理”“整体化治理”一类的“新”模式。其中，“公共价值管理”“新公共治理”和“合作治理”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或知识综合。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跟踪国外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及其前沿，批判性地借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及有益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解决中国问题，又要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积极探索重大全球或国际问题、增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前沿，特别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成就。从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强化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采用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研究途径。格雷在“eScience：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概念，指出科学研究的四次范式变化——从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到计算模拟再到数据科学或数据驱动的知识增长。当代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革命，其标志则是社会科学的兴起，这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人类行为计算的科学。当代科学前沿领域的进展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部分生物科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的内容正有效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天生是自利”的观点并不成立，平等观念有其基因基础；进化性的生存更依赖于集体性交往，而非自我疏导。数据化和智能化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今天，人类行动的数据可以被系统地、规模化地掌握，人们的行为踪迹都可以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这使得研究个人、团体及全人类的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虚拟现实/现实增强”等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标志着虚拟现实时代的来临。2018年的《科学》和《自然》杂志都有文章论及这个话题，《管理科学》编辑部则宣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是管理科学的新主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它与传统分析工具结合，可以检验传统方法无法检验的假设，拓宽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今天，行为、实验、预测和数据驱动已成为新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知识增长方式，也成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召开了多次相应主题的研讨会，论著也明显增加。因此，公共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的行为、实验、模拟、预测和数据驱动与智能化技术、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中的多学科知识融合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涌现以及知识融合成为当代科技进步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野日益模糊。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行政学采用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微观视角，以心理学和实验方法为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心理学及个体行为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也日益交融。近现代社会科学走过从整体到分化或专门化的历程，如从政治经济学、精神科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学（官房学）到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则由专门化到整体化演变，如知识产生方式由学科导向转入问题导向，进入所谓的“后学科时代”。如加里·金在《重构社会科学》一文中所说：随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性增强和更具合作性，社会科学的实际定义拓宽了，不能再基于过去特定学科领域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及应用性的特点。大量学科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因此必须倡导和推动与公共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同样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美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詹姆斯·佩里在2016年第2期的寄语中，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正在消失吗？”（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的设问，强调必须高度关注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布尔贡（Jocelyne Bourgon）在《国际行政科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发表的头条论文《反思、重构与重塑》中认为，影响未来治理模式的挑战性趋势正在形成，政治及国家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正在改变。现在是时候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反思公共行政学了，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理论”，它将国家、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与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现代化的推进，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提出了历史性任务。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有大量关于本学科转型与重构的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题论坛，形成了一系列的论著，观点精彩纷呈。“第四次管理革命”“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中国管理（范式）”“百年变局与管理科学”等也成为管理科学的热门话题。例如，曹仰锋在《第四次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管理的百年历史上发生了四次管理革命，即从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精益管理到价值共生。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转型与重构涉及大量问题。例如，怎样把握和处理好学科发展中的学术与政治、科学与意识形态、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等方面关系；如何凸显中国公共管理学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如何促进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转型与重构的重要内容。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其地位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可以称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因此，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顺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立足现实，回望历史，直面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新趋势和新问题。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必须加强其理论创新，拓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与主题，夯实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振明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入选SSCI近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的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被国际知名文献检索系统Clarivate’s Web of Science旗下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Social Scienc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Current Content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等多个引文检索系统收录。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成功入选SSCI, JCR, Social Scienc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Current Contents/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等是本刊创刊近五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这意味着国内外读者从此可以通过国际索引数据库或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所征订的索引数据库对在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查阅、下载、引用，从而大大增强了本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流通量，扩大了本期刊文章在国际学术界的读者群，也有利于吸引优秀国内外学者向本期刊投稿。简介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发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ISSN: 2381-2346 (Print), 2381-2354 (Online)主编：郁建兴，浙江大学；郭苏建，旧金山州立大学副主编：Anna Lisa Ahlers，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编辑部主任：沈永东，浙江大学编辑部副主任：高翔，浙江大学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是著名国际出版社Routledge旗下的全英文国际期刊，于2016年创刊，2017年入选ESCI期刊。本刊每年4期，按照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期刊的国际通行办刊模式，其所发表的全部研究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除了发表原创性学术研究论文，本刊还发表论文专辑、专题和评议治理各领域新兴研究成果的书评，是我国“中国治理”研究领域内唯一的英文期刊，其编委会汇聚了国内外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学家与治理理论研究专家。本刊旨在发表探讨当代中国治理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原创性前沿研究成果，所涉及的研究主题涵盖国家治理能力与现代化、地方治理、公司治理、非营利组织治理、社会治理、政策治理、环境治理、能源治理、气候治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同时，本刊还致力于为该研究领域中外学者的学术对话提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 传播引领中国治理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激发更多国际学者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类学科领域研究中国治理。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特别欢迎各类投稿及基于各类学术会议或学术工作坊而编辑的专题论文专辑。如有相关专题或专辑组稿问题或提议（proposal），可发邮件联系：yujianxing@zju.e.cn；sguo@sfsu.e。欢迎访问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页或进行网上投稿：【来源：浙大学术期刊】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他从最近阅读的休谟、雷蒙·阿隆与赫希曼的传记出发，谈到应更多地激发和培育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尤其在公共危机面前，社会和市场力量常常更具效力。采写 | 徐学勤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法理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著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与陆象山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我的轭——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等作品。01休谟、阿隆与赫希曼的冷眼观世界新京报：疫情暴发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生活节奏是否有被打乱？高全喜：原计划在假期放松一下，不再做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为来年的教学、研究和访学做些准备。由于疫情的暴发，心绪不宁，悲愤交集。每天有一半时间在看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分析疫情防控中一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读书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和写作。但这两项工作都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是潜在的，有时是直接的。谁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客观而言，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天灾人祸实属难免，但这样一起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最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危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谁都没有料到的。这场危机将在自然、社会和精神层面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关口，虽然变化的方向尚不得而知，但这次疫情肯定会影响深远。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哪些书？在这特殊时期，有何阅读感受？高全喜：抽空还是读了一些书，主要看了三部传记——《雷蒙·阿隆回忆录》《大卫·休谟传》《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三部传记，风格迥异，各有特点。先说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我有一次去巴黎，还特地去找过他的墓地，记得那天中午从地铁出来，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在那片公墓里首先找到萨特和波伏娃的墓碑，他们的墓最醒目，因为有很多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朝拜，墓前放置了很多鲜花和地铁票（表示曾经来过）。但阿隆的墓根本没人知道在哪里，我们找了三四十分钟，才在一个边角位置发现了它，那里冷冷清清，没有一束鲜花，也没有一张地铁票。我有点遗憾，因为当天下着雨，我们也没有买花。我在墓前沉思了半天，一边抽着烟，一边给他也点了一根。我“自我介绍”说，是中国的一个对他很敬仰的学者来此朝拜他。《雷蒙·阿隆回忆录》，[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版在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阿隆是一位卓有见识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在存在主义盛行时，他用非常冷峻的眼光，审视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分析当时的制度变迁。这本回忆录，重点讲述了他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分析，是其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尤其在疫情席卷海内外的当下，人的情绪很容易被各种信息左右，要能像阿隆一样用冷峻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看待整个世界格局。阿隆的思想和性格，既厚重又单纯。他把这两种看似相悖的优点，极为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大卫·休谟（1711-1776）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大卫·休谟传》，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休谟传记。它也具备《雷蒙·阿隆回忆录》的诸般优点。只不过，它不是出自休谟本人之手，而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莫斯纳教授所著。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休谟的思想和他的成长道路。休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那个时代的学者，都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休谟的研究领域特别广，从道德哲学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有涉猎，著作等身，尤其是他的煌煌《英国史》，记录了大不列颠的风风雨雨；在苍黄晦暗之时，总能给人以筋骨犹存的底气。这部传记充分展现了休谟的思想质地，也挖掘了他人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大卫·休谟传》，[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周保巍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入世哲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传记，赫希曼与一般的经济学者不同，他还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实践者，曾辗转于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法国沦陷后，他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等人一起，将包括阿伦特在内许多欧洲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营救到美国。他后来的许多建议，对美国政府、拉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诸多大型基金会的项目运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一直作为许多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到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后发国家考察调研，试图为这些国家找到通往现代化的变革之路。除了经济理论，他还有很深的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素养。所以，作者称他为“入世的哲学家”。三位传主都处在大变革时代，他们的人生经历都很丰富。通过阅读他们的人生和思想，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时代风浪时，多一些安慰和勇气。新京报：三位学者都能用冷眼分析时代病症，他们的思想理论对理解当下中国的疫情和时局有何启示意义？高全喜：休谟、雷蒙·阿隆和赫希曼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分别从道德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思考路径，探讨过社会治理问题。他们都偏向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社会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救助，强调社会自组织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外部组织体制是必要的，但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仍在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尤其在面临危机时，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经济动荡，社会自组织往往能够更及时、更主动、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同样是充分调动社会的自生组织体制，以此防止危害进一步扩散。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自治，有时会比人造的组织体制更为有效。以政府为主导的人造组织体制，在某些时候有一定效率，但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很容易运转失灵。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片面地强化了政府的组织体制，而没能有效地激发社会自组织体制，这是我们要吸取的重大教训。《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美]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02国家救援与社会救援如何高效协同新京报：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国家救援体系与社会救援体系该如何更高效地协同，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纳入救援体系？高全喜：有人说，特殊时期需要有强势的政府，我们承认特殊时期和日常时期是有差别的；但在成熟的社会体制中，即便是非常时期，很多事情也还是要交给社会来做的。从上到下的机构运行出现障碍，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无序化。病毒疫情来势凶猛，没有给政府留下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平时缺乏自治能力的社会势必一下子陷入溃败。南方社会相对经贸发达，应对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强很多，越是社会自治能力薄弱的地方，问题就越严重。政府、社会和个人应该要均衡发展，国家的强大不能以牺牲社会和个人为条件，“以人为本”应落到实处，应该以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为本。这场危机，不单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还会引发相应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在不断深化。用德国著名法学家卢曼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当一个方面发生变化，它会连带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要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有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变革。过去四十年以经济变革为主导，追求国家的经济总量，未来的变革则需要更重视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新京报：关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反思？高全喜：需要反思的方面有很多。从法学视角来看，首先要有一个反映社会真相的机制。社会真相的揭示，既不能单纯依靠某些人的道德勇气，也不能单纯依靠内部的汇报机制。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有通畅的反映真相的途径，要有实际可操作的法律条款作保障，这才是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至于社会言论的是非曲直，可以交给相关的专家机制乃至全社会去公开辨别，而政府则从中审慎选择。其次，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此次疫情还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表面上，这次疫情源自自然界的病毒；但实际上，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相关的组织管理和法律制度有莫大关系。疫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没处理好，我们以前片面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这种自然观是有问题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防治疫情不能以敌对的斗争哲学予以应对，这种所谓的“物质主义”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对此中外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人面对自然世界，即便是自然灾害，也要心存谦卑，只有顺应自然的机理，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同样，关于此次疫情导致的身心与精神上的问题，那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是无效的，要回归社会自发的道德传统。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更是如此，社会有病，那么自然病毒就会乘虚而入，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是可以抵御和防范各种自然与社会病毒的，对此，重建一个有序的社会领域，让良知与法治落到实处，才是最为关键的。 记者 | 徐学勤内容编辑 | 李阳值班编辑 | 高贵兵校对 | 何燕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往期回顾：疫期读书① | 何怀宏：能在边缘处境坚守人的义务就是英雄疫期读书②丨羽戈：反抗冷漠与绝望，在阴霾之下等待阳光疫期读书③丨夏榆：灾难之时，以个体记忆抵抗时代的遗忘疫期读书④丨黄灯：面对公共疫情，“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疫期读书⑤丨王晓渔：没有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几乎都已反思过了疫期读书⑥丨韩晗：每当灾难发生，都是考验人性之时疫期读书⑦丨廖伟棠×阿乙×邓安庆：站好自己的独立位置疫期读书⑧ | 刘道玉：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启蒙疫期读书⑨丨余世存：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隐痛疫期读书⑩丨李以亮：不能“在沉默就是耻辱的时候沉默”疫期读书丨王晨：公开透明，是高效治理不可或缺的条件疫期读书丨陈平原：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 疫期读书丨张柠×张怡微×淡豹：生活远比文学想象复杂疫期读书丨陈嘉映×景凯旋：从疫情理解一个人的价值与责任疫期读书丨汪天艾：我羞愧于那些不曾落在我身上的棍棒疫情读书丨袁凌：疫情下的“二手社会”，并非一日而成疫期读书 |叶匡政：敢问谁能救赎与安慰疫病带来的苦痛疫期读书丨王炜：心灵结构的转变与写作者的责任疫期读书丨陈楸帆×沈大成：抗风险能力培养需提上日程疫期读书丨赵松：文学很难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回应现实疫期读书丨马国川：公共卫生危机是本珍贵的“无字疫期读书丨沈卫荣：寝食难安之际，重读陈寅恪疫期读书丨解玺璋×董强：读书如何让人获得精神安顿？疫期读书丨冯立君：学历史的人，面对时代常常迷失疫期读书丨吴毅：别让后人指责我们没有思考时代真问题疫期读书丨陈映芳：没有任何人的受难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疫期读书丨严飞×陆铭：持守公义，我们就不会毫无力量疫情读书丨谌洪果：我们都有责任为时代事件寻找答案

关注中国绿发会，订阅绿色未来近日，中国绿发会星空工作委员会在与国际暗夜协会（IDA）的沟通中，了解到国际上第一本跟暗夜星空有关的杂志《暗夜研究》（JDSS）已出炉。为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现将此消息分享如下。（来源：美国犹他大学官网）这本在线杂志由美国犹他大学“暗夜研究联合会”推出，致力于对光污染的研究、分享有影响力的故事、传播暗夜星空文化。犹他大学在8月底发布的官方消息显示：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夜间的人工照明会严重地影响到野生动物、人类的健康、增加开支浪费并且让人类越来越远离过去的文化，但是，尚无一个正式的学术教育项目来严格地致力于暗夜的研究与保护。而美国的犹他大学正在改变这种状况。2019年8月下旬，该杂志正式推出。这是世界上唯一致力于理解和保护暗夜的学术刊物。这本跨学科杂志分享来自暗夜运动的艺术、基础科学和保护故事。“该杂志将吸引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暗夜星空研究的人，也将吸引那些积极研究和倡导暗夜保护的人们，”该协会的联合主任、暗夜研究的核心成员之一Daniel Mendoza表示。更多消息：https://unews.utah.e/journal-of-dark-sky-studies编译/Linda 核/花花 编/Angel

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高端论坛暨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记者 毛晶慧12月7日，以“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为主题，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高端论坛暨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本届高端论坛，由中国行为法学会指导，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分会共同主办，贵州环嘉丰达循环经济产业有限公司承办，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杂志社、《求是》杂志社圆点直播与中国行为法学会智库专家（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协办。海南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党总支书记董治良，公安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李文燕，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原主任张恒山，最高人民法院原办公厅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少南，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生态环境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原最高法院法研所所长孙佑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徐祥民副会长等领导、专家出席论坛开幕式。最高法院法研所刑事行政审判研究部负责人、中国行为法学会理论研究分会副会长韩德强主持大会开幕式，王少南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翟勇、张恒山、杨朝飞、李文燕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对本次论坛的召开给予了高度评价。本届论坛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中国行为法学会、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党校、环境资源部、科技部、农业部、最高司法机关、地方政府及各级环保行政执法机关、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等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环保企业负责人、律师等200余名代表出席了本届高端论坛。本届高端论坛暨工作会议致力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行为法学会智库专家（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深度研讨新形势下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问题，在更高层次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与创新发展，努力构筑起一个集技术研发推广、孵化对接应用、损害评估鉴定、效能转化提高、法治规范保障等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技术应用一站式服务平台，为推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做出有益探索和应有贡献。中国行为法学会理论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朱崇坤，主持主旨发言阶段。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原最高法院法研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司法研究分会副会长孙佑海作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的主旨发言；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导，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徐祥民作了《关于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的主旨发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天颖作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及展望》的主旨发言；贵州环嘉丰达循环经济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苗治壮作了《多元管理：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主旨发言。原最高法院办公厅巡视员于新年，国资委中商华容原董事长姚绍忠分别主持了下午的研讨交流阶段。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副处长孙启新、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乔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高孝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沈世伟；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霍敬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坤；上海市律协环境资源与能源业务委主任吴荣良；中国化工集团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危废固废处理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赵伯居；青岛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飞等专家学者和环保企业代表围绕我国土壤、水污染治理法治化进程，新技术如何支撑土壤、水污染治理工作，土壤、水污染治理的司法保护发展方向，土壤、水污染公益诉讼热点与难点，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与保护以及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标准化管理与法律保护等有关的重难点和热点问题分别作了主题研讨发言，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室副主任张立伟教授、国务院扶贫办副处长梁怡、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明昊、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吴德胜、徐州市中级法院环资庭庭长张建、《求是》杂志社圆点直播总经理胡娟和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治荣等专家进行了精彩点评，发表了真知灼见，相互之间开展了深度交流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厚。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王敏啟主持闭幕式，王少南代表主办方致闭幕致，并作了总结讲话。此次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高端论坛暨中国行为法学会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研究分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求是》杂志社圆点直播、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环球时报、人民法治、中新网、中国法院网等多家媒体支持，针对环境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举办规格之高、主题之鲜明、时效之强、成果之卓著，在国内外法学界、社会学界、环境保护学界乃至经济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探索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行为规律，推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法治化与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

3月15日上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活动月第三场活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发展”专题论坛召开，院长梁勇、副院长龚建文出席。梁勇指出，要通过学术交流和互动探讨的方式，活跃全院学术氛围，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活环境。同时，他对各位论坛报告人的选题作了进一步指导，提出对房地产税的问题从学理层面和应用对策层面加强研究；从理论上厘清江西省政府提出的“五型”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从法治政府的角度提升对“五型”政府的认识；结合江西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做好营商法治环境的调研；跨境数据既可以从纯理论的角度探讨，也可以从大数据的安全，数字经济的角度转化为智库成果；河长制可以选取几个样本进行“解剖麻雀式”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壮大后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影响等问题。他强调，各个选题都要到基层选点，扎实开展调研，出有实效的研究成果，提高对策研究的针对性。龚建文提出，应用对策研究和基础学科研究都要重视多学科交融，从不同学科的学习中得到启发。她以出题的方式，对房产税在推进过程中的问题、“五型”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从“法媒银”视角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以5G的推进为契机加快江西数字经济发展问题、河长制建设的江西经验及完善对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进一步的点上调研等六个方面的选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要求和具体部署。她指出，这些题既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针对性都非常强，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智库研究成果。杨秋林、曾明生、谢德城、胡炜、谢丹、陈保林等六位学者先后就“房地产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新时代江西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主要难题与对策思考”“江西营商法治环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与我国应对”“流域环境治理制度研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汇报。与会人员就报告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论坛由《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研究所、院综治办、“法治与与地方治理”准重点学科共同主办，相关部门40余人参会。（微信编辑：杨晨）如何免费订阅“赣鄱智库”官方微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经验表明，只有把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并在能力建设、制度完善、法治保障等三个方面形成示范，才能最终推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姚尚建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结合地方实践对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的路径进行探讨。更多内容，请点击封面购买本期杂志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中心和粮棉基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全域经济发达，产业体系完备，城市差序完整，人文氛围浓郁，因此这一地区既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观测点，也是我国制度创新的试验场。加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赋予了长三角以更多制度创新的空间。推进国家治理整体制度优势的地方性转化地方治理需要服从国家整体制度安排。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制度优势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全局性的，地方治理的制度创新需要服从国家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在全国统一市场秩序、统一监管体系的建设中，积极履行地方责任。长三角示范区建立在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交界处，这一区域水网密布、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但是由于长期处于省级行政区划的交汇区，这一区域也一度是末端制造、交通不便的代名词，国家要求长三角实现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运行需要集三省市之力，实现边缘崛起，完成生态文明约束下的区域发展，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国家尊重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探索。近四十年来，长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与其他发达地区一道，全面引领了中国高速发展。在这一区域，先后崛起世界性的产业园、城市群、港口群，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和国家整体放权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浦东发展的意义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期许中，中央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势必要求上海、要求浦东，要求长三角在国家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总结更多地方性的、可复制的经验，从而实现国家的整体性发展。要及时总结地方治理的制度性成果。中国是集权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这一基于郡县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中国同时又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许多省级政府所管辖的人口也赶上一个中等国家，这就要求全面改革开放需要省级政府甚至市、县政府承担更多制度创新的责任。应该看到，在长三角区域，地方经济活力的提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首倡，得益于开发区、保税区甚至自由贸易区等各种功能区政策的先行行试。因此，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所有的地方制度创新都是为了服务于全国性的制度发展，要及时总结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全局的高度审视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立足全球大背景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从公共治理的逻辑看，制度建设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础，一个好的制度只有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发挥持久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开始直面更加多样化的世界，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构建，今天，中国国内各地方、区域共同进入全球体系，从这一角度，积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包含着提高地方治理效能之内容。立足全球视野探索治理效能的结构互动。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是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总体行动无法解决超大国家内部所有地区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沿海开放、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全域开放的基本思路，使中国各级政府、各个区域依次步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公共治理将不同程度地承受全球性要素互动的影响。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们不仅要加强国家层面上的国际互动，也要积极探索“次国家”交往，鼓励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从社会层面上，要鼓励更多的民间交往，全方位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面貌，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寻求全球资源。充分信任地方政府，鼓励地方自主创新。在中国政治中，“责任”是政党意图向政府政策过渡的桥梁；在行政体系中，地方政府同时服从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责任政府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律最严明的责任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用一百年时间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人民富裕等三大目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既需要直面国内的制度变迁，更要从世界发展中判断地方发展的政策方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级政府要充分信任地方政府，并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制度空间。长三角示范区的样本意义在于，在三省市的三个县区组成的示范区里，还设计了以三个县区毗邻的五个乡镇为基础的先行启动区，这一嵌套型结构显示了生态环境、行政边界约束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审慎性与持续性路径，也承认地方创新的渐进性特征；正是示范区相对独立的运行体制，为示范区行政机关提供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逐渐深化的自主创新的行动空间。精兵简政，充实一线人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为公共治理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公共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化解上述矛盾的能力，这就需要从人员和制度上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但是现阶段，大量来自上级机关的各类检查、督察，乃至文山会海，既束缚了基层政府的手脚，又造成了优势制度的地方空转。因此，从政府履责的角度，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趋势来看，我国的社区一线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要鼓励大量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机关干部进入基层岗位工作，同时鼓励大量熟悉基层情况的一线人员进入决策部门，打破基层晋升的天花板，从而实现市、区、街镇治理的良性互动。完善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现代治理是法治保障下的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的转型中，必须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来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权力，平衡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自觉把法治信仰置于公共治理的全过程。以法治建设夯实区域治理的制度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法治建设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区域发展与治理除了涉及环境保护、产业转型，还涉及权利保护、对外开放，这就要求法律深度介入这些互相冲突的政策目标，以法治原则解决区域发展的难点问题。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强调，对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区相关立法授权工作要及早作出安排，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安全、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要统筹考虑，立改废释并举。因此，对于示范区来说，正是这些基础性、系统性的立法工作的推进，确保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夯实了区域治理的制度基础。大国治理同时面对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示范区跨越不同省市，其一体化发展势必受到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政策目标的制约。2020年9月24日、25日，浙江、上海、江苏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关于促进和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沪、苏、浙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在党委领导下积极主动作为、通力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部门深入指导地方人大做好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的成功案例。”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授权有两个步骤：首先，三省市采用“法律询问答复”形式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其次在此基础上开展地方立法协同的方式，就示范区的组织结构、行政权力等进行规定，授权示范区执委会行使省级项目管理权限。这一立法协同，为区域持续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区域一体化取得了一系列的法治经验。以法治建设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愿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对于同时拥有自贸新片区与示范区的长三角来说，高质量的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愿景，而这一愿景必须建立在法治引领的前提之下。在这一区域，浦东将持续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窗口，而示范区作为“水乡客厅”，将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展台。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制度与生活的两种政策设计并不矛盾，相反，城市与区域的治理联动，示范区与新片区的制度协同与经验溢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下，法律体系需要正视这一前瞻性目标，正视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融合，以现代法律体系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结论地方治理的成效与民众的获得感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地方治理的制度始终处于一个持续性的变革之中。在最近一段时期，除了长三角示范区，国家还批准了诸如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焦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及深圳先行示范区等政策区域，这些区域都在高质量发展中被寄予不同的制度创新的期待。具体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既要努力探索将国家总体制度优势向地方治理能力转化的路径，又要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地方治理的新途径，从而把责任、权力与成效紧密联系起来。标题 |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的路径探讨——来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启示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月第1-2期作者 |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姚尚建新媒体编辑 | 蔡圣楠原文责编 | 李懿 蔡圣楠

思响哥荐汹涌澎拜的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大量农村中青年到城市找活路，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这极大地“撕裂”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拉扯”中，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在哪儿？今天，思响哥推荐阅读人民论坛独家内容。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 周少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两个历史性任务，事关两者之间互动共进的双向交流过程，其组织性体制基础则为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拉扯”中艰难前行，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或“困境”。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今日之“乡村”，不是传统农耕社会中的“田园牧歌式乡村”，也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停滞的乡村”，而是在不断急剧提升的城市化（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变动不居的乡村”。这是我们探究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结构性大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一定人身自由的传统农民，不断地、一波接着一波地涌进城市，推动着“城市化率”的节节攀升。这意味着广大乡村中的人才、资金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各级城市，从而相应地导致各地乡村不断遭到侵蚀、衰落甚至消亡。这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提出的历史性背景，也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则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资金和资源的支撑，特别是产业支撑和人才支撑。但目前的产业结构则不容乐观，2017年中国的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7.9%、40.5%、51.6%，而农村常驻人口达41.48%，也就是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8%的产值，要“养活”40%之多的人口，这是目前“农村留不住人”，大量中青年“到城市找活路”的根本原因，导致人才、资金和资源“单向”流入城市，而广大乡村面临“空心化”“边缘化”的问题。这就形成乡村治理的背景性制度困境：一方面，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和“回流”，但现实是，乡村的产业基础根本无法支撑如此之多的人口生存。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乡村人口、土地紧张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又需要大量的人口离开乡村，并能够一体化地融入城市生活，也是说，从长远来看，为了根本性地解决乡村治理问题，还需要农村的人力和财力“流入”城市。这便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历史夹缝”之中的乡村治理，要实现城乡之间人才、资金和资源的“自由双向流动”，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还亟待城乡之间制度性体制结构的深化改革。二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正是在汹涌澎拜的城市化大潮冲击下，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单元”的结构性调适，治理主体是谁？治理对象又是谁？传统乡村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乡村，有着极大的结构性转换。传统乡村基本上是一个“稳固的乡村共同体”，是一个“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基本上依靠传统的村规民约等道德性力量维持乡村秩序。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使国家的政权力量渗透进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持了传统的“习惯性治理”。但汹涌的城市化大潮，极大地“撕裂”和“解构”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几百万、几千万到二亿之多的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季节性”和“阶段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治理结构。一是乡村“熟人社会”的松解。二是“流动性农民工”成为“两头管不着”的庞大人群。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在各级城市“打工”，但其户籍不在城市，加之其季节性流动的特征，城市社区不便管理。且其常年不在农村，理应在农村社区落实的各种权利的实现根本没有“落实主体”。三是乡村治理主体和对象的高度变动性。大量农民工季节性在城乡之间的“漂浮流动”，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及其对象的高度“可变性”，加之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县城、城镇买房居住，虽然其户籍和身份是“乡村成员”，但根本不在乡村生活，也就无法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和有效对象”。也就是说，在城乡结构互动调适的历史性转型时期，乡村的人员结构、产业结构，甚至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都带有极大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便是“流动性乡村结构”给目前的乡村治理带来的极大的问题和挑战。三行政化下沉与乡村自治的“机制对冲”乡村治理及其治理现代化，理应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就基层社会具体而言，就是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但近年来，行政化下沉趋势日益凸显，与乡村社会的自治活力构成了一定的紧张关系。如有的地方政府强行规定，村委会“两委班子”“一肩挑”（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为一人）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甚至有的政府要求达到100%。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行“工资性补贴”“年薪”10万元—20万元不等。乡镇政府对村“两委”干部下放行政性事务并实行年终考核。村“两委班子”成员实行“坐班制”，等等。为什么在需要实行村民自治的基层社会，出现了“行政化趋势”？并构成对“村民自治”的“对冲之势”？这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一是城市化的急剧提升，需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这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快速的城市化需要大量建设用地，其中涉及的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利益纠葛”，都需要乡镇政府拥有极大和极强的“纠纷化解能力”，而这从根本上又离不开村干部的有效配合。二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的繁重。现在的乡镇政府也许是最繁忙的“中国政府”，从贫困户的建档立卡、扶贫措施的落实到位和迎接上级的各种检查评比，到美丽乡村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验收评估，再到乡村道路建设、工程立项实施和城乡产业规划等乡村振兴的重大事务。层层加码式的“运动式治理”，到了乡镇政府，然后再“下卸”加压到村干部的头上。但这必须以能够“掌控”村干部为前提。三是“流动性乡村社会”带来的管理和秩序的治理难度。农民工流动性的加大和变化无常，带来了乡村传统共同体的松解和解构，传统“德治”力量削弱，现代“法治”力量又接续不上，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加，都急剧地加大了乡镇政府对乡村社会的“管控”危机。不断加重的行政性下沉，虽然适应了急剧转型时期流动性乡村社会的特定需要，但从长远来看，“行政性下沉”与“乡村自治”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机制”，对于培育乡村自治组织活力，壮大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养成理性健康的公民文化，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各种抑制作用。而这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又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约束”众所周知，“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两大“制度鸿沟”即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起到一定“隔离城乡”和“封闭乡村”的作用，是维护国家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其制度体系“漏洞百出”，但还是束缚农民融入城市的根本制度。户籍制度体系上“附着”大量的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化利益”，大量农民工身在城市工作，其身份依然是在农村。由于“人户分离”的历史性境遇，导致乡村治理大量的“时空倒错”。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也是“隔离城乡”的基础性制度。由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双锁定”（城市为国有土地、农村为集体所有土地，所有制性质皆不得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朝着越来越“细分产权”的“双重三权分置”方向改革。就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来说，“三权分置”的改革为：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权为农户家庭，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出租或以土地入股。进城打工的农民，可以把小块土地留给家里的老人耕种，也可以把土地流转给专业大户经营，也可以土地入股土地合作社，要么就把土地撂荒。对于常年在城市打工和生活的农民来说，土地是留给农民的“有用财产”，但却不能转化为“融入城市的资本”。但对流转大量土地的专业大户或合作社来说，“流转”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根本无法“拿”土地进行“融资”或“抵押贷款”。就农民的宅基地来说，“三权分置”的改革为：宅基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宅基地资格权为农户所有，宅基地上所建的农房财产权为农户所有。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在集体成员之内流转（宅基地资格权出让）。虽然近期，中央提出“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但大量的闲置在乡村的农房，在没有城市资本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资产变资金”。所以，大量在城市打工或在城镇购房并居住的农民，还是保留着在农村的住房，农村的房屋财产同样无法变成农民融入城市的“融入资本”。但同时，由于城乡土地价格的极大差异，用几万元补偿“拿到”的集体土地，“转身”成为城市开发的“国有土地”，其价格往往可以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由此导致在乡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无形中增加了乡村治理的“治理链条”和“治理难度”。此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在给广大农民施加约束的同时，也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保护机制。农民的承包地是农民留在乡村的“财产”，农村的房屋是农民留在乡村的“根据地”。在目前农民工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困境中，随时可能的“回乡潮”，也使“老家的土地和房屋”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防线。这也是很多地方出现的，农民在城镇买了房屋并安居下来，也不愿意把“农村户口”迁入“城镇户口”的根本原因。同时说明，乡村治理在面临基本制度改革时，所必须直面的复杂挑战和严峻困难。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出路何在？只有直面制度性问题和困难，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向互动，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城乡各种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同时，壮大基层民主自治的活力和基础，组织化有序化动员基层民众，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氛围，加强乡村法治建设的力度，在此基础上，稳固乡村共同体纽带，提升礼俗性德治力量，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治理结构，由此乡村治理现代化才能够建立在可靠持续的制度基础之上。原标题 | 乡村治理：制度性纠结何在原文责编 | 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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