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研究杂志社

从各地公布的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数据看，大部分省份财政收入降幅明显收窄。专家表示，地方财政收入在三季度能够加速恢复向好，从根本上得益于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序推动，以及各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积蓄的内生动力。不过，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三保”支出压力较大，预算执行进度放缓等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确保地方财政平稳运行。近日，各地陆续公布了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在经历了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二季度触底回升后，地方财政收入在三季度加速向好。与此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地方财政的“钱袋子”变得更牢靠，花得更精准。财政收入好于预期从各地公布的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数据看，大部分省份财政收入降幅明显收窄。比如，今年前三个季度，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23.2%、11.2%、6.8%。“财政收入持续回暖，得益于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封毅表示，经济向好带动税收增长，重庆前三个季度税收分别同比下降27.7%、16.6%、11.5%，整体情况在好转。1月至9月，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613.6亿元，下降5.9%；北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49.1亿元，下降10.3%；辽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1.7亿元，下降2.9%。浙江、河南、云南、深圳、厦门等地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实现了正增长。比如，前三季度，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13.52亿元，增长1.7%；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92.4亿元，增长1.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认为：“实现正增长的地区涵盖了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财政收入的‘真金白银’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增长潜力。可以说，经过三个季度的艰苦努力，我国地方财政成功稳住了‘基本盘’。”今年以来，为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我国通过采取新增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大力压减中央本级支出等措施，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各地在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同时，积极挖掘潜力，通过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等方式缓解收支压力。据深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深圳市区财政全面梳理办公、住宅、产业用房、商业物业等政府家底，通过剥离与行政事业单位履职无关的商业物业，利用市场化方式提高大型场馆使用效益，1月至9月市区两级盘活资产等收入213亿元，有力缓解了税收减收的压力。”“地方财政收入在三季度能够加速恢复向好，从根本上得益于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序推动，以及各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积蓄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通过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有效激发了企业活力，进而助推地方财政收入加速恢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认为，随着消费在四季度进一步扩张，各项目投资陆续在年终显现效应等因素，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有保有压聚力增效“从前三季度各地财政支出情况看，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总体部署，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与此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王泽彩表示。数据显示，1月至9月，安徽财政支出完成5597亿元，支出规模达到预算的80%，超序时进度5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农林水支出等保持正增长。江西1月至9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126.8亿元，其中民生类支出4093.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9.8%。河南前三季度民生支出合计6288.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6.4%，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深圳取消各项可开展可不开展的公务接待活动，严控新增课题、调研、会议、差旅、培训等履职类经费。1月至9月，深圳市本级“三公”经费支出下降34.2%，节省下的资金重点投向民生领域。重庆前9个月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下降了14.9%，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压减行政开支。而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疗卫生支出329.3亿元，增长1.9%，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9.4个百分点，社保就业、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等重点支出也保持了正增长。“与收入形势相比较，地方财政支出的降幅相对较小，已经实现正增长的地区相对较多。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财政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彰显了今年中央财政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财力直达基层的成效。”白彦锋表示。白景明认为，各地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离不开直达资金的有力支持。今年我国将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支持地方落实帮扶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群众的措施，加强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用于抗疫相关支出等。“建立新增财政资金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充分体现了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彰显了我国财政体制管理的积极应变、创新有为。”白景明表示。确保财政运行平稳虽然各地财政收支形势在三季度明显好转，但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三保”支出压力较大，预算执行进度放缓等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确保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白景明认为，直达资金对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地方财政管理提出了更高、更精细化的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机制，明确任务和目标，将资金重点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确保直达资金精准落到困难企业和老百姓的身上。同时，应通过加大公开和公示力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应进一步统筹一揽子规模性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复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财政增收夯实物质基础。”王泽彩认为，同时应进一步切实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和“三公”支出，优先确保公共卫生、精准扶贫等重点支出。面对依然存在的收支压力，各地财政部门也加足马力积极作为。封毅表示，随着经济持续稳定转好，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恢复，预计重庆全年财政收入降幅将进一步收窄。下一步，重庆将继续贯彻落实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惠企纾困政策，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护好发展的基本盘。江西将用足用好“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融资担保、农业担保等政策，进一步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同时，将加强直达资金支付的跟踪问效，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撑作用。天津将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支持惠民暖企消费，助力企业加快恢复生产经营。“深圳财政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让利成效，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国家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降的费降到位。”深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各地应着力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引领‘两新一重’等项目建设。”王泽彩表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来源：经济日报

继贵州茅台、老白干酒股权划转被市场热议之后，多地国资股权的划转仍在密集涌动。今年1月以来，京、沪、皖等多地上市公司相继发布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国有股权被无偿划转至当地省属财政厅或其指定机构持有的公告，划转股权比例从2%到10%不等。相关国资人士和业内专家接受采访时认为，多地密集将国企股权划转财政，主要指向利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当地社保基金，这一运作在2020年底进入收官阶段。(证券时报)来源: 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

继贵州茅台、老白干酒股权划转被市场热议之后，多地国资股权的划转仍在密集涌动。今年1月以来，京、沪、皖等多地上市公司相继发布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国有股权被无偿划转至当地省属财政厅或其指定机构持有的公告，划转股权比例从2%到10%不等。相关国资人士和业内专家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时认为，多地密集将国企股权划转财政，主要指向利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当地社保基金，这一运作在2020年底进入收官阶段。一方面，这有利于筑牢各地社保资金安全网，另一方面，如何保障资本的规范管理与保值增值也将成为新课题。地方国企股权划转真相1月7日，合肥城建发布公告，收到控股股东兴泰集团通知，将合肥市国资委持有兴泰集团的8.57%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安徽省财政厅持有，委托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户管理。由此，合肥市国资委将持有兴泰集团91.43%股权，安徽省财政厅持有兴泰集团8.57%股权。同样位于安徽省的江淮汽车也最新公告了股权划转，不过划转标的为上市公司股权本身，同时划转比例也降低不少。江淮汽车1月5日披露，将安徽省国控集团持有江淮汽车的1.93%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安徽省财政厅持有，委托国控集团专户管理。近期公告股权划转到地方财政的并非只有安徽省，北京、上海等地国企股权划转工作也在快速推进。其中，云赛智联、*ST飞乐、华鑫股份等上海国企公告，上海市国资委持有的仪电集团10%的国有股权一次性划转给上海市财政局持有。首商股份、王府井、全聚德等北京国企也公告，北京国资委将其持有的首旅集团10%的股份无偿划转到承接主体北京市财政局。虽然多地国资划转激流暗涌，不过市场对于本轮划转热潮的关注，还要始于贵州茅台在去年底公布的茅台集团将4%股份(当时市值超900亿元)划转给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老白干酒10%股权划转至河北财政厅。当时部分机构认为，这一方面用于补充财政，另一方面借助减持股票等运作可提升股票流动性。市场中也出现“土地财政改成白酒财政”、“接下来五粮液请开始你的表演”等声音。“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老白干酒与贵州茅台的股权划转指向并不相同。多地加速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主要是为了充实社保基金。”有北京国资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说，“从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方案，到2019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划转通知，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早已推开。2020年底是要求完成划转的时间节点，北京、山东多省份由此发布专门实施方案，明确划转范围、对象、比例和承接主体。”各级政策的出台，使地方国资划转社保工作提速。但为什么只有高端白酒的股权划转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呢？国研智库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研究主任苏培科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与产业属性和市场估值有关。“白酒产业毛利率碾压多数产业，近年来利润水平持续高企，二级市场表现持续活跃。但实际上，其他产业、其他省市的地方国企特定比例的股权都在划转财政。”前述国资人士透露，虽然划转提速，但是各地情况不一，其间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和难点。“地方国有企业数量多，情况复杂：有的产权关系尚未理顺，有的经营不善无法顺利划转，有的因重组改制，划转范围和规模或将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困难，不少地方采用的是‘阶段性完成’或者‘基本完成’的说法。”以北京市为例，顺义区在去年12月底表示，阶段性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区财政局已会同区国资委向涉及此次划转的5家区属国有企业下发通知并按时完成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工作，并将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做好后续相关工作”。记者梳理发现，各级政策文件规定了划转范围、划转对象和划转比例等重要问题，明确划转比例通常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而从上市公司公告情况来看，虽然也有上海仪电集团等案例一次性完成这笔比例，但是也有一些案例划转比例较低。基于此，苏培科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国有上市公司披露自身或控股股东股权划转地方财政厅的案例或还将增加。两大新课题待解对于划转地方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表示，“这有利于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同时只有解决民众后顾之忧才更有利于激发消费和经济发展。”苏培科也赞成划转财政，不过他同时提醒，地方国企划转面临收官的时间窗口，也正值部分地方经济增速下滑以及地方债务高企的时刻。因此，如何严格规范国有资本管理将成为新课题。苏培科的这种担忧，源自地方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速的变化。数据显示，地方债务从2014年不到1.2万亿的存量，到2020年年底前25万亿规模，中国地方政府债券改写了中国债券市场的版图。同时，2020年全国城市前三季度GDP数据显示，部分省份经济增长面临失速风险。前述国资人士介绍，加强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管理，一直是划转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要求，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获取收益的方式是分红为主，运作为辅。对此，各地也进行了具体规定。”苏培科指出，从过往的养老金管理机制来看，指望本省专户管理未必能管理得好，但目前至少可以解决对接和承接主体，等到条件成熟时，统筹层次必然提高。“从目前来看，划转的国有资本具有特定用途和政策目标，一定要强化专项资金专项应用，不能混入地方资金池。毕竟此前地方政府卖地、加杠杆等不少融资手段都受到约束，手里牌变得越来越有限。”此外，划转之后的资本如何保值增值，也成为一个新课题。“多数地方财政部门在资产管理方面，较国资部门存在一定差距。如何有效进行资金管理和收益管理，也需认真考量。”苏培科表示。这种差距在部分A股公司业绩中有一定体现。包括潢川县财政局旗下的华英农业，铁岭市财政局旗下的铁岭新城等案例在内，部分公司经营承压。不过前述国资人士介绍，多地在资本管理方面已有部署。“以北京为例，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和知情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一般不向企业派出董事。同时，对划入的国有股权，承接主体原则上应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周茂华认为，划转之后需要构筑起良性循环。“将部分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弥补社保基金缺口，社保基金作为承接主体经过批准可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实现增值保值；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持股，也使得国企股权结构多元化，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同时，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仍有很大结余，不会出现大量划转股权减持套现现象，这种充实社保基金长效机制形成良性循环，这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稳定性。”分化的地方国企“随着贵州茅台股价的持续大涨，我认为部分地方国有资产已经面临高估。不过从本轮划转运作逻辑以及划转之后相关资产的保值增值动力来看，我的观点已经彻底改变，开始认为部分优质地方国企或会继续遭遇资金围猎。”有投行人士在短视频平台表示。那么，地方国企股权划转提速，对相关标的究竟有何影响呢？苏培科分析，这种划转总体而言无所谓利多利空。因为股权本身都是国有股，划转为“左口袋放入右口袋”；由于划转比例控制在10%，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周茂华认为，股权划转将对标的公司股东结构、原控股股东持股构成影响。“按照规定，股权承接人享有收益权和处置权，但要履行必要义务，同时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股权划转后不改变国有股权属性、管理体制和方式。股权划转不改变公司总股权数量，旗下资产规模变化需要动态来看，关键还是要看未来公司发展情况，如果通过股权划转，上市国企的治理结构更加完善、经营效率提升，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更趋乐观，总资产将持续扩张。”前述国资人士认为，随着国资划转社保工作收官，未来提升国企经营绩效是关键。“社保基金不应做沉睡股东，而是要成为积极股东，主动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为国有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股权划转热潮，多为体量规模较大、资产优质的国有企业。在A股市场中，还有一类地方国企属于资产质量有待提升，甚至面临退市的情况，从目前来看，尚未发布类似划转公告。根据Wind统计数据，在目前地方国资系公司中，有相当比例在近年来出现(过)利润亏损，且以*ST松江、*ST实达、ST云维等为代表，部分地方国企被交易所特殊处理，甚至面临退市。在苏培科看来，这类资产划转概率不大，否则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我建议这类资产暂时保留在当地国资委，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借助重组、重整等方式实现‘淘沙’。”周茂华表示，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深化，注册制和退市等基础制度健全，部分基本面不佳、缺乏持续经营能力的国企面临退市压力不断增大。“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些企业还是要通过改革转型，探索通过引入战投、兼并重组等方式，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经营能力。”〖 证券时报网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备受关注的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启动发行。财政部日前发布了今年前三期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通知，累计1700亿元，采用固定利率，个人也可购买。6月18日，首批（前两期）1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开始招标，明起可购买。三期本月23日招标。万亿抗疫债7月底前发行完毕，个人可购买根据财政部通知，一期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总额500亿元，为5年期；二期发行总额500亿元，为7年期；三期发行总额700亿元，为10年期。这17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均采用固定利率，一、二期按年支付利息，三期按半年支付利息。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抗疫特别国债为记账式国债，最终利率需要通过国债承销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行就市。目前，5年、7年、10年期记账式国债收益率约为2.5%、2.8%、2.8%。同时，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可提前兑取，可在二级市场交易，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波动，盈亏由投资者自负。上述负责人表示，个人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所、商业银行柜台开通账户，参与抗疫特别国债分销和交易。具体可以查询相关场所的交易规定，或咨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开通记账式国债柜台业务的银行。记者咨询了农业银行北京一网点，工作人员表示，抗疫债明天（6月19日）起可购买，23日起上市交易，但根据以往经验，一般当天就会售完。个人投资者登录农业银行客户端，选择投资—债市宝—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一期或二期即可购买。线下网点柜台也可购买，但程序较为繁琐。前两期于23日上市交易的同时，三期抗疫特别国债紧随其后，同日启动招标，24日开始计息。发行安排如此密集早有要求。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该发的债加快发行”。据悉，抗疫特别国债将于7月底前发行完毕。不到两月时间，1万亿元特别国债面向市场，如何保证发行平稳？上述负责人表示，财政部将充分考虑现有市场承受能力，按照大体均衡的原则，尽可能平滑各周发行量，稳定市场预期。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抗疫特别国债直达基层为对冲疫情影响，我国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扩大至3.75万亿元。作为财政“三支利箭”之一，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具体包括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同时，筹集到的资金将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全部直达市县基层。6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立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具体方式，明确了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角色”。中央财政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管理。省级政府要当好“过路财神”，同时不做“甩手掌柜”，在加强资金监管同时，将自身财力更多下沉基层，弥补基层财力缺口，以确保中央确定的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举措真正落到实处。资金监管方面，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处理。中国政法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 特殊转移支付对省级政府是一个考验，改变了过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要经过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统筹再层层下达的情况。“以前有部门利益大家才有积极性去做，现在钱只从手里过，不属于你了，但你还是要做好。”本金偿还中央地方三七开，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发债如何偿还，今年预算报告指出，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承担30%，实际上就是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他认为，在目前地方财力吃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可以更多发挥作用。万亿元规模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未来是否会追加？连平认为，制定发债规模的时候要考虑财政在其他方面挖掘资源的情况，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特别谈到了要把相对闲置的资金更好地使用起来，同时削减中央财政开支。“也就是说，如果还有挖掘空间的话，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借太多的债，这样的发债规模也为以后的积极财政政策留下了空间。”连平分析。解读：个人投资者，抗疫特别国债值得买吗？目前，5年、7年、10年期记账式国债收益率约为2.5%、2.8%、2.8%。截至发稿，今年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利率尚未揭晓。连平分析，受到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遭受冲击，流动性比较宽松，根据市场供求关系“随行就市”来看，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不如以往。但大体上应该会比市场上差不多类型的国债略高，同时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同时，从投资稳健的角度看，属于国家信用级别最高的债券，几乎没有风险，因此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今年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可以作为长期理财配置中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对年纪较大的、对市场反应不够敏感的，以及风险偏好很低的一些“求稳”的投资者来说，抗疫特别国债可以考虑。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编辑 陈思

作者简介：张军孝，男，编审，学者型出版人，《今传媒》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研究及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张慕陶张慕陶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位颇有影响且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为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却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甚至开除党籍；他曾为抗日反蒋斗争四处奔波，始终不失一位爱国民主志士的风骨和气节，却被冠以所谓“托派汉奸”的骂名，最终又遭蒋介石电令关押继而枪杀，成为一位历史悲剧性人物。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楚张慕陶的生平经历轨迹，对于澄清有关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张慕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西安求学时期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刄（仭纫）、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旬邑县太峪张家村。旬邑县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50公里处，与甘肃省正宁县毗邻，古称豳国。西周王朝建立后，将豳地划入王畿之内并置邑，为栒邑。到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始名栒邑县。县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三水河，流域占全县面积的70%以上，故在汉朝以后更名为三水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其与广东省三水县重名，复改回栒邑县。1964年9月，因“栒”字比较生僻，选同音常用字“旬”代替，改成旬邑县。张金印的家庭属于旬邑县太峪张家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生活富裕殷实，家庭经济条件甚为优越。童年时期他就读于旬邑县立宝塔高级小学，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渭北高塬峡谷之中的旬邑县城，也无不受到北京、西安等地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这对当时还在高小上学，思想单纯，又喜读《三国志》《春秋左传》《四书》《五经》的张金印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923年秋，张金印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来到西安后，对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盛行，他那偏僻闭塞的家乡旬邑与之相比，可谓是望尘莫及。由于他刻苦好学，奋发向上，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春，员魏野畴担任省立三中教务主任后，在该校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张金印深受魏野畴等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近百年史》《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由思想上的激进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学生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由于他同魏野畴的频繁接触进而思想上有了明显进步，遂于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西安团组织建立后，为了便于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在魏野畴领导下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张金印便积极参加了青年生活社，并团结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久，他与张秉仁、张含辉、陈嘉惠等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向陕西广大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讨论青年问题，促使青年人觉悟。1925年，张金印被推举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该校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辩论会和演讲会等，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晚召集学生发表演说，并进行热烈的辩论，以活跃学校的政治、学习气氛，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团结在校学生会的周围。同年5月，军阀吴新田正式受命为陕西军务督办的第二天，就制造了惨杀省立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后，张金印立即发动和领导了省立三中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政治宣传和讲演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把“驱吴”运动进行到底。为了把“驱吴”运动推向高潮，直至最后胜利，中共党组织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张金印出席了会议，并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继续致力于陕西的学生运动。1925年10月24日，张金印在《陕西学生》第15期上发表了《西安中学同学的觉悟》一文，深刻地揭露了西安中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个阵地，它“不许学生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麻醉主人翁的中国青年”，要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顺民”。尖锐指出：“有血性的西安中学同学”，要“认识到基督教是现在统治阶级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帝国主义侵略青年心灵的毒药”，不要上此当；强烈呼吁西安中学的学生必须“鼓起来奋斗，反抗恶势力的精神，立刻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要继续的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以达到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为止”。在此前后，张金印还在《陕西学生》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学校教育》和《学潮一束》等战斗檄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博得了陕西学生界的热烈称赞。由于他领导学生运动方面的出色才能，而被誉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三杰”之一。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后，陕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当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1925年3月20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病逝。这一消息传到陕西后，各团体纷纷函请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的领导下，通函西安各团体，发起组织西安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会，张金印与魏野畴、吕佑乾、王授金、张含辉等参加了筹备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并在4月15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久，在上海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民族义愤。西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残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张金印参与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组织西安各界通过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演讲、募捐等方式，有力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紧接着，张金印同省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又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厅长希朝俊的学生斗争，沉重打击了教育界的反动分子。实际斗争的锻炼，使张金印更加成熟。1925年冬，张金印由魏野畴和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党员。而后，他担任了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1926年3月12日，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张金印在《西安评论》第36期上发表了《孙中山与工农阶级》一文。文章首先赞颂“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实有唯物史观之根据，所以他坚决尽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特始终不懈，且晚年更为坚决”；其次分析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突出特点，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工农阶级实为各阶级的领导”，并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右派认不得工农阶级的力量”，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背离中山遗训的罪行。这篇文章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且展现了张金印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忠诚和把国民革命坚持下去的信念。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城期间，张金印同张秉仁、张含辉等，一方面，领导驱刘反围城的西安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帮助雷晋笙、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举办“暑期学校”，为党培养干部。1926年11月，冯玉祥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金印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他经常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频繁接触和交谈，深得冯、杨、李、吉、孙的敬重。不久，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张金印担任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宣传委员，以更加旺盛的革命干劲，积极地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四处奔波，勤奋工作。他曾亲自回到家乡旬邑，对旬邑党组织发展壮大，以及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旬邑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三、领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1927年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当时，共产国际派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顾问的乌斯曼诺夫向陕甘区委提出意见，建议区委应迅速撤出西安避免损失。为了应付形势的变化，陕西党组织不断举行会议，以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张金印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同年7月上旬，根据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任团省委书记，在革命危急时刻，领导了陕西团的工作。不久，他与省委组织部长李子洲一同去武汉，向汇报陕西党的工作，听取张太雷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和给陕西党的指示。回西安后，张金印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与李子洲分别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1927年11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党省委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的文件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党省委决议中“西北农民落后”的提法，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张金印说：“CP（）省委常委会这种农民理论，便是极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的机会主义两月来尚未扫除净尽，新的机会主义理论，复由CP省委常委而产生，我们对于这种机会主义之理论若不扑灭，使延长一下而达到实际中，客观上便是出卖革命”。同时，他对党省委有关一些个人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得到团省委委员的赞同。为了重新审查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和决议，正确评估陕西党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清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先后举行了省委第二、三、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激烈批评省委书记耿炳光等人，斥责耿炳光是陕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耿炳光在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辞职，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撤销耿炳光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常委仍兼任团省委书记职务，继续领导陕西团的工作。四、参与策划革命的武装暴动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屠杀的总方针，以及多项重要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与潘自力、李子洲、徐梦周、刘继增、胡宪之、亢惟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政治形势、军事工作、农民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的决议案。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应该领导工农群众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去夺取政权，造成陕西革命的割据局面。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后，张金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20号通告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基本精神，于1928年2月下旬迅速赶到旬邑，向旬邑党组织重申了省委关于“由部分的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精神，指示旬邑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造成革命在旬邑的割据局面。他在县城作了短暂停留后，又因筹措去上海出席党的“六大”的路费问题即刻回太峪张家村故里，并同张家村的党员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指示他们做好在旬邑举行暴动的准备，以便待机行动。紧接着他日夜兼程返回西安，把团省委的工作作了布置和安排之后，于2月下旬启程东行。张金印在路过渭南时，曾召集渭南党团县委的负责人肖明、何寓础、杨慰祖、张宗适等举行会议，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和革命群众的残暴行为给予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发表很有鼓动性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高涨的革命情绪。会后，他随即赶赴华县，又指示华县党团县委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基本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以迎接渭华地区革命风暴的到来。张金印离开渭华东出潼关没几天，就在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使其成为渭华革命暴动的导火索。五、陕西唯一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初步决定于1928年3月份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研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前，就接到中央的通知。所以，省委五次全会后，又于同年2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代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央文件与对陕西省委公函等，并审查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会议最后选举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张金印、潘自力、王松年被选为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8年2月下旬，张金印和潘自力、王松年离开陕西到达上海，始知中央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开会环境，并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指导，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于6月在莫斯科举行。因此，潘自力、王松年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的工作，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返陕。张金印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不久，调派他担任中东路交通员，做护送中央领导和出席“六大”代表出境的交通安全联络工作。他随同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一起到达莫斯科。由于陕西省委其他两名出席“六大”的代表，因故未能按时赶到上海并一同启程赴莫斯科。所以，张金印就作为陕西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期间，党的“六大”主席团分别成立了以瞿秋白为召集人的政治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组织委员会、以向忠发为召集人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李立三为召集人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苏维埃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军事委员会、以蔡和森为召集人的宣传委员会、以关向应为召集人的青年委员会、以周秀珠为召集人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以项英为召集人的财政审查委员会10个委员会。张金印除了军事委员会外，参加了其它9个委员会并为委员。大会开幕前，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发表看法，对中共六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张金印不仅听取了党的“六大”的各项报告，出席了9个委员会的讨论，而且根据大会主席团为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参加了政治委员会分别成立的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六大”闭幕以后，张金印还在莫斯科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成为陕西党唯一的参加少共国际中央工作的中国党员。1928年10月，张金印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受党的“六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委派，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于同年11月前往江西帮助并指导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2月5日至12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鄱阳湖中开幕，后移至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举行。张金印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出席大会指导并作了报告，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和任务。六、领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金印出席完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即刻回到上海，于1928年12月中旬随周恩来一同赶赴天津。为了解决顺直党组织内部的矛盾，周恩来在广泛了解顺直党组织情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月底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2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党参加“六大”的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党组织代表共40余人。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给顺直党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会议最后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和职工、农民、青年、济难运动等决议案，重新改组了顺直省委。新省委由韩连惠任书记，张金印任常委兼组织部长，陈潭秋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张昆弟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郝清玉任常委兼农委书记，张兆丰任军委书记，秦兰英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散乱局面，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张金印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不仅坚持经常与张昆弟、张兆丰等共同商讨如何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等相关问题，而且能够深入天津纱厂等基层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励，在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使顺直党的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5月，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党员卢福坦担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惠为候补书记。张金印继续担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职务。同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郭宗鉴、叶玉文，以及彭真、詹大权、刘秀峰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被捕。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张金印毅然组织了顺直临时省委并代理书记，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6月下旬，张金印前往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向详细汇报了顺直党遭受严重破坏，和顺直临时省委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听取了中央对顺直党的指示。尔后，张金印立即返回天津。1929年8月，为了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临时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建立了正式省委，由张金印、李子芬、吴雨铭组成常委，郝清玉、邢殿甲为候补常委，张金印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此后，省委的许多报告和给北方各地党组织的指示文件，都是由张金印亲自起草。他虽然执行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曾在天津、唐山等地组织小型罢工、“飞行集会”等超越客观实际情况的对敌斗争。但他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天津，机智沉着、坚定勇敢地领导了顺直省委的工作，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当时顺直省委许多同事的称赞。1930年2月，派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印被调往上海中央工作。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不久，派张金印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的职务，协助长江局书记项英展开工作，准备在红一军攻打武汉时，以发动总同盟罢工作内应，一举夺取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张金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坚决地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后来，长江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张金印遭到敌人的追捕。当特务闯进他的住所时，他机警果断，抛出一把钞票以转移特务视线，遂趁机从窗口跳出脱身。他虽身负重伤，但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终于逃出虎口，安全到达上海。七、反对王明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 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1930年9月，党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上海举行了六届三中全会，张金印列席了会议，并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养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金印竭力反对王明。他说：“王明这伙人没有国内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什么？加之年轻没有资格担当的领导工作，我们必须将这些人搞掉”。他与曹策、韩连惠、袁乃祥等到处活动，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不久，他们几个人从上海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并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动员北方各地党的许多负责人参加，与在上海的罗章龙等遥相呼应，起劲地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以王明为首的，在组织上犯了分裂主义错误。同年2月，张金印继罗章龙、王克全等被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党籍之后，也被开除党籍。同年4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大批员先后在天津被捕入狱。时隔不久，他们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这一年秋，又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草岚子监狱，张金印仍坚持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并同陈原道等人进行争辩。经过陈原道耐心地说服和严厉批评，张金印认识到自己参与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同闹对立的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1932年9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他以教员的身份在北平朝阳大学教书，给学生讲授政治学等课程。八、受党派遣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野心勃勃，肆无忌惮，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华东等地，以实现其最后独占中国的美梦。1932年4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告对日作战，“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年11月，受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领导的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肖明为代表，赴山西汾阳先后多次与冯玉祥交谈，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商定与冯玉祥再度合作，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933年1月，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北方特科派张金印、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直属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中央北方特科）领导，支持冯玉祥抗日。张金印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的派遣，并从此改名为张慕陶，以中共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的信赖。冯玉祥为方便与人的接触，便迁往土尔沟名叫“爱吾庐”的图书馆，并安排张慕陶住在“爱吾庐”图书馆西屋。冯玉祥认为张慕陶是个有才干的人，并且有斗争的经验，由此对他特别尊重，两人经常密谈，拟定抗日行动计划。冯玉祥对张慕陶说：“你们参加同盟军是为了抗日，千万记住要做到不露红，什么是不露红，我打个比方说，就是实行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不实行外红内不红的‘胡萝卜政策’，蒋某人对红色恨之入骨，防止以中央名义借‘剿共’来打咱们”。张慕陶听后赞同冯玉祥的意见，并联络各方进行深入商谈。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宣侠父、许权中、周益三、谢子长、阎红彦、霍世杰、杨晓初、高克林、蔡子伟、宋文梅、李锦锋、种师统、强龙光、白耀亭、陈嘉惠、张存实、王霖、赵作霖、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刘汉生、张秉仁、张公干等数以百计的员到张家口，为抗日同盟军的筹备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的推动和帮助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接着，坚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等人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取代了张慕陶领导的特委，柯庆施任书记。柯庆施在张家口开始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主张策动士兵哗变，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使得吴成方、张慕陶等党的干部无法开展工作。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家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举行了数千人的御侮救亡群众大会，张慕陶以抗日反蒋为中心内容，在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演，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了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尔后，张慕陶在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工作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不仅奔走于抗日同盟军各个高级将领之间，及时磋商有关重大问题，而且对外联系，起草文件，作报告，发表讲演等，都是他亲自去做。同时，他又利用一切间隙，经常到吉鸿昌部和许权中的第十八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员较多的部队发表演说，以促进抗日同盟军中政治工作的展开。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指出：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发出后，“由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一切均为共党政治部所制，当时，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为命是听……”。这足以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的工作，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指挥下，全军将士信心百倍，英勇善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重要县城。特别是收复多伦的战斗，同盟军经过五昼夜的血战，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的打击，使抗日同盟军声威震惊中外。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一直坚持对日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暗中勾结日寇，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对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地派遣说客，对冯玉祥进行游说，逼迫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张慕陶于1933年7月下旬离开张家口，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会议，汇报了前委的工作，申诉了前委同冯玉祥的主张，派人通过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以得到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援助，继续坚持抗战。省委原则上同意了张慕陶的意见，会后张慕陶迅速赶回张家口。当时，日寇和国民军节节逼进，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包围之势，军事封锁日益严重。8月4日，冯玉祥召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行动方针，为避免内战，冯玉祥说明自己处境困难无力领导察省抗战，表示下野，即于8月5日发出下野通电。张慕陶参加了会议，并与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坚决主张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奋斗，立即通电讨蒋。8月8日，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来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口号，决定把党影响下的军队全部撤往张北，坚持抗日斗争。8月9日，冯玉祥为形势所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张慕陶与方振武、吉鸿昌等人集议，拟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虽因方部将领阮玄武等人反对，未得结果。但方振武、吉鸿昌部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北平军分会的改编，在张慕陶等一大批员的影响下，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提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的口号，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蒋、日、伪的军事压力下，抗日同盟军方、吉部处境异常困难。为了讨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对策，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于1933年8月27日，在张北的二泉井子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张慕陶与柯庆施、许权中、宣侠父、吉鸿昌、张存实、吴化之、战韬、刘汉生、郑绍文、张韬、马少峰、周茂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半天的讨论，提出在基本原则上向南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三项决定：1.创造热察绥新苏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2.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3.整军备战，商都会师。柯庆施在会议上给张慕陶扣上“联日反蒋”的帽子。会后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慕陶和柯庆施、吉鸿昌、宣侠父、贾振中、刘振远、柳青庭七人任常务委员，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会后，部队按照前委的决策，向商都开进。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就此问题，张慕陶与柯庆施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张慕陶支持了二师党的负责人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等坚持商都会师的主张，后由于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二师又未能实现独石口会师的计划，被强行接受改编。因此，张慕陶和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被柯庆施严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33年9月上旬，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师后，同汤玉麟、刘桂堂召开了云洲会议。张慕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分析了蒋、日、伪相互勾结，企图彻底消灭抗日同盟军的狂妄野心，以及同盟军面临的形势，提出进攻平津的主张，得到方振武、吉鸿昌的赞同。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易帜为“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还决定从独石口向大水峪、密云、怀柔方向进军，限旧历八月十五日进攻北平。张慕陶积极支持了云洲会议的决定，但遭到柯庆施的坚决反对，指出这是反革命活动。9月12日，前委立即在独石口召开了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未经任何讨论，并在张慕陶等人未到会的情况下，柯庆施不顾许权中、刘少文、张公干的反对，代表前委错误地宣布停止张慕陶的工作，并开除了张慕陶及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工委书记王霖、第一团团长尹心田、第二团团长贾振中、第三团团长周茂兰五人的党籍。自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之后，张慕陶和宣侠父、许权中一直随方振武、吉鸿昌军中筹划作战。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吉鸿昌率共党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仍在抵抗的文字报道。然而，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由于势单力薄，众寡悬殊，不能抵挡数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日伪侵略军的疯狂围攻，终于1933年10月中旬彻底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屈服于蒋日伪的压力，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志士顽强不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武装镇压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九、被开除党籍后仍坚持抗日反蒋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慕陶经天津到北平，得知自己被柯庆施开除党籍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曾大骂柯庆施，气得卧床不起。但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1933年冬，张慕陶仍奔走于北平和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他在天津秘密联络宣侠父和隐居在法租界的吉鸿昌等人，曾组织“反帝大同盟”，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再次重整旗鼓，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与日蒋反动派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在北平又聚集大部分陕西同乡，组织成立了“抗日战士互助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颇能动员群众，影响很大，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尤为震惊。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抗日战士互助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部分会员被以非法抗日、赤匪嫌疑逮捕判刑，张慕陶遂由北平潜往天津。1934年4月张慕陶在天津期间多次与杜畏之、陈伯达接触交谈，受到托派理论的一定影响。但他又觉得这些人难成大器，便只身从天津乘轮船，经上海到香港和广东、广西等地，欲拉避居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重新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其活动被军统侦知后曾遭国民党通缉。加之由于这些人各有打算，未得任何成效，使张慕陶深感失望。同年秋，张慕陶返回天津不久，便奔赴山东泰山，去看望隐居在此的冯玉祥。在那里，张慕陶晤见了冯玉祥的副官、员张公干，并约他谈话。张慕陶对张公干说：“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张公干劝张慕陶说：“柯庆施开除你，不一定对，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并批评了张慕陶。张慕陶拒绝接受张公干的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后不欢而散。张慕陶辞别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济南，曾试图鼓动韩复渠进行抗日反蒋，也未能达成统一共识。至此，张慕陶的抗日反蒋活动未得成效而宣告失败。十、栖身阎锡山处的小组织活动张慕陶从济南回到天津后，他巧遇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阎锡祺，由阎锡祺介绍到山西太原阎锡山处被阎委任为高级参议。从此，张慕陶化名马云程，住在太原市东花园阎锡山的寓所里，除了读书之外，帮助阎锡山在山西搞所谓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按劳分配等。1935年，阎锡山为了培养反共专家，便授意其秘书梁化之聘请张慕陶担任他的妻弟续汝楫组织的“文山读书会”的训导工作。后张慕陶曾联络过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拟筹备成立一个“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组织，并亲自起草了《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纲领》和《公开答复斯大林派》的信等文件。但由于他与耿炳光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未达目的。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决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他起草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中共领导公开变节与无产阶级新党运动》等反共文件，为其小组织的成立作准备。接着，他在太原四处活动，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组织派员王定南给搞掉了。张慕陶在太原的小组织活动，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为了挽救张慕陶，中共北方局曾先后派刘澜涛、安子文、吴化之等做张慕陶的工作，劝他停止其小组织活动，为党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后来在太原曾多次与员周小舟接触，帮助周小舟做过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的工作。十一、西安事变前后的奔波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紧接着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显示坚决抗日，反对继续内战的意志，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张慕陶得知红军已东渡黄河到山西离石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地对妻子申云心说：“红军已到离石，我们赶快到北平去吧”！妻子申云心问他为何要去北平时，张慕陶回答说：“红军过黄河到山西，阎锡山肯定不会让步，我在这里不好表态，所以要去北平回避一下”。随即他以妻子有病，需要去北平治疗为借口，得到阎锡山的许可后离开太原。在北平期间，张慕陶除曾与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有过接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陪同妻子闲居北平，直到1936年10月返回太原。回太原不几日，张慕陶又第二次专程赴山东泰山探望冯玉祥。是年11月上旬重返太原。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作为阎锡山的代表，于1936年12月20日左右来到西安。他先后住在宋文梅、李维城处，多次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 王菊人、赵彦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谈，高度赞扬十七路军同东北军携手团结，抓获蒋介石的果敢行动，并坚决主张不能放虎归山。与此同时，他还和杨明轩、杜斌丞、张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人士友好频繁往来，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他曾先后见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张慕陶同周恩来晤面后，首先主张不要放掉蒋介石，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其次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的事宜，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他吃了闭门羹，愤愤不语，拂袖而去。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发生严重分裂。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竭力主战，以救回张学良。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也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此时，张慕陶奔走于杨虎城、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等人之间，提出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学良。他激烈批评放蒋介石的主张，“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杨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的错误政策出卖了”等。尽管如此，因有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张慕陶只能是作些宣传和鼓动而已，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左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形势，更不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37年2月中旬，张慕陶离开西安返回太原，紧接着去北平。不久，他陪同妻子申云心回到太原后，由于心情非常沉闷，便第三次赴泰山看望冯玉祥。1937年6月，杨虎城将军被迫准备出国考察，他在上海曾发电报给在太原的张慕陶，希望能在出国前见上一面。张慕陶接到杨虎城将军电报后，于6月27日偕同妻子申云心乘飞机由太原抵郑州，在郑州同由西安方面来的邓宝珊、杜斌丞等换乘飞机一并启程到达上海。当天晚上，张慕陶与杨虎城将军晤面交谈。6月28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欢送杨虎城将军大会，张慕陶和邓宝珊、杜斌丞、王炳南、韩望尘、张仲实、屈武、马文彦等数百人出席了欢送大会。而后，他曾与施存统、王炳南、张仲实等晤面，就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问题交换了看法。“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张慕陶于7月中旬迅速离沪到达南京，曾专程拜会了当时在南京已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后经王霖介绍到苏州，拜访了被软禁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的陈独秀，欲就抗战爆发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同陈独秀交换意见。但由于陈独秀当时身体多病，心情不悦，又失去自由，无心谈论政治问题。张慕陶随即折返南京，通过于右任弄了一张名片，于8月上旬回到太原。十二、竭诚为组织抗日武装而努力1937年8月，张慕陶回到太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件后，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他对日寇步步侵犯中华领土的行径万般愤怒，曾向阎锡山提议应在山西划分自治区域以便抗日，得到阎锡山的采纳。随后，阎锡山任命张慕陶为山西晋南长治行政公署专员。同年9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沿着平绥线、同蒲线，长驱直入，攻陷大同后，即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推进，企图乘势夺取太原。当时，我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在太原谈判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友军如何协助作战及区域自治等问题时，曾得知阎锡山委任张慕陶为晋南长治行署专员一事，即提出异议。因此，阎锡山收回了对张慕陶的委任，重新委徐继川为长治行署专员。张慕陶知道此事后，怒气难消，遂赶奔周恩来住处与之争吵。1937年10月，原十七路军九十六军李兴中领导的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因在山西忻口战役中英勇抗战，功绩卓著，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即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手法，下令撤销了他的旅长职务，调任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许权中在从晋北经太原时巧遇故友张慕陶，张慕陶也对许权中的到来异常高兴，他询问了许权中的情况后，劝其不要去陕西任职，留在太原一起组织武装抗日，许权中愉快地答应了张慕陶的请求。尔后，张慕陶亲自面见阎锡山，并向其介绍了许权中的军事才能，要求阎锡山成立“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阎锡山批准了张慕陶的要求，任命许权中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总指挥，张慕陶为政训主任。当时，由南京出狱来到太原的王化成也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成立后，阎锡山立即发给一大批枪支弹药。紧接着，张慕陶和许权中通过原一七七师赵和民的关系，收编了驻在太原附近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的一个炮兵营约一千人，加上在太原招集的七十多人，形成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张慕陶与许权中、王化成等计划率领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离开太原开赴晋南长治一带，准备抗日，但在部队离开太原时，原收编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炮兵营的近千人不愿离去他往。故张慕陶和许权中、王化成等仅带领七十多人到长治，又由于人少力量单薄，天气愈来愈冷，而阎锡山放弃太原逃到临汾，接济中断，给养困难。张慕陶曾派人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以期望能随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许权中离开长治回到西安，张慕陶也无可奈何，将这支抗日武装交由王化成处理善后，自己只身去冀南高树勋部再谋抗日新途。张慕陶与高树勋早于1926年在西安相识，而且后来张慕陶将其幼子过继给高树勋，关系情同手足。因此，张慕陶到高树勋部，受到热情款待和帮助。他雄心勃勃，又一次独竖一帜，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并自任总司令，化名张渊明，在当地四处奔走活动，以期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参加者寥寥无几，未成大事。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冀南地委欲通过高树勋搞一批钱和枪，得知抗日同盟军时期的活跃分子张慕陶在高部做客的消息。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员刘汉生在抗日同盟军时期与张慕陶识熟，可派刘去与张商谈，让张慕陶做高树勋的工作，以解决地方抗日武装的需求。刘汉生按照冀南地委的指示，前往高树勋部见到张慕陶，张慕陶问明刘汉生的来意后，很快地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及时地为党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十三、在临汾以“托派汉奸”莫须有罪名遭暴打捕押张慕陶被诬称为“托派汉奸”，是1936年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同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和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与嘱托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紧接着康生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篇文章，诬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还列举了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若干条，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托派汉奸。1938年1月张慕陶由高树勋派卫士护送，从冀南到山西临汾后，面见了阎锡山的秘书梁化之，叙述了他离开太原以后的情况，并得知阎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尤感高兴。梁化之随即请张慕陶去民族革命大学讲演，张慕陶欣然应允。同年2月4日，张慕陶刚跨进民大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霎时，“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等口号响彻整个校园。紧接着，民大学生在政治系副主任、中共党员陈唯实等领导下，蜂拥而上，把张慕陶团团包围。张慕陶深感震惊，遂在卫士的掩护下回到住宅。然而，广大的学生群众却穷追不舍，又把张慕陶的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将张慕陶夫妇及卫士共九人逮捕，准备押往民大关押。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曾有许多围观的群众提出“你为何当汉奸”等质问，张慕陶以“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等语作回答。学生群众仍然对其十分痛恨，一阵脚踢拳打，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被带到民大关押了起来。张慕陶被捕押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发出《临汾各界为汉奸张慕陶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民大立即派学生代表面见阎锡山，要求阎就地处决张慕陶。阎锡山为了平息广大学生群众对张慕陶的愤怒情绪，一方面答应学生群众的意见；一方面以提交法院审判为名，把张慕陶等九人引渡到临汾高等法院。后又交临汾县府管押，暂时将广大学生群众的激愤情绪稳定了下来。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 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康生还在延安举行的反托匪大会上发表讲话，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同年2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南推进。当时，临汾形势也日趋危急，阎锡山便灵机一动，派人把张慕陶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第一监狱，使张慕陶免去一死。1938年5月31日，张慕陶在西安关押期间发表《公开质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就他所坚持的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表明意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进而也为临汾事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诬称自己为“托派汉奸”鸣冤叫屈和申辩。他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他对极为不满的情绪。他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等。十四、出狱后蒋鼎文引诱其加入国民党张慕陶由临汾转押西安不久，孙蔚如三十八军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得知其被捕关押的经过，非常气愤地说：“张慕陶是什么托派汉奸，他是真心干革命嘛”！接着，李兴中和叶青、丁逢白、赵彦卿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阎锡山为张慕陶鸣不平，要求在举国统一抗战阶段，停止党派斗争，释放张慕陶等人。同时，他又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密信，并派他的一七七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赵彦卿，专程将信送往阎锡山的驻地陕西宜川的秋林，请求阎锡山释放张慕陶。再加之当时西安方面张慕陶的好友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吕协心、金鸿图、刘治洲等人，联名上书阎锡山，呼吁恳求阎释放张慕陶。由于李兴中的出面说情和西安方面的舆论，阎锡山批准同意释放张慕陶，并派朱兰生为代表前往西安迅速办理。赵彦卿带着阎锡山给李兴中的复信，直奔一七七师驻地合阳面陈李兴中，李阅信后甚喜，即派赵彦卿返回西安，约王霖、赵和民等一同前往三原东里堡，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商谈具体释放张慕陶的事宜。后赵彦卿回到西安，会同阎锡山的代表朱兰生和高等法院院长，以及西安方面的群众代表吕协心，共同商定于1938年7月15日释放了张慕陶。张慕陶出狱后，住在西安市雷神庙街的马子静家里。随后即会晤了至交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刘治洲、吕协心、王化成、胡景儒等人。吕协心等人曾问他到底是否托派，张慕陶回答说：“骂我是托派，我真冤枉，我与托派组织无任何关系”。吕协心、王化成等人劝他去陕北，向党承认过去的错误，重新革命，这是正确的道路；如不愿去陕北，那你就远走高飞，去当你的绿林英雄，以免在此招惹麻烦。张慕陶表示他必须到商州一带搞一支武装，然后接受的收编，方能取得党的信任，将功补过，否则去陕北前途不堪设想。但吕协心、王化成等人，仍极力劝说张慕陶去陕北才有出路。张慕陶最后终于接受了吕、王等人的意见，并让吕协心帮助他做准备和联络工作，决定与吕协心一同去陕北。在张慕陶和亲朋挚友商议自己未来出路问题的同时，叛徒、特务马子静得知张慕陶的动向后，便按照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旨意，严密监视张慕陶出狱后的行踪与活动，多次找张慕陶谈话，劝其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即遭到张慕陶的痛骂。接着，蒋鼎文又派人向张慕陶表示，如不愿加入国民党，写一自首书也可以，亦被张严词拒绝。尔后，张慕陶把蒋鼎文的企图给吕协心和盘托出，并说：我“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十五、拒诱惑又被蒋鼎文所逮捕蒋鼎文的引诱遭到张慕陶严词拒绝后，他即将张慕陶出狱后的活动情况，电告国民执行委员会。国民执委秘书处于1938年8月26日，复电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言称：“张慕陶自出狱后闲居西安，与丁逢白等过去有托派嫌者，过从甚密，向外倡言‘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青年之中附和者甚多”。并说：“张等之第三阵线已改组，张亦自认为小组织不讳，但谓此小组织为马列主义的，尚无正式名称，惟日来活动甚力，颇堪注意等情，除分电外特此密达，即希查照为荷”。蒋鼎文接到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电报后，心领神会，认为对张慕陶采取说服的办法难以使其就范。而张慕陶也深觉在西安再待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当他准备动身的时候，被蒋鼎文派来早就监视他行踪的特务马子静所侦知，即调特务打手将他逮捕，关押于西安新城。张慕陶被关押后，蒋鼎文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企图逐渐使张慕陶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十六、捕押后坚持抗日反蒋至死不屈1938年冬，日寇侵占风陵渡后，经常派遣飞机越过黄河进入潼关，在华阴、华县、渭南等地狂轰乱炸，也不时在西安上空投弹骚扰。张慕陶写信给蒋鼎文，请求把自己送往外县，以便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看看书或写点东西。蒋鼎文很快地批准了张慕陶的请求，遂于1939年春，将其押送至陕南的勉县，并准许就地自由活动。张慕陶到勉县后，四处活动，聚会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宣传抗日，吸引了地方上一大批著名绅士和青年学生。1939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执委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说：“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兹列要分述下：1.张犯之行动：（1）与当地有势力之绅曾子才、候剑尘、朱慎德、苏逊三等，有巴山生产合作之组织，已拟定计划，分头招股。据张称将来开采巴山矿产时，自行组织自卫队。至于曾子才在北洋军阀时，曾任旅长，候剑尘系吴光新旧部，曾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朱苏二人，已充官吏多年，在本县颇有势力。（2）张犯又与财政助理员李逢时等，拟开书店并发行刊物，正拟办中。（3）朱慎德等系哥老会中人，张犯又与朱等召集哥老会众谈话。（4）汉潓渠工人甚多，张犯时常到工人中谈话。（5）八三后方医院负责人等，过往甚密。（6）各校学生、各保甲长，与张往来者颇多。（7）张犯又带勤务兵工人，称系其血日之勤务，常随其往来各处；2.张犯之言论：（1）常谓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定有合流之一日，并对中央负责人，如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诸先生加以谩骂。（2）常谓陕西省为战区之趋势，此时值使人民武装，到成战区时，该本人必自成一军与敌作战云云。（3）县府对张犯之态度。张犯到勉县后，县府即过于放任与崇拜，延及近今，县府每有宴会，或较要之公务员来时，必有张犯出场，上级规定张每月供不得超过四十元，但实际情形，每月在数百元左右，县府上下对张犯，皆以司令呼之，及至端阳节，县府聚餐，因言语不合，张犯竞对县长、科长、民厅委员大加辱骂，县长等犹自认招待不周，请其息怒，于是张犯气焰溢盛。总之，张犯有以上种种活动”，“已为今日勉县之太上皇矣，等情据此，同特电请照，密饬该县府注意，并将张慕陶移地察看，如何并希见复为荷”。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看了国民党执委的报告后，即令省府秘书处复电陕西省党部，指出：“寄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嘱饬县注意，或移地察看，等由准此，查张慕陶寄押勉县，待遇固可从优，但绝对不许其自由活动及对外接触”。1939年7月下旬，张慕陶由于在勉县坚持抗日反蒋、组织巴山生产合作社等活动，被转押于陕南的略阳县府，行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张慕陶无所畏惧，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又同略阳县的绅士和青年学生进行接触，宣传抗日反蒋主张，联络地方人士组织略阳铁厂，拟备开采当地铁矿，发展生产，遭到略阳县长干涉。随后，国民党略阳县党部派人再次劝他加入国民党不仅未果，而且遭到张慕陶的痛骂和斥责。因此，张慕陶完全失去自由，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于1940年8月，在其妻子申云心的再三请求下，经蒋鼎文许可不得不转送至南郑就医治疗。十七、最终被蒋介石电令枪杀1940年夏，张慕陶在略阳关押期间，勉县青年学生贾璧如、沈尚文等人曾来看望他，张慕陶写了一封给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并拜托沈尚文赶赴重庆面陈冯玉祥，以期得到冯的保释。冯玉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不仅有职无权，难助张慕陶一臂之力，而且此事为蒋介石所知。同年12月8日，蒋介石企图利用张慕陶反共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即刻从重庆亲自签发了给蒋鼎文关于枪决张慕陶的电报。内容为：“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适逢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儒在西安，蒋鼎文立即召见魏席儒，当面下达蒋介石的手令，并望他速回南郑，将张慕陶秘密处决后即速报省府，以便回复蒋介石。魏席儒回到南郑，经过密谋安排，于1941年1月5日晚，派警察数人前往南郑医院张慕陶的病房，以魏专员请张谈话并隔离保护管押为名，将张慕陶带到南郑专员公署，魏席儒与张慕陶闲谈至深夜亥时（11点钟），随令警察把张慕陶带出客厅，尚未出南郑专员公署即被枪杀。1月6日，魏席儒电告蒋鼎文说：“张慕陶已于支戌以提署隔保管押为名，当于支亥遵令，在署秘密枪决，谨电报请备查”。张慕陶就这样被结束了生命，被枪杀时年仅38岁有余，也验证了他“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的人生格言。这让他同时代的人们多了一份无声地钦佩和赞叹，当然更多的还是惋惜。原文刊载于《今传媒》2021年第1期“传媒大讲坛”栏目。作者/来源：旬邑党史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编者按】“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关系上，收入上地方占据半壁江山，约为50%权重，而支出上地方占比高达85%，从中可以看出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1月27日，在2018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王振宇在主题发言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以下为王振宇的演讲实录（发表时略有删节）：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王振宇 资料图本人以前在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最近变动至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今天这个发言，基于地方视角介绍一下地方财政运行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地方财政更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关系上，收入上地方占据半壁江山，约为50%权重，而支出上地方占比高达85%，从中可以看出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梳理现有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增长100倍，而支出则增长了300倍。2017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为14.6%，按照原财政部长楼继伟设想的30%比例还有很大差距，也是今后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重点。地方财政从概念到实践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初步奠定了地方财政地位，通过地方政府间有效竞争，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半程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分税制后续改革跟进不足，致使这一改革的边际效应递减，甚至产生负激励和逆向调节。纵观近些年地方财政运行情况，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低速甚至负增长方向演进。分税制后的若干年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甚至长期徘徊在20%-30%区间，近几年逐渐演化为个位数甚至在好多地方出现了负增长现象。第二，地方财政增长质量逐年降低。用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可以衡量这一变化，2001年这一数值接近90%，而后大致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16年74%。目前看，除上海、北京、浙江这一数值质量较好之外，绝大多数地方表现得都不尽如人意，像天津、重庆、湖南等更是明显低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第三，地方财政债务化的问题比较突出。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为16.5万亿元，而一些权威机构预测的或有债务数量可观，总计起来也会是个惊人数字。第四，地方财政区域分化现象逐年显现。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财政大省作为第一集团军马太效应明显，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总和还多1万多亿元，以2017年为例广东是辽宁的5倍。第五，地方财政虚化问题不容小视。今年（编注：2017年）年初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数据挤水分事件一直持续放大，加上2016年辽宁率先披露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使得大家对地方财政数据真实性产生了疑虑。以辽宁为例，在经历了33个负增长之后财政收入才由负变正（工业增加值更是34个月），财政收入总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愿辽宁、内蒙只是个案。本人长期从事财政体制研究，1994年分税制的成功实施，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实现了单一制国家、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妥善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伟大杰作，其核心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基数+增长”等，较好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结合、较好实现了激励相容，可以说不亚于当年小平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上述问题和现象，一定层面反映了财税制度供给不到位，1994年分税制后财政“两个比重”解决，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滞后。如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改革停滞不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近几年来也出台诸多财税改革文件，但多数体现在技术、程序层面，根本性问题尚未触及甚至触及不足。为此，要在坚持分税制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期待着从中版本向高版本的重要升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财税体制改革，可以概括为1.0版的低版本(V1.0)，前后持续了14年，在体制类型上可以划分为1980年和1985年的“分灶吃饭”、1988年的“财政包干制”，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财政承包制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基础上，也使中央财政在财政分配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改革是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世界财税改革的奇迹，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财税体制改革2.0版的中版本(V2.0)，前后持续了20年，在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分权的转换过程中，具有以“拿来主义”为主的渐进式改革特征。但由于制度设计之初的某些限制，加之在20多年实践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不足，分税制体制的激励效应也在逐渐下降，有的甚至还演变为负激励。2014年以来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文本，但“财税体制改革虽有所突破，但相对滞后的状态未有根本改变，总体上属于具体方向尚待明晰的‘拖泥带水工程’”。构建“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是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核心，而在改革顺序上的“排后”，在改革职能上的“模糊”，在改革方案上的“缩水”，在改革进程上的“迟缓”等，都会制约整个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主动改革，改革主动。20多年之后，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续沿用原有的模式框架，很难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新要求，亟需新版本的财税体制设计方案，即3.0版的高版本(V3.0)。为此，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只是现有模式的简单改良，必须要有新理论、新思维、新举措、新突破，实现从以“物”(企业)为主向以“人”为核心、以“流转税”为主向“流转与所得税”并重、以中央为主向“中央与地方”同等重要的转变。高版本的财税体制设计至少要管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切实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前瞻、有效的制度供给。第二，期待着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适应转变。财政是最为稀缺的资源。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74.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量高达15.9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财政大国。特别是近些年的财政公共化、民生化运动，财政作用领域已由单纯的“体制内”(城市、国企)扩大到“体制内外”，由“小口径”供给群体拓展至“大口径”的全体公民，初步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长期以来我国财税体制配置模式，由于受传统“统治”思想和计划经济“控制”惯性的制约，大都采取以行政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方式，命令主义特色鲜明，法治民主透明程度不够，常常带来“城管式困境”，令方方面面不满意。第三，期待着从分“税”主导向“分事”为重点的根本转变。顾名思义，分“税”是分税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即按照不同税种的属性等，通过多种形式在政府间进行划分，进行政府财力资源的初次分配。但分税制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有效实现形式，则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的组合。通常，事权、财权的合理划分、转移支付制度的合理构建，以及三者间的协调配合状况，成为检验财税体制是否科学有效的重要标尺。事权划分是体制设计的逻辑起点，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则是弥补收入划分“失灵”的重要补充和作用机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调整，主要在政府间收入划分上做文章，从而提高中央财政的集中度和控制力，同时相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了现行的以分税为主导、转移支付为辅的财税体制框架。以2015年为例，中央财政收入集中度为45.5%，而支出比重为14.5%，而地方财政这一比例分别是54.5%和85.5%，收支离差高达30个百分点。这一体制模式，对中央财政而言是“大马拉小车”，对地方则是“小马拉大车”，与制度设计所追求的“事权与财权、财力”相匹配的原则，产生了较大的背离，相应也降低了分税制体制功效。针对这一问题，业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解释，就是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相对滞后性。1994年制度设计之初，就忽略了事权合理划分这一关键环节，其后零星可见的存量事权改革，也都体现出“抓好放坏”的逻辑，如上收石油公司等“好”的事项，下放高校、煤炭、地勘、有色等“坏”的事项。而新增事权，基本采取上下“共事”的形式。这一现象在2000年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生态环境等，在公共财政思想指引下，一些长期政府作用领域缺位的“事权”逐渐得以重视。这些新增事权的制度设计，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并以“上级决策，下级执行，经费分区域分级分比例分担”的原则加以维系，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同事权。这样做，表面上看较好实现了改革目标，但这种不加区别的事权划分，背离了分税制的初衷，是“条条”干预“块块”的另一种表现，较难充分体现千差万别的公共产品需求，不利于长远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及其可持续运行。第四，期待着从财政领域向综合配套改革的有效推进。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历史文化背景、政治民主进程以及国家统一等目标和依赖条件高度相关。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而长期模糊的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需要理清，政府间职能同构、“上下一般粗”的问题需要区分，政府级次与财政级次的有效衔接需要回答，价、税、财改革联动需要提速，财税体制法治化、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需要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社保体系改革需要相互衔接，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计划体制改革需要合理搭配等。所有这些，仅靠以往的财政“单边主义”方式，明显出现了“越位”的问题。为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亟须摒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思维，有效达成改革共识，务必有序均衡推进。第五，期待着从美式分税制向多国经验模式的较好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几乎全盘照搬美国的分税制模式，为短期内摈弃财政承包制弊端，迅速引入新型政府间财政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多年财税体制运行过程中，美国的分税制简单“拿来”模式在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某些效仿性改革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些矛盾问题，都责怪到分税制上，甚至出现了怀疑、诋毁甚至否定分税制的非理性倾向。除了美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分权型分税制模式外，还有法国的集权型财税体制、日本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财税体制，以及德国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德国和巴西中央对保障基层政府财政利益的“命令模式”等，都较好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为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立足中国国情省情，理性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般规则及转型国家的经验，不断推进财税体制现代化建设。第六，期待着从概念到实践的具体转换。一般而言，一项制度或改革从概念到实践，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适应、调整、修正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三年多来，从国家层面出台了十几个财税体制改革文件，明显存在着改革加快的态势。但从改革总体进展情况看，由于受改革复杂性、固化利益集团阻隔、经济上“三期叠加”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财税改革尚处于技术操作层面，个别改革仅处于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探索过程中，甚至有的改革还出现了“反复”（如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滞后”(如房产税改革)和“打折扣”(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改革局限于“财政”范畴)等情况。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下财税体制改革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诸多财税体制改革相关文件的出台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整个改革的系统平稳落地还需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从有效解决两个“一公里”的弊端出发（编注：两个“一公里”，改革的“最先一公里”是指改革的顶层设计，重点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要解决改革蓝图的质量问题。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是指改革方案的执行落地环节，也是改革的收获阶段。），谨防已出台文件“空转”，加快其有效落地实施，是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属。（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

3月7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副部长史耀斌、胡静林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提到有关财税改革进展的问题时，肖捷表示，财政部已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为分领域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了引领。3月7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副部长史耀斌、胡静林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国财政改革大致有两个重大层面。第一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关于钱的问题：收入从哪里来，支出往哪里去；第二个，也是大家很关心却不太熟悉的——政府间财力分配：中央与地方各花多少钱，又各办多少事。事实上，自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上述两项的优化调整从未间断。而今天，现代财政制度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迈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领域，呈现出许多新趋势。大国财政架构正在形成。相对于财政资金运行的轨迹，背后的运行规则及管理绩效是更深层次、也更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密切而复杂。对比来看，中央政府具有了解总体情况，平衡各方需求，掌控全局运行的优势；地方政府则体现出熟悉具体实际，服务基层民众，落实上级政策的特点。现实中，两方缺一不可，二者相得益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收入与支出体系不断优化，财政实力逐步增强，制度建设与运行管理基本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应有特征。中央与地方财政实力不断变化。1994年之前的财力分布格局是“地方多、中央寡”。1978-1994年，全部财政收入中，中央占3成，地方占7成。当时的财政统计中有一个叫“上解支出”的项目，意思是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上交收入。这反映出中央财政有困难。一些研究也指出，层级越高的政府离收入越远，自然获得的财力也越少。为此，“94财政改革”的目标之一，便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收入中的比重。因为大家发现，中央财力弱影响到了财政再分配的公平，中央没有力量去帮助财力较弱的地方或支持需要财政进入的领域。同时，因经济发达地区或生产效率较高行业负担可能更轻，中央财力弱也不利于税费负担在区域或行业间的均衡。财政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中央与地方财力分布格局迅速转换。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到约50%，向地方转移支付取代了地方上解支出，成为中国政府间财力运行的新状态。时至今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左右，而地方财政本级支出占到了80%。中国财政支出的30%是中央到地方转移以后形成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从“分钱”升级到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对于历次财政改革，2018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号。“通知”当中，有三方面的新情况，值得细细梳理：首先，花钱与办事对应起来。每次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表面上是财力分配，实际上却是支出事项的再布局。因为每一笔国家财政的支出，无论来自中央还是地方，都会对应具体的工作。这些事有的由中央直接完成，有的需要地方协同推进。从先分配财力，到先确定事权，中国财政改革全面升级。其次，以公共服务为划分基础。政府收入取之于民、用于之于民。财力分配根据公共服务种类、供给对象及受众范围来不断优化调整，已是世界趋势，也成为中国选择。这次“方案”中涉及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属于民生领域难点、各方关注热点。最后，重点解决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问题。如果说以往的改革，我们关注分税或者收入分成，那么此次“通知”所指向的支出责任，十分亮眼。具体来看改革方案，首先将部门责任进行了清晰区分，中央做什么、地方做什么。其次抓住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保证公共服务项目预算的完整、规范、合理及公开透明。再次推动信息化和大数据在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作用，整合财政投入、监督资金运行。最后强化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何代欣，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2月28日，大众日报受权发布《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文如下：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锚定“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创新实施八大发展战略，强力推进九大改革攻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经济社会经受住了空前考验，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运行逆势上扬，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人民福祉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十三五”实现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一、综合经济发展好于预期。初步核算，全省实现生产总值7312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363.8亿元，增长2.7%；第二产业增加值28612.2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增加值39153.1亿元，增长3.9%。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7.3：39.9：52.8调整为7.3：39.1：53.6。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22.7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48.0万人，困难群体再就业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0%，比上年降低0.19个百分点。物价总体涨势温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8%。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4.2%，服务项目价格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12.1%，非食品价格上涨0.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6%，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8.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9%，购进价格下降2.5%。“六稳”“六保”落实落地。部署开展“四进”攻坚行动，制定“六保三促”工作方案，密集出台助企纾困、“扩强稳”等一揽子措施，复工复产走在全国前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就业稳步好转，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年度高目标的111.5%，农民工总量恢复至上年的98.2%。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1850亿元。企业经营压力缓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6.5元，比上年下降0.4元。粮食和能源供给充足，粮食喜获丰收，比上年增长1.7%，单产创历史最高水平；煤炭产量稳定在1.1亿吨左右；供应天然气212.6亿立方米，增长13.1%；接纳省外电量1158.7亿千瓦时，增长24.0%。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30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73.2%，比上年扩大24.4个百分点。基层运转保障有力，省财政下达市县各类转移支付2914亿元；中央新增财政资金661.5亿元，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二、重点战略动能转换初见成效。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压减焦化产能729万吨，退出地炼产能1176万吨。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裕龙岛炼化一体化、世界高端铝业基地、山东重工绿色智造产业城等重大制造业项目落地实施；工业技改投资比上年增长17.6%。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30.2%，投资占比达到51.3%。新登记“四新”经济企业增长83.4%。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157家,总量达到1.46万家,增长27.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为45.1%，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十强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增加值分别增长14.5%、19.6%和9.0%，依次高于规模以上工业9.5、14.6和4.0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光电子器件、服务器、半导体分立器件、碳纤维、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8%、35.3%、15.5%、129.5%和24.9%。软件业务收入5848.5亿元，增长12.4%；软件业务出口15.8亿美元，下降1.0%。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融合集聚发展优势凸显，累计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7个，绿色发展先行区2个，农业产业强镇59个。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壮大，累计培育家庭农场8.7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3.6万个。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52万人。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60.3亿元，比上年增长22.3%。休闲农业持续升温，累计创建各类省级休闲农业示范669个，其中，新增农业示范点（村）42个、农业精品园区（农庄）45个。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改造危房3.3万户，新增清洁取暖216.4万户，完成农厕改造23.5万户。乡村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成率达99.6%，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覆盖。海洋强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培养，推动成立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一类抗肿瘤海洋新药BG136即将进入临床。建成海水淡化工程31个，日产能达35.9万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增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0处，累计达到54处，占全国的39.7%；新增省级海洋牧场示范创建项目14个。港口资源深化整合，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191万标箱，比上年增长6.0%，总量居全国第2位。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省级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07家，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创新平台132家，“透明海洋”“蓝色药库”“超高速高压水动力平台”等纳入国家重大项目。三大攻坚取得显著成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显著，年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986.2亿元，比年初减少511.8亿元；不良贷款率2.03%，比年初下降0.86个百分点。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省标以下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8654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退出。稳步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3个外迁社区整体搬迁入住，60万滩区群众安居梦想即将实现。197.9万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和3.45万即时帮扶人员全部落实医保扶贫政策。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46g/m3，比上年下降11.5%；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87，下降11.3%；重污染天数平均8.8天，减少4.4天；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69.1%，上升10.4个百分点。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73.5%，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1.5%。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加力。高速铁路建设扎实推进，在建6条高铁，潍莱高铁建成通车，高铁通车里程达到2110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强力推进，公路通车里程28.68万公里，比上年增加6489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473.4公里，新增1026公里。水运建设成绩显著，沿海港口生产型泊位607个，其中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4个，累计达到340个。能源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里程分别为3980公里、2200公里和6730公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容量4541.2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8.6%，比上年提高6.0个百分点；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居全国首位。对外开放打造新优势。《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正式发布，自贸试验区试点任务实施104项，上合示范区“四个中心”建设初见成效。高能级平台作用凸显，新增2个综合保税区，累计达13个。线上线下融合拓市场，举办“儒商青企会”“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山东与世界500强产业链高质量合作发展对话”“全省重点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等活动，签约外资项目237个，合同外资104.9亿美元。加快培育新动能，5市纳入全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3市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两院院士5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510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536人，齐鲁首席技师1805人，高技能人才330.2万人，获得“山东惠才卡”人选5952人。区域发展构建新格局。省会、胶东、鲁南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三大经济圈分别实现生产总值27466.0亿元、31113.4亿元和1451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分别增长3.8%、3.5%和3.6%，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7%、41.2%和20.1%。济青烟“三核”引领作用突出，合计实现生产总值30357.9亿元，增长4.0%；占全省GDP比重为4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三、改革与创新重点改革领域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深入实施省属企业混改三年工作计划，省属企业混改户数比例达到68.9%。省属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达44家。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山东高速与齐鲁交通实施联合重组，新组建南郊集团、人才发展集团和国欣颐养、国欣文旅、产权交易集团。275户省属“僵尸企业”全部完成处置。开发区改革全面推开，管委会内设机构平均压减58.7%，管辖面积压减48%，代管乡镇压减50.7%。农业农村改革成效明显，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流转率达到42.3%；圆满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超过99%的村（组）完成成员身份确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组建388个医共体，42个国家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县完成3个以上区域资源共享中心建设。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简政放权大力推进，下放省级行政权力事项720项（次）。政务服务全面优化，政务服务事项可网办率达90%以上，窗口平均服务时间缩减到10分钟左右。市场环境更加公平便利，不动产登记50类登记业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随时随地网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数量由112项精简为73项；税收业务75%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个体工商户办税时间压缩80%。企业活力稳步增强，年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185.8万户，比上年增长14.2%。实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增长14.4%。新登记市场主体221.4万户，增长2.1%。其中，新登记企业79.5万户，增长11.7%。质量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年末有效注册商标161.0万件，比上年末增长24.1%。其中，驰名商标796件，地理标志商标792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9118件，增长11.9%。地理标志保护产品80个，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清单产品17个。年末累计批准创建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51个。44个品牌入围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评选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288家、服务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67家。20家企业的20个产品获得“泰山品质”认证。开展重点领域标准建设，累计发布地方标准3627项，建设开展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63个和1338个。创新驱动战略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发明专利申请87330件，比上年增长25.6%；发明专利授权26745件，增长29.5%；PCT国际专利申请量3013件，增长29.4%。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24512件，增长23.4%，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量达到12.4件，比上年增加2.3件。推动技术标准创新应用，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5个。平台建设提质增速，首批5家山东省实验室启动布局，建成省级“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30家。院士工作站392家。创新创业活力激发，35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98家，新增9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企业18203家，增长91.3%。科技企业孵化器225家，其中国家级98家，省级127家。众创空间419家，其中国家级242家，省级177家。四、农业农业发展稳固增效。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9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亿元省份。粮食总产量1089.4亿斤，增加18.0亿斤，连续7年过千亿斤。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获证产品10275个，增长1.6%。林牧渔业发展平稳。林地面积356.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8.25%。活立木总蓄积量13040.5万立方米。猪牛羊禽肉产量721.8万吨，比上年增长3.3%；禽蛋产量（不含小品种）480.9万吨，增长6.8%；牛奶产量241.4万吨，增长5.9%。水产品总产量（不含远洋渔业产量）790.2万吨。其中，海水产品产量679.5万吨，淡水产品产量110.7万吨。年末专业远洋渔船546艘。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增强。开工建设45项抗旱水源工程，其中已完成11项。积极供水抗旱，累计受益农田面积超过3000万亩。启动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72项，完成投资161亿元。新增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2个。新增国家级、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44家和81家，省级以上示范场总数达528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9.0%，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1%。五、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发展稳中向好。全部工业增加值23111.0亿元，比上年增长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0%，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12.6%，高技术制造业增长9.8%。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2.4%，利润总额增长19.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8.2%，提高1.3个百分点。建筑业发展壮大。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有工作量建筑业企业8081家，比上年增加782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82家，增加28家。建筑业总产值14947.3亿元，比上年增长4.8%。六、服务业服务业支撑作用持续显现。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915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9%；占全省生产总值（GDP）比重为53.6%，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1%。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5%，营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增长0.7%。新兴行业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其中电子商务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别增长27.7%、22.7%和19.4%。旅游复苏提振有效。接待国内外游客5.7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19.7亿元，分别恢复至上年水平的61.5%和54.3%。A级旅游景区1227家，其中，5A级旅游景区13家，新获国家评定1家。星级饭店539家，旅行社2685家。旅游度假区46家，其中，国家级5家，新获评1家；省级41家。旅游新业态积极打造，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67家，省级康养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25家，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111家，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3家。威海荣成市、临沂沂南县、烟台蓬莱区、德州齐河县、济南章丘区获评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邮政电信加快发展。邮电业务总量8193.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其中，电信业务总量7200.1亿元，增长24.4%；邮政业务总量993.7亿元，增长38.4%。快递业务量41.5亿件，增长43.7%。光缆线路总长度263.1万公里，增长9.0%。年末固定电话用户1125.2万户，比上年末下降5.1%；移动电话用户10907.1万户，增长1.1%。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119.5部，比上年增加0.4部。（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445.6万户，新增259.5万户。交通运输平稳回升。铁路、公路、水路共完成旅客运量3.0亿人次，比上年下降55.9%；货运量30.9亿吨，增长1.1%。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16.9亿吨，增长4.9%。年末机动车保有量3085.6万辆，比上年末增长9.8%。其中，汽车2552.4万辆，增长8.6%；新能源机动车41.9万辆，增长22.3%。七、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总体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3.6%。三次产业投资构成为2.3∶31.3∶66.4。重点领域中，民间投资增长6.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3.9%，比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7.6%，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为51.9%。新兴产业投资加速，“四新”经济投资增长18.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51.3%，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8.1%和8.4%。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房地产开发投资9450.5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住宅投资7296.4亿元，增长9.4%。商品房施工面积79791.9万平方米，增长5.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8913.6万平方米，增长5.3%。商品房销售面积13271.7万平方米，增长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11904.7万平方米，增长4.2%。商品房销售额11065.6亿元，增长7.7%。其中，住宅销售额10109.6亿元，增长8.9%。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2533.4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4.1%。八、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加快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48.0亿元，基本恢复至上年水平。其中，餐饮收入3129.1亿元，比上年下降6.2%；商品零售26118.9亿元，增长0.8%。城镇零售额23671.8亿元，下降0.3%；乡村零售额5576.2亿元，增长1.4%。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新兴消费高速增长，智能家电和音像器材、新能源汽车比上年分别增长1.6倍和49.1%，能效等级1、2级家电商品增长80.8%。品质消费渐成趋势，限额以上体育娱乐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9.3%和13.4%。线上市场快速拓展。实现网上零售额4613.3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043.4亿元，增长17.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3.8%，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九、开放型经济对外贸易逆势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22009.4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出口13054.8亿元，增长17.3%；进口8954.6亿元，下降4.1%。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5590.7亿元，增长19.2%；纺织服装出口1867.4亿元，增长19.9%；农产品出口1257.4亿元，增长1.9%。利用外资增长迅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60家，比上年增长21.6%；实际使用外资176.5亿美元，增长20.1%。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7.8亿美元，增长11.0%；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24.4亿美元，增长26.1%。对外投资合作更加深入。实际对外投资576.3亿元,比上年增长36.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50.4亿元，下降17.9%。新签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147个，合同额640.8亿元，占全省的91.9%。“一带一路”融合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6608.2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出口3883.5亿元，增长18.2%；进口2424.7亿元，下降1.6%。实际对外投资157.1亿元，增长16.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83.9亿元，占全省的59.0%。十、财政金融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59.9亿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税收收入4757.6亿元，下降1.9%，占比为72.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231.2亿元，增长4.6%。其中，民生支出占比为79.4%。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108亿元，是上年的1.5倍，增量创历史新高。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18349.4亿元，比上年增长13.0%，比年初增加13610.5亿元。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97880.6亿元，增长13.4%，增加11555.0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29580.4亿元，增长9.6%，增加2768.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096.7亿元，增长12.2%，增加1888.3亿元，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8176.8亿元，增长40.1%，增加2345.3亿元。资本市场韧性增强。年末上市公司334家，新增29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229家，股票总市值3.5万亿元。“新三板”、齐鲁股权交易中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分别为508家、4859家和1928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707家，比上年增加120家；管理基金规模2581.7亿元，增长19.9%。保险业平稳发展。保险保费收入3482.5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929.2亿元，增长7.3%；人身险保费收入2553.3亿元，增长7.6%。承担各类风险责任金额248.2万亿元，增长31.7%。支付各类赔款与给付1036.5亿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44.1亿元，增长22.4%，为1582.2万户（次）农户提供1119.7亿元的风险保障。十一、民生保障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6元，比上年增长4.1%；人均消费支出20940元，增长2.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26元，增长3.3%；人均消费支出27291元，增长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53元，增长5.5%；人均消费支出12660元，增长2.9%。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其中城镇、农村居民分别为37.3平方米和43.4平方米。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完成投资164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新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74.6公里，设区市新增海绵城市面积200平方公里。新建改造修复城市污水管网3320.8公里，设区市建成区166条城市黑臭水体全部通过“长制久清”评估验收。累计建成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328座，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80万吨/日；建成运行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128座，新增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5万吨/日。新增城市（县城）清洁取暖面积7816.5万平方米。设区市新增城市公共停车位3.6万个。社会保障逐步健全。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含生育保险）、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3046.3万人、2323.3万人、1466.1万人和1822.1万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4590.4万人和7374.5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2981.8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42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标准由人均不低于520元提高至550元。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及开通应用定点医药机构分别为3878.1万人和4.7万家。跨省和省内异地就医联网即时结算医院3970家。失业保险金标准平均增长10.0%，1至4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平均增长3.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2.3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732元，比上年提高157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35.3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560元，比上年提高127元。养老机构2373处，养老机构床位39.2万张，比上年增加3.7万张；护理型床位17万张，建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069处、农村幸福院10026处。住房条件日趋改善。棚户区改造开工14.8万套、基本建成20.4万套，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5.1万户，筹集公租房4312套。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745个，惠及居民50.8万户，住房公积金缴存1436.9亿元。安全事故形势稳定。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上年分别下降38.0%和38.4%，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0074，十万人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40，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1.13，煤矿百万吨死亡率0.142。十二、社会事业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完成配套幼儿园整治2120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463所，新增学位30.1万个。普通中小学56人及以上大班额实现动态清零，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9.5%。新补充中小学教师4.2万人、公办幼儿园教师0.6万人，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专任教师分别为45.4万人、30.5万人和14.9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4.9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2.5万人。新设立6所高职（专科）院校，成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高校新增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13个、国家一流本科课程204门。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金牌39枚、奖牌53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全国“双第一”。文化事业产业全面繁荣。成功举办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第四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年末广播人口、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为99.45%和99.59%。城市、县城和乡镇影院580家，票房10.0亿元。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104个，艺术表演场馆93个，博物馆603个，公共图书馆154个，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157个，美术馆55个，文化站1815个。出版各类图书16182种，报纸83种，期刊杂志265种。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分别为17个和171个。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别为173项和751项。国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226处和1711处。在全国第四批博物馆定级评估中，99家博物馆成功晋级。卫生健康质量提升。年末医疗卫生机构8.5万所。其中，医院2640所，比上年末增加25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8.1万所，增加0.1万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中医药综合服务区设置率分别为91.7%和94.2%。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69元提高至74元。累计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3.1万个，签约居民3877.4万人。112个国家集采药品平均降价60%以上，39个省级集采药品平均降价67.3%；国家集采冠脉支架平均价格从1.3万元降至700元左右，5类省级集采高值医用耗材平均降价66.0%。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举办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赛事活动3364项次，参与总人数达311.6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各级各类马拉松活动44场，参与56.3万人。省、市、县、乡各级体育社会组织9566个，新增1108个；村级体育总会38678个，新增1161个。农村健身设施覆盖率超过95%。年度全国最高水平比赛获金牌54枚。灾害防御水平增强。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701次，人工作业增加降水4.97亿立方米，减少雹灾损失4.51亿元。妥善应对显著性有感地震26次。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影响，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2．全省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3．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相关数据将通过《山东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进行公布。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5．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二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7．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8．软件业务收入统计范围：一是在我国境内注册（港澳台地区除外），主要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且主营业务年收入500万元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企业；二是在我国境内注册，主营业务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且该收入占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0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三是在我国境内注册，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企业或其集成电路设计和测试的收入占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60以上，且主营业务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

在为中石油系统的一家医院工作了20年后，45岁的医生张健在今年换了“东家”。他并没有离开这家医院，只是这家医院的“大股东”已不再是中石油系统的单位。“一辈子有几个20年啊，都这个岁数了，从没想过离开中石油。”摘下“中石油职工”的标签，张健在不舍之余更多的还是期待，“我们医院地理位置好，不缺患者、不缺市场，缺的就是持续的投入和灵活的机制，这次改革恰恰能够带来这些。”旗下拥有10家三级医院、40家二级医院、50家一级医院和1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共有两万张床位和1500万人次年门诊量的中石油，目前已有4家医疗机构与地方政府达成移交协议，7家单位的89个医疗机构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合资合作。这是成千上万名“张健们”的一小步，更是中石油乃至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的一大步。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此后，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的政策频出，在2016年2月对外披露的国企“十项改革试点”中，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位列其中。从改革推进的时间表来看，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企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 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工作。在这场旨在帮助国企“卸下包袱、轻装前行”，并事关百万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进程中，1.6万个各级国企所办的社会职能机构涅槃重生或者消失，都需要更多部门层级、更多社会资本，拿出承接的勇气和方案。国企为什么要剥离办社会职能？这项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哪些难点？目前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从幼儿园到火葬场，国企办社会费用每年过千亿国企办社会职能是指国企承办了本应由社会化经营主体或公共机构承办的各种社会服务职能。主要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机构5个方面。子弟学校、职工医院……职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导致国企办社会的种类繁杂。中国石化曾对下属企业所办社会职能进行过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所涉及的社会职能，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中国石化全有。”国企办社会曾是弥补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不足的必然选择，也是很多国企职工和家属的共同记忆。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历史产物已经成为企业沉重的包袱。“在一些小区，大多数房子里住的早已不是企业职工，企业却还需对水、电等提供补贴；企业办的医院、学校，硬件条件很好，却受制于僵化管理，市场竞争力差。”张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6年7月13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视频会议上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各级国资委监管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约1.66万个，其中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管理机构约4900个，国有企业因办社会职能每年需承担费用1400多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央企层面，就有“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教育、医疗和消防市政等五类社会职能机构约8000多个，年度费用约800亿元。据介绍，800亿元的年度费用，主要指央企为了解决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每年需要从企业的盈利收入中拿出进行补贴的部分，也有很少一部分是政府对一些困难央企的财政补贴。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这家2017年11月由原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重组成立的年轻央企一“出生”就不轻松。本轮剥离工作启动前，国家能源集团年均办社会方面的费用支出达到25.8亿元，办社会机构在职职工1.3万人，60%以上的办社会机构和从业人员处在地方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的独立工矿区。启动剥离工作后，国家能源集团在多个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教育机构改革方面，累计关闭撤销4户、移交地方9户、改制或实现专业化管理6户；承担公共消防管理服务职能的市政消防机构已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完成市政设施移交66处，社区管理机构与企业完全脱钩两个；累计有1.2万退休人员实现了社会化管理；完成59户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涉及大集体职工1万余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止到2017年年底，国家能源集团“三供一业”已基本完成移交或签订分离移交协议，整体进度超过93%，仅此一项，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支出9.5亿元。国家能源集团一位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每家企业情况不同，所在地方差异较大，既要坚持总体工作原则，更要尊重客观实际。“我们的工作出发点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越早解决成本越低，代价越小，未来体现的价值越大。”正如他所言，目前已经形成共识的是：国企办社会是在特定时期很多企业苦于没有社会依托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在现阶段给企业增加了大量负担，牵扯了数额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使企业越来越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决策层已将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纳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任务统筹推进，要求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人士透露，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12个国家部委和有关部门组成了专项小组，各地区、各国有企业成立了相应工作组织机构，负责具体组织落实剥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其中，央企显然要发挥更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国资委已将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写入2018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中。按照国资委的计划，2018年要基本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努力完成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逐步在全国推开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截至2017年年底，“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移交协议的达到80%，其中达到90%以上的有16个省(区、市)、25家央企。剥离独立工矿区办社会职能是难点，也是重点独立工矿区是这场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改革中的难点，也是重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为独立工矿区普遍位置偏远，地方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交通相对不便，而从业工人数量庞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这类独立工矿区往往自成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017年4月，中国石油大庆油田、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风汽车十堰基地、河北开滦集团古冶矿区、陕西有色控股集团金堆城钼业矿区(下称“金堆城矿区”)等5个独立工矿区被列入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由国务院国资委挂牌督导。以金堆城矿区为例，这个地处秦岭深处的独立工矿区，距离最近的城区陕西渭南华州区约60公里。矿区“三供一业”自成体系，同时承担着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大量办社会职能。矿区住宅楼建造年代久远，房屋破旧，管道线路、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此外，矿区人员经费负担沉重，“三供一业”和办社会职能从业人员1340人，企业每年补贴的运行经费和人员工资达1.34亿元。改革试点以来，除消防机构继续保留、医疗机构整体移交陕西省健康医疗集团外，教育机构、社区管理、污水处理厂、液化气充装站等市政设施全部移交华州区政府，供电分别移交国家电网和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细节是，金堆城矿区各项办社会职能移交华州区政府后，地方财政压力巨大，为此，渭南市政府组织移交接收双方充分协商，对教育、公路、污水处理和社区管理等事项提出设立过渡期的办法，在财政转移支付未到位时，运营经费、人员工资由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钼集团”，为陕西有色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按照双方核定数额向华州区政府支付，期满后不再承担任何费用。除了经费，人员安置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渭南市政府提出，对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全部移交华州区政府和省健康医疗集团；对其他办社会事项从业人员以劳务派遣的方式配备上岗，人员工资按行业标准发放，差额部分由金钼集团补贴；对富余人员由金钼集团采取提前退休、离岗退养、解除劳动关系等方式进行分流，并配套制定了分流政策。可见，获得地方政府的重视并取得共识，是金堆城矿区的重要试点经验。在很多独立工矿区，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在另一个历史悠久的试点单位，因企设市、因油而兴的黑龙江大庆也是如此。国务院国资委和中石油总部领导多次到大庆油田现场“督战”，和大庆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反复沟通。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在大庆油田调研时指出，“对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应交尽交、能交则交、不交必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庆市市长石嘉兴表示，大庆把驻庆央企办社会分离移交作为事关改革、发展、职工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大事来抓，坚持既要接好事业也要做大产业，地企共同算好改革账，实现平稳过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中石油内部获悉，目前地企双方就移交事宜基本达成一致，各项方案正在稳步推进中。教育、医疗机构：市场化重组的样本数量众多的国企所办的教育医疗机构何去何从？六部委联合印发的文件对此定调称：“既要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健康产业发展，扩大教育、医疗健康服务有效供给，提升服务效率。”按照时间表的要求，2018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移交地方政府管理，是绝大部分此类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首选归宿。2018年3月，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小组副组长，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在内部培训上表示，“属于普通教育的国有企业办普通中小学、学前教育、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等，原则上要移交地方管理。对企业办职业教育、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积极沟通协商，能移交的尽可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并非“一刀切”。具体来看，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继续办好做强职业教育，确需保留的企业办职业教育要与企业主业发展密切相关、产教有机融合，还要通过集团内或跨集团资源整合，实现集中运营、专业化管理。对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要通过资产转让、无偿划转、托管等方式进行资源整合。地方国资等部门可以指定专门企业参与资源整合；中央企业参与资源整合的，要是以医药、医疗、养老等健康产业为主业或允许以健康产业为发展方向的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医院。孟建民指出，深化改革完成后，继续由国有企业办的教育医疗机构，要完善管理制度，依法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独立核算，实现专业化管理、收支平衡，建立相应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提升运营质量和服务能力。在如此时间表和路线图之下，多家央企选择联合第三方机构实施医院社会化改革，这也为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甚至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例如东风公司所属国有厂区医院规模大、布局散、负担重，很多还承担着驻地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能，在“副业”移交地方政府难以走通的情况下，从2015年开始，东风公司历经两年，于2017年初完成了十堰基地3家医院无偿划转国药集团，妥善安置在册职工1769人，成为央企医疗机构改革的先行者。这既是东风公司聚焦主业的一次“断臂”，也是国药集团参与国有企业医院改革的成功“试水”，实现了央企资源优化配置。数据佐证了这一改革的成效：改制后的东风总医院实现营业收入9.2亿元，整体减亏9600万元，扭亏幅度达80%。中石油同样引入社会资本重组改制旗下医疗机构。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中石油中心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改革前，由于本身的公益属性及体制原因，成立于1974年的中石油中心医院已经陷入连年亏损的泥潭，只能靠补贴生存。改制后，中石油中心医院举办人由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下称“管道局”)变更为宝石花医疗，并取得社会服务机构法人资格。据悉，宝石花医疗注册成立于2017年8月，注册资本为6.6亿元，股东分别为宝石花医疗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管道局。其中，管道局以医疗设备、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出资，占股38%；宝石花控股以现金出资，占股62%。其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医疗企业集团，管理团队具有多年从事国企改革、国内外投资和资本运作经验，其市场化机制较国有医疗集团和公立医院更加灵活，有助于降低医院经营成本，提升管理水平。“三供一业”谁来接？对央企而言，学校和医院这两部分实现社会化管理并无大碍，目前主要的改革重点便是“三供一业”，而在“三供一业”的移交过程中，推进市场化的国有资本重组、将非主业资产划转给主业突出的优势国有企业成为多家央企的选择。位于湖北的东风公司，2016年引入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增量投资34.3亿元(含现金24.1亿元)，占股比85%，完成旗下东风燃气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将十堰城区近20万居民及工商业用户的天然气供应业务同步移交。混改后东风燃气公司首个财年实现净利润1532万元，而该企业改制前每年亏损超过2600万元。东风公司股权拟在2020年彻底退出。而对于供水、供电与物业企业，东风公司与行业内相关国有企业一一协商，达成企业划转共识：如将东风公司电力处划转给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将东风水务公司划转给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将东风物业管理公司划转给中国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神华大雁集团也属此类改革的典型。这家企业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大雁镇，区域范围内的水源、热源、配套管网等市政设施，医院、职教中心、公交运营以及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均由企业负责。由于大雁镇区域内暂无具备条件的接收企业，在与地方政府沟通一致的基础上，引入北控集团实施跨区域接收，签订了“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协议。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都能找到除地方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接盘”，大部分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改革，由于属地化管理，还是依靠地方政府。同样以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宁夏煤业集团(下称“宁煤集团”)为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宁煤集团逐步形成了5万余户的职工家属区规模，涉及人口近20万人，家属区从业人员达2000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宁煤集团明确了区、市两级接收平台，建立了共管过渡机制，优化了项目改造与竣工审计流程，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移交过程中的管理真空和衔接不畅。此外，针对办社会职能从业人员较多，接收单位安置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整用工计划，将相关从业人员向生产后勤服务、生产辅助岗位转岗，确保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快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在交接程序上目前各地主要采取“先移交后改造”，即按政府制定的标准进行维修改造费用测算，确定交接双方的成本费用和责任，签订移交协议，成建制移交给企业所在地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和物业管理专业机构。以供电为例，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要求，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要督促指导省级电力公司加快接收工作进度，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移交企业协调配合下，力争2018年9月底前基本完成供电设施接收任务，发挥中央企业的表率作用。最后的攻坚难题：运营、维护费用从哪来？国企剥离办社会改革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又需要发挥一线的首创精神。在今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组织的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培训班上，分管这项工作的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表示，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努力破解难题。“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要支持帮助所属企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相关工作顺利进行。”以大庆油田为例，大庆市市长石嘉兴坦言，虽然地企双方已经达成初步移交意见，但还有两个事关全局的问题靠地方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一是部分维修改造费用，企办院校、幼儿教育、医疗卫生、市政设施、公共交通等办社会职能的维修改造费用，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无法落实；二是运行费用保障压力大，因历史形成的大庆财税分享机制地方留成比例偏小，加之近年持续存在的减收因素，地方财政无力承担高额且今后不断增长的运行费用。”大庆油田的“娘家”中石油总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合理控制维修改造标准和户均费用水平，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继续执行总部预拨维修改造资金政策，即“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批准立项之后，总部即可拨付80%维修改造费用，保证维修改造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不影响维修改造和分离移交进程。“娘家”可以解决修缮问题，但显然没法包办到底，否则改革便失去了意义。石嘉兴在今年全国两会时建议，从国家层面解决大庆油田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后的运行费用问题，以2016年大庆油田办社会职能补贴额14.36亿元为基数，由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大庆市政府，并按每年7.6%的增幅执行动态增长的补助机制，适度调整税收分享比例，用于保障移交后产生的增量支出。大庆油田的例子只是复杂艰巨的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目前还面临着社会依托差、富余人员安置困难、配套政策有待完善、思想认识还不到位等四大共性难题。”李锦解释说，“石油矿区多分布在东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处偏僻，缺乏社会依托，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收方；富余人员安置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转岗安置的人员多、安置渠道少、安置难度大；矿区收费制度改革不到位，住房公共维修基金缺口大，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分离移交工作；一些职工群众担心分离移交后服务质量下降、自身利益受损，少数企业领导干部求稳怕乱，思想上有顾虑。”“人”和“钱”仍是这项改革继续深入必须直面的问题。据国家能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通过内部退养、转岗等多种渠道再安置不少于5000名从业职工，此外计划安排资金37亿元保障分离移交资金需求。而在孟建民看来，目前还有少数企业谈办社会负担重时声音大，在剥离时畏缩不前，不敢动真碰硬。“这些问题，今年我们必须着力加以解决。”此外，地方政府在这场改革中的热情和智慧至关重要。李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地方政府存在“好的要，负担重的不想要”的踢皮球现象，还需要地企共商共谋，合力推进。“地方部门对于当地共性问题，要加强组织协调，深入研究，抓紧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对涉及全国政策性的问题要及时向中央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反映。”孟建民说。推进国企办社会改革政策一览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外发布，提出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5年1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启动剥离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试点。2016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开启国企“十项改革试点”，“关于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排在第十位。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发布。2016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2017年6月，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国有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提出，将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国有企业管理的市政设施、职工家属区的社区管理等职能移交地方政府负责，2017年底前完成。2017年7月，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企业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2018年2月，《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坚决打好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攻坚战，确保按期保质完成目标任务。国企剥离办社会案例一：中石油的大象转身改革之前，中石油旗下有“三供一业”130多万户、医疗卫生机构306个、高校和职业院校12所、幼儿园341所、市政道路886公里、公共汽车722辆、居委会390个、离退休管理机构362个、厂办大集体改制企业436家、承担公共消防职能的消防队(站)6个。据中石油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设施和机构点多、线长、面广，不仅给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不利于主营业务轻装上阵、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亟须剥离移交和重组改制。”改革从集团总部自上而下进行。中石油在总部层面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在相关省市设立区域性协调机构；在每家企业明确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总部将该项工作完成情况与各相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经营业绩考核挂钩，并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定期一对一听取各单位进展情况。压力层层传导之下，中石油目前“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总体完成率达到82%。截至2017年年底，完成供暖113.1万户、供水103.5万户、供电103.7万户、供气73.7万户、物业130.1万户。推进医院社会化改革以来，中石油提出了“全面推动一批、努力完成一批、扫尾清理一批、深化提高一批”的工作计划，目前中石油累计有4个医疗机构与地方政府达成移交协议，7家单位的89个医疗机构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合资合作。办教育方面，中石油累计有213所幼儿园引入社会优质幼教资源进驻办园，长庆油田、西南油气田、华北油田等企业托幼机构全部实现社会化；高校、职业教育机构社会化改革正在抓紧推进移交、关闭、转型和改制工作。此外，由于矿区员工占整个集团用工总量的十分之一，人的去向便成为焦点。中石油官网表示，采取以自愿为原则将在岗人员随业务和资产一并划转；划转有困难的，以劳务输出方式安排员工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确实不能划转或输出劳务的人员，在集团公司内部分流调剂。针对物业分离移交难度大、进展慢、员工安置比较难等矛盾问题，中石油从总部层面研究并提出矿区物业跨区域分离移交方案，邀请北京建工等5家国有专业公司参与中石油下属企事业单位物业分离移交。截至2017年底，中石油共有34家下属企事业单位依托跨区域移交平台，顺利签订物业分离移交框架协议。对中石油而言，随着改革进入中后期，由于总量大、门类多，后续任务依然非常繁重。相关负责人坦言：一是“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还有约40%没有签订正式分离移交协议；二是市政设施分离移交进展缓慢，部分地方政府接收积极性不高；三是大庆油田剥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推进还有很大难度；四是医疗托幼改革还有一些待解决的矛盾问题等，按期完成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中石油系统某基层物业公司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自己对社会化带来的变动也曾有不安，毕竟涉及到人事关系变动和职业生涯规划。但他坦言，改革对自己不会带来大的落差。“我们的待遇相比地方企业已没有优势，即便离开石油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国企剥离办社会案例二：从东风汽车看厂办大集体如何混改总部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1969年诞生于湖北省十堰市，是典型的“三线”企业。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沿革，所在城市依托功能薄弱，涉及面广、人员多，再就业渠道有限……对志在建设世界一流车企的东风而言，即便在世界500强中位列第81位，旗下品牌家喻户晓，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依然是其面临的艰巨任务。东风目前承担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管理、退休人员管理、职业学校、医院、社区管理等庞杂的社会职能。其中仅社保与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基金管理专兼职工作人员就达382人。公司服务离退休职工、家属工共6.3万人(湖北省内5.7万人)，专兼职工作人员303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状况也十分复杂，涉及9万多户职工，每年补贴费用3亿多元。由于地方市政建设滞后，东风十堰基地、襄阳基地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由公司电网企业、自备水厂和房地产企业提供服务。涉及“三供一业”企业8家，净资产约11.7亿元，在册人员3510人，离退休人员2595人。东风管理层从顶层设计开始，制定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总体方案》，将其作为“十三五”战略课题的专项任务，明确具体问题、改革项目、牵头单位与完成时限，并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重点项目纳入相关单位负责人绩效考核，增加权重，落实奖惩。在“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上，东风鉴于十堰、襄阳基地“三供一业”的特殊性及地方政府接收存在的现实困难，根据企业各自特点选择合作伙伴。如前文所述，相关企业均已移交市场化、专业化机构运营，而不是将矛盾和问题直接交给地方政府，实现了政府、接收企业、“三供一业”企业及职工、业主等多方共赢。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是东风此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也为中国大量的此类机构转型提供了经验。厂办大集体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安置返城知识青年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子女就业，由国有企业批准并资助，成立了大批依附于主体企业的附属厂，这就是厂办大集体。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企业产权不清、机制不活、人员富余、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大量企业停产、职工失业，在此轮国企改革中被视作急需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据孟建民透露，全国厂办大集体改革涉及企业2.2万户，分布在30个省(区、市)，大集体职工总数364万人，其中在职职工254万人，退休人员110万人。东风公司便是这一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缩影，以东风公司厂办大集体的集中管理机构东风(十堰)实业有限公司为例，其所属企业45家，在册在岗职工6687人，已内退与提前休养人员1800人，退休人员10288人。改制涉及企业户数多、人员多、资产总量大，情况十分复杂。2017年初，东风公司决定由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担任东风实业有限公司改制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集团相关领导任副组长，成立综合协调、人事保险、财务审计、宣传稳定、业务规划等工作组。2017年8月，东风实业有限公司改制方案经公司批准，职工安置方案经职代会高票通过；9月，通过进场交易，将85%股权转让给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平台；11月底完成改制企业工商变更；12月底完成东风实业有限公司改制新立及新公司事业计划发布。原企业近两万名在岗、内退及退休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至此，东风公司厂办大集体企业改制主体工作已经完成。新公司加速经营机制转换，对事业计划、组织机构、干部队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职能部门减幅40%、部门负责人减幅60%；推行事业合伙人+职业经理人制度，选聘31名职业经理人，签订《职业经理人聘用合同》和《职业经理人年度绩效合约》，子公司正职总量减幅22.7%，副职总量减幅64.4%，干部职数减少37.9%。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推进大集体改革过程中，东风公司主要领导竺延风、李绍烛坐阵一线，广泛听取改制单位干部员工意见，消除顾虑，统一思想，最终职工安置方案经职代会高票通过；东风党委今年开展了“大走访、大调研”老同志访谈活动，分层次召开137场座谈会、访谈了超过6000名老同志，梳理问题清单45项，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宣传和方案解释；深化政企联合工作机制，加大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方案沟通与协商力度。在东风方面看来，2018年下半年改革任务依然繁重，还有不少现行政策难以涵盖的难题。“我们将建立容错机制，为改革者鼓劲撑腰，为决战提供思想基础、动力机制和组织保障。”东风有关负责人说。来源：中国经济周刊